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接连被免职，下落不明，堪称中国官场年度最大震撼。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集体领导失能，高阶官员人事全由习近平一人说了算，因此当这些官员的劣迹被举报揭发，为保全最高领导人威信，只得含糊处理，而在中共官场猜疑内斗不止的背景下，官员莫名消失于公众视野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 在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免去秦刚和李尚福职务前，身为国家门面的两位部长就因为多日未现身引起外界猜疑是否已经不在其位，迄今中国政府仍未正式说明两人被免职的原因。 分析人士表示，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集权力于一尊，在高阶官员任用上少了制衡机制，破格提拔又引起中高阶层以下的官员不满，秦刚、李尚福的起落反映出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的后遗症。 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二十大后新出炉的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与另外17位委员，清一色都是所谓的“习派”；共青团出身的“团派”、前领导人江泽民提拔的“江派”在外界看来无疑是全军覆没。 中上阶层以下官员的反扑 然而，台面上的高官清一色都是习近平人马，并不代表全中国数以万计的官员都姓习。陈世民指出，中上阶层以下的官员还有数不尽不属于习家军的官员，习近平要管理诺大的中国仍得靠他们，不可能把其他派系完全扫除，但是这些人之中肯定会有对习近平不满者。他说：“我相信中共内部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非习派的一些人士，尤其中上阶层以下的中国官员，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不是习派的人。他们一定会不满的；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只是因为我跟习（近平）没有关系，尤其是过去可能如果说被打成团派的色彩，或者说江派色彩的人，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升到高位去了，那你说这些人他会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状况吗？我个人认为不会。” 陈世民表示，这些官员即便不是位居高位，但是久经官场多少能掌握到一些对习派人马不利的证据，一旦有机会就丢出来，迫使习近平非得处理不可。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出于对习派的不满，又或许只是为了自己能上位清除障碍，所以秦刚和李尚福只是开头，可以想见未来还会有其他被习近平提拔的官员不明所以的下台，而最难堪的自然是习近平本人。 官员无故去职将成新常态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锐生以书面形式回复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清除了中共的所有派系，这意味着整个中共现在都在习派的控制之下。只是习派内部又出现了一些小派系。我的解读是，其中一些负责人提醒习近平注意秦、李二人的不当行为，因为他们希望看到秦和李下台。” 曾锐生指出，秦刚和李尚福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之前，并未通过“尽职调查”，即便当下就知悉两人有问题的，也不一定敢告诉习近平实情。 这衍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二十大后上位的中共高官还有多少人是有问题的未爆弹？因此曾锐生推论，一旦有问题的人再被举报，习近平还是得处理，未来中国不给予公开解释就撤换高阶官员将成为新常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说，以往中共要处理有问题的高层官员，势必得牵涉到派系之间的折冲妥协。如今习近平要任用谁、撤换谁，单凭一己之意，反映出集体领导走入历史，缺乏制衡机制。庄嘉颖告诉美国之音：“之前当然也有高级官员落马，不过就会看到在中国官场内可能会有一些反弹的声音，然后会有一些调整等等的。可是这次就完全看不到，就是反正就（官员）落马就落马了，然后也没有任何其他（反弹）的声音。” 庄嘉颖认为，全中国现在只有一个决策者，既然这些高层官员怎么撤换都是习近平的人，而习近平要撤换任何人又无需向其他派系交代，不排除未来还有更多官员在没有直接罪名的状态下被免职。 习近平特务治国 中共官员难串连反抗 中国官场内部斗争激烈又极度不透明，但是过往落马的官员总会被安上个罪名，像秦刚和李尚福毫无理由消失的例子相当罕见。综合外媒报道，秦刚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发生婚外情，并在美国产下一子；李尚福则是因为涉及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任内与火箭军高层的贪腐案，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据报同遭反贪单位调查并且撤换。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室认为，若目前对秦刚和李尚福去职原因的猜测为真，从习近平处理的方式来看，贪腐显然是比婚外生子严重。沈明室向美国之音表示：“两位国务委员因为特殊的事故下台，他（习近平）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前任的（王毅）回来，然后保留（秦刚）国务委员的位置，等到爆发李尚福事件的时候，再同时取消他们国务委员的位置，这是蛮特殊的。” 沈明室分析，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被处置的不安下，多数中共官员只能更积极向习近平表态效忠；不过比较特别的是涉贪官员通常是系统性贪腐，当一群人被逼急了，恐怕会串连起来发起激烈的抵制行动。 旅居美国纽约的政论家陈破空向美国之音表示，系统性贪腐在解放军尤其常见，火箭军高层一连串被撤换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习近平通过特务系统对付军方系统，现阶段即便有将领对习近平不满，要串连反抗习近平也非易事。 陈破空说：“他们（涉贪将领）被各种各样的特务机构，里三层、外三层所包围 ，所以他们不得不谨慎行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外界看不出他们的反抗。（但是）很难说在未来他们就不会决定反击，就看他们是否能突破这个特务系统的纠缠。” 台湾学者陈世民则说，解放军、情报单位、公安组织全都由习近平人马所掌握，除非中国社会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社会运动，否则光靠不满习派的中共官员无法扳倒习近平。他补充说，去年爆发的白纸运动一度有机会把从官场到民间对习近平的不满一口气宣泄出来，撼动到习近平的地位，不过仍缺乏一个象征人物站出来集结所有的反对力量，最后这股不满情绪还是不了了之。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独裁体制下，特别像中国这种独裁体制，要对领导人的权威进行准确的、定量的度量，几无可能。即使在威权国家，也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民意调查，然而在中国，最多能够做到的是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虽然政府满意度也间接反映了对领导人的信任程度，可两者毕竟不能直接划等号。再考虑在中国涉及政治的民意调查的可信度，即被调查对象未必会说真话，很难从中去评估领导人的权威程度。然而，这并非表明对习近平权威的衡量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从中共重要会议的语言表述分析评估习近平权威消长的趋势，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党国体制对领导人有不同于一般独裁体制的独有的语言表述方式，在习近平时代，最明显的是诸如核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语词，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达。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一般都会出现。 相对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以及其他的政治类重要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显示习近平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有着优势：首先，它是对当年经济工作的总结和次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也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是在会议的性质上毕竟不像前三者一样属于政治会议。因此，在测试和反映领导人权威的政治灵敏度上，反而比政治会议要强。原因在于，因为是政治会议，即使是习近平的权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当局会让它不明显体现出来，换言之，无论习近平真实的政治权威程度如何，在政治类会议上，体现权威的一些固有语言和表述一般都会有，外界很难看出其中的些微差异，但是对经济工作会议，如果习近平的权威在这一时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会有反映。大概在当局看来，没有写上习近平专用的词汇，人们一般都不会注意。 其次，经济工作会议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举行，能更好反映和检验习近平一年来特别是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政治局会议一般一个月开一次，虽然习在某个月权威有所下降也许会在会议的表述中体现，但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其权威又会恢复，所以它的波动性有点大。党代会五年一次时间又太长，如果在会议的公报中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上次党代会的表述，当然是重大的情况变化，能够直接反映习的权威的变动，但这只能等到5年后。中央全会虽然也是一年一次，其会议的政治性仅次于党代会，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灵敏度比起经济工作会议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习的政治领导力。另外，中央全会在当年10月举行的时候更多，不像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举行反映全年情况。 再者，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连续性。某次经济工作会议无法验证习的权威的消长，必须把时间拉长，再对照当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会情绪，就可以从会议的文字表述中看出习的权威消长的细微变化。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几天举行，在几千字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两次，分别是第三段和倒数第三段；在第六段还提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此外，再无其他只属于习专有的政治词汇。 将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过去10年尤其过去五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拿来逐一对比，会发现习的政治权威是有衰减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会议尤其前述的几个政治类会议一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报道方式，这就是毛曾经严厉评判的党八股，只不过，在江胡时代，包括习的第一任期，这种党八股文风还不是十分严重。习上台的前四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虽然有“会议要求、会议强调、会议号召”之类表述，有着当时的政治术语，但是习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现。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会议报道的倒数第三段，有“会议要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数第三段，将“会议要求”改成“会议号召”，没有出现“以习为总书记”这个表述。2016年的倒数第三段不是“会议号召”，而改成“会议强调”，依然没有习的名字。 但从2017年开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有两个明显改变，一是谈到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统一用“会议强调（2017年用的还是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倒数第三段，统一用“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另外，体现习的政治权威的“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政治标语也开始出现在报道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类话。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自我加冕成为中共“核心”，2017年习在中共十九大连任并且提出了“习近平思想”，进一步确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党内政治权威的表述变化。 综观十九大以来的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在显示习的政治权威的表述上，共同点是以习思想为指导，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同点是，2019、2021、2022这三年都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会议强调”那段，2021、2022年放在“会议号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则没有出现这四个政治词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就需联系这三年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由于中国还没摸准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和施政特点，在和美国的对抗中不能扬长避短，而是被动的一味对抗，造成社会的悲观情绪以及经济发展的困难。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习近平采取封城的应对方式，更是挑战了社会的忍耐极限。因此在这两年，习的领导能力大受损害，在党内和社会的权威都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经济工作会议于是没有提“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如果说，十九届的5年，党内最高层还有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个团派在，他们虽受习的压制，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形势不好时，他们在党内的话语权也会相应提高，对习的权威有进行软抵制；20大后，不但党内最高层全部是支持习的力量，政治局这个中共的政治中枢也几乎全是习的人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习的权威在党内和社会受损，按理他们也会全力去维护，然而，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写进去，说明习三年新冠处理的失败以及在放弃清零后经济没有像样反弹，即使他的亲信也看不过去，在他们那儿，习的权威也受到折损，即便他们还对习唯唯诺诺，但在私下里，不会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圣存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习在党内高层的政治权威虽然已经衰减，但程度还是没法具体量化，是否严重不好评估。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习再走错一步，比如明年的经济形势继续糟糕，或者在外交、两岸、社会领域出现某种不可测的事件或危机，他的权威会进一步衰落，党内乃至他的亲信队伍内部会不会酝酿某种躁动，值得我们观察。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冬夜，凌晨3点，向建军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左腿骨折令这个42岁的男人疼痛缠身。他在黑暗中闭上眼，等着时间把腿治愈。几小时前，复旦大学东门外的国定路上，为避让两个逆行的行人，向建军送外卖的电动车失控撞向护栏…… 一直独来独往的外卖小哥被送进医院。医生要求立刻住院手术，向建军拒绝了——1万元押金让他坚决选择了回家。在微信上向朋友借钱打了块固定的夹板，他回到了出租屋。 在疼痛中煎熬的时候，向建军并不知道，复旦大学一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替他发了求助帖；两名学生去了两趟交警部门，为他开具责任认定书。第3天，平台同意为向建军垫付手术费后，两位志愿者打车到他的住处，要把他“拖进医院”。 得知自己受伤的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被不断转发，向建军惊恐不安：“我个人的这一点小事，还要惊动那么多人？” 他确实本可以不惊动这么多人。向建军拥有两份保险，一份是平台每日强制扣除的骑手意外险，另一份是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平台企业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但两者都因流程复杂，无法在当下申请到足以支持他入院的费用。 在众多掏不起巨额医药费的外卖骑手中，向建军算得上幸运，却又不免尴尬。 不敢叫“120”的外卖骑手 现在回想，向建军仍庆幸，11月12日那天出门前，他为御寒给自己绑上了简易的护膝。 那晚，他一口气抢到4个长距离配送单，每单均价是20多元。最长的一单是从他居住的静安区附近到杨浦区的国和路，近10公里。 23点30分，距离最后一单的目的地还有不到两公里，事故发生。 正在等红灯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程栗（化名）听到马路对面“砰”地一声，紧接着是一阵带哭腔的呻吟。她马上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录音笔和相机。 回过神来，向建军的左腿已没了知觉，他只能倚靠着电瓶车，盘腿坐在地上。那一刻，他第一个念头是：“马上要超时的外卖怎么办？”4个顺路单，前3单都已经完成了，最后这单没法退。 “外卖看得比人还重”，对向建军来说不足为奇。他跑外卖两年了，受伤是常事。几个月前，也是在跑外卖的路上，掉落的树枝把他的眼睛砸肿了，“还是照常送外卖，也没擦药什么的。”但向建军感到，这次的伤非比寻常。 大腿渐渐出现了灼热的疼痛感。他战栗着拨通了平台客服的电话，想要报告伤情，请系统取消订单。电话那头，客服语气平静地说：“系统没有权限取消订单。”情急之下，他提前点击了“已送达”的按钮，打电话给客户解释原因。 很快，校门口目睹事故的学生们围了上来。向建军记得，其中一个学生脱下厚外套，裹住自己僵直的腿，询问他是否要叫救护车。 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不要打120，打110！”“120要钱。” 23点45分，交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向建军躺上担架，腿部的疼痛模糊了他的意识，他甚至报不出自己的身份证号。在场的大学生胡嘉（化名）执意提出陪他到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向建军“左股骨干错位性骨折”，需要手术。而且他被告知，要想入院做手术就要先缴1万元的押金。他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写下“拒绝住院，后果自负”，离开了医院。 凌晨2点，向建军拖着伤腿穿过旧小区昏暗的灯光，穿过客厅里其他租客的十几张高低床，回到他只有五六平方米的住处。 这是一个用半个阳台搭出来的扇形空间，直通厨房，小到几乎被一个高低床完全占满，租金每月1000元。向建军在下铺睡觉，他所有的家当收在一只行李箱里，搁在床下。 回出租屋的第一夜，他靠胡嘉给他买的一杯冰镇柠檬茶缓解疼痛，拄着顺手从床板上卸下来的一根木棒上厕所。他仍觉得折断的股骨能自行愈合，能想到的最坏结局是“落下点残疾”。 然而第二天，他的伤口肿得更厉害了。学生“恐吓”他：“这样下去，再也送不了外卖。”医生的语音条躺在他的微信里，好几条，都是建议他去做手术的。 但他不为所动，理由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真的不想再为社会增加负担了……” 向建军出生在湖北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独子。他没有伴侣，父母在几年前因病先后离开，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络人只有个位数。在上海，他身边唯一说得上话的朋友还是十几年前学理发时认识的。 2018年，向建军借了贷款，在武汉火车站旁开了一家理发店。没两年，理发店因为经营惨淡而倒闭，负债十几万元的向建军来到上海，在别人的理发店打工还债，两年前又转行做起了外卖。在遥遥无期的还债过程中，“失信人”的名声是他的隐痛。 那个无比漫长的夜晚，向建军坐在床上，伤腿钝痛。他把戴了十几年的平安扣坠子扯到一边，喃喃自语，“它也保不了我平安啊……” 垫付手术费中的“拉锯” 向建军受伤后第三天，一群学生来到他的住处劝他接受治疗，声称：“医药费已经有着落了。” 原来这几天，目睹向建军受伤的程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帖替他求助。为了解后续情况，她想方设法通过共同好友找到了胡嘉。那晚，胡嘉也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人生第一次作为‘家属’签字是给陌生人。” 当晚，程栗帖子下的回复达到了上百条。好几位留言者都有过帮扶骑手的坎坷经历：车祸后，外卖骑手本可以得到赔付，但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政策，错过了申请的时限。 有人想到医保和新农合，但向建军此前从未缴纳过医保。 有人找到《上海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细则》，但向建军未达到“急重危”的标准，不在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所覆盖的帮助范围内。 有人替他联系上了上海慈善总会，但他的房子是租住，没有户口，没有一个街道和社区能够为他提供救助资金用于治疗…… 在梳理信息的过程中，程栗惊讶地发现，向建军站在各种帮扶条例的半径之外，救助政策在他身上都失灵了。 现在，平台为他提供的两份送餐途中生效的保险，是他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人社部门在外卖骑手、专车司机中陆续开始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以下简称“新职伤”）。 “我看到过新闻的，从今年3月份开始，上海所有平台的骑手应该都上了这个保险的。”向建军关注过这个消息，为这个消息切实欣喜过，觉得“自己起码有了份保障”，但是具体的保险流程是怎样的以及究竟自己有没有“被保上”，他说不上来。 受伤之后，向建军按照客服的提示在系统上点击了保险赔付的申请，上传材料之后足足3天，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审核”状态。 根据一些网络留言的志愿者的经验和平台客服的回复，以往准备“新职伤”的材料到赔付金到手可能需要一个月以上。“这就是让你自己先垫付，然后拿着医药费单子后报销的流程，但是这个正规的流程中，并没有考虑过，如果那个骑手兜里没钱，拿不出那笔医药费该怎么办？”向建军事后回忆。 通过这则帖子，复旦大学社工专业的硕士生王岭（化名）和国际政治学院的刘彦（化名）找到程栗，希望为向建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哲学学院也有一位本科生私信程栗，他提到自己处理过骑手受伤的相似事件，或许经验可供参考。凌晨，他们在微信拉了个群。社会志愿者马文龙和陈铮也参与进来。 向建军还想着“再等等”，学生们却替他着急，催他开通水滴筹，他依旧犹豫，“该不该麻烦更多人”。 11月15日晚，向建军的筹款链接终于发出。“骑手”“送餐时跌倒”“放弃治疗”，尽管向建军的自述很朴素，但这些字眼牵动着点开链接的每一个人。仅仅用了3小时，“水滴筹”设置的5万元就筹到了。也是在那一晚，平台留意到了受伤的他，打来电话，表示可以为他垫付医药费。 有了“双重保险”，学生们陪同向建军再次到了医院，但麻烦远没有结束。根据医院的要求，入院费用无法通过公司账户转入医院，需要用私人账户转账。而“水滴筹”里的钱还没来得及取出，外卖平台派来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没有用私人账户转账的惯例，需要向上级汇报”。 那天很漫长，向建军在医院的长椅上从中午坐到日落，辗转在急诊室和住院部，看着平台的人来了又离开，安定下来的心又悬起来。天黑了，送他就医的志愿者陈铮看不下去，咬牙用自己的账户为他垫付了5000元。到了晚上，向建军终于住进了骨科病房。 在病房里，初来乍到的向建军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患者。医生把他骨头错位的大腿悬吊起来。在护士注射的时候，整层楼都听到了向建军的大喊。护工也说，他按铃求助的次数比邻床老先生都多。他解释自己“药一打心很燥，就是想发脾气”。 医院又发来催缴8万元预交款的短信。“为什么要预缴那么多？我之前也有个朋友在差不多的部位骨折了，医院让预缴的费用只有小几万元。”一位有经验的志愿者很警惕。 有一次听到医生的议论，志愿者们才明白：许多受伤的外卖小哥，和向建军一样，没有积蓄，送到医院后，没有获得社会保障的赔付，拖欠了医疗费用。 王岭和刘彦跑了两趟杨浦区交警支队，给他开出交通责任认定书：两位行人逆行，向建军无责。监控录像没有拍到逆行人，但向建军强调反复他不追责，“如果我想要让行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又找不到，那我的保险赔付是不是又会变得更复杂？”他小心翼翼，生怕走错一步。 住院第二天，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又来探望向建军了。他们带来一份拟好的手写协议，主要内容是，等向建军先用完已有的筹款，平台会再来支付余款。 他们站在向建军的病床前解释，这是出于“保护骑手的权益”：“我们和你，严格来说是没有劳务关系的，垫付是出于关心骑手……”向建军有些委屈。 不过，送外卖的他确实不属于任何一个站点，他更习惯“单枪匹马”作战。他从没加过骑手群，因为要下载额外的app，他舍不得多花这一小点流量钱。 在手术当天，几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医院降低预缴费标准，向建军把手边筹集来的善款都转入医院账户后，就立即手术；平台虽没有垫付向建军的医药费，但承诺：“如果还有不够的后续治疗费，平台会出面垫付。” 11月20日晚间，向建军的手术在几经坎坷后开始。医生把几根钢钉敲进向建军股骨的断裂处。骨头终于接上了。 “你们不要指责平台” 手术很顺利，向建军给自己设定了一厢情愿的康复计划：术后在医院康复一个礼拜，回家后再养两个礼拜，“21天以后，就能尝试跑外卖了，轻轻地跑……” 他的最低要求，是在2024年农历新年以前完全恢复。2023年春节，他没有回湖北老家过年，留在上海继续干活。初一到十五，平台出奖金鼓励他们不休假，他多挣了几千元。 “可惜了，我是在跑外卖跑得最顺的时候摔了，那时我接连5天，每天都会跑到300元以上。”说起受伤前一周的“战果”，他难抑自豪。但现在，他躺在病床上，每隔1小时，他就会下意识摩挲下僵直的左腿。这是医生的嘱托，努力收放下术后左腿小腿和脚掌的肌肉，有助于康复。 “你们不要总指责平台，他们也没有犯错，谁也没规定他们必须为我垫付医药费，我身体好了肯定是要继续送外卖的。”向建军总是这么叮嘱想要在各个渠道想要公开他故事的学生、记者。 从很多方面看，向建军送外卖，既是为了生计，也关乎热爱。他42岁的人生里就干过两个职业：理发师、外卖员。用他的话说：“前者我不感冒，后者我多少有点天赋。” 向建军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到市中心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10年还是个撇撇（不太合格）手艺”。创业失败之后，他辗转来到上海的理发店，但是，撞上疫情，理发店的顾客锐减。 向建军眼看着还不上债，跟着别人涌入外卖行业。 最多的时候，向建军一个月送外卖能挣1万元出头，都是他半夜跑配送，一单十元二十元挣来的。但是今年，向建军觉得，也许是送外卖的骑手越来越多，外卖行业突然变“卷”了。平台记录显示，10月份，他送外卖的总收入为7069.70元，他交房租、吃饭、还债之后，一分钱也没剩下。 尽管如此，向建军还是喜欢送外卖，这和“以送外卖为生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把平台给他派发的长距离配送单视作他努力工作的犒劳，觉得平台“多少是看重我的”。面对收入下降的事实，他说:“等我发掘一下自己的潜力，跑到1万元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跑不到钱，是自己努力不够，和平台没有关系。” 在程栗最初在小红书上发布的那条为向建军求助的帖子下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向建军第一次注册了账号并写下了他的评论“真的没想到，自己骨折了，居然这么坚强，背影还很帅！” 在几天的接触中，学生们对向建军的印象是健谈、爱笑，但是受伤后却几乎没有朋友来看他。他和王岭聊到他新认识的女友。他说了自己的伤情，但女友却说工作很忙，不能来照顾。王岭笑了，说：“那这就是对她的考验。”向建军点头说：“对，她没有通过考验！” 回忆起这次骨折，向建军用得最多的句式是“多亏”：多亏有学生帮忙；多亏自己当时戴了个护膝…… 这种自我开解的心态，一度让帮他的志愿者费解：为什么一个人在工作时受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不断寻找自洽？ 实际上，从进入社会就游走于基础服务业的向建军，很少有向社会保障体系求助的机会。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基本“五险一金”都是奢望。在上海的一家理发店工作时，老板曾提出由店里承担大头，给向建军上社保，但向建军不干。这样，他每个月能省下两三百元，能尽早还清银行的债务。 让人意外的是，当被问起受伤后最失望的时刻，向建军没有说筹集医药费的艰难，而是提到，平台没有把他摔倒后的超时订单取消。“这是举手之劳，如果不取消，我就会在系统里被降级、扣分……” 外卖平台上显示，受伤那天，他因为“超距离点送达”收到了平台发出的两份罚单，一份扣款10元，一份扣款11元，直到事发3天之后，平台才取消了这两笔罚单。 谁才应该是“第一顺位”？ 手术后，在医院只住了3天，向建军回家了。医院账户里筹来的钱几乎用光了。康复的费用没了着落，平台承诺的医药费还没垫付进来。 向建军选择了妥协：“我回家自己也能康复。” 学生们专为他建的微信群，出院时，群里已经有19个志愿者了。 从发帖直到手术，学生们持续感受着这件事带给他们的“震荡”。程栗几乎天天扑在这件事上，每隔2-3分钟就会去翻看手机，一条接着一条地回复热心人的关心和建议。这占据了她所有课余时间，她疲惫不堪，不知道何时能抽身。 手术后，为向建军奔波了多天的学生们找到了社工专业的老师请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写下一份《骑手向建军救助交接事项》，一是把他们帮助向建军办理的各项事宜梳理一遍，二也是和这次求助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但学生们也很明白，签下这份协议并不意味着真正放下。 学生们的生活需要回到原有的轨道，但向建军的求助仍时不时来叨扰。“过两天换药，能不能出几个人？”“明天拆线，能来帮忙吗？”渐渐，向建军也从最开始的“不好意思开口”转变成了那个常常向学生求助的人。“是不应该总打扰他们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 养伤的向建军也很尴尬：他接受的大部分援助，都像是骑手的社会保障体系暂时失灵时的“偶然替代”。对一个拿不出医药费的骑手，真正符合流程的救助体系，似乎也没有写在纸上的流程可以参考。 他有很多具体的困惑：是不是可以同时申报意外险和“新职伤”？多久能拿到钱？这几个月没有收入怎么过下去？ “建议出一个‘外卖骑手出车祸了应该怎么办’的帮扶手册。”一位志愿者在程栗发的帖下方留言。 向建军请朋友帮忙打印了一沓沓厚厚的资料，学习“如何一步步申请新职伤保险”。 保险的赔付流程依然“难搞”。向建军也变得敏感——水滴筹的工作人员找他补充一些出院时的缴费凭证，他没理解，以为水滴筹要把之前的捐款收回去，愁得睡不着。 “不想报销款出任何差池，不想欠别人更多。”向建军解释。他在出院前凑了1000元先还给陈铮，想着“有一点还一点”。 好在，就在向建军焦虑之际，平台终派来了工作人员，和他讲述了大概的保险申报流程。12月初，他成功提交了所有“新职伤”的材料。 漫长的又一轮等待开始了。身体里的钢钉要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拆除。在家的这些日子，他甚至想过拄着拐杖送外卖，“就跑几单，体验生活的那种”，但很快又打消了念头，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谨慎些，“就像打游戏一样，好不容易留点血，别一出去几下子被人家秒杀了”。 出院不久，向建军在网络上看到了另一位北京骑手摔伤后医药费没有着落的消息。他没跟任何人说，悄悄捐了20元。 后来直到有人向他追问这件事，他才承认，“这没啥值得说的，我走过他走的路，他的医药费还没着落，比我更难……”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上观新闻
编者按：甘肃积石山地震，截至目前已造成131人遇难，782人伤。正当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极寒时刻，地处青臧高原东部、海拔2300米处的积石山的父老乡亲们遭罪异常。 积石山地处偏僻，人们对当地乡村十分陌生。正当举世瞩目、万众聚焦之际，我想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积石山乡村。为此，将2003年5月我在积石山一个村为期五天的调查《医疗费是中国农民的最大负担》奉上，以便大家了解更多。虽然，2018年1月，我再访积石山以及这个村庄，有不少变化，然而变化依然十分有限。以下为原文。 一个窘迫的县委机关干部 44岁的张得亭并不是甘肃省大茨滩村的村民，但指引记者在这个县找到大茨滩村的人却是他。 5月9日下午18时许，记者来到张得亭家门口时，看见院内放着四个花圈，心里一阵发冷。 记者是在网上的一则报道中，发现了这个为自己患有白血病的15岁儿子艰辛奔走的人。这则2001年2月22日的报道称：张得亭家住甘肃省积石山县关家川乡何家村石磨庄，在积石山县委宣传部工作，月薪500元左右，家里上有七旬双亲，下有一儿一女，今年刚刚15岁的儿子张培东正在积石山县吹麻滩中学读初三。 张得亭发现儿子脸色不好时是在2000年年末。12月29日，夏州医院专家门诊确诊为幼稚单核细胞白血病。之后，他怀揣家里全部的1万多元积蓄到兰州，走进省人民医院，给儿子进行一个疗程的化疗。后因资金不足又回到积石山县医院。2月13日，万般无奈的张得亭带着重病的儿子再次来到兰州，住进了陆军总院。 此刻，看着院内的花圈，正当记者不知进退的时候，张得亭的二哥把记者拉到院外，“得亭的儿子去年8月就死了，没治好。我们的老父亲又死了，我们正在为他举办‘百日’祭奠。”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个遭遇重创之后正处于最悲痛中的农户。 坐在张得亭家的火炕上，记者身后的土墙裸露着好大一块，靠在那里土渣不断地往火炕上掉；火炕的对面放着全家最好的家具——一对单人沙发，发黑的草绿色麻布面料，沙发的扶手罩着还能看清楚是红色的枕巾；沙发的左边放着一个方桌，上面放着一些祭奠用的供品和好多的黄纸。方桌的左侧放着一个看不清颜色的3斗面柜。 这间屋子是张得亭最好的屋子，另一边是一间快要倒塌的屋子，放些锄头扫帚之类的杂物。还有一个牛棚，牛已经卖了。这就是积石山县副科级干部张得亭的家，也是他现在仅有的全部财产。当他最后背着走到生命尽头的孩子回家时，欠下8万多元的债务。两年来他总计花了14万元的医疗费，仅欠兰州陆军总医院的医疗费就达4万多元。“儿子没了，但只要我活着这账我一定要还的，目前在我的债主里边，还有许多生活极为贫困的庄稼人，如果我不先还这些庄稼人的账，人家只能拿着棍去讨饭了。我现在每月就917元的工资。”这是记者见过的最贫困的县委机关的干部。他虽然是县里的干部，但他的妻子、孩子及老母亲依然是农民，靠种着几亩薄田为生，“不是我的话，仅靠这几亩地全家是要饿肚子了。”与县委机关干部张得亭相比，当地的普通村民在疾病面前显得更是那样的无助无力。 两个民工的遭遇 5月10日，记者来到此行的目的地——积石山县小关乡大茨滩村，它位于省城兰州西南约200公里处。全村8个社，245户人家，总人口1196人。这里海拔3300米，山顶还有积雪，属高寒阴湿气候。全村有山地2266亩，人均1.8亩，农作物以小麦、土豆为主。据村主任马元海讲“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也就400元吧，给上面报的是700元。”5月11日下午，记者随机进入一社的一户村民家里，28岁的村民周海比卜躺在门外的钢丝床上，他的腿断了。 今年春节后，周海比卜在甘肃省临夏州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2月26日，在拆除旧楼房时，从四楼掉下来的楼板砸断了周海比卜的右腿。当即，他被工友们送到了州人民医院，他递给记者的诊断书上写着“右髋骨折，右手背裂伤”，入院时间是2月26日，出院时间是3月15日，住院17天。周海比卜说：“住院拉(借)了6000多块钱的帐，光医疗费就花了3971元，还有吃饭等其他费用。”记者问：“为什么工头不负责呢？”他说：“干活时，工头已经谈好，‘伤亡与工头无关，一切由自己负责’，这样才能有活干。”周海比卜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身上装了钢板，一年后要取钢板，大夫说，至少还得三四千。不知道钱从那里来！总起来得花1万元呀。”就在周海比卜砸断腿的第8天，他的妻子在家里给他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你媳妇生孩子花了多少钱？”周海比卜说：“也就20来块钱吧，尕尕(小孩)和大人吃了点药，消个炎。”54岁的村支书马玉良告诉记者：“我们村子里的娃娃，基本上都是这样生在家里的，除非难产了就急急忙忙往医院里送，因此，也折掉了好几条人命。没办法呀，这连续两三年没有一个娃娃是从医院生的。咱们这里的农民太穷了，全村目前还有一半家庭，粮食都不够吃，还饿肚子呢。” 周海比卜一家5口，除了妻子与两个孩子，他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父亲。全家7亩山地，当地每亩小麦平均只产150公斤。去年他种了5亩小麦，只打了700公斤粮食，收获了相当于两个半人的口粮(村支书说，当地人均年消耗口粮为250公斤，因为没有一点油水)，另一半口粮由周海比卜打工赚钱购买。去年他在原来的工地上打工5个月，一天也没停地劳动，最后给家里赚来1500元。他说：“包吃包住，每天的工钱是10块，一半就用来给家里买口粮了。”“全家人都在指望着他，他这一残废，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呀！”他的妻子非常无助地对记者说。村里还有一个村民，彻底残废了。他与周海比卜是同一个社的，名叫马奴力，是一个29岁的青年。在马奴力的家里，他的妻子仙祖力哈告诉记者，1998年2月，年仅24岁的马奴力去西藏修公路。炸山时，滚石砸断了他的左腿。一年后，截掉了左小腿的马奴力，带着假肢拄着双拐回到了家里。他的父亲说：“这个老板不错，娃娃的医疗费全部出了，还给了我们2万元钱。我们用1万2盖了这3间房子，全家算是有了一个不漏雨的窝，其余的基本上用来买粮食了。”记者去马奴力家时，马奴力与村里的其他一些壮劳力去几十公里以外的深山里，挖冬虫夏草去了。 他的妻子哭着说：“5000多米高的山上，全是雪，他有好几次从山上滚下来，差点摔死。浑身是伤。干得再好，一年也挣不到一千块钱。”比起这些意外致残的村民，因其他重症疾病造成的悲剧在这个村里也不是个数。 7岁孤儿：肺结核的继承人 5月12日，记者随机走访来到该村七社村民马吾德家里，看到68岁的马吾德背着自己7岁的孙子马麻二力正要出门，孩子在不断地剧烈咳嗽着，脸色蜡黄，没有一点生气。马吾德说：“娃娃1岁多的时候，他妈就不断地咳嗽，一直肺疼，疼的吐血。后来看过几次，打针的钱没有了，就再也没去打，拖了一个阶段就疼死了，死的时候才28岁。”“一年以后，他爹到青海果洛去打工，一去，就咳嗽，十几天后，人家给我送回一具尸体。” 陪同的村文书长海龙告诉记者：“两个人都是肺结核。”村文书还告诉记者：“与马麻二力一样，由于传染病、地方病失去双亲，变成孤儿的在我们村还有3户。”接着村文书把记者带到就近的该村五社村民周米香家里。周米香对记者说：“我的命不好，10年前，我的儿子马继良有一次感冒了，在家里睡了几天就死了，儿媳妇不到一年就跑了。撇下当时只有10岁、5岁、1岁的三个孩子就走了。”现在大孙女已经出嫁，二孙女在外当保姆，最小的孙子依然与周米香在一起艰难度日。讲完这一个个故事后，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这个村村民的整体健康状态，它又是怎样的呢？ 残疾人在村里随处可见 从5月10日到5月14日，记者用整整5天5夜在大茨滩村先后走访了近40家农户，接触了200多村民。记者发现——其一，有不少侏儒。5月12日中午，记者在大茨滩村五社看到一个身高最多不超过110公分的女人，她的腿呈“O”状，双脚向外撇着。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村文书告诉记者，她叫陈绿给牙，已经57岁了，是一个老姑娘，一直没有出嫁，住在自己的哥哥家里。当天下午，记者在该村六社又见到在马路边上晒太阳的一个“小男人”，他的身高与陈绿给牙不相上下，可能会更小一点。他叫马社木苏，已经55岁了，住在弟弟家里，由他的弟弟养活着。据村支书马玉良介绍，像这样的侏儒“全村有6个人”，但记者看到的要比这个数字大，而马支书说：“有1个是外村的，另外几个不是，因为人老了会自己变小。” 其二，瞎眼者不少。5月14日上午，根据村文书推荐，记者来到该村五社访问了瞎子母女。78岁的马索菲亚与60岁的马哈力麦住在一间黑乎乎的土坯房里，屋内只有一个土炕与一个小面柜，土炕边上有一个泥巴糊的土炉子，没有一点儿火。据村文书介绍，女儿马哈力麦虽然眼瞎，但不仅能做饭，而且田里的好多活都能干。5月11日晚，在村委门口小杂货铺里记者看到小老板的老婆也是个瞎子，所幸她只瞎了一只眼。这位33岁的女人说：“我这只眼是从五六岁起开始看不见东西的，当时我弟弟也一样，但家里花钱给治好了，我是个女娃子，家里没钱管我，也就这样了。”她接着说：“我们村像我这样小时候就看不见的人有八九个呢。”但村支书马玉良统计的结果是，全村“瞎眼的人有6个”。 其三，痴呆者也不少。5月12日，记者在该村七社14号农户门口见到一个约50多岁的女人，半趴在地上，直愣愣地盯着记者一行。村文书说：“她是个痴呆，腿子还有残疾。”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该村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多少岁、家有几亩田、家有几口人。但村支书统计的数字是“全村痴呆者为2人。”村支书告诉记者，村里还有1个断肢的、1个大脖子。原来大脖子病很普遍，自从这些年来推行碘盐等防治措施，现在年轻一代基本全面消除了。村小学老师龙有福认为全村村民至少有一半患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都在带病劳动。而这个数字与积石山县卫生局去年对全县的一次抽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全县农民的患病率为59%。显然，村民患病率不仅在大茨滩村居高不下，而且在整个积石山县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那么，当地的村民又是如何应对这众多疾病的呢？ 有了病：“干背、死挨、等死” 与大茨滩村的村民们共同生活了5天后，记者发现当地的村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与处理办法基本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小病忍着，不疼不治”。5月12日，记者走进该村五社29号，在一间小房子里见到了这里的主人，40岁的村民麻马乃。他已经重感冒连续半个多月了，他跟记者说：“因为没钱买药，睡在床上抗病”。村文书讲：“这在当地很普遍，许多人都是这样抗病的，大家叫这种做法为‘干背’，也就是靠自己的身体抗着。”其二，“自治自救，土法上马”。马玉良告诉记者，确实病得厉害了，村民们一般会采取以下办法来对付疾病：最常见的办法是——“安乃近去痛片包治百病法”。不少家庭都有这两种药，因为安乃近每片4分、去痛片每片5分，且吃了就能止痛治热。另外当地还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头痛感冒，阿斯匹林两包，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其次是土法治病。当地许多村民家里都有一种“黑药”，就是从深山里挖点羌禾、柴胡，再加入白矾煎煮而成的药。因颜色发黑，当地人叫做“黑药”。其三，“不睡倒不上医院”。该村二社村民谢中雄是个老病号，他对记者说：“只要能动，我们农民就会上地去干活，确实病了，一般是睡上两天，只要不睡倒就不会去医院。其四，“在家等死”。谢中雄的母亲是37岁死的，他告诉记者：“我的老人确实到了没办法的时候才到医院，是肺结核，去了好几个地方住院，最后那几个钱花光，便拉回家等死。” 赤脚医生打工走了 如今，大茨滩村没有任何医疗机构与医疗人员。1965年，国家为村里曾培养过一个“赤脚医生”，1977年八社村民马占林接了这个“赤脚医生”的班。当时在大队部还有一间房子，马占林也是日常来上班，与别的社员一样，上班就能挣到工分。村支书说：“1978年，村里在资金很紧张的情况下，还给过村卫生所1000元，让他买设备与药品。”“分田到户后不久，这个村卫生所就搬到马占林自己的家中了。” 5月10日下午，记者专门来到位于八社的原村医马占林家，他的女儿马苏尼接待了记者。马苏尼告诉记者：“我阿达(父亲)到青海去打工了，已经走了好久了。”马苏尼告诉记者，好些年前我们家就不开诊所了。她说，一是钱没有，没本钱开，开一个至少得两三千元，我们家拿不出来；二是欠帐太多，大家都是乡里乡亲，人家生病了来看病，没钱你给不给看？看了人家又还不上钱，我阿达的诊所就是这样被拖跨的。马苏尼还从家里找出一个塑料夹，对记者说：“这是我阿达的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再也没去换，换一次要交200元呢，没钱。” 村里的两个杂货铺都在卖药 除了村委会门口的那家杂货铺外，该村二社还有一家杂货铺。两个杂货铺的柜台上都放着两个大号“安乃近”玻璃瓶。村委会门口的杂货铺大一点，卖的药也就多一点。小老板把几十板感冒通片、牛黄解毒片、速效感冒胶囊放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每当有顾客要货时，他便把那个黑塑料袋拿出来，数给对方几片药。村里的两个杂货铺里“安乃近”比乡政府的小街上卖的贵，村里每片都是5分钱，小街上是3.3分。 门可罗雀的乡卫生院 5月15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距大茨滩村约3公里处的乡政府所在地小关村与唐藏村地界。乡政府的旁边就是乡卫生院，十多间破烂的平房，年久失修，墙皮掉了好多，比较整洁的地方很难找到。 正好有一个叫马炯的医生在院里，他带记者参观了全院唯一的一间诊断室，只有十来平米的小屋子里，靠窗户的地方放着一个还看出颜色的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听诊器、一个有点毛病的血压计、一个温度表，还有一个记录本。旁边是一个长条凳，屋子的最里边放着一个小床，上面铺着一床发黑的毯子。 后来进来一个名叫张永忠的医生，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他说：“全院16间房，5个人，共有1个病床、1个药房、1个防保室、1个手术室。手术室专门用来做结扎手术，其他手术基本不做。”5个医生，每人一间宿舍。全院设备如下：手术床1个、常用结扎手术刀具3包、冰箱1台、听诊器1个、血压计1个、体温表1个。张永忠说：“总计也就2000元的设备吧，都很破烂。房子更是危房。”这个卫生院去年的业务收入为2.4万元，全年接诊病人2000人次。然而他们5个人的工资平均为800元，每月该院仅工资的支出就是4000元，再加其他日常开支，该院每月净支出应该不少于5500元。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样也是在这条小街上，有5家个体诊所，分别冠名为不同村庄的卫生所，个个营运良好。其中由该乡唐藏村村民的张学义开的名为“小关乡大茨滩村卫生所”的诊所，去年的业务收入接近3万元。张学义原来是乡卫生院的临时工，高中文化程度，1990年办起了诊所，目前他的诊所的总资产是7000多元，去年净赚了6000多元，目前诊所只有他一个人在经营。同时他在诊所边上还开了一间杂货铺，如今他既是诊所的经营者也是杂货铺的小老板。小街上的另外4家诊所中，多数都是赚钱的，惟有马成德是专一经营诊所的。老“赤脚医生”马成德说：“乡卫生院与村卫生所有以下不同点：一是投资不同，我们是个人投资购设备办房产、个人经营，人家是国家投资，官方经营；二是人员不同，我们多是土八路，人家多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三是成本不同，我们是自己的房子，自己一个人经营，人家是公家的房子，但人浮于事，5个人拿钱，一个人值班；四是国家的态度不同，人家好歹都有国家包着，还不断有资金政策支持，而我们好象与国家政策无关，也没人关心扶持我们；五是承担的任务不同，我们几个诊所，大部分的接诊人次都比他们多，他们还承担了计划生育的结扎手术，这一块占了他们业务总量的一半，如果不是国家给他们业务，他们一年能不能有1万元的业务收入都是问号；六是享受的药品供应政策与价格不同，人家进药价格低，而且能退货，从同一地方进货，我们的进价不仅高而且不能退货，有什么问题都得自己消化，待遇不公平；七是服务时间不同，我们是24小时接诊，随叫随到，他们则是8小时工作制。” 乡干部：我从不敢在村里吃饭 5月14日，记者在大茨滩村走访农户时，恰巧碰上了在村里查计划生育的小关乡计生专干高花小姐，这位姑娘对记者说：“这里村民的卫生状况太差了，我从不敢在村民家里吃饭。”记者在这个村发现村里的卫生状况着实不尽人意，不仅厨房脏、炕头脏、衣服脏，连许多孩子的脸也脏得不忍目睹。做饭多是泥巴灶。记者走访过的许多村民家都把厨房设置在院落最边角的地方，绝大多数是泥巴房子泥巴灶，屋子被麦草烟薰得黑黑的，灶台上多是饭渣与面汤，黑的与灰的还有说不清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厨房里除了灶台就是面板和一口水缸，东西并不多，但大多家庭厨房显得很杂很乱。据村支书介绍，村里只有5户是瓷砖灶，还有14户是混凝土灶。连村支书家的灶也还是泥巴灶。 火炕脏的不敢上。走进每一户农家，主人总是不停地要请你上火炕，但许多家庭的火炕上不仅没有像样的被单，更重要的是因为绝大多数农户由于十几年就一床被单，被单不仅破旧，而且脏得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在许多村民的火炕上，记者不仅不敢过多地看床上的被单，更是感到有一种复杂的气味逼得记者喘不过气来。衣服破的没法穿。村民穿的大多是来自城市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制服，因为衣服破旧，一些人干脆就不洗。在村里，记者还发现许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十有七八是不洗脸的，一天看到一个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很动人，但她的脸几乎是一个五花脸，头发更是粘连在一起。 走进每一户村民家里，热情的村民总是会立即给你倒水，但每次他们总是把洗过的杯子，再用黑的看不清颜色的毛巾擦一遍，本来干渴难忍的记者就再也不敢喝水了。而这种热情地用黑毛巾擦杯子的方式几乎家家一样。伸出援手，救助苦难！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大爱清尘
有人在网上爆料，唐山丰润区一殡仪馆分为“高低档”取灰处。人都烧成灰了，还分高低档？然后他们解释：是因为焚烧的炉子存在高低档之分。 原来，高档炉子要比低档的炉子更豪华一些，当然收费也要更贵一些。于是烧完后，自然有了高档和低档不同的“取灰处”。 据报道，区外人烧高档炉，仅烧一下就要800元。而低档炉子区外人只要250，区内人免费。 我只能说，很坑爹，相当坑爹。难道不是只要温度高，啥炉都一样吗？你就是搞出商务炉，头等炉又如何？难不成在里面还能享受一下？连死了都要逼人去卷，实在过于荒唐可笑。 首先，这就是毫无底线的赚死人钱。这么讲吧，一大堆人在那里等着，有人去低档取灰处，有人去高档取灰处，这种局面必然很难看到，人性如此。那么多亲戚朋友在场，哪个会为了省几百块钱，而不愿意把送老人的最后一程办的风光一点？ 不会的，人越多，就越是没有人会选低档炉子。就如同古代陪葬品文化一样，把人与人的尊卑渲染到极致。 屎上雕花，无与伦比。 其次，这是赤裸裸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毫不掩饰。如此行为，不仅是对死人，同时也是对活人尊严的践踏，摆明了要榨尽你最后一滴油。 余华老师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小说里讽刺性的一说，居然成为了现实。书中不是传说，现实里也必然不是孤例。我相信，这种骚操作绝对不仅仅只存在于唐山，其他地方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自然是不正常的，就像唐山丰润区在这种操作被曝光后，明政局工作人员就曾回复说：是多年前挂的老牌子，现在已经不分高低炉，等下就去把牌子摘了。 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 真的只是以前的陋习？现在没有了吗？这种差强人意的解释，也就唬个一部分人，就像我上面说的，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现象，难道都是以前挂的牌子，现在不存在类似的操作了？ 一些网友认为，这种高低档火化炉存在影响，但影响并不大。我绝不认同，如果连死人都能用金钱分为三六九等，那么活人想找到平等，就只会更加的困难。 比如现在有些医院里，事实上你已经能看到vip病房，普通病房，甚至还有干部领导专用的病房……这显然是离谱的，这和你有钱去请私人医生，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若是连死后焚烧都能分等级，那么上学，看病，工作就更会出现不同的等级差距。工作中的人与人不同，便不再多说，上学和看病的不对等，将会产生怎样的效应？ 我认为是阶级固化，也就是底层永远是底层，你将永远失去“爬”上去的机会。而掌权的人永远掌权，富有的人只会越来越富有，他们不必担心任何突如其来的意外。 就这样吧，人生而平等，就是火化价格有高有低。以后别说活不起了，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发现，更加死不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