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之後，那些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里，從溫潤繁華到滿目瘡痍。 對於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一場突如其來的強震，顯得是那麼「不公平」。面對趕來救援、採訪的外來者們，陳家村人毫不避諱地講述著，從前的貧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這裡曾經的生計是種田、養牛羊，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日子因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裡人這幾年越走越遠，一直到了東南沿海的電子廠。縣裡還出台了鼓勵外出務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補助、給穩定務工的代表發獎金。在一個經濟不發達地區謀求改變，「走出去」是自上而下為數不多的選擇。 當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之後，一場地震提醒了年輕人對這裡的重要。從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再到將來的定損重建，都離不開趕回來的青壯年操持。以後怎麼辦？去留兩難。一戶戶貼著「危房」的院子里，塌落的是打工攢下的十幾萬積蓄，「家裡沒錢了啊」，還是得走出去。 一場地震之後，這裡依然是那個需要更多關注、幫助的地方。 「我要回去」 今年9月，29歲的綻玉娟第一次出遠門，她和丈夫離開大河家鎮陳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廈門，最後站在了一台「和麥子收割機一般大」的機器前。夫妻倆都有些發怵，「這我怎麼能幹得了？」 他們在一家生產兒童扭扭車、溜冰鞋的工廠打工，綻玉娟的工作是給扭扭車裝上按鈕，然後送檢、填寫報表。老員工講了半個小時，就讓她自己上手。她從沒填過報表，遇到不會的地方，就跑去拽拽別人的袖子請教。到第三天，她已經像個熟練工，還可以幫幫沒太學會的丈夫。 三個月過去，她已經適應了這份每天工作11小時、每月收入四千多元的工作。12月19日這天是綻玉娟的夜班，零點後，剛放下手裡的活兒，她看到丈夫發來的消息：村裡有房子塌了。幾分鐘後，又有同村工友打來電話，家裡地震了。 她立即撥通了家裡的號碼，女兒告訴她，一家人都平安，但婆婆40多歲的外甥被壓在房子下，家裡人正在幫忙救援。 陳家村正在經歷慌亂一夜。地震來臨時，有村民在睡夢中被晃醒，來不及穿衣服就往外跑；有老人和小孩還沒反應過來，被倒塌的牆面和屋頂埋在了下面。 跑出來的人們聚在廣場上，陳家村微信通知群里，消息不停彈出：誰家房子塌了，誰家的人被壓在下面了……村民們相互幫忙，在一堆堆磚塊和木頭中間，尋找著他們的親人或是鄰居。 救援力量到達時，村內大部分遇難者的屍體已經被抬出來，放在空地上。四社一位村民說，陳家村共有七個社，遇難者有二十餘人，其中四社有八人遇難。 婆婆告訴綻玉娟，大家跑出來以後沒有地方去，在村裡空地上點燃玉米稈，圍著坐了一夜。一整晚，綻玉娟和同在廈門的親友們都盯著網上的直播，討論著要不要回家。有人說，回去也幫不上忙。「我要回去」，她對丈夫說，「把孩子抱在懷裡面，跟他們睡一會兒、玩一會兒也是好的。」 這天，光她知道的，至少有14個在廈門打工的老鄉要趕回去。其中，一位和綻玉娟同村的朋友被告知，母親壓在屋子裡已經確認遇難，他急匆匆搭上了最早一班飛機。 綻玉娟和另外四個人結伴往回趕，路上，他們討論著村裡的救援情況、可能收到的經濟補償，沒有人提起和死亡有關的事。晚上八點多，在從蘭州機場到陳家村的路上，綻玉娟收到朋友發來的視頻，孩子們和奶奶坐在帳篷里，身上沒看到明顯的傷痕。 綻玉娟他們五個人趕到陳家村安置點，已經是20日凌晨一點，村民們在臨時搭建的帳篷里歇下。夜裡氣溫降到了零下16度，五個人站在帳篷外圍著火爐取暖，因為回來太匆忙，他們的身上都只穿著單衣。綻玉娟急著見孩子們，可電話打不通了。 夜深了，帳篷內慢慢安靜下來，只有救援人員還在忙著安置剛回來的人、給沒有厚衣服的村民找棉大衣。被安排在一頂帳篷落腳後，綻玉娟盯著一個睡去的女孩看了好一會兒，走到女孩腳邊問，「這是？」孩子掀開被角，露出全臉，她有些失望——不是大女兒。 震後的第二晚，她又是一夜沒睡。早上七點半，夫妻倆挨個掀開帳篷門帘，叫著孩子們的名字。在同排最裡面的一個帳篷，終於有人應聲，小兒子見到綻玉娟，抱著她親個不停。 「不讓冬天閑著」 19日零點30分左右，已經睡下的馬木海麥接到了堂弟的電話，「你快來」，堂弟語氣急促，「兩個小孩被壓著了，沒了」，說完，便匆匆掛掉了電話。 回家路上，馬木海麥的腦子一團亂。一個月前，他通過勞務介紹到廣州工作，這是近二十年來，他頭一次出遠門打工。過去，他總念著孩子還小，不想離家太遠。如今，四個孩子中，大女兒和二兒子已經成家，最小的老四也已經九歲。他想，該出去賺點錢了。 地震的前一天，他和家裡打視頻，兒媳說兩個弟弟太過調皮，他叮囑兩個孩子，「爸爸走了，你們要把嫂子的話好好聽。」視頻里，孩子笑著問他什麼時候回家，「兩到三個月，爸爸就回來了」，他說，那時候春天來了，臨夏暖和點，就在家附近打點零工，能多陪陪家人。 19日下午2點多，馬木海麥趕到陳家村，看到兩個兒子躺在空地上，「沒辦法，送（下葬）掉吧」。 在這場地震中失去孩子的，還有同村另一位打工者佘滿素。他原本計劃著，等來年三月回家的時候，從惠州買一輛小自行車，那是19號晚上打視頻電話時，他答應女兒的。作出承諾幾個小時後，就傳來了女兒去世、母親和老婆受傷的消息。 一年365天，佘滿素像候鳥一樣，在南北方輾轉，哪裡有活兒就去哪裡。西北的冬天太過寒冷，工地沒法開工，為了不讓冬天閑著，村裡大部分務工者會去到南方城市——那裡的廠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線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學歷。 夏天，佘滿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雜活，十月底，他回到積石山待了十幾天，便又和同村的兩人結伴去到廣東惠州，到一家電視機工廠打工。 他的任務是給電視機配件打上螺絲，每天工作約10小時，時薪是19元，這是經過幾手勞務公司「層層抽成」後的價格。佘滿素只讀到小學一年級，這對他來說算是份不錯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磚輕鬆許多。他說，如果文化程度高點，就可以找到時薪30元的崗位。 儘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滿素還是無法習慣沒有孩子在身邊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時間，他就通過視頻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今年，他18歲的兒子第一次出遠門，開啟了家裡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外出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得不做出的選擇。佘滿素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陳家村，無工可打的時段從十一月開始，持續到來年二月底，如果不出去，四個月的收入為零；以廠里每月五千元的工資為例，外出一個冬天，可以多賺兩萬元。 出於同樣的原因，綻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離家，坐上了去廈門的動車。在這之前，她的丈夫在積石山周邊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間，一個月可能只有十幾天有活干。綻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養不活」。 「這裡一年四季都這樣嗎？」剛到廈門時，綻玉娟對這座南方城市充滿好奇：冬天路上也能看到花花草草，氣候不像西北那樣乾冷，閑暇時，坐兩三站公交就可以到海邊，腳踩在沙子上面，軟軟的。 一天24小時里，她無數次會想起孩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三歲的小兒子：「不知道這個時候他有沒有哭，有沒有鬧？」 下班後到公園散步，看到別的父母帶著孩子在沙灘上玩，綻玉娟總會心生羨慕，「要是把我的孩子帶過來，也在這裡玩，應該會很好。」她想起以前的夏天，他們一家人常帶著零食到黃河邊玩耍，看河裡的人游泳。 第一次到海邊，綻玉娟給孩子們打視頻，女兒卻沒有想像中的興奮，反而有些嗔怪，「你們去哪裡玩了，都不帶我。」這讓她心裡過意不去，再到景區時，她只敢拍張照片發過去，配上一句：好好學習，等你放寒假了，我帶你來這裡。 她喜歡廈門的生活，自由、濕潤，與之相對的，陳家村則代表了封閉、落後與枯燥，除了回娘家和到親戚家串門，她幾乎很少出村，到了冬天，沒事幹，也沒有錢賺。 「被迫離開」的無奈 一位77歲的低保戶說，「如果不是這（地震），沒人會知道我們這裡有多窮。」他和老伴、孫女住的沒抹外立面的水泥磚房，是四年前政府給低保戶建的安置房，和村裡那些老舊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錯的。 積石山縣曾是國列省列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是甘肅省23個深度貧困縣之一，2019年，全縣2989戶13546人脫貧，53個貧困村退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15%，實現整縣脫貧摘帽目標。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全縣630戶2821人剩餘未脫貧人口全部脫貧，1389戶5989人邊緣易致貧人口消除返貧致貧風險，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 2014年，廈門市海滄區與積石山縣建立結對關係，廈門也成了當地外出務工的首選城市之一。記者採訪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學文化，他們就職的崗位集中在電子產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飲服務等行業。 找到小兒子的那天早晨，小兒子問綻玉娟，「你還要不要走？」 「我要走。」她說。 「能不能不走？」 「不走，在家裡沒錢呀。」 大女兒沒有說話，站在一邊流眼淚。 三個月前，她和丈夫去廈門那天，女兒也是這樣哭，小兒子緊緊抱著她，不讓她離開。 對於這種「被迫外出」的無奈，在積石山縣從事多年勞務中介的馬元深有體會。每年8月份開始，來向他諮詢招工的人就多起來。他說，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願意在離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個月只能賺三千，我們也願意守著家裡。」 近幾年，縣裡為了鼓勵大家外出打工，出台了很多務工獎補政策，比如發放交通補助、對穩定務工3個月以上的代表發放3000-10000元的補助。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22年10月底，縣裡共輸轉農村富餘勞動力8.124萬人。2023年以來，縣勞務部門對接廈門、濟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業，動員有就業意願的勞動力外出務工。 一位陳家村村民講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歲那年，他先是去了鄰近的青海化隆縣，15歲時從西北遠赴上海，在電子廠幹了14個月，因為是沒到法定年齡的「黑工」，總被剋扣工資。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後半段，他的落腳點已經遠至廣東惠州，但他最懷念的還是開始在化隆那段時間：「都是家鄉的人，說話、吃飯都是一樣的。」 在陳家村四社村長韓志剛的記憶里，打工潮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村民們先是到新疆、青海從事建築、修路等工作。大約是2018年，村裡的青壯年開始去到廣東、廈門和南昌等地務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後來進電子廠的機會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戶家庭，現在將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處是經濟狀況終於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戶戶靠種植玉米、養牛羊維持生計，一年掙不到一萬塊，現在年輕人一個月在廠里就能掙到三四千。 隨著外出務工的人越來越多，村裡整體經濟情況得到改善，韓志剛明顯感覺到，近兩年有錢了，讀高中、上大學的孩子變多了。「像村裡五六十歲的人，很多都是不識字的」，韓志剛說，自己只讀到了小學二年級，如今他的孩子上小學一年至少要花費四五千。 讓他犯難的是，村裡也離不開年輕人。就像這次地震發生時，很多人家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年輕人在，說不定能帶著他們一起逃出來。」即使現在，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這些事情，也都需要從外地趕回來的年輕後生們操持。 一個19歲就離家打工、把父母也接去湖北定居的村民，這幾天特意開車趕回了陳家村，他說，就是希望能給親戚鄰居幫上些忙。 錢、房子、生計 沿著陳家村的路，隨處可見掉落的磚塊、瓦片和木頭，甚至是被震掉的大鐵門。道路兩旁的院門被貼上了「可以入住」或是「不得入住」的字樣。村裡的屋院結構大體類似，三間主屋正對著大門，左右是兩間側屋。 散落在地的磚塊里，有不少是空心磚。和綻玉娟一起從廈門趕回來的馬文祥說，一塊空心磚六毛錢，一塊實心紅磚則要一塊多錢，為了節省成本，一些村民在建房時，會把空心磚和實心磚混著用。 倒塌的房子中，受損最嚴重的是土房和木頭房。一位村民介紹，相較於水泥房，木房子除了成本低，保暖性和透氣性也更好，房齡超過十年的房子，多採用磚加木頭的結構。近幾年新修的房子則以水泥磚房為主。 去年，馬文祥夫妻倆用外出打工攢下的錢，在老舊木房旁邊主屋的位置上，建起更穩固、牢靠的水泥新房，地基被墊得很高，從院子走上屋裡，要踏上四級水泥台階。在抵禦自然災害時，這樣的房子顯然更有優勢，除了台階和牆面有裂縫外，看不出太嚴重的破損。 這三間主屋的建造和裝修花了大約18萬，夫妻倆努著勁兒攢了一年多，政府可以補貼25000元，款項暫時還沒下來。今年九月份，新房完成裝修，兩人還沒有入住，就再次去往廈門打工，「不出去打工坐在家裡沒錢啊」，他說。 和馬文祥夫妻倆一樣，外出打工者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蓋房和裝修上。 21日下午，綻玉娟推開自家院門，離家三個月，她仔細打量著屋子，地板磚裂開了一米多長的縫隙，原本貼牆站的衣櫃移了位，離牆有十公分的距離，櫃門齊刷刷開著把衣服「吐出來」，梳妝台上的瓶瓶罐罐掉落在地上。 家裡主屋和側屋都是三年前重新翻修的，今年剛裝修完，總計花了30多萬，包括公婆的「贊助」，以及借別人的10多萬。夫妻倆計劃，邊打工邊還。心疼損失的同時，綻玉娟又有點慶幸，新修的房子結實，如果是之前的土房子，大概率無法逃脫坍塌的命運，「要是家人沒了，掙再多錢也沒有用。」 因為不知道怎麼開口安慰，綻玉娟一直沒敢去同村馬海林家裡看看。馬海林是她婆婆的親外甥，40多歲，在地震中遇難。 馬海林家三間主屋和三間側屋結構類似，牆面用的自製泥巴和成土磚，木棒和木板作屋頂，再蓋上一層瓦片，幾乎是當地「最低廉」的房子。主屋是十七八年以前修建的，牆體貼上了瓷磚，側屋建的更早些。按當地風俗，公婆住進相對較新的主屋，馬海林和妻子分別住在兩間側屋。他家日子不寬裕，馬海林在鄉里工作，妻子在家照顧老人和兩個讀初中的孩子，一家六口人全指著他五千多元的工資。 地震時，屋頂塌落的木板砸在馬海林妻子身上，好在牆面是往屋外的方向坍塌，她扒開木板，從臨近屋門的位置爬了出去。主屋損毀不嚴重，公婆也跑了出來。但馬海林住的側屋外面堆了一排玉米稈，壓著牆面向屋內倒塌，磚和木頭一起砸了下來。妻子叫了幾聲他的名字，沒有人應。鄰居過來一起幫著挖人，半小時後，馬海林被抬出來，已經沒了呼吸。 震後幾天，外界的救援物資一批批送達陳家村安置點，但帳篷仍是緊缺，幾家幾戶合住在一個帳篷里，一頂12平米的藍色帳篷里，最多同時住著八九個人，想翻個身都困難。 走還是留，成了陳家村打工者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低溫天氣下，房屋重建工作無法進行，村民們可能要在帳篷或是活動板房中度過這個冬天。 綻玉娟還是決定要走，「在家這樣待著，也沒有什麼事做」，她和老闆請了十天假，延期不回，可能會被扣工資。 「這個工一年之內是打不了了」，馬文祥夫妻倆商量著，老婆先出去打工，他留在家裡。因為擔心之後房屋定損、重修一類的事務，家裡要留個主事的人。這天馬文祥到凌晨三點都沒能睡著，他在朋友圈寫下：好多熟悉面空（孔）已隔離兩世。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摘要：為了阻止妹妹再婚，今年9月，29歲的小滿不惜以和家族決裂的代價，帶妹妹逃離了生活二十餘年的村莊。妹妹小敏是二級心智障礙者，28歲，結過一次婚，生過一個孩子，婚後不到兩年便被退回娘家。家人決定再次將她外嫁時，她的離婚手續甚至都沒辦妥。姐妹倆逃到廣州，以「最低生活需求」標準相依為命。如今新生活開展三個多月，許多變化在小敏身上發生，最顯著的，是她嘗試開口講述。而藉助這場逃離，小滿也開始重新審視和父母、妹妹，以及故鄉的關係。 姐妹 小敏28年來有三次機會走出家鄉，都是依靠姐姐。 第一次她20歲，被家裡安排嫁給一個病怏怏的男人，上大學的姐姐領她去校園散心；第二次她生完孩子，被退婚回娘家，姐姐帶她去了更遠的城市旅遊。 今年9月，是她走得最遠的一次——再婚前夕，趁家人不注意，她收拾出一個小背包，鑽進一輛汽車后座，汽車帶她駛離大山，換上前往廣州的動車，陪伴在身邊的，還是姐姐小滿。 小敏和姐姐只相差一歲。李家四女一子，小滿老大，小敏老二，兩個名字用當地土話念來是一個音，按父親的說法，當年為逃避超生罰款，他給姐妹倆起了相似的名字。 姐姐小滿是村裡的第一個女大學生。19歲考上大學，李家家貧，仍大擺筵席。小滿大學畢業後，出錢給母親做手術，供弟弟讀完高中，活成了父親之外家裡的第二個經濟支柱。 妹妹小敏生來便是智力二級殘疾，三歲才會走，小學三年級還不會寫名字，便退學在家務農。她20歲結婚生子，此後遭遇了退婚、意外懷孕、墮胎，如今又被家裡安排了另一樁婚事。母親說，一個人若生來命賤，也就只能這麼賤地活下去了。 姐妹倆的命運截然不同，但9月的這次出走，讓兩個女孩的軌跡再度緊密相連。為了阻止妹妹再婚，小滿和父親發生了激烈爭吵、不惜以斷絕父女關係作為要挾，最終在婚禮前夕，瞞著所有家人帶妹妹逃離了老家。逃婚的經歷被多家媒體報道，引起輿論關注。 現在，她們的容身之所是廣州城中村一套月租900元的套間，卧室不到10平米，廚房和廁所狹小隻容一人通過。小滿工作在廣州，此前已經在這裡住了半年多，屋裡原本只有一張書桌一把椅子，妹妹接到身邊之後，她又在自己的書桌旁添上一套小桌椅。每天結束工作回到家，小滿在大書桌前休息，小敏就趴在小書桌上看動畫片、聽兒歌，桌角還有幾本公主畫冊和有聲書。 安靜的氛圍有時一個電話就會打破。從逃離路上開始，小滿的手機就沒消停，「妹妹是不是你帶走了？」媽媽勸她把妹妹帶回去。父親的語氣最嚴厲，微信消息一條接一條，「明天就要帶回來」「不回來也可以，你們倆姐妹每個月要給我九千塊錢」「這個錢除非我死了就不會問你們要了！」 老家每次來電，妹妹小敏就會把自己藏進窗帘背後。在廣州，她仍處於極度不安中，走在路上時不時回頭，擔心爸爸跟來；在外吃飯，有陌生男人的位置她繞著走；聽到「回家」兩個字，她表情驚慌，「回哪個家？」 小敏身高只有1米4左右，光看身形，很容易把她當成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曬得黝黑的臉龐上，只有那雙眼睛裡能找到一些28歲的痕迹——遇見陌生人，她習慣從上到下掃一眼，然後迅速撇開。一緊張，本就微駝的身子瑟縮得更厲害了，「像一隻受驚的小老鼠」。 白天小滿上班，小敏就被送去廣州一家托養機構做能力培訓。這是小滿跑了三家機構，才找到願意接受妹妹的地方，她不想總把妹妹鎖在出租屋裡。小滿29歲，戴一副圓框眼鏡，說起話來不緊不慢，聲音很輕，神色中有種揮之不去的疲倦。 妹妹學費五千，再去掉房租，小滿的工資幾乎沒有盈餘，她計劃以「最低生活需求」跟妹妹相依為命，縮減開支過了近三個月，沒成想12月中旬突然被裁，經濟狀況直接滑向谷底，日常花銷目前就指著花唄和信用卡。 失業了，小滿也只是跟妹妹借口說，「最近在家裡上班」。每到周末還像往常那樣領著妹妹四處逛，圖書館免費，她們去得最多，小敏不識字，便在姐姐旁邊安靜翻圖畫書；偶爾也能借著贈票去趟海洋館；商場的娃娃機前，小敏喜歡得挪不開眼，姐妹倆「哇哇」尖叫大半天，背走的玩偶足足撐滿了半人高的袋子。 最後她們總會回到這間小屋來。晚上，一米三的單人床上除了姐妹倆，小敏依次安置好她的毛絨兔子、夜光小雞。她們很久沒有睡在一起了，這個場景像極了八年前，小滿第一次帶妹妹離開老家，大學宿舍里，姐妹倆也像這樣緊挨著擠在一張窄床上。 出走的人 「我刷了牙牙，洗了腳腳。」 「那個娃娃看我幹嘛，它喜歡我？我是女的。」 「奶奶叫我跟著你，說你不結婚，跟著你去，老爸這麼老了，養不起我……」 小滿的手機里保存了很多關於妹妹的記錄，有些是妹妹的「金句」，過去妹妹不愛說話，到廣州後的點滴變化，小滿都會記錄下來。不過，手機中關於妹妹最多的內容，是多年來散落在各個社交平台上的尋人啟事。妹妹頻繁出走的20歲到24歲，小滿總在尋找妹妹。 小敏喜歡把自己藏起來。小時候她溜去鄰居家，躲進稻草堆、牛欄豬圈。15歲開始，她越走越遠，山裡、醫院、公路上、ATM機旁、公園躺椅上，被找回來時，經常餓得說不出話，渾身髒兮兮的。 頻繁出走的原因，家人猜測是為了逃避幹活。輟學後小敏在家幫媽媽做農活和家務，不僅要洗全家的衣服，還得生火做飯、餵鴨子、種菜，遇上收稻子的季節，在田裡更是忙得直不起腰。 之前小滿不了解小敏，或者直接點，這個家裡不會有人想了解她。小敏不愛說話，一次吐幾個字，聲音如蚊子般細小。家人那時候不知道這樣的人叫「心智障礙者」，他們只是覺得她笨，不會讀書，幹活也不利落。大家習慣忽視她，朝她大吼大叫。她的房間在最暗的角落，剩飯剩菜也總是留給她的。 直到小敏結婚的消息傳來。2015年，小敏20歲，家裡定下一樁婚事，正在讀大二的小滿被叫回老家幫忙籌辦婚禮。那次她帶上了相機，她在大學剛接觸紀錄片，妹妹被這樣倉促外嫁，小滿總覺得哪裡不對勁，這場婚禮成了她拍攝和了解妹妹的起點。 婚禮前幾天，小敏坐在她黑乎乎的房間里，不停地摳手、摳撿來的樹枝。姑姑已經陪住好幾天，她安慰小敏，「他們不會虐待你」，同時也是看住小敏——一個月前她又離家出走了，一周後才被找回。 那是小敏第一次穿上這樣漂亮的裙子，她身量太小了，一件白色的抹胸裙被當作婚紗。新郎住在縣城，比小敏大四歲，有神經纖維瘤病，左臂長滿瘤體，他用西裝遮得嚴嚴實實的，額頭滲出了汗。 鏡頭裡，小敏雜亂的碎發被歸攏梳齊，露出清晰的臉龐來。鏡頭也放大了很多情緒——後來小滿無數次回顧這個片段——那是一張明顯不開心的臉，眼皮耷拉，嘴角下沉，如果不是化妝師要求，她甚至不願抬頭看鏡子里的自己一眼。 「當時就覺得有些殘忍和荒唐了」，八年後小滿說。但那時的她只是個學生，沒有勇氣也沒能力做更多。她把妹妹的照片發在朋友圈，配文，「憂傷的新娘」。 後來是小滿親手把妹妹送上了婚車，她看著妹妹像個任人擺弄的娃娃，他們怎麼說她就怎麼做。婚禮結束，也是小滿堅持要陪妹妹在婆家多住幾天。夜裡她躺在陌生的床鋪上，閉上眼，全是小敏的驚恐表情，她無法入睡。 事後看來，就在這場婚禮後，一些變化悄然發生了。小敏的出走變得更頻繁，從過去一年一兩次，變成隔幾個月、甚至三五天就出走，有時摸黑回父母家，有時寧願在街上流浪。母親身體不好，作為長姐，幾乎每次都是小滿從學校回來幫忙尋人。 妹妹是好奇外面的世界嗎？小滿把小敏帶出了縣城，進入城市，來到自己的大學。大學門口，妹妹猶豫不前，小滿拉起妹妹的手，她注意到妹妹的肚子隆起，覺得有點奇怪，但沒往其他方面想。 小滿還給妹妹買了蕾絲裙、玩具，她儘可能地關注和滿足妹妹的需求，只有這樣，心裡的愧疚才能減輕些。就像後來尋找妹妹的路上她告訴自己的：「上輩子我們（家人）一定都欠了她的，現在，必須還。」 幾個月後，小滿接到媽媽電話，妹妹懷孕了，檢查出的懷孕時間比她到夫家要早近一個月。孩子是誰的？她被誰欺負了？媽媽讓小滿回家弄清楚。 性侵，小滿以前覺得這種事只會出現在電視上、新聞里，總之離自己很遙遠。她那年21歲，對性「沒有概念」，聽見同寢女生討論衛生棉條，都不知道「（用了）要怎麼上廁所呢？」 現在她卻要找出可能性侵妹妹的那個人。她想問小敏是不是被「欺負」了？不對，這麼問妹妹聽不明白，她必須更細節，更具體，更設身處地：有人脫過你衣服嗎？比如脫你褲子？有人壓在過你身上嗎？ 妹妹斷斷續續的回答中，小滿拼湊出了一段模糊經歷：鄉村公路上一個騎摩托的男人把她拉進一間破屋「欺負」了她。 妹妹身體被侵犯了，小滿覺得自己精神上被強姦了。好像被拉進破屋的不僅是妹妹，還有自己。 她要找到那間破屋，騎車帶妹妹沿鄉村公路一路停一路問，是這嗎？他是從這兒把你帶走的嗎？她們頂著烈日從白天找到黑夜，沒有更清楚的線索了，更別提報警。更糟糕的，小敏腹中的孩子已經成形，只能生下他。 為規避這類風險，小滿先後給妹妹買了4個電話手錶、2部手機。事後證明都是徒勞，沒多久小敏就會丟掉。不管是挺著大肚子、生下孩子，她都沒停止出走。 2017年，小敏消失最久的一次，小滿整整找了半個月。她去派出所報案，在那裡哭得渾身發抖，說妹妹智力障礙，不會保護自己，她害怕妹妹身上再次發生可怕的事。她在那裡看了一晚上監控錄像。 對小滿來說，失蹤的妹妹命運不定，連同自己也一次次被拽入黑暗中。她想知道妹妹為什麼出走，也痛恨妹妹的出走，這些年她不論是考高中到鎮上，考大學到外地，還是工作去了更遠的城市，只要家裡一個電話，「妹妹不見了」，她就得回來，和父母一起找。 2017年，小敏在走失半個月後終於被找回，沒多久，媽媽發現她又沒來月經。 臍帶 小滿見過一次小敏腹部的妊娠紋，姐妹倆到廣州後，有次她本想為妹妹整理衣褲，撩起衣服，那些翻卷的紋路一不小心露出來，她被嚇住了，還想看清楚些，小敏用力掙脫了她。 那是小敏第一次生育留下的痕迹，她小心掩藏，不讓外人看到。至於那個孩子，她更少提起，逃婚前她有一次問姐姐的朋友：「你有孩子嗎？我有……9歲了……他現在不是我兒子，是別人的了。」 結婚第二年，頻繁的出走讓婆家把她送回李家，但留下了那個非婚生的兒子。在小滿看來，那樁婚姻里，妹妹其實就是「被當成生育工具」。 村裡的玉玲媽就是這樣，智力障礙的玉玲媽被人撿到，以1萬多元介紹費「嫁」到村裡來，和同樣智力殘疾的丈夫生了兩兒一女。她也經常離家出走，最後一次走失，沒人再去找她回來。 除了身邊的例子，小滿看到母親多年來也沉陷在生育困境中。 小滿出生後，十多年來，媽媽一個接一個又生了四個孩子。在那個江西大山深處的農村，幾乎每家都想要一個兒子，如果頭胎不是，很多人會一個接一個生到兒子為止。連續生下第三個女兒後，計劃生育嚴查，小滿爸媽就帶著三女兒，一邊在外地打工一邊備孕繼續生兒子。 六歲的小滿和小敏被留在老家，很多年沒有見過爸爸媽媽。上學路上看到和媽媽著裝相似的女人，小滿都會想起母親，恍惚中把她當成了母親。她偶爾會從大人那裡聽到媽媽流產的消息。直到小學五年級，媽媽懷了弟弟，才回來。 童年時期的小滿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理解母親。她怪母親對弟弟太偏愛，不關注自己，以至於自己冬天的褲筒都遮不到腳踝。她為此跟媽媽吵架，媽媽罵她短命囡，拽她到門外，小滿站在牆腳邊罵邊哭。 她也覺得母親很「沒用」，她坐完月子下田幹活，使不上勁，遭人笑話；她種的稻子總是長滿雜草；別人家的媽媽一年四季都能種出各種瓜果，自己家連吃菜都不夠。母親生下弟弟後，她在心裡指責母親，「你就是個生孩子的工具！除了生孩子你什麼都不會！」 她決定用沉默來反抗，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跟媽媽講話。 母親從小缺位，作為長姐的小滿很早開始就像家裡的第二個母親了。四個弟妹，她獨自拉扯過三個，從小村裡人就說她比她媽更會帶小孩。 但她不想重複村裡女人的命運。當她考上大學離開家鄉，看到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樓和龐大校園，心裡瞬間冒出的念頭是，「我媽什麼時候能來看一下就好了。」這些年她遲遲沒有結婚，父親不止一次託人催促，她始終堅持自己。 現在她快30歲，對婚姻留有期待，但恐懼生育。母親身上雖然沒有妊娠紋，但生育在她身上留下了更多、更苦痛的印記，她經常會頭痛，胸口痛，後來又得了婦科病，枕邊常年不離風油精和滴眼液。 其實母親不是逆來順受的女人，家務分工方面，她曾跟父親抗議，「我又不是你的保姆，（天天）給你做飯洗衣，你發工資了嗎？」但對於生育，她沒能從宗族和觀念的束縛中逃脫，也指望用男孩為家庭穩固面子和地位。 看到母親的傷痛、也意識到母親的局限性後，小滿越來越能理解母親，理解她的「無知」，也理解她的「無用」。她看母親的眼光有時更像看一個孩子，倔強要強卻不懂保護自己的身體。 但在母親眼裡，生育是身為女人的命運。「你的苦別人替不了，誰叫你生下來是個女孩，是個男孩就不用受這苦了。」8年前妹妹小敏第一次懷孕時，母親就是這樣說的。小滿聽了忍不住落淚，她知道這話背後藏了母親多少煎熬和無奈。 2015年，妹妹生產，小滿第二天從大學趕回縣城，看到大紅色蓋毯下露出兩張臉，一邊是粉色的、嗷嗷啼哭的小傢伙；另一邊，是額頭布滿汗珠、不知所措的小敏。小滿被刺痛了，妹妹心智上就像個孩子，這個孩子要如何撫育另一個孩子？ 沒想到生育半年後小敏就被婆家放棄。2017年，離家出走被找回的她被發現第二次懷孕。在學校準備畢業論文的小滿被叫回老家，復盤，帶妹妹做檢查，醫院確認懷孕一個多月，又是一個未知身份的孩子。這次，媽媽給了小滿幾百塊錢，讓她帶小敏去墮胎。 小滿忘不了那天，她一個人站在冰冷的手術室門外守候。她23歲，沒生過孩子，沒談過戀愛，卻要第二次被迫面對妹妹的意外懷孕。 手術結束，小敏被推出來時，還未從麻醉藥效中醒來，小滿以為妹妹要死了，嚇得慌忙搖晃她，小敏虛弱地睜開眼，兩個人你看著我看著你，都沒有說話。 媽媽叮囑姐妹倆當天另找地方住，老家有傳統，女人打完胎後不能回娘家，否則會招來煞氣。小滿沒有理會，帶妹妹徑直回了家。她知道妥協不會換來安寧，只會孕育更多的荒唐，往後她不會再隱忍。 主位 在小滿的堅持下，小敏流產手術後一直住在娘家。小滿畢業後也沒急著工作，而是在老家住了半年。晚上，小滿一邊泡腳一邊看書，妹妹就坐在自己身旁，她們一起做家務，一起跟母親種菜。離家上學以後，她們少有這樣的親密。 後來小滿去了外地工作，一邊為妹妹諮詢特教學校，一邊防範她可能受到的傷害。聽奶奶說，村裡有男人曾招待妹妹去家裡吃飯，她去警告對方不要有壞心眼；又聽小敏說，有男人偷偷摸自己的手，她乾脆去本村的微信群里喊話：如果有人敢傷害妹妹，她必定追責到底。 接近五六年時間，妹妹很少再離家出走。 安靜的狀態在今年3月被打破，媽媽在電話里告訴小滿，小敏又要結婚了，女人終究不能留在娘家養老，會壞了風水，影響弟弟結婚。 「她嫁過去就是當生育工具！」這一次小滿堅決反對，她說妹妹的智力只相當於一個幾歲的小女孩，讓她跟一個陌生男人結婚太殘忍了，而且她擔心妹妹會再次出走。為了阻止家人，她找了村幹部去家裡勸說，給親戚、媒婆輪番打電話，甚至以斷絕父女、母女關係相要挾。 窮盡辦法也只是讓婚期延緩了幾個月。9月初，妹妹的婚事基本敲定，兩家人商定不辦婚禮酒席，男方直接把人接走，離婚、結婚手續後續補上。 被逼無奈，小滿跟公司請了長假，回家阻止妹妹結婚，朋友王惠也前往幫忙，她的鏡頭記錄下那些天父女之間的戰爭： 父親李洪兵56歲，在鎮上傢具廠打工，那幾天連日加班，晚飯他雖然不在場，但堂屋那張四方桌的主位總是為他留著。通常過了晚上9點，摩托車「轟」地一下停在院子，李洪兵板著臉一言不發走進屋裡。父女倆素來交流很少，李洪兵在外人眼裡勤勉老實，面對家人也不善言辭。 短短几天父女倆爆發了多輪爭吵。「別說你妹妹，你這麼大不結婚，丟我的臉！」李洪兵開始數落小滿忤逆自己的樁樁件件：不考公、不結婚，最後撂下狠話，小敏的婚事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誰家女兒都要結婚！」 小滿又去提親的趙家做工作。準新郎35歲，四肢健全，離過一次婚，家裡在鎮上開理髮店，看中小敏老實、幹活勤快。男人說，自己和小敏是真心相愛，依據是他端午來家裡做客，小敏一直擺弄他的手機。 父女倆的矛盾驚動了鄉里和村裡的政府工作人員上門調解，他們對小敏的婚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對」。最後強調，這樣重大的事項，決定權還是在父母。 事情越鬧越大。9月14日，趙家終於來李家退婚。一張白紙上列下李家全部要退的錢：定金6萬多，此前的禮品、節日紅包、路費一樣都不能少。 大紅袋子裝著的一包現金，媽媽從裡屋拿了出來，不想被李洪兵一把按在桌上，眾人面前他伸手指向小滿，「全部她來付」。氣氛接近冰點。 李洪兵始終坐在堂屋主位上，面色鐵青。另一側椅子上，小滿臉色同樣凝重，「家裡其他事我沒管過，唯獨我妹妹這件事我要管。」她一字一句，語氣堅定。 僵持狀態持續一上午，誰也不讓步。最後母親一把奪過4萬多定金退還給了男方，剩下的缺口，她說服小滿補上。看在媽媽的份上，小滿同意了，那2萬塊，她得攢半年。 事情還沒完，李洪兵怒意難平，他要求女兒在白紙上寫下保證書，往後如果沒有媒人敢上門、其他兄弟姐妹到了28歲沒結婚，她就得賠自己60-100萬。小滿一口回絕，父女倆越吵越凶，李洪兵拿著茶杯就要衝上前，幸虧母親及時把他推開。「那不是我應該給的！叫我還是沒道理的！把我殺了我都不給你！」小滿徹底崩潰，母親把她抱在懷裡，不停擦去她的眼淚。 堂屋的角落，小敏瑟縮著旁觀了這場戰爭。另外兩個妹妹都不在家，弟弟雖然站在姐姐這邊，卻不敢直接忤逆父親，全程躲在樓上。 趙家一張張數完錢，帶著捆紮好的現金離開了，李家重新陷入沉默。 這門婚事如此收場，李洪兵很沮喪。但他沒有鬆口。9月16日，李洪兵去傢具廠上班，堂屋的四方桌上，他在白紙上留下一行字，「這事還沒完，我還有點事要說，你們等我下班回來再說。」 這時小滿已經決定要帶妹妹逃走。她擔心相同的情況以後會捲土重來。 前一天晚上她就告訴了妹妹這個想法，第二天早上六點多，小敏背著包跑到房間把姐姐搖醒：衣服揀好了，什麼時候出發？ 小敏 她注意到了爸爸留下的那張字條，她不識字，來來回回地看，假裝能看懂的樣子，然後一字一句念出來，「小滿……你別走……你要賠錢給我」。 她問了姐姐的朋友王惠好多遍，「是不是我爸說不讓我跟你們走，你們兩個走就行了？」 二十多年了，身邊很多人都把她當成笨蛋。比如上學時的同伴，他們給她起外號。比如鄰居，總是笑話她，「又考了鴨蛋？」還有媽媽，衣服沒洗乾淨、柴火沒撿夠，媽媽就罵她是豬。 「不是鴨蛋，是零分！」小時候被鄰居嘲笑，她會反駁。媽媽罵她她有時也會生氣，「我才不是豬！」 但很少有人會認真聽她講話。家裡兩層半的房子，其他人都住在新裝修的二樓，只有她被安排在一樓，光線最暗的那間。家人經常抱怨她脾氣古怪，妹妹的新衣服她偷偷藏起來，第二天穿到自己身上。即便這樣也沒有人想到要給她買新衣服，除了姐姐小滿。 她知道媽媽不喜歡自己，因此更喜歡爸爸——爸爸對所有孩子都差不多，都是一樣的沉默。她也說，媽媽從不叫自己的名字，而爸爸，喊她「敏」。爸爸換下來的衣服她立馬就洗了，他一到家她就幫他燒洗澡水，她總跟小滿說，「媽媽愛你，爸爸愛我」。 被忽視和被斥責的二十多年，她越來越沉默，眼神也畏畏縮縮，在家裡哪怕喝口水，她都要先回頭觀察，有誰在看自己，有沒有人會說自己。到了晚上，她總是把身子在床上縮成小小一團。 今年她又要結婚了，家裡一下子來了好多人。他們問她：你想結婚么？ 她說，「想」。姐姐，還有姐姐帶來的朋友們臉上露出詫異的表情。 她又補充一句，「如果不結婚，老爸會生氣。」 被追著問了好多遍，她慢慢說出了更多原因：如果不結婚，將來老了沒人給自己養老。而且奶奶也告訴她，不結婚的人會被關到敬老院，「那裡很多沒老婆的男人，門關不住……把你按到牆上撞。」 七年前她結過一次婚。她害怕前夫生病的左手，她有時在家裡倒水手都會發抖。 現在他們安排她結第二次婚。她是怎麼想的？她說想去那人家裡看電視；但一聽說那人開理髮店，來來往往很多陌生男人，她又改了主意，「我去他們村裡的老房子一個人過。」 「我怕男人，我怕我爸」，她不斷重複。 她害怕爸爸發脾氣，他在的時候她吃飯不敢上桌，一聽到他的罵聲，她就躲去門外、牆角、或樓頂。 複雜的情況她搞不懂，但她至少清楚兩件事：爸爸要把她嫁出去，小滿不想讓她嫁出去。鏡頭裡，這些日子她的臉不像以往那樣獃滯了，一雙眼睛總是滴溜溜轉個沒停。 小滿和朋友們在房間商談，她躲在角落偷聽。等人群散去，她才拉著王惠問： 「小滿是不是要走？」 「我沒有結成婚，我爸是不是問小滿要錢？」 家裡爭吵最凶的那天，晚上她被小滿和王惠拉進了房裡，願不願意跟姐姐去廣州？ 她說願意，家裡的孩子都離開大山了，「他們上班的上班，讀書的讀書，就剩我一個在家裡」，鄉村小道上，她曾撇著嘴跟王惠抱怨，「我要洗衣服、砍柴、燒火、掃地，我媽打稻子，我一個人割稻子，我割了好多稻子給我爸，我好累，腰好痛，受不了。」 出發去廣州那天她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但依舊不安，「要先離婚我才能走」，房門關著，她把聲音壓到最低，生怕別人聽見似的，用只有彼此能聽到音量悄悄說，「老爸不會讓我走」。 眼看爸爸下班時間一點點逼近，她餵鴨子也沒心思了，鴨圈裡撒下一把飼料，立馬轉頭問王惠，什麼時候走？第二把飼料撒下，又轉過身說：再不走，爸爸會來抓自己。 9月16日下午五點，她們終於出發，爸爸還沒下班，她跳上小汽車，把身體藏進后座的視野死角，到了火車站她也沒放鬆警惕，「我爸也知道買車票」。 車廂門關閉，動車轟隆向前，她扒著窗戶朝外打量，爸爸沒有出現，她捂著臉不住地偷笑。 新世界，舊傷痛 三小時的火車，帶小敏來到一個全新的世界。姐姐的房間很亮堂，窗帘是粉色的，琳琅的擺件佔了半張桌。「你的房子好漂亮呀」，剛到的第一天晚上她說。 城市裡許多東西是她第一次見。她分不清高鐵和地鐵，上了地鐵就害怕自己會被帶回老家。 適應陌生環境的方式就是不斷幹活。到培訓機構的第一天，雜亂的露天院子她一聲不吭給收拾了。洗碗、掃地、抹桌子一天要干好幾遍。 為了讓妹妹更快適應環境，小滿請假陪妹妹。後來每周末的烘焙課、培訓講座，她都會到場。清一色的父母孩子組合中，這對姐妹是最特殊的存在。 小敏進步很快。接送三天就能自己上下課，也學會了怎麼用冰箱、開密碼門，機構里很多心智障礙孩子三四個月才能會的操作，她一個月就能做到。 最顯著的一個變化，話變多了。「以前她遇到了什麼困難？要去哪裡？要幹什麼？從不會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 […]
當大多數年輕人還在湧向大城市，李可離開了上海，回到老家臨泉，沒想到困在了一輛三輪摩托里。 12月，寒潮抵達臨泉之前，白天氣溫20度，夜裡會降到5度左右。24歲的李可沒來得及換下那件漂了色的紅色棉衣，開著三輪往廢品回收站倒車。 人看起來有些臃腫笨拙，三輪車也是。 「往右，快點，笨嘞。」 母親扯著嗓子喊，父親忙著碼廢品，沒空搭理這對母女。 5分鐘過去，她才把車倒進幾十米寬的裝卸區。父母麻利地將車上的紙板、泡沫、鐵皮卸下來稱重。 收一車廢品大概需要兩三個小時，可以為李可家帶來100多塊錢的收入——在臨泉，這算好營生。 今年6月，李可辭工離開上海，回到臨泉。起初想做點自己喜歡的事，但鎮子不是上海，選擇寥寥，最後只好跟著父母收廢品。很快，她意識到廢品站不如她甩掉的上海客服公司。 在臨泉，像李可這樣的故事開頭有無數個。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去打工似乎成了臨泉人的生命烙印。彼時深圳一家合資企業電子裝配線的流水工人，因為多勞多得，收入已經是國營企業工人的三倍，這是當時就業市場里最時髦的事。 隨著第一、二代的打工人把珠三角、長三角的城市建設起來，他們順理成章地成了城市的主人，有房有車、過著體面的生活。可最近這些年，城市給外來打工人提供的機會越來越少。 從2021年開始，戶籍人口達到230萬的中國人口第一大縣——安徽省臨泉縣出現人口迴流。有在外務工的年輕人、農民工，也有準備回鄉頤養的將老之人。 與人口迴流相悖的是，臨泉因為出生人口下降，今年關停了50所幼兒園；回到縣城的人失落地發現，老家也並非應許之地。 城市和鄉村，各自朝臨泉人心裡射了一支箭，然後開始拉扯。 一、到不了的遠方 出去、回來、再出去、再回來——好多臨泉人用這幾個簡單的詞給人生下了定義。 李可計劃，在明年元宵節後再出發，可能回上海，也可能去東莞。總之，想擺脫那台和她一起被罵的三輪車。 她住的鎮子叫長官鎮，在臨泉縣南部的220國道旁，以雜技聞名。因為發展得還不賴，和楊橋鎮、姜寨鎮、鮦城鎮一道從臨泉縣23個鄉鎮中脫穎而出，並稱為「臨泉四小龍」。 「某某四小龍」這種叫法，已經是上世紀60年代的事了。 但「四小龍」還是撐起了臨泉的發展，且各有所長。長官做雜技文旅、楊橋有工業園、姜寨務農、鮦城以皮革和養豬見長。 為了配得上稱號，長官鎮在幾年前變了模樣。先是在鎮口立上了碩大的仿古牌樓，牌樓邊開著一家彩票站，門口橫幅寫著：本站點喜中大樂透1800萬、刮刮卡25萬。這個數字不斷挑逗當地人的神經。 穿過牌樓，是長約1公里的仿古老街。李可說，熱鬧的時候像上海城隍廟。 過了住宅區，長官鎮才露出和臨泉其他村鎮一般的真面貌。 磚石路面消失，由灰土路續上，四周是田野、魚塘和零星的農藥化肥袋，甚至有城裡人許久未見的油坊。廢棄平房門口的舊對聯掉了色：幸福生活、平安富貴。 廠區的招聘告示也在牆上張貼著，薪資：3500~4000元/月，現代工業可以精準捕獲每個農村的勞動力。 李可在這裡生活了19年。當她剛成了一名合格的勞動力，就被最近的鎮子吸引走了。 作為家中老大，她留在家也不輕鬆。 成績一般，高考落榜，在當地人眼裡，她的未來就已定型——相夫教子，承擔弟弟的學費。 所以她從家來到鎮上，在服裝廠做計件工，工資不超2000元；再後來又去了縣裡，但跟鎮上一樣，工資低、時間長。 當同齡人從鎮上去了更遠的地方，李可也總算說服父母放她走，代價是每月打回一半的工資。李可並不在乎這個，她離開是為了尋找機會改變命運，而不是困在並不耕作的土地上。 這一代外出打工的大部分人都認為，遷徙是一條追求更好生活的路。而且他們比上一輩更年輕、也受過更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鎮里人認為出去的都是「精英」，比留下的人更上進。 2017年春天，當李可走進上海，她在臨泉家裡長女身份消失了，這裡稱她為「流動人口」。 也就是李可的離開的那幾年，互聯網狂飆突進。 網購、外賣、快遞一下子鋪滿城市人的生活——臨泉的人口流動比之前更快了。根據官方的說法，280萬的戶籍人口裡，高峰期有80萬~100萬人外出務工，臨泉也成為全國勞務輸出人口最多的縣。 出走的臨泉人出現在全國各地，溫州江南皮革廠、廣東的電子廠、服裝廠。除此之外，不少人還在江浙滬的產業園和外賣行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他們還有面前的現實。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像是二等座的旅客，戶口、子女教育，醫療都被一扇透明門隔開。他們只是大城市裡的旅客。 李可沒想這麼多，她說自己很幸運，剛到上海就在張江找到了電商公司的客服工作，起薪7千，包住有提成。她在網線的這頭一坐就是6年，用的手機從vivo變成了蘋果。 上海的生活和縣城完全不同。收廢品是紙殼、塑料、銅線，幾角和幾塊錢一斤；在上海，一切都是數字：單量、金額、回扣，在鍵盤上敲打的頻率越快，收入越高。 當身體困在網線這頭，靈魂卻開始尋找一些無法量化的東西。她喜歡時不時地和幾個同鄉女生見面，為了能說幾句家鄉方言，排解心裡舉目無親的孤獨漂浮感。 這些年輕人在大城市裡，也會輕易地就消失不見。李可說雖然離家700里，但家鄉那股神秘的力量帶來的積習堅不可摧，也必然會牽扯到這些漂浮的人。比如，25歲沒結婚，肯定有問題，漂在大城市的許多「李可」們，都被這股力量扯回去解決問題了。 不過，6年讓臨泉發生了改變：高鐵通了、工廠變多，還有大潤發和即將開業的萬達廣場。父母把這種改變當作誘餌，哄著她趕緊回家；另一邊是2022年李可所在的公司生意變得蕭條，老闆砍了所有人的提成。 她上鉤了。 2023年6月，李可從上海虹橋站上了高鐵。沒想到，迎接她的會是一輛三輪小車。她說，縣城與城市一樣，都讓人迷惘。 二、留不下的縣城 迷惘不是共性，但在臨泉似乎會傳染與擴散。 徐笛少小離家，在大連干過水產，還在理髮店當過學徒。在外奔波14年後，今年初，也就是他的而立之年，回到臨泉，在解放路大潤發邊上的臨街店面干起了麻辣燙生意，租金3萬一年。 這是鎮上人流量最大，商業氛圍最濃的地方。按照大都市的說法，這裡是臨泉的中央商務區，是CBD。但徐笛還是覺得自己開店過於草率，草率得讓自己不足一年就開始迷惘。 離鄉多年，徐笛對縣城的感知早已弱化，雖然說大城市的一天就像縣裡的一年，但在城市化的浪潮里，縣城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需要的時間比城裡要短得多。這種改變不僅在外表上，原本作為精神故土的溫情鄉村，其價值觀也越來越趨同，所謂的鄉村愛情故事再難出現，人們眼裡幾乎只有一個標準——錢。 徐笛回憶年初回到老家，一出高鐵站，小時候蕭條的楊橋鎮現在已經成了工業園，農田被廠房取代。縣城中心的解放路和御園路周邊，有了各種小吃店，有些甚至24小時營業。北邊的臨泉開發區，囊括了汽配廠、食品廠、服裝廠等產業。 縣裡的生活也不像從前般無趣，酒吧、KTV、電影院一應俱全。平價的蜜雪冰城和喜茶相隔不到百米。總之，不論是縣裡還是村鎮，看上去一切都很繁華。 繁華生活的度量衡離不開錢——那是徐笛暫時沒有的。 他的賬單也這麼覺得：第一個月，日均營業額700元；第二個月：500元。現在則落到了每天300~400元左右。扣除成本，他覺得不如打工實在。 這幾年返鄉的人多，他只是眾多創業者中的一個。 數據顯示了臨泉最近幾年的創業熱。2014年，臨泉縣登記註冊的個體工商戶只有3萬多戶，但從2019年開始，這個數字翻了3倍，且新增工商戶大多都集中在起點和成本都比較低的餐飲業。 但進入2023年，熱度開始下降。按臨泉縣政府公布的2023年1~10月份全縣經濟運行情況簡析中顯示，臨泉縣第三產業完成投資下降21.0%——以餐飲為主的服務業悄然萎縮。 解放路上的奶茶店主張明說，街上店鋪流轉率很高，大約半年就得換一輪。 「縣裡人愛新鮮，新店頭幾個月生意都還可以，但只要某個瞬間，大家口味一變，生意立馬冷清」。解放路待久了，張明的「領主」意識開始出現，對那些剛從外地回到家鄉的創業者，他用「那些人」來形容。 「那些人，十個人裡面得『死』九個。」餐飲看起來就是一家店，但裡面的門道不比其他行業少。他還說那些人最後的去向無非是兩個，要麼留在縣裡干配送，或是買一輛流動餐飲車，混跡在解放路后街；要麼回到原本打工的城市。 徐笛剛把妻女在縣城裡安頓下來，不想又草率作出下一個決定，儘管他知道縣裡難混：收入低，消費高。 在臨泉，房價要5000~6000元/平；網吧台費7元/小時起；撞球、棋牌室也要28元/小時。以臨泉縣3000~4000元的月收入來看，徐笛不理解，人們的錢是哪來的？ 三、貧窮與富貴 人類進化史上，標誌著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化的「拐點日」並不多。比如，1765年紡紗機出現誘發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這是拐點。 在中國，拐點也存在：比如2003年1月5日，那天國務院發布了一項綜合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 沒過多久，廣大鄉村的磚牆上出現了為農民工說話的口號：出門去打工，回家謀發展；勞力流出去，財富帶回來。再之後，中國的人口大流動與融合拉開序幕，臨泉縣是其中之一。 實際上人口流向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打工潮在改革開放之後就出現了。臨泉人湧向工廠，然後在那些沿海城市定居，他們的收入一點一點地流向自己不動的故鄉，最後變成老家的自建房，廣大農村的面貌就是在那一刻開始出現變化，然後越變越快。 距離李可家的廢品回收大概100米，在一家花圈店右附近的服裝廠里，就能見到50多歲的周生。 改開之初，他聽聞南方的收入高， 就去廣州做服裝批發，賺了第一桶金，之後又輾轉溫州、義烏。積累了資源後，看中了臨泉便宜的勞動力，於是就把工廠辦在家鄉。 工廠看起來有300平，40多位女工在裡面毫不擁擠，她們每月可以加工2~3萬件服裝。 辦公室，茶几上放著幾疊暫未下發的訂單，其中有來自上海的大牌，訂單數額顯示11760件。以單件4~5元的加工價格來算，這份單子的利潤有4萬多。 周生說，這個單量不算多。他記得，2021年~2022年最高峰的時候，一個季度的訂單有10萬件，他的廠子消化不了，只能外發出去，賺點差價。 對周生而言，除去女工人均5~6千的工資，他留些利潤就行。孩子已經在縣裡的機關單位工作，房子買的是縣裡最好的碧桂園。 提起臨泉的窮，周生不置可否。 「人各有命而已」。 相同的話，在王營村村幹部口中也出現過，他說，「早年出去的人有的都發了。現在出去也不好混，但好過留在家裡。」 除了外出賺錢返鄉歸來的人之外，還有一些，則是趕上了好時代，是大家口中的拆遷戶。 那是2014年，在時任縣委書記治下：拉回來高鐵站、修路、招商引資。短短几年間，臨泉晴天泥土路、雨天「水泥路」的局面徹底改變，一舉完成從半封閉到處處暢通，從沒有鐵路到進入高鐵時代，從加工坊到廠房企業的大變革。 大興基建背後，幸運的當地居民分得了不少拆遷款，成了其他人眼裡的暴發戶。 但幸運兒是少數，普通人是普通的命。 最近兩年，臨泉的農業、養殖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村裡的農戶說，2022年蔬菜能到7~8毛/斤，到了今年降到3毛/斤，化肥每袋卻漲了3毛。 今年9月開始蔓延的豬瘟也讓鎮上養豬戶虧損巨大…… 作為縣城人，他們似乎並沒有太多選擇權——城裡需求左右了他們的未來。更為重要的是，當縣裡的人決定要將城市的生活模式生搬硬套進來之時，又發現與縣城的生態格格不入。 貧窮與富貴在臨泉像是一堵牆，富裕的人是臉面，貧窮的人是里子——李可和徐笛生活的地方成了鮮活的解釋。 四、艱難自救 經濟發展得太快，未必人們的靈魂發展就能跟得上。 很長一段時間裡，臨泉是被遺忘的。儘管隸屬安徽，但縣域三面緊鄰河南，跨省姻緣曾發生在臨泉的不少家庭。因為接壤河南新蔡縣，臨泉也一度是種植罌粟的重災區，被列為全國重點整治地區。直到現在，楊橋鎮深處的牆面上仍舊貼著禁種罌粟的宣傳紙。 直至2019年，臨泉縣的經濟有了實質的變化。當年，臨泉縣的GDP是369.7億元，但在2018年臨泉的GDP還只有211.1億元。其中主要的貢獻來自第三產業，2018年第三產業產值82.4億元，2019就升到了199.4億元，增量是117億元。 這或許與當年高鐵通車有關，那一年開始臨泉註冊的個體工商翻了三倍，就是張明說「那些人」涌回臨泉的時期。 高鐵改變了臨泉的產業結構，雖然吸引了漂泊在外的臨泉人回家，但也讓臨泉的人更容易外出。 以今年的數據為例，截止2023年10月，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完成投資下降20.8%；但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完成投資增長140.3%；第三產業完成投資下降21.0%。 人口優勢逐漸支撐起了臨泉的工業發展。 只是在這背後，像徐笛、李可這樣的90後很少。以徐笛的村子為例，村總人口大約300人左右，留在村裡的90後只有3人。而散落在縣城、村鎮里的服裝廠、屠宰廠、電子廠並不能覆蓋當地多數人所需的工作機會——外出仍是多數人的必選項。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在《強城時代》中將中國的縣城分為四大類：大城市周邊縣城、專業功能縣城、保障型縣城和人口流失縣城。據他的調查統計，在中國類似臨泉一樣的人口流失縣城有1870個。由於採訪方式與時間不同，該數據在龍瀛團隊的統計結果則是1506個（2010～2020年）。 陸銘書中曾提到，對於人口流出量較大的縣城來說，需要從治理理念上進行調整，一方面在農業上進行現代化、規模化的運營模式調整。簡而言之，縣城需要進行自給自足，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但對於人口流失縣城而言，背後的一系列發展問題幾乎是類似的——囿於傳統的產業結構與布局、不合理的財政資源分配、盲目的建設開發計劃、落後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提供、受擠壓的本土文化資源。 如今的臨泉縣，就像一個雙手抱著膝蓋的人，注視著那些沒有解開的結——和其他1000多個縣城一樣都在路上艱難前進。 12月11日下午，當地氣溫驟降十幾度，商業街的人少了一半。高鐵站內，旅客稀少。 晚上10點左右，徐笛關了店門。他照例看了手機上的收入，不到200元。他在注視回鄉的第一個春節。縣裡的人都說，一到過年，臨泉縣裡和村鎮都是人，到時候什麼生意都好做。 徐笛想著，到時候店裡會坐滿人，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意。 他或許忘記了在365天里，春節短得像個哈欠。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猛獁工作室
「有沒有一個人,教會了你成長，卻沒有陪你到最後。」——漫畫家·藤子F不二雄「逝於1996年9月23日」代表作品：《哆啦A夢》…… 編者薦語：今天的文章，再一次來自老朋友「8字路口」。這個早已消失在江湖上的公號，寫過太多對我口味的文章。這篇屬於童年回憶殺，符合8字一貫的以小見大，以某一個領域窺探一個時代的文風。 類似的選題，我也想過寫一篇，未必能寫得比這有意思。文章里提到的那些片子、那些角色，就和8字一樣，雖然如今看不到了，但曾幾何時，它們的陪伴，讓我們的生活，多了許多滋味。我們不該忘了它們。 1984年工作日的一天，遼寧電視台錄音棚。 幾個東北人，正在給一部島國來的動畫片配音。 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翻譯島國片，大家對日語台詞都沒經驗（不像現在），還特意請來了教日語的大學老師做指導。 就連這部片子的片頭主題歌，第一句應該怎麼翻譯，都得好好想想： 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各地，阿姨兮帶路 錄音棚里特意準備了一本《現代漢語詞典》，為的是能隨時能把東北話拉回到蒲通話。 劇組還指派了一名台詞監督，防止配音演員說到動情處，東北話脫口而出。比如把全片最後一句結束語說成： 就整到這，拉倒吧。 沒錯，這部片子，就是《聰明的一休》。 中國引進海外動畫片的歷史，已經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了。 不過，規模最大也最精彩的一次，還要數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全國人民普及電視和對外睜眼的時候。 和一休一樣遠渡而來的海外動畫片，陪一代人度過了整個童年。 01 《聰明的一休》，並不是從跟東北一衣帶水的日本來的。 而是繞了半個中國，從廣東來的。 那個年代的廣東，有一個奇觀：從高樓大廈到窮鄉僻壤，房頂上都豎著一片片的天線。 這些天線都是違法的，它們都帶著放大器，專門用來接收香港的電視節目。 隔壁的資本主義長啥樣，一目了然。 這讓廣東省政府十分頭疼。法不責眾，別說明文禁止了，出動消防車都沒用，只能用大功率干擾電台放干擾電波信號。 但香港來的老闆又不幹了： 連香港電視也不讓看，還算什麼經濟特區？我們的生產怎麼做？我們的信息哪裡來？ 這樣的特區，能讓我們有信心投資嗎？ 這最後一句話，非常能製造焦慮。於是，廣東只好在有中央領導視察的時候才放干擾電波。 後來廣東人民都習慣了，一看電視屏幕上出現雪花，就知道：噢，北京又來人了。 有一天，廣東人民的電視上又出現了雪花，這次來的是一位姓胡的老人。 在佛山，胡老人問一個縣委書記怎麼評價香港電視台。這個耿直的縣委書記說：您是想聽真話還是聽假話？ 胡老人說，那還用說，當然是想聽真話。 縣委書記等的就是這句話，馬上開講，還分了三個層次： 第一，香港電視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也不宣傳社會主義。 第二，香港電視的市場信息來得快，看了抓經濟有好處，就是廣告太多，商業味太濃。 第三，香港節目也不是黃色，最多穿穿泳衣。 很快，辦好廣東台就以政治任務的身份被提上了日程。廣東省特地給電視台划出一批外匯，去海外採購了一批電視節目。 其中就有《聰明的一休》。 《聰明的一休》原本輪不到廣東電視台。如果它沒有被央視先拒之門外的話。 央視的人看了樣片後，覺得是個好片子，但要在央視播出還得考慮考慮。 我的同事朱十一追女生，天天晚上拎著兩大瓶熱水去。女生說：你是個好人。 真實的理由是： 一休僧侶的身份及該片或會引發唯心主義和消極避世思想之類的爭議。 畢竟，改革開放的當口，怎麼可以佛系呢？ 在此之前，央視引進的《鐵臂阿童木》就讓領導很滿意。 當時正值國家卯足了勁要科技強國之時，這部由日本現代漫畫之父手塚治虫創作的科幻動畫片就十分應景。 比如阿童木的名字來自於英語單詞「ATOM」，意思是「原子」。簡直就是在給四個現代化高唱讚歌。 被央視放棄的一休，在這種情況下被廣東電視台買了下來。 中央這邊也覺得廣東偷看香港電視的事丟面子，特地發文，要求全國電視台向廣東台支援優秀電視節目，以加強與境外電視媒體競爭的能力。 然後，又召開了一次「支援閩、粵電視節目座談會」。因為，胡建那邊也面臨一模一樣的問題。 《聰明的一休》引進後的翻譯和製作，就是在這次座談會上，被外包給了遼寧電視台。 真接手了，東北老鐵們才明白了央視的顧慮。 原來，這部片子很不好翻譯，容易犯政治錯誤。 比如有一集，有個做豆腐的鏡頭，旁白說：豆腐是日本人發明的。 這簡直就是隨意歪曲篡改東亞歷史嘛。你咋不說小提琴是魯智深發明的泥？ 再比如另外一集，有一個情節：給新佑衛門相親。這也太少兒不宜了。 要知道，東北人堂堂正正地相親，還要等到6年以後，趙老蔫和馬丫丫演的那個小品。 於是，在翻譯的時候，相親這個情節就改成了： 收女徒弟。 02 當東北老鐵們還在冥思苦想怎麼讓一休符合中國國情的時候，一個美國鬼子已經瞄上了天真無邪的中國孩子。 這個鬼子叫邁克爾·艾斯納。他有一句惡狠狠的名言： 所有給人們提供娛樂和信息的公司都是迪士尼的競爭對手。 剛上任迪士尼總裁沒幾天，他就特地飛到北京，直奔復興路11號——央視。 當時，中國市場上已經有了一些盜版過來的美國動畫片，有些地方台偷著播。但要正式引進還是個大事，沒人敢做主，畢竟還在時刻警惕著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 艾斯納這次帶來的是看家法寶：《米老鼠和唐老鴨》。 米老鼠當時56歲，唐老鴨49歲。這對搭檔已經去過100多個國家，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頭號動畫巨星。 在一些地方，它們也引發了很多文化上的衝突。比如70年代芬蘭鬧經濟危機，有人建議停播唐老鴨。停播的理由是： 這隻鴨子從來不穿褲子，而且總是和一隻未婚的母鴨子在一起打打鬧鬧。 在中國，米老鼠和唐老鴨在上世紀30年代就以電影版的方式在上海、南京放映過。剛巧當時的央視少兒部主任徐家察是上海人，當年就是它的小觀眾。 於是，在她的力推下，央視一次購買了104集動畫片的版權。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資本主義果然還是要警惕的。 迪士尼和央視的談判一直持續了整整半年，帶來的協議書厚厚一沓，什麼播放權、播放時間、版權保護，都是當時的中國人民沒見過的詞兒。 比如，這104集的動畫片只能在央視播出一次，不得重播，也不得複製、出版任何音像產品。而且，如果發現中國其他地方有人盜播，央視必須前往制止和問責。 迪士尼的版權意識絕對能說地表最強。他們發現中國有好多盜版的米老鼠，就把所有的商標都註冊了一遍。 有家糖果公司，做奶糖的，本來從30年代起，就在奶糖包裝上印米老鼠，很受歡迎。這下不得已改成了大白兔。 對，就是那個大白兔。 引進之後，就是配音。美帝的霸道一覽無遺。 他們規定，配音演員必須海選，每個人要把自己配的片段錄下來郵到美國，由美國人最後敲定。 尤其是唐老鴨，這個全片台詞最多的角色。 其實，原先有個二十歲的小伙，模仿鴨子叫聲很像，已經被欽定為中國版唐老鴨。不料，他剛配了十集，就被派到外地出差了，只能換人。這事成了他的終身遺憾。 22年以後，他主演一部戰爭大片，扮演一個中國軍官，狠狠揍了美國人一頓。 最終確定的配音演員，是剛在央視86版《西遊記》里，給六老師配過音的另一個年輕人，李揚。 李揚下了很大功夫，學習怎樣做一隻真正的鴨子。 為了多聽鴨子叫，他故意在鴨子屁股後面追，嚇唬它們。還用了很多民間偏方，比如學烏鴉叫。 剛剛說過了，徐家察主任小時候就是上海灘的小觀眾，是看過美國版唐老鴨的。懂行的當領導，這可把李揚坑慘了。 她親自擔任這部中美合拍動畫片的首席觀眾。 經常，她因為覺得李揚的鴨子味不夠，或者太重，讓他再來一遍。 有時候一來就是20遍。 從1986年到1990年，每周日晚上六點半，央視一套都會播放一集《米老鼠和唐老鴨》。千萬名中國孩子都坐在電視機前，眼巴巴地等著那二十幾分鐘。 被吸引的，還有數不清的大人。報紙刊登文章說： 《米老鼠和唐老鴨》提供了一個讓成年人「合法」地大笑一場的園地。 不料，剛播出十幾集時，央視突然收到了迪士尼的舉報，說上海台把動畫片錄了下來偷播。 上海台當時和央視是平級，央視管不著，最後找到廣電才擺平。 沒幾天，迪士尼又打電話過來，說廈門的渡海輪上又有人在偷播。折騰得央視疲於奔命。 1988年春晚，李揚被邀請參加，他的節目就叫《孫悟空和唐老鴨》。 在這個節目里，李揚一會兒裝成孫悟空，一會兒裝成唐老鴨，文體兩開花。 之後這麼多年裡，他再也沒吃過鴨子。 03 美帝國主義的風吹來了就不走了，還一陣更比一陣猛。 1984年，美國一個叫孩之寶的玩具公司，為了賣玩具，和漫威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漫畫。 沒想到，他們打造出了一個跨越世紀的超級大IP：變形金剛。 主角是兩伙會變形的機器人，一邊是好人，老大哥叫擎天柱；一邊是壞人，代表人物威震天。這兩撥機器人從外太空打到了地球。 實際上，這兩個名字都是翻譯到中國來的時候特意取的。 擎天柱的原文是Optimus Prime，意思是「頭號領導」；威震天的原文是Megatron，這個詞幹脆沒法直接翻譯，像香港就直接給他用了音譯，「麥加登」。 中國的孩子們本來是會辨別好人壞人的。好人都是濃眉大眼，壞人都是賊眉鼠眼。這下不管用了，好人壞人都是一張鐵臉，咋分辨呢？ 還好，另外一個簡單粗暴的方法誕生了。分辨好人壞蛋，就看他是變成汽車還是飛機。好人叫汽車人，壞蛋叫霸天虎。 好多孩子都對坐飛機有陰影，就是因為怕它是壞蛋霸天虎變的。 孩之寶帶著這部動畫片，以及衍生出來的玩具，把160個國家的羊毛薅了個遍。1986年，他們終於盯上了中國。 結果，央視看完樣片，冷冷的回了一句話： 太多戰爭和打鬥的場面，不適合中國國情。 央視可能忘了，此時此刻，西南邊境正在進行自衛反擊戰，兩山輪戰已經打了兩年多了。 最後，孩之寶找到了上海電視台，本來上海台也在糾結，但對方說： 只要能播出，近百集的《變形金剛》就全部免費送給上海電視台，不要一分錢！ 隨後，北京台、廣州台也跟孩之寶簽署了類似的協議，免費播出。 Freedom is not free，這些免費協議都有其附加條件。 廣州台在播出時，必須附帶一分半鐘的變形金剛玩具廣告； 廣州台下屬的廣州電視節目復錄中心擁有40多台復錄設備，在全國首屈一指。該中心必須幫助孩之寶複製《變形金剛》錄像帶，提供給全國其他城市的電視台…… 沒錯，全國各地的電視台，都中了孩之寶的圈套，成了它的免費宣傳工具。 […]
在中國共產黨前獨裁者毛澤東冥誕日到來前夕，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文讚美毛，並聲言中共如今又有了毛一樣的領導人習近平，「這是黨和國家之幸、人民之幸、中華民族之幸。」習近平及其宣傳機器高調讚美毛勾起當今中國一系列禁忌話題，其中包括毛差點整死習的父親，以及讚美毛的倫理道德問題。 一連串禁忌話題的由來 12月26日是中國共產黨前獨裁者毛澤東130歲冥誕。中共一度雖然也承認毛澤東給中國、給中共帶來大災難，但一直沒有對毛澤東的過錯或罪過進行清理或批判，反而一直維護毛澤東的旗號。在今年的毛澤東冥誕日到來之際，中共當局更是再度擺開要大力紀念的架勢。現在許多中國人在猜測習近平是否會再度率領中共最高領導班子去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瞻仰毛澤東遺體。 毛澤東死於1976年，那是他發動的被中共稱作浩劫和災難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10年。自他1976年死去以來，毛澤東在中國一直是一個爭議人物。許多中國人因為他造成的一系列災難使他們和親友身受其害，對他感到痛恨、憤恨。也有許多中國人認為毛能力超凡，他能造成一個接一個的災難，顯示了他是個貨真價實的凶神，因此他們對毛頂禮膜拜，並希望由此得保平安。 毛澤東製造的一系列災難使中國人幾乎無一倖免，毛的受害者也包括自命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中共當今領袖習近平及其一家。習近平還在上小學的時候，他的父親習仲勛1962年被毛安上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罪名打入黑牢，差點被整死。習近平的正規教育被毛澤東截斷。 作為中共高級領導人，習仲勛其人、其言、其行有一些爭議，但對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子來說，習仲勛是一個毫無爭議的好丈夫、好父親，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然而，毛澤東卻以離奇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罪名對這樣的一個好人和偉大的人痛下殺手，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子對這一事實竭力迴避，堅持高度讚揚差點整死習仲勛的毛澤東，當今中國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一系列禁忌話題由此而來。 這些禁忌話題包括，持續讚美一個差點要了自己親生父親性命的人，這是否違反中國最基本的傳統倫理道德，是否違反孝道？當今中國民間由這樣的一個禁忌話題生髮出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這就是，習近平不是習仲勛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 撇開中國傳統文化的孝道不談，讚美以莫須有的罪名差一點要了一個無辜的人的性命的人，如此讚美有謀殺行為的人，這顯然也不符合號稱代表最先進的階級和最先進思想的中共的倫理道德觀。於是，又一串當今中國禁忌話題由此而來：為什麼進行這樣的讚美？如此讚美目的何在？讚美者是否是要對當今中國人發出信號，習近平不忌諱甚至有意在當今中國擔噹噹年毛的凶神角色？ 在很多觀察家看來，這些問題不僅是中共當今領袖習近平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習近平所代表的作為中共紅二代（即中共打江山元老的子女）的普遍問題。許多中國人，包括中國事務專家胡平都注意到，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紅二代幾乎無一例外都有不講是非、不講道德的問題。他們都喜歡讚美他們的父母是多麼好的人，是多麼過硬的革命家，但對把他們的父母往死里整甚至整死的毛澤東卻不是讚美有加，就是拒絕譴責，在他們的父母受毛澤東迫害時，他們也沒有為他們喊冤的記錄。 中國的禁忌話題 海外的自由議論 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反覆強調要同歷史虛無主義作鬥爭。但許多批評者指出，他以及他的宣傳班子恰恰是竭盡全力推行歷史虛無主義，令中國的年輕人無從知曉中共建立政權以來的許多重要歷史事實，無法對相關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做出恰當的評價。 例如，當今中國很多年輕人不知道，1962年毛澤東突然對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使出重手進行無情打擊，其公開的理由是，「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然而，習仲勛本人不會寫小說，也沒有策動任何人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儘管如此，習仲勛還是被長期打入黑牢。中國官方媒體一度報道說，在長期單獨監禁之後，習仲勛等到再見到習近平和他的弟弟習遠平的時候，已經分不出哪個是近平，哪個是遠平。 在毛澤東冥誕即將到來、習近平讚美差點取了他父親性命的毛澤東的現象如何認識和理解的問題依然是當今中國的禁忌話題之際，許多中文互聯網用戶聚集到美國之音中文網X（原先的推特）賬號下就這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禁忌話題發表他們的看法： ——毛澤東的鬼魂附在了習主席身上了！ ——（習仲勛）也許不是他親爹 ——毛主席不整他爹，他都會舉報的 ——（習近平）看上去不象不孝子孫啊 ——小學生狠起來，連自己親爹都不認的意思 ——從古到今，帝王家殺親爹親兒子的都多得去了 ——（習讚美毛）說明兩點：一是習的黨性高於人性；二是習為了權力哪怕認賊作父也在所不惜。 ——讚美已逝獨裁者是為了美化現獨裁者，為自己獨裁製造合法性。 ——也許他從（毛把他父親往死里整的）那時候起開始崇拜那種生殺予奪的權力。。。 ——這種問題真不值得討論，為了權力指鹿為馬也可以，殺父弒子也可以，歌頌一下已死的仇人有什麼？ ——屁股決定腦袋，習現在所處的位置決定了 他不可能回應毛給國家、給習家庭帶來的災難，而是要從毛那裡獲得自己的統治合法性。到時必定與去年一樣，大力開展「中國人擁毛擁習」的宣傳。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始人，也是一個獨裁者，他在世時無法無天亂搞中國，在民間仍有許多崇拜者。即使當時毛把習的父親習仲勛打入地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毛澤東重生，他依然第一個就會革習近平的命，但是習近平知道他的獨裁統治仍然依賴於毛建立的國家及共產黨，只能厚著臉皮去讚美毛。 ——他（習近平）說，（毛澤東生前和死後）前後兩個三十年是互不相悖辯證統一的。（這）意味著習仲勛被毛定性為反黨份子打入黑牢差點整死是正確的，此不應該被翻過來 為習近平讚美毛辯護的聲音 在美國之音中文網X賬號下，在眾多抨擊和嘲諷習近平讚美獨裁者毛澤東的聲音當中，也有為習近平的做法辯護的聲音。在一些觀察家看來，在如何為差一點整死習近平的親生父親習仲勛的毛澤東辯護的問題上，這些習近平支持者的說辭顯示他們顯然沒有得到中共宣傳部門的指令，因此他們的說辭顯得破綻明顯，甚至有損於中共，形成一種類似於所謂高級黑的效果： ——又不是毛澤東批鬥他（習仲勛）的。扁平化認知文化大革命是西方的一貫宣傳策略。 ——習近平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的，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倒是有一群歐美主子和資產階級走狗和漢奸奴役中國十幾億老百姓，這種偉大的歷史成就能因為習近平的父親被冤枉就改變嗎？像反賊漢奸在美國空調長霉都能怪中國共產黨，毛澤東！ 我只能說，你們修一萬年後再來問這個問題吧。 ——（習近平）膽敢不讚美（毛澤東）嗎？！鄧（小平）上台後處處與毛對著干，結果搞出個六四事件，還有把香港和澳門給搞成現在這個樣子！至於鄧搞應試教育，更是讓仇恨中共的人從廣東排隊到北京輪流著顛覆和消滅中共！這正是一報還一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辰一到，一切都報！ 習仲勛在毛死後的言論 僥倖挺過了獨裁者毛澤東的殘酷迫害大難不死的習仲勛在毛澤東死後表示，中國應當走文明的道路，應當追求法治，不要人治，不要再依靠偉大領袖發號施令治理國家。 習仲勛在世時還表示，中國應當認真考慮立法，保護不同的意見。他說，「如果對現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還有可能改革嗎？」 在一些觀察者看來，習仲勛的上述說法顯然是跟其兒子習近平所大力推行的「規矩」相左。習近平給當今中共黨員以及中國人立下的規矩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無條件跟中共領袖即他習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議中央，否則就是嚴重犯罪，必須嚴懲不怠。 現在人們還不清楚，假如習仲勛還活著的話，他是否會被習近平打入牢獄。
幾乎憑一己之力把中國轉基因主糧合法化的進程推遲了十年，讓外資從中國多賺走數百億美金，崔永元，如今終於可以功成身退，深藏罵名。 很多反對轉基因的人都不了解的一個事實： 從2000年第一期進口轉基因大豆抵達港口開始，中國人吃轉基因玉米和大豆製品已經超過20年時間，只是這20多年裡，所有的轉基因玉米大豆都只能從國外進口。吃轉基因食品的是中國人，賺錢的是美國和巴西、阿根廷的公司。 同樣一種食品，進口的合法，國產的卻非法，這樣的魔幻現實持續了整整23年。何以如此？是中國公司開發不出轉基因玉米還是中國農民種不來轉基因大豆呢？都不是！ 中國的種子公司在十年前就已經擁有成熟的轉基因品種，中國農民早在20年前就想要種植更高產更省心的轉基因作物，但是在某些人的蓄意蠱惑誤導之下，全社會反對轉基因的輿論一再阻撓，使得國產轉基因品種遲遲不能合法種植在中國的耕地上。 直到今天，隨著農業部正式批准第一批轉基因玉米和轉基因大豆品種生產經營許可證，中國公司終於可以憑藉科技實力去和國際巨頭爭奪轉基因的市場份額，中國農民也終於可以合法地種植效益更高的轉基因品種。 此次獲批轉基因農作物生產經營許可證的28家種子企業，全部是中資企業，獲批上市的轉基因品種，全部是國產知識產權品種。 這樣的好消息，應該用擴音喇叭在崔永元耳邊循環播放10086遍。 我知道看到這裡的讀者們會有很多疑問，作為生物工程專業畢業的資深農業記者，作為曾經連續一百天公開食用轉基因食品的科普博主，我給大家解答一些關心的問題。 第一，轉基因食品能吃嗎？安全嗎？ 這道題的標準回答是：經過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經批准上市的轉基因農產品和傳統農產品一樣安全。 但是我知道，這樣的回答沒有鳥用，科學界、科普界反覆嘮叨了二三十年，不信的人仍然不信。不過從今天起，這個答案不重要了，愛信不信，隨便。 中國人食用轉基因農產品超過20年，美國人食用轉基因食品超過30年，今後全世界人民還將繼續食用轉基因食品，以及更新技術的基因編輯農產品。反正我們人均壽命還在增長，中國人也沒有斷子絕孫。 不管你支持還是反對，現在合法了，塵埃落定了。 區別在於，以前所有的轉基因玉米、大豆全都是外國開發與生產的，今後中國企業和中國農民也能參與其中了。我想，但凡對這個國家還稍微有點感情認同的人，很難不支持。 第二，今後我們會吃到哪些轉基因食品？ 對於消費者來說，今後能夠在中國市場上吃到的轉基因食品主要有以下幾類： 蔬菜水果其實只有一種，是轉基因番木瓜。 糧油類有4種，分別是轉基因大豆油和豆製品，轉基因玉米油和玉米製品，轉基因菜籽油，轉基因棉籽油。其中轉基因油菜籽還只能依靠進口，其他幾種都可以國產了。其他的，沒了。 傳說中的轉基因大米、番茄、辣椒、紫薯，統統都還沒有合法上市，現實中也沒有規模化種植，你想買也買不著。 第三，國產轉基因大豆玉米合法化之後，會衝擊中國的農業嗎？ 恰恰相反，轉基因國產化會顯著強化中國的農業與種業競爭力。 一方面，當前批准的轉基因大豆和玉米都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品種，農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獲得更多的收成，無論是對糧食安全還是農業競爭力來說都是大好事。 另一方面，國產轉基因品種的批準會加快中國種子產業的整合速度，有了龐大的國內市場作為支撐，國內種子企業也能有更多資金投入科技研發，進而把中國培育的轉基因種子賣到全世界，嘗嘗用生物知識產權賺取外匯的滋味。 雖然遲到了10年，但總比不到要好。 第四，國產轉基因大豆玉米合法了，以後是不是可以不用從國外進口糧食啦？ 呃，這就過於樂觀了…… 中國現在每年從國外進口上億噸糧食，主要是大豆、玉米、小麥等，其根本原因是中國耕地面積不足以支撐當前中國人口的食物結構。我們有18億多畝耕地，完全自給自足還差4億畝左右。 國產轉基因玉米和大豆合法化之後，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耕地矛盾，可以預期在幾年後能減少一些糧食進口，但要指望以後都停止進口，那不現實。轉基因技術固然厲害，但也沒厲害到這個程度。 這次國產轉基因合法化的歷史性突破，最大的意義是讓中國種子企業和農民獲得了平等的市場機會。 進口的合法國產的卻非法，這種違背基本常識的事情終於撥亂反正了。 小崔啊，你聽到沒？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出生於80年代的維吾爾人戈賈（Ghoja）在2015年經歷了重大轉變，當時中國當局開始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讓他們可以自由出國旅行，並鼓勵居住在國外的人回國。他抓住機遇，從國外回到新疆，在家鄉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為確保安全以及擔心他在中國的親戚和同事可能受到影響，該人以戈賈（Ghoja）為化名，並明確要求美國之音不要透露他的真實身份以及他目前居住的第三國。 然而，到了2017年年初，他面臨了一次嚴重的轉折。戈賈因涉嫌「境外旅行罪」被捕，經歷了一周的審訊和虐待。 戈賈回憶道：「我被當地警方逮捕，並被審訊了至少一周。他們讓我坐在老虎凳上，我被剝奪了數天的睡眠。他們會問從我出生到現在的一切。」 後來，戈賈在集中營（中國當局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度過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期間他被迫為一家中國電子公司工作至少六個月，工資微薄，最終於2019年底獲釋。 獲釋後，他利用自己以前的政府關係在當地跟人共同創辦了一家企業，希望與新疆的強迫勞工計劃保持距離。 2023年一個維吾爾人的出國遭遇 戈賈表示，2023年，為了將新疆描繪成自由之地，中國當局有選擇性地發放了護照。戈賈決心逃避監視，通過了一系列官僚程序，在包括一家公司在內的擔保人的幫助下獲得了中國護照。 「在中國，你無法與任何漢人分享你的經歷。你必須成為一名演員，向漢人或公司隱瞞一切困難。如果你告訴他們真相，沒有人會提供幫助你獲取護照，」戈賈說。 儘管身已經在國外，但他越來越擔心的是他仍然面臨來自中國當局的詢問。 「儘管我在國外，但當地的警察和居委會官員仍然聯繫我，詢問我在哪裡、什麼時候回中國，」戈賈表示。「我現在還沒有自由，因為我非常害怕中國的手臂伸向我。」 戈賈透露，從2019年底開始，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中國政府關閉了一些拘留設施，將其中一些改造為中國公司中被脅迫的維吾爾工人的宿舍，而其他一些設施則作為政府認定為「不安全的個人」的拘留場所，即使他們並未犯罪。 2023年新疆局勢演變與中國政府的敘事努力 丹麥人類學家魯恩·斯汀伯格（Rune Steenberg）是捷克奧洛穆茨帕拉茨基大學的高級研究員，他致力於新疆和維吾爾研究近十五年。十年前，他居住在新疆南部喀什噶爾，進行了一項為期兩年的維吾爾民族親屬關係的綜合研究，深入研究了婚姻傳統、風俗習慣、邊境貿易以及維吾爾知識分子的作品。 從2017年起，斯汀伯格將注意力轉向該地區的大規模監禁和暴行問題。然而，由於中國政府在2017年加強了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監禁，他無法訪問新疆。儘管如此，斯坦伯格未受阻，將研究重心轉向了與新疆接壤的中亞國家，與離開新疆的維吾爾和其他民族進行了訪談。這使他能夠收集第一手信息，以繼續研究不斷演變的新疆人權狀況。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也開始關注中國的宣傳，尤其是更微妙的中國宣傳，包括來自該地區的網路影響者和維吾爾網路影響者，」斯汀伯格說。 在最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斯汀伯格深入探討了2023年新疆維吾爾社區不斷變化的局勢和面臨的挑戰。他討論了中國政府的宣傳舉措，以及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在這一時期對於有關新疆的敘事的應對。 「在2023年，我們看到了該地區發生了相當多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結束，以及對中亞邊境的部分和不斷擴大的開放，尤其是哈薩克與中國的邊境，」斯汀伯格指出。 根據斯汀伯格，儘管大多數所謂的再教育營可能不再運作，或其中一些已完全關閉；其中一些以非常低的容量運行，但人們仍然在被監禁。 「人們仍然被監禁和判刑，那裡仍然有大量的監獄人口，」斯汀伯格說。「特別是那些在2017年、2018年被判刑的維吾爾人，2023年被監禁的人數並沒有真正減少多少，我們實際上看到了之前曾經被關進再教育營或其他類型拘留的人被重新逮捕，以及2023年之前未曾被拘留的人們的新逮捕。」 斯汀伯格指出，2023年，中國政府在新疆的監控重點不斷發生轉變，從安全和治安措施轉向更加強調高科技和行政單位的控制。其中包括城市地區的社區（居委會）和農村地區的大隊、小隊，限制了人們的流動性和時間。 斯汀伯格強調，這些流動性限制和阻礙了人們像以前一樣尋求勞務遷移的自由，迫使他們參加國家組織的強制性勞工計劃。 「維吾爾人現在找到工作變得如此困難，」斯汀伯格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經濟上被迫參與這些計劃，而統計數據中看起來有更多人在就業，是因為他們過去從事非正式就業。但實際上，當他們失去了土地時，他們也失去了謀生的手段。所以，他們之前未必是失業，只是在從事不同類型的工作而已。」 「2023年，新疆當局的另一個轉變是加大宣傳力度，」 斯汀伯格指出。他表示，中國政府已加大努力，試圖通過創造由政府主導的「新疆故事」來塑造圍繞新疆的敘事，將其描繪成一個發展、和平和民族和諧的地區，以轉移注意力，避開有記錄的人權侵犯。 斯汀伯格表示，中國政府的努力不僅限於國內受眾，還針對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內的國際受眾。 「新疆被描繪成一個美麗的地方，人們幸福地載歌載舞，再加上殖民敘事，在國內外都有所呈現，」 斯汀伯格說。「政府邀請國際媒體親眼見證其精心策劃的新疆版本，同時掩蓋陰暗面，例如集中營地的存在、再教育和政治灌輸。」 中國大使館就新疆局勢表態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在回復美國之音媒體詢問的電子郵件中強烈捍衛了中國的立場，闡述了中國政府對「新疆問題」的看法。 「在社會治理方面，利用現代科技產品和大數據改善社會治理是一種普遍的國際做法。」劉鵬宇說。「在新疆合法範圍內在公共場所安裝攝像頭並不是針對任何特定族群，而是旨在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預防和打擊犯罪。這一措施得到了各個民族群眾的廣泛支持，因為它能夠使社會更加安全。」 在談到對行動自由的擔憂時，劉鵬宇強調了中國對法治的承諾。「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他說。「中國政府保護中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出入境權利等合法權利。新疆從未限制維吾爾和其他民族的遷徙自由。」 關於強制勞動這一問題，劉鵬宇否認了這些指控，稱其毫無根據。「所謂的『強迫勞動』不過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反華組織和個人捏造出來的謬論。」 劉鵬宇進一步強調了新疆在擺脫深度貧困方面的成功，表示：「新疆成功地克服了深度貧困的陣地，使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 2023年中國成功引導多數穆斯林國家支持 駐華盛頓的維吾爾活動人士阿爾斯蘭·希達亞特（Arslan Hidayat）表示，中國政府在塑造2023年維吾爾人權狀況的敘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希達亞特指出，中國有效地獲得許多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的支持，顯示出重要的外交勝利。 根據希達亞特的說法，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對於與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的外交戰略顯著升級。這次外交活動激增的特點包括強調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等舉措。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戰略性地營造了一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對中國穆斯林的遭遇不表達擔憂的環境。因此，當中國加大對維吾爾人的鎮壓，並被美國和一些西方議會正式認定為維吾爾種族滅絕時，這些國家選擇不表達反對意見，反而支持中國。 「[當]習[近平]上台時，迅速趕到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並建立關係，因為他需要這些國家，」 希達亞特告訴美國之音。「他們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旦中國爭取到了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的支持，就能夠對維吾爾人進行積極種族滅絕，而沒有受到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的太多抵抗。」 希達亞特強調，在這些國家的穆斯林在網路上對中國對待維吾爾人的抵制時，中國政府迅速派穆斯林占多數國家的代表團前往新疆。然後，這些代表團將參觀北京精心策劃的展覽和博物館，這些展覽和博物館將維吾爾人描繪成以維吾爾自由的名義進行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