故事发生于悉尼机场。 他问：“去Burwood该怎么走”…… 刚下飞机的小伙就这么被坑了，而且还不是一个高级的坑。 上半场的“笑侃”部分不给大家剧透那么多哈。 欢迎点击收听：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主播：高峰，胡椒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英国财相亨特(Jeremy Hunt)将在11月22日的秋季声明中再次承诺紧缩支出计画，该声明规划了他到2029年的做法。 据《每日电讯报》报导，亨特将在秋季声明中宣布，每年公共服务支出仅比通货膨胀高出1%，远低于本届议会当前3%的水平，这被认为是对工党的新挑战。 这意味著，法院、监狱和地方成人社保部门支出将在未来几年面临实际削减。亨特和其他部长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向工党提出挑战，要求其支持紧缩计画,或明确给出他们希望的增幅比例。 对于后者，保守党将声称工党正在准备一个“秘密税收重磅炸弹”，因为额外支出将由增税来实现。 熟悉这一想法的人士指出，亨特在上个月举行的保守党大会上表示：“我们将永远保护公共服务，但也要诚实面对为公共服务支付的税款。在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大流行和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之后，现在政府的税收水平太高了。” 他后来补充道：“我们需要一个更有生产力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开支更膨大的国家”，以此公开暗示反对大幅增加公共支出。 唐宁街内部人士警告称，不要指望在秋季声明中会公布任何重大减税措施。尽管通涨率预计今年将减半，这是苏纳克(Rishi Sunak)任内的五个优先事项之一，而且金融市场也趋于平静，但财政大臣仍将致力于严格控制公共支出。 最近几周，人们一直在讨论是否会出现更低的支出增幅，虽然最新的经济数据表明没有必要这样做，但财政部并未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取决于未来几周公布的最新数据是否急剧恶化。 亨特预计将宣布，从2025年到2029年，每年公共支出增长仅高于通胀率1%，这并不是削减支出，但增幅将比以往小得多。 2018年至2024年，即在约翰逊（Boris Johnson）第一个完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共支出每年平均以高于通胀率3%的速度增长。 这是根据财政研究所（IFS）最近的一项分析得出的结论。在新工党（New Labour）执政时期，这一数字为4.1%，但在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和随后的几年里，这一数字为-0.9%。 未受保护部门面临支出削减 考虑到某些领域的支出增长远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公共支出增长高于通胀1%，某些部门的支出也会被削减。根据IFS的估计，在亨特的紧缩支出下，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预算仍会以每年3.6%的幅度增长，国防支出也会每年增长2.1%。这意味著必须在其它部门节省开支，IFS估计未受保护的部门每年将面临-1.5%左右的支出削减。 这包括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的部门（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全国大部分成人的社会医疗服务）以及法院和监狱。IFS上个月在其“绿皮书”中警告称，亨特的紧缩支出计画“极具挑战性”。 财政部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BBC面临高达17亿英镑的养老金缺口被披露，公共部门的养老金的慷慨程度引发公众围观。 据《每日电讯报》看到的文件，由于向顶级明星和高管提供豪华的养老金方案，BBC的退休金计画需要额外的17亿英镑来补足，才能确保满足对退休员工的支付义务。 过去的二十年中，BBC因支付给明星和高管的薪酬超高而饱受争议，现在这些高薪人员正在领取高额的养老金。 BBC高层警告称，这个17亿英镑的养老金缺口已经超过了BBC One和BBC Two去年的内容制作成本，平摊到每个电视执照用户身上，可能就是额外的70英镑。BBC已经尝试通过法律途径来减轻养老金负担，但英国最高法院没有同意它的请求。 1996年之前加入BBC的员工，他们的退休金计画允许60岁退休，领取最后工资的⅔ 作为退休金，并且退休金会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但增幅最高不会超过每年10%。目前，大约有7000名员工在这中养老金计画中，BBC需为这些员工养老金缴纳的金额，相当于其工资的42%。2010年后加入的新员工，养老金的缴纳比例大幅降低，只有7%至8%。 BBC过去的养老金计画，自2010年起已不再接纳新成员，但成本居高不下，这些人的退休金，占用了BBC退休金中的80%以上，员工人数只有不到40%。 保守党议员雅各布．里斯-莫格指出，高额的养老金成本在整个公共部门都相当普遍，养老金缴款可以高达30%，与私营部门的雇主典型缴款率3%形成鲜明对比。 撒切尔夫人政策单位的前负责人约翰．雷德伍德爵士表示，随著迪士尼、Netflix和亚马逊等竞争对手的增长，BBC的养老金需要一次彻底的改革。 尽管英国整体的工资增长势头似乎在放缓，公共部门的退休金支付却持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9月份的通胀率保持在6.7%，预示著明年春季，大约五百万已退休的公共部门员工将享有6.7%的退休金涨幅。可是财政责任办公室的数据表明，私营部门员工的工资，明年平均的预期增长率仅为1.9%。 前养老金部长Baroness Altmann指出，英国的公务员退休金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最慷慨和最稳定的，即使英国国家退休金的“三重保障”也不能与之相比。 2007年7月以前加入的公务员，退休金和退休前的最高工资挂钩，这意味著几乎所有1985年之前出生，毕业后就进入公共部门工作的，都有权享有此类退休金。因为这类退休金的维持成本过高，在私营部门早已不存在了。 2007年7月，政府部门停止提供这种退休金计画，并且从2012年开始，距离退休尚有十年的员工，也被转移到了新的计画中。 目前，有关公共部门退休金改革的讨论日益增多。一个年收入35,000英镑的教师，英国财政部需额外支付11,600英镑作为退休金缴费。但有的教师可能更希望把工资增加到46,600英镑，自主安排退休金。专家们认为这样的模式可能会更加灵活且高效。
海外工人和学生的英国签证预约被非法中介以数百英镑的价格出售。 来自《观察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南亚一些国家的中介机构对英国生物识别签证预约收取高达800英镑的费用，这类广告在Facebook和Telegram等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 由于国际学生和医护人员签证申请人数的增加，一些海外领事服务出现积压，非法中介乘机打出以“合理价格”提供预约服务，无需预付款等广告大肆敛财。 任何计画在英国停留超过六个月的人以及来自某些国家的短期访客都必须在本国亲自预约面签，并提供指纹和照片等个人信息。 预约通常是免费的，优先服务费用在30至85英镑之间，但在南亚一些地区很难通过VFS Global（内政部授权处理签证申请的外包公司）获得预约名额。 据了解，巴基斯坦的问题最为严重，去年该国中介滥用预约系统的情况大幅增加。在通过官方渠道难以获得预约的情况下，申请者别无选择，只能付钱给中介。 一名从巴基斯坦申请学生签证的阿富汗国民表示，他多次在预约门户网站上查询九月份的名额，但一无所获，而中介则以25万巴基斯坦卢比（约合735英镑）的价格提供1至3天不等的预约名额。 另一位申请者是来自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学生，经纪人以19万巴基斯坦卢比（约560英镑）的报价为其提供伊斯兰堡的紧急预约。在开车六个小时到达指定的VFS Global中心后，她发现预约并不存在。 后来她向另一位经纪人支付了40,000巴基斯坦卢比（约120英镑），虽然八天后终于获得预约，但这次延误让她错过了飞往英国的航班，不得不推迟大学报到时程。 她说，在巴基斯坦，几乎每一位教育顾问都是“预约代理”，你到任何一家VFS中心，都会有很多人过来问你：“需要预约玛？” 来自伯明翰移民机构Fast Track Global Consultants的拉齐克(Inam Raziq)表示，由于在线预约问题，人们不得不付费给“不靠谱的中介”，迫在眉睫的大学注册截止日期常常令学生们“感到特别绝望”。 人权与商业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移民工项目南亚协调员兰詹（Rakesh Ranjan）表示，预约服务在整个南亚都是个大生意，中介向准备前往美国、加拿大、欧盟以及英国的打工者兜售VFS Global预约服务，而后者往往不知道自己可能支付了不必要的费用。 VFS Global为包括英国在内的70个政府提供领事服务，该公司表示：“免费预约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随机发布的，南亚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出现这类问题，但巴基斯坦是个例外。 “客户应只通过公司官网进行预约，我们正在努力打击收取溢价或通过出售虚假名额牟利的中间商。” 预约名额通常“只在线一分钟，然后就消失了”。批评者呼吁该公司和内政部简化预约流程，例如，直接向申请人分配预约或在每天的特定时间分配预约。 一位申请人把在VFS Global官网上拿到免费预约描述为“就像中了彩票”，并表示你必须在晚上的不同时间多次查看网站。 内政部表示，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解决南亚“未经授权的代理人滥用签证预约流程”问题。 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将继续与提供商合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欺诈行为，并确保为真正的签证申请者提供预约。”
从一些可观察的现象来看，李克强的猝死让中国官方非常紧张，李克强安徽家乡以及他曾经工作的河南等地民众对他的鲜花悼念是否会蔓延到其他地方，成为六四后的又一次民潮，是官方最担心的事情。 极权政体脆弱，风险处置失败 极权政体本质上是脆弱的，根源在于，它垄断了国家的大小事情，从而所有事情的风险也就要它去承接，没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可为它分担风险。另一方面，极权政体的决策机制是单一的，只听命于最高领导者一人，所有的重大决策和政策都出自最高领导人，国家的官员习惯于把大小事情都往上推，听上级长官的指示再来处理，这一来一往的反馈，很可能耽误事情的最佳处理时间。尽管在电子信息时代，比过去的书信时代，能够大大缩短信息传输的时间，然而，这个反馈的机理是一样的，对事情性质和风险的判断不会因为信息传送速度的加快而有很大改正。这使得官方对事情风险的控制可能会比以前做得好一点，但不能完全克服极权政体管控风险的内在缺陷。 尤其要指出，极权政体对超出它预料之外事件的风险处置往往是失败的。它也许能够很好处理日常管理，或者在已经做好的预案中出现的风险，但是如果某个事情的发生超出它的预案，或者即便有预案，然而认为它发生的概率很低，没有认真对待，此时它的反应机制容易失灵，不能在第一时间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对事情风险的外溢要么没有重视，要么过度重视，导致处置起来过度反应，都会催生和加大风险。而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无论在高层政治，还在底层民间，看似小概率的超出当局预案的事件，都是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只不过具体在哪个时段不好预测。 二十大至今，意外事件频传 去年中共二十大到现在，此类未曾预料的意外事情就出了好几起。首先是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架离的一幕，绝对超出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事情发生在习近平身边，胡紧挨习而坐，它没有一般的意外事件发生后往上报的时滞，习就在现场，可以就地决策。但是，这起事件因为二十大的全球直播效应，又放大了它的风险，让全球舆论在第一时间看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 二十大后不久，多个城市的青年对清零政策的公开抗议，是第二起意外事件。三年疫情的严厉封控，让全国人民对习近平非常不满，当局其实预见到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不会料到是由上海青年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所引发。而公开反抗一出现，马上在全国20多个城市得到响应。这次“白纸运动”的诉求很直接，要求废除清零，回归正常，当局的处理算是回应了民意，随后宣布清零结束，没有激化矛盾，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二十大选出了习近平的管治团队，习将他的亲信都安排在关键职位，霸占了要害部门。虽然社会对此高度不满，然而一般认为，既然是他的亲信，这个团队也就相对比较稳定，不会出现之前高层政治不同派系间的权力斗争。可是，外界万料不到，仅仅半年，外长和防长这两个重要的职位前后出问题，秦刚和李尚福被罢免职务和国务委员。军中还出现火箭军领导集体的贪腐案件。这两起事件的出现，让人们质疑习的识人不明，虽然不会对他的权力产生直接冲击，可也重创他作为独裁者的威信，由官媒塑造的伟光正形象一下就坍塌了。 李克强猝死，中共措手不及 现在，李克强之死是二十大后出现的第五起意外事件。和胡锦涛被架离会场一样，李的去世也是人们绝没预料到的。从当局先发去世消息隔了几个小时后再发讣告来看，李猝死同样让官方措手不及。显然，讣告是临时起草的。当局对高龄的前领导人，早就写好了讣告，只等哪天去世拿出来用就可以。但李今年刚退，68岁，以当今领导人的普遍高龄，离去世早着呢，当局不会这么早就为他准备好讣告，只能临时起草，在秘书们写好讣告后，还要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审查，看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最后习拍板定案。这个过程要花几小时。 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的极度不透明，李克强的猝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猜想，流行着一些阴谋论的说法。人们认为李死得憋屈。他满腹才学，清正廉洁，同情百姓，为民着想，如果中国在他领导下，或者，习近平能够让他有一个发挥才能，治理经济的空间，中国现在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一个博士，要听从一个小学生的指挥，处处时时被后者压制着，小心谨慎行事，生怕踩雷区，郁闷可想而知。这是民众对李习关系和李克强之死的直观认识和朴素想法，它反映了他们的爱憎。他们用鲜花来表达对他的悼念，这种悼念同时也就指向习近平，是对习的控诉，不是习对李克强的排挤和打压，李不会抑郁而得心脏病猝死；不是习容不下异己，贪婪占有权力，蛮横拒绝改革开放，按照一套错误的理念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人民的日子会比现在过得舒心得多。 在大众尤其社会和党内的精英看来，李克强是那个他们曾经寄托希望改变中国当下死气沉沉局面的最佳人选。他们明白，要促使中共变革，乃至推翻习近平的统治，还是要从中共内部寻找，依托党内的改革力量，而李的市场理念和对普世价值的接纳和对现代文明的拥抱，让精英认为他是那个最佳接替习的人选。现在，这个最佳人选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一些人直接说这是习的阴谋，另一些人虽然不认同这里存在阴谋论，但李的死也让他们从中共党内寻求健康力量改变现状的想法破灭。这都导致舆论和人心对习更不利，精英更不可能和习合作。 悼念公开对习不满，构成对习政治风险 冷静观察，民众由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为局部社会风潮的可能性不大，然而，悼念所表达的几乎公开的对习的不满，势必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它已经构成了对习的潜在政治风险。 二十大后出现的这几起事件，鲜明体现了极权政体的风险无时不在。其实，作为历史上少有的独裁者，习近平也警觉到了这点，所以才多次在全党强调，党员干部要居安思危，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可尽管习有这种警觉，极权政治的历史一再表明，独裁者的大权独揽并不能为他带来政治稳定，相反会加剧社会特别是高层政治的不稳。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在习的统治下会有什么样的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发生，但这样的意外事件一定会在某个时点发生。这点是确定不疑的。另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总有某个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是当局处理不力的，导致风险向党内和社会扩散。鉴于当前人心和党心的不稳，为凝聚官员对习的忠诚，不排除明年习会重新将反腐引向政治局，在高层制造政治不安的氛围，如果这样，将加剧他和他的亲信之间的信任裂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以哈战争后，中共把自己塑造成是一个“公道调停人”的角色，但是同时中国官媒发布反犹言论。近期，有关“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政治”的说法又在中国言论市场兴起。分析人士说，这种说法其实源自中东地区，是中国抄袭而来；也有人说，这是中共在对待以色列和犹太问题“双轨制”的一种“战略诈欺”。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基于一种想像，并非就是现实。 11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在巴以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主张保护平民、停火止战，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两国方案”，落实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稳定。 就在中国政府以“公道调停人”的姿态敦促以巴尽快恢复和谈之际，受到中国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官媒与互联网却广泛发布各种反犹言论。中国官媒一向被视为传达中国政府意志的宣传工具，这也削弱了中国政府在以哈冲突中试图保持中立的努力。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0月时发布了一档《美国选战当中的以色列因素》节目片段，表示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3%，却控制着70%的美国财富，并说犹太人通过钞票和选票影响美国政府，也是美国两党竞相讨好的“香饽饽”。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获得近一亿次的浏览量。 旅美时评人唐靖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被中国政府操纵的媒体和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就是犹太裔美国人透过掌控美国的经济命脉，利用大量的财富和资源，通过捐赠、游说、媒体等方式影响美国的政治决策和舆论导向；以及犹太人在美国的国会、政府及司法系统的政治精英中占有很大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或维护犹太人的利益和诉求；另还包括犹太人控制了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许多影视公司、报刊杂志、出版社等，垄断了美国的文化产业，以此来创作和传播犹太文化和价值观等等。 说法夸大、扭曲 他说，正是这一类的宣传构成了“犹太人控制美国政治”的基础，但这些宣传明显夸大、扭曲了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唐靖远表示，首先，犹太人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派别、政治倾向、社会背景等，他们之间本身也存在着分歧和冲突，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一致或协调。 其次，美国政治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由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司法系统、选举制度、政党体系、民间组织等多个层次和部门组成，相互间有着不同的权力和责任，相互制衡和协调，不可能被任何一个群体或利益集团完全控制或主导。 此外，犹太人在美国只占总人口的2.3%，是一个少数族裔，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受制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多元化社会，而其他族裔和群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并不弱。这次以哈战争中，美国社会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浪远大于支持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宏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说犹太人“控制”美国政治有点偏颇，因为每一个利益团体在美国都有影响美国政府的途径，不是只有犹太人，中国人、华裔也有很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重点不是有哪一个团体足以控制美国政治，而是一个民主国家本来就能容纳各方不同的声音。在民主体制里，不管是主流的声音还是非主流的声音，是多数的声音还是少数的声音，都可以透过人民在国会里面的代表去影响政府。 民主包容多元声音 王宏仁表示，中国这些反犹言论无法凸显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是完全受到犹太人或是华尔街的指挥和影响，否则，美国总统拜登大可不必表态支持在以哈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巴勒斯坦分别建国的“两国方案”。 王宏仁认为，中国官方的宣传立场比较像是策略性的使用，因为中国在中东建交的国家比美国多，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也比美国大一点。他说：“我觉得他当然会利用这种说法，趁这个时间点，去加深这一些反美势力，增加它们的力道 。” 唐靖远表示，中共宣扬这种“犹太人控制美国政治”的观念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共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官方声调一直奉行一种核心叙事，就是将巴勒斯坦定义为受害者，将以色列定义为侵略者，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化为“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而将以色列和支持它的美国定义为“垄断帝国主义的霸权”，这是为什么中共从毛时代起就一直将美国称为“大霸”而将以色列称为“小霸”的由来，也是中共政府的反犹立场和中国民众在以巴冲突中，普遍一面倒地支持巴勒斯坦的根源。 双轨制模式 他表示，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由于中共出于自己生存需要和“善于斗争”的需要，主动和美国缓和关系并走向正常化，导致中共在对待以色列和犹太人问题上调整了策略，改用了“双轨制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和中共对付美国很相似，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欺诈”，用表面的友好获取美国和以色列的各种支持为己所用，但骨子里的反美、反以立场始终未变。 唐靖远说：“在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始终是把以色列视为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代理人，所以反犹、反以是它的本质，其实是反美。” 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侍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不同看法。他表示，中国政府的反犹论调其实并非源自中国，而是来自中东地区的民间讨论，并且由来已久，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中东的说法是犹太人在世界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金融体系与重要的跨国媒体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产业，并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犹太人发动的。 他表示，到911事件发生之后，伊斯兰国兴起后又有类似的说法出现，说世界其实有三层威胁，第一层是来自于全世界的犹太人；第二层是被犹太人控制的美国；第三层是受犹太人和美国共同压迫而造成反抗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侍建宇说，所以中国其实是抄袭了一些中东地区的说法，然后编造出美国是以色列代言人、是犹太人代言人的论调。 本质反美 他说：“中国官方这样的说法是他们企图想要插足中东区域国际政治的运作，所以他必须要把美国、他的对手给丑化，然后进行这样的论述。” 事实上，2021年中国环球电视网一档“美国何以充当以色列外交盾牌”的节目，就曾因涉及反犹言论而被以色列驻华大使馆郑重反击说：“我们对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公然表达反犹太主义感到震惊，我们曾希望‘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时代已经过去。不幸的是，反犹太主义再次露出丑陋的面目。” 如今，两年多后，这番反犹言论再次因为以哈冲突而起。侍建宇说，很多的仇恨是来自于误会与错误的刻板印象和认知，不见得是真的仇恨。他说，实际上，中国本身并不存在反犹太主义历史，而这些反犹言论也跟现实不同。 他表示，在二战时期，中国还曾帮助过犹太人，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时至今日，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就是当年逃到上海的犹太人的聚会场所，足证当时中国政府对犹太人的友好行为。 意图领导全球新秩序？ 但无论中国官方的反犹言论从何而来，分析人士一致认为，这都是中共为了要达到插足中东国际政治，最终实现领导全球新秩序的策略性手段。 旅美时评人唐靖远说，中共官方不是容忍或放任民间反犹言论，而是官方长期操纵、引导，再加上民众被洗脑培育而得到的结果。他说，中共这么做有几个目的，首先，中共从建政起就一直贯彻一个基本的国家战略，靠着联合第三世界力量来夺取全球领导权，实现一个国际版本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效战略，所以中共在中东问题上自始至终都支持反美、反以的阿拉伯国家，并刻意发展、培育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伊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次，中共想要争夺中东地区的主导权，重塑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并意图推动多个中东石油大国实现人民币结算，从经济层面削弱“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 他说，但中共插手中东事务的根本目的是将其作为与美国进行全球范围大国竞争的一部分来看待，这跟中共支持普京发起侵乌战争，是为了削弱、瓦解北约及美国的盟友体系，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海等处进行军事扩张，是为了削弱、动摇美国的印太战略支柱，是一样的道理。 唐靖远说：“就是他先挑起不同地区战乱和纷争，然后趁乱夺取主导权，改写‘旧秩序’，这个就是习近平所说的那个所谓‘百年大变局’的轮廓和一个框架，他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共领导全球新秩序’。”
中国房地产业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在持续发展。这一危机最明显的症状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恒大资不抵债，欠债近2.5万亿元人民币。许多论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说了这种巨额债务给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带来威胁。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五年一度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推迟一年多之后在10月底召开，部分原因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房地产业界危机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的威胁令中共当局难以应对甚至难以言说。学者程晓农博士则从利益链及其运作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债可敌国的大形势的由来。 中国房地产业危机的大图景 在过去的20年里，超常发展的房地产业一度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世界奇景。这种通过高度杠杆化即通过大举举债堆积的超常发展所形成的泡沫如今正在泄气。泡沫的破碎不但给千百万中国民众带来终生积蓄化为泡影的威胁，而且也给中国政府带来难以预测和应对的社会动荡的前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房地产业界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整体经济危机的前景也引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注。与此同时，学者和分析家们在研究和分析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大公司如何可以一家就欠下2.5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巨额债务。 学者胡平说：（恒大老总）许家印的经营模式就是，向银行贷款，向政府买地；银行凭什么肯给他贷款？政府凭什么愿意把地卖给他？就因为他们能取回扣。所以，除了银行的头头，还有政府的官员，都是许家印的同伙。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说：恒大出事是必然的，如果没有权贵保驾护航，恒大早就化为乌有；实际上，早在11年前，美国著名的空头机构香橼（Citron Research）就发出一份做空恒大的报告，非常详细地指出恒大存在的问题，并且明确预言了恒大的最终结局。 中国的房地产业界的问题眼下还在继续发展。星期一（10月3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全球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总裁称，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过去，中国政府扶持该产业的措施正在奏效。但眼下人们还不清楚危机是否真地已经过去。 恒大（以及中国其他一度风光一时、现在陷入困境的大中小房地产公司）举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中国的房地产业界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中国民众、外国投资者意味着什么？中国政府是否有意愿、有能力解决房地产业的危机？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否能避免再度出现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商给中国经济制造定时大炸弹的局面？ 长期观察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程晓农博士提供了他的答案。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之前，程晓农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对中国政府体制及其官僚机构的运作有第一手的了解。在他看来，造成眼下中国房地产业界的危机的既有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制度性腐败，也有中国的大银行对房地产业的基础知识欠缺，由此而来的危机前所未有，解决之道目前也难以看出。 以下是程晓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内容摘要。 房地产业大膨胀导致大灾难，新时代大跃进产物 记者：恒大一度很大。恒大老总许家印一度更是全国的首富，身价2900亿元人民币。现在恒大资不抵债，负债2.5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以前有人说某人很富，是富可敌国，现在许家印或恒大则可谓债可敌国。2.5万亿这种天文数字的债务是怎么来的呢？ 程晓农：这种债务我想把它说成是一种新型大跃进的结果。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可能多少都知道，大跃进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发动的一个要钢铁产量突破多少万吨，粮产量突破多少万吨的运动；发动这么一个荒唐的大跃进，然后不计工本大量造假，然后堆出来一个表面上好像是达到目标的这么一个任务，结果呢？带来了无穷的灾害，包括饿死3000万人。 为什么现在我把房地产这个大泡沫说成大跃进呢？就是它和您问的这问题有关系。实际上，房地产泡沫是中国的金融制度给催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有同谋的，那同谋就是银行。 当然也不能说银行就是为了造泡沫才这么干的，而是说银行的贪婪和头脑简单，风险意识严重不足造成了这种结果。实际上，所谓的债可敌国就是说，房地产公司把巨大的债务赖给了银行。 那么，银行怎么会种瓜得豆呢？你想，银行是想通过房地产贷款来发财赚钱的，结果赚着赚着把银行自个儿套进去了。银行放松了贷款方面的严格审查和监管，就是银行想从中捞一票，赚一笔。那么其结果就是大跃进一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几乎所有省市，大概只有西藏除外，所有省市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恒大式的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业出了大问题，政府监管部门哪里去了 记者：恒大为什么能够做到债可敌国、成为中国经济的定时大炸弹？换句话说，中国政府那么多的监管部门，这些年来为什么能够给恒大这样的公司大开绿灯，终于酿成眼下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 程晓农：其实在房地产管控上，中央政府是最后一道不把关的。最先推动这个房地产泡沫扩张的其实是地方政府。当然，是从广东开始的。广东地方政府首先学香港人，然后就开始发现，我们中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政府想卖哪块就哪块，而且是可以强力征收。所以上个世纪最后几一段时间，中国的强制拆迁蔚然成风。为什么地方政府都想着把每个地方、每个城市最好的地先拿出来卖给房地产公司？因为政府卖地，把它作为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叫做表外收入，就是名义上不是财政的正常收入，而是卖地的收入。这就是所谓的政府的第二预算，但是第二预算有时候会庞大到比第一预算就是税收来的收入还要多。 政府为什么那么来劲呢？那是因为可以上下其手。谁沾着都能从中拿一块。拿钱的人，比方讲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在中国每个城市差不多都有一个地方融资平台，或者说地方这个城市投资公司，那其实就是政府把土地卖给房地产公司的白手套。这些白手套在推动房地产泡沫的过程当中从银行拿好处，同时还要从房地产商那里拿贿赂。 这些人也不是个人白吞的。上边会有人来管他们。因为你有肉吃，不能一个人独吞。所以，这些城市房地产投资公司也就是城投公司，它们也得往上孝敬，就这么一路往上走。你看到中国这些反腐片介绍的情况都是到一个城市，从市委书记到市长那儿，你至少得摆平一些主要的人。所谓摆平就是送钱。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官员们突然就发了。你看中国现在官员们的有钱的程度，绝对不是靠工资积蓄存起来的。鬼都不信。 在房地产业风光无限的好日子里谁最得益 记者：恒大以及中国大中小一系列不知多少千家房地产业，它们一度风光无限，在风光无限的日子里，中国究竟是哪些人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程晓农：我觉得准确讲要看你的地位。你是房地产公司的大老板，当然你获利最多。许家印还有碧桂园和其他那些公司那些当老板的当然获利最多了。然后房地产公司的中层也一样。 然后呢？政府的官员是不是都得是权贵才能捞好处？那也不一定。因为权贵这个概念你得看是什么级别。当然，你说在北京，中央级的那是叫权贵。北京的人看着地方县里面的干部就不叫权贵了。他们算个什么呀？但一个县太爷在地方上牛得不行，跺一跺脚，整个县城都颤动。但到了北京，他们算什么呀。但在地方上一个县城里，它的权贵就是县太爷、县政府县委的那些干部。 中国有2000多个县，大部分县都会有房地产开发，因此当地的很多干部也在他们那个相应的级别上和相应的地方级的房地产公司勾结，从中拿钱。虽然县长不算权贵，但是实际上在地方上，他们就是地方的小小的豪强了。 房地产公司危机与中国整体经济危机 记者：像恒大、碧桂园这样的大型的房地产或其他大中小房地产的倒闭或形同倒闭，会给中国政府、中国国内外投资者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程晓农：那我先从损失大小来排队。最大的损失就是，房地产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就开始发美元债券，通过香港向境外的投资者用美元发行债券。就是说，以它的公司的信誉担保，甚至拉一个中国的银行来做担保。说我这儿向你们借10年期、5年期的一笔钱用债券的形式。你们买我的债券，把钱借给我。 那么这是个什么数字呢？可能大概有个四、五千亿美元。现在以恒大为首，碧桂园、恒大后边一连串的房地产公司的借债基本上全都还不了，也就是四、五千亿美元打水漂了。华尔街为这个事儿非常地着急。 对中国政府来讲，可能会有眼光狭隘的官员说：没关系啊，那是美国人的钱，亏了就亏了，他能怎么着？没错，是可能华尔街吃了亏只能硬吞。但这真正给中国政府造成什么损失？造成的是国际信誉的巨大损失。 所以，这是对中国政府的国际金融信誉的最大损失。改革开放到现在40多年的结果是，中国政府把自己的国际金融信誉建起来，又砸了个稀烂。这是第一大损失， 第二大损失就那些中国政府所说的主力银行，就是主要的国家银行，就是刚才讲的四大行，工商行、农行、建行和中行，再加上交通等等若干家银行。这些主要的银行也都有大量的房地产公司的欠账，就是贷款。地产公司倒下来，这些贷款也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可能有几十万亿，这几十万亿还不上了。 银行这些钱可不是银行自己造出来的，是拿老百姓存款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是变成政府和中国的主要银行在欠老百姓的钱。 现在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信用。中国政府的信用在中国现在还没有垮到说老百姓就不相信我存在中国最好的银行里的钱从此就没了。一旦形成那个局面，大家都去挤兑，那中国政府就玩不转了。 当然，我这不是说政府垮台了，而是说政府就得想出各种办法来，哄老百姓说：你们的钱没有丢，党和政府保证早晚一天要给你们的。至于早晚是哪一天，这它绝对不会说清楚。因为没有那一天。 就第三大损失而言，中国政府的损失是间接的。房地产公司还欠它的上游公司很多，像从房地产设计公司，施工公司装修公司等等，还有原材料公司，它们提供的是建筑材料、建筑用的金属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公司又是几万亿的债务，它们叫企业票据。所谓企业票据其实就是房地产公司欠它们的账单，欠账签条，白条子。本来这条子开出来是说我欠你多少亿多少万，原则上面是没有限定的日期说限几号还、不然就付要追加利息。为什么没有？它是基于一种企业之间相互信任。 但这种商业票据一旦因为房地产公司行将倒闭还不上了，那它的上游公司一大批就受大量的牵连。举一个例子，水泥行业现在正在大规模裁员，同时大规模减产。为什么？房地产公司倒下来，它欠的水泥账当然不还了，水泥公司那就完了。 同时房地产公司还欠很多的钱，是直接欠老百姓的。它们通过理财产品等等吸引了很多贪图理财产品高利息的老百姓，把他们的钱给敛来了。现在这些钱也没了，所以老百姓也会受到相当的损失。中国政府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摁着不许老百姓去追债，你们亏了就亏了，没了就没了。 房地产危机把中国过去30年的繁荣炸回原型 记者：以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将来能不能避免或杜绝像恒大或房地产业界这样的定时炸弹的形成？ 程晓农：我觉得不用考虑下一个定时炸弹的形成了，这个定时炸弹中国就受不了，这个定时弹可能就把中国炸得稀烂了。稀烂了以后就不需要再形成第二个定时炸弹了，这一个就够受了。 现在我们在讲，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极低，大部分年轻人在城市里躺平了，对未来不抱希望了。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自己是没希望的，就希望他们也没希望。中国人一听就明白，他们是指上边。现在人都变成这种心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民生，中国老百姓的未来，其实已经赔在里头了。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现在等什么？等的是那个定时炸弹真炸开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我不说惨状，就说炸成什么样。我想其实你盯着银行看就知道了。所有的炸弹，其实它不是一枚，是无数枚在无数个银行里头，每个银行都有它的炸弹。唯一不知道就是，你那个定时器设定的引爆时间是多久？不知道。短的可能两年就炸了，长的可能3年、4年、5年。而且它是连锁的。这个炸了会引响另外一个。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不用再考虑定时炸弹再形成一个新的，那就可太受不了了。就这个就已经够受的了。可以讲，它会把中国过去30年的繁荣炸回原型去。
明朝的末代皇帝——以其年号而被称为崇祯帝的明思宗朱由检，在我国历史上的历代亡国之君中，是最受后世舆论同情乃至赞扬的一个人。 清代纂修的《明史》称颂他“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这样的评价，简直可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媲美，较之周赧、汉献之流，真有天壤之别了。 崇祯帝本人对自己的“天纵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来，自己当政期间的国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饿殍、兵荒马乱，全该由老天爷和臣下负责。他为此喜怒无常，对臣下惩罚严酷。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多名宰相，死于非命的大臣数以百计，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还恨恨地大骂“诸臣误朕”，自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但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对这个“英明”君主却并不怎样恭维。李自成曾发布檄文，痛斥崇祯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 张献忠曾布告两湖，把崇祯帝斥为“朱贼”。后来李自成兵临北京时，曾致函崇祯帝令其投降，书中有“君非甚暗”之语。有人说这表明李自成对崇祯颇有好感，其实，这不过是劝降用的外交辞令，比较客气罢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来你还不至于糊涂到”连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来吧！ 那么，崇祯究竟是怎样一个“英明”的君主呢？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人们可以了解一二。 一、首先是他的“节俭” 崇祯帝的“节俭”很有些名气，他不仅爱搞什么“撤御膳”之类的名堂，而且对国家经费的开支也很“节省”。崇祯二年，为“省”下几十万两银子而裁撤驿站，使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他们被迫造反；崇祯四年，大批起义的饥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员吁请朝廷予以赈济，“节俭”的崇祯帝扭捏着才批了十万两银子，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受招抚的饥民在灾荒中无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乱”。至于克扣、拖欠军饷造成哗变的事，那就不胜枚举了。 当然，皇帝也有难处，他在位期间几乎年年哭穷，赋税加派一加再加，从快饿死的百姓嘴里“节省”下越来越多的钱来还不够，又多次号召皇亲国戚、勋贵大臣，要他们“急公忧国”，捐助饷银，但他们个个叫穷，一毛不拔。 崇祯帝的岳父周奎被纠缠不过，暗中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两银子，周奎不仅一分钱不出，还把女儿送来的银子扣下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捐”了出来。后来李自成进京，把周奎抓来“拷掠”，光现银一下子就抄出来五十三万两！ 当时贵族中像这样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拥满库金银于围城之中，任凭官属哭求，决不肯出一分钱帮助守城，结果城破后人做了刀下鬼，钱财也为农民军所得。 为什么这些贵族吝啬到这种地步？原来他们有崇祯帝这个榜样。崇祯年间户部以饷银不济，多次请皇帝动用“内帑”（皇帝私人金库），崇祯帝都苦着脸说“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时还挤出眼泪来。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华再次苦劝他说： “国都快亡了，皇上还吝惜这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尽捐内帑，也怕来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还怕没有钱吗？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但是崇祯帝仍然舍不得掏腰包。结果李自成进京后，缴获的宫中“内帑”多达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相当于全国三年的田赋收入！如此“节俭”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二、其次是他的善于弄权 崇祯帝不像他祖父万历帝、哥哥天启帝那样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机独断”的美名。但他不但刚愎自用、拒谏成习，而且虚荣心极重。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担风险的决断，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纵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 典型的如崇祯十五年，崇祯帝为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清议和，事泄后舆论哗然，崇祯帝立即处死陈新甲，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身上，并打肿脸充胖子地断绝了和议。 由于他一贯朝令夕改，不负责任，饰非有术，诿过于人，结果把满朝大臣都训练成了只唱高调而不敢提出实际建议的圆滑官僚。 崇祯十七年初，崇祯眼见农民军逼近北京，想弃关外土地，把防御清兵的吴三桂部调来对付农民军，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技，授意臣下提出这个建议并为他承担责任。 没想到大臣们都学乖了，个个装聋作哑，无人理会他的暗示。崇祯帝硬着头皮拖了一个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顾不得脸面，恨恨地把臣下痛骂一顿之后自己做了调吴三桂入关的决定，然而这时已来不及了。 崇祯帝对臣下如此玩弄权术，怎能得到可用之材？这就难怪他觉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阉党”可恶，还要用宦官去监视大臣。像袁崇焕这样的抗清名将，清（后金）略施反间之计，就假崇祯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亏嘉靖、万历这些昏君不像崇祯帝那样“英明”，否则戚继光、张居正等辈能否善终也很难说！ 三、最后再谈谈他的“殉社稷” 崇祯帝“蒙难不辱”，拒绝南逃而甘与社稷共存亡，是他最得封建史家颂扬的一点，他因此得到了“烈皇帝”的美称；但实际上，崇祯帝并没有那么强硬。 早在大顺农民军东渡黄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肃宗溜之大吉，曾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计划，还苦着脸说：“朕有此意已久，无人赞同，所以拖到现在，怎么办呢？”这时离农民军攻克北京尚有两个月之久。 但是，崇祯帝这次仍想让诸臣替自己撑面子，让他们提出南逃建议，而大臣们偏又不敢做日后的替罪羊，都唯唯诺诺，有的竟然还唱“皇上自然守社稷”的高调，而主张让太子去南方“监国”。这令人想起唐肃宗监国后登基自立、废黜父亲的旧史，自然只能招来崇祯的斥责。到了二月间，农民军在北上的同时又分兵东进，长垣、青县先后被占领，运河被切断，崇祯帝想跑也跑不掉了。 尽管如此，崇祯帝仍未放弃求生的努力，当李自成派人劝他投降时，他始终未表示拒绝，并写了“再与他谈”的手谕，让李自成派来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于他死要面子，迟迟下不了投降的决心，结果农民军规定的期限已到，大军攻入内城，崇祯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杀了。 总之，崇祯帝的真实形象实在并不像封建文人描写的那样光彩。他的昏庸虽然表现形式与其他朝代的亡国之君有别，却也活活地勾画出了一幅腐朽的画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势所趋，积重难返，但与崇祯的贪吝短视、昏庸无能、措置失宜也不无关系。 那么，旧时的文献为何要把他描绘为“英明”之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崇祯帝即位之初，处置了阉党，为一大批东林党的地主阶级文人士大夫平了反，因此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心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而无论如何，他死于“流寇”之手这一事实，更增加了地主阶级士大夫对他的同情。 但最重要的，则是清王朝的渲染。我们知道，清王朝虽早就有入主中原的企图，但毕竟后来不是直接从明朝手中，而是打着替明复仇的旗号从农民军手中夺得了天下，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像历代新王朝一样贬低前代末世的统治。 相反，越是抬高崇祯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团结、安抚前明地主阶级的作用，越能显出清朝入关“为崇祯帝复仇，讨平流寇”的“伟大”，越能体现出“自古得国之正，无如我朝”。 因此，他们何乐而不为呢？然而流风余韵所及，竟使今日的一些历史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论著，都为崇祯帝这个“明主而未遇其时”的“悲剧”而大加感慨，这真是需要一辩的事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地缘与文明）
2013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除夕不放假”的得与失》。 因为当时也出了新规定，除夕被踢出春假长假序列，也不再具有法定假日的身份。 当时新闻舆论和专家们的说辞，认为“除夕不放假”是隐形福利，相当于是偷偷摸摸给国民增加待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民色彩。十年之后，专家们拿出的还是这套说法，看来专家们学术水平并没有进步。 对此，中国青年报进行评论。 第一，“除夕不放假”的皆大欢喜，是以削弱制度的权威性为前提的。如果“除夕不放假”指向的只是个别群体，比如说仅仅指向公务员，那后果可想而知。 第二，在劳动者弱势的背景下，如果一些资方就是“不解风情”，不肯除夕放假，那一些劳动者只能望眼欲穿了。 第三，中国青年报直接呼吁，“既然听懂了民意，也愿意顺应民意，倒不如大大方方，将春节假期多加一天。” 12月13日，除了中国青年报，新华社也进行了发文，标题是《近九成公众不满“除夕不放假”：不近人情》。 在关于“如何看待2014年放假安排”的调查中，接近6万人参与了这项调查。88.4%的被调查者，不满意除夕不再是法定节假日，支持者仅为8.1%。 转眼到了2014年，也是执行除夕不放假的第一年，这件事被拿到了两会上热议，因为蔡继明作为人大代表，也是除夕放假的首创者，中国青年报对其进行采访，并刊登了标题为《除夕不放假是“长官决定”》的文章。 蔡继明的原话是，“没有经过立法机构，到了最后决策时，就是‘长官决定’，这靠不靠谱？” 2014年12月10日，又到了年底，新华网这样评论：如果把问题换成“你是否愿意除夕在单位上班”，相信99%的人都会选择“不愿意”。也就是说，“除夕放假”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今年除夕不放假，人们对调休也是怨声载道。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时间拨回1998年，总理定下了公务员工资三年内翻一番的目标。不过在当年，却遇上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又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财政上有些困难。 1999年，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在年夜饭上，向总理提议：“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 这个提议，得到其他人的一致赞同。 从起草方案到最终决策，终于赶在 50 周年国庆前夕，正式下发文件。中国人第一次通过调休，获得了长达七天的五一假期，黄金周的概念就是这时候来的。 三个黄金周，老百姓增加了假期，服务业得到了消费，也实现了民意的丰收，真是赢麻了。 随之而来的各种衍生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旅游质量大幅下滑。于是另一种声音随之出现，黄金周的存废之争开始打响。 虽然保黄派的声音很大， 但2007 年还是取消五一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这三个节日，与周末放在一起连休 , 从而形成“小长假”。 从此，万恶的调休制度就出来了。假期还是比原来的假期要多出一天，但人们感觉这样比以前更累了。 假日改革课题组的组长蔡继明教授，在政策实行后，遭遇了网暴，不仅被称为“菜叫兽”，他的个人电话号码及家庭住址，也在百度帖吧被网民扒出并曝光，不断接到骚扰与恐吓电话。最后，蔡教授不堪其扰，将百度公司告上法庭。 有些事情啊，我们不能学西方，导师列宁就说过： 自由派总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个个集团，使劳动者永远当雇佣奴隶。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 2006年，当时中国准备颁布劳动合同法，一审稿刚出来，就遭到了“人民富豪”们的炮轰。 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在发言时就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欧盟商会给全国人大写报告，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紧接着，美国商会也公开表达：“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 商业教父柳传志也表了态，他说：“《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还是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此，劳动合同法不得不进行重大修改，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变了，用老马的话说，资本主义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都是铁血般的雇佣关系，伴随着监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大型监狱，老板微信遥控指挥，7×24小时在线工作，一个不注意，或者稍微回复慢一点，就被骂得狗血喷头。 说是放假，实际哪有一次真正安稳的假？于是，家就成了人们的港湾。 人们为什么要回家呢？这就不得不提起春运，知乎上有一个问题，问中国的火车站为什么要修那么大？ 这有两个版本的答案，理性一点回答，那就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农民依然还在交这笔改开税，他们像候鸟一样往返，不知疲倦，三代农民为中国建设，付出了泣血的代价。 如果感性一点回答，那就是中国的火车站必须大，只有大，才能装下这股强大的迁徙意志，甭管你是自诩品味小布尔乔亚，还是不知愁滋味的学生，或者是什么老板，除夕这天，我们就是要回家。 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就是这么质朴的道理。 是什么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变成了每一个人的故乡？就是除夕的力量，对此，你可以无视，可以傲慢，可以不讲道理，但这股力量，它就是客观存在。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丰言疯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