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的危机可以用一个“衰”字来形容，整体恶化的情势呈现“螺旋式向下探底”的趋势。我把这种危机定义为“习治中国/政权衰败”下一场“加重型政经危机”；之所以称为“加重型”，是因为旧有的危机未除，新的危机接踵而至。 危机之一：习近平党内地位的衰弱化 习近平的年事已高，2025年已是73岁。从面色通红、行动阑珊、反应迟缓等等肢体行动来看，似乎有心血管或慢性病缠身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即使尚未亮起红灯，至少也已闪起黄灯！ 习近平面对党内外、国内外，以及社会经济各方面因“独裁者误判”所导致的危机，精神压力极大，孤立无援感非常明显。特别是最近《解放军报》在一个月之内连发四篇文章。以“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挑战习近平的“中央军委负责制”(一人独裁)，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与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大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是一个“打著邓旗反习旗”的强烈讯号。 随后，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反击的文章，强调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意思是习近平要继续清洗军队、斩草除根。这种“军报”与“党刊”互打擂台的现象，似乎在重演“党内斗争，舆论先行”的先例和戏码，一如当年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互打对台，这场舆论斗争预演了后来的权力斗争，结果邓派打倒了毛派。 诸种现象透露了习近平充满了“不安全感”和“重度焦虑感”，包括他的智囊与幕僚，都已变成“伴君如伴虎”的高危险行业，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加上层出不穷的突发性社会攻击事件，证明了习近平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习近平的地位也不是“定于一尊”，党内不满习近平的大有人在。 危机之二：习近平对外战略的塌陷化 随著习近平的标竿政绩“一带一路”出现工程烂尾、排华抗争、资金缩水，“一带一路”已变成“勒紧腰带的不归之路”。全球各地已经洞悉习近平的所谓“人类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是“人类灾难共同体”。谁与中共沾边，谁就倒楣，谁讨了中国的好处，谁就必须付出代价！ 随著中共在中东的战略伙伴的衰弱化，包括等待被以色列剿灭的哈玛斯，被以色列打到奄奄一息的真主党，被以色列打到无力招架的伊朗，以及与中共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的跨台，都已证明中共的中东政策已经宣告破产。有人甚至说：今日的阿塞德，就是明日的习近平！ 加上欧盟已经启动对中共“反财政补贴”的制裁方案，川普的关税大刀，磨刀霍霍、节节进逼，国际反共联盟已经集结完成，习近平12年来八方树敌的外交战略，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危机之三：美中关系的尖锐化 毫无疑问，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的对中政策，将是中国2025年最大的危机。川普已经宣布，将对中国课征60%为起跳的关税，而且没有上限。在此同时，在美国国会与各种智库建议之下，美国极可能废除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PNTR)。在川普的新内阁之中，从国务卿、国安顾问、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等国安和财经官员，全属“对中鹰派”。换言之，川普的中国政策将不再延续拜登的“管理竞争，避免冲突”的软性对抗，而是全面猎杀的“新暖战”，对中共进行“行刑式枪决”和政权灭绝的目标。 近期，拜登政府决定对中国的传统晶片进行贸易法301条款的调查，预计调查结果将在2025年六月之前完成。报告一出，中国违法之结果必是预期之中。此时正好衔接川普就任后不久，调查结果必将授予川普合法理由，对中国加重关税。 面对中国的全球低价倾销，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已顺势抬头，自由贸易的理念也将烟消雾散。中国将面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大战。这是因为中国系统性颠覆了整个自由贸易的框架，乃至侵略了美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所囊括的市场，从2025年开始，美国将致力于把原先投资设厂于中国的产业链一一收回美国。对于中国过去几年对西方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和产业掠夺，中国必将付出代价。 尽管人们怀疑川普是否会“用足”60%的高关税，但即使仅有一半30%生效，就足以使中国的GDP下降0.8至1个百分点，并造成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大幅放缓。许多信评机构，例如“标准普尔”(S&P)就预估中国2025年GDP成长率为4.1%，低于中国设定的5%。如果川普用足了或祭出比60%更高的关税，中国的GDP增长极可能拦腰折半。 危机之四：国民财富的萎缩化 疫情解封之后的经济低迷，从个人所得下滑直到外汇存底的流失，这种从“寒冬经济”到“结冰经济”的趋势，预估2025年将继续延续和探底。 一个重大的指标是，中国已经出现30年来首次出现的“国民所得毛额”(GNI)下降的趋势。截至2024年底，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人均收入、贸易自由度、金融开放度等标准，划全球发达经济体共有41个，其中不包括中国。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34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7%、德国的25%，日本的34%，而且仅仅是41个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27%。 2024年陆续推出的刺激方案，我称之为“症状治疗”，仅仅出现短线行情，没有产生起死回生的效果。过去人们常说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随著经济情势未见改善并持续恶化，中国不只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而是反转坠入到我创造的一个名词：“低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种国民财富总体性缩水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也就是国民收入处于长期性“低收入底部水平滑动”的趋势，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路径依赖所形成的体制性衰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画署”发表的《2023/2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88，仅排全球第75位。无论是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增加值、千人汽车保有量，还是人均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中国都与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差距， 危机之五：社会阶层的碎裂化 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呈现的是“资产阶级投资、中产阶级经营、底层阶级劳动”的分工状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比较利益最佳化”的概念；这其中，三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分享”非常重要，如果出现利益分裂，就会造成社会阶层的碎裂化，进而影响政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中国社会阶层的碎裂化主要根源在于“停滞性经济萎缩”，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逃脱”、“中产阶级塌陷”、“底层阶级困顿”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个人方面，则是企业减薪、工人欠薪、失业无薪三大症状。 1，资产阶级逃脱 在全面性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获利率大幅下降，也就是“投入/产出”的资本报酬率明显衰退，甚至出现负值。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就会减少投资或外移产业；在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资金流动性，只能依赖国家财政的挹注，进行刺激性扩大投资，这就会产生盲目性的产能过剩，但这种过剩却是一种“低利生产”或“亏本经营”的过剩。 2，中产阶级塌陷 投资阶层的低迷，就会让中产阶级无法履行经营与管理职能。中产阶级只好降低消费和吃老本。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一旦主力萎缩，就会产生“全社会消费抑制”的现象，进而助长通货紧缩的恶化。 3，底层阶级困顿 中国的底层人民已经陷入在“基本生存线”上下浮沉的状态，这可以从各地出现欠薪抗议、讨薪维权和失业无薪的抗议事件得到证明。医护人员减薪比例高达30-%50%，公务人员发不出薪资，银行限制人民提款等等。最近频传的报复性社会攻击，例如珠海无差别攻击事件，乃至街头上与官方格斗或枪击事件，都是底层民众为生存而抗议的表现。 依据中共官方的统计，仅仅2024一年，中国就累计高达4700万劳动力无法正常找到工作，占到2023年中国城镇劳动力的10%。2025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史上最高水平的1220万人，这将助长中国青年的就业压力。 “毕业就退休”是对中国青年失业的讽刺性描述。年轻人躺平、归隐以及强迫性享受田园生活，看似简朴或优雅，但对比过去“农民工进城”，实际上是城市就业困难而被迫返回农村提前过退休生活的逆反现象。近年来，一种称为“疗愈经济”开始抬头，也就是开设提供失业青年止伤疗痛的“途家民宿”，已及逃避现实、心灵休养的“青年养老院”。许多年轻人回到农村，过著“极简主义、消费降级”的生活。有一句流行顺口溜形容这种犬儒主义的人生观：小病扛扛就熬过去，大病扛扛就死了去！青春年华成为一种打发时间和等待流逝的苦中作乐。 危机之六：财政赤字的扩大化 中国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途径，基本上就是“财政挹注”和“举债还款”两套做法，简称“化债”。但是“化债”只能填补亏空，救急而不救穷，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土地依赖和公共支出浮滥)的财政结构。换言之，“化债”只是“症状治疗”，不是治本，也难以治标。无论中央政府如何撒钱挹注或举债还款，都只是在填补巨大的无底洞。 依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2024 年安排财政赤字4.06 兆元，比上年(2023)年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兆元，比上年增加1000 亿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兆元。依据中国将采取“货币宽松”和“赤字财政”的政策，2025年财政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毛额(GDP)的4%。 尽管对比西方国家，中国的财政赤字并不算太高，但问题不在于高低，而是效益。政府举债是否超出“安全区域”，虽然有待观察，但长期而言，无可避面的持续举债必将缩小中国的举债空间与偿债能力，只是延后病痛或债留子孙。 危机之七：贫富差距的扩大化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发表的民众月收入调查数据，全中国有9.64亿人口的月收入在人民币2千元以下；报告还指出，99%的中国人只分到财富总额的1成，其他9成则掌握在1%的富人手中。 依据贫富阶级对经济下滑抗拒能力的高低有别，包括避险工具与保值能力，也就是经济不好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中国的贫富差距在2025年以后将继续扩大。虽然，习近平始终把“脱贫”视为他的经典政绩，所以从“美丽乡村”、“定向扶贫”到“共同富裕”，致力于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但是口号斗不过现实，习近平斗不过红二代、富二代“联合垄断社会财富”的暗黑手段。最近频频发生的军队贪腐问题，包括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因贪腐而下台，证明了贪腐与贫富不均之间形成了“官贪民穷”的因果关系，是中国社会“极度不正义”的尖锐表现。 危机之八：政权合法性的流沙化 前述所称中共政权的“安全焦虑感”，如今已转变为人民的“生存焦虑感”。当人民出现广泛的生存危机感和社会绝望感之时，中共的爱国主义宣传就会失去说服力。随之而来的是“不听党话，不跟党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有如沙滩浮塔而转向流沙化。 最近发生一件惊人事件，就是广东韶关南华寺的三名比丘尼，在外诵经时被指称为假僧人，愤而制作影片公开指控共产党，火爆开骂习近平“死无葬身之地”。三位尼姑宣称：“中共这些大王们，统治中国将近100年了，还在天天撒谎，愚弄自己的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悲哀…..”等等。这三位尼姑誓言愿意“以身殉道”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与清白。 出家人本以闻声救苦、普渡众生为职志，如今连一向与世无争的佛门受戒之人，都出来控诉共产党，遑论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这正是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最大挑战。 危机之九：地缘政治的恶质化 随著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一破产，“战狼外交”将变成“病猫外交”，特别是继续支持俄罗斯延续俄乌战争，在欧洲、南美、东协国家进行财政补贴下的低价倾销，在南海“虚张主权”并不断霸凌菲律宾。在伊朗遭受以色列攻击之后，暴露中国对伊朗核武的支持，在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垮台后，中国长期支持叙利亚独裁政权的“黑历史”被曝光，以及最近在第一岛链发动“没有演习知名的演习”等等。中国在四个主要地区：欧洲、中东、南海、第一岛链，制造了地缘政治极端恶化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好感度”已经降至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低点，所谓“中国意象”(China Image)已经“黑化”，中国的“大外宣”实际上是“大失败”。未来，全世界将更加讨厌中国，把中国视为“地缘政治的杀手”！ 三个基本事实在2025年将更趋恶化： 1，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再把中国视为跨国投资的首选国家。昔日想要获得中国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而讨好中国的情况正在逆转，中国开始面对数以千计的技术与贸易壁垒，失去过去可以轻松获得的资源、技术、资本以及富裕国家的市场。2025年以后，所谓“中国崛起”将宣告终结。 2，世界各国对于“对中贸易”(trade with China)将采取更多的风险管制，包括安全风险与市场挤压风险。各国将跟随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开打不同程度的关税战。 3，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和工程烂尾继续扩大，过去在刚果、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爆发的“反一带一路/排中浪潮”，将持续漫延。换言之，随著中国“减债能力”的下降，中国的“一带一路”已被视为“殖民利剑”。不是援助，而是掠夺；不是福利，而是破坏。 危机之十：“一中原则”的解构化 随著地缘政治关系恶化而来的，就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解构和颠覆。在2024一年之中，相继有“捷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英国下议院”、“欧洲议会”、“荷兰国会众议院”、“澳洲联邦国会”、“美国众议院”等等，对于中国曲解联合国2758号决议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这些批判的共识点在于：反对中国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一中原则”擅作不当连结，拒绝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支持台湾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国际组织。 在此趋势下，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家对“一中原则”采取批判性、反对性的态度。原先中国用来拘束两岸关系、打压台湾主权地位、阻止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反对台湾对外官方来往……等等借口和依据，都将被解构化。中共所宣称的“‘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痴人说梦，也将走向瓦解和破产。 危机之十一：民粹主义的激进化 经济恶化之时往往是民粹主义高涨的时刻。在连续两起杀害日本儿童事件爆发之后，证明中国民粹主义从未消退和收敛，一种随机性的排外仇杀事件，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恶感”，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危险与野蛮的国度。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一如当年慈禧太后一口气和11个国家宣战一样，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新义和团主义”，等同于向西方所有反华国家宣战。但是，对中国而言，试图打败帝国主义，首先是打败自己。在一片狂热的仇外气氛下，只有促使外国资本与企业纷纷撤离中国。 危机之十二：红色供应链的断裂化 为了反制美国即将到来的关税壁垒和经济脱钩，中国将在2025年提前向西方开打，也就是提前主动脱钩。除了运用抛售美债、人民币贬值、汇率操控等等手段，不惜与美国打一场货币战争之外，中国将展开以稀缺矿产为筹码的“供应链战争”(supply chain warfare)。 中国商务部12月3日发出禁令，即日起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锑、石墨等和超硬材料，以作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晶片禁令的报复。 确实，中国具有稀缺性战略资源的供应链优势，中国的镓产量占了全球94%，锗产量占了全球83%，锑的开采量占全球总量48%。但是贸然开打“资源脱钩战”，一手底牌全部打光，等于自断中国的红色供应链，自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资源依赖，失去自身最终的战略筹码。 实际上，中国战略资源的优势是“人为设置”的资源稀缺性，而非市场供需下的自然稀缺性。在全球资源储量上，中国垄断的稀缺资源并不稀缺。在中国限制出口并推高国际价格之后，将促使美国重新发展其国内生产能力，寻找多样化的替代供应并组建供应链同盟。例如加拿大矿业公司Teck已经表示增加锗的生产，其他例子更多。过去，只是因为提炼成本很高，中国实施低成本开采和低价竞争，导致其他国家不愿削价竞争而减产。但是，一旦价格攀高，其他国家就会恢复生产，反而使中国失去原有的供应链优势。 中国必将崩溃 许多人认为，“中国崩溃论”已经延续多年，但中共政权依然健在，所以“崩溃论”并不能成立。但是苟延残喘与魂归西天并无太大差异，久病不起与濒死状态也只是时间问题，颟顸之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独裁政权更是变本加厉。叙利亚的阿塞德家族(父子两代)不也统治长达50几年之后一夕崩溃？苏联与东欧共党的垮台，不也是积恶成习的后果？现代历史一再证明，从纳粹德国、军国日本、独裁苏联到暴政叙利亚，凡一人揽权、穷兵黩武的政权，必将崩溃！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2025年中国的危机可以用一个“衰”字来形容，整体恶化的情势呈现“螺旋式向下探底”的趋势。我把这种危机定义为“习治中国/政权衰败”下一场“加重型政经危机”；之所以称为“加重型”，是因为旧有的危机未除，新的危机接踵而至。 危机之一：习近平党内地位的衰弱化 习近平的年事已高，2025年已是73岁。从面色通红、行动阑珊、反应迟缓等等肢体行动来看，似乎有心血管或慢性病缠身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即使尚未亮起红灯，至少也已闪起黄灯！ 习近平面对党内外、国内外，以及社会经济各方面因“独裁者误判”所导致的危机，精神压力极大，孤立无援感非常明显。特别是最近《解放军报》在一个月之内连发四篇文章。以“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挑战习近平的“中央军委负责制”(一人独裁)，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与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大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是一个“打著邓旗反习旗”的强烈讯号。 随后，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反击的文章，强调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意思是习近平要继续清洗军队、斩草除根。这种“军报”与“党刊”互打擂台的现象，似乎在重演“党内斗争，舆论先行”的先例和戏码，一如当年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互打对台，这场舆论斗争预演了后来的权力斗争，结果邓派打倒了毛派。 诸种现象透露了习近平充满了“不安全感”和“重度焦虑感”，包括他的智囊与幕僚，都已变成“伴君如伴虎”的高危险行业，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加上层出不穷的突发性社会攻击事件，证明了习近平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习近平的地位也不是“定于一尊”，党内不满习近平的大有人在。 危机之二：习近平对外战略的塌陷化 随著习近平的标竿政绩“一带一路”出现工程烂尾、排华抗争、资金缩水，“一带一路”已变成“勒紧腰带的不归之路”。全球各地已经洞悉习近平的所谓“人类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是“人类灾难共同体”。谁与中共沾边，谁就倒楣，谁讨了中国的好处，谁就必须付出代价！ 随著中共在中东的战略伙伴的衰弱化，包括等待被以色列剿灭的哈玛斯，被以色列打到奄奄一息的真主党，被以色列打到无力招架的伊朗，以及与中共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的跨台，都已证明中共的中东政策已经宣告破产。有人甚至说：今日的阿塞德，就是明日的习近平！ 加上欧盟已经启动对中共“反财政补贴”的制裁方案，川普的关税大刀，磨刀霍霍、节节进逼，国际反共联盟已经集结完成，习近平12年来八方树敌的外交战略，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危机之三：美中关系的尖锐化 毫无疑问，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的对中政策，将是中国2025年最大的危机。川普已经宣布，将对中国课征60%为起跳的关税，而且没有上限。在此同时，在美国国会与各种智库建议之下，美国极可能废除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PNTR)。在川普的新内阁之中，从国务卿、国安顾问、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等国安和财经官员，全属“对中鹰派”。换言之，川普的中国政策将不再延续拜登的“管理竞争，避免冲突”的软性对抗，而是全面猎杀的“新暖战”，对中共进行“行刑式枪决”和政权灭绝的目标。 近期，拜登政府决定对中国的传统晶片进行贸易法301条款的调查，预计调查结果将在2025年六月之前完成。报告一出，中国违法之结果必是预期之中。此时正好衔接川普就任后不久，调查结果必将授予川普合法理由，对中国加重关税。 面对中国的全球低价倾销，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已顺势抬头，自由贸易的理念也将烟消雾散。中国将面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大战。这是因为中国系统性颠覆了整个自由贸易的框架，乃至侵略了美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所囊括的市场，从2025年开始，美国将致力于把原先投资设厂于中国的产业链一一收回美国。对于中国过去几年对西方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和产业掠夺，中国必将付出代价。 尽管人们怀疑川普是否会“用足”60%的高关税，但即使仅有一半30%生效，就足以使中国的GDP下降0.8至1个百分点，并造成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大幅放缓。许多信评机构，例如“标准普尔”(S&P)就预估中国2025年GDP成长率为4.1%，低于中国设定的5%。如果川普用足了或祭出比60%更高的关税，中国的GDP增长极可能拦腰折半。 危机之四：国民财富的萎缩化 疫情解封之后的经济低迷，从个人所得下滑直到外汇存底的流失，这种从“寒冬经济”到“结冰经济”的趋势，预估2025年将继续延续和探底。 一个重大的指标是，中国已经出现30年来首次出现的“国民所得毛额”(GNI)下降的趋势。截至2024年底，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人均收入、贸易自由度、金融开放度等标准，划全球发达经济体共有41个，其中不包括中国。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34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7%、德国的25%，日本的34%，而且仅仅是41个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27%。 2024年陆续推出的刺激方案，我称之为“症状治疗”，仅仅出现短线行情，没有产生起死回生的效果。过去人们常说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随著经济情势未见改善并持续恶化，中国不只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而是反转坠入到我创造的一个名词：“低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种国民财富总体性缩水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也就是国民收入处于长期性“低收入底部水平滑动”的趋势，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路径依赖所形成的体制性衰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画署”发表的《2023/2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88，仅排全球第75位。无论是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增加值、千人汽车保有量，还是人均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中国都与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差距， 危机之五：社会阶层的碎裂化 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呈现的是“资产阶级投资、中产阶级经营、底层阶级劳动”的分工状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比较利益最佳化”的概念；这其中，三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分享”非常重要，如果出现利益分裂，就会造成社会阶层的碎裂化，进而影响政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中国社会阶层的碎裂化主要根源在于“停滞性经济萎缩”，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逃脱”、“中产阶级塌陷”、“底层阶级困顿”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个人方面，则是企业减薪、工人欠薪、失业无薪三大症状。 1，资产阶级逃脱 在全面性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获利率大幅下降，也就是“投入/产出”的资本报酬率明显衰退，甚至出现负值。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就会减少投资或外移产业；在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资金流动性，只能依赖国家财政的挹注，进行刺激性扩大投资，这就会产生盲目性的产能过剩，但这种过剩却是一种“低利生产”或“亏本经营”的过剩。 2，中产阶级塌陷 投资阶层的低迷，就会让中产阶级无法履行经营与管理职能。中产阶级只好降低消费和吃老本。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一旦主力萎缩，就会产生“全社会消费抑制”的现象，进而助长通货紧缩的恶化。 3，底层阶级困顿 中国的底层人民已经陷入在“基本生存线”上下浮沉的状态，这可以从各地出现欠薪抗议、讨薪维权和失业无薪的抗议事件得到证明。医护人员减薪比例高达30-%50%，公务人员发不出薪资，银行限制人民提款等等。最近频传的报复性社会攻击，例如珠海无差别攻击事件，乃至街头上与官方格斗或枪击事件，都是底层民众为生存而抗议的表现。 依据中共官方的统计，仅仅2024一年，中国就累计高达4700万劳动力无法正常找到工作，占到2023年中国城镇劳动力的10%。2025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史上最高水平的1220万人，这将助长中国青年的就业压力。 “毕业就退休”是对中国青年失业的讽刺性描述。年轻人躺平、归隐以及强迫性享受田园生活，看似简朴或优雅，但对比过去“农民工进城”，实际上是城市就业困难而被迫返回农村提前过退休生活的逆反现象。近年来，一种称为“疗愈经济”开始抬头，也就是开设提供失业青年止伤疗痛的“途家民宿”，已及逃避现实、心灵休养的“青年养老院”。许多年轻人回到农村，过著“极简主义、消费降级”的生活。有一句流行顺口溜形容这种犬儒主义的人生观：小病扛扛就熬过去，大病扛扛就死了去！青春年华成为一种打发时间和等待流逝的苦中作乐。 危机之六：财政赤字的扩大化 中国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途径，基本上就是“财政挹注”和“举债还款”两套做法，简称“化债”。但是“化债”只能填补亏空，救急而不救穷，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土地依赖和公共支出浮滥)的财政结构。换言之，“化债”只是“症状治疗”，不是治本，也难以治标。无论中央政府如何撒钱挹注或举债还款，都只是在填补巨大的无底洞。 依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2024 年安排财政赤字4.06 兆元，比上年(2023)年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兆元，比上年增加1000 亿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兆元。依据中国将采取“货币宽松”和“赤字财政”的政策，2025年财政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毛额(GDP)的4%。 尽管对比西方国家，中国的财政赤字并不算太高，但问题不在于高低，而是效益。政府举债是否超出“安全区域”，虽然有待观察，但长期而言，无可避面的持续举债必将缩小中国的举债空间与偿债能力，只是延后病痛或债留子孙。 危机之七：贫富差距的扩大化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发表的民众月收入调查数据，全中国有9.64亿人口的月收入在人民币2千元以下；报告还指出，99%的中国人只分到财富总额的1成，其他9成则掌握在1%的富人手中。 依据贫富阶级对经济下滑抗拒能力的高低有别，包括避险工具与保值能力，也就是经济不好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中国的贫富差距在2025年以后将继续扩大。虽然，习近平始终把“脱贫”视为他的经典政绩，所以从“美丽乡村”、“定向扶贫”到“共同富裕”，致力于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但是口号斗不过现实，习近平斗不过红二代、富二代“联合垄断社会财富”的暗黑手段。最近频频发生的军队贪腐问题，包括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因贪腐而下台，证明了贪腐与贫富不均之间形成了“官贪民穷”的因果关系，是中国社会“极度不正义”的尖锐表现。 危机之八：政权合法性的流沙化 前述所称中共政权的“安全焦虑感”，如今已转变为人民的“生存焦虑感”。当人民出现广泛的生存危机感和社会绝望感之时，中共的爱国主义宣传就会失去说服力。随之而来的是“不听党话，不跟党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有如沙滩浮塔而转向流沙化。 最近发生一件惊人事件，就是广东韶关南华寺的三名比丘尼，在外诵经时被指称为假僧人，愤而制作影片公开指控共产党，火爆开骂习近平“死无葬身之地”。三位尼姑宣称：“中共这些大王们，统治中国将近100年了，还在天天撒谎，愚弄自己的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悲哀…..”等等。这三位尼姑誓言愿意“以身殉道”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与清白。 出家人本以闻声救苦、普渡众生为职志，如今连一向与世无争的佛门受戒之人，都出来控诉共产党，遑论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这正是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最大挑战。 危机之九：地缘政治的恶质化 随著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一破产，“战狼外交”将变成“病猫外交”，特别是继续支持俄罗斯延续俄乌战争，在欧洲、南美、东协国家进行财政补贴下的低价倾销，在南海“虚张主权”并不断霸凌菲律宾。在伊朗遭受以色列攻击之后，暴露中国对伊朗核武的支持，在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垮台后，中国长期支持叙利亚独裁政权的“黑历史”被曝光，以及最近在第一岛链发动“没有演习知名的演习”等等。中国在四个主要地区：欧洲、中东、南海、第一岛链，制造了地缘政治极端恶化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好感度”已经降至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低点，所谓“中国意象”(China Image)已经“黑化”，中国的“大外宣”实际上是“大失败”。未来，全世界将更加讨厌中国，把中国视为“地缘政治的杀手”！ 三个基本事实在2025年将更趋恶化： 1，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再把中国视为跨国投资的首选国家。昔日想要获得中国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而讨好中国的情况正在逆转，中国开始面对数以千计的技术与贸易壁垒，失去过去可以轻松获得的资源、技术、资本以及富裕国家的市场。2025年以后，所谓“中国崛起”将宣告终结。 2，世界各国对于“对中贸易”(trade with China)将采取更多的风险管制，包括安全风险与市场挤压风险。各国将跟随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开打不同程度的关税战。 3，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和工程烂尾继续扩大，过去在刚果、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爆发的“反一带一路/排中浪潮”，将持续漫延。换言之，随著中国“减债能力”的下降，中国的“一带一路”已被视为“殖民利剑”。不是援助，而是掠夺；不是福利，而是破坏。 危机之十：“一中原则”的解构化 随著地缘政治关系恶化而来的，就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解构和颠覆。在2024一年之中，相继有“捷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英国下议院”、“欧洲议会”、“荷兰国会众议院”、“澳洲联邦国会”、“美国众议院”等等，对于中国曲解联合国2758号决议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这些批判的共识点在于：反对中国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一中原则”擅作不当连结，拒绝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支持台湾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国际组织。 在此趋势下，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家对“一中原则”采取批判性、反对性的态度。原先中国用来拘束两岸关系、打压台湾主权地位、阻止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反对台湾对外官方来往……等等借口和依据，都将被解构化。中共所宣称的“‘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痴人说梦，也将走向瓦解和破产。 危机之十一：民粹主义的激进化 经济恶化之时往往是民粹主义高涨的时刻。在连续两起杀害日本儿童事件爆发之后，证明中国民粹主义从未消退和收敛，一种随机性的排外仇杀事件，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恶感”，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危险与野蛮的国度。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一如当年慈禧太后一口气和11个国家宣战一样，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新义和团主义”，等同于向西方所有反华国家宣战。但是，对中国而言，试图打败帝国主义，首先是打败自己。在一片狂热的仇外气氛下，只有促使外国资本与企业纷纷撤离中国。 危机之十二：红色供应链的断裂化 为了反制美国即将到来的关税壁垒和经济脱钩，中国将在2025年提前向西方开打，也就是提前主动脱钩。除了运用抛售美债、人民币贬值、汇率操控等等手段，不惜与美国打一场货币战争之外，中国将展开以稀缺矿产为筹码的“供应链战争”(supply chain warfare)。 中国商务部12月3日发出禁令，即日起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锑、石墨等和超硬材料，以作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晶片禁令的报复。 确实，中国具有稀缺性战略资源的供应链优势，中国的镓产量占了全球94%，锗产量占了全球83%，锑的开采量占全球总量48%。但是贸然开打“资源脱钩战”，一手底牌全部打光，等于自断中国的红色供应链，自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资源依赖，失去自身最终的战略筹码。 实际上，中国战略资源的优势是“人为设置”的资源稀缺性，而非市场供需下的自然稀缺性。在全球资源储量上，中国垄断的稀缺资源并不稀缺。在中国限制出口并推高国际价格之后，将促使美国重新发展其国内生产能力，寻找多样化的替代供应并组建供应链同盟。例如加拿大矿业公司Teck已经表示增加锗的生产，其他例子更多。过去，只是因为提炼成本很高，中国实施低成本开采和低价竞争，导致其他国家不愿削价竞争而减产。但是，一旦价格攀高，其他国家就会恢复生产，反而使中国失去原有的供应链优势。 中国必将崩溃 许多人认为，“中国崩溃论”已经延续多年，但中共政权依然健在，所以“崩溃论”并不能成立。但是苟延残喘与魂归西天并无太大差异，久病不起与濒死状态也只是时间问题，颟顸之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独裁政权更是变本加厉。叙利亚的阿塞德家族(父子两代)不也统治长达50几年之后一夕崩溃？苏联与东欧共党的垮台，不也是积恶成习的后果？现代历史一再证明，从纳粹德国、军国日本、独裁苏联到暴政叙利亚，凡一人揽权、穷兵黩武的政权，必将崩溃！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年已71岁，近年不时传出他的健康状况不妙。尽管外界相信他不肯轻易主动或被动下台，但也不时有人在研究谁会是他的接班人。近日一些70后官员获得高升正省部级，又带起一波习“接班人”放风。 一位曾在中共宣传口任职的观察人士日前在外媒撰文说，习近平如果条件许可，还可能干两届，那么70后，刚成为浙江代省长的现届中央候补委员刘捷入常希望最大，也就是说有接班习的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言之过早。 “全国最年轻”并非好兆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议2024年12月18日宣布，任命刘捷为浙江省代省长。 官媒上观新闻当天吹捧说，“70后”刘捷任浙江省代省长，成全国最年轻省级政府一把手。 刘捷，1970年1月出生，江苏丹阳人，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他自2011年以来，连跨湖南、江西、贵州和浙江四省任职。此前曾打破三十年惯例，直接跨省空降出任杭州市委书记。 据浙江官媒消息，2024年12月13日，刘捷已任浙江省政府党组书记。14日上午，刘捷前往嘉兴南湖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标志之一“红船”，刘在此向习近平高调表忠，喊出“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习式政治术语。这一举动，其实确已公开暴露了继续向上爬，有意接班的野心。 和刘捷同期引发关注的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议2024年12月25日宣布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鸥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关志鸥也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辽宁人沈阳人，1969年12月生，算是“准70后”。《新京报》12月25日当天也发文吹捧其“最年轻”，标题为“关志鸥，最年轻部长”。 到现在，中共有四名70后正部级官员。 除了以上两人，2023年履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后的阿东，1970年11月出生，去年升任此职时，官媒上观新闻也称其是“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今年53岁”。但阿东不是中央委员，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且是历来年纪最大的团中央第一书记。 还有一名70后正部级，现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是1970年9月生。他是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二十届中央委员中也有几名受关注的1969年出生的“准70后”。殷勇是最年轻的二十届中央委员，他生于1969年8月，现任北京市长。然后是贺军科，生于1969年2月，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18年6月，贺军科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 成为中共“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干部，并非都是仕途一片大好。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出现一名40岁以下的候补委员——时年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其是刚好邓小平鼓励年轻化和搞干部梯队建设，并反对终身制，所以是得其时。 在习近平时代则恰恰相反，人们发现，这类中央的“最年轻”领导干部是生不逢时，会有双重风险，一是被捧为日后的接班者，树大招风，遭政敌盯紧，随时会爆黑料，挖坑；二是自我标榜接班人，会沾沾自喜，野心外露，招主子忌。 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少。比如中共十八大上出现的两名“60后”——胡春华（1963年4月生）和孙政才（1963年9月生），最年轻者是孙政才。 作为团派代表人物的胡春华，虽然刻意低调，但被内外炒作为习接班人，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是热门入常人选，结果却双双“失常”，最后还被踢出政治局；后者如孙政才，官方通报孙为“野心家”，他在中共十九大前栽倒，据报是每年焚香祭拜龙袍，相信是因为这件事传到习近平那里，孙政才惹来大祸。 再比如陆昊，他生于1967年，是中共第十八届、十九届、二十届中央委员。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自然资源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早在2008年5月4日，41岁的陆昊被宣布接替胡春华，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201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八大上，陆昊又成为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中共党刊《人民文摘》2013年曾发专文吹捧陆昊为政坛“黑马”。在履新黑龙江代省长时，陆昊声称：“今天的舞台是党给的。”这种话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党刊文章说，因多位团中央主帅晋升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此次赴地方历练的陆昊也备受关注。言下之意，陆昊也是有望接班的。但陆昊早在2022年就被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因为习近平在整团派，他未来能平安退休就不错了。 前边提到的贺军科，同样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2018年6月时是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他在2023年5月转入科协，就等于提前退居二线。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被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刘剑，1970年出生，当年才42岁，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这届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70后”，他曾任阿尔泰、哈密两地的党委书记，成为全国首位“70后”地委书记。大外宣媒体也曾吹捧他是官场“黑马”，以及所谓中共“第七代”接班人。 不过，2017年2月24日，刘剑突然被免去新疆哈密市委书记职务，调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同年7月1日，刘剑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职务，返京重投早年工作过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担任国投集团下属国投健康的董事长，从此一蹶不振。而其前任王坚朴则转任公司党组巡视组组长，在公司盯紧刘剑。 有港媒披露，刘剑早年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兼团中央常委，与当时的团派大佬令计画搭上关系。令计画出任中办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开始布局未来人马，著力打造第三梯队，瞄准了厅局这一级。刘剑成为令计画刻意栽培的对象。有知情者称，令计画落马后，刘剑大力倒戈令计画，与其划清界线，刻意摆脱令的阴影，但最后还是被打入“冷宫”。 去年首度公开的习近平几年前一段讲话，习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这被认为表明习近平憎恨被传为接班人的高官，比如孙政才和胡春华。 故此，刘捷也好，关志鸥也好，他们的“全国最年轻”标签，在中共官场，会引发“接班人”的联想，不见得是好事。而由于迅速引起官媒的关注和吹捧，往往为他们日后的衰运作铺垫。 被新加坡间接点名“习接班人”也很危险 在习近平的亲信中，也有一个提前冒头即被捧杀的案例，不过是被外国政要意外捧杀。 1960年生的陈敏尔，作为是习家军的重要代表，2019年被到访重庆的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点名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 王瑞杰当时被外界认为是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他和陈敏尔对话听著令人吃惊。据官方报导，王瑞杰说，希望此次会议能为我们（两国）下一代领导人铺路。陈敏尔则回应说，通过此次会议，他深刻体会到两国政治高层的意图及合作方针。有台湾红媒报导的标题干脆就用了“中星（新）下一代领导人重庆首会面”。 这样的高调定位“下一代领导人”在中共官场显然是犯忌的。结果，被吹捧到得意忘形的陈敏尔，到二十大平调到地位不比重庆重要的天津，没能升任政治局常委。陈敏尔在天津政绩平平，他当年在贵州的旧部最近频频出事，不太可能还有机会接班。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1964年2月出生，他最近不经意也被新加坡有意无意点名成习“接班人”。 陈吉宁2024年11月28日会见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的影片显示，李显龙离开中国前在上海接受新媒联访，他说希望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们建立新的联系。媒体报导画面这时带到现年60岁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之后，海外开始热议：陈吉宁有望成习的接班人？ 有陈敏尔的前车之鉴，陈吉宁现在被提出可能是习接班人，并非好事，除了习近平会收到传言，习家军的其他人也会马上盯紧陈吉宁。 中共中生代能接班？ 习近平已打乱了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干部梯队布局。习自己破除连任限制后，二十大后一批习家军过了退休年龄仍在陪跑，习还没有按中共惯例准备“储君”，令日后变数很大。 据不完全统计，70后副省级官员现有30多人。有观点说，假如习在干完第三任后，还干两届10年，那时他已84岁，差不多要交权了，但不太可能交到60后身上，因为60后的最少年龄也已70多岁了，70后届时年龄最大的也就67岁，接他的班正合适。70后也被称为中共中生代。 不过，考虑所谓中共中生代实在太遥远了，日后可能有三大变数。 第一种情况是中共本身的气数尽。现在中共政权风雨飘摇，民间苦习已久，看来中共很难挺过十年，或不推而倒。 第二种情况就是习的健康问题，近年习出访，经常走路脚步不稳，并传出多种患病消息。未来两三年，如果习突然倒地不能视事，一般只能在现任常委中有人顶上，但不一定是二号人物李强，这涉及习家军的争斗。笔者此前在《上报》有写过《习家军七大佬 谁最有野心？》，这里不详述。 第三种情况是假如中共还在延续，习可能在第三任期之后（也就是第四任期内）找人接班，2032年接任（79岁），也可能在再多一届（可能性极低），在第五任期内找人接班，2037年（84岁）交班，参考中共原有规矩，必须是该人本来是政治局常委，至少是政治局委员、准备晋升常委。 但是习越老猜忌心越大，若还再有十年任职，腥风血雨中，谁都有可能被清洗出局，所以现在说的所有人选都不算。所谓“最年轻”已经不值得用来作为噱头。 搞世袭制的可能 有关习的接班人，早前也流传，习不乐意把权交给其他人，中共最高政权恐回到世袭制。比如传说他要培养自己的女婿作为接班人，等于是外戚。 但谁是习真的女婿外界并不知道，连习的女儿习明泽都保持神秘。 习近平之弟习远平倒是与前妻有一子，名为习明正，是香港籍，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早前有消息指习明正后来在中国清华大学任职，用的姓名为“齐明正”，跟随祖母姓。 2019年7月12日，大陆媒体报导，清华大学宜宾骨干研修班基层实践支队队长齐明正博士到临港经开区调研消防工作，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杨剑全程陪同调研。 2022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有文件显示，齐明正获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挂职）。2023年3月，传出齐明正已完成基层历练。 习要搞世袭制，女儿、女婿也好、习侄子也好，至少现在得是副部级才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当作八卦。如果习要保证让家庭成员接掌权力，交给夫人倒是一个更可行的办法。彭丽媛是中共军队正军级而的文职军官（最多相当于正部级），但在近年中共央视的报导中，她享受了至少是副国家级领导人的待遇。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权的情况，母后临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丽媛在习之后掌权并非没有可能。而彭丽媛如果日后掌权，主要危险来自习家军的抢权。 只是，近年中共乱政频出，经济危机深陷，再加上美国川普即将再上台，国内外“灭共”的呼声高涨。因为作恶太多，中共政权麻烦越来越大，这艘破船再也经不起折腾，时间不长，习近平一走，就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年已71岁，近年不时传出他的健康状况不妙。尽管外界相信他不肯轻易主动或被动下台，但也不时有人在研究谁会是他的接班人。近日一些70后官员获得高升正省部级，又带起一波习“接班人”放风。 一位曾在中共宣传口任职的观察人士日前在外媒撰文说，习近平如果条件许可，还可能干两届，那么70后，刚成为浙江代省长的现届中央候补委员刘捷入常希望最大，也就是说有接班习的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言之过早。 “全国最年轻”并非好兆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议2024年12月18日宣布，任命刘捷为浙江省代省长。 官媒上观新闻当天吹捧说，“70后”刘捷任浙江省代省长，成全国最年轻省级政府一把手。 刘捷，1970年1月出生，江苏丹阳人，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他自2011年以来，连跨湖南、江西、贵州和浙江四省任职。此前曾打破三十年惯例，直接跨省空降出任杭州市委书记。 据浙江官媒消息，2024年12月13日，刘捷已任浙江省政府党组书记。14日上午，刘捷前往嘉兴南湖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标志之一“红船”，刘在此向习近平高调表忠，喊出“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习式政治术语。这一举动，其实确已公开暴露了继续向上爬，有意接班的野心。 和刘捷同期引发关注的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议2024年12月25日宣布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鸥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关志鸥也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辽宁人沈阳人，1969年12月生，算是“准70后”。《新京报》12月25日当天也发文吹捧其“最年轻”，标题为“关志鸥，最年轻部长”。 到现在，中共有四名70后正部级官员。 除了以上两人，2023年履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后的阿东，1970年11月出生，去年升任此职时，官媒上观新闻也称其是“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今年53岁”。但阿东不是中央委员，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且是历来年纪最大的团中央第一书记。 还有一名70后正部级，现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是1970年9月生。他是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二十届中央委员中也有几名受关注的1969年出生的“准70后”。殷勇是最年轻的二十届中央委员，他生于1969年8月，现任北京市长。然后是贺军科，生于1969年2月，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18年6月，贺军科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 成为中共“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干部，并非都是仕途一片大好。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出现一名40岁以下的候补委员——时年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其是刚好邓小平鼓励年轻化和搞干部梯队建设，并反对终身制，所以是得其时。 在习近平时代则恰恰相反，人们发现，这类中央的“最年轻”领导干部是生不逢时，会有双重风险，一是被捧为日后的接班者，树大招风，遭政敌盯紧，随时会爆黑料，挖坑；二是自我标榜接班人，会沾沾自喜，野心外露，招主子忌。 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少。比如中共十八大上出现的两名“60后”——胡春华（1963年4月生）和孙政才（1963年9月生），最年轻者是孙政才。 作为团派代表人物的胡春华，虽然刻意低调，但被内外炒作为习接班人，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是热门入常人选，结果却双双“失常”，最后还被踢出政治局；后者如孙政才，官方通报孙为“野心家”，他在中共十九大前栽倒，据报是每年焚香祭拜龙袍，相信是因为这件事传到习近平那里，孙政才惹来大祸。 再比如陆昊，他生于1967年，是中共第十八届、十九届、二十届中央委员。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自然资源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早在2008年5月4日，41岁的陆昊被宣布接替胡春华，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201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八大上，陆昊又成为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中共党刊《人民文摘》2013年曾发专文吹捧陆昊为政坛“黑马”。在履新黑龙江代省长时，陆昊声称：“今天的舞台是党给的。”这种话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党刊文章说，因多位团中央主帅晋升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此次赴地方历练的陆昊也备受关注。言下之意，陆昊也是有望接班的。但陆昊早在2022年就被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因为习近平在整团派，他未来能平安退休就不错了。 前边提到的贺军科，同样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2018年6月时是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他在2023年5月转入科协，就等于提前退居二线。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被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刘剑，1970年出生，当年才42岁，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这届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70后”，他曾任阿尔泰、哈密两地的党委书记，成为全国首位“70后”地委书记。大外宣媒体也曾吹捧他是官场“黑马”，以及所谓中共“第七代”接班人。 不过，2017年2月24日，刘剑突然被免去新疆哈密市委书记职务，调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同年7月1日，刘剑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职务，返京重投早年工作过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担任国投集团下属国投健康的董事长，从此一蹶不振。而其前任王坚朴则转任公司党组巡视组组长，在公司盯紧刘剑。 有港媒披露，刘剑早年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兼团中央常委，与当时的团派大佬令计画搭上关系。令计画出任中办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开始布局未来人马，著力打造第三梯队，瞄准了厅局这一级。刘剑成为令计画刻意栽培的对象。有知情者称，令计画落马后，刘剑大力倒戈令计画，与其划清界线，刻意摆脱令的阴影，但最后还是被打入“冷宫”。 去年首度公开的习近平几年前一段讲话，习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这被认为表明习近平憎恨被传为接班人的高官，比如孙政才和胡春华。 故此，刘捷也好，关志鸥也好，他们的“全国最年轻”标签，在中共官场，会引发“接班人”的联想，不见得是好事。而由于迅速引起官媒的关注和吹捧，往往为他们日后的衰运作铺垫。 被新加坡间接点名“习接班人”也很危险 在习近平的亲信中，也有一个提前冒头即被捧杀的案例，不过是被外国政要意外捧杀。 1960年生的陈敏尔，作为是习家军的重要代表，2019年被到访重庆的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点名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 王瑞杰当时被外界认为是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他和陈敏尔对话听著令人吃惊。据官方报导，王瑞杰说，希望此次会议能为我们（两国）下一代领导人铺路。陈敏尔则回应说，通过此次会议，他深刻体会到两国政治高层的意图及合作方针。有台湾红媒报导的标题干脆就用了“中星（新）下一代领导人重庆首会面”。 这样的高调定位“下一代领导人”在中共官场显然是犯忌的。结果，被吹捧到得意忘形的陈敏尔，到二十大平调到地位不比重庆重要的天津，没能升任政治局常委。陈敏尔在天津政绩平平，他当年在贵州的旧部最近频频出事，不太可能还有机会接班。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1964年2月出生，他最近不经意也被新加坡有意无意点名成习“接班人”。 陈吉宁2024年11月28日会见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的影片显示，李显龙离开中国前在上海接受新媒联访，他说希望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们建立新的联系。媒体报导画面这时带到现年60岁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之后，海外开始热议：陈吉宁有望成习的接班人？ 有陈敏尔的前车之鉴，陈吉宁现在被提出可能是习接班人，并非好事，除了习近平会收到传言，习家军的其他人也会马上盯紧陈吉宁。 中共中生代能接班？ 习近平已打乱了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干部梯队布局。习自己破除连任限制后，二十大后一批习家军过了退休年龄仍在陪跑，习还没有按中共惯例准备“储君”，令日后变数很大。 据不完全统计，70后副省级官员现有30多人。有观点说，假如习在干完第三任后，还干两届10年，那时他已84岁，差不多要交权了，但不太可能交到60后身上，因为60后的最少年龄也已70多岁了，70后届时年龄最大的也就67岁，接他的班正合适。70后也被称为中共中生代。 不过，考虑所谓中共中生代实在太遥远了，日后可能有三大变数。 第一种情况是中共本身的气数尽。现在中共政权风雨飘摇，民间苦习已久，看来中共很难挺过十年，或不推而倒。 第二种情况就是习的健康问题，近年习出访，经常走路脚步不稳，并传出多种患病消息。未来两三年，如果习突然倒地不能视事，一般只能在现任常委中有人顶上，但不一定是二号人物李强，这涉及习家军的争斗。笔者此前在《上报》有写过《习家军七大佬 谁最有野心？》，这里不详述。 第三种情况是假如中共还在延续，习可能在第三任期之后（也就是第四任期内）找人接班，2032年接任（79岁），也可能在再多一届（可能性极低），在第五任期内找人接班，2037年（84岁）交班，参考中共原有规矩，必须是该人本来是政治局常委，至少是政治局委员、准备晋升常委。 但是习越老猜忌心越大，若还再有十年任职，腥风血雨中，谁都有可能被清洗出局，所以现在说的所有人选都不算。所谓“最年轻”已经不值得用来作为噱头。 搞世袭制的可能 有关习的接班人，早前也流传，习不乐意把权交给其他人，中共最高政权恐回到世袭制。比如传说他要培养自己的女婿作为接班人，等于是外戚。 但谁是习真的女婿外界并不知道，连习的女儿习明泽都保持神秘。 习近平之弟习远平倒是与前妻有一子，名为习明正，是香港籍，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早前有消息指习明正后来在中国清华大学任职，用的姓名为“齐明正”，跟随祖母姓。 2019年7月12日，大陆媒体报导，清华大学宜宾骨干研修班基层实践支队队长齐明正博士到临港经开区调研消防工作，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杨剑全程陪同调研。 2022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有文件显示，齐明正获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挂职）。2023年3月，传出齐明正已完成基层历练。 习要搞世袭制，女儿、女婿也好、习侄子也好，至少现在得是副部级才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当作八卦。如果习要保证让家庭成员接掌权力，交给夫人倒是一个更可行的办法。彭丽媛是中共军队正军级而的文职军官（最多相当于正部级），但在近年中共央视的报导中，她享受了至少是副国家级领导人的待遇。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权的情况，母后临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丽媛在习之后掌权并非没有可能。而彭丽媛如果日后掌权，主要危险来自习家军的抢权。 只是，近年中共乱政频出，经济危机深陷，再加上美国川普即将再上台，国内外“灭共”的呼声高涨。因为作恶太多，中共政权麻烦越来越大，这艘破船再也经不起折腾，时间不长，习近平一走，就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随着中国对台灰色地带袭扰和法律战与日俱增，最近有多位学者先后警告，原以维稳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简称武警)，未来很可能在中共武力犯台过程中负责斩首行动、夺取战略要地，甚至一旦解放军夺台后，实施戒严统治。更值得警惕的是，武警各种袭扰，可能宣称是“警察行动”而非正式开战，使有意援台的国家陷于两难。 中国官媒1月2日报道全军“新年开训”，各部队按照任务属性展开实战化练兵，其中驻地在福建省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所展现的训练画面，是快速架桥以及冲锋艇操驾。 《商业内幕》：武警在台湾对岸强化水上、城镇战训练 中国官媒并未进一步说明训练细节，但美国媒体《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在一篇报道中分析，作为一支准军事部队，武警正在接受包括水上作战和城镇战在内的多种训练，这表明中国准备让他们在入侵台湾的行动中扮演关键力量。 报道引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东亚战争与战略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Alessio Patalano)的说法指出，武警拥有训练精良的特种部队，“无论是在斩首行动，或是夺取关键港口、机场等行动中，动用武警都是可行的”。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认为，中共攻台必须动用大量海空兵力，武警不太可能直接参与，但若解放军在台湾陷入持久战，武警就可能被调来实施军事治理。 美国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亚洲接触项目主任莱尔·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则表示，武警特种部队将在攻台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内问题”，对他们而言，动用武警对台“是完全合法的”。 庄嘉颖：香港镇压在前，武警协助攻台“不令人意外”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武警参与攻台“并不令人意外”，除了他们受过反恐、维稳等各种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武警本来就源自解放军，也经常协助解放军任务。 一旦中共攻台，势必需要大量兵力，调动武警就成为合理选择。庄嘉颖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曾传出有许多武警以变装方式，穿上港警制服，甚至是便服、T恤参与镇压，类似手段同样可能被用在台湾。 庄嘉颖说：“不能排除他(武警)可能会有一些人先潜入台湾，或者跟着他的主要的部队去台湾，开始做一些镇压和维稳的工作，这些都在他的功能范围内”。 北京修法：武警“双重领导”改中央军委“维一指挥” 除了训练之外，中国武警组织架构的变化及法律角色，也是外界关注其在对台行动中发挥影响力的原因。 去年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亦称“中国军力报告”)指出，相对于过去数十年间，武警接受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2020年修订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法》正式承认中央军委对这支总兵力约50万的部队拥有唯一指挥权。 报告详列武警主要职责，包括维护政治、制度和政权安全、处理紧急救援、反恐、空中支持、海上维权、行政执法和国防行动。新的改革条款更赋予武警在中国境外展开反恐训练等行动的合法性。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驻扎福建 前身为“渡海先锋营” 报告中特别介绍武警的“机动总队”，其中第一机动总队驻地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一旦北京政权受到威胁，可就近驰援。 第二机动总队驻扎福建省会福州，辖下部队集中在福建和东南沿海各省分，报告强调，该总队在支持解放军为台海冲突备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官媒《解放军报》去年8月的一篇《观察报告》似乎也隐约透露其对台任务属性。 报告中形容，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所属“渡海先锋营”正在码头进行多平台验证性装载训练，也是他们在调整组建后首次“远程跨区投送演练”，强化在陌生地域执行任务的能力。 报告中更强调，该支队前身就是1950年3月，“乘木船强渡琼州海峡，撕开国民党防线”，为中共夺取海南岛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 美国学者吉耐狮：武警下辖中国海警，规模堪称“第二海军” 美国空军退役军官吉耐狮(Guermantes Lailari)更在星期日投书台湾《自由时报》的文章中明确警告，武警是仅次于解放军对台湾民主的第二大威胁，若中共接管台湾，势必会派武警实施戒严，届时台湾人民将再次遭受邪恶统治的折磨。 吉耐狮分析，武警分为内卫部队、机动部队及海警部队三大部分，在战争时期，由中央军委或中央军委授权战区解放军指挥。 文中强调，2018年改制划归武警辖下的“中国海警”拥有超过500艘各式舰艇，实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不仅主要指挥官皆来自海军退役人员，新一代海警船配备76毫米口径舰炮，更与军舰无异。 按此标准，中国海军加海警船舰总量达870艘，几乎是美国海军(355艘)的2.5倍。 吉奈狮警告，战时中国海警将与海军合作，封锁台湾海上交通；一旦台湾沦陷，武警与海警更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等法令拘捕所谓危害国安、支持台独的台湾人。
随着中国对台灰色地带袭扰和法律战与日俱增，最近有多位学者先后警告，原以维稳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简称武警)，未来很可能在中共武力犯台过程中负责斩首行动、夺取战略要地，甚至一旦解放军夺台后，实施戒严统治。更值得警惕的是，武警各种袭扰，可能宣称是“警察行动”而非正式开战，使有意援台的国家陷于两难。 中国官媒1月2日报道全军“新年开训”，各部队按照任务属性展开实战化练兵，其中驻地在福建省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所展现的训练画面，是快速架桥以及冲锋艇操驾。 《商业内幕》：武警在台湾对岸强化水上、城镇战训练 中国官媒并未进一步说明训练细节，但美国媒体《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在一篇报道中分析，作为一支准军事部队，武警正在接受包括水上作战和城镇战在内的多种训练，这表明中国准备让他们在入侵台湾的行动中扮演关键力量。 报道引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东亚战争与战略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Alessio Patalano)的说法指出，武警拥有训练精良的特种部队，“无论是在斩首行动，或是夺取关键港口、机场等行动中，动用武警都是可行的”。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认为，中共攻台必须动用大量海空兵力，武警不太可能直接参与，但若解放军在台湾陷入持久战，武警就可能被调来实施军事治理。 美国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亚洲接触项目主任莱尔·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则表示，武警特种部队将在攻台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内问题”，对他们而言，动用武警对台“是完全合法的”。 庄嘉颖：香港镇压在前，武警协助攻台“不令人意外”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武警参与攻台“并不令人意外”，除了他们受过反恐、维稳等各种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武警本来就源自解放军，也经常协助解放军任务。 一旦中共攻台，势必需要大量兵力，调动武警就成为合理选择。庄嘉颖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曾传出有许多武警以变装方式，穿上港警制服，甚至是便服、T恤参与镇压，类似手段同样可能被用在台湾。 庄嘉颖说：“不能排除他(武警)可能会有一些人先潜入台湾，或者跟着他的主要的部队去台湾，开始做一些镇压和维稳的工作，这些都在他的功能范围内”。 北京修法：武警“双重领导”改中央军委“维一指挥” 除了训练之外，中国武警组织架构的变化及法律角色，也是外界关注其在对台行动中发挥影响力的原因。 去年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亦称“中国军力报告”)指出，相对于过去数十年间，武警接受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2020年修订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法》正式承认中央军委对这支总兵力约50万的部队拥有唯一指挥权。 报告详列武警主要职责，包括维护政治、制度和政权安全、处理紧急救援、反恐、空中支持、海上维权、行政执法和国防行动。新的改革条款更赋予武警在中国境外展开反恐训练等行动的合法性。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驻扎福建 前身为“渡海先锋营” 报告中特别介绍武警的“机动总队”，其中第一机动总队驻地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一旦北京政权受到威胁，可就近驰援。 第二机动总队驻扎福建省会福州，辖下部队集中在福建和东南沿海各省分，报告强调，该总队在支持解放军为台海冲突备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官媒《解放军报》去年8月的一篇《观察报告》似乎也隐约透露其对台任务属性。 报告中形容，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所属“渡海先锋营”正在码头进行多平台验证性装载训练，也是他们在调整组建后首次“远程跨区投送演练”，强化在陌生地域执行任务的能力。 报告中更强调，该支队前身就是1950年3月，“乘木船强渡琼州海峡，撕开国民党防线”，为中共夺取海南岛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 美国学者吉耐狮：武警下辖中国海警，规模堪称“第二海军” 美国空军退役军官吉耐狮(Guermantes Lailari)更在星期日投书台湾《自由时报》的文章中明确警告，武警是仅次于解放军对台湾民主的第二大威胁，若中共接管台湾，势必会派武警实施戒严，届时台湾人民将再次遭受邪恶统治的折磨。 吉耐狮分析，武警分为内卫部队、机动部队及海警部队三大部分，在战争时期，由中央军委或中央军委授权战区解放军指挥。 文中强调，2018年改制划归武警辖下的“中国海警”拥有超过500艘各式舰艇，实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不仅主要指挥官皆来自海军退役人员，新一代海警船配备76毫米口径舰炮，更与军舰无异。 按此标准，中国海军加海警船舰总量达870艘，几乎是美国海军(355艘)的2.5倍。 吉奈狮警告，战时中国海警将与海军合作，封锁台湾海上交通；一旦台湾沦陷，武警与海警更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等法令拘捕所谓危害国安、支持台独的台湾人。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海外名校毕业生一度曾是中国各地选调公务员的热门对象，然而近年来，随着政策风向的改变，海归留学生正逐渐被排除在外。近期北京和广东等省份的选调更相继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专家分析，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共对政治忠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洋学位”持有者对政权“潜在威胁”的警惕。 从公务员选调中脱颖而出是不少中国留学生的梦想，但从去年开始，中国多省市相继收紧对海外留学生的选调政策。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的学生以往可以报考广东的公务员选调，可是以这三所大学为首的60所海外名校已从今年的名单上消失。山东2025年的公务员选调也向海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关上大门。另外，河南省近日发布有关通知，普通类选调和法检专项选调可以面向境外大学，但也明确要求须为硕士以上毕业生，且大学阶段在国内大专院校就读。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当时“洋学位”的含金量极高，政府公务员体系也会优先录用。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海归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国的留学生日益受到当局歧视。 冯崇义说：“江泽民时代是曾庆红当组织部长。他专门组织规模非常大的轮训、培训。李源潮当组织部长的时候继续实行这种政策，派很多干部出国轮训、培训。海外的管理经验和知识，那时是非常受到重视的。留洋学习受到重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政治风向变了。” 有“背景”的留学生毕业后倾向选择进入体制 在美国华盛顿州留学的中国学生韩宇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只要家里条件优越，毕业后都宁可回国并选择进入体制。 韩宇涛说：“家里在中国条件比较好，不管是有钱还是有权，这样的人最后大多会选择留在中国，因为留在美国的话，他的环境、生活是要降级的。没有人会选择降级自己的生活。他来到这里上个学也就是为了拿一个学历。之所以他们想回去进到体制内，一种是家里有钱，他在这里上学后回去，也会想方设法进入到体制内去获得权力。家里本来就有权力的，肯定会让孩子利用海外的学历进到体制内去升官，保持他们家族的权力。” 所谓选调公务员是指中国各省组织部每年从高校选调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进行重点培养。他们的待遇和升迁优于一般招考的公务员。 选调生分为普通选调和定向选调。普通选调大多分配到乡镇和街道等基层单位工作；而定向选调生往往面向县、市机关，甚至是省直机关。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获得选调机会的学生通常是赢在起跑线上。 谢田说：“据我了解，被选调的人会被特意培养，选拔他作为公务员，特意培养他以后当官，人事档案的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种子、共产主义的苗子。这些往往是有背景、来源的，或者有特别关照的，不是一般考上公务员的平凡的人可以得到的。” 2023年10月，中国官媒《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山东、四川、河南在内的多个省级行政区对归国留学生开放了定向选调。 谢田说：“对于‘红二代’来说，他们从来就不缺乏从政、经商发大财的机会，但是中共有时候为了营造改革开放、欢迎外资外企、欢迎投资的良好环境，也可能需要海归的，在外面受过训练的，或者熟悉国外市场的人。疫情过后，经济一直没有开放，美国又展开贸易战了，跟这些都有关系。” 时隔一年风向逆转，多地选调公务员又开始对海归人士关闭大门。综合中国媒体分析，比起公务员考试，选调生的选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标准。比如，河南等多个省市对选调生的报考资格，明确要求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 中共党员；担任过学生干部连续一年以上；获得校级以上奖励；大学期间具有参军入伍经历。按照媒体的说法，政治素质过硬、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等标准，被放在最前头。 分析：海归留学生被中共视为双刃剑 谢田表示，在中共眼里，海归的留学生是具有潜在威胁的双刃剑。 “在中共看来，他们带来外国管理经验、知识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他们会看不惯中共的官僚体制和党文化。他们会多多少少带来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他说，“这对中共来说一直是双刃剑。有一段时间它可能觉得这些引得太多，或者带来的危害太大，会影响到政权的时候，它就会收紧一些。”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则认为，疫情与白纸运动促使中共政权对留学生群体加强警惕。 冯崇义说：“以前海外学位是很好的敲门砖。学生的父母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拿个洋学位对就业、升职会有帮助。这些人会叫儿女出来，还是期待他们回国之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在想留在外边的人更多，迫不得已才会回去，回去后就业也有困难。新冠后，海外的留学生知道（中共）隐瞒疫情、让病毒扩散这些真相。其实留学生是突破中共讯息控制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群体，这跟中国讯息封锁形成大的冲突。白纸运动时，国内的学生要求海外的留学生在外面支持他们。他们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加剧了留学生群体跟政府的对立。”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对于任用海归留学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还有实际考量。 曾伟峰说：“在广州、上海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可能会想用这些拥有外语能力的人才。我猜他们现在不用，可能是他们觉得没那么好用，效益没那么高，对中国的情况可能没那么了解，第二个可能是，(海归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在政府体制里面不一定有所发挥。他们家庭背景本来就比较好，所以可以出国留学。他们觉得自己比较优越，因此很难在基层做事情。现在中共体制内的人必须刻苦耐劳，要不断接受党的思想教育。有可能政府发现海归人员有用的比例不高。” 调查显示17%留学生毕业后首选考公务员 根据中国招聘求职平台“猎聘”2023年进行的调查，受访的海外留学生的毕业规划首选中，“考公务员”占比17%，反映了海外留学生对体制内的向往相当强烈。学者曾伟峰相信，中国公务员选调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的消息，会让中国留学生进退两难。 他说：“在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的体制下，对这些海归人员更为提防，其实会让这些人员感到挫折，间接也让海归人员这个群体产生负面的观感。对于已经出去的人来说真的是进退两难。他们在国外因为很多原因受阻，找教席也不容易，会去中国好像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好的机会。” 随着中国公务员选调政策愈发聚焦政治忠诚，海归人士的处境愈加尴尬。这一趋势折射出中国政府在国际化与政治安全之间的权衡，同时也让人担忧，这是否预示着中国正迈向更加封闭的未来。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认为，海归的排斥反映出中共对外部世界的疑虑日益加深。他说，选调公务员把海归人士拒之门外，让中国人无法和世界文明合流，并导致中国从新走向封闭。
海外名校毕业生一度曾是中国各地选调公务员的热门对象，然而近年来，随着政策风向的改变，海归留学生正逐渐被排除在外。近期北京和广东等省份的选调更相继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专家分析，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共对政治忠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洋学位”持有者对政权“潜在威胁”的警惕。 从公务员选调中脱颖而出是不少中国留学生的梦想，但从去年开始，中国多省市相继收紧对海外留学生的选调政策。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的学生以往可以报考广东的公务员选调，可是以这三所大学为首的60所海外名校已从今年的名单上消失。山东2025年的公务员选调也向海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关上大门。另外，河南省近日发布有关通知，普通类选调和法检专项选调可以面向境外大学，但也明确要求须为硕士以上毕业生，且大学阶段在国内大专院校就读。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当时“洋学位”的含金量极高，政府公务员体系也会优先录用。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海归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国的留学生日益受到当局歧视。 冯崇义说：“江泽民时代是曾庆红当组织部长。他专门组织规模非常大的轮训、培训。李源潮当组织部长的时候继续实行这种政策，派很多干部出国轮训、培训。海外的管理经验和知识，那时是非常受到重视的。留洋学习受到重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政治风向变了。” 有“背景”的留学生毕业后倾向选择进入体制 在美国华盛顿州留学的中国学生韩宇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只要家里条件优越，毕业后都宁可回国并选择进入体制。 韩宇涛说：“家里在中国条件比较好，不管是有钱还是有权，这样的人最后大多会选择留在中国，因为留在美国的话，他的环境、生活是要降级的。没有人会选择降级自己的生活。他来到这里上个学也就是为了拿一个学历。之所以他们想回去进到体制内，一种是家里有钱，他在这里上学后回去，也会想方设法进入到体制内去获得权力。家里本来就有权力的，肯定会让孩子利用海外的学历进到体制内去升官，保持他们家族的权力。” 所谓选调公务员是指中国各省组织部每年从高校选调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进行重点培养。他们的待遇和升迁优于一般招考的公务员。 选调生分为普通选调和定向选调。普通选调大多分配到乡镇和街道等基层单位工作；而定向选调生往往面向县、市机关，甚至是省直机关。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获得选调机会的学生通常是赢在起跑线上。 谢田说：“据我了解，被选调的人会被特意培养，选拔他作为公务员，特意培养他以后当官，人事档案的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种子、共产主义的苗子。这些往往是有背景、来源的，或者有特别关照的，不是一般考上公务员的平凡的人可以得到的。” 2023年10月，中国官媒《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山东、四川、河南在内的多个省级行政区对归国留学生开放了定向选调。 谢田说：“对于‘红二代’来说，他们从来就不缺乏从政、经商发大财的机会，但是中共有时候为了营造改革开放、欢迎外资外企、欢迎投资的良好环境，也可能需要海归的，在外面受过训练的，或者熟悉国外市场的人。疫情过后，经济一直没有开放，美国又展开贸易战了，跟这些都有关系。” 时隔一年风向逆转，多地选调公务员又开始对海归人士关闭大门。综合中国媒体分析，比起公务员考试，选调生的选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标准。比如，河南等多个省市对选调生的报考资格，明确要求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 中共党员；担任过学生干部连续一年以上；获得校级以上奖励；大学期间具有参军入伍经历。按照媒体的说法，政治素质过硬、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等标准，被放在最前头。 分析：海归留学生被中共视为双刃剑 谢田表示，在中共眼里，海归的留学生是具有潜在威胁的双刃剑。 “在中共看来，他们带来外国管理经验、知识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他们会看不惯中共的官僚体制和党文化。他们会多多少少带来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他说，“这对中共来说一直是双刃剑。有一段时间它可能觉得这些引得太多，或者带来的危害太大，会影响到政权的时候，它就会收紧一些。”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则认为，疫情与白纸运动促使中共政权对留学生群体加强警惕。 冯崇义说：“以前海外学位是很好的敲门砖。学生的父母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拿个洋学位对就业、升职会有帮助。这些人会叫儿女出来，还是期待他们回国之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在想留在外边的人更多，迫不得已才会回去，回去后就业也有困难。新冠后，海外的留学生知道（中共）隐瞒疫情、让病毒扩散这些真相。其实留学生是突破中共讯息控制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群体，这跟中国讯息封锁形成大的冲突。白纸运动时，国内的学生要求海外的留学生在外面支持他们。他们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加剧了留学生群体跟政府的对立。”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对于任用海归留学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还有实际考量。 曾伟峰说：“在广州、上海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可能会想用这些拥有外语能力的人才。我猜他们现在不用，可能是他们觉得没那么好用，效益没那么高，对中国的情况可能没那么了解，第二个可能是，(海归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在政府体制里面不一定有所发挥。他们家庭背景本来就比较好，所以可以出国留学。他们觉得自己比较优越，因此很难在基层做事情。现在中共体制内的人必须刻苦耐劳，要不断接受党的思想教育。有可能政府发现海归人员有用的比例不高。” 调查显示17%留学生毕业后首选考公务员 根据中国招聘求职平台“猎聘”2023年进行的调查，受访的海外留学生的毕业规划首选中，“考公务员”占比17%，反映了海外留学生对体制内的向往相当强烈。学者曾伟峰相信，中国公务员选调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的消息，会让中国留学生进退两难。 他说：“在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的体制下，对这些海归人员更为提防，其实会让这些人员感到挫折，间接也让海归人员这个群体产生负面的观感。对于已经出去的人来说真的是进退两难。他们在国外因为很多原因受阻，找教席也不容易，会去中国好像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好的机会。” 随着中国公务员选调政策愈发聚焦政治忠诚，海归人士的处境愈加尴尬。这一趋势折射出中国政府在国际化与政治安全之间的权衡，同时也让人担忧，这是否预示着中国正迈向更加封闭的未来。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认为，海归的排斥反映出中共对外部世界的疑虑日益加深。他说，选调公务员把海归人士拒之门外，让中国人无法和世界文明合流，并导致中国从新走向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