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之后，那些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从温润繁华到满目疮痍。 对于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显得是那么“不公平”。面对赶来救援、采访的外来者们，陈家村人毫不避讳地讲述着，从前的贫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这里曾经的生计是种田、养牛羊，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日子因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这几年越走越远，一直到了东南沿海的电子厂。县里还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补助、给稳定务工的代表发奖金。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谋求改变，“走出去”是自上而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当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之后，一场地震提醒了年轻人对这里的重要。从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再到将来的定损重建，都离不开赶回来的青壮年操持。以后怎么办？去留两难。一户户贴着“危房”的院子里，塌落的是打工攒下的十几万积蓄，“家里没钱了啊”，还是得走出去。 一场地震之后，这里依然是那个需要更多关注、帮助的地方。 “我要回去” 今年9月，29岁的绽玉娟第一次出远门，她和丈夫离开大河家镇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最后站在了一台“和麦子收割机一般大”的机器前。夫妻俩都有些发怵，“这我怎么能干得了？” 他们在一家生产儿童扭扭车、溜冰鞋的工厂打工，绽玉娟的工作是给扭扭车装上按钮，然后送检、填写报表。老员工讲了半个小时，就让她自己上手。她从没填过报表，遇到不会的地方，就跑去拽拽别人的袖子请教。到第三天，她已经像个熟练工，还可以帮帮没太学会的丈夫。 三个月过去，她已经适应了这份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收入四千多元的工作。12月19日这天是绽玉娟的夜班，零点后，刚放下手里的活儿，她看到丈夫发来的消息：村里有房子塌了。几分钟后，又有同村工友打来电话，家里地震了。 她立即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女儿告诉她，一家人都平安，但婆婆40多岁的外甥被压在房子下，家里人正在帮忙救援。 陈家村正在经历慌乱一夜。地震来临时，有村民在睡梦中被晃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往外跑；有老人和小孩还没反应过来，被倒塌的墙面和屋顶埋在了下面。 跑出来的人们聚在广场上，陈家村微信通知群里，消息不停弹出：谁家房子塌了，谁家的人被压在下面了……村民们相互帮忙，在一堆堆砖块和木头中间，寻找着他们的亲人或是邻居。 救援力量到达时，村内大部分遇难者的尸体已经被抬出来，放在空地上。四社一位村民说，陈家村共有七个社，遇难者有二十余人，其中四社有八人遇难。 婆婆告诉绽玉娟，大家跑出来以后没有地方去，在村里空地上点燃玉米秆，围着坐了一夜。一整晚，绽玉娟和同在厦门的亲友们都盯着网上的直播，讨论着要不要回家。有人说，回去也帮不上忙。“我要回去”，她对丈夫说，“把孩子抱在怀里面，跟他们睡一会儿、玩一会儿也是好的。” 这天，光她知道的，至少有14个在厦门打工的老乡要赶回去。其中，一位和绽玉娟同村的朋友被告知，母亲压在屋子里已经确认遇难，他急匆匆搭上了最早一班飞机。 绽玉娟和另外四个人结伴往回赶，路上，他们讨论着村里的救援情况、可能收到的经济补偿，没有人提起和死亡有关的事。晚上八点多，在从兰州机场到陈家村的路上，绽玉娟收到朋友发来的视频，孩子们和奶奶坐在帐篷里，身上没看到明显的伤痕。 绽玉娟他们五个人赶到陈家村安置点，已经是20日凌晨一点，村民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歇下。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16度，五个人站在帐篷外围着火炉取暖，因为回来太匆忙，他们的身上都只穿着单衣。绽玉娟急着见孩子们，可电话打不通了。 夜深了，帐篷内慢慢安静下来，只有救援人员还在忙着安置刚回来的人、给没有厚衣服的村民找棉大衣。被安排在一顶帐篷落脚后，绽玉娟盯着一个睡去的女孩看了好一会儿，走到女孩脚边问，“这是？”孩子掀开被角，露出全脸，她有些失望——不是大女儿。 震后的第二晚，她又是一夜没睡。早上七点半，夫妻俩挨个掀开帐篷门帘，叫着孩子们的名字。在同排最里面的一个帐篷，终于有人应声，小儿子见到绽玉娟，抱着她亲个不停。 “不让冬天闲着” 19日零点30分左右，已经睡下的马木海麦接到了堂弟的电话，“你快来”，堂弟语气急促，“两个小孩被压着了，没了”，说完，便匆匆挂掉了电话。 回家路上，马木海麦的脑子一团乱。一个月前，他通过劳务介绍到广州工作，这是近二十年来，他头一次出远门打工。过去，他总念着孩子还小，不想离家太远。如今，四个孩子中，大女儿和二儿子已经成家，最小的老四也已经九岁。他想，该出去赚点钱了。 地震的前一天，他和家里打视频，儿媳说两个弟弟太过调皮，他叮嘱两个孩子，“爸爸走了，你们要把嫂子的话好好听。”视频里，孩子笑着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两到三个月，爸爸就回来了”，他说，那时候春天来了，临夏暖和点，就在家附近打点零工，能多陪陪家人。 19日下午2点多，马木海麦赶到陈家村，看到两个儿子躺在空地上，“没办法，送（下葬）掉吧”。 在这场地震中失去孩子的，还有同村另一位打工者佘满素。他原本计划着，等来年三月回家的时候，从惠州买一辆小自行车，那是19号晚上打视频电话时，他答应女儿的。作出承诺几个小时后，就传来了女儿去世、母亲和老婆受伤的消息。 一年365天，佘满素像候鸟一样，在南北方辗转，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西北的冬天太过寒冷，工地没法开工，为了不让冬天闲着，村里大部分务工者会去到南方城市——那里的厂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夏天，佘满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杂活，十月底，他回到积石山待了十几天，便又和同村的两人结伴去到广东惠州，到一家电视机工厂打工。 他的任务是给电视机配件打上螺丝，每天工作约10小时，时薪是19元，这是经过几手劳务公司“层层抽成”后的价格。佘满素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这对他来说算是份不错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砖轻松许多。他说，如果文化程度高点，就可以找到时薪30元的岗位。 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满素还是无法习惯没有孩子在身边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时间，他就通过视频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今年，他18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开启了家里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外出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佘满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陈家村，无工可打的时段从十一月开始，持续到来年二月底，如果不出去，四个月的收入为零；以厂里每月五千元的工资为例，外出一个冬天，可以多赚两万元。 出于同样的原因，绽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离家，坐上了去厦门的动车。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在积石山周边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间，一个月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绽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养不活”。 “这里一年四季都这样吗？”刚到厦门时，绽玉娟对这座南方城市充满好奇：冬天路上也能看到花花草草，气候不像西北那样干冷，闲暇时，坐两三站公交就可以到海边，脚踩在沙子上面，软软的。 一天24小时里，她无数次会想起孩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三岁的小儿子：“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哭，有没有闹？” 下班后到公园散步，看到别的父母带着孩子在沙滩上玩，绽玉娟总会心生羡慕，“要是把我的孩子带过来，也在这里玩，应该会很好。”她想起以前的夏天，他们一家人常带着零食到黄河边玩耍，看河里的人游泳。 第一次到海边，绽玉娟给孩子们打视频，女儿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而有些嗔怪，“你们去哪里玩了，都不带我。”这让她心里过意不去，再到景区时，她只敢拍张照片发过去，配上一句：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我带你来这里。 她喜欢厦门的生活，自由、湿润，与之相对的，陈家村则代表了封闭、落后与枯燥，除了回娘家和到亲戚家串门，她几乎很少出村，到了冬天，没事干，也没有钱赚。 “被迫离开”的无奈 一位77岁的低保户说，“如果不是这（地震），没人会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穷。”他和老伴、孙女住的没抹外立面的水泥砖房，是四年前政府给低保户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旧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错的。 积石山县曾是国列省列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9年，全县2989户13546人脱贫，5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县630户2821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1389户5989人边缘易致贫人口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与积石山县建立结对关系，厦门也成了当地外出务工的首选城市之一。记者采访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他们就职的岗位集中在电子产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饮服务等行业。 找到小儿子的那天早晨，小儿子问绽玉娟，“你还要不要走？” “我要走。”她说。 “能不能不走？” “不走，在家里没钱呀。” 大女儿没有说话，站在一边流眼泪。 三个月前，她和丈夫去厦门那天，女儿也是这样哭，小儿子紧紧抱着她，不让她离开。 对于这种“被迫外出”的无奈，在积石山县从事多年劳务中介的马元深有体会。每年8月份开始，来向他咨询招工的人就多起来。他说，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个月只能赚三千，我们也愿意守着家里。” 近几年，县里为了鼓励大家外出打工，出台了很多务工奖补政策，比如发放交通补助、对稳定务工3个月以上的代表发放3000-10000元的补助。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底，县里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8.124万人。2023年以来，县劳务部门对接厦门、济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业，动员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一位陈家村村民讲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岁那年，他先是去了邻近的青海化隆县，15岁时从西北远赴上海，在电子厂干了14个月，因为是没到法定年龄的“黑工”，总被克扣工资。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后半段，他的落脚点已经远至广东惠州，但他最怀念的还是开始在化隆那段时间：“都是家乡的人，说话、吃饭都是一样的。” 在陈家村四社村长韩志刚的记忆里，打工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村民们先是到新疆、青海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大约是2018年，村里的青壮年开始去到广东、厦门和南昌等地务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后来进电子厂的机会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户家庭，现在将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处是经济状况终于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户户靠种植玉米、养牛羊维持生计，一年挣不到一万块，现在年轻人一个月在厂里就能挣到三四千。 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整体经济情况得到改善，韩志刚明显感觉到，近两年有钱了，读高中、上大学的孩子变多了。“像村里五六十岁的人，很多都是不识字的”，韩志刚说，自己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如今他的孩子上小学一年至少要花费四五千。 让他犯难的是，村里也离不开年轻人。就像这次地震发生时，很多人家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年轻人在，说不定能带着他们一起逃出来。”即使现在，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这些事情，也都需要从外地赶回来的年轻后生们操持。 一个19岁就离家打工、把父母也接去湖北定居的村民，这几天特意开车赶回了陈家村，他说，就是希望能给亲戚邻居帮上些忙。 钱、房子、生计 沿着陈家村的路，随处可见掉落的砖块、瓦片和木头，甚至是被震掉的大铁门。道路两旁的院门被贴上了“可以入住”或是“不得入住”的字样。村里的屋院结构大体类似，三间主屋正对着大门，左右是两间侧屋。 散落在地的砖块里，有不少是空心砖。和绽玉娟一起从厦门赶回来的马文祥说，一块空心砖六毛钱，一块实心红砖则要一块多钱，为了节省成本，一些村民在建房时，会把空心砖和实心砖混着用。 倒塌的房子中，受损最严重的是土房和木头房。一位村民介绍，相较于水泥房，木房子除了成本低，保暖性和透气性也更好，房龄超过十年的房子，多采用砖加木头的结构。近几年新修的房子则以水泥砖房为主。 去年，马文祥夫妻俩用外出打工攒下的钱，在老旧木房旁边主屋的位置上，建起更稳固、牢靠的水泥新房，地基被垫得很高，从院子走上屋里，要踏上四级水泥台阶。在抵御自然灾害时，这样的房子显然更有优势，除了台阶和墙面有裂缝外，看不出太严重的破损。 这三间主屋的建造和装修花了大约18万，夫妻俩努着劲儿攒了一年多，政府可以补贴25000元，款项暂时还没下来。今年九月份，新房完成装修，两人还没有入住，就再次去往厦门打工，“不出去打工坐在家里没钱啊”，他说。 和马文祥夫妻俩一样，外出打工者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盖房和装修上。 21日下午，绽玉娟推开自家院门，离家三个月，她仔细打量着屋子，地板砖裂开了一米多长的缝隙，原本贴墙站的衣柜移了位，离墙有十公分的距离，柜门齐刷刷开着把衣服“吐出来”，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掉落在地上。 家里主屋和侧屋都是三年前重新翻修的，今年刚装修完，总计花了30多万，包括公婆的“赞助”，以及借别人的10多万。夫妻俩计划，边打工边还。心疼损失的同时，绽玉娟又有点庆幸，新修的房子结实，如果是之前的土房子，大概率无法逃脱坍塌的命运，“要是家人没了，挣再多钱也没有用。” 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绽玉娟一直没敢去同村马海林家里看看。马海林是她婆婆的亲外甥，40多岁，在地震中遇难。 马海林家三间主屋和三间侧屋结构类似，墙面用的自制泥巴和成土砖，木棒和木板作屋顶，再盖上一层瓦片，几乎是当地“最低廉”的房子。主屋是十七八年以前修建的，墙体贴上了瓷砖，侧屋建的更早些。按当地风俗，公婆住进相对较新的主屋，马海林和妻子分别住在两间侧屋。他家日子不宽裕，马海林在乡里工作，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两个读初中的孩子，一家六口人全指着他五千多元的工资。 地震时，屋顶塌落的木板砸在马海林妻子身上，好在墙面是往屋外的方向坍塌，她扒开木板，从临近屋门的位置爬了出去。主屋损毁不严重，公婆也跑了出来。但马海林住的侧屋外面堆了一排玉米秆，压着墙面向屋内倒塌，砖和木头一起砸了下来。妻子叫了几声他的名字，没有人应。邻居过来一起帮着挖人，半小时后，马海林被抬出来，已经没了呼吸。 震后几天，外界的救援物资一批批送达陈家村安置点，但帐篷仍是紧缺，几家几户合住在一个帐篷里，一顶12平米的蓝色帐篷里，最多同时住着八九个人，想翻个身都困难。 走还是留，成了陈家村打工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低温天气下，房屋重建工作无法进行，村民们可能要在帐篷或是活动板房中度过这个冬天。 绽玉娟还是决定要走，“在家这样待着，也没有什么事做”，她和老板请了十天假，延期不回，可能会被扣工资。 “这个工一年之内是打不了了”，马文祥夫妻俩商量着，老婆先出去打工，他留在家里。因为担心之后房屋定损、重修一类的事务，家里要留个主事的人。这天马文祥到凌晨三点都没能睡着，他在朋友圈写下：好多熟悉面空（孔）已隔离两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摘要：为了阻止妹妹再婚，今年9月，29岁的小满不惜以和家族决裂的代价，带妹妹逃离了生活二十余年的村庄。妹妹小敏是二级心智障碍者，28岁，结过一次婚，生过一个孩子，婚后不到两年便被退回娘家。家人决定再次将她外嫁时，她的离婚手续甚至都没办妥。姐妹俩逃到广州，以“最低生活需求”标准相依为命。如今新生活开展三个多月，许多变化在小敏身上发生，最显著的，是她尝试开口讲述。而借助这场逃离，小满也开始重新审视和父母、妹妹，以及故乡的关系。 姐妹 小敏28年来有三次机会走出家乡，都是依靠姐姐。 第一次她20岁，被家里安排嫁给一个病怏怏的男人，上大学的姐姐领她去校园散心；第二次她生完孩子，被退婚回娘家，姐姐带她去了更远的城市旅游。 今年9月，是她走得最远的一次——再婚前夕，趁家人不注意，她收拾出一个小背包，钻进一辆汽车后座，汽车带她驶离大山，换上前往广州的动车，陪伴在身边的，还是姐姐小满。 小敏和姐姐只相差一岁。李家四女一子，小满老大，小敏老二，两个名字用当地土话念来是一个音，按父亲的说法，当年为逃避超生罚款，他给姐妹俩起了相似的名字。 姐姐小满是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19岁考上大学，李家家贫，仍大摆筵席。小满大学毕业后，出钱给母亲做手术，供弟弟读完高中，活成了父亲之外家里的第二个经济支柱。 妹妹小敏生来便是智力二级残疾，三岁才会走，小学三年级还不会写名字，便退学在家务农。她20岁结婚生子，此后遭遇了退婚、意外怀孕、堕胎，如今又被家里安排了另一桩婚事。母亲说，一个人若生来命贱，也就只能这么贱地活下去了。 姐妹俩的命运截然不同，但9月的这次出走，让两个女孩的轨迹再度紧密相连。为了阻止妹妹再婚，小满和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不惜以断绝父女关系作为要挟，最终在婚礼前夕，瞒着所有家人带妹妹逃离了老家。逃婚的经历被多家媒体报道，引起舆论关注。 现在，她们的容身之所是广州城中村一套月租900元的套间，卧室不到10平米，厨房和厕所狭小只容一人通过。小满工作在广州，此前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屋里原本只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妹妹接到身边之后，她又在自己的书桌旁添上一套小桌椅。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家，小满在大书桌前休息，小敏就趴在小书桌上看动画片、听儿歌，桌角还有几本公主画册和有声书。 安静的氛围有时一个电话就会打破。从逃离路上开始，小满的手机就没消停，“妹妹是不是你带走了？”妈妈劝她把妹妹带回去。父亲的语气最严厉，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明天就要带回来”“不回来也可以，你们俩姐妹每个月要给我九千块钱”“这个钱除非我死了就不会问你们要了！” 老家每次来电，妹妹小敏就会把自己藏进窗帘背后。在广州，她仍处于极度不安中，走在路上时不时回头，担心爸爸跟来；在外吃饭，有陌生男人的位置她绕着走；听到“回家”两个字，她表情惊慌，“回哪个家？” 小敏身高只有1米4左右，光看身形，很容易把她当成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晒得黝黑的脸庞上，只有那双眼睛里能找到一些28岁的痕迹——遇见陌生人，她习惯从上到下扫一眼，然后迅速撇开。一紧张，本就微驼的身子瑟缩得更厉害了，“像一只受惊的小老鼠”。 白天小满上班，小敏就被送去广州一家托养机构做能力培训。这是小满跑了三家机构，才找到愿意接受妹妹的地方，她不想总把妹妹锁在出租屋里。小满29岁，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声音很轻，神色中有种挥之不去的疲倦。 妹妹学费五千，再去掉房租，小满的工资几乎没有盈余，她计划以“最低生活需求”跟妹妹相依为命，缩减开支过了近三个月，没成想12月中旬突然被裁，经济状况直接滑向谷底，日常花销目前就指着花呗和信用卡。 失业了，小满也只是跟妹妹借口说，“最近在家里上班”。每到周末还像往常那样领着妹妹四处逛，图书馆免费，她们去得最多，小敏不识字，便在姐姐旁边安静翻图画书；偶尔也能借着赠票去趟海洋馆；商场的娃娃机前，小敏喜欢得挪不开眼，姐妹俩“哇哇”尖叫大半天，背走的玩偶足足撑满了半人高的袋子。 最后她们总会回到这间小屋来。晚上，一米三的单人床上除了姐妹俩，小敏依次安置好她的毛绒兔子、夜光小鸡。她们很久没有睡在一起了，这个场景像极了八年前，小满第一次带妹妹离开老家，大学宿舍里，姐妹俩也像这样紧挨着挤在一张窄床上。 出走的人 “我刷了牙牙，洗了脚脚。” “那个娃娃看我干嘛，它喜欢我？我是女的。” “奶奶叫我跟着你，说你不结婚，跟着你去，老爸这么老了，养不起我……” 小满的手机里保存了很多关于妹妹的记录，有些是妹妹的“金句”，过去妹妹不爱说话，到广州后的点滴变化，小满都会记录下来。不过，手机中关于妹妹最多的内容，是多年来散落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的寻人启事。妹妹频繁出走的20岁到24岁，小满总在寻找妹妹。 小敏喜欢把自己藏起来。小时候她溜去邻居家，躲进稻草堆、牛栏猪圈。15岁开始，她越走越远，山里、医院、公路上、ATM机旁、公园躺椅上，被找回来时，经常饿得说不出话，浑身脏兮兮的。 频繁出走的原因，家人猜测是为了逃避干活。辍学后小敏在家帮妈妈做农活和家务，不仅要洗全家的衣服，还得生火做饭、喂鸭子、种菜，遇上收稻子的季节，在田里更是忙得直不起腰。 之前小满不了解小敏，或者直接点，这个家里不会有人想了解她。小敏不爱说话，一次吐几个字，声音如蚊子般细小。家人那时候不知道这样的人叫“心智障碍者”，他们只是觉得她笨，不会读书，干活也不利落。大家习惯忽视她，朝她大吼大叫。她的房间在最暗的角落，剩饭剩菜也总是留给她的。 直到小敏结婚的消息传来。2015年，小敏20岁，家里定下一桩婚事，正在读大二的小满被叫回老家帮忙筹办婚礼。那次她带上了相机，她在大学刚接触纪录片，妹妹被这样仓促外嫁，小满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场婚礼成了她拍摄和了解妹妹的起点。 婚礼前几天，小敏坐在她黑乎乎的房间里，不停地抠手、抠捡来的树枝。姑姑已经陪住好几天，她安慰小敏，“他们不会虐待你”，同时也是看住小敏——一个月前她又离家出走了，一周后才被找回。 那是小敏第一次穿上这样漂亮的裙子，她身量太小了，一件白色的抹胸裙被当作婚纱。新郎住在县城，比小敏大四岁，有神经纤维瘤病，左臂长满瘤体，他用西装遮得严严实实的，额头渗出了汗。 镜头里，小敏杂乱的碎发被归拢梳齐，露出清晰的脸庞来。镜头也放大了很多情绪——后来小满无数次回顾这个片段——那是一张明显不开心的脸，眼皮耷拉，嘴角下沉，如果不是化妆师要求，她甚至不愿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一眼。 “当时就觉得有些残忍和荒唐了”，八年后小满说。但那时的她只是个学生，没有勇气也没能力做更多。她把妹妹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忧伤的新娘”。 后来是小满亲手把妹妹送上了婚车，她看着妹妹像个任人摆弄的娃娃，他们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婚礼结束，也是小满坚持要陪妹妹在婆家多住几天。夜里她躺在陌生的床铺上，闭上眼，全是小敏的惊恐表情，她无法入睡。 事后看来，就在这场婚礼后，一些变化悄然发生了。小敏的出走变得更频繁，从过去一年一两次，变成隔几个月、甚至三五天就出走，有时摸黑回父母家，有时宁愿在街上流浪。母亲身体不好，作为长姐，几乎每次都是小满从学校回来帮忙寻人。 妹妹是好奇外面的世界吗？小满把小敏带出了县城，进入城市，来到自己的大学。大学门口，妹妹犹豫不前，小满拉起妹妹的手，她注意到妹妹的肚子隆起，觉得有点奇怪，但没往其他方面想。 小满还给妹妹买了蕾丝裙、玩具，她尽可能地关注和满足妹妹的需求，只有这样，心里的愧疚才能减轻些。就像后来寻找妹妹的路上她告诉自己的：“上辈子我们（家人）一定都欠了她的，现在，必须还。” 几个月后，小满接到妈妈电话，妹妹怀孕了，检查出的怀孕时间比她到夫家要早近一个月。孩子是谁的？她被谁欺负了？妈妈让小满回家弄清楚。 性侵，小满以前觉得这种事只会出现在电视上、新闻里，总之离自己很遥远。她那年21岁，对性“没有概念”，听见同寝女生讨论卫生棉条，都不知道“（用了）要怎么上厕所呢？” 现在她却要找出可能性侵妹妹的那个人。她想问小敏是不是被“欺负”了？不对，这么问妹妹听不明白，她必须更细节，更具体，更设身处地：有人脱过你衣服吗？比如脱你裤子？有人压在过你身上吗？ 妹妹断断续续的回答中，小满拼凑出了一段模糊经历：乡村公路上一个骑摩托的男人把她拉进一间破屋“欺负”了她。 妹妹身体被侵犯了，小满觉得自己精神上被强奸了。好像被拉进破屋的不仅是妹妹，还有自己。 她要找到那间破屋，骑车带妹妹沿乡村公路一路停一路问，是这吗？他是从这儿把你带走的吗？她们顶着烈日从白天找到黑夜，没有更清楚的线索了，更别提报警。更糟糕的，小敏腹中的孩子已经成形，只能生下他。 为规避这类风险，小满先后给妹妹买了4个电话手表、2部手机。事后证明都是徒劳，没多久小敏就会丢掉。不管是挺着大肚子、生下孩子，她都没停止出走。 2017年，小敏消失最久的一次，小满整整找了半个月。她去派出所报案，在那里哭得浑身发抖，说妹妹智力障碍，不会保护自己，她害怕妹妹身上再次发生可怕的事。她在那里看了一晚上监控录像。 对小满来说，失踪的妹妹命运不定，连同自己也一次次被拽入黑暗中。她想知道妹妹为什么出走，也痛恨妹妹的出走，这些年她不论是考高中到镇上，考大学到外地，还是工作去了更远的城市，只要家里一个电话，“妹妹不见了”，她就得回来，和父母一起找。 2017年，小敏在走失半个月后终于被找回，没多久，妈妈发现她又没来月经。 脐带 小满见过一次小敏腹部的妊娠纹，姐妹俩到广州后，有次她本想为妹妹整理衣裤，撩起衣服，那些翻卷的纹路一不小心露出来，她被吓住了，还想看清楚些，小敏用力挣脱了她。 那是小敏第一次生育留下的痕迹，她小心掩藏，不让外人看到。至于那个孩子，她更少提起，逃婚前她有一次问姐姐的朋友：“你有孩子吗？我有……9岁了……他现在不是我儿子，是别人的了。” 结婚第二年，频繁的出走让婆家把她送回李家，但留下了那个非婚生的儿子。在小满看来，那桩婚姻里，妹妹其实就是“被当成生育工具”。 村里的玉玲妈就是这样，智力障碍的玉玲妈被人捡到，以1万多元介绍费“嫁”到村里来，和同样智力残疾的丈夫生了两儿一女。她也经常离家出走，最后一次走失，没人再去找她回来。 除了身边的例子，小满看到母亲多年来也沉陷在生育困境中。 小满出生后，十多年来，妈妈一个接一个又生了四个孩子。在那个江西大山深处的农村，几乎每家都想要一个儿子，如果头胎不是，很多人会一个接一个生到儿子为止。连续生下第三个女儿后，计划生育严查，小满爸妈就带着三女儿，一边在外地打工一边备孕继续生儿子。 六岁的小满和小敏被留在老家，很多年没有见过爸爸妈妈。上学路上看到和妈妈着装相似的女人，小满都会想起母亲，恍惚中把她当成了母亲。她偶尔会从大人那里听到妈妈流产的消息。直到小学五年级，妈妈怀了弟弟，才回来。 童年时期的小满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理解母亲。她怪母亲对弟弟太偏爱，不关注自己，以至于自己冬天的裤筒都遮不到脚踝。她为此跟妈妈吵架，妈妈骂她短命囡，拽她到门外，小满站在墙脚边骂边哭。 她也觉得母亲很“没用”，她坐完月子下田干活，使不上劲，遭人笑话；她种的稻子总是长满杂草；别人家的妈妈一年四季都能种出各种瓜果，自己家连吃菜都不够。母亲生下弟弟后，她在心里指责母亲，“你就是个生孩子的工具！除了生孩子你什么都不会！” 她决定用沉默来反抗，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妈妈讲话。 母亲从小缺位，作为长姐的小满很早开始就像家里的第二个母亲了。四个弟妹，她独自拉扯过三个，从小村里人就说她比她妈更会带小孩。 但她不想重复村里女人的命运。当她考上大学离开家乡，看到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楼和庞大校园，心里瞬间冒出的念头是，“我妈什么时候能来看一下就好了。”这些年她迟迟没有结婚，父亲不止一次托人催促，她始终坚持自己。 现在她快30岁，对婚姻留有期待，但恐惧生育。母亲身上虽然没有妊娠纹，但生育在她身上留下了更多、更苦痛的印记，她经常会头痛，胸口痛，后来又得了妇科病，枕边常年不离风油精和滴眼液。 其实母亲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家务分工方面，她曾跟父亲抗议，“我又不是你的保姆，（天天）给你做饭洗衣，你发工资了吗？”但对于生育，她没能从宗族和观念的束缚中逃脱，也指望用男孩为家庭稳固面子和地位。 看到母亲的伤痛、也意识到母亲的局限性后，小满越来越能理解母亲，理解她的“无知”，也理解她的“无用”。她看母亲的眼光有时更像看一个孩子，倔强要强却不懂保护自己的身体。 但在母亲眼里，生育是身为女人的命运。“你的苦别人替不了，谁叫你生下来是个女孩，是个男孩就不用受这苦了。”8年前妹妹小敏第一次怀孕时，母亲就是这样说的。小满听了忍不住落泪，她知道这话背后藏了母亲多少煎熬和无奈。 2015年，妹妹生产，小满第二天从大学赶回县城，看到大红色盖毯下露出两张脸，一边是粉色的、嗷嗷啼哭的小家伙；另一边，是额头布满汗珠、不知所措的小敏。小满被刺痛了，妹妹心智上就像个孩子，这个孩子要如何抚育另一个孩子？ 没想到生育半年后小敏就被婆家放弃。2017年，离家出走被找回的她被发现第二次怀孕。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的小满被叫回老家，复盘，带妹妹做检查，医院确认怀孕一个多月，又是一个未知身份的孩子。这次，妈妈给了小满几百块钱，让她带小敏去堕胎。 小满忘不了那天，她一个人站在冰冷的手术室门外守候。她23岁，没生过孩子，没谈过恋爱，却要第二次被迫面对妹妹的意外怀孕。 手术结束，小敏被推出来时，还未从麻醉药效中醒来，小满以为妹妹要死了，吓得慌忙摇晃她，小敏虚弱地睁开眼，两个人你看着我看着你，都没有说话。 妈妈叮嘱姐妹俩当天另找地方住，老家有传统，女人打完胎后不能回娘家，否则会招来煞气。小满没有理会，带妹妹径直回了家。她知道妥协不会换来安宁，只会孕育更多的荒唐，往后她不会再隐忍。 主位 在小满的坚持下，小敏流产手术后一直住在娘家。小满毕业后也没急着工作，而是在老家住了半年。晚上，小满一边泡脚一边看书，妹妹就坐在自己身旁，她们一起做家务，一起跟母亲种菜。离家上学以后，她们少有这样的亲密。 后来小满去了外地工作，一边为妹妹咨询特教学校，一边防范她可能受到的伤害。听奶奶说，村里有男人曾招待妹妹去家里吃饭，她去警告对方不要有坏心眼；又听小敏说，有男人偷偷摸自己的手，她干脆去本村的微信群里喊话：如果有人敢伤害妹妹，她必定追责到底。 接近五六年时间，妹妹很少再离家出走。 安静的状态在今年3月被打破，妈妈在电话里告诉小满，小敏又要结婚了，女人终究不能留在娘家养老，会坏了风水，影响弟弟结婚。 “她嫁过去就是当生育工具！”这一次小满坚决反对，她说妹妹的智力只相当于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让她跟一个陌生男人结婚太残忍了，而且她担心妹妹会再次出走。为了阻止家人，她找了村干部去家里劝说，给亲戚、媒婆轮番打电话，甚至以断绝父女、母女关系相要挟。 穷尽办法也只是让婚期延缓了几个月。9月初，妹妹的婚事基本敲定，两家人商定不办婚礼酒席，男方直接把人接走，离婚、结婚手续后续补上。 被逼无奈，小满跟公司请了长假，回家阻止妹妹结婚，朋友王惠也前往帮忙，她的镜头记录下那些天父女之间的战争： 父亲李洪兵56岁，在镇上家具厂打工，那几天连日加班，晚饭他虽然不在场，但堂屋那张四方桌的主位总是为他留着。通常过了晚上9点，摩托车“轰”地一下停在院子，李洪兵板着脸一言不发走进屋里。父女俩素来交流很少，李洪兵在外人眼里勤勉老实，面对家人也不善言辞。 短短几天父女俩爆发了多轮争吵。“别说你妹妹，你这么大不结婚，丢我的脸！”李洪兵开始数落小满忤逆自己的桩桩件件：不考公、不结婚，最后撂下狠话，小敏的婚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谁家女儿都要结婚！” 小满又去提亲的赵家做工作。准新郎35岁，四肢健全，离过一次婚，家里在镇上开理发店，看中小敏老实、干活勤快。男人说，自己和小敏是真心相爱，依据是他端午来家里做客，小敏一直摆弄他的手机。 父女俩的矛盾惊动了乡里和村里的政府工作人员上门调解，他们对小敏的婚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最后强调，这样重大的事项，决定权还是在父母。 事情越闹越大。9月14日，赵家终于来李家退婚。一张白纸上列下李家全部要退的钱：定金6万多，此前的礼品、节日红包、路费一样都不能少。 大红袋子装着的一包现金，妈妈从里屋拿了出来，不想被李洪兵一把按在桌上，众人面前他伸手指向小满，“全部她来付”。气氛接近冰点。 李洪兵始终坐在堂屋主位上，面色铁青。另一侧椅子上，小满脸色同样凝重，“家里其他事我没管过，唯独我妹妹这件事我要管。”她一字一句，语气坚定。 僵持状态持续一上午，谁也不让步。最后母亲一把夺过4万多定金退还给了男方，剩下的缺口，她说服小满补上。看在妈妈的份上，小满同意了，那2万块，她得攒半年。 事情还没完，李洪兵怒意难平，他要求女儿在白纸上写下保证书，往后如果没有媒人敢上门、其他兄弟姐妹到了28岁没结婚，她就得赔自己60-100万。小满一口回绝，父女俩越吵越凶，李洪兵拿着茶杯就要冲上前，幸亏母亲及时把他推开。“那不是我应该给的！叫我还是没道理的！把我杀了我都不给你！”小满彻底崩溃，母亲把她抱在怀里，不停擦去她的眼泪。 堂屋的角落，小敏瑟缩着旁观了这场战争。另外两个妹妹都不在家，弟弟虽然站在姐姐这边，却不敢直接忤逆父亲，全程躲在楼上。 赵家一张张数完钱，带着捆扎好的现金离开了，李家重新陷入沉默。 这门婚事如此收场，李洪兵很沮丧。但他没有松口。9月16日，李洪兵去家具厂上班，堂屋的四方桌上，他在白纸上留下一行字，“这事还没完，我还有点事要说，你们等我下班回来再说。” 这时小满已经决定要带妹妹逃走。她担心相同的情况以后会卷土重来。 前一天晚上她就告诉了妹妹这个想法，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小敏背着包跑到房间把姐姐摇醒：衣服拣好了，什么时候出发？ 小敏 她注意到了爸爸留下的那张字条，她不识字，来来回回地看，假装能看懂的样子，然后一字一句念出来，“小满……你别走……你要赔钱给我”。 她问了姐姐的朋友王惠好多遍，“是不是我爸说不让我跟你们走，你们两个走就行了？” 二十多年了，身边很多人都把她当成笨蛋。比如上学时的同伴，他们给她起外号。比如邻居，总是笑话她，“又考了鸭蛋？”还有妈妈，衣服没洗干净、柴火没捡够，妈妈就骂她是猪。 “不是鸭蛋，是零分！”小时候被邻居嘲笑，她会反驳。妈妈骂她她有时也会生气，“我才不是猪！” 但很少有人会认真听她讲话。家里两层半的房子，其他人都住在新装修的二楼，只有她被安排在一楼，光线最暗的那间。家人经常抱怨她脾气古怪，妹妹的新衣服她偷偷藏起来，第二天穿到自己身上。即便这样也没有人想到要给她买新衣服，除了姐姐小满。 她知道妈妈不喜欢自己，因此更喜欢爸爸——爸爸对所有孩子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沉默。她也说，妈妈从不叫自己的名字，而爸爸，喊她“敏”。爸爸换下来的衣服她立马就洗了，他一到家她就帮他烧洗澡水，她总跟小满说，“妈妈爱你，爸爸爱我”。 被忽视和被斥责的二十多年，她越来越沉默，眼神也畏畏缩缩，在家里哪怕喝口水，她都要先回头观察，有谁在看自己，有没有人会说自己。到了晚上，她总是把身子在床上缩成小小一团。 今年她又要结婚了，家里一下子来了好多人。他们问她：你想结婚么？ 她说，“想”。姐姐，还有姐姐带来的朋友们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她又补充一句，“如果不结婚，老爸会生气。” 被追着问了好多遍，她慢慢说出了更多原因：如果不结婚，将来老了没人给自己养老。而且奶奶也告诉她，不结婚的人会被关到敬老院，“那里很多没老婆的男人，门关不住……把你按到墙上撞。” 七年前她结过一次婚。她害怕前夫生病的左手，她有时在家里倒水手都会发抖。 现在他们安排她结第二次婚。她是怎么想的？她说想去那人家里看电视；但一听说那人开理发店，来来往往很多陌生男人，她又改了主意，“我去他们村里的老房子一个人过。” “我怕男人，我怕我爸”，她不断重复。 她害怕爸爸发脾气，他在的时候她吃饭不敢上桌，一听到他的骂声，她就躲去门外、墙角、或楼顶。 复杂的情况她搞不懂，但她至少清楚两件事：爸爸要把她嫁出去，小满不想让她嫁出去。镜头里，这些日子她的脸不像以往那样呆滞了，一双眼睛总是滴溜溜转个没停。 小满和朋友们在房间商谈，她躲在角落偷听。等人群散去，她才拉着王惠问： “小满是不是要走？” “我没有结成婚，我爸是不是问小满要钱？” 家里争吵最凶的那天，晚上她被小满和王惠拉进了房里，愿不愿意跟姐姐去广州？ 她说愿意，家里的孩子都离开大山了，“他们上班的上班，读书的读书，就剩我一个在家里”，乡村小道上，她曾撇着嘴跟王惠抱怨，“我要洗衣服、砍柴、烧火、扫地，我妈打稻子，我一个人割稻子，我割了好多稻子给我爸，我好累，腰好痛，受不了。” 出发去广州那天她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但依旧不安，“要先离婚我才能走”，房门关着，她把声音压到最低，生怕别人听见似的，用只有彼此能听到音量悄悄说，“老爸不会让我走”。 眼看爸爸下班时间一点点逼近，她喂鸭子也没心思了，鸭圈里撒下一把饲料，立马转头问王惠，什么时候走？第二把饲料撒下，又转过身说：再不走，爸爸会来抓自己。 9月16日下午五点，她们终于出发，爸爸还没下班，她跳上小汽车，把身体藏进后座的视野死角，到了火车站她也没放松警惕，“我爸也知道买车票”。 车厢门关闭，动车轰隆向前，她扒着窗户朝外打量，爸爸没有出现，她捂着脸不住地偷笑。 新世界，旧伤痛 三小时的火车，带小敏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姐姐的房间很亮堂，窗帘是粉色的，琳琅的摆件占了半张桌。“你的房子好漂亮呀”，刚到的第一天晚上她说。 城市里许多东西是她第一次见。她分不清高铁和地铁，上了地铁就害怕自己会被带回老家。 适应陌生环境的方式就是不断干活。到培训机构的第一天，杂乱的露天院子她一声不吭给收拾了。洗碗、扫地、抹桌子一天要干好几遍。 为了让妹妹更快适应环境，小满请假陪妹妹。后来每周末的烘焙课、培训讲座，她都会到场。清一色的父母孩子组合中，这对姐妹是最特殊的存在。 小敏进步很快。接送三天就能自己上下课，也学会了怎么用冰箱、开密码门，机构里很多心智障碍孩子三四个月才能会的操作，她一个月就能做到。 最显著的一个变化，话变多了。“以前她遇到了什么困难？要去哪里？要干什么？从不会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
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涌向大城市，李可离开了上海，回到老家临泉，没想到困在了一辆三轮摩托里。 12月，寒潮抵达临泉之前，白天气温20度，夜里会降到5度左右。24岁的李可没来得及换下那件漂了色的红色棉衣，开着三轮往废品回收站倒车。 人看起来有些臃肿笨拙，三轮车也是。 “往右，快点，笨嘞。” 母亲扯着嗓子喊，父亲忙着码废品，没空搭理这对母女。 5分钟过去，她才把车倒进几十米宽的装卸区。父母麻利地将车上的纸板、泡沫、铁皮卸下来称重。 收一车废品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可以为李可家带来100多块钱的收入——在临泉，这算好营生。 今年6月，李可辞工离开上海，回到临泉。起初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镇子不是上海，选择寥寥，最后只好跟着父母收废品。很快，她意识到废品站不如她甩掉的上海客服公司。 在临泉，像李可这样的故事开头有无数个。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去打工似乎成了临泉人的生命烙印。彼时深圳一家合资企业电子装配线的流水工人，因为多劳多得，收入已经是国营企业工人的三倍，这是当时就业市场里最时髦的事。 随着第一、二代的打工人把珠三角、长三角的城市建设起来，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城市的主人，有房有车、过着体面的生活。可最近这些年，城市给外来打工人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 从2021年开始，户籍人口达到230万的中国人口第一大县——安徽省临泉县出现人口回流。有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农民工，也有准备回乡颐养的将老之人。 与人口回流相悖的是，临泉因为出生人口下降，今年关停了50所幼儿园；回到县城的人失落地发现，老家也并非应许之地。 城市和乡村，各自朝临泉人心里射了一支箭，然后开始拉扯。 一、到不了的远方 出去、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好多临泉人用这几个简单的词给人生下了定义。 李可计划，在明年元宵节后再出发，可能回上海，也可能去东莞。总之，想摆脱那台和她一起被骂的三轮车。 她住的镇子叫长官镇，在临泉县南部的220国道旁，以杂技闻名。因为发展得还不赖，和杨桥镇、姜寨镇、鲖城镇一道从临泉县23个乡镇中脱颖而出，并称为“临泉四小龙”。 “某某四小龙”这种叫法，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 但“四小龙”还是撑起了临泉的发展，且各有所长。长官做杂技文旅、杨桥有工业园、姜寨务农、鲖城以皮革和养猪见长。 为了配得上称号，长官镇在几年前变了模样。先是在镇口立上了硕大的仿古牌楼，牌楼边开着一家彩票站，门口横幅写着：本站点喜中大乐透1800万、刮刮卡25万。这个数字不断挑逗当地人的神经。 穿过牌楼，是长约1公里的仿古老街。李可说，热闹的时候像上海城隍庙。 过了住宅区，长官镇才露出和临泉其他村镇一般的真面貌。 砖石路面消失，由灰土路续上，四周是田野、鱼塘和零星的农药化肥袋，甚至有城里人许久未见的油坊。废弃平房门口的旧对联掉了色：幸福生活、平安富贵。 厂区的招聘告示也在墙上张贴着，薪资：3500~4000元/月，现代工业可以精准捕获每个农村的劳动力。 李可在这里生活了19年。当她刚成了一名合格的劳动力，就被最近的镇子吸引走了。 作为家中老大，她留在家也不轻松。 成绩一般，高考落榜，在当地人眼里，她的未来就已定型——相夫教子，承担弟弟的学费。 所以她从家来到镇上，在服装厂做计件工，工资不超2000元；再后来又去了县里，但跟镇上一样，工资低、时间长。 当同龄人从镇上去了更远的地方，李可也总算说服父母放她走，代价是每月打回一半的工资。李可并不在乎这个，她离开是为了寻找机会改变命运，而不是困在并不耕作的土地上。 这一代外出打工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而且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也受过更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镇里人认为出去的都是“精英”，比留下的人更上进。 2017年春天，当李可走进上海，她在临泉家里长女身份消失了，这里称她为“流动人口”。 也就是李可的离开的那几年，互联网狂飙突进。 网购、外卖、快递一下子铺满城市人的生活——临泉的人口流动比之前更快了。根据官方的说法，280万的户籍人口里，高峰期有80万~100万人外出务工，临泉也成为全国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 出走的临泉人出现在全国各地，温州江南皮革厂、广东的电子厂、服装厂。除此之外，不少人还在江浙沪的产业园和外卖行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他们还有面前的现实。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像是二等座的旅客，户口、子女教育，医疗都被一扇透明门隔开。他们只是大城市里的旅客。 李可没想这么多，她说自己很幸运，刚到上海就在张江找到了电商公司的客服工作，起薪7千，包住有提成。她在网线的这头一坐就是6年，用的手机从vivo变成了苹果。 上海的生活和县城完全不同。收废品是纸壳、塑料、铜线，几角和几块钱一斤；在上海，一切都是数字：单量、金额、回扣，在键盘上敲打的频率越快，收入越高。 当身体困在网线这头，灵魂却开始寻找一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她喜欢时不时地和几个同乡女生见面，为了能说几句家乡方言，排解心里举目无亲的孤独漂浮感。 这些年轻人在大城市里，也会轻易地就消失不见。李可说虽然离家700里，但家乡那股神秘的力量带来的积习坚不可摧，也必然会牵扯到这些漂浮的人。比如，25岁没结婚，肯定有问题，漂在大城市的许多“李可”们，都被这股力量扯回去解决问题了。 不过，6年让临泉发生了改变：高铁通了、工厂变多，还有大润发和即将开业的万达广场。父母把这种改变当作诱饵，哄着她赶紧回家；另一边是2022年李可所在的公司生意变得萧条，老板砍了所有人的提成。 她上钩了。 2023年6月，李可从上海虹桥站上了高铁。没想到，迎接她的会是一辆三轮小车。她说，县城与城市一样，都让人迷惘。 二、留不下的县城 迷惘不是共性，但在临泉似乎会传染与扩散。 徐笛少小离家，在大连干过水产，还在理发店当过学徒。在外奔波14年后，今年初，也就是他的而立之年，回到临泉，在解放路大润发边上的临街店面干起了麻辣烫生意，租金3万一年。 这是镇上人流量最大，商业氛围最浓的地方。按照大都市的说法，这里是临泉的中央商务区，是CBD。但徐笛还是觉得自己开店过于草率，草率得让自己不足一年就开始迷惘。 离乡多年，徐笛对县城的感知早已弱化，虽然说大城市的一天就像县里的一年，但在城市化的浪潮里，县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比城里要短得多。这种改变不仅在外表上，原本作为精神故土的温情乡村，其价值观也越来越趋同，所谓的乡村爱情故事再难出现，人们眼里几乎只有一个标准——钱。 徐笛回忆年初回到老家，一出高铁站，小时候萧条的杨桥镇现在已经成了工业园，农田被厂房取代。县城中心的解放路和御园路周边，有了各种小吃店，有些甚至24小时营业。北边的临泉开发区，囊括了汽配厂、食品厂、服装厂等产业。 县里的生活也不像从前般无趣，酒吧、KTV、电影院一应俱全。平价的蜜雪冰城和喜茶相隔不到百米。总之，不论是县里还是村镇，看上去一切都很繁华。 繁华生活的度量衡离不开钱——那是徐笛暂时没有的。 他的账单也这么觉得：第一个月，日均营业额700元；第二个月：500元。现在则落到了每天300~400元左右。扣除成本，他觉得不如打工实在。 这几年返乡的人多，他只是众多创业者中的一个。 数据显示了临泉最近几年的创业热。2014年，临泉县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只有3万多户，但从2019年开始，这个数字翻了3倍，且新增工商户大多都集中在起点和成本都比较低的餐饮业。 但进入2023年，热度开始下降。按临泉县政府公布的2023年1~10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析中显示，临泉县第三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1.0%——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悄然萎缩。 解放路上的奶茶店主张明说，街上店铺流转率很高，大约半年就得换一轮。 “县里人爱新鲜，新店头几个月生意都还可以，但只要某个瞬间，大家口味一变，生意立马冷清”。解放路待久了，张明的“领主”意识开始出现，对那些刚从外地回到家乡的创业者，他用“那些人”来形容。 “那些人，十个人里面得‘死’九个。”餐饮看起来就是一家店，但里面的门道不比其他行业少。他还说那些人最后的去向无非是两个，要么留在县里干配送，或是买一辆流动餐饮车，混迹在解放路后街；要么回到原本打工的城市。 徐笛刚把妻女在县城里安顿下来，不想又草率作出下一个决定，尽管他知道县里难混：收入低，消费高。 在临泉，房价要5000~6000元/平；网吧台费7元/小时起；台球、棋牌室也要28元/小时。以临泉县3000~4000元的月收入来看，徐笛不理解，人们的钱是哪来的？ 三、贫穷与富贵 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日”并不多。比如，1765年纺纱机出现诱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拐点。 在中国，拐点也存在：比如2003年1月5日，那天国务院发布了一项综合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没过多久，广大乡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再之后，中国的人口大流动与融合拉开序幕，临泉县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人口流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打工潮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出现了。临泉人涌向工厂，然后在那些沿海城市定居，他们的收入一点一点地流向自己不动的故乡，最后变成老家的自建房，广大农村的面貌就是在那一刻开始出现变化，然后越变越快。 距离李可家的废品回收大概100米，在一家花圈店右附近的服装厂里，就能见到50多岁的周生。 改开之初，他听闻南方的收入高， 就去广州做服装批发，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又辗转温州、义乌。积累了资源后，看中了临泉便宜的劳动力，于是就把工厂办在家乡。 工厂看起来有300平，40多位女工在里面毫不拥挤，她们每月可以加工2~3万件服装。 办公室，茶几上放着几叠暂未下发的订单，其中有来自上海的大牌，订单数额显示11760件。以单件4~5元的加工价格来算，这份单子的利润有4万多。 周生说，这个单量不算多。他记得，2021年~2022年最高峰的时候，一个季度的订单有10万件，他的厂子消化不了，只能外发出去，赚点差价。 对周生而言，除去女工人均5~6千的工资，他留些利润就行。孩子已经在县里的机关单位工作，房子买的是县里最好的碧桂园。 提起临泉的穷，周生不置可否。 “人各有命而已”。 相同的话，在王营村村干部口中也出现过，他说，“早年出去的人有的都发了。现在出去也不好混，但好过留在家里。” 除了外出赚钱返乡归来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则是赶上了好时代，是大家口中的拆迁户。 那是2014年，在时任县委书记治下：拉回来高铁站、修路、招商引资。短短几年间，临泉晴天泥土路、雨天“水泥路”的局面彻底改变，一举完成从半封闭到处处畅通，从没有铁路到进入高铁时代，从加工坊到厂房企业的大变革。 大兴基建背后，幸运的当地居民分得了不少拆迁款，成了其他人眼里的暴发户。 但幸运儿是少数，普通人是普通的命。 最近两年，临泉的农业、养殖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村里的农户说，2022年蔬菜能到7~8毛/斤，到了今年降到3毛/斤，化肥每袋却涨了3毛。 今年9月开始蔓延的猪瘟也让镇上养猪户亏损巨大…… 作为县城人，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选择权——城里需求左右了他们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当县里的人决定要将城市的生活模式生搬硬套进来之时，又发现与县城的生态格格不入。 贫穷与富贵在临泉像是一堵墙，富裕的人是脸面，贫穷的人是里子——李可和徐笛生活的地方成了鲜活的解释。 四、艰难自救 经济发展得太快，未必人们的灵魂发展就能跟得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临泉是被遗忘的。尽管隶属安徽，但县域三面紧邻河南，跨省姻缘曾发生在临泉的不少家庭。因为接壤河南新蔡县，临泉也一度是种植罂粟的重灾区，被列为全国重点整治地区。直到现在，杨桥镇深处的墙面上仍旧贴着禁种罂粟的宣传纸。 直至2019年，临泉县的经济有了实质的变化。当年，临泉县的GDP是369.7亿元，但在2018年临泉的GDP还只有211.1亿元。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第三产业，2018年第三产业产值82.4亿元，2019就升到了199.4亿元，增量是117亿元。 这或许与当年高铁通车有关，那一年开始临泉注册的个体工商翻了三倍，就是张明说“那些人”涌回临泉的时期。 高铁改变了临泉的产业结构，虽然吸引了漂泊在外的临泉人回家，但也让临泉的人更容易外出。 以今年的数据为例，截止2023年10月，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0.8%；但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完成投资增长140.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1.0%。 人口优势逐渐支撑起了临泉的工业发展。 只是在这背后，像徐笛、李可这样的90后很少。以徐笛的村子为例，村总人口大约300人左右，留在村里的90后只有3人。而散落在县城、村镇里的服装厂、屠宰厂、电子厂并不能覆盖当地多数人所需的工作机会——外出仍是多数人的必选项。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强城时代》中将中国的县城分为四大类：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保障型县城和人口流失县城。据他的调查统计，在中国类似临泉一样的人口流失县城有1870个。由于采访方式与时间不同，该数据在龙瀛团队的统计结果则是1506个（2010～2020年）。 陆铭书中曾提到，对于人口流出量较大的县城来说，需要从治理理念上进行调整，一方面在农业上进行现代化、规模化的运营模式调整。简而言之，县城需要进行自给自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但对于人口流失县城而言，背后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几乎是类似的——囿于传统的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的财政资源分配、盲目的建设开发计划、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供、受挤压的本土文化资源。 如今的临泉县，就像一个双手抱着膝盖的人，注视着那些没有解开的结——和其他1000多个县城一样都在路上艰难前进。 12月11日下午，当地气温骤降十几度，商业街的人少了一半。高铁站内，旅客稀少。 晚上10点左右，徐笛关了店门。他照例看了手机上的收入，不到200元。他在注视回乡的第一个春节。县里的人都说，一到过年，临泉县里和村镇都是人，到时候什么生意都好做。 徐笛想着，到时候店里会坐满人，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意。 他或许忘记了在365天里，春节短得像个哈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猛犸工作室
“有没有一个人,教会了你成长，却没有陪你到最后。”——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逝于1996年9月23日”代表作品：《哆啦A梦》…… 编者荐语：今天的文章，再一次来自老朋友“8字路口”。这个早已消失在江湖上的公号，写过太多对我口味的文章。这篇属于童年回忆杀，符合8字一贯的以小见大，以某一个领域窥探一个时代的文风。 类似的选题，我也想过写一篇，未必能写得比这有意思。文章里提到的那些片子、那些角色，就和8字一样，虽然如今看不到了，但曾几何时，它们的陪伴，让我们的生活，多了许多滋味。我们不该忘了它们。 1984年工作日的一天，辽宁电视台录音棚。 几个东北人，正在给一部岛国来的动画片配音。 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翻译岛国片，大家对日语台词都没经验（不像现在），还特意请来了教日语的大学老师做指导。 就连这部片子的片头主题歌，第一句应该怎么翻译，都得好好想想： 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各地，阿姨兮带路 录音棚里特意准备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为的是能随时能把东北话拉回到蒲通话。 剧组还指派了一名台词监督，防止配音演员说到动情处，东北话脱口而出。比如把全片最后一句结束语说成： 就整到这，拉倒吧。 没错，这部片子，就是《聪明的一休》。 中国引进海外动画片的历史，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不过，规模最大也最精彩的一次，还要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全国人民普及电视和对外睁眼的时候。 和一休一样远渡而来的海外动画片，陪一代人度过了整个童年。 01 《聪明的一休》，并不是从跟东北一衣带水的日本来的。 而是绕了半个中国，从广东来的。 那个年代的广东，有一个奇观：从高楼大厦到穷乡僻壤，房顶上都竖着一片片的天线。 这些天线都是违法的，它们都带着放大器，专门用来接收香港的电视节目。 隔壁的资本主义长啥样，一目了然。 这让广东省政府十分头疼。法不责众，别说明文禁止了，出动消防车都没用，只能用大功率干扰电台放干扰电波信号。 但香港来的老板又不干了： 连香港电视也不让看，还算什么经济特区？我们的生产怎么做？我们的信息哪里来？ 这样的特区，能让我们有信心投资吗？ 这最后一句话，非常能制造焦虑。于是，广东只好在有中央领导视察的时候才放干扰电波。 后来广东人民都习惯了，一看电视屏幕上出现雪花，就知道：噢，北京又来人了。 有一天，广东人民的电视上又出现了雪花，这次来的是一位姓胡的老人。 在佛山，胡老人问一个县委书记怎么评价香港电视台。这个耿直的县委书记说：您是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胡老人说，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听真话。 县委书记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开讲，还分了三个层次： 第一，香港电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宣传社会主义。 第二，香港电视的市场信息来得快，看了抓经济有好处，就是广告太多，商业味太浓。 第三，香港节目也不是黄色，最多穿穿泳衣。 很快，办好广东台就以政治任务的身份被提上了日程。广东省特地给电视台划出一批外汇，去海外采购了一批电视节目。 其中就有《聪明的一休》。 《聪明的一休》原本轮不到广东电视台。如果它没有被央视先拒之门外的话。 央视的人看了样片后，觉得是个好片子，但要在央视播出还得考虑考虑。 我的同事朱十一追女生，天天晚上拎着两大瓶热水去。女生说：你是个好人。 真实的理由是： 一休僧侣的身份及该片或会引发唯心主义和消极避世思想之类的争议。 毕竟，改革开放的当口，怎么可以佛系呢？ 在此之前，央视引进的《铁臂阿童木》就让领导很满意。 当时正值国家卯足了劲要科技强国之时，这部由日本现代漫画之父手冢治虫创作的科幻动画片就十分应景。 比如阿童木的名字来自于英语单词“ATOM”，意思是“原子”。简直就是在给四个现代化高唱赞歌。 被央视放弃的一休，在这种情况下被广东电视台买了下来。 中央这边也觉得广东偷看香港电视的事丢面子，特地发文，要求全国电视台向广东台支援优秀电视节目，以加强与境外电视媒体竞争的能力。 然后，又召开了一次“支援闽、粤电视节目座谈会”。因为，胡建那边也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 《聪明的一休》引进后的翻译和制作，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被外包给了辽宁电视台。 真接手了，东北老铁们才明白了央视的顾虑。 原来，这部片子很不好翻译，容易犯政治错误。 比如有一集，有个做豆腐的镜头，旁白说：豆腐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简直就是随意歪曲篡改东亚历史嘛。你咋不说小提琴是鲁智深发明的泥？ 再比如另外一集，有一个情节：给新佑卫门相亲。这也太少儿不宜了。 要知道，东北人堂堂正正地相亲，还要等到6年以后，赵老蔫和马丫丫演的那个小品。 于是，在翻译的时候，相亲这个情节就改成了： 收女徒弟。 02 当东北老铁们还在冥思苦想怎么让一休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一个美国鬼子已经瞄上了天真无邪的中国孩子。 这个鬼子叫迈克尔·艾斯纳。他有一句恶狠狠的名言： 所有给人们提供娱乐和信息的公司都是迪士尼的竞争对手。 刚上任迪士尼总裁没几天，他就特地飞到北京，直奔复兴路11号——央视。 当时，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了一些盗版过来的美国动画片，有些地方台偷着播。但要正式引进还是个大事，没人敢做主，毕竟还在时刻警惕着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 艾斯纳这次带来的是看家法宝：《米老鼠和唐老鸭》。 米老鼠当时56岁，唐老鸭49岁。这对搭档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动画巨星。 在一些地方，它们也引发了很多文化上的冲突。比如70年代芬兰闹经济危机，有人建议停播唐老鸭。停播的理由是： 这只鸭子从来不穿裤子，而且总是和一只未婚的母鸭子在一起打打闹闹。 在中国，米老鼠和唐老鸭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以电影版的方式在上海、南京放映过。刚巧当时的央视少儿部主任徐家察是上海人，当年就是它的小观众。 于是，在她的力推下，央视一次购买了104集动画片的版权。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果然还是要警惕的。 迪士尼和央视的谈判一直持续了整整半年，带来的协议书厚厚一沓，什么播放权、播放时间、版权保护，都是当时的中国人民没见过的词儿。 比如，这104集的动画片只能在央视播出一次，不得重播，也不得复制、出版任何音像产品。而且，如果发现中国其他地方有人盗播，央视必须前往制止和问责。 迪士尼的版权意识绝对能说地表最强。他们发现中国有好多盗版的米老鼠，就把所有的商标都注册了一遍。 有家糖果公司，做奶糖的，本来从30年代起，就在奶糖包装上印米老鼠，很受欢迎。这下不得已改成了大白兔。 对，就是那个大白兔。 引进之后，就是配音。美帝的霸道一览无遗。 他们规定，配音演员必须海选，每个人要把自己配的片段录下来邮到美国，由美国人最后敲定。 尤其是唐老鸭，这个全片台词最多的角色。 其实，原先有个二十岁的小伙，模仿鸭子叫声很像，已经被钦定为中国版唐老鸭。不料，他刚配了十集，就被派到外地出差了，只能换人。这事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22年以后，他主演一部战争大片，扮演一个中国军官，狠狠揍了美国人一顿。 最终确定的配音演员，是刚在央视86版《西游记》里，给六老师配过音的另一个年轻人，李扬。 李扬下了很大功夫，学习怎样做一只真正的鸭子。 为了多听鸭子叫，他故意在鸭子屁股后面追，吓唬它们。还用了很多民间偏方，比如学乌鸦叫。 刚刚说过了，徐家察主任小时候就是上海滩的小观众，是看过美国版唐老鸭的。懂行的当领导，这可把李扬坑惨了。 她亲自担任这部中美合拍动画片的首席观众。 经常，她因为觉得李扬的鸭子味不够，或者太重，让他再来一遍。 有时候一来就是20遍。 从1986年到1990年，每周日晚上六点半，央视一套都会播放一集《米老鼠和唐老鸭》。千万名中国孩子都坐在电视机前，眼巴巴地等着那二十几分钟。 被吸引的，还有数不清的大人。报纸刊登文章说： 《米老鼠和唐老鸭》提供了一个让成年人“合法”地大笑一场的园地。 不料，刚播出十几集时，央视突然收到了迪士尼的举报，说上海台把动画片录了下来偷播。 上海台当时和央视是平级，央视管不着，最后找到广电才摆平。 没几天，迪士尼又打电话过来，说厦门的渡海轮上又有人在偷播。折腾得央视疲于奔命。 1988年春晚，李扬被邀请参加，他的节目就叫《孙悟空和唐老鸭》。 在这个节目里，李扬一会儿装成孙悟空，一会儿装成唐老鸭，文体两开花。 之后这么多年里，他再也没吃过鸭子。 03 美帝国主义的风吹来了就不走了，还一阵更比一阵猛。 1984年，美国一个叫孩之宝的玩具公司，为了卖玩具，和漫威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漫画。 没想到，他们打造出了一个跨越世纪的超级大IP：变形金刚。 主角是两伙会变形的机器人，一边是好人，老大哥叫擎天柱；一边是坏人，代表人物威震天。这两拨机器人从外太空打到了地球。 实际上，这两个名字都是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特意取的。 擎天柱的原文是Optimus Prime，意思是“头号领导”；威震天的原文是Megatron，这个词干脆没法直接翻译，像香港就直接给他用了音译，“麦加登”。 中国的孩子们本来是会辨别好人坏人的。好人都是浓眉大眼，坏人都是贼眉鼠眼。这下不管用了，好人坏人都是一张铁脸，咋分辨呢？ 还好，另外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诞生了。分辨好人坏蛋，就看他是变成汽车还是飞机。好人叫汽车人，坏蛋叫霸天虎。 好多孩子都对坐飞机有阴影，就是因为怕它是坏蛋霸天虎变的。 孩之宝带着这部动画片，以及衍生出来的玩具，把160个国家的羊毛薅了个遍。1986年，他们终于盯上了中国。 结果，央视看完样片，冷冷的回了一句话： 太多战争和打斗的场面，不适合中国国情。 央视可能忘了，此时此刻，西南边境正在进行自卫反击战，两山轮战已经打了两年多了。 最后，孩之宝找到了上海电视台，本来上海台也在纠结，但对方说： 只要能播出，近百集的《变形金刚》就全部免费送给上海电视台，不要一分钱！ 随后，北京台、广州台也跟孩之宝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免费播出。 Freedom is not free，这些免费协议都有其附加条件。 广州台在播出时，必须附带一分半钟的变形金刚玩具广告； 广州台下属的广州电视节目复录中心拥有40多台复录设备，在全国首屈一指。该中心必须帮助孩之宝复制《变形金刚》录像带，提供给全国其他城市的电视台…… 没错，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中了孩之宝的圈套，成了它的免费宣传工具。 […]
在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冥诞日到来前夕，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文赞美毛，并声言中共如今又有了毛一样的领导人习近平，“这是党和国家之幸、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习近平及其宣传机器高调赞美毛勾起当今中国一系列禁忌话题，其中包括毛差点整死习的父亲，以及赞美毛的伦理道德问题。 一连串禁忌话题的由来 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一度虽然也承认毛泽东给中国、给中共带来大灾难，但一直没有对毛泽东的过错或罪过进行清理或批判，反而一直维护毛泽东的旗号。在今年的毛泽东冥诞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更是再度摆开要大力纪念的架势。现在许多中国人在猜测习近平是否会再度率领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去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体。 毛泽东死于1976年，那是他发动的被中共称作浩劫和灾难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10年。自他1976年死去以来，毛泽东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议人物。许多中国人因为他造成的一系列灾难使他们和亲友身受其害，对他感到痛恨、愤恨。也有许多中国人认为毛能力超凡，他能造成一个接一个的灾难，显示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凶神，因此他们对毛顶礼膜拜，并希望由此得保平安。 毛泽东制造的一系列灾难使中国人几乎无一幸免，毛的受害者也包括自命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当今领袖习近平及其一家。习近平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1962年被毛安上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罪名打入黑牢，差点被整死。习近平的正规教育被毛泽东截断。 作为中共高级领导人，习仲勋其人、其言、其行有一些争议，但对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来说，习仲勋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好丈夫、好父亲，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毛泽东却以离奇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罪名对这样的一个好人和伟大的人痛下杀手，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对这一事实竭力回避，坚持高度赞扬差点整死习仲勋的毛泽东，当今中国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系列禁忌话题由此而来。 这些禁忌话题包括，持续赞美一个差点要了自己亲生父亲性命的人，这是否违反中国最基本的传统伦理道德，是否违反孝道？当今中国民间由这样的一个禁忌话题生发出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这就是，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 撇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不谈，赞美以莫须有的罪名差一点要了一个无辜的人的性命的人，如此赞美有谋杀行为的人，这显然也不符合号称代表最先进的阶级和最先进思想的中共的伦理道德观。于是，又一串当今中国禁忌话题由此而来：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赞美？如此赞美目的何在？赞美者是否是要对当今中国人发出信号，习近平不忌讳甚至有意在当今中国担当当年毛的凶神角色？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共当今领袖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习近平所代表的作为中共红二代（即中共打江山元老的子女）的普遍问题。许多中国人，包括中国事务专家胡平都注意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红二代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不讲是非、不讲道德的问题。他们都喜欢赞美他们的父母是多么好的人，是多么过硬的革命家，但对把他们的父母往死里整甚至整死的毛泽东却不是赞美有加，就是拒绝谴责，在他们的父母受毛泽东迫害时，他们也没有为他们喊冤的记录。 中国的禁忌话题 海外的自由议论 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反复强调要同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但许多批评者指出，他以及他的宣传班子恰恰是竭尽全力推行历史虚无主义，令中国的年轻人无从知晓中共建立政权以来的许多重要历史事实，无法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 例如，当今中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1962年毛泽东突然对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使出重手进行无情打击，其公开的理由是，“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然而，习仲勋本人不会写小说，也没有策动任何人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尽管如此，习仲勋还是被长期打入黑牢。中国官方媒体一度报道说，在长期单独监禁之后，习仲勋等到再见到习近平和他的弟弟习远平的时候，已经分不出哪个是近平，哪个是远平。 在毛泽东冥诞即将到来、习近平赞美差点取了他父亲性命的毛泽东的现象如何认识和理解的问题依然是当今中国的禁忌话题之际，许多中文互联网用户聚集到美国之音中文网X（原先的推特）账号下就这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禁忌话题发表他们的看法： ——毛泽东的鬼魂附在了习主席身上了！ ——（习仲勋）也许不是他亲爹 ——毛主席不整他爹，他都会举报的 ——（习近平）看上去不象不孝子孙啊 ——小学生狠起来，连自己亲爹都不认的意思 ——从古到今，帝王家杀亲爹亲儿子的都多得去了 ——（习赞美毛）说明两点：一是习的党性高于人性；二是习为了权力哪怕认贼作父也在所不惜。 ——赞美已逝独裁者是为了美化现独裁者，为自己独裁制造合法性。 ——也许他从（毛把他父亲往死里整的）那时候起开始崇拜那种生杀予夺的权力。。。 ——这种问题真不值得讨论，为了权力指鹿为马也可以，杀父弑子也可以，歌颂一下已死的仇人有什么？ ——屁股决定脑袋，习现在所处的位置决定了 他不可能回应毛给国家、给习家庭带来的灾难，而是要从毛那里获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到时必定与去年一样，大力开展“中国人拥毛拥习”的宣传。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也是一个独裁者，他在世时无法无天乱搞中国，在民间仍有许多崇拜者。即使当时毛把习的父亲习仲勋打入地狱，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毛泽东重生，他依然第一个就会革习近平的命，但是习近平知道他的独裁统治仍然依赖于毛建立的国家及共产党，只能厚着脸皮去赞美毛。 ——他（习近平）说，（毛泽东生前和死后）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互不相悖辩证统一的。（这）意味着习仲勋被毛定性为反党份子打入黑牢差点整死是正确的，此不应该被翻过来 为习近平赞美毛辩护的声音 在美国之音中文网X账号下，在众多抨击和嘲讽习近平赞美独裁者毛泽东的声音当中，也有为习近平的做法辩护的声音。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在如何为差一点整死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的毛泽东辩护的问题上，这些习近平支持者的说辞显示他们显然没有得到中共宣传部门的指令，因此他们的说辞显得破绽明显，甚至有损于中共，形成一种类似于所谓高级黑的效果： ——又不是毛泽东批斗他（习仲勋）的。扁平化认知文化大革命是西方的一贯宣传策略。 ——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倒是有一群欧美主子和资产阶级走狗和汉奸奴役中国十几亿老百姓，这种伟大的历史成就能因为习近平的父亲被冤枉就改变吗？像反贼汉奸在美国空调长霉都能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我只能说，你们修一万年后再来问这个问题吧。 ——（习近平）胆敢不赞美（毛泽东）吗？！邓（小平）上台后处处与毛对着干，结果搞出个六四事件，还有把香港和澳门给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至于邓搞应试教育，更是让仇恨中共的人从广东排队到北京轮流着颠覆和消灭中共！这正是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习仲勋在毛死后的言论 侥幸挺过了独裁者毛泽东的残酷迫害大难不死的习仲勋在毛泽东死后表示，中国应当走文明的道路，应当追求法治，不要人治，不要再依靠伟大领袖发号施令治理国家。 习仲勋在世时还表示，中国应当认真考虑立法，保护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习仲勋的上述说法显然是跟其儿子习近平所大力推行的“规矩”相左。习近平给当今中共党员以及中国人立下的规矩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无条件跟中共领袖即他习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议中央，否则就是严重犯罪，必须严惩不怠。 现在人们还不清楚，假如习仲勋还活着的话，他是否会被习近平打入牢狱。
几乎凭一己之力把中国转基因主粮合法化的进程推迟了十年，让外资从中国多赚走数百亿美金，崔永元，如今终于可以功成身退，深藏骂名。 很多反对转基因的人都不了解的一个事实： 从2000年第一期进口转基因大豆抵达港口开始，中国人吃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制品已经超过20年时间，只是这20多年里，所有的转基因玉米大豆都只能从国外进口。吃转基因食品的是中国人，赚钱的是美国和巴西、阿根廷的公司。 同样一种食品，进口的合法，国产的却非法，这样的魔幻现实持续了整整23年。何以如此？是中国公司开发不出转基因玉米还是中国农民种不来转基因大豆呢？都不是！ 中国的种子公司在十年前就已经拥有成熟的转基因品种，中国农民早在20年前就想要种植更高产更省心的转基因作物，但是在某些人的蓄意蛊惑误导之下，全社会反对转基因的舆论一再阻挠，使得国产转基因品种迟迟不能合法种植在中国的耕地上。 直到今天，随着农业部正式批准第一批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品种生产经营许可证，中国公司终于可以凭借科技实力去和国际巨头争夺转基因的市场份额，中国农民也终于可以合法地种植效益更高的转基因品种。 此次获批转基因农作物生产经营许可证的28家种子企业，全部是中资企业，获批上市的转基因品种，全部是国产知识产权品种。 这样的好消息，应该用扩音喇叭在崔永元耳边循环播放10086遍。 我知道看到这里的读者们会有很多疑问，作为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的资深农业记者，作为曾经连续一百天公开食用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博主，我给大家解答一些关心的问题。 第一，转基因食品能吃吗？安全吗？ 这道题的标准回答是：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农产品和传统农产品一样安全。 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回答没有鸟用，科学界、科普界反复唠叨了二三十年，不信的人仍然不信。不过从今天起，这个答案不重要了，爱信不信，随便。 中国人食用转基因农产品超过20年，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超过30年，今后全世界人民还将继续食用转基因食品，以及更新技术的基因编辑农产品。反正我们人均寿命还在增长，中国人也没有断子绝孙。 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现在合法了，尘埃落定了。 区别在于，以前所有的转基因玉米、大豆全都是外国开发与生产的，今后中国企业和中国农民也能参与其中了。我想，但凡对这个国家还稍微有点感情认同的人，很难不支持。 第二，今后我们会吃到哪些转基因食品？ 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后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吃到的转基因食品主要有以下几类： 蔬菜水果其实只有一种，是转基因番木瓜。 粮油类有4种，分别是转基因大豆油和豆制品，转基因玉米油和玉米制品，转基因菜籽油，转基因棉籽油。其中转基因油菜籽还只能依靠进口，其他几种都可以国产了。其他的，没了。 传说中的转基因大米、番茄、辣椒、紫薯，统统都还没有合法上市，现实中也没有规模化种植，你想买也买不着。 第三，国产转基因大豆玉米合法化之后，会冲击中国的农业吗？ 恰恰相反，转基因国产化会显著强化中国的农业与种业竞争力。 一方面，当前批准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品种，农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收成，无论是对粮食安全还是农业竞争力来说都是大好事。 另一方面，国产转基因品种的批准会加快中国种子产业的整合速度，有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支撑，国内种子企业也能有更多资金投入科技研发，进而把中国培育的转基因种子卖到全世界，尝尝用生物知识产权赚取外汇的滋味。 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比不到要好。 第四，国产转基因大豆玉米合法了，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从国外进口粮食啦？ 呃，这就过于乐观了…… 中国现在每年从国外进口上亿吨粮食，主要是大豆、玉米、小麦等，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耕地面积不足以支撑当前中国人口的食物结构。我们有18亿多亩耕地，完全自给自足还差4亿亩左右。 国产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合法化之后，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耕地矛盾，可以预期在几年后能减少一些粮食进口，但要指望以后都停止进口，那不现实。转基因技术固然厉害，但也没厉害到这个程度。 这次国产转基因合法化的历史性突破，最大的意义是让中国种子企业和农民获得了平等的市场机会。 进口的合法国产的却非法，这种违背基本常识的事情终于拨乱反正了。 小崔啊，你听到没？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出生于80年代的维吾尔人戈贾（Ghoja）在2015年经历了重大转变，当时中国当局开始向维吾尔人发放护照，让他们可以自由出国旅行，并鼓励居住在国外的人回国。他抓住机遇，从国外回到新疆，在家乡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为确保安全以及担心他在中国的亲戚和同事可能受到影响，该人以戈贾（Ghoja）为化名，并明确要求美国之音不要透露他的真实身份以及他目前居住的第三国。 然而，到了2017年年初，他面临了一次严重的转折。戈贾因涉嫌“境外旅行罪”被捕，经历了一周的审讯和虐待。 戈贾回忆道：“我被当地警方逮捕，并被审讯了至少一周。他们让我坐在老虎凳上，我被剥夺了数天的睡眠。他们会问从我出生到现在的一切。” 后来，戈贾在集中营（中国当局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期间他被迫为一家中国电子公司工作至少六个月，工资微薄，最终于2019年底获释。 获释后，他利用自己以前的政府关系在当地跟人共同创办了一家企业，希望与新疆的强迫劳工计划保持距离。 2023年一个维吾尔人的出国遭遇 戈贾表示，2023年，为了将新疆描绘成自由之地，中国当局有选择性地发放了护照。戈贾决心逃避监视，通过了一系列官僚程序，在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担保人的帮助下获得了中国护照。 “在中国，你无法与任何汉人分享你的经历。你必须成为一名演员，向汉人或公司隐瞒一切困难。如果你告诉他们真相，没有人会提供帮助你获取护照，”戈贾说。 尽管身已经在国外，但他越来越担心的是他仍然面临来自中国当局的询问。 “尽管我在国外，但当地的警察和居委会官员仍然联系我，询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中国，”戈贾表示。“我现在还没有自由，因为我非常害怕中国的手臂伸向我。” 戈贾透露，从2019年底开始，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关闭了一些拘留设施，将其中一些改造为中国公司中被胁迫的维吾尔工人的宿舍，而其他一些设施则作为政府认定为“不安全的个人”的拘留场所，即使他们并未犯罪。 2023年新疆局势演变与中国政府的叙事努力 丹麦人类学家鲁恩·斯汀伯格（Rune Steenberg）是捷克奥洛穆茨帕拉茨基大学的高级研究员，他致力于新疆和维吾尔研究近十五年。十年前，他居住在新疆南部喀什噶尔，进行了一项为期两年的维吾尔民族亲属关系的综合研究，深入研究了婚姻传统、风俗习惯、边境贸易以及维吾尔知识分子的作品。 从2017年起，斯汀伯格将注意力转向该地区的大规模监禁和暴行问题。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在2017年加强了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监禁，他无法访问新疆。尽管如此，斯坦伯格未受阻，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与离开新疆的维吾尔和其他民族进行了访谈。这使他能够收集第一手信息，以继续研究不断演变的新疆人权状况。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宣传，尤其是更微妙的中国宣传，包括来自该地区的网络影响者和维吾尔网络影响者，”斯汀伯格说。 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斯汀伯格深入探讨了2023年新疆维吾尔社区不断变化的局势和面临的挑战。他讨论了中国政府的宣传举措，以及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这一时期对于有关新疆的叙事的应对。 “在2023年，我们看到了该地区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结束，以及对中亚边境的部分和不断扩大的开放，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边境，”斯汀伯格指出。 根据斯汀伯格，尽管大多数所谓的再教育营可能不再运作，或其中一些已完全关闭；其中一些以非常低的容量运行，但人们仍然在被监禁。 “人们仍然被监禁和判刑，那里仍然有大量的监狱人口，”斯汀伯格说。“特别是那些在2017年、2018年被判刑的维吾尔人，2023年被监禁的人数并没有真正减少多少，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之前曾经被关进再教育营或其他类型拘留的人被重新逮捕，以及2023年之前未曾被拘留的人们的新逮捕。” 斯汀伯格指出，2023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监控重点不断发生转变，从安全和治安措施转向更加强调高科技和行政单位的控制。其中包括城市地区的社区（居委会）和农村地区的大队、小队，限制了人们的流动性和时间。 斯汀伯格强调，这些流动性限制和阻碍了人们像以前一样寻求劳务迁移的自由，迫使他们参加国家组织的强制性劳工计划。 “维吾尔人现在找到工作变得如此困难，”斯汀伯格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经济上被迫参与这些计划，而统计数据中看起来有更多人在就业，是因为他们过去从事非正式就业。但实际上，当他们失去了土地时，他们也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所以，他们之前未必是失业，只是在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而已。” “2023年，新疆当局的另一个转变是加大宣传力度，” 斯汀伯格指出。他表示，中国政府已加大努力，试图通过创造由政府主导的“新疆故事”来塑造围绕新疆的叙事，将其描绘成一个发展、和平和民族和谐的地区，以转移注意力，避开有记录的人权侵犯。 斯汀伯格表示，中国政府的努力不仅限于国内受众，还针对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内的国际受众。 “新疆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地方，人们幸福地载歌载舞，再加上殖民叙事，在国内外都有所呈现，” 斯汀伯格说。“政府邀请国际媒体亲眼见证其精心策划的新疆版本，同时掩盖阴暗面，例如集中营地的存在、再教育和政治灌输。” 中国大使馆就新疆局势表态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复美国之音媒体询问的电子邮件中强烈捍卫了中国的立场，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新疆问题”的看法。 “在社会治理方面，利用现代科技产品和大数据改善社会治理是一种普遍的国际做法。”刘鹏宇说。“在新疆合法范围内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族群，而是旨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预防和打击犯罪。这一措施得到了各个民族群众的广泛支持，因为它能够使社会更加安全。” 在谈到对行动自由的担忧时，刘鹏宇强调了中国对法治的承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他说。“中国政府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出入境权利等合法权利。新疆从未限制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迁徙自由。” 关于强制劳动这一问题，刘鹏宇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毫无根据。“所谓的‘强迫劳动’不过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华组织和个人捏造出来的谬论。” 刘鹏宇进一步强调了新疆在摆脱深度贫困方面的成功，表示：“新疆成功地克服了深度贫困的阵地，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 2023年中国成功引导多数穆斯林国家支持 驻华盛顿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尔斯兰·希达亚特（Arslan Hidayat）表示，中国政府在塑造2023年维吾尔人权状况的叙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希达亚特指出，中国有效地获得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支持，显示出重要的外交胜利。 根据希达亚特的说法，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对于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外交战略显著升级。这次外交活动激增的特点包括强调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战略性地营造了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对中国穆斯林的遭遇不表达担忧的环境。因此，当中国加大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并被美国和一些西方议会正式认定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时，这些国家选择不表达反对意见，反而支持中国。 “[当]习[近平]上台时，迅速赶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并建立关系，因为他需要这些国家，” 希达亚特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中国争取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支持，就能够对维吾尔人进行积极种族灭绝，而没有受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太多抵抗。” 希达亚特强调，在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在网络上对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抵制时，中国政府迅速派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前往新疆。然后，这些代表团将参观北京精心策划的展览和博物馆，这些展览和博物馆将维吾尔人描绘成以维吾尔自由的名义进行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