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年的「雙十一」光棍節號稱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購物節。不過，隨著經濟下行，中國消費者今年的整體買氣相對冷淡。但在官媒吹捧和直播主低價帶貨下，國貨逆勢熱銷，凸顯當地消費行為的改變。市場觀察人士表示，中國電商巨頭連續兩年未披露「雙十一」成交量，再次釋出內需疲軟的信號。 為了迎戰今年的雙十一，中國各大平台都祭出「最低價」攬客。不過，隨著中國掀起荷包勒緊的「消費降級」潮，電商業者和消費者都感受到冷清的買氣。因此，各種形容雙十一「窮狂歡」的辭彙陸續登上微博熱搜榜，例如，「今年雙十一變得更靜悄悄了」或「一覺醒來雙十一結束了」。 消費降級下，雙十一買氣冷清 雙十一的年銷額常被視為中國內需經濟的一個指標，但阿里巴巴和京東等電商龍頭去年首度拒絕公布其雙十一檔期的銷售數據，引發外界有關中國內需疲軟之說。兩大電商今年依舊未公布銷售總額。 阿里巴巴集團僅稱，截至11月11日凌晨，402個品牌成交額突破人民幣1億元，3.8萬個品牌成交額比去年倍增，總銷售額按年增長。京東11月11日也強調，300個品牌的累計成交額也破1億元人民幣，直播累計觀眾突破3.2億人。而成交額、訂單量和使用人數皆創新高。 據美國顧問公司貝恩（Bain & Co）雙十一前夕發布的調查顯示，77%的中國受訪者無意在這個促銷周末花大錢瞎拼。該報告分析，宏觀經濟下行使得中國消費者更注重商品價值，而影響消費信心的主因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對未來家庭收入的擔憂，雙十一銷量黯淡已有跡可循。 中國官媒口徑一致吹捧國貨、操弄民族主義 在一片內需疲軟的悲觀聲浪中，國貨成了賣家唯一的希望，尤其本土品牌的美容美妝商品、家居用品和食品不僅逆勢呈爆炸性成長，還受到官媒的熱捧，趁勢為這一波的愛國熱潮推波助瀾。 《中國日報》海外版11月10日引述阿里巴巴旗下電商平台天貓的數據說，20多個國產品牌於10月24日、雙十一檔期預售的第一個小時，銷售額就超越去年同期。10月31日促銷正式起跑後，7萬多個國產品牌的成交額翻倍，85個國產品牌的銷售很快就超過人民幣億元。 黨媒《人民網》11月11日也表示，天貓雙十一將243個國貨品牌打進「億元俱樂部」，讓這些「好用不貴」的品牌不再只是國際品牌的「替代品」，一躍成為中國消費者越來越信任和青睞的商品。 有觀察人士表示，中國官方近年來打壓外企，擺明要拉抬本土產業和品牌。另外，美中交惡也煽動中國消費者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而選用國貨。 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就說，中國幾個指標性產業今年都出現本土品牌大躍進的趨勢，例如，比亞迪電動車熱賣，美企特斯拉的銷量自然就下滑，華為和小米的新手機在中國一機難求，逼得蘋果iPhone15需要降價促銷。 黃世聰告訴美國之音說：「習近平說過，要用中國貨、吃中國飯、捧中國碗。所以，他們刻意鼓吹所謂的民族品牌，官方刻意這樣操作，平台業者當然是配合官方的政策，所以，可能就是盡量減少外國品牌的露出，我覺得，這也是(中國)官方的態度。」 直播間成中國消費主力戰場 相較電商，內容平台崛起的直播帶貨主近年也擄獲中國消費者的心。幾位中國家喻戶曉的直播主在吹捧國貨上，更是功不可沒，甚至爭議纏身的直播主，也受到官方政府青睞，帶節奏炒熱買國貨潮。 一位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北京市民羅娜表示，越來越多品牌找帶貨直播主合作，在雙十一期間加開直播頻率和時間，她身邊很多朋友現在都是開直播採買。 羅娜說：「有的頭部（前幾名）一點的主播比較有議價權，就會比直接在那個(電商平台)鏈接里買，真的會便宜一點。還有些頭部的主播比較愛惜自己的名聲，他推的東西，有的就感覺比較可信一些。」 位於深圳、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某互聯網企業經理人Nina(化名)透露，直播間賣的商品並不一定是市場最低價，但消費者下單其實圖的是種參與感。當直播主在眾多觀眾中喊出你的名字，一種光榮感油然而生。 Nina說，以中國直播帶貨一哥李佳琦為例，其火紅程度讓廠商捧著大把鈔票為他推出一檔特別節目，大談他如何跟品牌商砍價。他讓消費者自覺受到公主級的待遇，而他則是公主們的專屬採購助理。 不過，李佳琦6月3日直播時，開賣坦克車造型蛋糕，疑似觸碰到中國敏感的政治紅線（六四坦克人攔截解放軍坦克 ），直播被瞬間中斷外，更自此噤聲109天。北京當局6月底隨即發布《網路主播行為規範》，其中有關「網路主播應當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等規定被戲稱是「李佳琦條款」。 直播一哥李佳琦回歸帶賣國貨 Nina認為，中國需要刺激內需，官方也知悉李佳琦的帶貨實力，因此讓他在雙十一前回歸，為國貨效力。她說，中國消費降級後，歐美品牌越來越不親民，這也是李佳琦的商機，趁勢掀起新一波的國貨潮。 Nina告訴美國之音：「國貨本來沒有什麼名聲的，但是真的因為李佳琦的直播間(帶動)，就是他只賣國貨。他把很多不同產業的國貨都品牌化，現在都是國貨(廠商)給李佳琦代言，他們就根本不需要去投廣告。」 位於台北的商業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畢婉君也說，李佳琦9月復播後，人氣不減，但帶國貨的比例明顯提高，他的直播時段高達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都在推銷中國貨。 畢婉君告訴美國之音：「最大的一個標的就是李佳琦，他被下播了快一、兩個月。他回來以後，他帶國貨的比例就很高。」 畢婉君說，中國貨熱賣背後當然是民族主義興起，但不可諱言，部分懂品牌行銷的海歸派回到中國後，也成功扭轉中國貨「低價打天下」的形象，提升其價值鏈的層次。她說，很多本土品牌經過包裝加值後，現行售價已可以比拼日韓品牌。
按照慣例，中共某屆二中全會完成的當年九至十一月會召開三中全會，以完成全體中央委員對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檢」。而二十屆三中全會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將召開的時間，原因為何？ 外界已經有媒體注意到，除了二中全會，其他的某屆某中全會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開，但是，正常情況下應該已經召開過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卻至今沒有動靜。 筆者查證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開時間最晚的一次中央全會是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具體時間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過，這一年召開過兩次中央全會，十三屆六中全會是在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開的。 依照中共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中央委員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會議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後的慣例，每次黨代會閉幕的當天就會開始舉行一中全會，二中全會都是在次年春召開，主要議程是為隨即召開的「兩會「確定人事議項。而接下來的三中全會，都是在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會召開的當年晚些時候召開的。這是因為雖然這一年已經召開了一次中央全會，但這一屆中央政治局在已經運作了一年時間的情況下，是需要以」報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體中央委員的「監督」的。 不過，習近平已經打破過一次這樣的「慣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是在年初而不是在當年晚些時候。 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開始後，在十九大召開的次年初，也就是趕在當年「兩會」換屆之前，接連召開了兩中次中央全會，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開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為國家主席終身制提供「法律依據」的憲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開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是專門討論國家政權的人事議項。 早在2018年2月底，筆者即在本專欄發表了《到底為什麼要「提前召開」三中全會？》，文中介紹：如今趕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和十三屆全國政協召開之前居然「提前召開」三中全會的「不尋常」舉措，自然會召至外部評論界的強烈關注和質疑，「陰謀論」之說甚囂塵上……。 不過，現在看來，筆者當時這篇文章的標題應該改成「到底為什麼要趕在」兩會」換屆之前接連召開兩次中央全會」。 轉眼到了今年春，於2月26至28日召開的二十屆二中全會上，照例是通過了「擬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德國之聲早在1個多月前即開始提出的質疑：「時間已到10月，但是關於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外界沒有聽到半點信息，這是頗不尋常的，以致許多人懷疑習近平是否會召開這次全會。」 該質疑文章中說：總遲遲不公布會議日期。中共這樣做，大概出於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會議時間，會把會議的機密泄露出去。這是一種典型的秘密會社的做法，不是一個現代政黨尤其執政黨所為。但中共越是表現出不讓外界知道的樣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們懷疑這裡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很容易導致外界對一些現象的誤解。 比如，前段時間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爆料，習不按慣例召開決策會議，他兼任的一些小組幾年時間也不舉行一次會議，就是一個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會議為例，稱它們召開次數不定，有時該舉行不舉行。如果平時不是對這些會議特別關注，確實會得出這個印象……。 不過，德國之聲的這篇文章強調說：習是個特別在乎規矩的人。習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我們先不看這個治理現代化裝的是什麼內容，但它必定意味著做事要有一定之規，才可稱之為”現代化”……。習強調”法治建設”和”政治建設”，前者針對整個社會，後者針對黨，它們的共性是建規立距，有章可尋。 因此，該文章作者的結論是：習自己不能帶頭違反他定下的政治規矩。他想三連任，也須先把國家主席任期制廢了，而不能在憲法規定不能三連任的情況下強行連任。就此而言，習也受政治規矩的約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隨心所欲，想怎麼方便就怎麼做。黨章是有明文規定的，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由於今年2月舉行了二中全會，如果三中全會在餘下的三個月不召開，也說得過去，沒有違反黨章。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也意味著如有必要，一年可以舉行兩次乃至三次全會。不過，如果真舉行三次全會，則表明黨內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決，故一般情況下中央全會不會舉行三次，而兩次是完全可能的。這樣來看，11或者12月舉行三中全會的概率很高。假如不舉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舉行，否則，也說明黨內出了嚴重問題。 而外部媒體再此關注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原因的代表作，則是本月11月9日，《日經亞洲》前中國分社社長、現《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專題文章，其立論是放棄「李克強經濟學」限制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選項。隨著領導人尋求其可以吹噓的成就，關鍵的經濟政策會議被推遲。 這裡說的「關鍵的經濟政策會議「即是指三中全會。 這位中澤先生曾在中國擔任7年特派記者，期間升至中國分社社長，並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紀念國際記者獎獲獎人。按照一位曾經在中共前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手下擔任過秘書的人士介紹，即使在中共政權內部的「謀士「們，也都挺佩服這位中澤先生分析中國問題的」獨（毒）到「。 中澤的文章指出，按照慣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代表一年後召開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超過350名高級黨員聚集在北京參加會議，為國家經濟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離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過去一年多，三中全會的日期還沒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宣布。 中澤的文章中認為：這一推遲是在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之際——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這是否意味著習近平政府放棄通過調整政策來改善局勢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開如此高規格的會議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國內外關注中國經濟政策約40年的專家將目前的延遲歸因於10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要決定尚未實現，這是黨內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第二位專家說，上個月因心臟病發作去世的李克強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發揮主導作用，確定中國的基本經濟政策方向。該專家說：「人們現在可能已經忘記了，但那次會議決定的方向是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那次會議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習近平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李克強為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之後一年舉行的。這次的三中全會通過的政策旨在指導未來10年的經濟發展。會議發表公報，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表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據官方媒體報道，與會者「聚焦於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強調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 中澤認為，（此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被拋在後面……。從過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黨內一致通過的經濟決策，最終也可能得不到執行。現在，中國經濟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的陣痛之中。由於中國大型房地產開發商中國恆大集團和其他企業面臨財務困境，確定（如今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日期變得異常困難。（沒有了李克強和他的經濟政策主張的）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將無法開出任何藥物來緩解困擾中國社會的重大經濟問題。如果匆忙召開三中全會，結果卻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這將在國內外被視為令人失望的結果，並有可能使經濟更加悲觀。簡而言之，這樣的會議可能會適得其反。 中澤先生同時也認為：當今中國的動蕩不僅限於經濟政策；這在政治和外交領域也有所體現，比如秦剛和李尚福接連被免去外交部部長和國防部長的職位。秦剛和李尚福還曾擔任副總理級國務委員。作為一項被廣泛視為權宜之計的舉措，中國最高外交官、秦剛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長。但是國防部長和兩個國務委員的職位仍然空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習近平政權「空手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只會凸顯中國的不穩定。（習近平政權）別無選擇，只能謹慎從事。 中澤先生的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顧和介紹了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十年來，特別是後五年來在經濟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對李克強實際經濟主張的全盤否定，以證明三中全會不能如期召開，經濟是主因。但筆者恰恰認為首先是李克強的去世，與三中全會遲遲未能召開甚至是還沒有內部決定什麼時候召開完全沒有關係。依習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會在內的某個習近平親自主持的中共高層會議正在召開期間突然傳出李克強猝逝的消息，他習近平肯定會是不動聲色地繼續主持會議並令這個會議如期完成。 其次，習近平從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經是他的既定方針，無需以一個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進行具體的解釋，無論李克強在世與否，遲早都要召開的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從經濟層面講，至多就是一個提交一份幾天才在深改委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並以中央全會決定形式昭告全黨全國。 而政治層面的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接連發生的外交和軍隊系統的高層人事翻車，應該是導致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的主因。道理很簡單，無論是外交系統的秦剛，還是軍隊系統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當選「的中央委員，其中，秦剛是首任，李尚福是連任，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則是從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遞升。而對此四人的黨紀處理，應該成為三中全會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的相關條文，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以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做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也就是說，無論是在位的中央委員還是候補委員，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錯「，只要其」錯誤「的嚴重程度達到了可以被處以留黨察看者，對其處分的決定就必須經過中央全會的程序運作，無論是直接決定還是」追認「政治局會議已經提前做出的決定。 如上所列的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到底是犯罪還是犯錯，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而現在只假設他們四人都只是犯錯，那麼從目前的跡象看，應該沒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輕處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們的行政或者軍內職務已經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屆中央委員資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應該沒有。三中全會之所以遲遲還沒有召開，有可能就是因為將要提前印發給全會的對這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的處理決定，還在等待對他們所犯罪行或者「錯誤」 的審查報告的完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戰火引發的輿論戰愈演愈烈，美國國會議員再次呼籲全面禁用抖音海外版TikTok，理由是中國公司出品的這款視頻分享應用的演算法可能助長了反以色列內容的傳播，影響著美國年輕一代對以哈戰爭的看法。他們指責北京可能是美國社會中反猶信息泛濫的幕後推手。但也有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年輕世代藉由TikTok表達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不應成為禁用TikTok的理由。 美國議員再呼籲禁用TikTok 美國國會共和党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11月7日致函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Hawley），敦促行政當局將包括TikTok在內的所有北京位元組跳動公司在美國市場推出的應用程序（app）下架。 霍利在信中說，TikTok具備「徹底扭曲」美國年輕人世界觀的能力，美國年輕一代在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上所表達的意見正在驗證這一點。 以色列為回應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無辜平民發動大規模襲擊，對加沙地區進行的清剿哈馬斯的行動，國際社交媒體上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輿論聲援陷入兩極化。 但是，在美國年輕人中，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似乎已經成為主流意見。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Harvard CAPS）與哈里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10月20日公布的一份民調結果顯示，在年齡在18到24歲的群體中，超半數(51%)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因為巴勒斯坦人處於不幸境遇，哈馬斯殺害1200多名（聯合國的最新數據顯示，約1400名以色列人被殺害）以色列平民是正當的，49%的受訪者認為哈馬斯的行為不當。與之相比，美國公眾的總體意見中，只有24%的民眾認為哈馬斯對以色列平民的殺戮是正當的。 這份調查是在10月18日至19日做出的。參議員霍利的信函援引「分析人士」的話說，「這種差異可以歸因於TikTok上普遍存在的反以色列內容」。霍利進一步強調：「至關重要的是，這種差異符合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偏好。」 此前，美國國會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眾議員也在網路媒體The Free Press撰文，發出類似的呼籲。加拉格爾在文章中說：「中共可以通過調整TikTok演算法審查信息，並在各種問題上影響所有年齡段的美國人。它可以決定他們對事件真相的認知，以及他們從國際時事中得出的結論。」 TikTok是否充斥反猶信息？ 美國國會議員此番藉由TikTok在以哈衝突問題上的信息傳播不對稱，再次發出禁止TikTok呼籲，起源於科技產業風險投資家、Tinder公司前產品部副總裁小傑夫·莫里斯（Jeff Morris Jr）10月26日在X平台上發表的一長串分析。 莫里斯在分析中說，TikTok上有關支持巴勒斯坦的主題標籤（hashtag）瀏覽量高達30億，相比之下，支持以色列的主題標籤瀏覽量只有2億。 他說，由於目前TikTok上的輿論非常反以色列，TikTok的內容激勵機制鼓勵支持這種輿論導向的創作，因為製作反以色列的視頻有助於創作者增加他們的訂閱量。 一些猶太裔視頻創作者的體驗似乎印證了莫里斯對TikTok上反猶內容泛濫的數據分析結論。40多名猶太裔文化界名人和TikTok創作者11月1日發表公開信，呼籲TikTok處理該平台上的反猶言論和威脅言辭。他們還呼籲TikTok的內容審查應該做到公平化。 公開信說，TikTok的演算法鼓勵暴力言辭，同時壓制猶太裔創作者的內容推廣。信中說，猶太裔創作者在TikTok關於以色列平民所受暴行的內容往往立刻遭到刪除，創作者受到反猶太主義言論的轟炸。他們說，TikTok的分析數據顯示，一些知名的猶太創作者在發布有關以色列的視頻時，在粉絲中的參與度（engagement）竟不到1%。 TikTok否認推送反猶內容，專家稱站不住腳 哈馬斯被美國政府列為恐怖主義組織。根據TikTok的安全與文明規則，TikTok禁止「暴力和仇恨組織或個人」出現在該平台上，其中包括暴力極端分子、暴力犯罪組織、暴力政治組織、仇恨組織和從事大規模暴力活動的個人。 截至發稿前，TikTok沒有回復美國之音發出的置評請求。但是在11月2日的一份聲明中，TikTok美國公司表示，那些指稱TikTok向美國用戶推廣「支持巴勒斯坦」內容多於「支持以色列」內容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TikTok表示，自以色列-哈馬斯戰爭開始以來，已經刪除了衝突地區超過92.5萬個違反TikTok有關暴力、仇恨言論、錯誤信息和恐怖主義的規定的視頻，其中包括宣傳哈馬斯的內容。但TikTok沒有說明支持哈馬斯內容占所有被刪視頻的比重。 TikTok辯稱，自10月7日以來，在美國市場，「與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主題標籤的瀏覽量是「與巴勒斯坦站在一起」標籤（#standwithpalestine）的1.5倍：瀏覽量分別為4630萬和2940萬。 不過，分析人士指出，TikTok這樣對比兩個標籤是在誤導公眾，因為這一標籤選取的是支持巴勒斯坦人一方瀏覽量較小的一個主題標籤與支持以色列一方最多的主題標籤。 數據分析平台Kaggle共同創建人和前CEO安東尼·歌德布盧姆（Anthony Goldbloom）是指出TikTok避重就輕的分析人士之一。他與美國之音分享的的一組數據顯示，TikTok上有關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最熱門的主題標籤並非「與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實際上是「自由巴勒斯坦」（#freepalestine）；支持以色列最熱門的標籤是「與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數據顯示，在過去30天，前者在美國18至24歲用戶中的瀏覽量為4.47億次，後者僅為1650萬。 美國大數據研究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的CEO高級顧問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對美國之音說：「這種差距顯然是完全不正常的，是人為扭曲的結果，可能是演算法造成的。」 歌德布盧姆通過簡訊對美國之音說，TikTok有技術能力和實力，讓該平台上的有關以哈衝突的討論更公平。一些做法包括：對有關以哈衝突的視頻的事件和地點信息進行驗證，在用戶大量瀏覽此類視頻時注入主流媒體的報道內容；此外，TikTok還應針對以哈衝突專門訓練能識別特定仇恨言論的數據模型，並對可能的仇恨信息和不實信息加強人工審查。 北京借TikTok在以哈問題上對美國青年政治洗腦？ 專家說，TikTok等社媒平台都是依照其各自目的去決定推廣哪些內容、壓制哪些內容。赫爾伯格說，TikTok的演算法正在主動地向美國年輕人推廣支持巴勒斯坦人和支持哈馬斯的內容。 赫爾伯格是美國跨黨派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的委員。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正在目睹是，一家中國擁有的公司正在向美國受眾推銷（美國的）外國對手的審查做法和審查規定。」 他解釋說：「每一個社交媒體的信息流，就其核心而言都是排名系統，它決定了什麼排名靠前，什麼排名靠後，哪些內容被推送給了用戶。」 他說，決定內容排名的成千上萬的指標被分配了不同的權重。「將所有這些指標組成在一起的公式歸根結底，是判斷該公司希望如何劃分優先順序、用戶看到什麼內容以及公司的目標。」 他說:」在美國，目標很簡單，美國公司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廣告收入。在中國，現實很簡單，法律規定公司具有雙重任務，既要賺錢，又要推進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議程，按中國法律的措辭，就是促進社會主義價值觀。」 自哈馬斯10月7日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襲擊以來，中國政府表面中立，但一直拒絕對哈馬斯進行直接譴責，同時放任中國社交媒體上反猶言論的泛濫。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在以哈衝突問題上，中國政府和北京位元組跳動公司是否干預了TikTok美國在運營時的審查走向；但在其他議題上，有關中國政府藉由位元組跳動將審查之手伸到海外的報道屢見不鮮。 英國《衛報》此前報道說，位元組跳動公司對TikTok發布過一份審查指南，要求TikTok對天安門、西藏獨立和法輪功等議題進行審查。美國國務院今年發布報告說，位元組跳動公司試圖封鎖中國政府的批評者使用該公司的所有平台，封鎖對象可能包括中國以外的人士。報告說，截至2020年底，位元組跳動定期更新黑名單，名單上的人員可能被屏蔽或限制使用包括TikTok在內的所有位元組跳動平台。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中國在以哈衝突中的立場勢必影響了TikTok北京母公司的內容審查。熟悉中國商業環境的美國哈里斯-斯利沃夫斯基（Harris Sliwoski）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丹·哈里斯（Dan Harris）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只需要做的就是敲開TikTok在北京的大門，提出建議。但現實是，他們甚至不必這麼做，因為中國的每一家出版商都知道他們需要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TikTok也是如此。」 穆斯林維權人士：支持巴勒斯坦人不是犯罪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美國年輕一代在以巴問題上往往傾向於同情巴方，而TikTok的美國用戶又以年輕人為主，TikTok上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聲浪高於對以色列的支持，可能只是反應了年輕用戶的普遍意見。 《華盛頓郵報》援引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媒體從業者諾兒·塔格利（Noor Tagouri）的話說，年輕一代並沒有被TikTok洗腦。她說：「人們只是在目睹所發生的情況，選擇與人性和生命站在一道。」 美國穆斯林維權人士說，美國政客以TikTok縱容反以色列內容為由而建議將其下架，這樣的說法是虛偽的。 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簡稱CAIR）副執行主任愛德華·艾哈邁德·米切爾（Edward Ahmed Mitchell）對美國之音說，年輕人使用TikTok來了解和表達對巴勒斯坦民眾人權的支持，不能用作政客試圖禁用TikTok的理由。 米切爾說：「對TikTok與中國的關係感到擔憂，這有正當理由。但支持巴勒斯坦的內容出現在Tik Tok上並不是擔心或禁止該平台的理由。表達對巴勒斯坦人權的支持並不是犯罪。」 他說：「有許多社交媒體平台實際上壓制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權的內容。然而，我沒有聽到任何參議員呼籲禁止這些平台。所以我覺得這太荒謬了。」
美中兩國11月10日正式宣布，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下周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會晤。國際社會對拜習會的高度關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成為一個次要的節目（a sideshow）。關於這次拜習會，下面是你需要知道的六個關鍵問題。 白宮新聞秘書讓-皮埃爾11月10日就拜習會發表聲明說，拜登總統將於11月15日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1月10日宣布，「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國舊金山舉行中美元首會晤，同時應邀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雙方討論的議題有哪些？ 白宮新聞秘書在聲明中表示，「兩國領導人將討論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中的問題、保持開放溝通渠道的持續重要性以及一系列地區和全球問題。在他們於2022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上次會議的基礎上，兩位領導人還將討論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繼續負責任地管理競爭，並在我們的利益一致的領域進行合作，特別是在影響國際社會的跨國挑戰方面。」 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係的戰略性、全局性、方向性問題，以及事關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溝通。」 白宮國安會兩位不具名的資深官員在對媒體進行的背景簡報會上表示，預計兩位領導人將討論雙邊關係的戰略方向以及保持開放溝通渠道的重要性，包括兩軍之間的溝通。拜登也將提出雙方有分歧的議題，包括人權、兩岸問題、南中國海、為美國公司與工人提供公平競爭環境、芬太尼、人工智慧以及被中國拘留的美國公民等。 他們還將討論一系列地區和全球問題，包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以及朝鮮問題等。拜登總統將向習近平強調，美國希望中國向伊朗表明，美國「不希望中東的暴力升級或蔓延」，並將明確警告，伊朗如果進行挑釁行動，美國已準備好迅速回應。 美國官員也表示，拜登總統也將與習近平討論如何在影響國際社會的跨國挑戰上進行合作，特別是氣候變化、禁毒和全球衛生問題。 為何選在APEC間隙舉行拜習會？ 這是美國時隔12年後再次充當APEC峰會的東道主。對美國來說，這個在1989年成立的區域性經濟論壇相當重要。該組織的成員國幾乎佔全球人口的40%，全球貿易的一半，佔美國商品出口的60%以上。截至2020年，這些經濟體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估計為1.7萬億美元，僱傭了230萬美國工人。美國的七個最大貿易夥伴都是APEC成員國。這個高層經濟論壇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推進其經濟政策，促進自由、公平和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推動可持續和包容性經濟增長的首要平台。今年峰會關注的優先議題是互聯互通、創新和包容性。 選擇在這樣一個多邊論壇舉行對美中至關重要的元首峰會有什麼樣的考量呢？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中國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認為，這個會面場所的選擇更多地反映了兩國關係的一些挑戰。首先，APEC會議日程上有一個現成的機會讓美中兩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而國事訪問對於北京和華盛頓來說都過於複雜且具有政治挑戰性。 「這更表明，在兩國關係的諸多緊張局勢中，今年早些時候發生的間諜氣球事件，加上台灣及其周邊地區的緊張局勢，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很難想像把國事訪問列入日程，」他在11月7日對媒體舉行的吹風會上說。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說，由於華盛頓和北京都對這次雙邊會晤給予高度關注，令一些成員國感到沮喪，認為這次會議本應高度關注亞太經合組織的事情，而它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像是拜習會的一個餘興節目而已。不過他也提到，幾乎每一個參加這次會議的成員國都對拜習會得以舉行感到鬆了一口氣。 「即使是該地區對中國日益增多的咄咄逼人行為格外擔心的國家，仍與中國有著深厚的經濟上的內在聯繫，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更願意一個穩定的美中關係，而不是一個不穩定的美中關係，」白明說。 白明的同事、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洋(Bonny Lin)也認為，在APEC間隙舉行拜習會的好處就是它不是一次國事訪問，這樣雙方也不會期待拜登進行回訪。鑒於2024年美國的大選，美中領導人會晤的難度更大。 拜習會前雙方為何密集舉行「會前會」？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以及商務部長雷蒙多近期相繼訪華後，中共政治局委員、外事辦主任兼外長王毅10月26日訪問了華盛頓，為拜習會鋪路。除了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以及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舉行會談以外，王毅還在白宮與拜登總統舉行了一個小時的會晤。 11月2日，由美國農業部代理副部長哈夫邁斯特和農業部北亞事務高級顧問謝帕德率領的農業代表團抵達北京，展開多年來罕見的一次訪問，並在11月5日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媒體稱，這是美國首次「以如此豪華的陣容」出席進博會。這也是美國農業部自2016年以來向中國派出的規模最大的一個代表團。 11月4日上午，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加州的「陽光之鄉」舉行會談，就應對氣候危機、加強執行力以及推動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取得成功等問題進行深入討論。2013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就在這個莊園舉行了歷史性的會晤。 11月6日，美國負責軍控、核查與合規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斯圖爾特與一個跨部門團隊與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孫曉波在華盛頓就核軍備控制舉行了一場「罕見」的對話。這是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中官方首次討論該議題。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辦公室11月6日在媒體簡報中說，美國國際殘障權利特別顧問薩拉·明卡拉（Sara Minkara）和勞工部主管殘障人士就業政策的助理部長塔倫·威廉姆斯（Taryn Williams）與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舉行了會晤，以恢復美中殘障事務協調會議，並推動在包容性教育、就業、康復以及發展可及且無障礙的環境方面的殘障人士權利。 11月9日-10日，即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會議召開前夕，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舊金山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舉行為期兩天的會晤，以求深化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剛剛恢復不久的經濟對話。 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金沛雅(Patricia Kim)11月6日在斯坦福大學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分析了美中雙方最近進行密集溝通的原因。 「我認為，這些努力的動機是，雙方都認識到，如果不穩定這個關係，沒有定期對話，沒有更好的溝通渠道，我們很有可能陷入一場軍事衝突，無論是在台灣海峽，還是在南中國海或東中國海。在這些地方，中國、美國及美國的合作夥伴都在彼此靠近的地方行動，」她說。 金沛雅還表示，即使不出現戰爭這種極端的情況，如果美國和中國不能建立起一種有效的關係，事實是，許多全球挑戰將被忽視，無論是氣候變化還是中東等地區性危機。 中方同意舉行拜習會的戰術考慮 儘管北京認為美中關係的惡化是由美國一手造成的，對兩國關係的發展軌跡以及對美國的意圖或政策的基本判斷也沒有發生改變，習近平為什麼還是決定舉行這次會晤呢？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白明認為，北京主要是出於戰術方面的考慮，因為北京希望重點討論一些問題，並認為這是這樣做的一個很好的機會。第一個他們希望討論的關鍵議題就是即將到來的台灣大選。他們可能會特別敦促美國政府和拜登總統在台灣問題上發表一些公開評論，尤其是不支持台獨的語言。第二個北京希望重點討論的就是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限制。北京把這次會晤視為一個嘗試改變美國軌跡的機會，或者至少找到阻止美國行動步伐的途徑。第三個戰術考慮就是經濟方面的。 「我們下周將看到中美企業和投資人之間進行一系列的高層接觸，試圖發出中國正在開門營業的信號，同時也試圖向全球商界發出信號，即中國是有吸引力的地方，這從這些公司蜂擁而至與習近平會面並共進晚餐就可以得到證明，」白明說。 拜習會的可能成果 這次拜習會被視為能進一步穩定關係，但雙方都不指望看到重置或重新調整關係的前景。 白宮國安會的一位高級官員在背景簡報會上談到美方對這次峰會的期待時說：「這裡的目標是管理競爭，防止衝突的負面風險，並確保溝通渠道是開放的。因此，我認為，我們將帶著對我們將要實現的目標的現實期望參加這次會議，但理解這是負責任的事情，我們的夥伴和盟友需要看到這場競爭得到負責任的管理。」 分析人士強調了這次峰會發出的信號的重要性。 「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成果將是雙方發出一個信號，即領導人致力於將美中關係置於更加穩定和建設性的軌道上。我認為這非常重要，特別是在像中國這種自上而下的體系中，習主席的言論以及他對美中關係的描述確實為中國的官僚機構定下了基調和方向，」布魯金斯學會的金沛雅說。 在拜登政府任內出任過國防部負責政策事務副部長、目前在斯坦福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與高級研究員的科林·卡爾(Colin Kahl)在斯坦福大學與布魯金斯學會共同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上表示，由於世界各國對美中關係惡化感到很焦慮，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舉行這次會議本身就是目的。 「我認為，這次會議不會阻止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存在大量競爭和緊張局勢的事實。但我認為，世界正在尋找一個信號，表明世界上兩個大國致力於建立關係，以便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 所以我認為這次會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個要傳達的信息，」他說。 在拜登任副總統時擔任其國家安全顧問的卡林說，在中東衝突上，他肯定拜登總統會繼續敦促習主席限制伊朗及其盟友捲入衝突。他說，美國和中國對這場衝突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在不使衝突擴展到以色列和加沙以外地區的問題上，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 他不預期兩人會在烏克蘭問題上有很多公開的信息傳遞，但他懷疑這將是兩位領導人私下談論的一個話題。拜登會繼續向習施壓，不要向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提供重大的支持。 喬治城大學傑出大學教授和政府學教授車維德(Victor Cha)認為，兩位領導人會就一系列問題進行實質性的討論。 「我認為這次會議 — 我的感覺是，這將是一系列相當實質性的對話 — 你知道，將會達成 – 至少在兩個方向上邁出一些小步子，即軍方危機熱線討論以及毒品問題，」他說。 擔任過國安會亞洲事務主管的車維德認為，這次會議會產生連鎖反應，因為這會讓該地區的其他國家感覺到，現在的美中關係已經達到了某種平衡，這也會使他們熱衷於試圖重啟與中國的峰會。 如何衡量拜習會成功與否？ 儘管雙方對這次峰會取得具體成果沒有太高的期望，但白明認為，這次峰會獲得成功的定義是在禁毒方面產生一系列切實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恢復兩軍的交流，成立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新工作組，以及在人工智慧和高科技問題上建立一些新機制或展開1.5 軌道的對話。 曾在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擔任過台灣和中國事務主任以及中國事務高級顧問的林洋希望看到的是恢復2022年8月因當時的眾議院議長佩洛希訪問台灣而被中國取消的那些軍事交流，其中兩個尤其重要，一個是國防政策協調對話。這是美國與中國在副助理國防部長級別進行的討論，這種對話會確定全年的美中兩軍交流的日程。因此，恢復這種對話對穩定兩軍關係至關重要。另一個是討論海上與空中事故的《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 (MMCA)。 「如果我們至少有這些，以及其他一些被取消的軍事交流活動，那將是一個信號，表明雙方可以在防止發生軍事事故上進行更多的合作。它還將為我們的操作人員提供與中國人進行溝通的關鍵渠道，以應對我們認為中國在空中和海上進行的不專業、冒險和脅迫行為所帶來的日益增加的風險，」林洋說。 布魯金斯學會的金沛雅認為，峰會成功與否要看峰會之後的後續行動。 她說：「我認為真正的考驗將是，在這次會議之後的數月乃至數年內，這種勢頭能否保持，或者情況是否會再次散架，是否會出現其他不可避免的危機。顯然，隨著台灣即將舉行選舉，我們自己的選舉也即將到來，而且當然，兩國正在亞太地區近距離運作，兩國之間不乏潛在的摩擦點。」 白明認為，如果拜習會得以順利進行，非常重要的是會議後發表的聲明如何對兩國關係的挑戰以及合作的機會進行界定。在他看來，如果中方在會後所發出的信息或是進行的宣傳認為，美中兩國仍然有很多一起做的事情，那麼這也算是成功的一個定義。 不過，這位專家認為，就像周恩來在回答法國大革命造成了什麼影響時所說的那句名言一樣，這次峰會成功與否，「現在下結論為時太早」。
在我們這片土地，想要維護點自己的利益，你必須無牽無掛。 首先，就不能有孩子，有了孩子，你的骨頭就不硬氣，就很容易被人拿捏。 其次，也不能有父母，他們會打電話給你父母，在老人驚慌失措的眼神中，你所有的勇氣都會喪失。 再次，你也不能談戀愛和結婚。你可以不顧自己，但對方還要工作，還有父母，甚至對方本人就是你的阻力。 最後，你甚至不能有工作，領導會找你談話，逼你就範，沒有哪份工作會包容你的不安分。 當父母逝去，還未戀愛和結婚，更沒有孩子，又沒有工作，孑然一身，無牽無掛，恭喜你，你終於可以為自己的利益而奮不顧身了。 否則，你就會面臨佳木斯那位遇難學生媽媽那樣的壓力。 當一位遇難學生的母親想要為兒子討一個說法，她發現她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失去孩子的悲傷。 「我所有的東西都規劃好了，學子宴什麼樣，婚禮什麼樣……現在TM什麼都沒了，我給我兒子辦葬禮，葬禮！」 「拿我們家兩個公職人員工作壓我，現在我可以跟他爸爸離婚，我跟他舅舅斷絕關係了……壓我呢，不好使了，這個事必須一剛到底，工作不要了，我工作不要了。」 這是她的控訴，也是她的決絕。 更是她的代價。 這位媽媽正在不斷失去，失去孩子，還可能即將失去丈夫和兄弟，以及自己的工作。 更悲傷的是，她如果想要為已失去的討個說法，就得繼續失去本就擁有的。 這是最新版本的悲傷和荒誕，它由不成比例的手段和結果組成。 也就是說，即使她已鼓足失去一切的勇氣，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真相： 在「最新的系統性輿情處置模式」面前，不斷的失去，卻不一定能成功兌換到想要的正義。 更可能的是，在這世上還要繼續活人，肉體凡胎，悲傷和勇氣都不徹底，往往半途而廢。 妥協是必然的選擇，或者說沒得選擇。 不然能怎麼辦？面對危危高牆，一意孤行的雞蛋，唯一的結局就是破碎。 而且，這種破碎是沒有意義的，流下的蛋液，也不過給高牆糊了一層包漿，讓它更牢固。 失去就只是失去，當你失去了孩子，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工作，孑然一身，無牽無掛，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和世界的聯繫。 即使得到了想要的正義，那巨大的失去，也早已掏空了活著的意義。 什麼時候，對基本正義的追求，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但這已經是我們不斷面對的現實，是反覆上演、早已看慣的熟悉劇情，是人間遊戲的出廠設置。 所以，我們是旁觀者，也是演員，更是NPC，發生在佳木斯這位媽媽身上的，也可能隨時降臨到我們頭上。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魏春亮說）
近日，一組中國經濟數據令人觸目驚心，來自海關貿易數據，今年前10個月，中國進出口下降6%，出口下降5.6%；進口下降6.5%；貿易順差收窄2.7%。10月單月貿易順差收窄30.8%。另據多家外媒援引中國商務部的數據，9月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降至728億元，同比暴跌34%，創2014年開始公布該數據以來的最大降幅，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顯示，外國企業4～6月在中國投向建設工廠等方面的直接投資為49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降幅達87%。另據格隆匯數據分析顯示：2023年三季度，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金額為-118億美元，為1998年有記錄以來，該項數據首次為負。截至9月底，外國企業連續六個季度從中國撤走利潤，總計超過1600億美元。這種罕見的情況表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減弱。 網友@老蠻頻道發帖說：外資的撤離，已經無可挽回。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剛剛發布的數據，3季度的外商對華投資，終於呈現出凈負值的情況。-118億美元。從加入世貿以來，這是第一次出現負值。這意味著外企資金的凈流出狀況，已經非常惡劣了。與前幾年動不動就單季度五百億八百億美元的投入相比，更是恍如隔世。那個中外友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接下來，一定是中外對抗的時代。官方這麼多年的對外仇恨宣傳，終於結出了碩果，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就在中國經濟陷入深度危機，外資中資私企紛紛逃離的嚴峻形勢下，習近平是如何應對的呢？首先召開中央金融會議，國安刀把子出手維穩金融，嚴禁唱衰市場，把市場管死，然後，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全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全面推進楓橋治理模式。就在市場急需「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環境的檔口，習近平的作為進一步向中外投資人發出反向信號。正如網友@Air Ferry發帖所說：共產黨頻繁出台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盤活經濟國安竟然出來恐嚇，一方面給私企鬆綁卻炮製出公私合營進一步措施，一方面與美國修好卻派張又俠訪俄，一方面在新加坡呼喚嚇跑的企業回家看看卻推廣更恐怖的楓橋經驗！ 網友@崑崙發帖說：顛覆和諧模式，楓橋經驗預示底層互斗鑄就頂層安全：（今天）三大常委會見楓橋經驗代表，從最高層向全系統發出最清晰的信號，楓橋經驗和模式，將是今後群眾工作的主要思路與方式，這無疑是對和諧社會工作模式的顛覆，同時又是毛氏路線的回歸，預示著一個全新的群眾工作場景將推廣到全國。同時我們看到，陪同的人員，陳文清，王小洪，張軍，應勇，清一色政法專政力量，刀把子在手，才是楓橋經驗的精髓和特色。什麼是楓橋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國家執法權，由國家行政機關釋放到基層群眾組織，底層社會組織的領導，掌握了行政裁量權和法律裁決權，群眾之間的所有糾紛，不再由國家基層政府出面，而是由群眾內部進行裁決，處理。此刻重提楓橋經驗，是因為全國經濟已完全走入下降通道，不可能有回升，只能通過將底層群眾間的矛盾擴大化，政治化，鬥爭化，才能轉移民眾對經濟問題的聚焦，讓民眾相互消耗在內鬥之中，鬥爭代替發展，是楓橋經驗再現江湖的根由。楓橋經驗的本質是什麼？是國家執法權的擴大化和濫用化，執法權被不具備執法資質的人和組織掌握，意味著國家專政力量增強擴大，意味著國家執法隊伍的野蠻增長，意味著基層專政將走向失序、失控。楓橋模式對中國政治有何作用？答案是底層互斗，自然就會鑄牢頂層安全，底層因為互斗，而失去了對頂層的力量威脅。這是每當國家層面有重大困難出現是，類似楓橋經驗就會沉渣泛起的原因，他是高層轉移底層矛盾的乾坤大挪移，最終都確保了頂層的政治安全。楓橋模式具體是什麼場景？民眾陷於自我鬥爭，這是最根本的問題，看似一撥群眾在斗另一撥，實際上是自己斗自己，群眾陷入自我鬥爭的閉環。當群眾鬥爭進入白熱化時，高層就會介入來降低溫度，進行裁判，再打一撥，拉一撥，永遠將群眾提線在手中…從會見如此高規格看，楓橋經驗將很快向全國推廣，中國人的二茬罪，又一次向我們走來… 網友@YaxueCao發帖說：中共過去幾年一直在發展「治安型社會組織」。在浙江諸暨楓橋經驗發源地，在聯防隊、治安員、網格員、治安信息員等已經長期存在的基層治安結構基礎上，有各種由派出所主導的調解中心、紅色物業、紅色四點半學校、救援志願隊、民生義工團等。一些省市走在前面，比如上海，現在有三大由政府主導的所謂社會組織，從事「社區矯正」、「安置幫教」等功能。各大城市過去幾年在發展所謂的「義警」，遍布街道、商鋪、企業、工廠等每個社會角落。他們在公安領導下從事形形色色的監控和維穩。比如說，深圳寶安區現在每45人中就有一個「義警」。習近平一直強調楓橋經驗，不是為了對付「黑幾類」 — 構成黑幾類的人是政治敵人，由警察、國安直接應對。楓橋工作法是要對整個社會進行人盯人式的管控，這需要動員和組織起大量普通中國人。 （全文轉自法廣）
盤點中共國級黨官心臟病死案例，發現還真不少挺能說明問題。 曾擔任毛澤東20餘年保健醫生的李志綏在1995年2月被心臟病死，後來證實被謀殺。 據參與過謀殺案的一位大陸特工後來透露，是李志綏寫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爆料了毛澤東、鄧小平等人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殘酷無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爛，江澤民害怕他再披露中共最高領導私生活內幕，下密令，採用「葯功法」殺害了他，即兇手在手指甲中放入一點特殊的藥物，在倒水時彈入杯內，人喝了三天後發作死亡，其死狀就是心肌梗猝死，表現也與心臟病死亡相同。因為李志綏不是本文要說的高官範圍，因此，這裡不述。 要說中共國級黨官心臟病死，與李克強有很多共同點的就是前副總理羅瑞卿。一、倆人都是死得突然、出人意料。二、兩個人都很年輕，李68歲；羅72歲。三、倆個人都死在並非治心臟病的普通醫院。李死在上海曙光醫院，為一家普通中醫醫院；羅死在西德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屬於民間醫院。四、倆人都有民間巨大質疑聲，官方沒有回應，死得不明不白。五、死時沒有親友在身邊。 羅瑞卿是共軍及中共國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國安部首任部長、中共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要職，被授軍大將軍銜。文革期間被打成「篡軍反黨」，從三樓跳下摔成重傷，雙腳跟骨折，後又被打成「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集團』」，帶著傷體被紅衛兵多次公開毆打，1978年於8月3日，在西德治療腿疾時突發心肌梗塞病逝。羅死在異國他鄉，而且晚年被批判、被毆打、被羞辱，死前一直拖著殘腿病體。副國級死成這樣，可謂令平民都唏噓不已。而如今，李克強也令平民都唏噓不已，從1978年到2003年，一個圈畫圓了。 另一個值得一說的國級心臟死的是胡耀邦。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和《趙紫陽在四川》一書披露，胡耀邦1989年出席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心臟病，趙紫陽問誰帶了急救藥，趙紫陽多次催問，江澤民猶豫幾分鐘後才拿出急救藥。他的死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 具體情況是，改革開放爆發出腐敗、專制、社會不公等問題，民間反映極大。 1986年底，全國多地爆發聲勢浩大的學潮示威遊行，大學生打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中共元老歸咎胡耀邦對自由化知識份子的縱容。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團要求其辭職並對學生運動的失控負責。儘管胡多次在會上檢討，但高層還是連續批判胡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薄一波還指責胡到基層視察的次數太多、地區太廣，是在「游山逛景，嘩眾取寵」；在連續批鬥之下，政治局於1987年1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請辭。胡耀邦的政治局常委排名降到最後。1月19日，中共三號檔列舉了胡耀邦解除職務的原因，加上了很多條新羅織的罪名。 1989年4月8日早上約10時，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正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問題的決定》的文稿。胡突然心臟病發作，舉手請假，趙紫陽讓胡耀邦先穩住身體，並立即叫中共辦公廳馬上找醫生。在趙紫陽多次催問誰帶了硝酸甘油。當時出席會議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最後拿出兩粒葯，不久，北京醫院內科主任錢貽簡和王敏清陸續趕到，並判斷是心肌梗塞。送醫不久，其左胸部血管大面積破裂，導致大面積心肌梗塞；於4月15日早上7時53分逝世，享年74歲。 但是，坊間一直認為併流傳著胡耀邦是在會議現場被氣得心肌梗的。因此，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八九64運動。 還有一位是上海前市長楊雄，2021年突發心臟病猝死，也是年紀很輕68歲就死了，不得善終。 楊雄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物，在2012年開十八大換屆的時候，沒有進入全國黨代會的代表名單，等於就是等著退休了。12月份習近平接班以後，楊雄突然又被任命當市委副書記和市長，相當於回鍋了。他死的時候也很奇怪，也是猝死，據說是心臟病猝死。 據《菁英率論壇》有關專家分析，其實他是牽涉到二十大之前的鬥爭了。他曾經在上海幫裡面是很有意義的。習上台後，在上海最後一次開代表大會的時候，就把他給弄下去了，原因是習近平到了中央以後，準備讓應勇（習近平的親信）接替楊雄的位置，結果江派就堅決不同意，斗到最後，習近平當年沒有贏，因此楊被炒回鍋了。 上海市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都要爭奪這個位置。因為很多人都想利用二十這個機會翻盤，為了防止六十八歲的他翻盤，就讓他死掉了。 橫河在《菁英論壇》表示，中共現在的情況跟以前不太一樣，我們現在講被自殺也好，沒有原因的突然死亡也好，離奇死亡也好，這些事情大部分都發生在這十年當中。那麼這十年其實跟過去是有直接聯繫的，因為在過去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它產生了很多利益集團，但是這些利益集團在最近十年被打亂了，在打亂的過程當中，又有新的權力集團崛起。因為權力層面你一旦下去以後，你所有的經濟利益都沒了，在中國這是一個特色，它跟正常的國家不一樣。在這個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安排的過程當中，新舊之間的矛盾這是你死我活的。中共現在政局不穩，經濟不穩，而且是處於高度混亂狀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種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越多，說明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 （全文轉載自《看中國》）
由於美國邀請，11月15日至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在美國三藩市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美兩國首腦會晤將於11月15日APEC峰會間隙期間舉行。此前，白宮新聞秘書卡琳·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談到外界期待已久的這次會談時稱：「我們的目標是兩位元領導人11月在三藩市會談時進行一次建設性的談話。」但是王毅的回應則是說，「通往三藩市不會是『一馬平川』，不能靠自動駕駛』」。美國媒體如《華爾街日報》則認為「加薩的血腥戰爭為美國的主要地緣政治對手中國和俄羅斯提供了一個在全世界爭取支持的寶貴機會，使這兩個專制威權國家得以利用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浪潮，並以人道主義價值觀與和平的擁護者自居」，國際態勢對美、中、俄三方競爭，有利於後兩者。 雙方功能表上將有什麼？ 對美方來說，自從俄烏戰爭以來，沉寂已久的「全球南方」開始活躍，76+中國與金磚國家遙相呼應，中俄兩國已經隱然成為「全球南方」的共主。烏克蘭在戰場上失利的同時，以巴戰爭開始，以美聯盟在軍事上取得對哈馬斯的絕對優勢的同時，在第二戰場（輿論戰、政治戰）卻全都失利，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聯合國都明確反對以色列，在平民死亡人數越來越高，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爾克說，以色列和哈馬斯都已犯下戰爭罪。加薩的事件正促使全球南方」遠離西方，遠離美國，並可能使其對莫斯科的態度更加熱情友好。」 鑒於中國在中東地區日益明顯的影響力，為了避免以巴衝突升級為區域性戰爭，以及贏得烏克蘭戰爭的體面結束，美國拜登政府亟欲與中國緩和關係，可以預見，這次拜習會，美國是提出要求（解決問題）的一方，而中國則是就問題開出要價的一方，美方的菜單上將有以巴衝突、俄烏戰爭、台灣問題這些地緣衝突，經濟上的將退居其次。但中國擺足了架勢，要的價碼不會太低。 預計兩人會晤的議程將涵蓋一系列問題，美國開出的功能表上包括在經濟和高科技領域的爭端、台灣問題、人權，氣候變化、打擊芬太尼前體化學品進入美國，擴大兩國人文交流，以及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議題，例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和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 對於中國來說，上述問題有主有次，往積極方面預測，兩人的會面將有助於雙邊關係的進一步企穩止跌，華盛頓和北京有望以「做交易的方式」在個別議題上達成一些合作的共識，例如人權問題（尤其是新疆維族問題）會針鋒相對，氣候變化會答應合作（中國畢竟是世界太陽能、風能設備的主要生產國），俄烏戰爭與以巴戰爭（美國與歐盟最近調整為以哈戰爭）、芬太尼則是可交易性議題，換取的將是美國放鬆對華高科技領域的制裁。台灣問題上達成的多半是危機風險管控共識。 與此同時，一個由美國11個農業團體代表組成的美國農業代表團11月2日抵達北京，他們將與中方人員就擴大雙邊農業合作進行洽談。這是美國農業行業自2016年以來向中國派出的規模最大的一個代表團。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表示，「我們的關係既龐大又複雜，但農業是這種關係的壓艙石。」 整個來說，美方在這次會晤中籌碼不多，因為自身面臨的問題太多。這點，中國看得非常清楚。 美國為什麼亟需與北京緩和關係？ 美國拜登此刻正面臨來自國際社會與國內兩大方向的壓力。 1、國際反以反猶反美浪潮方興未艾，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度正在退縮 在俄烏戰爭上，北約集團的立場一直比較一致，即使烏克蘭反攻未成功，也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如匈牙利、波蘭等希望儘快結束，但並未就戰爭的性質發生原則性的分歧。但這次不同，隨著強大的國際社會壓力與國內反以浪潮，美國拜登政府不得不向後退縮，軟化立場。美國CNN在11月2日的報導中稱，美國總統拜登以及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警告以色列稱，隨著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製造的人類苦難不斷加劇，全球對此的憤怒也在不斷上升，而以色列受到的支持也因此逐漸削弱。因為歐盟各國在以巴戰爭上面臨本國各方面的巨大壓力，態度有變化，在11月7日東京G7領導人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衝突，不得呼籲盟國要「以同一個明確聲音說話」。同一天，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發言表示表示，美國總統拜登認為以色列軍隊重新佔領加沙不是正確的做法。拜登反對以色列軍隊重新佔領加沙。 2、美國國內反以浪潮洶湧 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一項新民意調查顯示，自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公民更有可能將以色列描述為盟友，但對其反應存在分歧。這項於11 月2日至6日進行的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人認為哈馬斯對當前衝突負有重大責任。12% 的人表示美國負有很大的責任。但40%的人表示以色列的反應太過分了，只有36%的人希望美國向以色列軍隊提供援助。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認為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對這場戰爭負有很大責任，而 35% 的成年人對以色列政府也有同樣的看法。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伊朗政府對這場衝突負有很大的責任，大多數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將當前的戰爭歸咎於哈馬斯。然而，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更有可能將很多責任歸咎於以色列政府（43% vs. 25%）。 最苦惱的莫過於美國的大學，比如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喬治城大學等。這些大學面臨雙重壓力，一是學生們日益高漲的反以援巴活動，二是猶太金主們紛紛關上支票本。 而美國的反以活動不局限於校園，全國各地都出現反以援巴大軍，11月4日，數萬抗議者齊聚華府，將憤怒矛頭指向了美國總統喬·拜登，指控他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滅絕。抗議者高呼口號，「拜登，拜登，你無法隱藏；我們指控你犯有種族滅絕罪。」 11月7日，約80名抗議者前往密蘇里州的工廠，不允許任何工人進入工廠，理由是這座工廠提供的武器正在拖累美國。這家工廠是波音公司旗下的，正在為以色列生產1000枚精確制導彈藥，用於支持以軍打擊加沙地區的目標。抗議者指出，美國不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工廠也不能給以色列製造武器，因為現在的以色列就是「兒童殺手」。《紐約時報》是美國左派媒體旗幟，11月9日其總部被一群抗議者佔領。以上列舉的只是全美反以活動中的數例。 這一切不僅加劇了美國民主黨內的分裂，還影響到拜登的連任計畫，《紐約時報》和錫耶納學院11月上旬的民調顯示，在亞利桑那州、喬治亞州、密西根州、內華達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登記選民中，拜登以 4 到 10 個百分點的差距輸給了他最有可能的共和黨競爭對手川普，僅在威斯康辛州領先兩個百分點；該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選民認為國家正朝著錯誤的方向邁進。 以上就是拜登亟欲緩和與中國的關係的原因。不過，對即將舉行的拜習會，美國智庫人士普遍不看好，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成員、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Robert Manning）接受VOA的採訪時說，目前的氛圍並不利於華盛頓與北京改善關係，「問題在於（美中）兩國都存在著相互妖魔化的氣氛，因此政治正把各自推向對抗的方向。」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