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中國前外交部長秦剛、前國防部長李尚福接連被免職，下落不明，堪稱中國官場年度最大震撼。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集體領導失能，高階官員人事全由習近平一人說了算，因此當這些官員的劣跡被舉報揭發，為保全最高領導人威信，只得含糊處理，而在中共官場猜疑內鬥不止的背景下，官員莫名消失於公眾視野可能成為一種新常態。 在中國官方正式宣布免去秦剛和李尚福職務前，身為國家門面的兩位部長就因為多日未現身引起外界猜疑是否已經不在其位，迄今中國政府仍未正式說明兩人被免職的原因。 分析人士表示，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集權力於一尊，在高階官員任用上少了制衡機制，破格提拔又引起中高階層以下的官員不滿，秦剛、李尚福的起落反映出習近平權力高度集中的後遺症。 在台北的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共二十大後新出爐的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與另外17位委員，清一色都是所謂的「習派」；共青團出身的「團派」、前領導人江澤民提拔的「江派」在外界看來無疑是全軍覆沒。 中上階層以下官員的反撲 然而，檯面上的高官清一色都是習近平人馬，並不代表全中國數以萬計的官員都姓習。陳世民指出，中上階層以下的官員還有數不盡不屬於習家軍的官員，習近平要管理諾大的中國仍得靠他們，不可能把其他派系完全掃除，但是這些人之中肯定會有對習近平不滿者。他說：「我相信中共內部應該還是會有一些非習派的一些人士，尤其中上階層以下的中國官員，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不是習派的人。他們一定會不滿的；他們一定會覺得我只是因為我跟習（近平）沒有關係，尤其是過去可能如果說被打成團派的色彩，或者說江派色彩的人，他可能就沒有機會升到高位去了，那你說這些人他會心甘情願接受這樣的狀況嗎？我個人認為不會。」 陳世民表示，這些官員即便不是位居高位，但是久經官場多少能掌握到一些對習派人馬不利的證據，一旦有機會就丟出來，迫使習近平非得處理不可。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或許是出於對習派的不滿，又或許只是為了自己能上位清除障礙，所以秦剛和李尚福只是開頭，可以想見未來還會有其他被習近平提拔的官員不明所以的下台，而最難堪的自然是習近平本人。 官員無故去職將成新常態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主任曾銳生以書面形式回復美國之音說：「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清除了中共的所有派系，這意味著整個中共現在都在習派的控制之下。只是習派內部又出現了一些小派系。我的解讀是，其中一些負責人提醒習近平注意秦、李二人的不當行為，因為他們希望看到秦和李下台。」 曾銳生指出，秦剛和李尚福在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之前，並未通過「盡職調查」，即便當下就知悉兩人有問題的，也不一定敢告訴習近平實情。 這衍生出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二十大後上位的中共高官還有多少人是有問題的未爆彈？因此曾銳生推論，一旦有問題的人再被舉報，習近平還是得處理，未來中國不給予公開解釋就撤換高階官員將成為新常態。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庄嘉穎說，以往中共要處理有問題的高層官員，勢必得牽涉到派系之間的折衝妥協。如今習近平要任用誰、撤換誰，單憑一己之意，反映出集體領導走入歷史，缺乏制衡機制。庄嘉穎告訴美國之音：「之前當然也有高級官員落馬，不過就會看到在中國官場內可能會有一些反彈的聲音，然後會有一些調整等等的。可是這次就完全看不到，就是反正就（官員）落馬就落馬了，然後也沒有任何其他（反彈）的聲音。」 庄嘉穎認為，全中國現在只有一個決策者，既然這些高層官員怎麼撤換都是習近平的人，而習近平要撤換任何人又無需向其他派系交代，不排除未來還有更多官員在沒有直接罪名的狀態下被免職。 習近平特務治國 中共官員難串連反抗 中國官場內部鬥爭激烈又極度不透明，但是過往落馬的官員總會被安上個罪名，像秦剛和李尚福毫無理由消失的例子相當罕見。綜合外媒報道，秦剛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發生婚外情，並在美國產下一子；李尚福則是因為涉及在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任內與火箭軍高層的貪腐案，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據報同遭反貪單位調查並且撤換。 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所長沈明室認為，若目前對秦剛和李尚福去職原因的猜測為真，從習近平處理的方式來看，貪腐顯然是比婚外生子嚴重。沈明室向美國之音表示：「兩位國務委員因為特殊的事故下台，他（習近平）採取截然不同的處理的方式。一個就是由前任的（王毅）回來，然後保留（秦剛）國務委員的位置，等到爆發李尚福事件的時候，再同時取消他們國務委員的位置，這是蠻特殊的。」 沈明室分析，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輪到自己被處置的不安下，多數中共官員只能更積極向習近平表態效忠；不過比較特別的是涉貪官員通常是系統性貪腐，當一群人被逼急了，恐怕會串連起來發起激烈的抵制行動。 旅居美國紐約的政論家陳破空向美國之音表示，系統性貪腐在解放軍尤其常見，火箭軍高層一連串被撤換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習近平通過特務系統對付軍方系統，現階段即便有將領對習近平不滿，要串連反抗習近平也非易事。 陳破空說：「他們（涉貪將領）被各種各樣的特務機構，里三層、外三層所包圍 ，所以他們不得不謹慎行事，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似乎外界看不出他們的反抗。（但是）很難說在未來他們就不會決定反擊，就看他們是否能突破這個特務系統的糾纏。」 台灣學者陳世民則說，解放軍、情報單位、公安組織全都由習近平人馬所掌握，除非中國社會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社會運動，否則光靠不滿習派的中共官員無法扳倒習近平。他補充說，去年爆發的白紙運動一度有機會把從官場到民間對習近平的不滿一口氣宣洩出來，撼動到習近平的地位，不過仍缺乏一個象徵人物站出來集結所有的反對力量，最後這股不滿情緒還是不了了之。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在獨裁體制下，特別像中國這種獨裁體制，要對領導人的權威進行準確的、定量的度量，幾無可能。即使在威權國家，也有直接針對領導人的民意調查，然而在中國，最多能夠做到的是對政府滿意度的調查，雖然政府滿意度也間接反映了對領導人的信任程度，可兩者畢竟不能直接劃等號。再考慮在中國涉及政治的民意調查的可信度，即被調查對象未必會說真話，很難從中去評估領導人的權威程度。然而，這並非表明對習近平權威的衡量就束手無策，我們可以從中共重要會議的語言表述分析評估習近平權威消長的趨勢，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黨國體制對領導人有不同於一般獨裁體制的獨有的語言表述方式，在習近平時代，最明顯的是諸如核心、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等語詞，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達。這些辭彙和表達方式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也一般都會出現。 相對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和黨代會以及其他的政治類重要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顯示習近平的權威性這一點上，有著優勢：首先，它是對當年經濟工作的總結和次年經濟工作的部署，經濟工作會議雖然也有著很強的政治性，但是在會議的性質上畢竟不像前三者一樣屬於政治會議。因此，在測試和反映領導人權威的政治靈敏度上，反而比政治會議要強。原因在於，因為是政治會議，即使是習近平的權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當局會讓它不明顯體現出來，換言之，無論習近平真實的政治權威程度如何，在政治類會議上，體現權威的一些固有語言和表述一般都會有，外界很難看出其中的些微差異，但是對經濟工作會議，如果習近平的權威在這一時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會有反映。大概在當局看來，沒有寫上習近平專用的辭彙，人們一般都不會注意。 其次，經濟工作會議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舉行，能更好反映和檢驗習近平一年來特別是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力。政治局會議一般一個月開一次，雖然習在某個月權威有所下降也許會在會議的表述中體現，但第二個月或第三個月其權威又會恢復，所以它的波動性有點大。黨代會五年一次時間又太長，如果在會議的公報中出現了明顯不同於上次黨代會的表述，當然是重大的情況變化，能夠直接反映習的權威的變動，但這隻能等到5年後。中央全會雖然也是一年一次，其會議的政治性僅次於黨代會，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靈敏度比起經濟工作會議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習的政治領導力。另外，中央全會在當年10月舉行的時候更多，不像經濟工作會議12月舉行反映全年情況。 再者，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連續性。某次經濟工作會議無法驗證習的權威的消長，必須把時間拉長，再對照當年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會情緒，就可以從會議的文字表述中看出習的權威消長的細微變化。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幾天舉行，在幾千字的新聞報道中，提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兩次，分別是第三段和倒數第三段；在第六段還提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此外，再無其他只屬於習專有的政治辭彙。 將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和過去10年尤其過去五年的經濟工作會議拿來逐一對比，會發現習的政治權威是有衰減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會議尤其前述的幾個政治類會議一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形成了一種程式化的報道方式，這就是毛曾經嚴厲評判的黨八股，只不過，在江胡時代，包括習的第一任期，這種黨八股文風還不是十分嚴重。習上台的前四年，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雖然有「會議要求、會議強調、會議號召」之類表述，有著當時的政治術語，但是習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現。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會議報道的倒數第三段，有「會議要求，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數第三段，將「會議要求」改成「會議號召」，沒有出現「以習為總書記」這個表述。2016年的倒數第三段不是「會議號召」，而改成「會議強調」，依然沒有習的名字。 但從2017年開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有兩個明顯改變，一是談到做好明年的經濟工作，統一用「會議強調（2017年用的還是會議指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二是倒數第三段，統一用「會議號召，全黨全國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另外，體現習的政治權威的「四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等政治標語也開始出現在報道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四個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之類話。原因就在於，習近平在2016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首次自我加冕成為中共「核心」，2017年習在中共十九大連任並且提出了「習近平思想」，進一步確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黨內政治權威的表述變化。 綜觀十九大以來的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在顯示習的政治權威的表述上，共同點是以習思想為指導，團結在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同點是，2019、2021、2022這三年都有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會議強調」那段，2021、2022年放在「會議號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則沒有出現這四個政治辭彙。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就需聯繫這三年的具體情況來分析。 2018年，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由於中國還沒摸准特朗普的談判風格和施政特點，在和美國的對抗中不能揚長避短，而是被動的一味對抗，造成社會的悲觀情緒以及經濟發展的困難。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年，習近平採取封城的應對方式，更是挑戰了社會的忍耐極限。因此在這兩年，習的領導能力大受損害，在黨內和社會的權威都受到嚴重影響和衝擊，經濟工作會議於是沒有提「四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 如果說，十九屆的5年，黨內最高層還有李克強和汪洋這兩個團派在，他們雖受習的壓制，但是當經濟和社會形勢不好時，他們在黨內的話語權也會相應提高，對習的權威有進行軟抵制；20大後，不但黨內最高層全部是支持習的力量，政治局這個中共的政治中樞也幾乎全是習的人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習的權威在黨內和社會受損，按理他們也會全力去維護，然而，今年經濟工作會議沒有把「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寫進去，說明習三年新冠處理的失敗以及在放棄清零後經濟沒有像樣反彈，即使他的親信也看不過去，在他們那兒，習的權威也受到折損，即便他們還對習唯唯諾諾，但在私下裡，不會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聖存在。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習在黨內高層的政治權威雖然已經衰減，但程度還是沒法具體量化，是否嚴重不好評估。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習再走錯一步，比如明年的經濟形勢繼續糟糕，或者在外交、兩岸、社會領域出現某種不可測的事件或危機，他的權威會進一步衰落，黨內乃至他的親信隊伍內部會不會醞釀某種躁動，值得我們觀察。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冬夜，凌晨3點，向建軍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左腿骨折令這個42歲的男人疼痛纏身。他在黑暗中閉上眼，等著時間把腿治癒。幾小時前，復旦大學東門外的國定路上，為避讓兩個逆行的行人，向建軍送外賣的電動車失控撞向護欄…… 一直獨來獨往的外賣小哥被送進醫院。醫生要求立刻住院手術，向建軍拒絕了——1萬元押金讓他堅決選擇了回家。在微信上向朋友借錢打了塊固定的夾板，他回到了出租屋。 在疼痛中煎熬的時候，向建軍並不知道，復旦大學一名學生在社交媒體上替他發了求助帖；兩名學生去了兩趟交警部門，為他開具責任認定書。第3天，平台同意為向建軍墊付手術費後，兩位志願者打車到他的住處，要把他「拖進醫院」。 得知自己受傷的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被不斷轉發，向建軍驚恐不安：「我個人的這一點小事，還要驚動那麼多人？」 他確實本可以不驚動這麼多人。向建軍擁有兩份保險，一份是平台每日強制扣除的騎手意外險，另一份是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平台企業試點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但兩者都因流程複雜，無法在當下申請到足以支持他入院的費用。 在眾多掏不起巨額醫藥費的外賣騎手中，向建軍算得上幸運，卻又不免尷尬。 不敢叫「120」的外賣騎手 現在回想，向建軍仍慶幸，11月12日那天出門前，他為禦寒給自己綁上了簡易的護膝。 那晚，他一口氣搶到4個長距離配送單，每單均價是20多元。最長的一單是從他居住的靜安區附近到楊浦區的國和路，近10公里。 23點30分，距離最後一單的目的地還有不到兩公里，事故發生。 正在等紅燈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程栗（化名）聽到馬路對面「砰」地一聲，緊接著是一陣帶哭腔的呻吟。她馬上打開了隨身攜帶的錄音筆和相機。 回過神來，向建軍的左腿已沒了知覺，他只能倚靠著電瓶車，盤腿坐在地上。那一刻，他第一個念頭是：「馬上要超時的外賣怎麼辦？」4個順路單，前3單都已經完成了，最後這單沒法退。 「外賣看得比人還重」，對向建軍來說不足為奇。他跑外賣兩年了，受傷是常事。幾個月前，也是在跑外賣的路上，掉落的樹枝把他的眼睛砸腫了，「還是照常送外賣，也沒擦藥什麼的。」但向建軍感到，這次的傷非比尋常。 大腿漸漸出現了灼熱的疼痛感。他戰慄著撥通了平台客服的電話，想要報告傷情，請系統取消訂單。電話那頭，客服語氣平靜地說：「系統沒有許可權取消訂單。」情急之下，他提前點擊了「已送達」的按鈕，打電話給客戶解釋原因。 很快，校門口目睹事故的學生們圍了上來。向建軍記得，其中一個學生脫下厚外套，裹住自己僵直的腿，詢問他是否要叫救護車。 他幾乎是脫口而出：「不要打120，打110！」「120要錢。」 23點45分，交警來了，救護車也來了，向建軍躺上擔架，腿部的疼痛模糊了他的意識，他甚至報不出自己的身份證號。在場的大學生胡嘉（化名）執意提出陪他到醫院。 檢查結果顯示，向建軍「左股骨幹錯位性骨折」，需要手術。而且他被告知，要想入院做手術就要先繳1萬元的押金。他拿不出這筆錢，於是寫下「拒絕住院，後果自負」，離開了醫院。 凌晨2點，向建軍拖著傷腿穿過舊小區昏暗的燈光，穿過客廳里其他租客的十幾張高低床，回到他只有五六平方米的住處。 這是一個用半個陽台搭出來的扇形空間，直通廚房，小到幾乎被一個高低床完全佔滿，租金每月1000元。向建軍在下鋪睡覺，他所有的家當收在一隻行李箱里，擱在床下。 回出租屋的第一夜，他靠胡嘉給他買的一杯冰鎮檸檬茶緩解疼痛，拄著順手從床板上卸下來的一根木棒上廁所。他仍覺得折斷的股骨能自行癒合，能想到的最壞結局是「落下點殘疾」。 然而第二天，他的傷口腫得更厲害了。學生「恐嚇」他：「這樣下去，再也送不了外賣。」醫生的語音條躺在他的微信里，好幾條，都是建議他去做手術的。 但他不為所動，理由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我真的不想再為社會增加負擔了……」 向建軍出生在湖北一個普通農家，是家中獨子。他沒有伴侶，父母在幾年前因病先後離開，手機通訊錄里的聯絡人只有個位數。在上海，他身邊唯一說得上話的朋友還是十幾年前學理髮時認識的。 2018年，向建軍借了貸款，在武漢火車站旁開了一家理髮店。沒兩年，理髮店因為經營慘淡而倒閉，負債十幾萬元的向建軍來到上海，在別人的理髮店打工還債，兩年前又轉行做起了外賣。在遙遙無期的還債過程中，「失信人」的名聲是他的隱痛。 那個無比漫長的夜晚，向建軍坐在床上，傷腿鈍痛。他把戴了十幾年的平安扣墜子扯到一邊，喃喃自語，「它也保不了我平安啊……」 墊付手術費中的「拉鋸」 向建軍受傷後第三天，一群學生來到他的住處勸他接受治療，聲稱：「醫藥費已經有著落了。」 原來這幾天，目睹向建軍受傷的程栗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帖替他求助。為了解後續情況，她想方設法通過共同好友找到了胡嘉。那晚，胡嘉也發了一條朋友圈，他寫道：「人生第一次作為『家屬』簽字是給陌生人。」 當晚，程栗帖子下的回復達到了上百條。好幾位留言者都有過幫扶騎手的坎坷經歷：車禍後，外賣騎手本可以得到賠付，但因為不了解相關的政策，錯過了申請的時限。 有人想到醫保和新農合，但向建軍此前從未繳納過醫保。 有人找到《上海市疾病應急救助制度實施細則》，但向建軍未達到「急重危」的標準，不在疾病應急救助基金所覆蓋的幫助範圍內。 有人替他聯繫上了上海慈善總會，但他的房子是租住，沒有戶口，沒有一個街道和社區能夠為他提供救助資金用於治療…… 在梳理信息的過程中，程栗驚訝地發現，向建軍站在各種幫扶條例的半徑之外，救助政策在他身上都失靈了。 現在，平台為他提供的兩份送餐途中生效的保險，是他能夠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2022年，人社部門在外賣騎手、專車司機中陸續開始試點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以下簡稱「新職傷」）。 「我看到過新聞的，從今年3月份開始，上海所有平台的騎手應該都上了這個保險的。」向建軍關注過這個消息，為這個消息切實欣喜過，覺得「自己起碼有了份保障」，但是具體的保險流程是怎樣的以及究竟自己有沒有「被保上」，他說不上來。 受傷之後，向建軍按照客服的提示在系統上點擊了保險賠付的申請，上傳材料之後足足3天，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審核」狀態。 根據一些網路留言的志願者的經驗和平台客服的回復，以往準備「新職傷」的材料到賠付金到手可能需要一個月以上。「這就是讓你自己先墊付，然後拿著醫藥費單子後報銷的流程，但是這個正規的流程中，並沒有考慮過，如果那個騎手兜里沒錢，拿不出那筆醫藥費該怎麼辦？」向建軍事後回憶。 通過這則帖子，復旦大學社工專業的碩士生王嶺（化名）和國際政治學院的劉彥（化名）找到程栗，希望為向建軍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哲學學院也有一位本科生私信程栗，他提到自己處理過騎手受傷的相似事件，或許經驗可供參考。凌晨，他們在微信拉了個群。社會志願者馬文龍和陳錚也參與進來。 向建軍還想著「再等等」，學生們卻替他著急，催他開通水滴籌，他依舊猶豫，「該不該麻煩更多人」。 11月15日晚，向建軍的籌款鏈接終於發出。「騎手」「送餐時跌倒」「放棄治療」，儘管向建軍的自述很樸素，但這些字眼牽動著點開鏈接的每一個人。僅僅用了3小時，「水滴籌」設置的5萬元就籌到了。也是在那一晚，平台留意到了受傷的他，打來電話，表示可以為他墊付醫藥費。 有了「雙重保險」，學生們陪同向建軍再次到了醫院，但麻煩遠沒有結束。根據醫院的要求，入院費用無法通過公司賬戶轉入醫院，需要用私人賬戶轉賬。而「水滴籌」里的錢還沒來得及取出，外賣平台派來的工作人員則表示「沒有用私人賬戶轉賬的慣例，需要向上級彙報」。 那天很漫長，向建軍在醫院的長椅上從中午坐到日落，輾轉在急診室和住院部，看著平台的人來了又離開，安定下來的心又懸起來。天黑了，送他就醫的志願者陳錚看不下去，咬牙用自己的賬戶為他墊付了5000元。到了晚上，向建軍終於住進了骨科病房。 在病房裡，初來乍到的向建軍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患者。醫生把他骨頭錯位的大腿懸吊起來。在護士注射的時候，整層樓都聽到了向建軍的大喊。護工也說，他按鈴求助的次數比鄰床老先生都多。他解釋自己「葯一打心很燥，就是想發脾氣」。 醫院又發來催繳8萬元預交款的簡訊。「為什麼要預繳那麼多？我之前也有個朋友在差不多的部位骨折了，醫院讓預繳的費用只有小几萬元。」一位有經驗的志願者很警惕。 有一次聽到醫生的議論，志願者們才明白：許多受傷的外賣小哥，和向建軍一樣，沒有積蓄，送到醫院後，沒有獲得社會保障的賠付，拖欠了醫療費用。 王嶺和劉彥跑了兩趟楊浦區交警支隊，給他開出交通責任認定書：兩位行人逆行，向建軍無責。監控錄像沒有拍到逆行人，但向建軍強調反覆他不追責，「如果我想要讓行人承擔責任，但當事人又找不到，那我的保險賠付是不是又會變得更複雜？」他小心翼翼，生怕走錯一步。 住院第二天，外賣平台工作人員又來探望向建軍了。他們帶來一份擬好的手寫協議，主要內容是，等向建軍先用完已有的籌款，平台會再來支付餘款。 他們站在向建軍的病床前解釋，這是出於「保護騎手的權益」：「我們和你，嚴格來說是沒有勞務關係的，墊付是出於關心騎手……」向建軍有些委屈。 不過，送外賣的他確實不屬於任何一個站點，他更習慣「單槍匹馬」作戰。他從沒加過騎手群，因為要下載額外的app，他捨不得多花這一小點流量錢。 在手術當天，幾方終於達成了共識：醫院降低預繳費標準，向建軍把手邊籌集來的善款都轉入醫院賬戶後，就立即手術；平台雖沒有墊付向建軍的醫藥費，但承諾：「如果還有不夠的後續治療費，平台會出面墊付。」 11月20日晚間，向建軍的手術在幾經坎坷後開始。醫生把幾根鋼釘敲進向建軍股骨的斷裂處。骨頭終於接上了。 「你們不要指責平台」 手術很順利，向建軍給自己設定了一廂情願的康復計劃：術後在醫院康復一個禮拜，回家後再養兩個禮拜，「21天以後，就能嘗試跑外賣了，輕輕地跑……」 他的最低要求，是在2024年農曆新年以前完全恢復。2023年春節，他沒有回湖北老家過年，留在上海繼續幹活。初一到十五，平台出獎金鼓勵他們不休假，他多掙了幾千元。 「可惜了，我是在跑外賣跑得最順的時候摔了，那時我接連5天，每天都會跑到300元以上。」說起受傷前一周的「戰果」，他難抑自豪。但現在，他躺在病床上，每隔1小時，他就會下意識摩挲下僵直的左腿。這是醫生的囑託，努力收放下術後左腿小腿和腳掌的肌肉，有助於康復。 「你們不要總指責平台，他們也沒有犯錯，誰也沒規定他們必須為我墊付醫藥費，我身體好了肯定是要繼續送外賣的。」向建軍總是這麼叮囑想要在各個渠道想要公開他故事的學生、記者。 從很多方面看，向建軍送外賣，既是為了生計，也關乎熱愛。他42歲的人生里就干過兩個職業：理髮師、外賣員。用他的話說：「前者我不感冒，後者我多少有點天賦。」 向建軍十幾歲的時候，母親把他送到市中心的理髮店當學徒，「學了10年還是個撇撇（不太合格）手藝」。創業失敗之後，他輾轉來到上海的理髮店，但是，撞上疫情，理髮店的顧客銳減。 向建軍眼看著還不上債，跟著別人湧入外賣行業。 最多的時候，向建軍一個月送外賣能掙1萬元出頭，都是他半夜跑配送，一單十元二十元掙來的。但是今年，向建軍覺得，也許是送外賣的騎手越來越多，外賣行業突然變「卷」了。平台記錄顯示，10月份，他送外賣的總收入為7069.70元，他交房租、吃飯、還債之後，一分錢也沒剩下。 儘管如此，向建軍還是喜歡送外賣，這和「以送外賣為生的人是不一樣的」。他把平台給他派發的長距離配送單視作他努力工作的犒勞，覺得平台「多少是看重我的」。面對收入下降的事實，他說:「等我發掘一下自己的潛力，跑到1萬元以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跑不到錢，是自己努力不夠，和平台沒有關係。」 在程栗最初在小紅書上發布的那條為向建軍求助的帖子下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向建軍第一次註冊了賬號並寫下了他的評論「真的沒想到，自己骨折了，居然這麼堅強，背影還很帥！」 在幾天的接觸中，學生們對向建軍的印象是健談、愛笑，但是受傷後卻幾乎沒有朋友來看他。他和王嶺聊到他新認識的女友。他說了自己的傷情，但女友卻說工作很忙，不能來照顧。王嶺笑了，說：「那這就是對她的考驗。」向建軍點頭說：「對，她沒有通過考驗！」 回憶起這次骨折，向建軍用得最多的句式是「多虧」：多虧有學生幫忙；多虧自己當時戴了個護膝…… 這種自我開解的心態，一度讓幫他的志願者費解：為什麼一個人在工作時受傷了，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是不斷尋找自洽？ 實際上，從進入社會就遊走於基礎服務業的向建軍，很少有向社會保障體系求助的機會。在他工作過的地方，基本「五險一金」都是奢望。在上海的一家理髮店工作時，老闆曾提出由店裡承擔大頭，給向建軍上社保，但向建軍不幹。這樣，他每個月能省下兩三百元，能儘早還清銀行的債務。 讓人意外的是，當被問起受傷後最失望的時刻，向建軍沒有說籌集醫藥費的艱難，而是提到，平台沒有把他摔倒後的超時訂單取消。「這是舉手之勞，如果不取消，我就會在系統里被降級、扣分……」 外賣平台上顯示，受傷那天，他因為「超距離點送達」收到了平台發出的兩份罰單，一份扣款10元，一份扣款11元，直到事發3天之後，平台才取消了這兩筆罰單。 誰才應該是「第一順位」？ 手術後，在醫院只住了3天，向建軍回家了。醫院賬戶里籌來的錢幾乎用光了。康復的費用沒了著落，平台承諾的醫藥費還沒墊付進來。 向建軍選擇了妥協：「我回家自己也能康復。」 學生們專為他建的微信群，出院時，群里已經有19個志願者了。 從發帖直到手術，學生們持續感受著這件事帶給他們的「震蕩」。程栗幾乎天天撲在這件事上，每隔2-3分鐘就會去翻看手機，一條接著一條地回復熱心人的關心和建議。這佔據了她所有課餘時間，她疲憊不堪，不知道何時能抽身。 手術後，為向建軍奔波了多天的學生們找到了社工專業的老師請教。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們寫下一份《騎手向建軍救助交接事項》，一是把他們幫助向建軍辦理的各項事宜梳理一遍，二也是和這次求助做一個正式的告別。但學生們也很明白，簽下這份協議並不意味著真正放下。 學生們的生活需要回到原有的軌道，但向建軍的求助仍時不時來叨擾。「過兩天換藥，能不能出幾個人？」「明天拆線，能來幫忙嗎？」漸漸，向建軍也從最開始的「不好意思開口」轉變成了那個常常向學生求助的人。「是不應該總打擾他們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該找誰……」 養傷的向建軍也很尷尬：他接受的大部分援助，都像是騎手的社會保障體系暫時失靈時的「偶然替代」。對一個拿不出醫藥費的騎手，真正符合流程的救助體系，似乎也沒有寫在紙上的流程可以參考。 他有很多具體的困惑：是不是可以同時申報意外險和「新職傷」？多久能拿到錢？這幾個月沒有收入怎麼過下去？ 「建議出一個『外賣騎手出車禍了應該怎麼辦’的幫扶手冊。」一位志願者在程栗發的帖下方留言。 向建軍請朋友幫忙列印了一沓沓厚厚的資料，學習「如何一步步申請新職傷保險」。 保險的賠付流程依然「難搞」。向建軍也變得敏感——水滴籌的工作人員找他補充一些出院時的繳費憑證，他沒理解，以為水滴籌要把之前的捐款收回去，愁得睡不著。 「不想報銷款出任何差池，不想欠別人更多。」向建軍解釋。他在出院前湊了1000元先還給陳錚，想著「有一點還一點」。 好在，就在向建軍焦慮之際，平台終派來了工作人員，和他講述了大概的保險申報流程。12月初，他成功提交了所有「新職傷」的材料。 漫長的又一輪等待開始了。身體里的鋼釘要長達一年的時間才能拆除。在家的這些日子，他甚至想過拄著拐杖送外賣，「就跑幾單，體驗生活的那種」，但很快又打消了念頭，他覺得自己還是應該謹慎些，「就像打遊戲一樣，好不容易留點血，別一出去幾下子被人家秒殺了」。 出院不久，向建軍在網路上看到了另一位北京騎手摔傷後醫藥費沒有著落的消息。他沒跟任何人說，悄悄捐了20元。 後來直到有人向他追問這件事，他才承認，「這沒啥值得說的，我走過他走的路，他的醫藥費還沒著落，比我更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上觀新聞
編者按：甘肅積石山地震，截至目前已造成131人遇難，782人傷。正當天寒地凍、滴水成冰的極寒時刻，地處青臧高原東部、海拔2300米處的積石山的父老鄉親們遭罪異常。 積石山地處偏僻，人們對當地鄉村十分陌生。正當舉世矚目、萬眾聚焦之際，我想讓更多人了解真實的積石山鄉村。為此，將2003年5月我在積石山一個村為期五天的調查《醫療費是中國農民的最大負擔》奉上，以便大家了解更多。雖然，2018年1月，我再訪積石山以及這個村莊，有不少變化，然而變化依然十分有限。以下為原文。 一個窘迫的縣委機關幹部 44歲的張得亭並不是甘肅省大茨灘村的村民，但指引記者在這個縣找到大茨灘村的人卻是他。 5月9日下午18時許，記者來到張得亭家門口時，看見院內放著四個花圈，心裡一陣發冷。 記者是在網上的一則報道中，發現了這個為自己患有白血病的15歲兒子艱辛奔走的人。這則2001年2月22日的報道稱：張得亭家住甘肅省積石山縣關家川鄉何家村石磨庄，在積石山縣委宣傳部工作，月薪500元左右，家裡上有七旬雙親，下有一兒一女，今年剛剛15歲的兒子張培東正在積石山縣吹麻灘中學讀初三。 張得亭發現兒子臉色不好時是在2000年年末。12月29日，夏州醫院專家門診確診為幼稚單核細胞白血病。之後，他懷揣家裡全部的1萬多元積蓄到蘭州，走進省人民醫院，給兒子進行一個療程的化療。後因資金不足又回到積石山縣醫院。2月13日，萬般無奈的張得亭帶著重病的兒子再次來到蘭州，住進了陸軍總院。 此刻，看著院內的花圈，正當記者不知進退的時候，張得亭的二哥把記者拉到院外，「得亭的兒子去年8月就死了，沒治好。我們的老父親又死了，我們正在為他舉辦『百日』祭奠。」記者意識到這是一個遭遇重創之後正處於最悲痛中的農戶。 坐在張得亭家的火炕上，記者身後的土牆裸露著好大一塊，靠在那裡土渣不斷地往火炕上掉；火炕的對面放著全家最好的傢具——一對單人沙發，發黑的草綠色麻布面料，沙發的扶手罩著還能看清楚是紅色的枕巾；沙發的左邊放著一個方桌，上面放著一些祭奠用的供品和好多的黃紙。方桌的左側放著一個看不清顏色的3斗面櫃。 這間屋子是張得亭最好的屋子，另一邊是一間快要倒塌的屋子，放些鋤頭掃帚之類的雜物。還有一個牛棚，牛已經賣了。這就是積石山縣副科級幹部張得亭的家，也是他現在僅有的全部財產。當他最後背著走到生命盡頭的孩子回家時，欠下8萬多元的債務。兩年來他總計花了14萬元的醫療費，僅欠蘭州陸軍總醫院的醫療費就達4萬多元。「兒子沒了，但只要我活著這賬我一定要還的，目前在我的債主裡邊，還有許多生活極為貧困的庄稼人，如果我不先還這些庄稼人的賬，人家只能拿著棍去討飯了。我現在每月就917元的工資。」這是記者見過的最貧困的縣委機關的幹部。他雖然是縣裡的幹部，但他的妻子、孩子及老母親依然是農民，靠種著幾畝薄田為生，「不是我的話，僅靠這幾畝地全家是要餓肚子了。」與縣委機關幹部張得亭相比，當地的普通村民在疾病面前顯得更是那樣的無助無力。 兩個民工的遭遇 5月10日，記者來到此行的目的地——積石山縣小關鄉大茨灘村，它位於省城蘭州西南約200公里處。全村8個社，245戶人家，總人口1196人。這裡海拔3300米，山頂還有積雪，屬高寒陰濕氣候。全村有山地2266畝，人均1.8畝，農作物以小麥、土豆為主。據村主任馬元海講「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也就400元吧，給上面報的是700元。」5月11日下午，記者隨機進入一社的一戶村民家裡，28歲的村民周海比卜躺在門外的鋼絲床上，他的腿斷了。 今年春節後，周海比卜在甘肅省臨夏州一個建築工地上打工。2月26日，在拆除舊樓房時，從四樓掉下來的樓板砸斷了周海比卜的右腿。當即，他被工友們送到了州人民醫院，他遞給記者的診斷書上寫著「右髖骨折，右手背裂傷」，入院時間是2月26日，出院時間是3月15日，住院17天。周海比卜說：「住院拉(借)了6000多塊錢的帳，光醫療費就花了3971元，還有吃飯等其他費用。」記者問：「為什麼工頭不負責呢？」他說：「幹活時，工頭已經談好，『傷亡與工頭無關，一切由自己負責』，這樣才能有活干。」周海比卜憂心忡忡地對記者說：「身上裝了鋼板，一年後要取鋼板，大夫說，至少還得三四千。不知道錢從那裡來！總起來得花1萬元呀。」就在周海比卜砸斷腿的第8天，他的妻子在家裡給他生下了第二個女兒。「你媳婦生孩子花了多少錢？」周海比卜說：「也就20來塊錢吧，尕尕(小孩)和大人吃了點葯，消個炎。」54歲的村支書馬玉良告訴記者：「我們村子裡的娃娃，基本上都是這樣生在家裡的，除非難產了就急急忙忙往醫院裡送，因此，也折掉了好幾條人命。沒辦法呀，這連續兩三年沒有一個娃娃是從醫院生的。咱們這裡的農民太窮了，全村目前還有一半家庭，糧食都不夠吃，還餓肚子呢。」 周海比卜一家5口，除了妻子與兩個孩子，他還有一個60多歲的老父親。全家7畝山地，當地每畝小麥平均只產150公斤。去年他種了5畝小麥，只打了700公斤糧食，收穫了相當於兩個半人的口糧(村支書說，當地人均年消耗口糧為250公斤，因為沒有一點油水)，另一半口糧由周海比卜打工賺錢購買。去年他在原來的工地上打工5個月，一天也沒停地勞動，最後給家裡賺來1500元。他說：「包吃包住，每天的工錢是10塊，一半就用來給家裡買口糧了。」「全家人都在指望著他，他這一殘廢，我們一家人怎麼活呀！」他的妻子非常無助地對記者說。村裡還有一個村民，徹底殘廢了。他與周海比卜是同一個社的，名叫馬奴力，是一個29歲的青年。在馬奴力的家裡，他的妻子仙祖力哈告訴記者，1998年2月，年僅24歲的馬奴力去西藏修公路。炸山時，滾石砸斷了他的左腿。一年後，截掉了左小腿的馬奴力，帶著假肢拄著雙拐回到了家裡。他的父親說：「這個老闆不錯，娃娃的醫療費全部出了，還給了我們2萬元錢。我們用1萬2蓋了這3間房子，全家算是有了一個不漏雨的窩，其餘的基本上用來買糧食了。」記者去馬奴力家時，馬奴力與村裡的其他一些壯勞力去幾十公里以外的深山裡，挖冬蟲夏草去了。 他的妻子哭著說：「5000多米高的山上，全是雪，他有好幾次從山上滾下來，差點摔死。渾身是傷。幹得再好，一年也掙不到一千塊錢。」比起這些意外致殘的村民，因其他重症疾病造成的悲劇在這個村裡也不是個數。 7歲孤兒：肺結核的繼承人 5月12日，記者隨機走訪來到該村七社村民馬吾德家裡，看到68歲的馬吾德背著自己7歲的孫子馬麻二力正要出門，孩子在不斷地劇烈咳嗽著，臉色蠟黃，沒有一點生氣。馬吾德說：「娃娃1歲多的時候，他媽就不斷地咳嗽，一直肺疼，疼的吐血。後來看過幾次，打針的錢沒有了，就再也沒去打，拖了一個階段就疼死了，死的時候才28歲。」「一年以後，他爹到青海果洛去打工，一去，就咳嗽，十幾天後，人家給我送回一具屍體。」 陪同的村文書長海龍告訴記者：「兩個人都是肺結核。」村文書還告訴記者：「與馬麻二力一樣，由於傳染病、地方病失去雙親，變成孤兒的在我們村還有3戶。」接著村文書把記者帶到就近的該村五社村民周米香家裡。周米香對記者說：「我的命不好，10年前，我的兒子馬繼良有一次感冒了，在家裡睡了幾天就死了，兒媳婦不到一年就跑了。撇下當時只有10歲、5歲、1歲的三個孩子就走了。」現在大孫女已經出嫁，二孫女在外當保姆，最小的孫子依然與周米香在一起艱難度日。講完這一個個故事後，我們再仔細考察一下這個村村民的整體健康狀態，它又是怎樣的呢？ 殘疾人在村裡隨處可見 從5月10日到5月14日，記者用整整5天5夜在大茨灘村先後走訪了近40家農戶，接觸了200多村民。記者發現——其一，有不少侏儒。5月12日中午，記者在大茨灘村五社看到一個身高最多不超過110公分的女人，她的腿呈「O」狀，雙腳向外撇著。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村文書告訴記者，她叫陳綠給牙，已經57歲了，是一個老姑娘，一直沒有出嫁，住在自己的哥哥家裡。當天下午，記者在該村六社又見到在馬路邊上曬太陽的一個「小男人」，他的身高與陳綠給牙不相上下，可能會更小一點。他叫馬社木蘇，已經55歲了，住在弟弟家裡，由他的弟弟養活著。據村支書馬玉良介紹，像這樣的侏儒「全村有6個人」，但記者看到的要比這個數字大，而馬支書說：「有1個是外村的，另外幾個不是，因為人老了會自己變小。」 其二，瞎眼者不少。5月14日上午，根據村文書推薦，記者來到該村五社訪問了瞎子母女。78歲的馬索菲亞與60歲的馬哈力麥住在一間黑乎乎的土坯房裡，屋內只有一個土炕與一個小面櫃，土炕邊上有一個泥巴糊的土爐子，沒有一點兒火。據村文書介紹，女兒馬哈力麥雖然眼瞎，但不僅能做飯，而且田裡的好多活都能幹。5月11日晚，在村委門口小雜貨鋪里記者看到小老闆的老婆也是個瞎子，所幸她只瞎了一隻眼。這位33歲的女人說：「我這隻眼是從五六歲起開始看不見東西的，當時我弟弟也一樣，但家裡花錢給治好了，我是個女娃子，家裡沒錢管我，也就這樣了。」她接著說：「我們村像我這樣小時候就看不見的人有八九個呢。」但村支書馬玉良統計的結果是，全村「瞎眼的人有6個」。 其三，痴呆者也不少。5月12日，記者在該村七社14號農戶門口見到一個約50多歲的女人，半趴在地上，直愣愣地盯著記者一行。村文書說：「她是個痴呆，腿子還有殘疾。」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該村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多少歲、家有幾畝田、家有幾口人。但村支書統計的數字是「全村痴呆者為2人。」村支書告訴記者，村裡還有1個斷肢的、1個大脖子。原來大脖子病很普遍，自從這些年來推行碘鹽等防治措施，現在年輕一代基本全面消除了。村小學老師龍有福認為全村村民至少有一半患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疾病，都在帶病勞動。而這個數字與積石山縣衛生局去年對全縣的一次抽查的結果基本一致：全縣農民的患病率為59%。顯然，村民患病率不僅在大茨灘村居高不下，而且在整個積石山縣也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那麼，當地的村民又是如何應對這眾多疾病的呢？ 有了病：「干背、死挨、等死」 與大茨灘村的村民們共同生活了5天後，記者發現當地的村民們對待疾病的態度與處理辦法基本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小病忍著，不疼不治」。5月12日，記者走進該村五社29號，在一間小房子里見到了這裡的主人，40歲的村民麻馬乃。他已經重感冒連續半個多月了，他跟記者說：「因為沒錢買葯，睡在床上抗病」。村文書講：「這在當地很普遍，許多人都是這樣抗病的，大家叫這種做法為『干背』，也就是靠自己的身體抗著。」其二，「自治自救，土法上馬」。馬玉良告訴記者，確實病得厲害了，村民們一般會採取以下辦法來對付疾病：最常見的辦法是——「安乃近去痛片包治百病法」。不少家庭都有這兩種葯，因為安乃近每片4分、去痛片每片5分，且吃了就能止痛治熱。另外當地還有一句順口溜叫做「頭痛感冒，阿斯匹林兩包，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其次是土法治病。當地許多村民家裡都有一種「黑葯」，就是從深山裡挖點羌禾、柴胡，再加入白礬煎煮而成的葯。因顏色發黑，當地人叫做「黑葯」。其三，「不睡倒不上醫院」。該村二社村民謝中雄是個老病號，他對記者說：「只要能動，我們農民就會上地去幹活，確實病了，一般是睡上兩天，只要不睡倒就不會去醫院。其四，「在家等死」。謝中雄的母親是37歲死的，他告訴記者：「我的老人確實到了沒辦法的時候才到醫院，是肺結核，去了好幾個地方住院，最後那幾個錢花光，便拉回家等死。」 赤腳醫生打工走了 如今，大茨灘村沒有任何醫療機構與醫療人員。1965年，國家為村裡曾培養過一個「赤腳醫生」，1977年八社村民馬占林接了這個「赤腳醫生」的班。當時在大隊部還有一間房子，馬占林也是日常來上班，與別的社員一樣，上班就能掙到工分。村支書說：「1978年，村裡在資金很緊張的情況下，還給過村衛生所1000元，讓他買設備與藥品。」「分田到戶後不久，這個村衛生所就搬到馬占林自己的家中了。」 5月10日下午，記者專門來到位於八社的原村醫馬占林家，他的女兒馬蘇尼接待了記者。馬蘇尼告訴記者：「我阿達(父親)到青海去打工了，已經走了好久了。」馬蘇尼告訴記者，好些年前我們家就不開診所了。她說，一是錢沒有，沒本錢開，開一個至少得兩三千元，我們家拿不出來；二是欠帳太多，大家都是鄉里鄉親，人家生病了來看病，沒錢你給不給看？看了人家又還不上錢，我阿達的診所就是這樣被拖跨的。馬蘇尼還從家裡找出一個塑料夾，對記者說：「這是我阿達的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再也沒去換，換一次要交200元呢，沒錢。」 村裡的兩個雜貨鋪都在賣葯 除了村委會門口的那家雜貨鋪外，該村二社還有一家雜貨鋪。兩個雜貨鋪的櫃檯上都放著兩個大號「安乃近」玻璃瓶。村委會門口的雜貨鋪大一點，賣的葯也就多一點。小老闆把幾十板感冒通片、牛黃解毒片、速效感冒膠囊放在一個黑色的塑料袋裡，每當有顧客要貨時，他便把那個黑塑料袋拿出來，數給對方几片葯。村裡的兩個雜貨鋪里「安乃近」比鄉政府的小街上賣的貴，村裡每片都是5分錢，小街上是3.3分。 門可羅雀的鄉衛生院 5月15日上午11時，記者來到距大茨灘村約3公里處的鄉政府所在地小關村與唐藏村地界。鄉政府的旁邊就是鄉衛生院，十多間破爛的平房，年久失修，牆皮掉了好多，比較整潔的地方很難找到。 正好有一個叫馬炯的醫生在院里，他帶記者參觀了全院唯一的一間診斷室，只有十來平米的小屋子裡，靠窗戶的地方放著一個還看出顏色的桌子，桌上放著一個聽診器、一個有點毛病的血壓計、一個溫度表，還有一個記錄本。旁邊是一個長條凳，屋子的最裡邊放著一個小床，上面鋪著一床發黑的毯子。 後來進來一個名叫張永忠的醫生，他在這裡工作的時間長。他說：「全院16間房，5個人，共有1個病床、1個藥房、1個防保室、1個手術室。手術室專門用來做結紮手術，其他手術基本不做。」5個醫生，每人一間宿舍。全院設備如下：手術床1個、常用結紮手術刀具3包、冰箱1台、聽診器1個、血壓計1個、體溫表1個。張永忠說：「總計也就2000元的設備吧，都很破爛。房子更是危房。」這個衛生院去年的業務收入為2.4萬元，全年接診病人2000人次。然而他們5個人的工資平均為800元，每月該院僅工資的支出就是4000元，再加其他日常開支，該院每月凈支出應該不少於5500元。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樣也是在這條小街上，有5家個體診所，分別冠名為不同村莊的衛生所，個個營運良好。其中由該鄉唐藏村村民的張學義開的名為「小關鄉大茨灘村衛生所」的診所，去年的業務收入接近3萬元。張學義原來是鄉衛生院的臨時工，高中文化程度，1990年辦起了診所，目前他的診所的總資產是7000多元，去年凈賺了6000多元，目前診所只有他一個人在經營。同時他在診所邊上還開了一間雜貨鋪，如今他既是診所的經營者也是雜貨鋪的小老闆。小街上的另外4家診所中，多數都是賺錢的，惟有馬成德是專一經營診所的。老「赤腳醫生」馬成德說：「鄉衛生院與村衛生所有以下不同點：一是投資不同，我們是個人投資購設備辦房產、個人經營，人家是國家投資，官方經營；二是人員不同，我們多是土八路，人家多是專業學校畢業的；三是成本不同，我們是自己的房子，自己一個人經營，人家是公家的房子，但人浮於事，5個人拿錢，一個人值班；四是國家的態度不同，人家好歹都有國家包著，還不斷有資金政策支持，而我們好象與國家政策無關，也沒人關心扶持我們；五是承擔的任務不同，我們幾個診所，大部分的接診人次都比他們多，他們還承擔了計劃生育的結紮手術，這一塊佔了他們業務總量的一半，如果不是國家給他們業務，他們一年能不能有1萬元的業務收入都是問號；六是享受的藥品供應政策與價格不同，人家進葯價格低，而且能退貨，從同一地方進貨，我們的進價不僅高而且不能退貨，有什麼問題都得自己消化，待遇不公平；七是服務時間不同，我們是24小時接診，隨叫隨到，他們則是8小時工作制。」 鄉幹部：我從不敢在村裡吃飯 5月14日，記者在大茨灘村走訪農戶時，恰巧碰上了在村裡查計劃生育的小關鄉計生專干高花小姐，這位姑娘對記者說：「這裡村民的衛生狀況太差了，我從不敢在村民家裡吃飯。」記者在這個村發現村裡的衛生狀況著實不盡人意，不僅廚房臟、炕頭臟、衣服臟，連許多孩子的臉也髒得不忍目睹。做飯多是泥巴灶。記者走訪過的許多村民家都把廚房設置在院落最邊角的地方，絕大多數是泥巴房子泥巴灶，屋子被麥草煙薰得黑黑的，灶台上多是飯渣與麵湯，黑的與灰的還有說不清的顏色交織在一起。廚房裡除了灶台就是面板和一口水缸，東西並不多，但大多家庭廚房顯得很雜很亂。據村支書介紹，村裡只有5戶是瓷磚灶，還有14戶是混凝土灶。連村支書家的灶也還是泥巴灶。 火炕髒的不敢上。走進每一戶農家，主人總是不停地要請你上火炕，但許多家庭的火炕上不僅沒有像樣的被單，更重要的是因為絕大多數農戶由於十幾年就一床被單，被單不僅破舊，而且髒得看不清楚是什麼顏色。在許多村民的火炕上，記者不僅不敢過多地看床上的被單，更是感到有一種複雜的氣味逼得記者喘不過氣來。衣服破的沒法穿。村民穿的大多是來自城市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制服，因為衣服破舊，一些人乾脆就不洗。在村裡，記者還發現許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十有七八是不洗臉的，一天看到一個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很動人，但她的臉幾乎是一個五花臉，頭髮更是粘連在一起。 走進每一戶村民家裡，熱情的村民總是會立即給你倒水，但每次他們總是把洗過的杯子，再用黑的看不清顏色的毛巾擦一遍，本來乾渴難忍的記者就再也不敢喝水了。而這種熱情地用黑毛巾擦杯子的方式幾乎家家一樣。伸出援手，救助苦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大愛清塵
有人在網上爆料，唐山豐潤區一殯儀館分為「高低檔」取灰處。人都燒成灰了，還分高低檔？然後他們解釋：是因為焚燒的爐子存在高低檔之分。 原來，高檔爐子要比低檔的爐子更豪華一些，當然收費也要更貴一些。於是燒完後，自然有了高檔和低檔不同的「取灰處」。 據報道，區外人燒高檔爐，僅燒一下就要800元。而低檔爐子區外人只要250，區內人免費。 我只能說，很坑爹，相當坑爹。難道不是只要溫度高，啥爐都一樣嗎？你就是搞出商務爐，頭等爐又如何？難不成在裡面還能享受一下？連死了都要逼人去卷，實在過於荒唐可笑。 首先，這就是毫無底線的賺死人錢。這麼講吧，一大堆人在那裡等著，有人去低檔取灰處，有人去高檔取灰處，這種局面必然很難看到，人性如此。那麼多親戚朋友在場，哪個會為了省幾百塊錢，而不願意把送老人的最後一程辦的風光一點？ 不會的，人越多，就越是沒有人會選低檔爐子。就如同古代陪葬品文化一樣，把人與人的尊卑渲染到極致。 屎上雕花，無與倫比。 其次，這是赤裸裸的把人分為三六九等，毫不掩飾。如此行為，不僅是對死人，同時也是對活人尊嚴的踐踏，擺明了要榨盡你最後一滴油。 余華老師估計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在小說里諷刺性的一說，居然成為了現實。書中不是傳說，現實里也必然不是孤例。我相信，這種騷操作絕對不僅僅只存在於唐山，其他地方多多少少也有類似的情況。 這自然是不正常的，就像唐山豐潤區在這種操作被曝光後，明政局工作人員就曾回復說：是多年前掛的老牌子，現在已經不分高低爐，等下就去把牌子摘了。 連他們自己都不願意承認。 真的只是以前的陋習？現在沒有了嗎？這種差強人意的解釋，也就唬個一部分人，就像我上面說的，很多地方都存在這種現象，難道都是以前掛的牌子，現在不存在類似的操作了？ 一些網友認為，這種高低檔火化爐存在影響，但影響並不大。我絕不認同，如果連死人都能用金錢分為三六九等，那麼活人想找到平等，就只會更加的困難。 比如現在有些醫院裡，事實上你已經能看到vip病房，普通病房，甚至還有幹部領導專用的病房……這顯然是離譜的，這和你有錢去請私人醫生，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若是連死後焚燒都能分等級，那麼上學，看病，工作就更會出現不同的等級差距。工作中的人與人不同，便不再多說，上學和看病的不對等，將會產生怎樣的效應？ 我認為是階級固化，也就是底層永遠是底層，你將永遠失去「爬」上去的機會。而掌權的人永遠掌權，富有的人只會越來越富有，他們不必擔心任何突如其來的意外。 就這樣吧，人生而平等，就是火化價格有高有低。以後別說活不起了，說不定有一天你會發現，更加死不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竹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