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的納菲蘇爾·吉拉尼（Nafisul Jilani）是一位會說中國普通話的新德里商人，過去12年一直在旅遊和展覽業工作，主要與來自中國的客戶打交道，為他們提供全套服務。 他的服務包括從在印度不同地點預訂展覽空間、安排旅行計劃，到尋找合適和潛在的印度商業夥伴等所有流程。 隨著中印業務蓬勃發展，吉拉尼的生意蒸蒸日上，但新冠大流行期間實施的旅行禁令導致旅遊和貿易展覽業完全關閉。當印度解除限制時，他希望中國商人能夠很快回來，但令他失望的是，兩國之間的雙邊關係惡化，尤其是邊境糾紛升級導致兩國之間的外交敵意加劇，為雙方的商業社區帶來了困難。 「印度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者兼消費者』。我一直奉行的原則是，我的工作是將跨境企業拉近一步的平台，」 納菲蘇爾·吉拉尼告訴美國之音。 但目前，中印關係處於歷史低谷，兩國的商貿業務都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吉拉尼指出，印度和中國都是龐大的市場，擁有巨大的潛力。要充分發揮這一潛力，必須要有兩個國家之間的合作。 目前兩國都還沒有相互發放簽證，因此展覽和旅遊業仍在受到巨大衝擊。由於旅行禁令，酒店業、交通業、旅遊業等領域受到嚴重影響，這些行業員工不斷失業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吉拉尼對中印兩個亞洲巨頭之間的局勢感到痛心，他說：「雙方的商人都在迫切地等待事態好轉，但不幸的是，希望逐漸減弱。我們此刻只能希望雙方領導人也能意識到這種潛力的損失和機遇的浪費，並儘快達成相互尊重的共識，迎接更好的經濟未來。」 中國是印度最大的鄰國，也是印度第二大貿易夥伴。但與此同時，中國也是印度的主要外部競爭對手，兩國在1962年曾爆發過一場邊境戰爭。 近年來，這些緊張關係重新出現，它們顯著影響了印度外交政策的幾乎每一個方面。而且，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事情不僅會影響這兩個國家，還會影響整個地區，以至整個世界。 中國在南亞地區的行為也發生了變化。中國在印度的其他鄰國，如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等地更願意介入當地政治，這讓印度感到非常不安。 在觀察到中國日益強硬的行為後，印度於2010年和2013年分別成立了兩個山地師，並成立了一個山地突擊軍，開始建設先進的飛機著陸場地，並大力改善邊境基礎設施。 印度與美國2008年簽署了核能協議；在國防和其他關係方面的合作也蓬勃發展。而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卻在逐步惡化。 長期以來，中印關係總的來說是穩定和中立的，儘管一直缺乏信任。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印中經濟差距突然擴大。在2000年，印中GDP之比是1比2，印度的GDP約為5000億美元，而中國則略超過1.2萬億美元。但到2009年底時，印度的GDP約為1.2或1.3萬億美元，而中國的GDP則已經超過6或7萬億美元。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資料，中國2023年GDP預計達到19.5萬億美元，而印度2023年的GDP預計達4.3萬億美元。 中國在邊境問題上近年來變得更加好戰，邊境地區的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軍事部署方面，活動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也得到了加強。 中國方面近一年來一直未在新德里任命大使，這也是非常不尋常的。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邊境地區存在動蕩的情況，從經濟角度來看，如果看貿易數據等方面的情況，兩國關係似乎仍在蓬勃發展，主要因為印中在經濟上存在結構性的相互依賴。印度出口的附加值中有28%來自中國，這表明兩國經濟不但相互依存，而且印度經濟可能比中國更依賴於對方。 新德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的赫曼特·阿德拉哈（Hemant Adlakha）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令人擔憂的是，中印兩國之間的深層不信任、成為『強大國家』和『世界強國』的崛起雄心，以及兩國相互指責對方肆意好戰、侵蝕對方領土等問題，導致近年來邊境武裝衝突的頻率增加。」 他說：「而且，兩國的軍事專家、外交專家和學者不僅排除了短期內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寧靜的可能性，而且還警告說這種敵對行為的頻率和強度可能會進一步升級。只要邊境不正常，只要邊境沒有保持和平與寧靜，中印之間更廣泛的關係就無法恢復正常，或者說無法回到以前的狀態。」 41歲的印度商人吉滕德拉·錢達克 (Jitendra Chandak) 一直對中國的經濟起飛深感著迷，他是新德里碧螺春茶莊（Pekoe Tips）的董事總經理，他學習普通話的目的是希望在中國市場擴大其家族的茶葉業務。 錢達克在他位於新德里南部幾乎空無一人的茶莊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為了充分利用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我用自己的優勢建立了業務聯繫，但由於中印關係緊張所帶來的挑戰給我們的業務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印關係的複雜性導致我們總是徘徊在合作、競爭和偶爾的緊張局勢之中。」 在印度，包括政府、戰略專家、媒體甚至企業，公眾輿論普遍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影響著兩國未來的關係。 雅賓·雅各布（Jabin T. Jacob）是新德里什夫·納達爾學院喜馬拉雅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告訴美國之音：「印中兩國之間仍存在相當程度的人員交往，學生、商人、學者，不過商人在雙向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 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印度人中逐漸形成了一種信念，認為中國是唯一反對印度崛起的大國，中國人不認為印度的崛起對國際體系或中國自身有益。這一觀點的證據是中國反對印度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甚至反對印度得到核供應國集團成員的身份。人們普遍認為，中國阻礙了印度的崛起。 雅各布說，如果你在2014年進行一項關於中國的大學生調查，絕大多數人會將中國視為一種理想。他們欣賞中國的GDP增長、生活方式的改善、新技術的引入等等。但是在加爾萬事件之後（2020年），如果再進行這項調查，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數人，都會首先談論中國在邊境製造的緊張局勢等問題。 由於印度38%的對外貿易通過南中國海、台灣海峽，以及中國在印度洋的行為，包括在吉布地建立首個軍事基地，這進一步加大了兩國之間的分歧。 邊界問題重新成為兩國關係的核心問題，即便在政治氛圍改善的情況下，這一問題也可能會持續存在。印度公共辯論目前主要集中在對中國經濟嚴重依賴的擔憂上。印度許多戰略性產業都嚴重依賴中國的進口，分析師一直在呼籲印度政府採取行動解決這一問題。 分析人士認為，雖然印度和中國在短時間內可能不會成為更加可信賴的夥伴，但在不久的將來，一場緩和是非常有可能的。雙方需要相攜共舞，至少要擊掌言和，但要發生這種緩和，有一些情況必須發生改變。 兩國都需要回到尊重邊境地區現狀的軌道上，這意味著建立一個穩定可預測的邊境體制，給雙方帶來安全感。 雖然外交官們正忙於處理兩國之間的棘手問題，但是像吉滕德拉·錢達克這樣的商人則希望兩國之間能有更友好的關係。 吉滕德拉·錢達克在辦公室品著大吉嶺茶說道:「我們迫切期待關係的改善，因為市場潛力巨大，並且希望簽證能夠正常化，增加商機。」 納菲蘇爾·吉拉尼也希望在即將到來的中國新年和印度大選之後，雙方領導人能夠走到一起，尋找相互尊重的解決方案，希望事情會好起來。
對於大多數在華經營的西方企業來說，2023年是異常艱難的一年。這不僅在於中國營商環境加速惡化,企業在華經營所面臨的各類風險大幅上升，也在於CEO們正陷入一個兩難的窘境，到底是繼續留守在這個總值18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內，還是徹底一走了之？ 外企、外資紛紛撤離中國 2023年11月，美國資產管理巨頭先鋒領航集團(Vanguard Group)和以民調為基礎的績效諮詢公司蓋洛普(Gallup)紛紛宣布將關閉在中國的業務，撤離中國。在此之前，聚焦科技諮詢的弗雷斯特市場諮詢(Forrester)已經裁撤掉絕大部分當地的分析人員，而美國格理集團(Gerson Lehrman Group)本來計劃今年擴大在中國的運營，但是從夏天起卻開始裁員。 即便是在對中國依賴程度較高的製造業領域，比如像蘋果公司(Apple, Inc.)這樣在中國深耕幾十年的領軍型企業也正在將其部分生產線轉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 這些都只是西方企業準備撤離中國的一個縮影…… 馬特·多拉德(Matt Dollard)是一家專註於中型市場企業的管理諮詢公司 RSM US 的管理諮詢負責人和高級分析師，有著二十多年為跨國公司開拓海外業務的經驗，找他諮詢的三分之一的企業前往中國投資或者拓展在那裡的業務。他告訴美國之音，一家汽車零部件企業正尋求他的幫助，在三年內徹底撤出中國，即便是目前還找不到能夠完全替代中國的地方。 他說：「他們仍然需要從中國採購大量的中間和原材料，他們了解這一點，但他們覺得將其中一部分來源放在中國以外會讓他們感到更安心，並減少一些他們擔心的風險，同時也符合客戶的利益。」他說，這家企業現在正在考慮轉向印度或是越南，他覺得最終會是越南。 多拉德說，大多數在中國有業務的企業都忙於採取措施「去風險」或分散風險。他表示，企業至少不會增加在華投資。「如果他們已經在中國設廠生產產品，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會決定堅持下去，但他們希望分散風險。」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 11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華跨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對中國的信心正在減弱。這份調查的對象是35位主要來自美國和歐洲的駐華外企的首席執行官，結果顯示，他們對中國的信心指數從六個月前的72下降到今年下半年的54。該數值如果低於50，則表示持負面看法的受訪人數多於持積極看法的人數。該機構還發現，40%的受訪CEO預計資本投資將減少，幾乎同樣多的首席執行官預計在未來六個月內裁員，而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僅為 9%。 中國吸引力下降的另一個表現是，截至9月底，外國企業已經連續六個季度從中國撤走利潤，總金額超過1600億美元。利潤的持續流出導致中國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資25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數據，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資負債為負118億美元，是自1998年有記錄以來首次出現季度負值，顯示資本流出比流入多出118億美元，表明撤資和業務縮減規模高於新增投資。 另據彭博社根據中國商務部12月21日公布的數據計算得出，11月中國新增實際利用外資為533億元人民幣（約合75億美元），同比下降19.5%。這是自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的最差數字。中國商務部發布的聲明說，今年1-11月實際外資金額1.04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0%。 「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確實讓對華投資變得有些不妙，我們在很多外國直接投資數據中都看到了這一點，尤其是在2023年，它確實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管理諮詢公司 RSM US 的管理諮詢負責人和高級分析師多拉德說。他表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緊張關係成為壓倒性因素，讓西方企業決定撤離中國，而且會有更多的企業考慮離開中國。 與此同時，境外資金也在加緊撤離中國內地股市。《金融時報》的報道說，今年前七個月流入中國股市的境外資金已有超過四分之三離場。全球投資者自今年8月份以來通過中國內地與香港的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和「深港通」拋售了價值逾250億美元的中國A股股票。這是自「滬港通」2014年11月開通以來通過該機制發生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資金外流。 《華爾街日報》引述高盛(Goldman Sachs) 11月12日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嚴峻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全球投資者可能會再拋售1700億美元的中國股票。該報12月7日援引中國官方的數據說，今年截至10月份，機構投資者持有的中國股票和債券資金減少了310多億美元，這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最大的凈流出。 緊張的地緣政治和中國惡化的營商環境 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企業事務項目主任安娜·阿什頓(Anna Ashton)對美國之音表示，地緣政治緊張與其他中國國內的因素疊加，造成在華經營的西方企業面臨多重不確定性。 「隨著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出現了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擔憂，這促使北京以一些方式改變了做生意的規則，使得外國企業在這個環境下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再加上結束新冠政策後回歸到正常經濟增速比預期慢，中國經濟的低迷也是造成外國公司經營環境困難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她說。 代表近2000家歐洲和美國企業的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上海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分別在9月份發布了各自的中國商業環境報告。這兩份報告指出，中國的商業環境對西方企業來說正變得越來越難以適應。北京雖然表面上仍然重視外資，但卻把國家安全放在更優先的位置上。有近三分之二的在華歐企認為，中國愈發複雜的法律法規使得商業機會難以實現。 《外交政策》雜誌專欄作家、歐洲領導力網路(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高級副研究員伊麗莎白·布勞(Elisabeth Braw)對美國之音表示，對西方企業而言，中國是一個非常困難且日益艱難的環境，而問題在於它的不可預測性，使得企業擔心自己隨時成為中國政府打擊報復的目標。 她說：「任何西方公司都可能成為中國政府各種打擊的目標，這些打擊不僅與（中國的）反間諜法有關，而且每當中國政府想要報復西方政府時，都有可能將在華經營的西方公司作為代理目標，而這非常容易，因為公司能做什麼呢？它什麼也做不了。」 布勞曾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稱，中國困難的商業環境反映在政治風險承保人(political risk underwriters)幾乎停止為在中國經營的公司承保新的保單。 在提供政治風險保險的60家保險公司中，只有少數幾家仍然為中國提供此類保險，而且附加了非常嚴格的限制，這是一個重大變化。目前仍在提供針對中國的保險政策的保額可能不會超過5000萬美元，這與幾年前的約20億美元相比大幅下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大多數大型公司的資產遠遠超過5000萬美元。 政治風險保險這一險種在冷戰結束前、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非常流行。該保險可以保護企業免受各種政治事件的影響，從徵用到政治干預，一直到政變和戰爭，這使公司有信心在非自由民主體制的市場上投資和經營。 中國新修訂的《反間諜法》7月1日已正式生效。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在該法生效前曾對美國企業發布警告稱，中國新版反間諜法對間諜行為定義模糊不清，給予中國政府更多許可權獲取和控制企業數據，原本被視為正常的商業活動，比如市場調研都可能會成為犯罪活動。 該中心的官員說，修訂後的法律將間諜定義從國家機密和情報擴大到任何「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其他文件、數據、材料或物品」。該法還對被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員實施了新的出入境限制，並提高了美國公司、記者、學者和研究人員的法律風險。 歐亞集團的阿什頓說，中國的新版《反間諜法》和《數據安全法》更加嚴格，雖然尚未產生看得到的影響，卻產生了無形的影響。「對於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和其他外國公司而言，他們對這項法律的執行存在很多擔憂。現在這項法律的涵蓋範圍更廣泛、更模糊，同時還有數據監管的執行，這些監管影響著公司能夠跨境分享數據的範圍以及數據的本地化方式，」她說，「執行力度的不可預測性讓他們無法確定如何確保合規，以及如何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做到這一點。」 今年3月，中國當局分別以涉嫌非法經營拘留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五名中國籍僱員，又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拘留了日本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一名員工。截至目前，美思明智集團五名被拘押的中國籍僱員仍未獲釋。 眼下，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已不鼓勵高管攜帶信息離開中國，即使是一些日常的公司經營信息。它們甚至不允許駐華企業高管在離境時攜帶筆記本電腦甚至智能手機。 在這幾大因素疊加下，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8月份訪問中國時說，許多美國企業告訴她中國已經「不適合投資，因為風險變得太大了」。 她表示，美國企業正面臨新的挑戰，其中包括中國「沒有任何解釋的巨額罰款、修訂內容不明確的《反間諜法》，給美國商界帶來了衝擊；對企業的突擊搜查，這是一個全新層面的挑戰，我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11月15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赴舊金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期間與美國商界領袖人物舉行晚宴。多名美國企業巨頭出席這場晚宴，包括蘋果CEO蒂姆·庫克(Tim Cook)和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 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多家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的高管。 然而，令美國商界失望的是，在這個本來被認為要安撫美國商界的講話中，習近平並沒有具體提及貿易和投資，也沒有就中國不斷惡化的營商環境向在座高管進行安撫，對接下來北京方面是否出台新的政策更是隻字未提。這令一些美國的商界人士感到失望。 中國吸引外商的新措施以及外商的審慎樂觀 自11月15日美中兩國元首會晤後，中國推出了一系列市場准入優惠措施，包括批准了一個拖延已久的萬事達公司(MasterCard)的合資項目，接著又批准了美國晶元製造商博通公司收購企業軟體開發商VMWare的交易。11月24日，中國宣布，對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和馬來西亞了六個國家的公民實行為期一年的單方面免簽入境政策。 這些小的舉措受到歡迎但尚不足以消除商界對中國政策搖擺不定、貿易管制和以國家安全為名對西方企業的突防、調查和拘押行動的深層擔憂。 「我認為中國在過去幾周內正在認識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他已經告訴了一些部門要確保讓美國在中國投資變得更容易，我們看到一些承諾得到落實，」為多家跨國企業提供諮詢服務的RSM US高級分析師多拉德說，「現在仍然有待觀察的是，這些變化是否真的會導致企業決定也許現在是重新進入並在中國投資的時候了。」 彭博社援引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話報道說，歐洲商界領袖現在認為北京正在超越魅力攻勢，展現出真誠的願望去兌現承諾。企業高管從最近與中國政府官員進行的對話中得出這樣的看法。 歐亞集團中國企業事務項目主任阿什頓對今後一年的形勢持審慎樂觀態度。 「我認為，拜習會後美中關係的發展軌跡至少有理由保持謹慎樂觀，因為會晤的基調總體上是建設性的，而且從過去幾個月的高級官員會晤節奏來看，這顯然是兩國領導人的優先事項，而且我認為，現實情況是，兩國經濟仍然嚴重依賴對方，緊密交織在一起。」她說。 最新的報道說，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將出席1月15日到19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並率領一個大型的高級政府官員團，以表明北京對商業開放的態度。世界經濟論壇每年都吸引眾多全球商界和政界領袖參加。
日前由新疆伊犁自治州人大頒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條例」，是把習近平早在2014年的治疆講話中首次提出的「民族互嵌」的少數民族治理手段「法制化」的開端。而這個「民族互嵌」的要害是「讓各族人口在空間地理上合理布局」，說白了就是要把單一少數民族聚居區變成多民族的混居、雜居區！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新被美國制裁的涉疆中共官員之一：伊犁惡警高琪》中已經介紹了中共前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在位時下達對所有「不放心人員」的所謂「應收盡收」指示，主要是針對喀什等地區，鎮壓對象主要是維吾爾族。而如今被美國宣布制裁的高琪則是把陳全國的「應收盡收「，落實進了伊犁自治州境內所有少數民族及穆斯林群體。這是因為由他主持「維穩」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區，境內居住有哈薩克族、漢族、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錫伯族等47個民族。 這也正是為什麼中共當局把這裡作為在少數民族地區以「地方法規」形式強制推行「各民族相互嵌入社會結構」的首選樣板區。 就在高琪和胡聯合被美國政府宣布制裁的兩天後，本月14日，《新疆日報》刊登新聞報道說：12月13日，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人大常委會頒布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條例》是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規，全文共19條，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立法目的，涉及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經濟補助、環境優化、完善設施等措施，逐步推動構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 此消息公布後，似乎並未引起廣大外界媒體的特別關注，如果上網查找「民族互嵌」一詞的話，只能找到一篇《大紀元》發表於本月17的揭露和批判文章 《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惡法 專家：中共新陰謀》。文章直指中共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政府頒布的所謂的民族交融促進條例，旨在為中共宣揚的少數民族政策確立「行為規範」，以建設所謂的「民族互嵌式社會」。法學家表示，這實際上是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文化性種族滅絕的新思想陰謀。 的確，強推所謂的「民族互嵌」所要達到的終極目的就是「種族滅絕」，只不過這一陰謀早已經不新，被胡聯合等「體制內學者」先以理論探討和政策設計形式引發當權者注意可以追索到十五、六年前，而開始成為實施習近平新時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已經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 據一個叫郝亞明的「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教授撰文介紹：「深刻認識民族互嵌與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之間的這種緊密關係，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對於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言，這一指導性原則在2010年被提出後停留在理論探討和政策設計階段，而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提出使其具備了可操作性的實踐抓手」。 這個所謂「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成為中共治疆政策內容的首次對外公布，是新華社2014年05月26日播發的新聞稿，標題就是《政治局: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會結構》。該新聞稿的副標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研究進一步推進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其中提道：「大力推進雙語教育，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鞏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 緊接著，4天之後由新華社發布的習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中兩次將此「最新提法」對外宣講。 中共「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是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的，習近平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要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開展多種形式的共建工作，推進「雙語」教育，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有序擴大新疆少數民族群眾到內地接受教育、就業、居住的規模，促進各族群眾在共同生產生活和工作學習中加深了解、增進感情。」 敬請注意，到此為止，這個「民族互嵌」還只是局限在中共治疆新理念範圍。習近平當時的設計是把「互嵌」解釋成雙向，即在新疆當地推動建立「各民族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同時，還要把新疆的少數民族移民到內地居住、就業並接受（漢化）教育。 緊接著，就是在幾個月之後，「民族互嵌」就被當成中共整個民族政策的新內容了。 還是發生在2014年年內的事情，當年9月28至29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開了兩天，習近平在講話中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來越重要。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不能採取「關門主義」的態度，也不能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關鍵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兩頭對接。要把著力點放在社區，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引導流入城市的少數民族群眾自覺遵守國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規定，讓城市更好接納少數民族群眾，讓少數民族群眾更好融入城市。」 2014年年底，習近平當局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的形式，將這個「民族互嵌」正式官宣為其整個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意見」中具體要求說：「要推動建立相互嵌入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群眾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中央和地方主要新聞媒體要持續開展民族團結宣傳，推廣經驗，樹立典型，營造濃厚氛圍。要堅定不移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全面開設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課程，全面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確保少數民族學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該政策文件下達次日，《人民日報》專門為此發了評論員文章《為民族工作注入新動力》，說是「 新形勢下，我們既要創新載體和方法，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牢固樹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齒相依、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觀念，也要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推動建立相互嵌入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讓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 致此，習近平當局的對「民族互嵌」政策的宣傳造勢達到了最高潮，而且是明白說明要將其由單一的治疆手段擴展成對所有少數民族的治理手段。但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這一政策曾一度給外界以「雷聲大，雨點小」，「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感覺，而「理論界」時有討論文章的零星發布，反而給人政策不成熟，還在進行理論評估的感覺。直到習近平突然下令在內蒙古自治區民族學校強推漢語教學事件的發生。 當時，內蒙古教育廳印發的《全區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語文》教材實施方案》中所體現中的「黨和國家意志」，成為整個內蒙古地區一浪高過一浪的保護母語運動的導火索。 自2020年8月底開始，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民眾為抗議當局強推漢語教學，各地暴發學生、家長與老師上街抗議運動。蒙古族家長和學生在學校外唱歌、喊口號的照片與影片在社群媒體瘋傳，內蒙古電視台的300位工作人員公開按手印簽名呼籲保護蒙語、師範學院老師集體簽名抵制新政策，十幾歲的學生、家長、知識分子、公職人員聯合起來抵抗這個政策。 當時的習近平當局立刻將此次抗議定為「受境外勢力煽動」，在內蒙古切斷通訊軟體微信、解散微信群組，派警察和政府公職人員挨家挨戶要求蒙古人把孩子送到學校去，否則要開除公職，公安、武警及各級公職人員抓捕參與抗議民眾，甚至出現內蒙古女官員反中共暴政而墜樓身亡的慘劇……。 對於該事件更多的介紹和分析內容，詳見筆者在2020年9月7日發表的《原來內蒙強推漢語教學是習皇詔令》及此前此後的系列文章內容，這裡不再詳細敘述。 在內蒙古自治區強推漢語教學引發的強烈反彈雖然被習近平當局鎮壓下去了，但習近平當局由此對所謂的「民族問題」有了更強的危機感。於是，於2021年8月27日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的講話中再次強調了「民族互嵌」的必要性和強制推行的緊迫性。 習近平的這份講話已經收錄於《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取標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團結之本》。當局的宣傳文章說它是「科學回答了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等重大問題」。《學習時報》上刊登的相關文章稱習近平的這份講話「科學部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重點任務」，「為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劃定『路線圖』」。 文中具體解釋說：要堅定不移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夯實交往交流交融基礎。加強空間嵌入，讓各族人口在空間地理上合理布局；加強文化嵌入，促進相互理解、相互欣賞， 讓各民族優秀文化交融互鑒；加強經濟嵌入，讓各族群眾在經濟利益上相互照顧，在產業鏈上相互關聯，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加強社會嵌入，營造各族群眾日常接觸、共同居住的社區環境，讓各族群眾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學在一起、樂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加強心理嵌入，促進各族群眾守望相助、手足相親。 讀罷如上內容，就不難明白所謂的「民族互嵌」，首先是「空間嵌入」，把「讓各族人口在空間地理上合理布局」這句官話翻譯成老百姓一聽就懂的人話，就是實行所謂的「摻砂子」， 讓各民族混居、雜居！ 本文前面已經提及的《大紀元》上星期刊登的《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惡法 專家：中共新陰謀》一文中引述了旅美時事評論人士藍述的話說：所謂的「互嵌」實際上是讓漢族和維吾爾族全面雜居，其目的是為了方便中共對維吾爾族人的控制。 藍述說，維吾爾族人居住在一起，他們的宗教和文化將形成凝聚力。毫無疑問，這種凝聚力不利於中共掌控，因此中共採取了雜居的方式。在雜居狀態下，由於漢族人接受的是中共的黨文化，這種黨文化便會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從而降低維族人的宗教和文化凝聚力。 此外，藍述還表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會引發矛盾。他說，這種矛盾有助於中共挑動群眾斗群眾，特別是挑起漢族與維族之間的鬥爭，從而方便中共實施控制，這是中共最擅長的手段。這種雜居的方式也使中共能夠更便捷地組織特工，加強對維族人的監控。 這位時評人士分析的沒有錯，只不過把習近平當局的「民族互嵌」簡單理解成了對付和「瓦解」新疆維族人的手段，其實不然。所謂的「民族互嵌」被深入推廣肯定是要假以時日，但習近平當局的最終目的是要在全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區域逐步擴展和深入。而且，別忘了這「民族互嵌」說的是「各民族互嵌」，也就是說，不但是人讓漢族與維族，或者讓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互嵌」—以漢制「夷」，也還要讓不同少數民族「互嵌」—「以夷制夷」。比如讓信奉不同宗教和哈薩克族與蒙古族「互嵌」。 日前剛剛通過的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條例》中明白強調的就是該「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規」，涉及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本文前面已經強調過，這個新疆伊犁州，說是「哈薩克自治州」，是因為哈族人口居多，但該州境內也還有包括漢族、維族、蒙族、回族等在內的40多個大小民族的人群。而中共當地政權用「地方法規」要求縣以政府以「經濟補助、環境優化、完善設施」等手段強推的「構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無疑是包括了讓漢族人「嵌入」少數民族居住區，和人為打亂各少數民族世世代代形成的的單一族群聚居狀態。用中共當局御用文人的話說就是「民族互嵌型社區是新時期我黨增強民族團結、遏制宗教極端、推進族際和諧的新舉措」，此舉「並非單純強調少數民族嵌入到多數民族之中，也包括多數民族嵌入到少數民族之中，以及各少數民族之間的相互嵌入」。 更進一步的介紹和分析內容，本專欄日後還會有文章跟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前被美國政府列入新一輪制裁名單的中國新疆伊犁公安局長高琪不但在中共新疆”反恐”過程中屢立戰功，而且還把原本主要針對維吾爾族群的”應收盡收”的極端手段對付伊犁境內眾多少數民族和穆斯林群體。 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頒布75周年前夕，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於12月8日宣布因侵犯人權而對九個國家的20名個人實施制裁，其中包括兩名涉新疆事務的中共官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副州長兼公安局領導人高琪和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胡聯合。 美國財政部的聲明說，高琪所在的上級部門新疆公安廳之前已被列入被指定實體名單，而他作為副州長參與了對新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柯爾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的鎮壓。高琪及其直系親屬被禁止入境美國。 美國財政部的聲明還說，胡聯合所在的中央新疆工作協調組在制定新疆政策中發揮核心作用，直接和密切捲入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的制定和修訂，該條例在中國政府眼中為在新疆展開再教育拘留運動提供了推定的法律依據。 其實，這其中的胡聯合，已經是第二次被美國國務院列入制裁名單了。上一次整好是兩年時間以前，也是趕在國際人權日之際。 2021年12月10日，自由亞洲網站刊登了《國際人權日 美宣布制裁四涉疆中國官員與一實體》和《美國財政部在國際人權日宣布對中國等嚴重侵犯人權國家的相關實體和個人實施制裁》兩篇報道文章，說是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的這一天，美國宣布制裁四名涉及嚴重迫害新疆維吾爾人的現任與前任中國官員，並將涉及新疆監控的中國企業商湯科技列入中國軍工複合企業的名單上，美國個人與實體將不得投資。 如上報道中詳細介紹說：中國使用一種人工智慧（AI）輔助計算機系統，可為新疆地區數百萬維吾爾人創建生物識別記錄，使用數字監控系統來跟蹤維吾爾人的行動和活動……。其中一些人隨後被拘留並被送往拘留營，在未經指控或審判的情況下被無限期關押。這一技術專門針對維吾爾人，根據他們的外表，並記錄他們的動作。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拘留，是中國當局利用拘留和數據驅動的監視在新疆地區建立警察國家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國商湯科技開發的人臉辨識系統被中國政府用以監控新疆維吾爾人。商湯科技在申請專利時，還強調自家技術對有鬍鬚、戴墨鏡與口罩的維吾爾人，有強大的識別能力；集糰子公司「北京商湯科技」2019年就已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 現如今，兩年時間過去了，美國新的一輪制裁名單中雖然再有胡聯合，而沒再有臭名昭著的商湯科技，但不知僅是是巧合還是天意，就在這美國政府的最新制裁名單發布6天之後，該公司的創始人、「中國人共智能領域的傑出代表」，年僅５５歲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湯曉鷗卻突然被官宣「因病醫治無效」了。較詳細報道見自由亞洲網站本月１６日文章《商湯科技創辦人湯曉鷗猝死 公司曾被美國列入黑名單》。 兩年前的國際人權日上被美國政府宣布制裁的涉及新疆人權迫害的4名中國官員，包括前新疆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現任的新疆自治區主席艾爾肯·吐尼亞孜，中國「第二代民族政策」的關鍵人物、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胡聯合以及新疆自治區副主席兼公安廳長陳明國，他們的親人也不得入境美國。 關於胡聯合，我們會在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專門進行詳細介紹。而兩年前和胡聯合一起被制裁的陳明國當時的職務是自治區副主席兼自治區公安廳廳長。 今年１月和3月他已經被分別宣布連任了這兩項職務。既然已經開始了連任，不知道為什麼美國政府今年沒有對他進行再制裁。而這次新被美國政府宣布制裁的高琪則是陳明國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１９７０年出生的高琪是漢族，祖籍山西。十之七、八應該是毛澤東時代響應號召「援疆支邊」的內地漢人後代。他的官方簡歷中說他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 新疆勞改警察學校管教專業學習，1990年6月畢業待分配「，其實這所「新疆勞改警察學校」的全稱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改工作警察學校」。 這所學校當年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接收了內地數萬名「重刑犯、頑危犯、反改造尖子犯」，為培養大批勞改工作幹部的需要，1984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改工作幹部學校。當時，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訓在職幹警，每年3至4期，意即每個學員的在校受訓時間也就三四個月。 1987年4月，該學校更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改工作警察學校」，一年多後經新疆廣播電視大學批准，學校成立電大工作站，實施大中專學歷教育。意思是有資格招收廣播電視大專或者中專生了。直到１９９３年，這所學校才被批准增掛「公安司法學校」牌子，列入國家普通招生計劃，實施高中和初中起點的普通中專學歷教育。 也就是說，１９８８年的高琪或者是高考落敗，也許是因為什麼原因沒有參加高考，這才退而求其次，讀了一個「廣播電視中專」。花了不到兩年時間就「畢業待分配」了。 接下來，這個高琪並沒有因其所學＂專業「而對口當了一名獄卒，而是成了澤普縣公安局的一名幹警，繼而又被調入喀什地區公安局刑偵科幹警。 從1999年起，高琪從喀什地區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職務一路晉陞。 2008年8月4日喀什市發生一次襲擊武警案件。中國官方將此次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官方公布的案件細節是當時有兩名維族男子駕車對正在出操的喀什市邊防支隊武警發動襲擊……，共造成武警17人死亡、15人受傷。 接下來，在對這兩個人的抓獲過程中，高琪立功受獎，於２００９年4月晉級為喀什地區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幾個月後即又被提升為副司局級待遇的喀什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長。 當時那幾年裡，喀什地區是中國新疆「反恐」的第一線，身為當地公安局局長的高琪所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2013年開始，高琪轉任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黨委常委兼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督察長，2016後任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副州長，州黨委政法委副書記，州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督察長。 美國財政部的報告中指出：高琪在2018年6月表示，新疆必須「堅決按照陳書記的要求，把不放心人員送到放心的地方……慢慢改造」。 此後，伊犁地區公安人員實施了一系列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群體成員的酷刑，殘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不經審判的長期羈押； 綁架和秘密關押造成人員失蹤，以及其他公然剝奪生命權、自由權或人身安全的行為； 與強迫勞動有關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 如上內容中所說的「陳書記」，就是幾年前早已經被美國宣布制裁的時任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 2017年8月30日，陳全國對全疆縣級以上幹部發表視頻講話，就「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治疆方略」總結「反恐」工作成績：……「三仗一戰」打得漂亮，「挖減鏟」實現了重大的突破。 嚴打真正打出了聲威、打出了安寧。社會面防控成效明顯，布下了反恐維穩的天羅地網。5700多公里的邊境線實現了全封閉，築起了防迴流、防襲擾、防熱兵器流入的銅牆鐵壁。斷根、斷代、斷聯、斷源「四斷」明顯，實現了標本兼治、源頭治理、綜合治理、系統治理。 如上都是陳全國所講的原話，請讀者聽眾特別注意其中的「斷根」和「斷代」的表述，真得是讓人毛骨悚然！ 在這次講話中，陳全國還對下一階段的「反恐」提出要求：強化嚴打攻堅。繼續挖存量、減增量、鏟土壤，集中力量開展嚴打攻堅會戰，採取一切措施和手段，把暴恐團伙和暴恐分子挖乾淨、抓乾淨、打幹凈，堅決消除現實危害。堅持應收盡收、有了就收，對重點人員和不放心人員集中辦班培訓，實施甄別審查、教育轉化，堅決消除潛在危害。切實抓好「斷代、斷根、斷聯、斷源」工作，精心組織各類專項鬥爭，堅決切斷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承體系，切斷宗教極端思想傳播滲透的途徑，切斷「三股勢力」內外多聯的渠道，切斷「三股勢力」意識形態領域滲透傳播的源頭……。 如今，陳全國早已經被習近平打發回家養老，但他當年親自考察、任命的高琪還在繼續作惡。 有道是，筆者在設法查找陳全國的這份講話內容時，居然無意中看到了當時被中共內部查辦的時任莎車縣委書記王勇智的一段自我批判內容。 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上網進入查一下王勇智其人其事。維基百科的記載是：2014年莎車縣暴恐襲擊案發生後，在新疆南部長大並有著執政經驗的王勇智就任莎車縣縣委書記。王勇智認為教育和經濟發展為消滅恐怖主義的方法，因此上任後加強了莎車縣的安全措施，與此同時大力推動雙語教育，並建設機場、水利設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致力於經濟發展。根據上級指示，王勇智在任內建起了兩個龐大的新拘留設施，並把兩萬人關進了拘禁營。但王勇智私下裡對這些做法表示顧慮，擔心大規模拘禁會損害該縣的民族關係，並阻礙經濟發展。王勇智下令釋放了拘禁營中關押的7000多人。 2017年9月後，王勇智從公眾視野中默默地消失了。莎車縣委書記一職改由范寶軍擔任。2018年3月，王勇智被控存在「嚴重違背黨中央治疆方略」、貪污腐敗等問題，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但官方的公開報告中並未提及王勇智釋放在押人員一事。 2019年11月，《紐約時報》聲稱，一些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向王勇智表示了敬意。 而筆者這次無意中查找到的王勇智的自我批判內容中有他自己解釋他釋放「在押人員「的初衷。 他說：作為黨員領導幹部，我毫無黨性原則，不能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自覺維護黨中央的絕對權威，自認為比黨中央和自治區黨委更了解喀什地區實際情況，上級的決策部署與基層實際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必須有選擇地抓落實。因此，在執行自治區黨委「應收盡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認為收多了會人為製造矛盾，增加抵觸情緒，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青壯年勞動力都收走了，勢必影響脫貧攻堅進程，影響自己的政績，導致無法實現自己儘快離開莎車的目的。因此，為了一己私利，我在各類會議上反覆強調「應收盡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做主將全縣已收押、收教的2萬餘人中的7000餘人違規解押、解教，親手埋下這些「定時炸彈」，給社會穩定帶來嚴重威脅…… 請注意，所謂「應收盡收」的「收」，就是「收押」和「收教」，意思是要對所有「不放心人員」都或者直接判監，或者關押進不需要審判程序的教育營。 而當時陳全國下達的如上指示，主要是針對喀什等地區，鎮壓對像主要是維族。而如今被美國宣布制裁的個高琪則是把陳全國的「應收盡收「，落實到伊犁自治州境內所有少數民族及穆斯林群體。這是因為由他主持「維穩」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區，境內居住有哈薩克族、漢族、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錫伯族等47個民族。 這也正是為什麼中共當局選中這裡作為在少數民族地區「依法」強推「各民族相互嵌入社會結構」的樣板區。進一步的內容，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詳細的介紹和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著名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於2023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江平被譽為法學界的「良心」、參與了《民法通則》的制訂，擔任《信託法》、《合同法》起草小組組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法典》編纂負責人，《物權法》專家起草小組負責人，在《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等法律的制訂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連日來，國內法律界網友及關注中國法治建設的人們紛紛發文悼念，看到微博網友易中天轉發了他師兄對江平先生的悼詞，詞中寫道： 梗概風骨，浩然正氣。 莊子一夢，白駒一隙。 人生枯榮，嗟之何及！ 凜冬三九，嚴寒未已。 先生走好，莫問今夕！ 網友@聶俊峰發帖說：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學貫中西，半生坎坷，不說違心之話，只向真理低頭。江平教授千古。 網友@崔叡娜椰奶發帖說：今天，法大老校長江平過世了。對於曾經一心想讀財經卻陰差陽錯來到法學院的我而言，發現自己對法學其實更感興趣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情。而這一學期給了我最大啟發引導的兩位老師都是法大出身。從這個角度來說，法大彷彿是我素未謀面的「夢中情校」。兩位老師思想中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深深影響了我的價值觀。不知道「法大於政，不可政大於法」這句話是否出自江平先生，但即使不是他所言，想必江平教授也是深深地認可這句話吧。同為法大出身的羅翔老師說「不要在地上建立天國」。於我們法律人而言，法怎能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工具」呢？憲法分配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人民權利。民法為私人自由行為提供支持。刑法以國家的名義施以懲罰意在維護公共秩序。「法的生命在於經驗不在於邏輯」，法律從不是萬能的，它旨在確立社會的規則而不是控制人的行為。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言一出，它便決非所謂階級的工具。法的追求在於正義在於權利在於人的尊嚴。我們相信自由是「自主決定，自負其責」，民主不是「為人民謀幸福」而是「使人民為自己謀幸福」，民主是手段，法治是目的，憲政是保障。民主並非萬能，很可能形成「多數人的暴政」，因此民主的問題需要憲法克服。然而我們依然相信，應假定一個自由理性的人，最了解自己的利益最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他者。在民主與專制之間選擇民主，我們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法治往往不追求天國的完美，而追求現實的最佳妥協。自由主義是雙向否定的，既否定權力之惡，亦否定暴民之惡。憲政要求的三權分立與政黨政治，就是相信政治是人民不同利益的妥協與博弈，懷疑權力之惡而要求權力之間的制約。公權永遠是為私權而服務的。江平有言：「如果私權不興，一個社會是沒法興旺發達的……保護私權是公權力行使的一個終極目標」。今天的中國，憲政和法治似乎還很遙遠，我卻相信即便如此這依然是我們最接近它的時刻。江平校長雖未能看到一個憲政的中國法治的中國的到來，我們卻依然在追求它的道路上。江平不朽！ 網友@蔡慎坤發帖說：…江平經歷長達22年的右派生涯，在文革中也是被重點批鬥下放的憲法學者。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期間，他發表公開信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並鼓勵師生示威抗議，甚至公開為民運人士辯護，公開呼籲廢除勞改勞教制度、公開要求憲政民主。多年後，江平回首往事時說：「對我們這代人來說，（經歷坎坷）並不是個別人。我們唯一能夠得出的人生感悟是，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個人的悲劇。因為像我這樣命運的人，恐怕是幾十萬，我們應該從國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網友@gaoyu發帖說：在中國律師不斷被送進監獄、被取消律師資格的情況下，重讀2011年江平先生給《律師文摘》創刊十年寫的的祝語《律師興則國家興》令人感慨萬千。他從三個方面論證了律師的地位和作用顯示國家的法治水平。一，國家興不僅僅是經濟興，更重要的是民主興，法治興。二，警察無疑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但 “警察國家”對一個法治國家來說卻是個”不祥之兆”！三，律師的職責就在於維權，維護他人的權利，而不是自己的權利，但要維護他人的權利，必須首先維護自己的神聖權利，自己的權利尚且不能保護，怎麼能去維護他人的權利！ 最後就用這兩天在朋友圈廣傳的江平先生說過的一句話結束今天的節目：對於個人權利，法無禁止皆可為；對於國家權力，法無授權皆禁止。 （全文轉自法廣）
12月24日聖誕平安夜，台灣外交部發布小視頻，顯示台灣外長吳釗燮向觀眾發送聖誕祝福，樣樣展示各國的「自由」美味,壓軸端出蛋一盤炒飯，被網民贊「超驚艷」。 To all the freedom-lov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 a Happy New Year! JW pic.twitter.com/8jZ1e23Zax —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 (Taiwan) ?? (@MOFA_Taiwan) December 24, 2023 在視頻中，吳釗燮說「看看聖誕老人送給我們什麼禮物」？然後依次從包里取出禮物。它們是： 一瓶「澳洲自由紅酒」，一袋「日本自由帆立貝（蝦夷盤扇貝）」，幾袋「立陶宛自由巧克力」，一瓶「台灣自由啤酒」。最後他端出一盤「自由蛋炒飯」說，「還有這個，絕對贊道爆」。 吳釗燮說，這些都是「超贊的自由好滋味」，「在此問候全球熱愛自由的夥伴」，「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吳釗燮並沒有解釋這些禮物的含義。據台灣央廣Rti網站介紹，吳釗燮開箱的這些食品，都是先前各國在中國經濟脅迫下、被以各種理由禁止進口或抵制的品項。 至於「蛋炒飯」，則起源於中國網紅廚師日前發布「蛋炒飯」教學影片，被大批中國民族主義者指控他諷刺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讓這道平凡的家常料理背負了「侮辱英烈」的罪名。 據該媒體介紹，影片發布後引來不少網友迴響，有人說「自由蛋炒飯，超驚艷！」、「好想來一份自由蛋炒飯。」 文章來源：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