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的“双十一”光棍节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购物节。不过，随着经济下行，中国消费者今年的整体买气相对冷淡。但在官媒吹捧和直播主低价带货下，国货逆势热销，凸显当地消费行为的改变。市场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电商巨头连续两年未披露“双十一”成交量，再次释出内需疲软的信号。 为了迎战今年的双十一，中国各大平台都祭出“最低价”揽客。不过，随著中国掀起荷包勒紧的“消费降级”潮，电商业者和消费者都感受到冷清的买气。因此，各种形容双十一“穷狂欢”的词汇陆续登上微博热搜榜，例如，“今年双十一变得更静悄悄了”或“一觉醒来双十一结束了”。 消费降级下，双十一买气冷清 双十一的年销额常被视为中国内需经济的一个指标，但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电商龙头去年首度拒绝公布其双十一档期的销售数据，引发外界有关中国内需疲软之说。两大电商今年依旧未公布销售总额。 阿里巴巴集团仅称，截至11月11日凌晨，402个品牌成交额突破人民币1亿元，3.8万个品牌成交额比去年倍增，总销售额按年增长。京东11月11日也强调，300个品牌的累计成交额也破1亿元人民币，直播累计观众突破3.2亿人。而成交额、订单量和使用人数皆创新高。 据美国顾问公司贝恩（Bain & Co）双十一前夕发布的调查显示，77%的中国受访者无意在这个促销周末花大钱瞎拼。该报告分析，宏观经济下行使得中国消费者更注重商品价值，而影响消费信心的主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对未来家庭收入的担忧，双十一销量黯淡已有迹可循。 中国官媒口径一致吹捧国货、操弄民族主义 在一片内需疲软的悲观声浪中，国货成了卖家唯一的希望，尤其本土品牌的美容美妆商品、家居用品和食品不仅逆势呈爆炸性成长，还受到官媒的热捧，趁势为这一波的爱国热潮推波助澜。 《中国日报》海外版11月10日引述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天猫的数据说，20多个国产品牌于10月24日、双十一档期预售的第一个小时，销售额就超越去年同期。10月31日促销正式起跑后，7万多个国产品牌的成交额翻倍，85个国产品牌的销售很快就超过人民币亿元。 党媒《人民网》11月11日也表示，天猫双十一将243个国货品牌打进“亿元俱乐部”，让这些“好用不贵”的品牌不再只是国际品牌的“替代品”，一跃成为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信任和青睐的商品。 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官方近年来打压外企，摆明要拉抬本土产业和品牌。另外，美中交恶也煽动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选用国货。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就说，中国几个指标性产业今年都出现本土品牌大跃进的趋势，例如，比亚迪电动车热卖，美企特斯拉的销量自然就下滑，华为和小米的新手机在中国一机难求，逼得苹果iPhone15需要降价促销。 黄世聪告诉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说过，要用中国货、吃中国饭、捧中国碗。所以，他们刻意鼓吹所谓的民族品牌，官方刻意这样操作，平台业者当然是配合官方的政策，所以，可能就是尽量减少外国品牌的露出，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官方的态度。” 直播间成中国消费主力战场 相较电商，内容平台崛起的直播带货主近年也掳获中国消费者的心。几位中国家喻户晓的直播主在吹捧国货上，更是功不可没，甚至争议缠身的直播主，也受到官方政府青睐，带节奏炒热买国货潮。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北京市民罗娜表示，越来越多品牌找带货直播主合作，在双十一期间加开直播频率和时间，她身边很多朋友现在都是开直播采买。 罗娜说：“有的头部（前几名）一点的主播比较有议价权，就会比直接在那个(电商平台)链接里买，真的会便宜一点。还有些头部的主播比较爱惜自己的名声，他推的东西，有的就感觉比较可信一些。” 位于深圳、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某互联网企业经理人Nina(化名)透露，直播间卖的商品并不一定是市场最低价，但消费者下单其实图的是种参与感。当直播主在众多观众中喊出你的名字，一种光荣感油然而生。 Nina说，以中国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琦为例，其火红程度让厂商捧着大把钞票为他推出一档特别节目，大谈他如何跟品牌商砍价。他让消费者自觉受到公主级的待遇，而他则是公主们的专属采购助理。 不过，李佳琦6月3日直播时，开卖坦克车造型蛋糕，疑似触碰到中国敏感的政治红线（六四坦克人拦截解放军坦克 ），直播被瞬间中断外，更自此噤声109天。北京当局6月底随即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其中有关“网络主播应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等规定被戏称是“李佳琦条款”。 直播一哥李佳琦回归带卖国货 Nina认为，中国需要刺激内需，官方也知悉李佳琦的带货实力，因此让他在双十一前回归，为国货效力。她说，中国消费降级后，欧美品牌越来越不亲民，这也是李佳琦的商机，趁势掀起新一波的国货潮。 Nina告诉美国之音：“国货本来没有什么名声的，但是真的因为李佳琦的直播间(带动)，就是他只卖国货。他把很多不同产业的国货都品牌化，现在都是国货(厂商)给李佳琦代言，他们就根本不需要去投广告。” 位于台北的商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毕婉君也说，李佳琦9月复播后，人气不减，但带国货的比例明显提高，他的直播时段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在推销中国货。 毕婉君告诉美国之音：“最大的一个标的就是李佳琦，他被下播了快一、两个月。他回来以后，他带国货的比例就很高。” 毕婉君说，中国货热卖背后当然是民族主义兴起，但不可讳言，部分懂品牌行销的海归派回到中国后，也成功扭转中国货“低价打天下”的形象，提升其价值链的层次。她说，很多本土品牌经过包装加值后，现行售价已可以比拼日韩品牌。
按照惯例，中共某届二中全会完成的当年九至十一月会召开三中全会，以完成全体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检”。而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将召开的时间，原因为何？ 外界已经有媒体注意到，除了二中全会，其他的某届某中全会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开，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已经召开过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却至今没有动静。 笔者查证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全会是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具体时间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过，这一年召开过两次中央全会，十三届六中全会是在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开的。 依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后的惯例，每次党代会闭幕的当天就会开始举行一中全会，二中全会都是在次年春召开，主要议程是为随即召开的“两会“确定人事议项。而接下来的三中全会，都是在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会召开的当年晚些时候召开的。这是因为虽然这一年已经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但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在已经运作了一年时间的情况下，是需要以”报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体中央委员的“监督”的。 不过，习近平已经打破过一次这样的“惯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在年初而不是在当年晚些时候。 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后，在十九大召开的次年初，也就是赶在当年“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了两中次中央全会，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开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为国家主席终身制提供“法律依据”的宪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是专门讨论国家政权的人事议项。 早在2018年2月底，笔者即在本专栏发表了《到底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三中全会？》，文中介绍：如今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召开之前居然“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的“不寻常”举措，自然会召至外部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和质疑，“阴谋论”之说甚嚣尘上……。 不过，现在看来，笔者当时这篇文章的标题应该改成“到底为什么要赶在”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两次中央全会”。 转眼到了今年春，于2月26至28日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照例是通过了“拟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德国之声早在1个多月前即开始提出的质疑：“时间已到10月，但是关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外界没有听到半点信息，这是颇不寻常的，以致许多人怀疑习近平是否会召开这次全会。” 该质疑文章中说：总迟迟不公布会议日期。中共这样做，大概出于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会议时间，会把会议的机密泄露出去。这是一种典型的秘密会社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政党尤其执政党所为。但中共越是表现出不让外界知道的样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们怀疑这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很容易导致外界对一些现象的误解。 比如，前段时间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爆料，习不按惯例召开决策会议，他兼任的一些小组几年时间也不举行一次会议，就是一个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会议为例，称它们召开次数不定，有时该举行不举行。如果平时不是对这些会议特别关注，确实会得出这个印象……。 不过，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强调说：习是个特别在乎规矩的人。习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先不看这个治理现代化装的是什么内容，但它必定意味着做事要有一定之规，才可称之为”现代化”……。习强调”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前者针对整个社会，后者针对党，它们的共性是建规立距，有章可寻。 因此，该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习自己不能带头违反他定下的政治规矩。他想三连任，也须先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废了，而不能在宪法规定不能三连任的情况下强行连任。就此而言，习也受政治规矩的约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想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党章是有明文规定的，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由于今年2月举行了二中全会，如果三中全会在余下的三个月不召开，也说得过去，没有违反党章。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也意味着如有必要，一年可以举行两次乃至三次全会。不过，如果真举行三次全会，则表明党内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决，故一般情况下中央全会不会举行三次，而两次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来看，11或者12月举行三中全会的概率很高。假如不举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举行，否则，也说明党内出了严重问题。 而外部媒体再此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原因的代表作，则是本月11月9日，《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现《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专题文章，其立论是放弃“李克强经济学”限制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选项。随着领导人寻求其可以吹嘘的成就，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被推迟。 这里说的“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即是指三中全会。 这位中泽先生曾在中国担任7年特派记者，期间升至中国分社社长，并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获奖人。按照一位曾经在中共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手下担任过秘书的人士介绍，即使在中共政权内部的“谋士“们，也都挺佩服这位中泽先生分析中国问题的”独（毒）到“。 中泽的文章指出，按照惯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代表一年后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超过350名高级党员聚集在北京参加会议，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离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一年多，三中全会的日期还没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宣布。 中泽的文章中认为：这一推迟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政府放弃通过调整政策来改善局势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约40年的专家将目前的延迟归因于10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定尚未实现，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位专家说，上个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李克强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挥主导作用，确定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方向。该专家说：“人们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次会议决定的方向是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那次会议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习近平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李克强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之后一年举行的。这次的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旨在指导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会议发表公报，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据官方媒体报道，与会者“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中泽认为，（此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与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被抛在后面……。从过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党内一致通过的经济决策，最终也可能得不到执行。现在，中国经济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阵痛之中。由于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和其他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确定（如今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日期变得异常困难。（没有了李克强和他的经济政策主张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将无法开出任何药物来缓解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如果匆忙召开三中全会，结果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将在国内外被视为令人失望的结果，并有可能使经济更加悲观。简而言之，这样的会议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泽先生同时也认为：当今中国的动荡不仅限于经济政策；这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有所体现，比如秦刚和李尚福接连被免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职位。秦刚和李尚福还曾担任副总理级国务委员。作为一项被广泛视为权宜之计的举措，中国最高外交官、秦刚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长。但是国防部长和两个国务委员的职位仍然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政权“空手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只会凸显中国的不稳定。（习近平政权）别无选择，只能谨慎从事。 中泽先生的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顾和介绍了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十年来，特别是后五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对李克强实际经济主张的全盘否定，以证明三中全会不能如期召开，经济是主因。但笔者恰恰认为首先是李克强的去世，与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召开甚至是还没有内部决定什么时候召开完全没有关系。依习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会在内的某个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共高层会议正在召开期间突然传出李克强猝逝的消息，他习近平肯定会是不动声色地继续主持会议并令这个会议如期完成。 其次，习近平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经是他的既定方针，无需以一个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进行具体的解释，无论李克强在世与否，迟早都要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从经济层面讲，至多就是一个提交一份几天才在深改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并以中央全会决定形式昭告全党全国。 而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应该是导致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主因。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其中，秦刚是首任，李尚福是连任，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则是从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递升。而对此四人的党纪处理，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文，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做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位的中央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错“，只要其”错误“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可以被处以留党察看者，对其处分的决定就必须经过中央全会的程序运作，无论是直接决定还是”追认“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前做出的决定。 如上所列的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到底是犯罪还是犯错，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而现在只假设他们四人都只是犯错，那么从目前的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们的行政或者军内职务已经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届中央委员资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应该没有。三中全会之所以迟迟还没有召开，有可能就是因为将要提前印发给全会的对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处理决定，还在等待对他们所犯罪行或者“错误” 的审查报告的完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火引发的舆论战愈演愈烈，美国国会议员再次呼吁全面禁用抖音海外版TikTok，理由是中国公司出品的这款视频分享应用的算法可能助长了反以色列内容的传播，影响着美国年轻一代对以哈战争的看法。他们指责北京可能是美国社会中反犹信息泛滥的幕后推手。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年轻世代借由TikTok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不应成为禁用TikTok的理由。 美国议员再呼吁禁用TikTok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11月7日致函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Hawley），敦促行政当局将包括TikTok在内的所有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在美国市场推出的应用程序（app）下架。 霍利在信中说，TikTok具备“彻底扭曲”美国年轻人世界观的能力，美国年轻一代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上所表达的意见正在验证这一点。 以色列为回应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无辜平民发动大规模袭击，对加沙地区进行的清剿哈马斯的行动，国际社交媒体上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舆论声援陷入两极化。 但是，在美国年轻人中，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似乎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Harvard CAPS）与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10月20日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在年龄在18到24岁的群体中，超半数(5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因为巴勒斯坦人处于不幸境遇，哈马斯杀害1200多名（联合国的最新数据显示，约1400名以色列人被杀害）以色列平民是正当的，49%的受访者认为哈马斯的行为不当。与之相比，美国公众的总体意见中，只有24%的民众认为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是正当的。 这份调查是在10月18日至19日做出的。参议员霍利的信函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TikTok上普遍存在的反以色列内容”。霍利进一步强调：“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差异符合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偏好。”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众议员也在网络媒体The Free Press撰文，发出类似的呼吁。加拉格尔在文章中说：“中共可以通过调整TikTok算法审查信息，并在各种问题上影响所有年龄段的美国人。它可以决定他们对事件真相的认知，以及他们从国际时事中得出的结论。” TikTok是否充斥反犹信息？ 美国国会议员此番借由TikTok在以哈冲突问题上的信息传播不对称，再次发出禁止TikTok呼吁，起源于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家、Tinder公司前产品部副总裁小杰夫·莫里斯（Jeff Morris Jr）10月26日在X平台上发表的一长串分析。 莫里斯在分析中说，TikTok上有关支持巴勒斯坦的主题标签（hashtag）浏览量高达30亿，相比之下，支持以色列的主题标签浏览量只有2亿。 他说，由于目前TikTok上的舆论非常反以色列，TikTok的内容激励机制鼓励支持这种舆论导向的创作，因为制作反以色列的视频有助于创作者增加他们的订阅量。 一些犹太裔视频创作者的体验似乎印证了莫里斯对TikTok上反犹内容泛滥的数据分析结论。40多名犹太裔文化界名人和TikTok创作者11月1日发表公开信，呼吁TikTok处理该平台上的反犹言论和威胁言辞。他们还呼吁TikTok的内容审查应该做到公平化。 公开信说，TikTok的算法鼓励暴力言辞，同时压制犹太裔创作者的内容推广。信中说，犹太裔创作者在TikTok关于以色列平民所受暴行的内容往往立刻遭到删除，创作者受到反犹太主义言论的轰炸。他们说，TikTok的分析数据显示，一些知名的犹太创作者在发布有关以色列的视频时，在粉丝中的参与度（engagement）竟不到1%。 TikTok否认推送反犹内容，专家称站不住脚 哈马斯被美国政府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根据TikTok的安全与文明规则，TikTok禁止“暴力和仇恨组织或个人”出现在该平台上，其中包括暴力极端分子、暴力犯罪组织、暴力政治组织、仇恨组织和从事大规模暴力活动的个人。 截至发稿前，TikTok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发出的置评请求。但是在11月2日的一份声明中，TikTok美国公司表示，那些指称TikTok向美国用户推广“支持巴勒斯坦”内容多于“支持以色列”内容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TikTok表示，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删除了冲突地区超过92.5万个违反TikTok有关暴力、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和恐怖主义的规定的视频，其中包括宣传哈马斯的内容。但TikTok没有说明支持哈马斯内容占所有被删视频的比重。 TikTok辩称，自10月7日以来，在美国市场，“与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主题标签的浏览量是“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标签（#standwithpalestine）的1.5倍：浏览量分别为4630万和2940万。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TikTok这样对比两个标签是在误导公众，因为这一标签选取的是支持巴勒斯坦人一方浏览量较小的一个主题标签与支持以色列一方最多的主题标签。 数据分析平台Kaggle共同创建人和前CEO安东尼·歌德布卢姆（Anthony Goldbloom）是指出TikTok避重就轻的分析人士之一。他与美国之音分享的的一组数据显示，TikTok上有关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最热门的主题标签并非“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实际上是“自由巴勒斯坦”（#freepalestine）；支持以色列最热门的标签是“与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数据显示，在过去30天，前者在美国18至24岁用户中的浏览量为4.47亿次，后者仅为1650万。 美国大数据研究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的CEO高级顾问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差距显然是完全不正常的，是人为扭曲的结果，可能是算法造成的。” 歌德布卢姆通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TikTok有技术能力和实力，让该平台上的有关以哈冲突的讨论更公平。一些做法包括：对有关以哈冲突的视频的事件和地点信息进行验证，在用户大量浏览此类视频时注入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此外，TikTok还应针对以哈冲突专门训练能识别特定仇恨言论的数据模型，并对可能的仇恨信息和不实信息加强人工审查。 北京借TikTok在以哈问题上对美国青年政治洗脑？ 专家说，TikTok等社媒平台都是依照其各自目的去决定推广哪些内容、压制哪些内容。赫尔伯格说，TikTok的算法正在主动地向美国年轻人推广支持巴勒斯坦人和支持哈马斯的内容。 赫尔伯格是美国跨党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的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目睹是，一家中国拥有的公司正在向美国受众推销（美国的）外国对手的审查做法和审查规定。” 他解释说：“每一个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就其核心而言都是排名系统，它决定了什么排名靠前，什么排名靠后，哪些内容被推送给了用户。” 他说，决定内容排名的成千上万的指标被分配了不同的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组成在一起的公式归根结底，是判断该公司希望如何划分优先级、用户看到什么内容以及公司的目标。” 他说:”在美国，目标很简单，美国公司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广告收入。在中国，现实很简单，法律规定公司具有双重任务，既要赚钱，又要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按中国法律的措辞，就是促进社会主义价值观。” 自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来，中国政府表面中立，但一直拒绝对哈马斯进行直接谴责，同时放任中国社交媒体上反犹言论的泛滥。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在以哈冲突问题上，中国政府和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是否干预了TikTok美国在运营时的审查走向；但在其他议题上，有关中国政府借由字节跳动将审查之手伸到海外的报道屡见不鲜。 英国《卫报》此前报道说，字节跳动公司对TikTok发布过一份审查指南，要求TikTok对天安门、西藏独立和法轮功等议题进行审查。美国国务院今年发布报告说，字节跳动公司试图封锁中国政府的批评者使用该公司的所有平台，封锁对象可能包括中国以外的人士。报告说，截至2020年底，字节跳动定期更新黑名单，名单上的人员可能被屏蔽或限制使用包括TikTok在内的所有字节跳动平台。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在以哈冲突中的立场势必影响了TikTok北京母公司的内容审查。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美国哈里斯-斯利沃夫斯基（Harris Sliwoski）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丹·哈里斯（Dan Harris）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只需要做的就是敲开TikTok在北京的大门，提出建议。但现实是，他们甚至不必这么做，因为中国的每一家出版商都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TikTok也是如此。” 穆斯林维权人士：支持巴勒斯坦人不是犯罪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年轻一代在以巴问题上往往倾向于同情巴方，而TikTok的美国用户又以年轻人为主，TikTok上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声浪高于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能只是反应了年轻用户的普遍意见。 《华盛顿邮报》援引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媒体从业者诺儿·塔格利（Noor Tagouri）的话说，年轻一代并没有被TikTok洗脑。她说：“人们只是在目睹所发生的情况，选择与人性和生命站在一道。” 美国穆斯林维权人士说，美国政客以TikTok纵容反以色列内容为由而建议将其下架，这样的说法是虚伪的。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简称CAIR）副执行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Edward Ahmed Mitchell）对美国之音说，年轻人使用TikTok来了解和表达对巴勒斯坦民众人权的支持，不能用作政客试图禁用TikTok的理由。 米切尔说：“对TikTok与中国的关系感到担忧，这有正当理由。但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出现在Tik Tok上并不是担心或禁止该平台的理由。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权的支持并不是犯罪。” 他说：“有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实际上压制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权的内容。然而，我没有听到任何参议员呼吁禁止这些平台。所以我觉得这太荒谬了。”
美中两国11月10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国际社会对拜习会的高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成为一个次要的节目（a sideshow）。关于这次拜习会，下面是你需要知道的六个关键问题。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11月10日就拜习会发表声明说，拜登总统将于11月15日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1月10日宣布，“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双方讨论的议题有哪些？ 白宫新闻秘书在声明中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持续重要性以及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在他们于2022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上次会议的基础上，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继续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在我们的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方面。”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 白宫国安会两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在对媒体进行的背景简报会上表示，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以及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包括两军之间的沟通。拜登也将提出双方有分歧的议题，包括人权、两岸问题、南中国海、为美国公司与工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芬太尼、人工智能以及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等。 他们还将讨论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以及朝鲜问题等。拜登总统将向习近平强调，美国希望中国向伊朗表明，美国“不希望中东的暴力升级或蔓延”，并将明确警告，伊朗如果进行挑衅行动，美国已准备好迅速回应。 美国官员也表示，拜登总统也将与习近平讨论如何在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上进行合作，特别是气候变化、禁毒和全球卫生问题。 为何选在APEC间隙举行拜习会？ 这是美国时隔12年后再次充当APEC峰会的东道主。对美国来说，这个在1989年成立的区域性经济论坛相当重要。该组织的成员国几乎占全球人口的40%，全球贸易的一半，占美国商品出口的60%以上。截至2020年，这些经济体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估计为1.7万亿美元，雇佣了230万美国工人。美国的七个最大贸易伙伴都是APEC成员国。这个高层经济论坛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进其经济政策，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首要平台。今年峰会关注的优先议题是互联互通、创新和包容性。 选择在这样一个多边论坛举行对美中至关重要的元首峰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认为，这个会面场所的选择更多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一些挑战。首先，APEC会议日程上有一个现成的机会让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而国事访问对于北京和华盛顿来说都过于复杂且具有政治挑战性。 “这更表明，在两国关系的诸多紧张局势中，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间谍气球事件，加上台湾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很难想象把国事访问列入日程，”他在11月7日对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说。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由于华盛顿和北京都对这次双边会晤给予高度关注，令一些成员国感到沮丧，认为这次会议本应高度关注亚太经合组织的事情，而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像是拜习会的一个余兴节目而已。不过他也提到，几乎每一个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国都对拜习会得以举行感到松了一口气。 “即使是该地区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咄咄逼人行为格外担心的国家，仍与中国有着深厚的经济上的内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更愿意一个稳定的美中关系，而不是一个不稳定的美中关系，”白明说。 白明的同事、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洋(Bonny Lin)也认为，在APEC间隙举行拜习会的好处就是它不是一次国事访问，这样双方也不会期待拜登进行回访。鉴于2024年美国的大选，美中领导人会晤的难度更大。 拜习会前双方为何密集举行“会前会”？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期相继访华后，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10月26日访问了华盛顿，为拜习会铺路。除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谈以外，王毅还在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 11月2日，由美国农业部代理副部长哈夫迈斯特和农业部北亚事务高级顾问谢帕德率领的农业代表团抵达北京，展开多年来罕见的一次访问，并在11月5日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媒体称，这是美国首次“以如此豪华的阵容”出席进博会。这也是美国农业部自2016年以来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 11月4日上午，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举行会谈，就应对气候危机、加强执行力以及推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201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在这个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11月6日，美国负责军控、核查与合规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与一个跨部门团队与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华盛顿就核军备控制举行了一场“罕见”的对话。这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中官方首次讨论该议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11月6日在媒体简报中说，美国国际残障权利特别顾问萨拉·明卡拉（Sara Minkara）和劳工部主管残障人士就业政策的助理部长塔伦·威廉姆斯（Taryn Williams）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举行了会晤，以恢复美中残障事务协调会议，并推动在包容性教育、就业、康复以及发展可及且无障碍的环境方面的残障人士权利。 11月9日-10日，即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召开前夕，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旧金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为期两天的会晤，以求深化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刚刚恢复不久的经济对话。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金沛雅(Patricia Kim)11月6日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分析了美中双方最近进行密集沟通的原因。 “我认为，这些努力的动机是，双方都认识到，如果不稳定这个关系，没有定期对话，没有更好的沟通渠道，我们很有可能陷入一场军事冲突，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在这些地方，中国、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都在彼此靠近的地方行动，”她说。 金沛雅还表示，即使不出现战争这种极端的情况，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关系，事实是，许多全球挑战将被忽视，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中东等地区性危机。 中方同意举行拜习会的战术考虑 尽管北京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以及对美国的意图或政策的基本判断也没有发生改变，习近平为什么还是决定举行这次会晤呢？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白明认为，北京主要是出于战术方面的考虑，因为北京希望重点讨论一些问题，并认为这是这样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一个他们希望讨论的关键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台湾大选。他们可能会特别敦促美国政府和拜登总统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一些公开评论，尤其是不支持台独的语言。第二个北京希望重点讨论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限制。北京把这次会晤视为一个尝试改变美国轨迹的机会，或者至少找到阻止美国行动步伐的途径。第三个战术考虑就是经济方面的。 “我们下周将看到中美企业和投资人之间进行一系列的高层接触，试图发出中国正在开门营业的信号，同时也试图向全球商界发出信号，即中国是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从这些公司蜂拥而至与习近平会面并共进晚餐就可以得到证明，”白明说。 拜习会的可能成果 这次拜习会被视为能进一步稳定关系，但双方都不指望看到重置或重新调整关系的前景。 白宫国安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谈到美方对这次峰会的期待时说：“这里的目标是管理竞争，防止冲突的负面风险，并确保沟通渠道是开放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将带着对我们将要实现的目标的现实期望参加这次会议，但理解这是负责任的事情，我们的伙伴和盟友需要看到这场竞争得到负责任的管理。” 分析人士强调了这次峰会发出的信号的重要性。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双方发出一个信号，即领导人致力于将美中关系置于更加稳定和建设性的轨道上。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像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体系中，习主席的言论以及他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确实为中国的官僚机构定下了基调和方向，”布鲁金斯学会的金沛雅说。 在拜登政府任内出任过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副部长、目前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与高级研究员的科林·卡尔(Colin Kahl)在斯坦福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由于世界各国对美中关系恶化感到很焦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举行这次会议本身就是目的。 “我认为，这次会议不会阻止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存在大量竞争和紧张局势的事实。但我认为，世界正在寻找一个信号，表明世界上两个大国致力于建立关系，以便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 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要传达的信息，”他说。 在拜登任副总统时担任其国家安全顾问的卡林说，在中东冲突上，他肯定拜登总统会继续敦促习主席限制伊朗及其盟友卷入冲突。他说，美国和中国对这场冲突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在不使冲突扩展到以色列和加沙以外地区的问题上，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 他不预期两人会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很多公开的信息传递，但他怀疑这将是两位领导人私下谈论的一个话题。拜登会继续向习施压，不要向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提供重大的支持。 乔治城大学杰出大学教授和政府学教授车维德(Victor Cha)认为，两位领导人会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我认为这次会议 — 我的感觉是，这将是一系列相当实质性的对话 — 你知道，将会达成 – 至少在两个方向上迈出一些小步子，即军方危机热线讨论以及毒品问题，”他说。 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管的车维德认为，这次会议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这会让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感觉到，现在的美中关系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也会使他们热衷于试图重启与中国的峰会。 如何衡量拜习会成功与否？ 尽管双方对这次峰会取得具体成果没有太高的期望，但白明认为，这次峰会获得成功的定义是在禁毒方面产生一系列切实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恢复两军的交流，成立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工作组，以及在人工智能和高科技问题上建立一些新机制或展开1.5 轨道的对话。 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台湾和中国事务主任以及中国事务高级顾问的林洋希望看到的是恢复2022年8月因当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希访问台湾而被中国取消的那些军事交流，其中两个尤其重要，一个是国防政策协调对话。这是美国与中国在副助理国防部长级别进行的讨论，这种对话会确定全年的美中两军交流的日程。因此，恢复这种对话对稳定两军关系至关重要。另一个是讨论海上与空中事故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 (MMCA)。 “如果我们至少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被取消的军事交流活动，那将是一个信号，表明双方可以在防止发生军事事故上进行更多的合作。它还将为我们的操作人员提供与中国人进行沟通的关键渠道，以应对我们认为中国在空中和海上进行的不专业、冒险和胁迫行为所带来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林洋说。 布鲁金斯学会的金沛雅认为，峰会成功与否要看峰会之后的后续行动。 她说：“我认为真正的考验将是，在这次会议之后的数月乃至数年内，这种势头能否保持，或者情况是否会再次散架，是否会出现其他不可避免的危机。显然，随着台湾即将举行选举，我们自己的选举也即将到来，而且当然，两国正在亚太地区近距离运作，两国之间不乏潜在的摩擦点。” 白明认为，如果拜习会得以顺利进行，非常重要的是会议后发表的声明如何对两国关系的挑战以及合作的机会进行界定。在他看来，如果中方在会后所发出的信息或是进行的宣传认为，美中两国仍然有很多一起做的事情，那么这也算是成功的一个定义。 不过，这位专家认为，就像周恩来在回答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什么影响时所说的那句名言一样，这次峰会成功与否，“现在下结论为时太早”。
在我们这片土地，想要维护点自己的利益，你必须无牵无挂。 首先，就不能有孩子，有了孩子，你的骨头就不硬气，就很容易被人拿捏。 其次，也不能有父母，他们会打电话给你父母，在老人惊慌失措的眼神中，你所有的勇气都会丧失。 再次，你也不能谈恋爱和结婚。你可以不顾自己，但对方还要工作，还有父母，甚至对方本人就是你的阻力。 最后，你甚至不能有工作，领导会找你谈话，逼你就范，没有哪份工作会包容你的不安分。 当父母逝去，还未恋爱和结婚，更没有孩子，又没有工作，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恭喜你，你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不顾身了。 否则，你就会面临佳木斯那位遇难学生妈妈那样的压力。 当一位遇难学生的母亲想要为儿子讨一个说法，她发现她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失去孩子的悲伤。 “我所有的东西都规划好了，学子宴什么样，婚礼什么样……现在TM什么都没了，我给我儿子办葬礼，葬礼！” “拿我们家两个公职人员工作压我，现在我可以跟他爸爸离婚，我跟他舅舅断绝关系了……压我呢，不好使了，这个事必须一刚到底，工作不要了，我工作不要了。” 这是她的控诉，也是她的决绝。 更是她的代价。 这位妈妈正在不断失去，失去孩子，还可能即将失去丈夫和兄弟，以及自己的工作。 更悲伤的是，她如果想要为已失去的讨个说法，就得继续失去本就拥有的。 这是最新版本的悲伤和荒诞，它由不成比例的手段和结果组成。 也就是说，即使她已鼓足失去一切的勇气，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真相： 在“最新的系统性舆情处置模式”面前，不断的失去，却不一定能成功兑换到想要的正义。 更可能的是，在这世上还要继续活人，肉体凡胎，悲伤和勇气都不彻底，往往半途而废。 妥协是必然的选择，或者说没得选择。 不然能怎么办？面对危危高墙，一意孤行的鸡蛋，唯一的结局就是破碎。 而且，这种破碎是没有意义的，流下的蛋液，也不过给高墙糊了一层包浆，让它更牢固。 失去就只是失去，当你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工作，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和世界的联系。 即使得到了想要的正义，那巨大的失去，也早已掏空了活着的意义。 什么时候，对基本正义的追求，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但这已经是我们不断面对的现实，是反复上演、早已看惯的熟悉剧情，是人间游戏的出厂设置。 所以，我们是旁观者，也是演员，更是NPC，发生在佳木斯这位妈妈身上的，也可能随时降临到我们头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魏春亮说）
近日，一组中国经济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来自海关贸易数据，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下降6%，出口下降5.6%；进口下降6.5%；贸易顺差收窄2.7%。10月单月贸易顺差收窄30.8%。另据多家外媒援引中国商务部的数据，9月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728亿元，同比暴跌34%，创2014年开始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外国企业4～6月在中国投向建设工厂等方面的直接投资为4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87%。另据格隆汇数据分析显示：2023年三季度，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118亿美元，为1998年有记录以来，该项数据首次为负。截至9月底，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这种罕见的情况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正在迅速减弱。 网友@老蛮频道发帖说：外资的撤离，已经无可挽回。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发布的数据，3季度的外商对华投资，终于呈现出净负值的情况。-118亿美元。从加入世贸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负值。这意味着外企资金的净流出状况，已经非常恶劣了。与前几年动不动就单季度五百亿八百亿美元的投入相比，更是恍如隔世。那个中外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一定是中外对抗的时代。官方这么多年的对外仇恨宣传，终于结出了硕果，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就在中国经济陷入深度危机，外资中资私企纷纷逃离的严峻形势下，习近平是如何应对的呢？首先召开中央金融会议，国安刀把子出手维稳金融，严禁唱衰市场，把市场管死，然后，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全面推进枫桥治理模式。就在市场急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环境的档口，习近平的作为进一步向中外投资人发出反向信号。正如网友@Air Ferry发帖所说：共产党频繁出台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盘活经济国安竟然出来恐吓，一方面给私企松绑却炮制出公私合营进一步措施，一方面与美国修好却派张又侠访俄，一方面在新加坡呼唤吓跑的企业回家看看却推广更恐怖的枫桥经验！ 网友@昆仑发帖说：颠覆和谐模式，枫桥经验预示底层互斗铸就顶层安全：（今天）三大常委会见枫桥经验代表，从最高层向全系统发出最清晰的信号，枫桥经验和模式，将是今后群众工作的主要思路与方式，这无疑是对和谐社会工作模式的颠覆，同时又是毛氏路线的回归，预示着一个全新的群众工作场景将推广到全国。同时我们看到，陪同的人员，陈文清，王小洪，张军，应勇，清一色政法专政力量，刀把子在手，才是枫桥经验的精髓和特色。什么是枫桥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国家执法权，由国家行政机关释放到基层群众组织，底层社会组织的领导，掌握了行政裁量权和法律裁决权，群众之间的所有纠纷，不再由国家基层政府出面，而是由群众内部进行裁决，处理。此刻重提枫桥经验，是因为全国经济已完全走入下降通道，不可能有回升，只能通过将底层群众间的矛盾扩大化，政治化，斗争化，才能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聚焦，让民众相互消耗在内斗之中，斗争代替发展，是枫桥经验再现江湖的根由。枫桥经验的本质是什么？是国家执法权的扩大化和滥用化，执法权被不具备执法资质的人和组织掌握，意味着国家专政力量增强扩大，意味着国家执法队伍的野蛮增长，意味着基层专政将走向失序、失控。枫桥模式对中国政治有何作用？答案是底层互斗，自然就会铸牢顶层安全，底层因为互斗，而失去了对顶层的力量威胁。这是每当国家层面有重大困难出现是，类似枫桥经验就会沉渣泛起的原因，他是高层转移底层矛盾的乾坤大挪移，最终都确保了顶层的政治安全。枫桥模式具体是什么场景？民众陷于自我斗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看似一拨群众在斗另一拨，实际上是自己斗自己，群众陷入自我斗争的闭环。当群众斗争进入白热化时，高层就会介入来降低温度，进行裁判，再打一拨，拉一拨，永远将群众提线在手中…从会见如此高规格看，枫桥经验将很快向全国推广，中国人的二茬罪，又一次向我们走来… 网友@YaxueCao发帖说：中共过去几年一直在发展“治安型社会组织”。在浙江诸暨枫桥经验发源地，在联防队、治安员、网格员、治安信息员等已经长期存在的基层治安结构基础上，有各种由派出所主导的调解中心、红色物业、红色四点半学校、救援志愿队、民生义工团等。一些省市走在前面，比如上海，现在有三大由政府主导的所谓社会组织，从事“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功能。各大城市过去几年在发展所谓的“义警”，遍布街道、商铺、企业、工厂等每个社会角落。他们在公安领导下从事形形色色的监控和维稳。比如说，深圳宝安区现在每45人中就有一个“义警”。习近平一直强调枫桥经验，不是为了对付“黑几类” — 构成黑几类的人是政治敌人，由警察、国安直接应对。枫桥工作法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人盯人式的管控，这需要动员和组织起大量普通中国人。 （全文转自法广）
盘点中共国级党官心脏病死案例，发现还真不少挺能说明问题。 曾担任毛泽东20馀年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在1995年2月被心脏病死，后来证实被谋杀。 据参与过谋杀案的一位大陆特工后来透露，是李志绥写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爆料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残酷无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烂，江泽民害怕他再披露中共最高领导私生活内幕，下密令，采用“药功法”杀害了他，即凶手在手指甲中放入一点特殊的药物，在倒水时弹入杯内，人喝了三天后发作死亡，其死状就是心肌梗猝死，表现也与心脏病死亡相同。因为李志绥不是本文要说的高官范围，因此，这里不述。 要说中共国级党官心脏病死，与李克强有很多共同点的就是前副总理罗瑞卿。一、俩人都是死得突然、出人意料。二、两个人都很年轻，李68岁；罗72岁。三、俩个人都死在并非治心脏病的普通医院。李死在上海曙光医院，为一家普通中医医院；罗死在西德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属于民间医院。四、俩人都有民间巨大质疑声，官方没有回应，死得不明不白。五、死时没有亲友在身边。 罗瑞卿是共军及中共国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国安部首任部长、中共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要职，被授军大将军衔。文革期间被打成“篡军反党”，从三楼跳下摔成重伤，双脚跟骨折，后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集团’”，带著伤体被红卫兵多次公开殴打，1978年于8月3日，在西德治疗腿疾时突发心肌梗塞病逝。罗死在异国他乡，而且晚年被批判、被殴打、被羞辱，死前一直拖著残腿病体。副国级死成这样，可谓令平民都唏嘘不已。而如今，李克强也令平民都唏嘘不已，从1978年到2003年，一个圈画圆了。 另一个值得一说的国级心脏死的是胡耀邦。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和《赵紫阳在四川》一书披露，胡耀邦1989年出席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赵紫阳问谁带了急救药，赵紫阳多次催问，江泽民犹豫几分钟后才拿出急救药。他的死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具体情况是，改革开放爆发出腐败、专制、社会不公等问题，民间反映极大。 1986年底，全国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学潮示威游行，大学生打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中共元老归咎胡耀邦对自由化知识份子的纵容。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其辞职并对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尽管胡多次在会上检讨，但高层还是连续批判胡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薄一波还指责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在连续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987年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胡耀邦的政治局常委排名降到最后。1月19日，中共三号档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加上了很多条新罗织的罪名。 1989年4月8日早上约10时，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的文稿。胡突然心脏病发作，举手请假，赵紫阳让胡耀邦先稳住身体，并立即叫中共办公厅马上找医生。在赵紫阳多次催问谁带了硝酸甘油。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最后拿出两粒药，不久，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钱贻简和王敏清陆续赶到，并判断是心肌梗塞。送医不久，其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导致大面积心肌梗塞；于4月15日早上7时53分逝世，享年74岁。 但是，坊间一直认为并流传著胡耀邦是在会议现场被气得心肌梗的。因此，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64运动。 还有一位是上海前市长杨雄，2021年突发心脏病猝死，也是年纪很轻68岁就死了，不得善终。 杨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在2012年开十八大换届的时候，没有进入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名单，等于就是等著退休了。12月份习近平接班以后，杨雄突然又被任命当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相当于回锅了。他死的时候也很奇怪，也是猝死，据说是心脏病猝死。 据《菁英率论坛》有关专家分析，其实他是牵涉到二十大之前的斗争了。他曾经在上海帮里面是很有意义的。习上台后，在上海最后一次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把他给弄下去了，原因是习近平到了中央以后，准备让应勇（习近平的亲信）接替杨雄的位置，结果江派就坚决不同意，斗到最后，习近平当年没有赢，因此杨被炒回锅了。 上海市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都要争夺这个位置。因为很多人都想利用二十这个机会翻盘，为了防止六十八岁的他翻盘，就让他死掉了。 横河在《菁英论坛》表示，中共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被自杀也好，没有原因的突然死亡也好，离奇死亡也好，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发生在这十年当中。那么这十年其实跟过去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在过去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很多利益集团，但是这些利益集团在最近十年被打乱了，在打乱的过程当中，又有新的权力集团崛起。因为权力层面你一旦下去以后，你所有的经济利益都没了，在中国这是一个特色，它跟正常的国家不一样。在这个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安排的过程当中，新旧之间的矛盾这是你死我活的。中共现在政局不稳，经济不稳，而且是处于高度混乱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越多，说明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 （全文转载自《看中国》）
由于美国邀请，11月15日至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美国三藩市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将于11月15日APEC峰会间隙期间举行。此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谈到外界期待已久的这次会谈时称：“我们的目标是两位元领导人11月在三藩市会谈时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但是王毅的回应则是说，“通往三藩市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美国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则认为“加萨的血腥战争为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争取支持的宝贵机会，使这两个专制威权国家得以利用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浪潮，并以人道主义价值观与和平的拥护者自居”，国际态势对美、中、俄三方竞争，有利于后两者。 双方功能表上将有什么？ 对美方来说，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沉寂已久的“全球南方”开始活跃，76+中国与金砖国家遥相呼应，中俄两国已经隐然成为“全球南方”的共主。乌克兰在战场上失利的同时，以巴战争开始，以美联盟在军事上取得对哈马斯的绝对优势的同时，在第二战场（舆论战、政治战）却全都失利，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联合国都明确反对以色列，在平民死亡人数越来越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说，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已犯下战争罪。加萨的事件正促使全球南方”远离西方，远离美国，并可能使其对莫斯科的态度更加热情友好。” 鉴于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明显的影响力，为了避免以巴冲突升级为区域性战争，以及赢得乌克兰战争的体面结束，美国拜登政府亟欲与中国缓和关系，可以预见，这次拜习会，美国是提出要求（解决问题）的一方，而中国则是就问题开出要价的一方，美方的菜单上将有以巴冲突、俄乌战争、台湾问题这些地缘冲突，经济上的将退居其次。但中国摆足了架势，要的价码不会太低。 预计两人会晤的议程将涵盖一系列问题，美国开出的功能表上包括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争端、台湾问题、人权，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进入美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议题，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和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对于中国来说，上述问题有主有次，往积极方面预测，两人的会面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企稳止跌，华盛顿和北京有望以“做交易的方式”在个别议题上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例如人权问题（尤其是新疆维族问题）会针锋相对，气候变化会答应合作（中国毕竟是世界太阳能、风能设备的主要生产国），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美国与欧盟最近调整为以哈战争）、芬太尼则是可交易性议题，换取的将是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领域的制裁。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多半是危机风险管控共识。 与此同时，一个由美国11个农业团体代表组成的美国农业代表团11月2日抵达北京，他们将与中方人员就扩大双边农业合作进行洽谈。这是美国农业行业自2016年以来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表示，“我们的关系既庞大又复杂，但农业是这种关系的压舱石。” 整个来说，美方在这次会晤中筹码不多，因为自身面临的问题太多。这点，中国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为什么亟需与北京缓和关系？ 美国拜登此刻正面临来自国际社会与国内两大方向的压力。 1、国际反以反犹反美浪潮方兴未艾，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正在退缩 在俄乌战争上，北约集团的立场一直比较一致，即使乌克兰反攻未成功，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等希望尽快结束，但并未就战争的性质发生原则性的分歧。但这次不同，随著强大的国际社会压力与国内反以浪潮，美国拜登政府不得不向后退缩，软化立场。美国CNN在11月2日的报导中称，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警告以色列称，随著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制造的人类苦难不断加剧，全球对此的愤怒也在不断上升，而以色列受到的支持也因此逐渐削弱。因为欧盟各国在以巴战争上面临本国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态度有变化，在11月7日东京G7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不得呼吁盟国要“以同一个明确声音说话”。同一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发言表示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认为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加沙不是正确的做法。拜登反对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加沙。 2、美国国内反以浪潮汹涌 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公民更有可能将以色列描述为盟友，但对其反应存在分歧。这项于11 月2日至6日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哈马斯对当前冲突负有重大责任。12% 的人表示美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但40%的人表示以色列的反应太过分了，只有36%的人希望美国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援助。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认为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对这场战争负有很大责任，而 35% 的成年人对以色列政府也有同样的看法。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伊朗政府对这场冲突负有很大的责任，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将当前的战争归咎于哈马斯。然而，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将很多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政府（43% vs. 25%）。 最苦恼的莫过于美国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城大学等。这些大学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学生们日益高涨的反以援巴活动，二是犹太金主们纷纷关上支票本。 而美国的反以活动不局限于校园，全国各地都出现反以援巴大军，11月4日，数万抗议者齐聚华府，将愤怒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乔·拜登，指控他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抗议者高呼口号，“拜登，拜登，你无法隐藏；我们指控你犯有种族灭绝罪。” 11月7日，约80名抗议者前往密苏里州的工厂，不允许任何工人进入工厂，理由是这座工厂提供的武器正在拖累美国。这家工厂是波音公司旗下的，正在为以色列生产1000枚精确制导弹药，用于支持以军打击加沙地区的目标。抗议者指出，美国不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工厂也不能给以色列制造武器，因为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儿童杀手”。《纽约时报》是美国左派媒体旗帜，11月9日其总部被一群抗议者占领。以上列举的只是全美反以活动中的数例。 这一切不仅加剧了美国民主党内的分裂，还影响到拜登的连任计画，《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11月上旬的民调显示，在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西根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登记选民中，拜登以 4 到 10 个百分点的差距输给了他最有可能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仅在威斯康辛州领先两个百分点；该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国家正朝著错误的方向迈进。 以上就是拜登亟欲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的原因。不过，对即将举行的拜习会，美国智库人士普遍不看好，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接受VOA的采访时说，目前的氛围并不利于华盛顿与北京改善关系，“问题在于（美中）两国都存在著相互妖魔化的气氛，因此政治正把各自推向对抗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