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纳菲苏尔·吉拉尼（Nafisul Jilani）是一位会说中国普通话的新德里商人，过去12年一直在旅游和展览业工作，主要与来自中国的客户打交道，为他们提供全套服务。 他的服务包括从在印度不同地点预订展览空间、安排旅行计划，到寻找合适和潜在的印度商业伙伴等所有流程。 随着中印业务蓬勃发展，吉拉尼的生意蒸蒸日上，但新冠大流行期间实施的旅行禁令导致旅游和贸易展览业完全关闭。当印度解除限制时，他希望中国商人能够很快回来，但令他失望的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恶化，尤其是边境纠纷升级导致两国之间的外交敌意加剧，为双方的商业社区带来了困难。 “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兼消费者’。我一直奉行的原则是，我的工作是将跨境企业拉近一步的平台，” 纳菲苏尔·吉拉尼告诉美国之音。 但目前，中印关系处于历史低谷，两国的商贸业务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吉拉尼指出，印度和中国都是庞大的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要充分发挥这一潜力，必须要有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 目前两国都还没有相互发放签证，因此展览和旅游业仍在受到巨大冲击。由于旅行禁令，酒店业、交通业、旅游业等领域受到严重影响，这些行业员工不断失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吉拉尼对中印两个亚洲巨头之间的局势感到痛心，他说：“双方的商人都在迫切地等待事态好转，但不幸的是，希望逐渐减弱。我们此刻只能希望双方领导人也能意识到这种潜力的损失和机遇的浪费，并尽快达成相互尊重的共识，迎接更好的经济未来。”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也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印度的主要外部竞争对手，两国在1962年曾爆发过一场边境战争。 近年来，这些紧张关系重新出现，它们显著影响了印度外交政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而且，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不仅会影响这两个国家，还会影响整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 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印度的其他邻国，如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地更愿意介入当地政治，这让印度感到非常不安。 在观察到中国日益强硬的行为后，印度于2010年和2013年分别成立了两个山地师，并成立了一个山地突击军，开始建设先进的飞机着陆场地，并大力改善边境基础设施。 印度与美国2008年签署了核能协议；在国防和其他关系方面的合作也蓬勃发展。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却在逐步恶化。 长期以来，中印关系总的来说是稳定和中立的，尽管一直缺乏信任。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印中经济差距突然扩大。在2000年，印中GDP之比是1比2，印度的GDP约为5000亿美元，而中国则略超过1.2万亿美元。但到2009年底时，印度的GDP约为1.2或1.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DP则已经超过6或7万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中国2023年GDP预计达到19.5万亿美元，而印度2023年的GDP预计达4.3万亿美元。 中国在边境问题上近年来变得更加好战，边境地区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军事部署方面，活动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中国方面近一年来一直未在新德里任命大使，这也是非常不寻常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边境地区存在动荡的情况，从经济角度来看，如果看贸易数据等方面的情况，两国关系似乎仍在蓬勃发展，主要因为印中在经济上存在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印度出口的附加值中有28%来自中国，这表明两国经济不但相互依存，而且印度经济可能比中国更依赖于对方。 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赫曼特·阿德拉哈（Hemant Adlakha）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令人担忧的是，中印两国之间的深层不信任、成为‘强大国家’和‘世界强国’的崛起雄心，以及两国相互指责对方肆意好战、侵蚀对方领土等问题，导致近年来边境武装冲突的频率增加。” 他说：“而且，两国的军事专家、外交专家和学者不仅排除了短期内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宁静的可能性，而且还警告说这种敌对行为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只要边境不正常，只要边境没有保持和平与宁静，中印之间更广泛的关系就无法恢复正常，或者说无法回到以前的状态。” 41岁的印度商人吉滕德拉·钱达克 (Jitendra Chandak) 一直对中国的经济起飞深感着迷，他是新德里碧螺春茶庄（Pekoe Tips）的董事总经理，他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是希望在中国市场扩大其家族的茶叶业务。 钱达克在他位于新德里南部几乎空无一人的茶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为了充分利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我用自己的优势建立了业务联系，但由于中印关系紧张所带来的挑战给我们的业务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导致我们总是徘徊在合作、竞争和偶尔的紧张局势之中。” 在印度，包括政府、战略专家、媒体甚至企业，公众舆论普遍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影响着两国未来的关系。 雅宾·雅各布（Jabin T. Jacob）是新德里什夫·纳达尔学院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告诉美国之音：“印中两国之间仍存在相当程度的人员交往，学生、商人、学者，不过商人在双向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印度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中国是唯一反对印度崛起的大国，中国人不认为印度的崛起对国际体系或中国自身有益。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中国反对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甚至反对印度得到核供应国集团成员的身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阻碍了印度的崛起。 雅各布说，如果你在2014年进行一项关于中国的大学生调查，绝大多数人会将中国视为一种理想。他们欣赏中国的GDP增长、生活方式的改善、新技术的引入等等。但是在加尔万事件之后（2020年），如果再进行这项调查，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会首先谈论中国在边境制造的紧张局势等问题。 由于印度38%的对外贸易通过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国在印度洋的行为，包括在吉布提建立首个军事基地，这进一步加大了两国之间的分歧。 边界问题重新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即便在政治氛围改善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也可能会持续存在。印度公共辩论目前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的担忧上。印度许多战略性产业都严重依赖中国的进口，分析师一直在呼吁印度政府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印度和中国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成为更加可信赖的伙伴，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场缓和是非常有可能的。双方需要相携共舞，至少要击掌言和，但要发生这种缓和，有一些情况必须发生改变。 两国都需要回到尊重边境地区现状的轨道上，这意味着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边境体制，给双方带来安全感。 虽然外交官们正忙于处理两国之间的棘手问题，但是像吉滕德拉·钱达克这样的商人则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友好的关系。 吉滕德拉·钱达克在办公室品着大吉岭茶说道:“我们迫切期待关系的改善，因为市场潜力巨大，并且希望签证能够正常化，增加商机。” 纳菲苏尔·吉拉尼也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新年和印度大选之后，双方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寻找相互尊重的解决方案，希望事情会好起来。
对于大多数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来说，2023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这不仅在于中国营商环境加速恶化,企业在华经营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大幅上升，也在于CEO们正陷入一个两难的窘境，到底是继续留守在这个总值18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还是彻底一走了之？ 外企、外资纷纷撤离中国 2023年11月，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 Group)和以民调为基础的绩效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纷纷宣布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离中国。在此之前，聚焦科技咨询的弗雷斯特市场咨询(Forrester)已经裁撤掉绝大部分当地的分析人员，而美国格理集团(Gerson Lehrman Group)本来计划今年扩大在中国的运营，但是从夏天起却开始裁员。 即便是在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领域，比如像苹果公司(Apple, Inc.)这样在中国深耕几十年的领军型企业也正在将其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 这些都只是西方企业准备撤离中国的一个缩影…… 马特·多拉德(Matt Dollard)是一家专注于中型市场企业的管理咨询公司 RSM US 的管理咨询负责人和高级分析师，有着二十多年为跨国公司开拓海外业务的经验，找他咨询的三分之一的企业前往中国投资或者拓展在那里的业务。他告诉美国之音，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寻求他的帮助，在三年内彻底撤出中国，即便是目前还找不到能够完全替代中国的地方。 他说：“他们仍然需要从中国采购大量的中间和原材料，他们了解这一点，但他们觉得将其中一部分来源放在中国以外会让他们感到更安心，并减少一些他们担心的风险，同时也符合客户的利益。”他说，这家企业现在正在考虑转向印度或是越南，他觉得最终会是越南。 多拉德说，大多数在中国有业务的企业都忙于采取措施“去风险”或分散风险。他表示，企业至少不会增加在华投资。“如果他们已经在中国设厂生产产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会决定坚持下去，但他们希望分散风险。”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 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华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对中国的信心正在减弱。这份调查的对象是35位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驻华外企的首席执行官，结果显示，他们对中国的信心指数从六个月前的72下降到今年下半年的54。该数值如果低于50，则表示持负面看法的受访人数多于持积极看法的人数。该机构还发现，40%的受访CEO预计资本投资将减少，几乎同样多的首席执行官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裁员，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仅为 9%。 中国吸引力下降的另一个表现是，截至9月底，外国企业已经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总金额超过1600亿美元。利润的持续流出导致中国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25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数据，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负债为负118亿美元，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值，显示资本流出比流入多出118亿美元，表明撤资和业务缩减规模高于新增投资。 另据彭博社根据中国商务部12月21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11月中国新增实际利用外资为533亿元人民币（约合75亿美元），同比下降19.5%。这是自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差数字。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声明说，今年1-11月实际外资金额1.0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确实让对华投资变得有些不妙，我们在很多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2023年，它确实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管理咨询公司 RSM US 的管理咨询负责人和高级分析师多拉德说。他表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成为压倒性因素，让西方企业决定撤离中国，而且会有更多的企业考虑离开中国。 与此同时，境外资金也在加紧撤离中国内地股市。《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今年前七个月流入中国股市的境外资金已有超过四分之三离场。全球投资者自今年8月份以来通过中国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和“深港通”抛售了价值逾250亿美元的中国A股股票。这是自“沪港通”2014年11月开通以来通过该机制发生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资金外流。 《华尔街日报》引述高盛(Goldman Sachs) 11月1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严峻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全球投资者可能会再抛售17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该报12月7日援引中国官方的数据说，今年截至10月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股票和债券资金减少了310多亿美元，这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最大的净流出。 紧张的地缘政治和中国恶化的营商环境 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Anna Ashton)对美国之音表示，地缘政治紧张与其他中国国内的因素叠加，造成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出现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担忧，这促使北京以一些方式改变了做生意的规则，使得外国企业在这个环境下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再加上结束新冠政策后回归到正常经济增速比预期慢，中国经济的低迷也是造成外国公司经营环境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她说。 代表近2000家欧洲和美国企业的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分别在9月份发布了各自的中国商业环境报告。这两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商业环境对西方企业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北京虽然表面上仍然重视外资，但却把国家安全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有近三分之二的在华欧企认为，中国愈发复杂的法律法规使得商业机会难以实现。 《外交政策》杂志专栏作家、欧洲领导力网络(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高级副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劳(Elisabeth Braw)对美国之音表示，对西方企业而言，中国是一个非常困难且日益艰难的环境，而问题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企业担心自己随时成为中国政府打击报复的目标。 她说：“任何西方公司都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各种打击的目标，这些打击不仅与（中国的）反间谍法有关，而且每当中国政府想要报复西方政府时，都有可能将在华经营的西方公司作为代理目标，而这非常容易，因为公司能做什么呢？它什么也做不了。” 布劳曾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中国困难的商业环境反映在政治风险承保人(political risk underwriters)几乎停止为在中国经营的公司承保新的保单。 在提供政治风险保险的60家保险公司中，只有少数几家仍然为中国提供此类保险，而且附加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目前仍在提供针对中国的保险政策的保额可能不会超过5000万美元，这与几年前的约20亿美元相比大幅下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多数大型公司的资产远远超过5000万美元。 政治风险保险这一险种在冷战结束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非常流行。该保险可以保护企业免受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从征用到政治干预，一直到政变和战争，这使公司有信心在非自由民主体制的市场上投资和经营。 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7月1日已正式生效。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在该法生效前曾对美国企业发布警告称，中国新版反间谍法对间谍行为定义模糊不清，给予中国政府更多权限获取和控制企业数据，原本被视为正常的商业活动，比如市场调研都可能会成为犯罪活动。 该中心的官员说，修订后的法律将间谍定义从国家机密和情报扩大到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其他文件、数据、材料或物品”。该法还对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实施了新的出入境限制，并提高了美国公司、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法律风险。 欧亚集团的阿什顿说，中国的新版《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更加严格，虽然尚未产生看得到的影响，却产生了无形的影响。“对于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和其他外国公司而言，他们对这项法律的执行存在很多担忧。现在这项法律的涵盖范围更广泛、更模糊，同时还有数据监管的执行，这些监管影响着公司能够跨境分享数据的范围以及数据的本地化方式，”她说，“执行力度的不可预测性让他们无法确定如何确保合规，以及如何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今年3月，中国当局分别以涉嫌非法经营拘留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五名中国籍雇员，又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 Inc.)一名员工。截至目前，美思明智集团五名被拘押的中国籍雇员仍未获释。 眼下，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已不鼓励高管携带信息离开中国，即使是一些日常的公司经营信息。它们甚至不允许驻华企业高管在离境时携带笔记本电脑甚至智能手机。 在这几大因素叠加下，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8月份访问中国时说，许多美国企业告诉她中国已经“不适合投资，因为风险变得太大了”。 她表示，美国企业正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没有任何解释的巨额罚款、修订内容不明确的《反间谍法》，给美国商界带来了冲击；对企业的突击搜查，这是一个全新层面的挑战，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11月15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赴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期间与美国商界领袖人物举行晚宴。多名美国企业巨头出席这场晚宴，包括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和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 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多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 然而，令美国商界失望的是，在这个本来被认为要安抚美国商界的讲话中，习近平并没有具体提及贸易和投资，也没有就中国不断恶化的营商环境向在座高管进行安抚，对接下来北京方面是否出台新的政策更是只字未提。这令一些美国的商界人士感到失望。 中国吸引外商的新措施以及外商的审慎乐观 自11月15日美中两国元首会晤后，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市场准入优惠措施，包括批准了一个拖延已久的万事达公司(MasterCard)的合资项目，接着又批准了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公司收购企业软件开发商VMWare的交易。11月24日，中国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了六个国家的公民实行为期一年的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 这些小的举措受到欢迎但尚不足以消除商界对中国政策摇摆不定、贸易管制和以国家安全为名对西方企业的突防、调查和拘押行动的深层担忧。 “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周内正在认识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他已经告诉了一些部门要确保让美国在中国投资变得更容易，我们看到一些承诺得到落实，”为多家跨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RSM US高级分析师多拉德说，“现在仍然有待观察的是，这些变化是否真的会导致企业决定也许现在是重新进入并在中国投资的时候了。” 彭博社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欧洲商界领袖现在认为北京正在超越魅力攻势，展现出真诚的愿望去兑现承诺。企业高管从最近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的对话中得出这样的看法。 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阿什顿对今后一年的形势持审慎乐观态度。 “我认为，拜习会后美中关系的发展轨迹至少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因为会晤的基调总体上是建设性的，而且从过去几个月的高级官员会晤节奏来看，这显然是两国领导人的优先事项，而且我认为，现实情况是，两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对方，紧密交织在一起。”她说。 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1月15日到19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率领一个大型的高级政府官员团，以表明北京对商业开放的态度。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吸引众多全球商界和政界领袖参加。
日前由新疆伊犁自治州人大颁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把习近平早在2014年的治疆讲话中首次提出的“民族互嵌”的少数民族治理手段“法制化”的开端。而这个“民族互嵌”的要害是“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说白了就是要把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变成多民族的混居、杂居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新被美国制裁的涉疆中共官员之一：伊犁恶警高琪》中已经介绍了中共前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在位时下达对所有“不放心人员”的所谓“应收尽收”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象主要是维吾尔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进了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把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地方法规”形式强制推行“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首选样板区。 就在高琪和胡联合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两天后，本月14日，《新疆日报》刊登新闻报道说：12月13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全文共19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立法目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措施，逐步推动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此消息公布后，似乎并未引起广大外界媒体的特别关注，如果上网查找“民族互嵌”一词的话，只能找到一篇《大纪元》发表于本月17的揭露和批判文章 《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文章直指中共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颁布的所谓的民族交融促进条例，旨在为中共宣扬的少数民族政策确立“行为规范”，以建设所谓的“民族互嵌式社会”。法学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新思想阴谋。 的确，强推所谓的“民族互嵌”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就是“种族灭绝”，只不过这一阴谋早已经不新，被胡联合等“体制内学者”先以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形式引发当权者注意可以追索到十五、六年前，而开始成为实施习近平新时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 据一个叫郝亚明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教授撰文介绍：“深刻认识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言，这一指导性原则在2010年被提出后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阶段，而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提出使其具备了可操作性的实践抓手”。 这个所谓“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成为中共治疆政策内容的首次对外公布，是新华社2014年05月26日播发的新闻稿，标题就是《政治局: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该新闻稿的副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其中提道：“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紧接着，4天之后由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两次将此“最新提法”对外宣讲。 中共“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习近平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敬请注意，到此为止，这个“民族互嵌”还只是局限在中共治疆新理念范围。习近平当时的设计是把“互嵌”解释成双向，即在新疆当地推动建立“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同时，还要把新疆的少数民族移民到内地居住、就业并接受（汉化）教育。 紧接着，就是在几个月之后，“民族互嵌”就被当成中共整个民族政策的新内容了。 还是发生在2014年年内的事情，当年9月28至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开了两天，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2014年年底，习近平当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形式，将这个“民族互嵌”正式官宣为其整个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意见”中具体要求说：“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要持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推广经验，树立典型，营造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该政策文件下达次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了评论员文章《为民族工作注入新动力》，说是“ 新形势下，我们既要创新载体和方法，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也要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致此，习近平当局的对“民族互嵌”政策的宣传造势达到了最高潮，而且是明白说明要将其由单一的治疆手段扩展成对所有少数民族的治理手段。但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政策曾一度给外界以“雷声大，雨点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感觉，而“理论界”时有讨论文章的零星发布，反而给人政策不成熟，还在进行理论评估的感觉。直到习近平突然下令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学校强推汉语教学事件的发生。 当时，内蒙古教育厅印发的《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中所体现中的“党和国家意志”，成为整个内蒙古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保护母语运动的导火索。 自2020年8月底开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民众为抗议当局强推汉语教学，各地暴发学生、家长与老师上街抗议运动。蒙古族家长和学生在学校外唱歌、喊口号的照片与影片在社群媒体疯传，内蒙古电视台的300位工作人员公开按手印签名呼吁保护蒙语、师范学院老师集体签名抵制新政策，十几岁的学生、家长、知识分子、公职人员联合起来抵抗这个政策。 当时的习近平当局立刻将此次抗议定为“受境外势力煽动”，在内蒙古切断通讯软件微信、解散微信群组，派警察和政府公职人员挨家挨户要求蒙古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否则要开除公职，公安、武警及各级公职人员抓捕参与抗议民众，甚至出现内蒙古女官员反中共暴政而坠楼身亡的惨剧……。 对于该事件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详见笔者在2020年9月7日发表的《原来内蒙强推汉语教学是习皇诏令》及此前此后的系列文章内容，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在内蒙古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引发的强烈反弹虽然被习近平当局镇压下去了，但习近平当局由此对所谓的“民族问题”有了更强的危机感。于是，于2021年8月27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民族互嵌”的必要性和强制推行的紧迫性。 习近平的这份讲话已经收录于《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取标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当局的宣传文章说它是“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学习时报》上刊登的相关文章称习近平的这份讲话“科学部署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任务”，“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划定‘路线图’”。 文中具体解释说：要坚定不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夯实交往交流交融基础。加强空间嵌入，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加强文化嵌入，促进相互理解、相互欣赏， 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互鉴；加强经济嵌入，让各族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照顾，在产业链上相互关联，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加强社会嵌入，营造各族群众日常接触、共同居住的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乐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加强心理嵌入，促进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 读罢如上内容，就不难明白所谓的“民族互嵌”，首先是“空间嵌入”，把“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这句官话翻译成老百姓一听就懂的人话，就是实行所谓的“掺砂子”， 让各民族混居、杂居！ 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的《大纪元》上星期刊登的《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一文中引述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蓝述的话说：所谓的“互嵌”实际上是让汉族和维吾尔族全面杂居，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的控制。 蓝述说，维吾尔族人居住在一起，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将形成凝聚力。毫无疑问，这种凝聚力不利于中共掌控，因此中共采取了杂居的方式。在杂居状态下，由于汉族人接受的是中共的党文化，这种党文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从而降低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凝聚力。 此外，蓝述还表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引发矛盾。他说，这种矛盾有助于中共挑动群众斗群众，特别是挑起汉族与维族之间的斗争，从而方便中共实施控制，这是中共最擅长的手段。这种杂居的方式也使中共能够更便捷地组织特工，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 这位时评人士分析的没有错，只不过把习近平当局的“民族互嵌”简单理解成了对付和“瓦解”新疆维族人的手段，其实不然。所谓的“民族互嵌”被深入推广肯定是要假以时日，但习近平当局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区域逐步扩展和深入。而且，别忘了这“民族互嵌”说的是“各民族互嵌”，也就是说，不但是人让汉族与维族，或者让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嵌”—以汉制“夷”，也还要让不同少数民族“互嵌”—“以夷制夷”。比如让信奉不同宗教和哈萨克族与蒙古族“互嵌”。 日前刚刚通过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中明白强调的就是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本文前面已经强调过，这个新疆伊犁州，说是“哈萨克自治州”，是因为哈族人口居多，但该州境内也还有包括汉族、维族、蒙族、回族等在内的40多个大小民族的人群。而中共当地政权用“地方法规”要求县以政府以“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手段强推的“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无疑是包括了让汉族人“嵌入”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人为打乱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形成的的单一族群聚居状态。用中共当局御用文人的话说就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新时期我党增强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推进族际和谐的新举措”，此举“并非单纯强调少数民族嵌入到多数民族之中，也包括多数民族嵌入到少数民族之中，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 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本专栏日后还会有文章跟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被美国政府列入新一轮制裁名单的中国新疆伊犁公安局长高琪不但在中共新疆”反恐”过程中屡立战功，而且还把原本主要针对维吾尔族群的”应收尽收”的极端手段对付伊犁境内众多少数民族和穆斯林群体。 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5周年前夕，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于12月8日宣布因侵犯人权而对九个国家的20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名涉新疆事务的中共官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兼公安局领导人高琪和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胡联合。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高琪所在的上级部门新疆公安厅之前已被列入被指定实体名单，而他作为副州长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镇压。高琪及其直系亲属被禁止入境美国。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还说，胡联合所在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组在制定新疆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直接和密切卷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的制定和修订，该条例在中国政府眼中为在新疆展开再教育拘留运动提供了推定的法律依据。 其实，这其中的胡联合，已经是第二次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制裁名单了。上一次整好是两年时间以前，也是赶在国际人权日之际。 2021年12月10日，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了《国际人权日 美宣布制裁四涉疆中国官员与一实体》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对中国等严重侵犯人权国家的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两篇报道文章，说是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的这一天，美国宣布制裁四名涉及严重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现任与前任中国官员，并将涉及新疆监控的中国企业商汤科技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企业的名单上，美国个人与实体将不得投资。 如上报道中详细介绍说：中国使用一种人工智能（AI）辅助计算机系统，可为新疆地区数百万维吾尔人创建生物识别记录，使用数字监控系统来跟踪维吾尔人的行动和活动……。其中一些人随后被拘留并被送往拘留营，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关押。这一技术专门针对维吾尔人，根据他们的外表，并记录他们的动作。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是中国当局利用拘留和数据驱动的监视在新疆地区建立警察国家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商汤科技开发的人脸辨识系统被中国政府用以监控新疆维吾尔人。商汤科技在申请专利时，还强调自家技术对有胡须、戴墨镜与口罩的维吾尔人，有强大的识别能力；集团子公司“北京商汤科技”2019年就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现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美国新的一轮制裁名单中虽然再有胡联合，而没再有臭名昭著的商汤科技，但不知仅是是巧合还是天意，就在这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名单发布6天之后，该公司的创始人、“中国人共智能领域的杰出代表”，年仅５５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汤晓鸥却突然被官宣“因病医治无效”了。较详细报道见自由亚洲网站本月１６日文章《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猝死 公司曾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两年前的国际人权日上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涉及新疆人权迫害的4名中国官员，包括前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现任的新疆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关键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胡联合以及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长陈明国，他们的亲人也不得入境美国。 关于胡联合，我们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专门进行详细介绍。而两年前和胡联合一起被制裁的陈明国当时的职务是自治区副主席兼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今年１月和3月他已经被分别宣布连任了这两项职务。既然已经开始了连任，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今年没有对他进行再制裁。而这次新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陈明国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１９７０年出生的高琪是汉族，祖籍山西。十之七、八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响应号召“援疆支边”的内地汉人后代。他的官方简历中说他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 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管教专业学习，1990年6月毕业待分配“，其实这所“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的全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 这所学校当年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内地数万名“重刑犯、顽危犯、反改造尖子犯”，为培养大批劳改工作干部的需要，1984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干部学校。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在职干警，每年3至4期，意即每个学员的在校受训时间也就三四个月。 1987年4月，该学校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一年多后经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批准，学校成立电大工作站，实施大中专学历教育。意思是有资格招收广播电视大专或者中专生了。直到１９９３年，这所学校才被批准增挂“公安司法学校”牌子，列入国家普通招生计划，实施高中和初中起点的普通中专学历教育。 也就是说，１９８８年的高琪或者是高考落败，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加高考，这才退而求其次，读了一个“广播电视中专”。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毕业待分配”了。 接下来，这个高琪并没有因其所学＂专业“而对口当了一名狱卒，而是成了泽普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继而又被调入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科干警。 从1999年起，高琪从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职务一路晋升。 2008年8月4日喀什市发生一次袭击武警案件。中国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官方公布的案件细节是当时有两名维族男子驾车对正在出操的喀什市边防支队武警发动袭击……，共造成武警17人死亡、15人受伤。 接下来，在对这两个人的抓获过程中，高琪立功受奖，于２００９年4月晋级为喀什地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几个月后即又被提升为副司局级待遇的喀什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当时那几年里，喀什地区是中国新疆“反恐”的第一线，身为当地公安局局长的高琪所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2013年开始，高琪转任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常委兼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2016后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州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中指出：高琪在2018年6月表示，新疆必须“坚决按照陈书记的要求，把不放心人员送到放心的地方……慢慢改造”。 此后，伊犁地区公安人员实施了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酷刑，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经审判的长期羁押； 绑架和秘密关押造成人员失踪，以及其他公然剥夺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的行为； 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如上内容中所说的“陈书记”，就是几年前早已经被美国宣布制裁的时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 2017年8月30日，陈全国对全疆县级以上干部发表视频讲话，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总结“反恐”工作成绩：……“三仗一战”打得漂亮，“挖减铲”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严打真正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安宁。社会面防控成效明显，布下了反恐维稳的天罗地网。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实现了全封闭，筑起了防回流、防袭扰、防热兵器流入的铜墙铁壁。断根、断代、断联、断源“四断”明显，实现了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如上都是陈全国所讲的原话，请读者听众特别注意其中的“断根”和“断代”的表述，真得是让人毛骨悚然！ 在这次讲话中，陈全国还对下一阶段的“反恐”提出要求：强化严打攻坚。继续挖存量、减增量、铲土壤，集中力量开展严打攻坚会战，采取一切措施和手段，把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挖干净、抓干净、打干净，坚决消除现实危害。坚持应收尽收、有了就收，对重点人员和不放心人员集中办班培训，实施甄别审查、教育转化，坚决消除潜在危害。切实抓好“断代、断根、断联、断源”工作，精心组织各类专项斗争，坚决切断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承体系，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渗透的途径，切断“三股势力”内外多联的渠道，切断“三股势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传播的源头……。 如今，陈全国早已经被习近平打发回家养老，但他当年亲自考察、任命的高琪还在继续作恶。 有道是，笔者在设法查找陈全国的这份讲话内容时，居然无意中看到了当时被中共内部查办的时任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的一段自我批判内容。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进入查一下王勇智其人其事。维基百科的记载是：2014年莎车县暴恐袭击案发生后，在新疆南部长大并有着执政经验的王勇智就任莎车县县委书记。王勇智认为教育和经济发展为消灭恐怖主义的方法，因此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双语教育，并建设机场、水利设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致力于经济发展。根据上级指示，王勇智在任内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但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表示顾虑，担心大规模拘禁会损害该县的民族关系，并阻碍经济发展。王勇智下令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莎车县委书记一职改由范宝军担任。2018年3月，王勇智被控存在“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贪污腐败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官方的公开报告中并未提及王勇智释放在押人员一事。 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声称，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向王勇智表示了敬意。 而笔者这次无意中查找到的王勇智的自我批判内容中有他自己解释他释放“在押人员“的初衷。 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毫无党性原则，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自觉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自认为比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更了解喀什地区实际情况，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必须有选择地抓落实。因此，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都收走了，势必影响脱贫攻坚进程，影响自己的政绩，导致无法实现自己尽快离开莎车的目的。因此，为了一己私利，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做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的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亲手埋下这些“定时炸弹”，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请注意，所谓“应收尽收”的“收”，就是“收押”和“收教”，意思是要对所有“不放心人员”都或者直接判监，或者关押进不需要审判程序的教育营。 而当时陈全国下达的如上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像主要是维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个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到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选中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依法”强推“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样板区。进一步的内容，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于2023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江平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参与了《民法通则》的制订，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法典》编纂负责人，《物权法》专家起草小组负责人，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制订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连日来，国内法律界网友及关注中国法治建设的人们纷纷发文悼念，看到微博网友易中天转发了他师兄对江平先生的悼词，词中写道： 梗概风骨，浩然正气。 庄子一梦，白驹一隙。 人生枯荣，嗟之何及！ 凛冬三九，严寒未已。 先生走好，莫问今夕！ 网友@聂俊峰发帖说：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学贯中西，半生坎坷，不说违心之话，只向真理低头。江平教授千古。 网友@崔叡娜椰奶发帖说：今天，法大老校长江平过世了。对于曾经一心想读财经却阴差阳错来到法学院的我而言，发现自己对法学其实更感兴趣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而这一学期给了我最大启发引导的两位老师都是法大出身。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大仿佛是我素未谋面的“梦中情校”。两位老师思想中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深深影响了我的价值观。不知道“法大于政，不可政大于法”这句话是否出自江平先生，但即使不是他所言，想必江平教授也是深深地认可这句话吧。同为法大出身的罗翔老师说“不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于我们法律人而言，法怎能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工具”呢？宪法分配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民法为私人自由行为提供支持。刑法以国家的名义施以惩罚意在维护公共秩序。“法的生命在于经验不在于逻辑”，法律从不是万能的，它旨在确立社会的规则而不是控制人的行为。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言一出，它便决非所谓阶级的工具。法的追求在于正义在于权利在于人的尊严。我们相信自由是“自主决定，自负其责”，民主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是“使人民为自己谋幸福”，民主是手段，法治是目的，宪政是保障。民主并非万能，很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主的问题需要宪法克服。然而我们依然相信，应假定一个自由理性的人，最了解自己的利益最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他者。在民主与专制之间选择民主，我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法治往往不追求天国的完美，而追求现实的最佳妥协。自由主义是双向否定的，既否定权力之恶，亦否定暴民之恶。宪政要求的三权分立与政党政治，就是相信政治是人民不同利益的妥协与博弈，怀疑权力之恶而要求权力之间的制约。公权永远是为私权而服务的。江平有言：“如果私权不兴，一个社会是没法兴旺发达的……保护私权是公权力行使的一个终极目标”。今天的中国，宪政和法治似乎还很遥远，我却相信即便如此这依然是我们最接近它的时刻。江平校长虽未能看到一个宪政的中国法治的中国的到来，我们却依然在追求它的道路上。江平不朽！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江平经历长达22年的右派生涯，在文革中也是被重点批斗下放的宪法学者。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他发表公开信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并鼓励师生示威抗议，甚至公开为民运人士辩护，公开呼吁废除劳改劳教制度、公开要求宪政民主。多年后，江平回首往事时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经历坎坷）并不是个别人。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人生感悟是，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像我这样命运的人，恐怕是几十万，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网友@gaoyu发帖说：在中国律师不断被送进监狱、被取消律师资格的情况下，重读2011年江平先生给《律师文摘》创刊十年写的的祝语《律师兴则国家兴》令人感慨万千。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显示国家的法治水平。一，国家兴不仅仅是经济兴，更重要的是民主兴，法治兴。二，警察无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 “警察国家”对一个法治国家来说却是个”不祥之兆”！三，律师的职责就在于维权，维护他人的权利，而不是自己的权利，但要维护他人的权利，必须首先维护自己的神圣权利，自己的权利尚且不能保护，怎么能去维护他人的权利！ 最后就用这两天在朋友圈广传的江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节目：对于个人权利，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于国家权力，法无授权皆禁止。 （全文转自法广）
12月24日圣诞平安夜，台湾外交部发布小视频，显示台湾外长吴钊燮向观众发送圣诞祝福，样样展示各国的“自由”美味,压轴端出蛋一盘炒饭，被网民赞“超惊艳”。 To all the freedom-lov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 a Happy New Year! JW pic.twitter.com/8jZ1e23Zax —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 (Taiwan) ?? (@MOFA_Taiwan) December 24, 2023 在视频中，吴钊燮说“看看圣诞老人送给我们什么礼物”？然后依次从包里取出礼物。它们是： 一瓶“澳洲自由红酒”，一袋“日本自由帆立贝（虾夷盘扇贝）”，几袋“立陶宛自由巧克力”，一瓶“台湾自由啤酒”。最后他端出一盘“自由蛋炒饭”说，“还有这个，绝对赞道爆”。 吴钊燮说，这些都是“超赞的自由好滋味”，“在此问候全球热爱自由的伙伴”，“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吴钊燮并没有解释这些礼物的含义。据台湾央广Rti网站介绍，吴钊燮开箱的这些食品，都是先前各国在中国经济胁迫下、被以各种理由禁止进口或抵制的品项。 至于“蛋炒饭”，则起源于中国网红厨师日前发布“蛋炒饭”教学影片，被大批中国民族主义者指控他讽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让这道平凡的家常料理背负了“侮辱英烈”的罪名。 据该媒体介绍，影片发布后引来不少网友回响，有人说“自由蛋炒饭，超惊艳！”、“好想来一份自由蛋炒饭。” 文章来源：法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