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國的危機可以用一個「衰」字來形容，整體惡化的情勢呈現「螺旋式向下探底」的趨勢。我把這種危機定義為「習治中國/政權衰敗」下一場「加重型政經危機」；之所以稱為「加重型」，是因為舊有的危機未除，新的危機接踵而至。 危機之一：習近平黨內地位的衰弱化 習近平的年事已高，2025年已是73歲。從面色通紅、行動闌珊、反應遲緩等等肢體行動來看，似乎有心血管或慢性病纏身的跡象，顯示習近平的健康問題即使尚未亮起紅燈，至少也已閃起黃燈！ 習近平面對黨內外、國內外，以及社會經濟各方面因「獨裁者誤判」所導致的危機，精神壓力極大，孤立無援感非常明顯。特別是最近《解放軍報》在一個月之內連發四篇文章。以「集體領導」(民主集中)挑戰習近平的「中央軍委負責制」(一人獨裁)，透過討論軍隊權力體制，與習近平的治軍理念大唱反調，這顯然是對於習近平個人權威的質疑和挑戰，是一個「打著鄧旗反習旗」的強烈訊號。 隨後，黨刊《求是》發表習近平反擊的文章，強調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內」，意思是習近平要繼續清洗軍隊、斬草除根。這種「軍報」與「黨刊」互打擂台的現象，似乎在重演「黨內鬥爭，輿論先行」的先例和戲碼，一如當年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互打對台，這場輿論鬥爭預演了後來的權力鬥爭，結果鄧派打倒了毛派。 諸種現象透露了習近平充滿了「不安全感」和「重度焦慮感」，包括他的智囊與幕僚，都已變成「伴君如伴虎」的高危險行業，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加上層出不窮的突發性社會攻擊事件，證明了習近平的統治並非「鐵板一塊」，習近平的地位也不是「定於一尊」，黨內不滿習近平的大有人在。 危機之二：習近平對外戰略的塌陷化 隨著習近平的標竿政績「一帶一路」出現工程爛尾、排華抗爭、資金縮水，「一帶一路」已變成「勒緊腰帶的不歸之路」。全球各地已經洞悉習近平的所謂「人類生命共同體」實際上是「人類災難共同體」。誰與中共沾邊，誰就倒楣，誰討了中國的好處，誰就必須付出代價！ 隨著中共在中東的戰略夥伴的衰弱化，包括等待被以色列剿滅的哈瑪斯，被以色列打到奄奄一息的真主黨，被以色列打到無力招架的伊朗，以及與中共有「戰略夥伴關係」的敘利亞阿塞德政權的跨台，都已證明中共的中東政策已經宣告破產。有人甚至說：今日的阿塞德，就是明日的習近平！ 加上歐盟已經啟動對中共「反財政補貼」的制裁方案，川普的關稅大刀，磨刀霍霍、節節進逼，國際反共聯盟已經集結完成，習近平12年來八方樹敵的外交戰略，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危機之三：美中關係的尖銳化 毫無疑問，川普重返白宮之後的對中政策，將是中國2025年最大的危機。川普已經宣布，將對中國課徵60%為起跳的關稅，而且沒有上限。在此同時，在美國國會與各種智庫建議之下，美國極可能廢除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PNTR)。在川普的新內閣之中，從國務卿、國安顧問、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代表等國安和財經官員，全屬「對中鷹派」。換言之，川普的中國政策將不再延續拜登的「管理競爭，避免衝突」的軟性對抗，而是全面獵殺的「新暖戰」，對中共進行「行刑式槍決」和政權滅絕的目標。 近期，拜登政府決定對中國的傳統晶片進行貿易法301條款的調查，預計調查結果將在2025年六月之前完成。報告一出，中國違法之結果必是預期之中。此時正好銜接川普就任後不久，調查結果必將授予川普合法理由，對中國加重關稅。 面對中國的全球低價傾銷，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已順勢抬頭，自由貿易的理念也將煙消霧散。中國將面臨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貿易大戰。這是因為中國系統性顛覆了整個自由貿易的框架，乃至侵略了美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所囊括的市場，從2025年開始，美國將致力於把原先投資設廠於中國的產業鏈一一收回美國。對於中國過去幾年對西方國家的不公平貿易和產業掠奪，中國必將付出代價。 儘管人們懷疑川普是否會「用足」60%的高關稅，但即使僅有一半30%生效，就足以使中國的GDP下降0.8至1個百分點，並造成中國的出口和投資大幅放緩。許多信評機構，例如「標準普爾」(S&P)就預估中國2025年GDP成長率為4.1%，低於中國設定的5%。如果川普用足了或祭出比60%更高的關稅，中國的GDP增長極可能攔腰折半。 危機之四：國民財富的萎縮化 疫情解封之後的經濟低迷，從個人所得下滑直到外匯存底的流失，這種從「寒冬經濟」到「結冰經濟」的趨勢，預估2025年將繼續延續和探底。 一個重大的指標是，中國已經出現30年來首次出現的「國民所得毛額」(GNI)下降的趨勢。截至2024年底，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人均收入、貿易自由度、金融開放度等標準，劃全球發達經濟體共有41個，其中不包括中國。2023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為13400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的17%、德國的25%，日本的34%，而且僅僅是41個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27%。 2024年陸續推出的刺激方案，我稱之為「癥狀治療」，僅僅出現短線行情，沒有產生起死回生的效果。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隨著經濟情勢未見改善並持續惡化，中國不只是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而是反轉墜入到我創造的一個名詞：「低等收入陷阱」。這是一種國民財富總體性縮水的「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也就是國民收入處於長期性「低收入底部水平滑動」的趨勢，這就是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的路徑依賴所形成的體制性衰敗。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的《2023/2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788，僅排全球第75位。無論是勞動生產率、人均工業增加值、千人汽車保有量，還是人均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社會保障支出，中國都與發達國家維持並擴大差距， 危機之五：社會階層的碎裂化 一般來說，一個正常的社會呈現的是「資產階級投資、中產階級經營、底層階級勞動」的分工狀態，這是古典經濟學家David Ricardo「比較利益最佳化」的概念；這其中，三個主要階級的「利益分享」非常重要，如果出現利益分裂，就會造成社會階層的碎裂化，進而影響政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 中國社會階層的碎裂化主要根源在於「停滯性經濟萎縮」，主要表現在：「資產階級逃脫」、「中產階級塌陷」、「底層階級困頓」三個方面。具體表現在個人方面，則是企業減薪、工人欠薪、失業無薪三大癥狀。 1，資產階級逃脫 在全面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資本獲利率大幅下降，也就是「投入/產出」的資本報酬率明顯衰退，甚至出現負值。在此情況下，資產階級就會減少投資或外移產業；在另一方面，由於國有企業缺乏資金流動性，只能依賴國家財政的挹注，進行刺激性擴大投資，這就會產生盲目性的產能過剩，但這種過剩卻是一種「低利生產」或「虧本經營」的過剩。 2，中產階級塌陷 投資階層的低迷，就會讓中產階級無法履行經營與管理職能。中產階級只好降低消費和吃老本。由於中產階級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一旦主力萎縮，就會產生「全社會消費抑制」的現象，進而助長通貨緊縮的惡化。 3，底層階級困頓 中國的底層人民已經陷入在「基本生存線」上下浮沉的狀態，這可以從各地出現欠薪抗議、討薪維權和失業無薪的抗議事件得到證明。醫護人員減薪比例高達30-%50%，公務人員發不出薪資，銀行限制人民提款等等。最近頻傳的報復性社會攻擊，例如珠海無差別攻擊事件，乃至街頭上與官方格鬥或槍擊事件，都是底層民眾為生存而抗議的表現。 依據中共官方的統計，僅僅2024一年，中國就累計高達4700萬勞動力無法正常找到工作，佔到2023年中國城鎮勞動力的10%。2025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將達到史上最高水平的1220萬人，這將助長中國青年的就業壓力。 「畢業就退休」是對中國青年失業的諷刺性描述。年輕人躺平、歸隱以及強迫性享受田園生活，看似簡樸或優雅，但對比過去「農民工進城」，實際上是城市就業困難而被迫返回農村提前過退休生活的逆反現象。近年來，一種稱為「療愈經濟」開始抬頭，也就是開設提供失業青年止傷療痛的「途家民宿」，已及逃避現實、心靈休養的「青年養老院」。許多年輕人回到農村，過著「極簡主義、消費降級」的生活。有一句流行順口溜形容這種犬儒主義的人生觀：小病扛扛就熬過去，大病扛扛就死了去！青春年華成為一種打發時間和等待流逝的苦中作樂。 危機之六：財政赤字的擴大化 中國政府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途徑，基本上就是「財政挹注」和「舉債還款」兩套做法，簡稱「化債」。但是「化債」只能填補虧空，救急而不救窮，無法從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土地依賴和公共支出浮濫)的財政結構。換言之，「化債」只是「癥狀治療」，不是治本，也難以治標。無論中央政府如何撒錢挹注或舉債還款，都只是在填補巨大的無底洞。 依據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2024 年安排財政赤字4.06 兆元，比上年(2023)年增加1800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3.9兆元，比上年增加1000 億元，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1兆元。依據中國將採取「貨幣寬鬆」和「赤字財政」的政策，2025年財政赤字將佔到國內生產毛額(GDP)的4%。 儘管對比西方國家，中國的財政赤字並不算太高，但問題不在於高低，而是效益。政府舉債是否超出「安全區域」，雖然有待觀察，但長期而言，無可避面的持續舉債必將縮小中國的舉債空間與償債能力，只是延後病痛或債留子孫。 危機之七：貧富差距的擴大化 依據「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發表的民眾月收入調查數據，全中國有9.64億人口的月收入在人民幣2千元以下；報告還指出，99%的中國人只分到財富總額的1成，其他9成則掌握在1%的富人手中。 依據貧富階級對經濟下滑抗拒能力的高低有別，包括避險工具與保值能力，也就是經濟不好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規律，中國的貧富差距在2025年以後將繼續擴大。雖然，習近平始終把「脫貧」視為他的經典政績，所以從「美麗鄉村」、「定向扶貧」到「共同富裕」，致力於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但是口號鬥不過現實，習近平鬥不過紅二代、富二代「聯合壟斷社會財富」的暗黑手段。最近頻頻發生的軍隊貪腐問題，包括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以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因貪腐而下台，證明了貪腐與貧富不均之間形成了「官貪民窮」的因果關係，是中國社會「極度不正義」的尖銳表現。 危機之八：政權合法性的流沙化 前述所稱中共政權的「安全焦慮感」，如今已轉變為人民的「生存焦慮感」。當人民出現廣泛的生存危機感和社會絕望感之時，中共的愛國主義宣傳就會失去說服力。隨之而來的是「不聽黨話，不跟黨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有如沙灘浮塔而轉向流沙化。 最近發生一件驚人事件，就是廣東韶關南華寺的三名比丘尼，在外誦經時被指稱為假僧人，憤而製作影片公開指控共產黨，火爆開罵習近平「死無葬身之地」。三位尼姑宣稱：「中共這些大王們，統治中國將近100年了，還在天天撒謊，愚弄自己的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悲哀…..」等等。這三位尼姑誓言願意「以身殉道」來證明自己的信仰與清白。 出家人本以聞聲救苦、普渡眾生為職志，如今連一向與世無爭的佛門受戒之人，都出來控訴共產黨，遑論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士，這正是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最大挑戰。 危機之九：地緣政治的惡質化 隨著中國外交政策的一一破產，「戰狼外交」將變成「病貓外交」，特別是繼續支持俄羅斯延續俄烏戰爭，在歐洲、南美、東協國家進行財政補貼下的低價傾銷，在南海「虛張主權」並不斷霸凌菲律賓。在伊朗遭受以色列攻擊之後，暴露中國對伊朗核武的支持，在敘利亞阿塞德政權垮台後，中國長期支持敘利亞獨裁政權的「黑歷史」被曝光，以及最近在第一島鏈發動「沒有演習知名的演習」等等。中國在四個主要地區：歐洲、中東、南海、第一島鏈，製造了地緣政治極端惡化的態勢。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好感度」已經降至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最低點，所謂「中國意象」(China Image)已經「黑化」，中國的「大外宣」實際上是「大失敗」。未來，全世界將更加討厭中國，把中國視為「地緣政治的殺手」！ 三個基本事實在2025年將更趨惡化： 1，全球資本對中國市場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再把中國視為跨國投資的首選國家。昔日想要獲得中國市場准入和廉價勞動力而討好中國的情況正在逆轉，中國開始面對數以千計的技術與貿易壁壘，失去過去可以輕鬆獲得的資源、技術、資本以及富裕國家的市場。2025年以後，所謂「中國崛起」將宣告終結。 2，世界各國對於「對中貿易」(trade with China)將採取更多的風險管制，包括安全風險與市場擠壓風險。各國將跟隨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對中國開打不同程度的關稅戰。 3，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和工程爛尾繼續擴大，過去在剛果、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緬甸等國爆發的「反一帶一路/排中浪潮」，將持續漫延。換言之，隨著中國「減債能力」的下降，中國的「一帶一路」已被視為「殖民利劍」。不是援助，而是掠奪；不是福利，而是破壞。 危機之十：「一中原則」的解構化 隨著地緣政治關係惡化而來的，就是中國的「一中原則」將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解構和顛覆。在2024一年之中，相繼有「捷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英國下議院」、「歐洲議會」、「荷蘭國會眾議院」、「澳洲聯邦國會」、「美國眾議院」等等，對於中國曲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提出了強烈的批判。這些批判的共識點在於：反對中國將聯大第2758號決議與「一中原則」擅作不當連結，拒絕中國聲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支持台灣參與包括聯合國的國際組織。 在此趨勢下，未來將有更多的國家對「一中原則」採取批判性、反對性的態度。原先中國用來拘束兩岸關係、打壓台灣主權地位、阻止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反對台灣對外官方來往……等等借口和依據，都將被解構化。中共所宣稱的「『一中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痴人說夢，也將走向瓦解和破產。 危機之十一：民粹主義的激進化 經濟惡化之時往往是民粹主義高漲的時刻。在連續兩起殺害日本兒童事件爆發之後，證明中國民粹主義從未消退和收斂，一種隨機性的排外仇殺事件，已經引起廣泛的「國際惡感」，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危險與野蠻的國度。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叫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一如當年慈禧太后一口氣和11個國家宣戰一樣，當今中國的民粹主義，我稱之為「新義和團主義」，等同於向西方所有反華國家宣戰。但是，對中國而言，試圖打敗帝國主義，首先是打敗自己。在一片狂熱的仇外氣氛下，只有促使外國資本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 危機之十二：紅色供應鏈的斷裂化 為了反制美國即將到來的關稅壁壘和經濟脫鉤，中國將在2025年提前向西方開打，也就是提前主動脫鉤。除了運用拋售美債、人民幣貶值、匯率操控等等手段，不惜與美國打一場貨幣戰爭之外，中國將展開以稀缺礦產為籌碼的「供應鏈戰爭」(supply chain warfare)。 中國商務部12月3日發出禁令，即日起禁止向美國出口鎵、鍺、銻、石墨等和超硬材料，以作為美國對中國實施晶片禁令的報復。 確實，中國具有稀缺性戰略資源的供應鏈優勢，中國的鎵產量佔了全球94%，鍺產量佔了全球83%，銻的開採量佔全球總量48%。但是貿然開打「資源脫鉤戰」，一手底牌全部打光，等於自斷中國的紅色供應鏈，自斷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資源依賴，失去自身最終的戰略籌碼。 實際上，中國戰略資源的優勢是「人為設置」的資源稀缺性，而非市場供需下的自然稀缺性。在全球資源儲量上，中國壟斷的稀缺資源並不稀缺。在中國限制出口並推高國際價格之後，將促使美國重新發展其國內生產能力，尋找多樣化的替代供應並組建供應鏈同盟。例如加拿大礦業公司Teck已經表示增加鍺的生產，其他例子更多。過去，只是因為提煉成本很高，中國實施低成本開採和低價競爭，導致其他國家不願削價競爭而減產。但是，一旦價格攀高，其他國家就會恢復生產，反而使中國失去原有的供應鏈優勢。 中國必將崩潰 許多人認為，「中國崩潰論」已經延續多年，但中共政權依然健在，所以「崩潰論」並不能成立。但是苟延殘喘與魂歸西天並無太大差異，久病不起與瀕死狀態也只是時間問題，顢頇之人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獨裁政權更是變本加厲。敘利亞的阿塞德家族(父子兩代)不也統治長達50幾年之後一夕崩潰？蘇聯與東歐共黨的垮台，不也是積惡成習的後果？現代歷史一再證明，從納粹德國、軍國日本、獨裁蘇聯到暴政敘利亞，凡一人攬權、窮兵黷武的政權，必將崩潰！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2025年中國的危機可以用一個「衰」字來形容，整體惡化的情勢呈現「螺旋式向下探底」的趨勢。我把這種危機定義為「習治中國/政權衰敗」下一場「加重型政經危機」；之所以稱為「加重型」，是因為舊有的危機未除，新的危機接踵而至。 危機之一：習近平黨內地位的衰弱化 習近平的年事已高，2025年已是73歲。從面色通紅、行動闌珊、反應遲緩等等肢體行動來看，似乎有心血管或慢性病纏身的跡象，顯示習近平的健康問題即使尚未亮起紅燈，至少也已閃起黃燈！ 習近平面對黨內外、國內外，以及社會經濟各方面因「獨裁者誤判」所導致的危機，精神壓力極大，孤立無援感非常明顯。特別是最近《解放軍報》在一個月之內連發四篇文章。以「集體領導」(民主集中)挑戰習近平的「中央軍委負責制」(一人獨裁)，透過討論軍隊權力體制，與習近平的治軍理念大唱反調，這顯然是對於習近平個人權威的質疑和挑戰，是一個「打著鄧旗反習旗」的強烈訊號。 隨後，黨刊《求是》發表習近平反擊的文章，強調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內」，意思是習近平要繼續清洗軍隊、斬草除根。這種「軍報」與「黨刊」互打擂台的現象，似乎在重演「黨內鬥爭，輿論先行」的先例和戲碼，一如當年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互打對台，這場輿論鬥爭預演了後來的權力鬥爭，結果鄧派打倒了毛派。 諸種現象透露了習近平充滿了「不安全感」和「重度焦慮感」，包括他的智囊與幕僚，都已變成「伴君如伴虎」的高危險行業，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加上層出不窮的突發性社會攻擊事件，證明了習近平的統治並非「鐵板一塊」，習近平的地位也不是「定於一尊」，黨內不滿習近平的大有人在。 危機之二：習近平對外戰略的塌陷化 隨著習近平的標竿政績「一帶一路」出現工程爛尾、排華抗爭、資金縮水，「一帶一路」已變成「勒緊腰帶的不歸之路」。全球各地已經洞悉習近平的所謂「人類生命共同體」實際上是「人類災難共同體」。誰與中共沾邊，誰就倒楣，誰討了中國的好處，誰就必須付出代價！ 隨著中共在中東的戰略夥伴的衰弱化，包括等待被以色列剿滅的哈瑪斯，被以色列打到奄奄一息的真主黨，被以色列打到無力招架的伊朗，以及與中共有「戰略夥伴關係」的敘利亞阿塞德政權的跨台，都已證明中共的中東政策已經宣告破產。有人甚至說：今日的阿塞德，就是明日的習近平！ 加上歐盟已經啟動對中共「反財政補貼」的制裁方案，川普的關稅大刀，磨刀霍霍、節節進逼，國際反共聯盟已經集結完成，習近平12年來八方樹敵的外交戰略，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危機之三：美中關係的尖銳化 毫無疑問，川普重返白宮之後的對中政策，將是中國2025年最大的危機。川普已經宣布，將對中國課徵60%為起跳的關稅，而且沒有上限。在此同時，在美國國會與各種智庫建議之下，美國極可能廢除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PNTR)。在川普的新內閣之中，從國務卿、國安顧問、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代表等國安和財經官員，全屬「對中鷹派」。換言之，川普的中國政策將不再延續拜登的「管理競爭，避免衝突」的軟性對抗，而是全面獵殺的「新暖戰」，對中共進行「行刑式槍決」和政權滅絕的目標。 近期，拜登政府決定對中國的傳統晶片進行貿易法301條款的調查，預計調查結果將在2025年六月之前完成。報告一出，中國違法之結果必是預期之中。此時正好銜接川普就任後不久，調查結果必將授予川普合法理由，對中國加重關稅。 面對中國的全球低價傾銷，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已順勢抬頭，自由貿易的理念也將煙消霧散。中國將面臨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貿易大戰。這是因為中國系統性顛覆了整個自由貿易的框架，乃至侵略了美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所囊括的市場，從2025年開始，美國將致力於把原先投資設廠於中國的產業鏈一一收回美國。對於中國過去幾年對西方國家的不公平貿易和產業掠奪，中國必將付出代價。 儘管人們懷疑川普是否會「用足」60%的高關稅，但即使僅有一半30%生效，就足以使中國的GDP下降0.8至1個百分點，並造成中國的出口和投資大幅放緩。許多信評機構，例如「標準普爾」(S&P)就預估中國2025年GDP成長率為4.1%，低於中國設定的5%。如果川普用足了或祭出比60%更高的關稅，中國的GDP增長極可能攔腰折半。 危機之四：國民財富的萎縮化 疫情解封之後的經濟低迷，從個人所得下滑直到外匯存底的流失，這種從「寒冬經濟」到「結冰經濟」的趨勢，預估2025年將繼續延續和探底。 一個重大的指標是，中國已經出現30年來首次出現的「國民所得毛額」(GNI)下降的趨勢。截至2024年底，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人均收入、貿易自由度、金融開放度等標準，劃全球發達經濟體共有41個，其中不包括中國。2023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為13400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的17%、德國的25%，日本的34%，而且僅僅是41個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27%。 2024年陸續推出的刺激方案，我稱之為「癥狀治療」，僅僅出現短線行情，沒有產生起死回生的效果。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隨著經濟情勢未見改善並持續惡化，中國不只是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而是反轉墜入到我創造的一個名詞：「低等收入陷阱」。這是一種國民財富總體性縮水的「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也就是國民收入處於長期性「低收入底部水平滑動」的趨勢，這就是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的路徑依賴所形成的體制性衰敗。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的《2023/2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788，僅排全球第75位。無論是勞動生產率、人均工業增加值、千人汽車保有量，還是人均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社會保障支出，中國都與發達國家維持並擴大差距， 危機之五：社會階層的碎裂化 一般來說，一個正常的社會呈現的是「資產階級投資、中產階級經營、底層階級勞動」的分工狀態，這是古典經濟學家David Ricardo「比較利益最佳化」的概念；這其中，三個主要階級的「利益分享」非常重要，如果出現利益分裂，就會造成社會階層的碎裂化，進而影響政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 中國社會階層的碎裂化主要根源在於「停滯性經濟萎縮」，主要表現在：「資產階級逃脫」、「中產階級塌陷」、「底層階級困頓」三個方面。具體表現在個人方面，則是企業減薪、工人欠薪、失業無薪三大癥狀。 1，資產階級逃脫 在全面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資本獲利率大幅下降，也就是「投入/產出」的資本報酬率明顯衰退，甚至出現負值。在此情況下，資產階級就會減少投資或外移產業；在另一方面，由於國有企業缺乏資金流動性，只能依賴國家財政的挹注，進行刺激性擴大投資，這就會產生盲目性的產能過剩，但這種過剩卻是一種「低利生產」或「虧本經營」的過剩。 2，中產階級塌陷 投資階層的低迷，就會讓中產階級無法履行經營與管理職能。中產階級只好降低消費和吃老本。由於中產階級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一旦主力萎縮，就會產生「全社會消費抑制」的現象，進而助長通貨緊縮的惡化。 3，底層階級困頓 中國的底層人民已經陷入在「基本生存線」上下浮沉的狀態，這可以從各地出現欠薪抗議、討薪維權和失業無薪的抗議事件得到證明。醫護人員減薪比例高達30-%50%，公務人員發不出薪資，銀行限制人民提款等等。最近頻傳的報復性社會攻擊，例如珠海無差別攻擊事件，乃至街頭上與官方格鬥或槍擊事件，都是底層民眾為生存而抗議的表現。 依據中共官方的統計，僅僅2024一年，中國就累計高達4700萬勞動力無法正常找到工作，佔到2023年中國城鎮勞動力的10%。2025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將達到史上最高水平的1220萬人，這將助長中國青年的就業壓力。 「畢業就退休」是對中國青年失業的諷刺性描述。年輕人躺平、歸隱以及強迫性享受田園生活，看似簡樸或優雅，但對比過去「農民工進城」，實際上是城市就業困難而被迫返回農村提前過退休生活的逆反現象。近年來，一種稱為「療愈經濟」開始抬頭，也就是開設提供失業青年止傷療痛的「途家民宿」，已及逃避現實、心靈休養的「青年養老院」。許多年輕人回到農村，過著「極簡主義、消費降級」的生活。有一句流行順口溜形容這種犬儒主義的人生觀：小病扛扛就熬過去，大病扛扛就死了去！青春年華成為一種打發時間和等待流逝的苦中作樂。 危機之六：財政赤字的擴大化 中國政府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途徑，基本上就是「財政挹注」和「舉債還款」兩套做法，簡稱「化債」。但是「化債」只能填補虧空，救急而不救窮，無法從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土地依賴和公共支出浮濫)的財政結構。換言之，「化債」只是「癥狀治療」，不是治本，也難以治標。無論中央政府如何撒錢挹注或舉債還款，都只是在填補巨大的無底洞。 依據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2024 年安排財政赤字4.06 兆元，比上年(2023)年增加1800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3.9兆元，比上年增加1000 億元，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1兆元。依據中國將採取「貨幣寬鬆」和「赤字財政」的政策，2025年財政赤字將佔到國內生產毛額(GDP)的4%。 儘管對比西方國家，中國的財政赤字並不算太高，但問題不在於高低，而是效益。政府舉債是否超出「安全區域」，雖然有待觀察，但長期而言，無可避面的持續舉債必將縮小中國的舉債空間與償債能力，只是延後病痛或債留子孫。 危機之七：貧富差距的擴大化 依據「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發表的民眾月收入調查數據，全中國有9.64億人口的月收入在人民幣2千元以下；報告還指出，99%的中國人只分到財富總額的1成，其他9成則掌握在1%的富人手中。 依據貧富階級對經濟下滑抗拒能力的高低有別，包括避險工具與保值能力，也就是經濟不好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規律，中國的貧富差距在2025年以後將繼續擴大。雖然，習近平始終把「脫貧」視為他的經典政績，所以從「美麗鄉村」、「定向扶貧」到「共同富裕」，致力於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但是口號鬥不過現實，習近平鬥不過紅二代、富二代「聯合壟斷社會財富」的暗黑手段。最近頻頻發生的軍隊貪腐問題，包括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以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因貪腐而下台，證明了貪腐與貧富不均之間形成了「官貪民窮」的因果關係，是中國社會「極度不正義」的尖銳表現。 危機之八：政權合法性的流沙化 前述所稱中共政權的「安全焦慮感」，如今已轉變為人民的「生存焦慮感」。當人民出現廣泛的生存危機感和社會絕望感之時，中共的愛國主義宣傳就會失去說服力。隨之而來的是「不聽黨話，不跟黨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有如沙灘浮塔而轉向流沙化。 最近發生一件驚人事件，就是廣東韶關南華寺的三名比丘尼，在外誦經時被指稱為假僧人，憤而製作影片公開指控共產黨，火爆開罵習近平「死無葬身之地」。三位尼姑宣稱：「中共這些大王們，統治中國將近100年了，還在天天撒謊，愚弄自己的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悲哀…..」等等。這三位尼姑誓言願意「以身殉道」來證明自己的信仰與清白。 出家人本以聞聲救苦、普渡眾生為職志，如今連一向與世無爭的佛門受戒之人，都出來控訴共產黨，遑論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士，這正是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最大挑戰。 危機之九：地緣政治的惡質化 隨著中國外交政策的一一破產，「戰狼外交」將變成「病貓外交」，特別是繼續支持俄羅斯延續俄烏戰爭，在歐洲、南美、東協國家進行財政補貼下的低價傾銷，在南海「虛張主權」並不斷霸凌菲律賓。在伊朗遭受以色列攻擊之後，暴露中國對伊朗核武的支持，在敘利亞阿塞德政權垮台後，中國長期支持敘利亞獨裁政權的「黑歷史」被曝光，以及最近在第一島鏈發動「沒有演習知名的演習」等等。中國在四個主要地區：歐洲、中東、南海、第一島鏈，製造了地緣政治極端惡化的態勢。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好感度」已經降至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最低點，所謂「中國意象」(China Image)已經「黑化」，中國的「大外宣」實際上是「大失敗」。未來，全世界將更加討厭中國，把中國視為「地緣政治的殺手」！ 三個基本事實在2025年將更趨惡化： 1，全球資本對中國市場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再把中國視為跨國投資的首選國家。昔日想要獲得中國市場准入和廉價勞動力而討好中國的情況正在逆轉，中國開始面對數以千計的技術與貿易壁壘，失去過去可以輕鬆獲得的資源、技術、資本以及富裕國家的市場。2025年以後，所謂「中國崛起」將宣告終結。 2，世界各國對於「對中貿易」(trade with China)將採取更多的風險管制，包括安全風險與市場擠壓風險。各國將跟隨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對中國開打不同程度的關稅戰。 3，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和工程爛尾繼續擴大，過去在剛果、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緬甸等國爆發的「反一帶一路/排中浪潮」，將持續漫延。換言之，隨著中國「減債能力」的下降，中國的「一帶一路」已被視為「殖民利劍」。不是援助，而是掠奪；不是福利，而是破壞。 危機之十：「一中原則」的解構化 隨著地緣政治關係惡化而來的，就是中國的「一中原則」將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解構和顛覆。在2024一年之中，相繼有「捷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英國下議院」、「歐洲議會」、「荷蘭國會眾議院」、「澳洲聯邦國會」、「美國眾議院」等等，對於中國曲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提出了強烈的批判。這些批判的共識點在於：反對中國將聯大第2758號決議與「一中原則」擅作不當連結，拒絕中國聲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支持台灣參與包括聯合國的國際組織。 在此趨勢下，未來將有更多的國家對「一中原則」採取批判性、反對性的態度。原先中國用來拘束兩岸關係、打壓台灣主權地位、阻止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反對台灣對外官方來往……等等借口和依據，都將被解構化。中共所宣稱的「『一中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痴人說夢，也將走向瓦解和破產。 危機之十一：民粹主義的激進化 經濟惡化之時往往是民粹主義高漲的時刻。在連續兩起殺害日本兒童事件爆發之後，證明中國民粹主義從未消退和收斂，一種隨機性的排外仇殺事件，已經引起廣泛的「國際惡感」，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危險與野蠻的國度。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叫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一如當年慈禧太后一口氣和11個國家宣戰一樣，當今中國的民粹主義，我稱之為「新義和團主義」，等同於向西方所有反華國家宣戰。但是，對中國而言，試圖打敗帝國主義，首先是打敗自己。在一片狂熱的仇外氣氛下，只有促使外國資本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 危機之十二：紅色供應鏈的斷裂化 為了反制美國即將到來的關稅壁壘和經濟脫鉤，中國將在2025年提前向西方開打，也就是提前主動脫鉤。除了運用拋售美債、人民幣貶值、匯率操控等等手段，不惜與美國打一場貨幣戰爭之外，中國將展開以稀缺礦產為籌碼的「供應鏈戰爭」(supply chain warfare)。 中國商務部12月3日發出禁令，即日起禁止向美國出口鎵、鍺、銻、石墨等和超硬材料，以作為美國對中國實施晶片禁令的報復。 確實，中國具有稀缺性戰略資源的供應鏈優勢，中國的鎵產量佔了全球94%，鍺產量佔了全球83%，銻的開採量佔全球總量48%。但是貿然開打「資源脫鉤戰」，一手底牌全部打光，等於自斷中國的紅色供應鏈，自斷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資源依賴，失去自身最終的戰略籌碼。 實際上，中國戰略資源的優勢是「人為設置」的資源稀缺性，而非市場供需下的自然稀缺性。在全球資源儲量上，中國壟斷的稀缺資源並不稀缺。在中國限制出口並推高國際價格之後，將促使美國重新發展其國內生產能力，尋找多樣化的替代供應並組建供應鏈同盟。例如加拿大礦業公司Teck已經表示增加鍺的生產，其他例子更多。過去，只是因為提煉成本很高，中國實施低成本開採和低價競爭，導致其他國家不願削價競爭而減產。但是，一旦價格攀高，其他國家就會恢復生產，反而使中國失去原有的供應鏈優勢。 中國必將崩潰 許多人認為，「中國崩潰論」已經延續多年，但中共政權依然健在，所以「崩潰論」並不能成立。但是苟延殘喘與魂歸西天並無太大差異，久病不起與瀕死狀態也只是時間問題，顢頇之人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獨裁政權更是變本加厲。敘利亞的阿塞德家族(父子兩代)不也統治長達50幾年之後一夕崩潰？蘇聯與東歐共黨的垮台，不也是積惡成習的後果？現代歷史一再證明，從納粹德國、軍國日本、獨裁蘇聯到暴政敘利亞，凡一人攬權、窮兵黷武的政權，必將崩潰！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年已71歲，近年不時傳出他的健康狀況不妙。儘管外界相信他不肯輕易主動或被動下台，但也不時有人在研究誰會是他的接班人。近日一些70後官員獲得高升正省部級，又帶起一波習「接班人」放風。 一位曾在中共宣傳口任職的觀察人士日前在外媒撰文說，習近平如果條件許可，還可能幹兩屆，那麼70後，剛成為浙江代省長的現屆中央候補委員劉捷入常希望最大，也就是說有接班習的可能。但在筆者看來言之過早。 「全國最年輕」並非好兆頭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議2024年12月18日宣布，任命劉捷為浙江省代省長。 官媒上觀新聞當天吹捧說，「70後」劉捷任浙江省代省長，成全國最年輕省級政府一把手。 劉捷，1970年1月出生，江蘇丹陽人，是中共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2011年以來，連跨湖南、江西、貴州和浙江四省任職。此前曾打破三十年慣例，直接跨省空降出任杭州市委書記。 據浙江官媒消息，2024年12月13日，劉捷已任浙江省政府黨組書記。14日上午，劉捷前往嘉興南湖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標誌之一「紅船」，劉在此向習近平高調錶忠，喊出「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習式政治術語。這一舉動，其實確已公開暴露了繼續向上爬，有意接班的野心。 和劉捷同期引發關注的是，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議2024年12月25日宣布免去王廣華的自然資源部部長職務，任命關志鷗為自然資源部部長。 關志鷗也是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遼寧人瀋陽人，1969年12月生，算是「准70後」。《新京報》12月25日當天也發文吹捧其「最年輕」，標題為「關志鷗，最年輕部長」。 到現在，中共有四名70後正部級官員。 除了以上兩人，2023年履新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後的阿東，1970年11月出生，去年升任此職時，官媒上觀新聞也稱其是「全國最年輕正部級領導，今年53歲」。但阿東不是中央委員，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且是歷來年紀最大的團中央第一書記。 還有一名70後正部級，現任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黨委書記、局長李雲澤，是1970年9月生。他是第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 二十屆中央委員中也有幾名受關注的1969年出生的「准70後」。殷勇是最年輕的二十屆中央委員，他生於1969年8月，現任北京市長。然後是賀軍科，生於1969年2月，現在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2018年6月，賀軍科當選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時，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 成為中共「全國最年輕」正部級領導幹部，並非都是仕途一片大好。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出現一名40歲以下的候補委員——時年39歲的甘肅省建委副主任胡錦濤，其是剛好鄧小平鼓勵年輕化和搞幹部梯隊建設，並反對終身制，所以是得其時。 在習近平時代則恰恰相反，人們發現，這類中央的「最年輕」領導幹部是生不逢時，會有雙重風險，一是被捧為日後的接班者，樹大招風，遭政敵盯緊，隨時會爆黑料，挖坑；二是自我標榜接班人，會沾沾自喜，野心外露，招主子忌。 這方面的例子已經不少。比如中共十八大上出現的兩名「60後」——胡春華（1963年4月生）和孫政才（1963年9月生），最年輕者是孫政才。 作為團派代表人物的胡春華，雖然刻意低調，但被內外炒作為習接班人，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是熱門入常人選，結果卻雙雙「失常」，最後還被踢出政治局；後者如孫政才，官方通報孫為「野心家」，他在中共十九大前栽倒，據報是每年焚香祭拜龍袍，相信是因為這件事傳到習近平那裡，孫政才惹來大禍。 再比如陸昊，他生於1967年，是中共第十八屆、十九屆、二十屆中央委員。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黑龍江省長、自然資源部部長，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 早在2008年5月4日，41歲的陸昊被宣布接替胡春華，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201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八大上，陸昊又成為中共最年輕的中央委員。 中共黨刊《人民文摘》2013年曾發專文吹捧陸昊為政壇「黑馬」。在履新黑龍江代省長時，陸昊聲稱：「今天的舞台是黨給的。」這種話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黨刊文章說，因多位團中央主帥晉陞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崗位，此次赴地方歷練的陸昊也備受關注。言下之意，陸昊也是有望接班的。但陸昊早在2022年就被貶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因為習近平在整團派，他未來能平安退休就不錯了。 前邊提到的賀軍科，同樣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2018年6月時是全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他在2023年5月轉入科協，就等於提前退居二線。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被推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劉劍，1970年出生，當年才42歲，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這屆中央委員會中唯一的「70後」，他曾任阿爾泰、哈密兩地的黨委書記，成為全國首位「70後」地委書記。大外宣媒體也曾吹捧他是官場「黑馬」，以及所謂中共「第七代」接班人。 不過，2017年2月24日，劉劍突然被免去新疆哈密市委書記職務，調任新疆民政廳黨組書記、副廳長。同年7月1日，劉劍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廳黨組書記、副廳長職務，返京重投早年工作過的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擔任國投集團下屬國投健康的董事長，從此一蹶不振。而其前任王堅朴則轉任公司黨組巡視組組長，在公司盯緊劉劍。 有港媒披露，劉劍早年任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兼團中央常委，與當時的團派大佬令計畫搭上關係。令計畫出任中辦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後，開始布局未來人馬，著力打造第三梯隊，瞄準了廳局這一級。劉劍成為令計畫刻意栽培的對象。有知情者稱，令計畫落馬後，劉劍大力倒戈令計畫，與其劃清界線，刻意擺脫令的陰影，但最後還是被打入「冷宮」。 去年首度公開的習近平幾年前一段講話，習說，「優秀年輕幹部不能搞成特殊群體，不能像儲君一樣供在那裡坐等提拔。」這被認為表明習近平憎恨被傳為接班人的高官，比如孫政才和胡春華。 故此，劉捷也好，關志鷗也好，他們的「全國最年輕」標籤，在中共官場，會引發「接班人」的聯想，不見得是好事。而由於迅速引起官媒的關注和吹捧，往往為他們日後的衰運作鋪墊。 被新加坡間接點名「習接班人」也很危險 在習近平的親信中，也有一個提前冒頭即被捧殺的案例，不過是被外國政要意外捧殺。 1960年生的陳敏爾，作為是習家軍的重要代表，2019年被到訪重慶的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點名為中共「下一代領導人」。 王瑞傑當時被外界認為是時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接班人。他和陳敏爾對話聽著令人吃驚。據官方報導，王瑞傑說，希望此次會議能為我們（兩國）下一代領導人鋪路。陳敏爾則回應說，通過此次會議，他深刻體會到兩國政治高層的意圖及合作方針。有台灣紅媒報導的標題乾脆就用了「中星（新）下一代領導人重慶首會面」。 這樣的高調定位「下一代領導人」在中共官場顯然是犯忌的。結果，被吹捧到得意忘形的陳敏爾，到二十大平調到地位不比重慶重要的天津，沒能升任政治局常委。陳敏爾在天津政績平平，他當年在貴州的舊部最近頻頻出事，不太可能還有機會接班。 現任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1964年2月出生，他最近不經意也被新加坡有意無意點名成習「接班人」。 陳吉寧2024年11月28日會見了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新加坡《聯合早報》發布的影片顯示，李顯龍離開中國前在上海接受新媒聯訪，他說希望與中國下一代領導人們建立新的聯繫。媒體報導畫面這時帶到現年60歲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之後，海外開始熱議：陳吉寧有望成習的接班人？ 有陳敏爾的前車之鑒，陳吉寧現在被提出可能是習接班人，並非好事，除了習近平會收到傳言，習家軍的其他人也會馬上盯緊陳吉寧。 中共中生代能接班？ 習近平已打亂了中共從鄧小平時代開始的幹部梯隊布局。習自己破除連任限制後，二十大後一批習家軍過了退休年齡仍在陪跑，習還沒有按中共慣例準備「儲君」，令日後變數很大。 據不完全統計，70後副省級官員現有30多人。有觀點說，假如習在幹完第三任後，還干兩屆10年，那時他已84歲，差不多要交權了，但不太可能交到60後身上，因為60後的最少年齡也已70多歲了，70後屆時年齡最大的也就67歲，接他的班正合適。70後也被稱為中共中生代。 不過，考慮所謂中共中生代實在太遙遠了，日後可能有三大變數。 第一種情況是中共本身的氣數盡。現在中共政權風雨飄搖，民間苦習已久，看來中共很難挺過十年，或不推而倒。 第二種情況就是習的健康問題，近年習出訪，經常走路腳步不穩，並傳出多種患病消息。未來兩三年，如果習突然倒地不能視事，一般只能在現任常委中有人頂上，但不一定是二號人物李強，這涉及習家軍的爭鬥。筆者此前在《上報》有寫過《習家軍七大佬 誰最有野心？》，這裡不詳述。 第三種情況是假如中共還在延續，習可能在第三任期之後（也就是第四任期內）找人接班，2032年接任（79歲），也可能在再多一屆（可能性極低），在第五任期內找人接班，2037年（84歲）交班，參考中共原有規矩，必須是該人本來是政治局常委，至少是政治局委員、準備晉陞常委。 但是習越老猜忌心越大，若還再有十年任職，腥風血雨中，誰都有可能被清洗出局，所以現在說的所有人選都不算。所謂「最年輕」已經不值得用來作為噱頭。 搞世襲制的可能 有關習的接班人，早前也流傳，習不樂意把權交給其他人，中共最高政權恐回到世襲制。比如傳說他要培養自己的女婿作為接班人，等於是外戚。 但誰是習真的女婿外界並不知道，連習的女兒習明澤都保持神秘。 習近平之弟習遠平倒是與前妻有一子，名為習明正，是香港籍，畢業於美國喬治城大學。早前有消息指習明正後來在中國清華大學任職，用的姓名為「齊明正」，跟隨祖母姓。 2019年7月12日，大陸媒體報導，清華大學宜賓骨幹研修班基層實踐支隊隊長齊明正博士到臨港經開區調研消防工作，區管委會黨政辦主任楊劍全程陪同調研。 2022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承德縣有文件顯示，齊明正獲任縣農業農村局副局長（掛職）。2023年3月，傳出齊明正已完成基層歷練。 習要搞世襲制，女兒、女婿也好、習侄子也好，至少現在得是副部級才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當作八卦。如果習要保證讓家庭成員接掌權力，交給夫人倒是一個更可行的辦法。彭麗媛是中共軍隊正軍級而的文職軍官（最多相當於正部級），但在近年中共央視的報導中，她享受了至少是副國家級領導人的待遇。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權的情況，母后臨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麗媛在習之後掌權並非沒有可能。而彭麗媛如果日後掌權，主要危險來自習家軍的搶權。 只是，近年中共亂政頻出，經濟危機深陷，再加上美國川普即將再上台，國內外「滅共」的呼聲高漲。因為作惡太多，中共政權麻煩越來越大，這艘破船再也經不起折騰，時間不長，習近平一走，就將中共政權一起帶走。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年已71歲，近年不時傳出他的健康狀況不妙。儘管外界相信他不肯輕易主動或被動下台，但也不時有人在研究誰會是他的接班人。近日一些70後官員獲得高升正省部級，又帶起一波習「接班人」放風。 一位曾在中共宣傳口任職的觀察人士日前在外媒撰文說，習近平如果條件許可，還可能幹兩屆，那麼70後，剛成為浙江代省長的現屆中央候補委員劉捷入常希望最大，也就是說有接班習的可能。但在筆者看來言之過早。 「全國最年輕」並非好兆頭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議2024年12月18日宣布，任命劉捷為浙江省代省長。 官媒上觀新聞當天吹捧說，「70後」劉捷任浙江省代省長，成全國最年輕省級政府一把手。 劉捷，1970年1月出生，江蘇丹陽人，是中共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2011年以來，連跨湖南、江西、貴州和浙江四省任職。此前曾打破三十年慣例，直接跨省空降出任杭州市委書記。 據浙江官媒消息，2024年12月13日，劉捷已任浙江省政府黨組書記。14日上午，劉捷前往嘉興南湖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標誌之一「紅船」，劉在此向習近平高調錶忠，喊出「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習式政治術語。這一舉動，其實確已公開暴露了繼續向上爬，有意接班的野心。 和劉捷同期引發關注的是，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議2024年12月25日宣布免去王廣華的自然資源部部長職務，任命關志鷗為自然資源部部長。 關志鷗也是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遼寧人瀋陽人，1969年12月生，算是「准70後」。《新京報》12月25日當天也發文吹捧其「最年輕」，標題為「關志鷗，最年輕部長」。 到現在，中共有四名70後正部級官員。 除了以上兩人，2023年履新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後的阿東，1970年11月出生，去年升任此職時，官媒上觀新聞也稱其是「全國最年輕正部級領導，今年53歲」。但阿東不是中央委員，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且是歷來年紀最大的團中央第一書記。 還有一名70後正部級，現任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黨委書記、局長李雲澤，是1970年9月生。他是第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 二十屆中央委員中也有幾名受關注的1969年出生的「准70後」。殷勇是最年輕的二十屆中央委員，他生於1969年8月，現任北京市長。然後是賀軍科，生於1969年2月，現在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2018年6月，賀軍科當選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時，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 成為中共「全國最年輕」正部級領導幹部，並非都是仕途一片大好。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出現一名40歲以下的候補委員——時年39歲的甘肅省建委副主任胡錦濤，其是剛好鄧小平鼓勵年輕化和搞幹部梯隊建設，並反對終身制，所以是得其時。 在習近平時代則恰恰相反，人們發現，這類中央的「最年輕」領導幹部是生不逢時，會有雙重風險，一是被捧為日後的接班者，樹大招風，遭政敵盯緊，隨時會爆黑料，挖坑；二是自我標榜接班人，會沾沾自喜，野心外露，招主子忌。 這方面的例子已經不少。比如中共十八大上出現的兩名「60後」——胡春華（1963年4月生）和孫政才（1963年9月生），最年輕者是孫政才。 作為團派代表人物的胡春華，雖然刻意低調，但被內外炒作為習接班人，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是熱門入常人選，結果卻雙雙「失常」，最後還被踢出政治局；後者如孫政才，官方通報孫為「野心家」，他在中共十九大前栽倒，據報是每年焚香祭拜龍袍，相信是因為這件事傳到習近平那裡，孫政才惹來大禍。 再比如陸昊，他生於1967年，是中共第十八屆、十九屆、二十屆中央委員。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黑龍江省長、自然資源部部長，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 早在2008年5月4日，41歲的陸昊被宣布接替胡春華，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201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八大上，陸昊又成為中共最年輕的中央委員。 中共黨刊《人民文摘》2013年曾發專文吹捧陸昊為政壇「黑馬」。在履新黑龍江代省長時，陸昊聲稱：「今天的舞台是黨給的。」這種話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黨刊文章說，因多位團中央主帥晉陞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崗位，此次赴地方歷練的陸昊也備受關注。言下之意，陸昊也是有望接班的。但陸昊早在2022年就被貶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因為習近平在整團派，他未來能平安退休就不錯了。 前邊提到的賀軍科，同樣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2018年6月時是全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他在2023年5月轉入科協，就等於提前退居二線。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被推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劉劍，1970年出生，當年才42歲，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這屆中央委員會中唯一的「70後」，他曾任阿爾泰、哈密兩地的黨委書記，成為全國首位「70後」地委書記。大外宣媒體也曾吹捧他是官場「黑馬」，以及所謂中共「第七代」接班人。 不過，2017年2月24日，劉劍突然被免去新疆哈密市委書記職務，調任新疆民政廳黨組書記、副廳長。同年7月1日，劉劍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廳黨組書記、副廳長職務，返京重投早年工作過的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擔任國投集團下屬國投健康的董事長，從此一蹶不振。而其前任王堅朴則轉任公司黨組巡視組組長，在公司盯緊劉劍。 有港媒披露，劉劍早年任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兼團中央常委，與當時的團派大佬令計畫搭上關係。令計畫出任中辦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後，開始布局未來人馬，著力打造第三梯隊，瞄準了廳局這一級。劉劍成為令計畫刻意栽培的對象。有知情者稱，令計畫落馬後，劉劍大力倒戈令計畫，與其劃清界線，刻意擺脫令的陰影，但最後還是被打入「冷宮」。 去年首度公開的習近平幾年前一段講話，習說，「優秀年輕幹部不能搞成特殊群體，不能像儲君一樣供在那裡坐等提拔。」這被認為表明習近平憎恨被傳為接班人的高官，比如孫政才和胡春華。 故此，劉捷也好，關志鷗也好，他們的「全國最年輕」標籤，在中共官場，會引發「接班人」的聯想，不見得是好事。而由於迅速引起官媒的關注和吹捧，往往為他們日後的衰運作鋪墊。 被新加坡間接點名「習接班人」也很危險 在習近平的親信中，也有一個提前冒頭即被捧殺的案例，不過是被外國政要意外捧殺。 1960年生的陳敏爾，作為是習家軍的重要代表，2019年被到訪重慶的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點名為中共「下一代領導人」。 王瑞傑當時被外界認為是時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接班人。他和陳敏爾對話聽著令人吃驚。據官方報導，王瑞傑說，希望此次會議能為我們（兩國）下一代領導人鋪路。陳敏爾則回應說，通過此次會議，他深刻體會到兩國政治高層的意圖及合作方針。有台灣紅媒報導的標題乾脆就用了「中星（新）下一代領導人重慶首會面」。 這樣的高調定位「下一代領導人」在中共官場顯然是犯忌的。結果，被吹捧到得意忘形的陳敏爾，到二十大平調到地位不比重慶重要的天津，沒能升任政治局常委。陳敏爾在天津政績平平，他當年在貴州的舊部最近頻頻出事，不太可能還有機會接班。 現任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1964年2月出生，他最近不經意也被新加坡有意無意點名成習「接班人」。 陳吉寧2024年11月28日會見了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新加坡《聯合早報》發布的影片顯示，李顯龍離開中國前在上海接受新媒聯訪，他說希望與中國下一代領導人們建立新的聯繫。媒體報導畫面這時帶到現年60歲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之後，海外開始熱議：陳吉寧有望成習的接班人？ 有陳敏爾的前車之鑒，陳吉寧現在被提出可能是習接班人，並非好事，除了習近平會收到傳言，習家軍的其他人也會馬上盯緊陳吉寧。 中共中生代能接班？ 習近平已打亂了中共從鄧小平時代開始的幹部梯隊布局。習自己破除連任限制後，二十大後一批習家軍過了退休年齡仍在陪跑，習還沒有按中共慣例準備「儲君」，令日後變數很大。 據不完全統計，70後副省級官員現有30多人。有觀點說，假如習在幹完第三任後，還干兩屆10年，那時他已84歲，差不多要交權了，但不太可能交到60後身上，因為60後的最少年齡也已70多歲了，70後屆時年齡最大的也就67歲，接他的班正合適。70後也被稱為中共中生代。 不過，考慮所謂中共中生代實在太遙遠了，日後可能有三大變數。 第一種情況是中共本身的氣數盡。現在中共政權風雨飄搖，民間苦習已久，看來中共很難挺過十年，或不推而倒。 第二種情況就是習的健康問題，近年習出訪，經常走路腳步不穩，並傳出多種患病消息。未來兩三年，如果習突然倒地不能視事，一般只能在現任常委中有人頂上，但不一定是二號人物李強，這涉及習家軍的爭鬥。筆者此前在《上報》有寫過《習家軍七大佬 誰最有野心？》，這裡不詳述。 第三種情況是假如中共還在延續，習可能在第三任期之後（也就是第四任期內）找人接班，2032年接任（79歲），也可能在再多一屆（可能性極低），在第五任期內找人接班，2037年（84歲）交班，參考中共原有規矩，必須是該人本來是政治局常委，至少是政治局委員、準備晉陞常委。 但是習越老猜忌心越大，若還再有十年任職，腥風血雨中，誰都有可能被清洗出局，所以現在說的所有人選都不算。所謂「最年輕」已經不值得用來作為噱頭。 搞世襲制的可能 有關習的接班人，早前也流傳，習不樂意把權交給其他人，中共最高政權恐回到世襲制。比如傳說他要培養自己的女婿作為接班人，等於是外戚。 但誰是習真的女婿外界並不知道，連習的女兒習明澤都保持神秘。 習近平之弟習遠平倒是與前妻有一子，名為習明正，是香港籍，畢業於美國喬治城大學。早前有消息指習明正後來在中國清華大學任職，用的姓名為「齊明正」，跟隨祖母姓。 2019年7月12日，大陸媒體報導，清華大學宜賓骨幹研修班基層實踐支隊隊長齊明正博士到臨港經開區調研消防工作，區管委會黨政辦主任楊劍全程陪同調研。 2022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承德縣有文件顯示，齊明正獲任縣農業農村局副局長（掛職）。2023年3月，傳出齊明正已完成基層歷練。 習要搞世襲制，女兒、女婿也好、習侄子也好，至少現在得是副部級才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當作八卦。如果習要保證讓家庭成員接掌權力，交給夫人倒是一個更可行的辦法。彭麗媛是中共軍隊正軍級而的文職軍官（最多相當於正部級），但在近年中共央視的報導中，她享受了至少是副國家級領導人的待遇。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權的情況，母后臨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麗媛在習之後掌權並非沒有可能。而彭麗媛如果日後掌權，主要危險來自習家軍的搶權。 只是，近年中共亂政頻出，經濟危機深陷，再加上美國川普即將再上台，國內外「滅共」的呼聲高漲。因為作惡太多，中共政權麻煩越來越大，這艘破船再也經不起折騰，時間不長，習近平一走，就將中共政權一起帶走。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隨著中國對台灰色地帶襲擾和法律戰與日俱增，最近有多位學者先後警告，原以維穩為主要任務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簡稱武警)，未來很可能在中共武力犯台過程中負責斬首行動、奪取戰略要地，甚至一旦解放軍奪台後，實施戒嚴統治。更值得警惕的是，武警各種襲擾，可能宣稱是「警察行動」而非正式開戰，使有意援台的國家陷於兩難。 中國官媒1月2日報道全軍「新年開訓」，各部隊按照任務屬性展開實戰化練兵，其中駐地在福建省的武警第二機動總隊某支隊所展現的訓練畫面，是快速架橋以及衝鋒艇操駕。 《商業內幕》：武警在台灣對岸強化水上、城鎮戰訓練 中國官媒並未進一步說明訓練細節，但美國媒體《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在一篇報道中分析，作為一支准軍事部隊，武警正在接受包括水上作戰和城鎮戰在內的多種訓練，這表明中國準備讓他們在入侵台灣的行動中扮演關鍵力量。 報道引述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東亞戰爭與戰略教授阿萊西奧·帕塔拉諾(Alessio Patalano)的說法指出，武警擁有訓練精良的特種部隊，「無論是在斬首行動，或是奪取關鍵港口、機場等行動中，動用武警都是可行的」。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吳志遠(Joel Wuthnow)認為，中共攻台必須動用大量海空兵力，武警不太可能直接參与，但若解放軍在台灣陷入持久戰，武警就可能被調來實施軍事治理。 美國智庫「國防重點」(Defense Priorities)亞洲接觸項目主任萊爾·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則表示，武警特種部隊將在攻台行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於中國將台灣視為「國內問題」，對他們而言，動用武警對台「是完全合法的」。 庄嘉穎：香港鎮壓在前，武警協助攻台「不令人意外」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庄嘉穎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武警參與攻台「並不令人意外」，除了他們受過反恐、維穩等各種訓練之外，更重要的是武警本來就源自解放軍，也經常協助解放軍任務。 一旦中共攻台，勢必需要大量兵力，調動武警就成為合理選擇。庄嘉穎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曾傳出有許多武警以變裝方式，穿上港警制服，甚至是便服、T恤參與鎮壓，類似手段同樣可能被用在台灣。 庄嘉穎說：「不能排除他(武警)可能會有一些人先潛入台灣，或者跟著他的主要的部隊去台灣，開始做一些鎮壓和維穩的工作，這些都在他的功能範圍內」。 北京修法：武警「雙重領導」改中央軍委「維一指揮」 除了訓練之外，中國武警組織架構的變化及法律角色，也是外界關注其在對台行動中發揮影響力的原因。 去年12月18日，美國國防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亦稱「中國軍力報告」)指出，相對於過去數十年間，武警接受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雙重領導」，2020年修訂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法》正式承認中央軍委對這支總兵力約50萬的部隊擁有唯一指揮權。 報告詳列武警主要職責，包括維護政治、制度和政權安全、處理緊急救援、反恐、空中支持、海上維權、行政執法和國防行動。新的改革條款更賦予武警在中國境外展開反恐訓練等行動的合法性。 武警第二機動總隊駐紮福建 前身為「渡海先鋒營」 報告中特別介紹武警的「機動總隊」，其中第一機動總隊駐地位於河北省會石家莊，一旦北京政權受到威脅，可就近馳援。 第二機動總隊駐紮福建省會福州，轄下部隊集中在福建和東南沿海各省分，報告強調，該總隊在支持解放軍為台海衝突備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官媒《解放軍報》去年8月的一篇《觀察報告》似乎也隱約透露其對台任務屬性。 報告中形容，武警第二機動總隊某支隊所屬「渡海先鋒營」正在碼頭進行多平台驗證性裝載訓練，也是他們在調整組建後首次「遠程跨區投送演練」，強化在陌生地域執行任務的能力。 報告中更強調，該支隊前身就是1950年3月，「乘木船強渡瓊州海峽，撕開國民黨防線」，為中共奪取海南島立下赫赫戰功的部隊。 美國學者吉耐獅：武警下轄中國海警，規模堪稱「第二海軍」 美國空軍退役軍官吉耐獅(Guermantes Lailari)更在星期日投書台灣《自由時報》的文章中明確警告，武警是僅次於解放軍對台灣民主的第二大威脅，若中共接管台灣，勢必會派武警實施戒嚴，屆時台灣人民將再次遭受邪惡統治的折磨。 吉耐獅分析，武警分為內衛部隊、機動部隊及海警部隊三大部分，在戰爭時期，由中央軍委或中央軍委授權戰區解放軍指揮。 文中強調，2018年改制劃歸武警轄下的「中國海警」擁有超過500艘各式艦艇，實為中國的「第二海軍」，不僅主要指揮官皆來自海軍退役人員，新一代海警船配備76毫米口徑艦炮，更與軍艦無異。 按此標準，中國海軍加海警船艦總量達870艘，幾乎是美國海軍(355艘)的2.5倍。 吉奈獅警告，戰時中國海警將與海軍合作，封鎖台灣海上交通；一旦台灣淪陷，武警與海警更能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等法令拘捕所謂危害國安、支持台獨的台灣人。
隨著中國對台灰色地帶襲擾和法律戰與日俱增，最近有多位學者先後警告，原以維穩為主要任務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簡稱武警)，未來很可能在中共武力犯台過程中負責斬首行動、奪取戰略要地，甚至一旦解放軍奪台後，實施戒嚴統治。更值得警惕的是，武警各種襲擾，可能宣稱是「警察行動」而非正式開戰，使有意援台的國家陷於兩難。 中國官媒1月2日報道全軍「新年開訓」，各部隊按照任務屬性展開實戰化練兵，其中駐地在福建省的武警第二機動總隊某支隊所展現的訓練畫面，是快速架橋以及衝鋒艇操駕。 《商業內幕》：武警在台灣對岸強化水上、城鎮戰訓練 中國官媒並未進一步說明訓練細節，但美國媒體《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在一篇報道中分析，作為一支准軍事部隊，武警正在接受包括水上作戰和城鎮戰在內的多種訓練，這表明中國準備讓他們在入侵台灣的行動中扮演關鍵力量。 報道引述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東亞戰爭與戰略教授阿萊西奧·帕塔拉諾(Alessio Patalano)的說法指出，武警擁有訓練精良的特種部隊，「無論是在斬首行動，或是奪取關鍵港口、機場等行動中，動用武警都是可行的」。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吳志遠(Joel Wuthnow)認為，中共攻台必須動用大量海空兵力，武警不太可能直接參与，但若解放軍在台灣陷入持久戰，武警就可能被調來實施軍事治理。 美國智庫「國防重點」(Defense Priorities)亞洲接觸項目主任萊爾·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則表示，武警特種部隊將在攻台行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於中國將台灣視為「國內問題」，對他們而言，動用武警對台「是完全合法的」。 庄嘉穎：香港鎮壓在前，武警協助攻台「不令人意外」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庄嘉穎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武警參與攻台「並不令人意外」，除了他們受過反恐、維穩等各種訓練之外，更重要的是武警本來就源自解放軍，也經常協助解放軍任務。 一旦中共攻台，勢必需要大量兵力，調動武警就成為合理選擇。庄嘉穎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曾傳出有許多武警以變裝方式，穿上港警制服，甚至是便服、T恤參與鎮壓，類似手段同樣可能被用在台灣。 庄嘉穎說：「不能排除他(武警)可能會有一些人先潛入台灣，或者跟著他的主要的部隊去台灣，開始做一些鎮壓和維穩的工作，這些都在他的功能範圍內」。 北京修法：武警「雙重領導」改中央軍委「維一指揮」 除了訓練之外，中國武警組織架構的變化及法律角色，也是外界關注其在對台行動中發揮影響力的原因。 去年12月18日，美國國防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亦稱「中國軍力報告」)指出，相對於過去數十年間，武警接受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雙重領導」，2020年修訂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法》正式承認中央軍委對這支總兵力約50萬的部隊擁有唯一指揮權。 報告詳列武警主要職責，包括維護政治、制度和政權安全、處理緊急救援、反恐、空中支持、海上維權、行政執法和國防行動。新的改革條款更賦予武警在中國境外展開反恐訓練等行動的合法性。 武警第二機動總隊駐紮福建 前身為「渡海先鋒營」 報告中特別介紹武警的「機動總隊」，其中第一機動總隊駐地位於河北省會石家莊，一旦北京政權受到威脅，可就近馳援。 第二機動總隊駐紮福建省會福州，轄下部隊集中在福建和東南沿海各省分，報告強調，該總隊在支持解放軍為台海衝突備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官媒《解放軍報》去年8月的一篇《觀察報告》似乎也隱約透露其對台任務屬性。 報告中形容，武警第二機動總隊某支隊所屬「渡海先鋒營」正在碼頭進行多平台驗證性裝載訓練，也是他們在調整組建後首次「遠程跨區投送演練」，強化在陌生地域執行任務的能力。 報告中更強調，該支隊前身就是1950年3月，「乘木船強渡瓊州海峽，撕開國民黨防線」，為中共奪取海南島立下赫赫戰功的部隊。 美國學者吉耐獅：武警下轄中國海警，規模堪稱「第二海軍」 美國空軍退役軍官吉耐獅(Guermantes Lailari)更在星期日投書台灣《自由時報》的文章中明確警告，武警是僅次於解放軍對台灣民主的第二大威脅，若中共接管台灣，勢必會派武警實施戒嚴，屆時台灣人民將再次遭受邪惡統治的折磨。 吉耐獅分析，武警分為內衛部隊、機動部隊及海警部隊三大部分，在戰爭時期，由中央軍委或中央軍委授權戰區解放軍指揮。 文中強調，2018年改制劃歸武警轄下的「中國海警」擁有超過500艘各式艦艇，實為中國的「第二海軍」，不僅主要指揮官皆來自海軍退役人員，新一代海警船配備76毫米口徑艦炮，更與軍艦無異。 按此標準，中國海軍加海警船艦總量達870艘，幾乎是美國海軍(355艘)的2.5倍。 吉奈獅警告，戰時中國海警將與海軍合作，封鎖台灣海上交通；一旦台灣淪陷，武警與海警更能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等法令拘捕所謂危害國安、支持台獨的台灣人。
回顧2024年的中國政治，一個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員的腐敗，以一種雨後春筍般的態勢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接連連接出事。兩任防長李尚福和魏鳳和受火箭軍的腐敗案影響落馬，軍委委員、政工部主任苗華也在12月被拿下，臨近年末，又有陸軍和南部戰區兩位原副司令員涉嫌嚴重違法。 部隊的腐敗不過是中國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達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級官員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處的山西政協主席吳存榮，以及曾任司法部長的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苟仲文等，創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來的新高，幾乎每周都有一、兩個高官落馬。至於副省部級以下遭查處的官員，沒看到這方面精確的統計數字，怕是今年少說也有幾萬人吧。 打「虎」成績單，反證當局反腐失敗 當局把不斷創新高的落馬高官數量，說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證明所謂反腐的決心。從宣傳的角度看，當局這麼「吹」也不能說它有錯，確實，如果反腐沒下多大決心，不會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這個打「虎」成績單恰恰說明，反腐本質上是失敗的。 如果只看一、兩年落馬官員的數量，反腐顯得高歌猛進，但把這個時間拉長，從2012年到現在的反腐態勢，可知當局的反腐實實在在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講？從一般邏輯看，在當局大力度的反腐下，頭幾年落馬官員的數量會很多，可到後來，隨著一整套治理腐敗的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被查處的官員數量應該越來越少，及至最終接近於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則說明這個反腐是失敗的，至少不成功。 當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後低再高。十八大後的前幾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馬高官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後的前三年，根據官方統計，落馬高官數量有所減少，可這個趨勢在後兩年沒保持，2020年後，無論被查處的高官，還是違反當局八項規定的領導幹部，數目又逐年創新高。一種辯護的觀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的存量腐敗太大，以致只要加強反腐，落馬官員的數量就會很多。這幾年被查處的官員，相當部分都是在退休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有個別極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證了這種解釋。 然而，此辯護站不住腳，因為在當局倒查的同時，很多官員在官方通報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顯然，在當局看來，十八大前的腐敗是存量腐敗，十八大後仍然腐敗屬於增量腐敗。以前述9名正省部級官員為例，在任現職4位，退居二線、在人大政協任職3位，後者嚴格說來，也屬於現職，還是佔了落馬官員的多數。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員，這7名官員也比過去幾年要多。而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也多是軍中新貴，甚至是中南海當權者的親信，其腐敗是典型的增量腐敗。故對大多數落馬的腐敗官員，真實情況是，他們的腐敗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嚴格區分。 當局反腐沒有取得勝利，亦可從近年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對當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窺真相。 2022年十九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稱，著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腐敗行為，斬斷權力與資本勾連紐帶，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等方面腐敗問題，持續推進金融領域腐敗治理，深化國企反腐敗工作，深化糧食購銷等領域腐敗專項整治。2023年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決查處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加大國企、金融、政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反腐敗力度，緊盯重點對象，嚴肅查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2024年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繼續緊盯重點問題、重點領域、重點對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煙草、醫藥、基建工程和招投標等領域腐敗問題等。 從過去三年中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表述，不難看出，雖然在反腐的具體思路上有些差異，但對增量和存量腐敗都要同樣嚴懲，把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作為反腐的重中之重，這個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國企、金融等領域，多年都是反腐重點，說明這些領域的腐敗一直生生不息，並沒有因之前當局反腐力度的不斷增強而有緩和。 中共腐敗，內生於體制 這不是否認當局這麼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對所謂正風肅紀、從嚴治黨，沒起到一點震懾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實，也反證了中共腐敗無法從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糾正。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當局的反腐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腐敗是一種內生於制度的腐敗，必須從政治體制上去根治，但當局現在的反腐，雖然也力圖建立一些遏制腐敗高發的制度，然而，在控權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無所作為，甚至進一步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再加上當局不允許引入外部力量來監督，這使得黨內反腐看似刀刃向內，卻傷筋而不動骨，刮骨而不療毒。 腐敗的產生是權力過大又沒有有力約束從而導致權力濫用。對權力最好的約束是分權，但在一黨制尤其像中國這種唯領袖是瞻的黨國體制下，不說外部分權，內部的分權制衡也很難形成，這就導致對黨內各級權力機構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約束統統失效，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南海當權者採取的從嚴治黨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個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總理，下至村長，則不能成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來杜絕腐敗。然問題在於，要想官員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體系就必須到位，這依賴於兩點，一是讓全社會參與配合監督，群眾會用雪亮的眼睛盯著官員；二是上級要能指揮得動下級的監督體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點是排斥的，當局怕引入群眾監督會造成反腐失控，威脅黨的統治。第二點，雖然下級監督機構有義務配合上級監督機構，可當下級監督機構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黨的一把手手上時，它真正聽從的是同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而非上級監督部門，從而導致上級監督部門很難對下級的黨政領導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還不論在上下級的垂直系統中，存在著官員之間的利益勾連。 退一步，假定領袖之下的大小官員的違紀和腐敗行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強而被遏制，領袖如果腐敗，有誰來監督和遏制？又或領袖個人廉潔自律，可其家人和親信，還有他用來打擊官員腐敗的監督工具本身，若打著其旗號，或背著他搞腐敗，誰又能監督和遏制？畢竟領袖只是個凡人，沒有三頭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官員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必須依賴黨的監督體系，甚至依賴其親信和家人。但後兩者一旦失靈，最後一道防線就沒了。而誰又能說他依賴的體系和人不會濫用權力？倘若領袖親近的人腐敗照舊，對於下面的大小官吏，無論當局怎麼打擊，都會想方設法去腐敗。 也許中南海當權者不信邪，覺得在他的霹靂手段下腐敗是能管住的，可當局其實意識到植根於體制的腐敗是遏制不了的，於是用「反腐取得階段勝利」、「反腐永遠在路上」之類含糊其辭的說法蒙蔽大眾，以讓社會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所宣示的，當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話的寓意，沒有政治體制變革，沒有黨政分開，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財產公開，再用力的反腐，從長時段的最終結果看，都會徒勞一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回顧2024年的中國政治，一個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員的腐敗，以一種雨後春筍般的態勢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接連連接出事。兩任防長李尚福和魏鳳和受火箭軍的腐敗案影響落馬，軍委委員、政工部主任苗華也在12月被拿下，臨近年末，又有陸軍和南部戰區兩位原副司令員涉嫌嚴重違法。 部隊的腐敗不過是中國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達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級官員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處的山西政協主席吳存榮，以及曾任司法部長的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苟仲文等，創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來的新高，幾乎每周都有一、兩個高官落馬。至於副省部級以下遭查處的官員，沒看到這方面精確的統計數字，怕是今年少說也有幾萬人吧。 打「虎」成績單，反證當局反腐失敗 當局把不斷創新高的落馬高官數量，說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證明所謂反腐的決心。從宣傳的角度看，當局這麼「吹」也不能說它有錯，確實，如果反腐沒下多大決心，不會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這個打「虎」成績單恰恰說明，反腐本質上是失敗的。 如果只看一、兩年落馬官員的數量，反腐顯得高歌猛進，但把這個時間拉長，從2012年到現在的反腐態勢，可知當局的反腐實實在在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講？從一般邏輯看，在當局大力度的反腐下，頭幾年落馬官員的數量會很多，可到後來，隨著一整套治理腐敗的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被查處的官員數量應該越來越少，及至最終接近於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則說明這個反腐是失敗的，至少不成功。 當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後低再高。十八大後的前幾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馬高官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後的前三年，根據官方統計，落馬高官數量有所減少，可這個趨勢在後兩年沒保持，2020年後，無論被查處的高官，還是違反當局八項規定的領導幹部，數目又逐年創新高。一種辯護的觀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的存量腐敗太大，以致只要加強反腐，落馬官員的數量就會很多。這幾年被查處的官員，相當部分都是在退休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有個別極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證了這種解釋。 然而，此辯護站不住腳，因為在當局倒查的同時，很多官員在官方通報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顯然，在當局看來，十八大前的腐敗是存量腐敗，十八大後仍然腐敗屬於增量腐敗。以前述9名正省部級官員為例，在任現職4位，退居二線、在人大政協任職3位，後者嚴格說來，也屬於現職，還是佔了落馬官員的多數。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員，這7名官員也比過去幾年要多。而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也多是軍中新貴，甚至是中南海當權者的親信，其腐敗是典型的增量腐敗。故對大多數落馬的腐敗官員，真實情況是，他們的腐敗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嚴格區分。 當局反腐沒有取得勝利，亦可從近年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對當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窺真相。 2022年十九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稱，著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腐敗行為，斬斷權力與資本勾連紐帶，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等方面腐敗問題，持續推進金融領域腐敗治理，深化國企反腐敗工作，深化糧食購銷等領域腐敗專項整治。2023年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決查處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加大國企、金融、政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反腐敗力度，緊盯重點對象，嚴肅查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2024年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繼續緊盯重點問題、重點領域、重點對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煙草、醫藥、基建工程和招投標等領域腐敗問題等。 從過去三年中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表述，不難看出，雖然在反腐的具體思路上有些差異，但對增量和存量腐敗都要同樣嚴懲，把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作為反腐的重中之重，這個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國企、金融等領域，多年都是反腐重點，說明這些領域的腐敗一直生生不息，並沒有因之前當局反腐力度的不斷增強而有緩和。 中共腐敗，內生於體制 這不是否認當局這麼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對所謂正風肅紀、從嚴治黨，沒起到一點震懾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實，也反證了中共腐敗無法從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糾正。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當局的反腐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腐敗是一種內生於制度的腐敗，必須從政治體制上去根治，但當局現在的反腐，雖然也力圖建立一些遏制腐敗高發的制度，然而，在控權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無所作為，甚至進一步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再加上當局不允許引入外部力量來監督，這使得黨內反腐看似刀刃向內，卻傷筋而不動骨，刮骨而不療毒。 腐敗的產生是權力過大又沒有有力約束從而導致權力濫用。對權力最好的約束是分權，但在一黨制尤其像中國這種唯領袖是瞻的黨國體制下，不說外部分權，內部的分權制衡也很難形成，這就導致對黨內各級權力機構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約束統統失效，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南海當權者採取的從嚴治黨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個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總理，下至村長，則不能成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來杜絕腐敗。然問題在於，要想官員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體系就必須到位，這依賴於兩點，一是讓全社會參與配合監督，群眾會用雪亮的眼睛盯著官員；二是上級要能指揮得動下級的監督體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點是排斥的，當局怕引入群眾監督會造成反腐失控，威脅黨的統治。第二點，雖然下級監督機構有義務配合上級監督機構，可當下級監督機構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黨的一把手手上時，它真正聽從的是同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而非上級監督部門，從而導致上級監督部門很難對下級的黨政領導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還不論在上下級的垂直系統中，存在著官員之間的利益勾連。 退一步，假定領袖之下的大小官員的違紀和腐敗行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強而被遏制，領袖如果腐敗，有誰來監督和遏制？又或領袖個人廉潔自律，可其家人和親信，還有他用來打擊官員腐敗的監督工具本身，若打著其旗號，或背著他搞腐敗，誰又能監督和遏制？畢竟領袖只是個凡人，沒有三頭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官員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必須依賴黨的監督體系，甚至依賴其親信和家人。但後兩者一旦失靈，最後一道防線就沒了。而誰又能說他依賴的體系和人不會濫用權力？倘若領袖親近的人腐敗照舊，對於下面的大小官吏，無論當局怎麼打擊，都會想方設法去腐敗。 也許中南海當權者不信邪，覺得在他的霹靂手段下腐敗是能管住的，可當局其實意識到植根於體制的腐敗是遏制不了的，於是用「反腐取得階段勝利」、「反腐永遠在路上」之類含糊其辭的說法蒙蔽大眾，以讓社會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所宣示的，當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話的寓意，沒有政治體制變革，沒有黨政分開，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財產公開，再用力的反腐，從長時段的最終結果看，都會徒勞一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海外名校畢業生一度曾是中國各地選調公務員的熱門對象，然而近年來，隨著政策風向的改變，海歸留學生正逐漸被排除在外。近期北京和廣東等省份的選調更相繼對海歸人士關上大門。專家分析，這一變化反映出中共對政治忠誠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洋學位」持有者對政權「潛在威脅」的警惕。 從公務員選調中脫穎而出是不少中國留學生的夢想，但從去年開始，中國多省市相繼收緊對海外留學生的選調政策。 綜合中國媒體報道，哈佛、劍橋、牛津等名校的學生以往可以報考廣東的公務員選調，可是以這三所大學為首的60所海外名校已從今年的名單上消失。山東2025年的公務員選調也向海外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關上大門。另外，河南省近日發布有關通知，普通類選調和法檢專項選調可以面向境外大學，但也明確要求須為碩士以上畢業生，且大學階段在國內大專院校就讀。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上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標誌，當時「洋學位」的含金量極高，政府公務員體系也會優先錄用。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海歸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隨著習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國的留學生日益受到當局歧視。 馮崇義說：「江澤民時代是曾慶紅當組織部長。他專門組織規模非常大的輪訓、培訓。李源潮當組織部長的時候繼續實行這種政策，派很多幹部出國輪訓、培訓。海外的管理經驗和知識，那時是非常受到重視的。留洋學習受到重視、重用是理所當然的，但現在政治風向變了。」 有「背景」的留學生畢業後傾向選擇進入體制 在美國華盛頓州留學的中國學生韓宇濤對美國之音表示，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只要家裡條件優越，畢業後都寧可回國並選擇進入體制。 韓宇濤說：「家裡在中國條件比較好，不管是有錢還是有權，這樣的人最後大多會選擇留在中國，因為留在美國的話，他的環境、生活是要降級的。沒有人會選擇降級自己的生活。他來到這裡上個學也就是為了拿一個學歷。之所以他們想回去進到體制內，一種是家裡有錢，他在這裡上學後回去，也會想方設法進入到體制內去獲得權力。家裡本來就有權力的，肯定會讓孩子利用海外的學歷進到體制內去陞官，保持他們家族的權力。」 所謂選調公務員是指中國各省組織部每年從高校選調應屆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進行重點培養。他們的待遇和升遷優於一般招考的公務員。 選調生分為普通選調和定向選調。普通選調大多分配到鄉鎮和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而定向選調生往往面向縣、市機關，甚至是省直機關。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獲得選調機會的學生通常是贏在起跑線上。 謝田說：「據我了解，被選調的人會被特意培養，選拔他作為公務員，特意培養他以後當官，人事檔案的對待方式是不一樣的。這個人對中共來說就是一個種子、共產主義的苗子。這些往往是有背景、來源的，或者有特別關照的，不是一般考上公務員的平凡的人可以得到的。」 2023年10月，中國官媒《中國新聞周刊》曾報道，北京、上海、重慶、廣東、山東、四川、河南在內的多個省級行政區對歸國留學生開放了定向選調。 謝田說：「對於『紅二代』來說，他們從來就不缺乏從政、經商發大財的機會，但是中共有時候為了營造改革開放、歡迎外資外企、歡迎投資的良好環境，也可能需要海歸的，在外面受過訓練的，或者熟悉國外市場的人。疫情過後，經濟一直沒有開放，美國又展開貿易戰了，跟這些都有關係。」 時隔一年風向逆轉，多地選調公務員又開始對海歸人士關閉大門。綜合中國媒體分析，比起公務員考試，選調生的選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標準。比如，河南等多個省市對選調生的報考資格，明確要求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 中共黨員；擔任過學生幹部連續一年以上；獲得校級以上獎勵；大學期間具有參軍入伍經歷。按照媒體的說法，政治素質過硬、事業心和責任感強等標準，被放在最前頭。 分析：海歸留學生被中共視為雙刃劍 謝田表示，在中共眼裡，海歸的留學生是具有潛在威脅的雙刃劍。 「在中共看來，他們帶來外國管理經驗、知識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他們會看不慣中共的官僚體制和黨文化。他們會多多少少帶來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他說，「這對中共來說一直是雙刃劍。有一段時間它可能覺得這些引得太多，或者帶來的危害太大，會影響到政權的時候，它就會收緊一些。」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則認為，疫情與白紙運動促使中共政權對留學生群體加強警惕。 馮崇義說：「以前海外學位是很好的敲門磚。學生的父母會有這樣一個印象：拿個洋學位對就業、升職會有幫助。這些人會叫兒女出來，還是期待他們回國之後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但是現在想留在外邊的人更多，迫不得已才會回去，回去後就業也有困難。新冠後，海外的留學生知道（中共）隱瞞疫情、讓病毒擴散這些真相。其實留學生是突破中共訊息控制一個非常有力量的群體，這跟中國訊息封鎖形成大的衝突。白紙運動時，國內的學生要求海外的留學生在外面支持他們。他們就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加劇了留學生群體跟政府的對立。」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偉峰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當局對於任用海歸留學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還有實際考量。 曾偉峰說：「在廣州、上海這些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可能會想用這些擁有外語能力的人才。我猜他們現在不用，可能是他們覺得沒那麼好用，效益沒那麼高，對中國的情況可能沒那麼了解，第二個可能是，(海歸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們在政府體制裡面不一定有所發揮。他們家庭背景本來就比較好，所以可以出國留學。他們覺得自己比較優越，因此很難在基層做事情。現在中共體制內的人必須刻苦耐勞，要不斷接受黨的思想教育。有可能政府發現海歸人員有用的比例不高。」 調查顯示17%留學生畢業後首選考公務員 根據中國招聘求職平台「獵聘」2023年進行的調查，受訪的海外留學生的畢業規劃首選中，「考公務員」佔比17%，反映了海外留學生對體制內的嚮往相當強烈。學者曾偉峰相信，中國公務員選調對海歸人士關上大門的消息，會讓中國留學生進退兩難。 他說：「在習近平強調國家安全的體制下，對這些海歸人員更為提防，其實會讓這些人員感到挫折，間接也讓海歸人員這個群體產生負面的觀感。對於已經出去的人來說真的是進退兩難。他們在國外因為很多原因受阻，找教席也不容易，會去中國好像也沒有辦法獲得更好的機會。」 隨著中國公務員選調政策愈發聚焦政治忠誠，海歸人士的處境愈加尷尬。這一趨勢折射出中國政府在國際化與政治安全之間的權衡，同時也讓人擔憂，這是否預示著中國正邁向更加封閉的未來。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認為，海歸的排斥反映出中共對外部世界的疑慮日益加深。他說，選調公務員把海歸人士拒之門外，讓中國人無法和世界文明合流，並導致中國從新走向封閉。
海外名校畢業生一度曾是中國各地選調公務員的熱門對象，然而近年來，隨著政策風向的改變，海歸留學生正逐漸被排除在外。近期北京和廣東等省份的選調更相繼對海歸人士關上大門。專家分析，這一變化反映出中共對政治忠誠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洋學位」持有者對政權「潛在威脅」的警惕。 從公務員選調中脫穎而出是不少中國留學生的夢想，但從去年開始，中國多省市相繼收緊對海外留學生的選調政策。 綜合中國媒體報道，哈佛、劍橋、牛津等名校的學生以往可以報考廣東的公務員選調，可是以這三所大學為首的60所海外名校已從今年的名單上消失。山東2025年的公務員選調也向海外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關上大門。另外，河南省近日發布有關通知，普通類選調和法檢專項選調可以面向境外大學，但也明確要求須為碩士以上畢業生，且大學階段在國內大專院校就讀。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上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標誌，當時「洋學位」的含金量極高，政府公務員體系也會優先錄用。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海歸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隨著習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國的留學生日益受到當局歧視。 馮崇義說：「江澤民時代是曾慶紅當組織部長。他專門組織規模非常大的輪訓、培訓。李源潮當組織部長的時候繼續實行這種政策，派很多幹部出國輪訓、培訓。海外的管理經驗和知識，那時是非常受到重視的。留洋學習受到重視、重用是理所當然的，但現在政治風向變了。」 有「背景」的留學生畢業後傾向選擇進入體制 在美國華盛頓州留學的中國學生韓宇濤對美國之音表示，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只要家裡條件優越，畢業後都寧可回國並選擇進入體制。 韓宇濤說：「家裡在中國條件比較好，不管是有錢還是有權，這樣的人最後大多會選擇留在中國，因為留在美國的話，他的環境、生活是要降級的。沒有人會選擇降級自己的生活。他來到這裡上個學也就是為了拿一個學歷。之所以他們想回去進到體制內，一種是家裡有錢，他在這裡上學後回去，也會想方設法進入到體制內去獲得權力。家裡本來就有權力的，肯定會讓孩子利用海外的學歷進到體制內去陞官，保持他們家族的權力。」 所謂選調公務員是指中國各省組織部每年從高校選調應屆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進行重點培養。他們的待遇和升遷優於一般招考的公務員。 選調生分為普通選調和定向選調。普通選調大多分配到鄉鎮和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而定向選調生往往面向縣、市機關，甚至是省直機關。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獲得選調機會的學生通常是贏在起跑線上。 謝田說：「據我了解，被選調的人會被特意培養，選拔他作為公務員，特意培養他以後當官，人事檔案的對待方式是不一樣的。這個人對中共來說就是一個種子、共產主義的苗子。這些往往是有背景、來源的，或者有特別關照的，不是一般考上公務員的平凡的人可以得到的。」 2023年10月，中國官媒《中國新聞周刊》曾報道，北京、上海、重慶、廣東、山東、四川、河南在內的多個省級行政區對歸國留學生開放了定向選調。 謝田說：「對於『紅二代』來說，他們從來就不缺乏從政、經商發大財的機會，但是中共有時候為了營造改革開放、歡迎外資外企、歡迎投資的良好環境，也可能需要海歸的，在外面受過訓練的，或者熟悉國外市場的人。疫情過後，經濟一直沒有開放，美國又展開貿易戰了，跟這些都有關係。」 時隔一年風向逆轉，多地選調公務員又開始對海歸人士關閉大門。綜合中國媒體分析，比起公務員考試，選調生的選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標準。比如，河南等多個省市對選調生的報考資格，明確要求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 中共黨員；擔任過學生幹部連續一年以上；獲得校級以上獎勵；大學期間具有參軍入伍經歷。按照媒體的說法，政治素質過硬、事業心和責任感強等標準，被放在最前頭。 分析：海歸留學生被中共視為雙刃劍 謝田表示，在中共眼裡，海歸的留學生是具有潛在威脅的雙刃劍。 「在中共看來，他們帶來外國管理經驗、知識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他們會看不慣中共的官僚體制和黨文化。他們會多多少少帶來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他說，「這對中共來說一直是雙刃劍。有一段時間它可能覺得這些引得太多，或者帶來的危害太大，會影響到政權的時候，它就會收緊一些。」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則認為，疫情與白紙運動促使中共政權對留學生群體加強警惕。 馮崇義說：「以前海外學位是很好的敲門磚。學生的父母會有這樣一個印象：拿個洋學位對就業、升職會有幫助。這些人會叫兒女出來，還是期待他們回國之後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但是現在想留在外邊的人更多，迫不得已才會回去，回去後就業也有困難。新冠後，海外的留學生知道（中共）隱瞞疫情、讓病毒擴散這些真相。其實留學生是突破中共訊息控制一個非常有力量的群體，這跟中國訊息封鎖形成大的衝突。白紙運動時，國內的學生要求海外的留學生在外面支持他們。他們就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加劇了留學生群體跟政府的對立。」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偉峰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當局對於任用海歸留學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還有實際考量。 曾偉峰說：「在廣州、上海這些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可能會想用這些擁有外語能力的人才。我猜他們現在不用，可能是他們覺得沒那麼好用，效益沒那麼高，對中國的情況可能沒那麼了解，第二個可能是，(海歸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們在政府體制裡面不一定有所發揮。他們家庭背景本來就比較好，所以可以出國留學。他們覺得自己比較優越，因此很難在基層做事情。現在中共體制內的人必須刻苦耐勞，要不斷接受黨的思想教育。有可能政府發現海歸人員有用的比例不高。」 調查顯示17%留學生畢業後首選考公務員 根據中國招聘求職平台「獵聘」2023年進行的調查，受訪的海外留學生的畢業規劃首選中，「考公務員」佔比17%，反映了海外留學生對體制內的嚮往相當強烈。學者曾偉峰相信，中國公務員選調對海歸人士關上大門的消息，會讓中國留學生進退兩難。 他說：「在習近平強調國家安全的體制下，對這些海歸人員更為提防，其實會讓這些人員感到挫折，間接也讓海歸人員這個群體產生負面的觀感。對於已經出去的人來說真的是進退兩難。他們在國外因為很多原因受阻，找教席也不容易，會去中國好像也沒有辦法獲得更好的機會。」 隨著中國公務員選調政策愈發聚焦政治忠誠，海歸人士的處境愈加尷尬。這一趨勢折射出中國政府在國際化與政治安全之間的權衡，同時也讓人擔憂，這是否預示著中國正邁向更加封閉的未來。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認為，海歸的排斥反映出中共對外部世界的疑慮日益加深。他說，選調公務員把海歸人士拒之門外，讓中國人無法和世界文明合流，並導致中國從新走向封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