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審中，任亭亭數度伏案長泣；休庭前，任亭亭突然從公訴席上站起來，沖台下八位嫌疑人大叫：「殺人犯，我不會原諒你們。」被告席上一陣騷動，審判長忙出聲制止。 年逾五旬的任亭亭，家住新疆自治區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伊寧市，其丈夫曾是老資格的警察，後因公殉職。其獨子孫任澤，2018年3月27日因涉嫌尋釁滋事遭刑事拘留，被羈押於伊犁州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看守所。 2018年9月27日凌晨，孫任澤在伊犁州霍城縣看守所接受警務人員長達七個多小時審訊後昏迷，之後輾轉多家醫院ICU。11月9日，一直未能醒來的孫任澤終告不治身亡，時年不滿31歲。 警方稱孫任澤是審訊中要求喝水結果被嗆導致昏迷，審訊人員沒有責任。目睹兒子在病床上遍體傷痕、人事不省的任亭亭無法接受這樣的結論。此後五年，她頂著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為兒子不明不白的死四處奔走，終於迎來真相大白的時刻。2023年11月6日，一起警務人員暴力逼供致人死亡案，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八名被告人犯故意傷害罪，一審被分別判處3年至13年有期徒刑。 網路圖片 2018年9月18日，辦案人員從羈押地伊犁州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看守所將孫任澤提出，帶到伊犁州公安局交警大隊辦案中心地下一層，採用正反被凳子、捆綁、水澆等手段，連續審訊近一周。圖：財新 王和岩 該案八名被告人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均為伊犁州公安局及下轄各市縣公安局幹警：白震華，生於1976年8月，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支隊長；何德富，生於1962年11月，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原副大隊長、四級高級警長；吳學民，生於1986年12月，霍城縣公安局原副局長、清水河分局局長；劉獻永，生於1991年5月，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情報信息大隊原三級警長；師東華，生於1983年8月，新源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原教導員；靳博文，生於1985年1月，霍城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原副大隊長；崔亮，生於1985年7月，霍城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原副大隊長；朱生徳，生於1976年10月，鞏留縣公安局食品藥品環境偵查大隊原大隊長。 奎屯市法院查明，被告人白震華、何德福、吳學民、劉獻永、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五年前的一起涉惡團伙專案辦案中，實施捆綁、懸吊、毆打、澆水等暴力行為，致被害人孫任澤死亡。法院認為，八名被告人作為從警多年的公安幹警，應當能夠預見行刑逼供可能導致的後果，但為了獲取證據，刑訊逼供，最終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後果，其行為觸犯《刑法》故意傷害罪相關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構成故意傷害罪。 一審宣判後，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朱生徳等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目前在伊犁州中級法院二審中。 「警察說人是喝水嗆死的」 任亭亭記得，2018年9月27日晚上8點多，她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自稱是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警官崔亮，說霍城縣公安局領導要見她，讓她一會兒跟他們走。 自多年前當警察的丈夫因公殉職，任亭亭一直獨居。眼看天色已晚，任亭亭沒有應允。約半小時後，崔亮開著輛非警用三菱車來到任亭亭家所在小區，雙方在大門口見面。崔亮說，領導找她了解情況。任亭亭堅稱明天自己才能去，期間，「崔亮不斷到遠處打電話，時間很長」。 網路圖片 六個月之前的2018年3月，任亭亭的兒子孫任澤因涉嫌尋釁滋事，被伊寧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後被逮捕羈押在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據任亭亭介紹，孫任澤是家中獨子，自幼備受寵愛，上初中時父親在工作崗位上突發心梗去世，沒了父親的管教，孫任澤日漸不馴，雖然後來上了警校，但並未從警，一直做生意，開酒吧。據財新了解，孫任澤喜歡交友，往來大多是成分比較複雜的社會人，前些年也曾「幾進宮」。 任亭亭與警察僵持到10點半，警察堅持要立刻出發，任亭亭只好叫上此前給兒子請的律師陪她前往霍城。 鄰近子夜，進入霍城縣，車徑直開到霍城縣第一人民醫院（又稱霍城縣江蘇醫院）門診大樓前，崔亮讓任亭亭、律師去二樓ICU，自己沒有進去，遠處還站著一個人。後來任亭亭得知，那人叫吳學民，時任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 「到ICU門口，我的腿都軟了。」任亭亭說，「我兒子蓋著被單，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管子，我哭著叫任澤、任澤，沒有任何反應；右臂露在外面，手腕、肩胛骨各有一道淤青紫紅傷痕，深深凹下去。我一把拉開身上的被單，我兒子全身赤裸，左臂打著夾板，小腿一道道傷痕，好多血痂，睾丸處紅腫……」 任亭亭說，後來她才知道，肩胛骨和手腕上紫紅色傷痕，是被用軍帶捆綁長時間懸吊造成的，血痂是電擊後留下的。「我問他們左臂是不是骨折了？他們說我兒子喝水被嗆倒在地下，他們往起拉就脫臼了。」 警方拿出保外就醫單讓任亭亭簽字。任亭亭記得病歷稱有偵查人員反映，9月27日凌晨嫌疑人要求喝水被嗆後倒地，患者幾天沒有吃飯，精神狀態很差。 「這麼多外傷，病歷為何不寫？」任亭亭質問。 崔亮此前所說的霍城縣公安局領導一直未出現，吳學民說領導不在縣裡。任亭亭拒絕簽字，「吳學民很著急，走來走去，不停打電話，像熱鍋上的螞蟻」。 半夜兩三點，任亭亭回到伊寧的家。「我大姐一直在等我，我全身發抖，哭著跟大姐講了這個事情。」任亭亭說，這一夜她和家人沒和眼。 天亮後，任亭亭和家人、律師又去霍城縣第一人民醫院。ICU門口站著輔警不讓進，任亭亭找到參加搶救的馬某娜醫生，「她一聽我是孫任澤的母親，說我啥都不知道，拔腿就跑。我追上去攔她，說你也是做母親的人，看見自己的兒子成了這樣，難道不該弄清楚嗎？她說你去找院長吧」。任亭亭沒找到院長，參與搶救的醫生告訴她，警察說人是喝水嗆死的，胳膊是他們搶救時脫臼的。 幾經交涉，霍城縣公安局領導終於答應下午見他們。任亭亭和律師來到公安局，「任何東西不讓帶，全身上下搜了遍」。當時還擔任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的白震華和霍城縣公安局的徐姓紀檢書記見了任亭亭，接待律師的是霍城縣公安局主管刑偵的王副局長。 「白震華一上來就套近乎，說他在伊寧縣公安局工作時，我老公是他們的老領導。」對於孫任澤的情況，白震華的說辭和送醫警察的說法一樣，還說手腕、腿上的傷是戴手銬腳鐐造成的。「我一聽就知道是說假話。我兒子是犯罪嫌疑人，又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麼會一直戴手銬腳鐐？」任亭亭提出要看視頻監控，起初白震華說有監控視頻，但不可能給她看，後又改口以後再說。王副局長則答覆律師，想看視頻需要請示。 網路圖片 「我們盡全力了」 9月29日，孫任澤出事第三天，醫院院長告訴任亭亭，他們請了烏魯木齊新華醫院ICU主任過來會診，患者已經是腦死亡，即使搶救過來也是植物人。任亭亭回憶，她問兒子身上一團一團青紫是不是搶救時電擊造成的？院長說，人來的時侯都沒呼吸了，還電擊什麼；她提出要看接診病歷，院長說醫院做不了主，需要公安同意。而她在院長辦公室交涉的過程中，吳學民一直站在門口，「之後凡是我和家人去醫院看望兒子，或找醫生諮詢情況，一直都有警察在場、跟隨」。 也是這一天，任亭亭向伊犁州政法委、公安局紀檢組、檢察院等單位送交了控告材料。 10月3日，孫任澤病情危重，氣管被切開。任亭亭和家人到醫院，ICU里外守著六名警察或協警，不讓他們見。「我說患者家屬有探視權，醫生說要公安同意才行。協警推我大姐，我大姐雙手本能的向前抓，協警就說我大姐打他，我大姐都快70歲的人。」任亭亭說，「警察對著對講機叫喊，嘩啦衝上來十幾個警察，一下子把我們團團圍住。」他們被帶到當地的一間派出所，聽任亭亭說明情況後，派出所警察很同情她們，也沒為難她們。 任亭亭又去政法委、公安和檢察院等單位，討要探視權。經協調，她和家人被允許一周探視一次，每次一小時。 10月12日，孫任澤出事整整半個月後，被轉到伊犁州友誼醫院。友誼醫院位於伊寧市，是伊犁州兩所三甲醫院之一。這期間，孫任澤已出現腎功能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種危重癥狀。 任亭亭回憶，伊犁州友誼醫院主治醫生告知她，患者情況很不好，人說不行就不行了，讓家屬要有心理準備。自從孫任澤轉院，任亭亭每天都去友誼醫院看望兒子，儘管只能隔著玻璃遠遠望著ICU病房裡人事不省的兒子，她還是滿心期盼奇蹟出現。 11月6日，任亭亭來到伊犁州友誼醫院，ICU主任郭醫生和自治區專家對她說，醫院已經盡全力搶救了，但患者情況很不好，全靠意志活著，分分鐘都有可能去世，你要有心理準備，「其他的事，你該怎樣就怎麼樣，這是你的權利」。「我理解她的意思讓我該告就告，該反映就反映。」任亭亭說。 三天後，2018年11月9日，在ICU搶救43天的孫任澤終告不治身亡。 「我就想要個真相」 孫任澤出事後，伊犁州警方也有積極作為。孫任澤轉院伊犁州友誼醫院後，伊犁州和霍城縣公安局就提出民事補償方案，「前提是家屬認可警方沒有任何過錯」。 任亭亭回憶，2018年10月22日，伊犁州公安局紀檢組將她叫到州公安局信訪辦。「吳學民、崔亮、霍城縣公安局督察大隊毛督查等都在場，毛督查說經過調查，孫任澤的死警方沒有責任，但可以給我們一些司法救助，我沒有答應。」任亭亭說，後來在律師辦公室，白震華、霍城縣公安局徐姓紀檢書記和毛督查又提出可以為她家爭取80萬元的司法救助，但她堅持必須是國家賠償。 任亭亭記得，2018年12月或2019年元月，伊犁州公安局局長助理陸建軍和白震華稱到任亭亭家來。陸建軍早先在伊寧縣公安局工作，曾是任亭亭丈夫的下屬。「陸建軍說，按照伊寧的標準，救助款很少，為了照顧我們家，州公安局幫著爭取到一線城市標準救助，共有90萬元。」但任亭亭還是沒有答應，她說：「如果我兒子是病死的，或者出車禍死的，隨著時間流逝，我的痛苦和傷心會慢慢減輕。一想起我兒子滿身傷痕，死得不明不白，時間拖得越長我越痛苦。我就想要個真相：我兒子是怎麼死的。」 孫任澤死亡當晚，霍城縣公安局委託伊犁州中葉司法鑒定中心進行屍檢。鑒定結論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導致死亡。至於是何原因引發多器官功能衰竭，屍檢報告隻字未提。任亭亭質問法醫為何對孫任澤身體外傷不鑒定，「法醫說，他已經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這樣的鑒定結論，任亭亭沒法接受。她委託一家律師事務所向伊犁州檢察院申請重新鑒定死因，州檢察院接到申請後，遲遲未予答覆。任亭亭說，之後四個多月里，自己就像上班一樣，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機關詢問進展，連續向自治區政法部門以及中央政法委、最高檢察院、公安部等單位快遞控告材料。 2019年春，伊犁州檢察院終於同意進行二次屍檢，但鑒定費一直沒有著落。為早日揭開兒子死亡真相，任亭亭四處借貸，墊付13.6萬元鑒定費。2019年3月8日，受湖北崇新司法鑒定中心（下稱「湖北崇新」）指派，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學系教授、主任法醫師劉良一行飛抵伊寧，鑒定孫任澤死因。6月，伊犁州檢察院收到湖北崇新的鑒定報告。7月，州檢察院的有關人士對任亭亭說檢察院決定對此事進行調查。 再無所逃 湖北崇新的鑒定報告結論，無論伊犁州公安局還是檢察院，至今未對外公布，亦未將其作為證據向法院提交，其鑒定結論無從知曉。 但湖北崇新向伊犁州檢察院提交鑒定報告後不久，伊犁州政法委接到舉報材料，稱任亭亭及家人私自接待鑒定機構人員，行賄鑒定人。材料很快批轉至伊犁州檢察院，任亭亭被檢察院叫去接受調查，這時她才知道自己早就被全方位監控，「我與家人、鑒定人的電話往來、銀行轉賬、接觸等等，都在警方掌握中」。 根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規定，司法鑒定人不得違反規定會見訴訟當事人及其委託人。任亭亭辯稱，自己和律師當時並不了解該規定，她曾委託律師去機場接送劉良教授一行，任亭亭也通過劉良教授支付了鑒定費，這都成為警方指控其程序違法、鑒定報告不能採納的理由。 「（鑒定人）本來應該是檢察院負責接送，但他們把這件事推給了我們；我請檢察院轉交（我墊付的）鑒定費，他們讓我直接打到劉良教授提供的賬戶。」任亭亭說，對舉報信中羅列的任亭亭涉嫌違規違法線索，伊犁州檢察院都逐一做了調查，還派專人去武漢核實鑒定費問題。 鑒定費的問題搞清楚了，任亭亭稱，警方又在孫任澤的死因上做文章，稱孫任澤曾患有癲癇，審訊中因癲癇發作倒地，不治身亡。這次警方拿出了證據，孫任澤2006年被勞教時，任亭亭欲為兒子辦理保外就醫，曾在警方做過問訊筆錄，並提交了孫任澤罹患癲癇的假材料。任亭亭承認自己當年救子心切，說了假話，但當年警方帶孫任澤先後到伊犁州三家醫院進行檢查，未予確診其患有癲癇，孫任澤保外就醫申請因此被駁回，三年勞教期滿方被釋放。 這之後，孫任澤2015年的一樁舊案又被重提。任亭亭介紹，2015年時，孫任澤曾幫商人張懷遠要賬，與同事將債務人鄧雪飛弄到一家賓館看管起來，期間鄧雪飛從看管地墜樓身亡。張懷遠、孫任澤等人被法院認定犯非法拘禁罪，因積極賠償受害人家屬，獲得諒解，所有被告人均被判為緩刑，其中孫任澤被判三緩四。 「伊犁州公安局一個姓肖的女幹部，曾專程上門半是勸說半是警告我，人死不能復生，讓他們賠些錢算了。刑警隊都是搞重大案件的，那麼強勢的部門，你能斗得過？再告下去，把2015年的案子扯出來，對你家很不利。」任亭亭說，之後就傳她給主審法官送了錢，兒子才被從輕處罰。她沒有理睬，繼續奔走申訴——當時她只以為，翻出幾年前的鄧雪飛墜樓案，是為了阻嚇自己追索真相，儘快拿錢閉口，直到2023年7月公開庭審中她才得知，2018年全國性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始後，當年3月伊犁州警方相繼抓捕了一批涉黑人員，孫任澤被認定為其中一起「伊犁掃黑除惡第一案」的團伙成員。但包括涉黑案主犯在內的多名嫌疑人歸案後，審訊進展緩慢，遲遲未能取得關鍵證據。為拿下該案，鄧雪飛墜樓案被警方確定為突破口，而作為鄧雪飛案重要當事人的孫任澤，也成為警方重點審訊對象。對孫任澤刑訊逼供，正是為了獲得他們想要的口供。 在反覆中，一直拖到2022年，孫任澤案才有了進展。因任亭亭與鑒定機構人員私下接觸，警方質疑湖北崇新鑒定結論的公正性與合法性，伊犁州檢察院重新委託廣州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對孫任澤死因進行第三次鑒定。 2022年3月10日，中山大學鑒定中心出具鑒定報告，認定孫仁澤符合「因患有心肌橋、左冠狀動脈輕度粥樣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礙，後繼發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傷可誘發或促進其死亡進程的發展，為輔助死因。」 2022年4月1日，經伊犁州檢察院指定，白震華等八名涉嫌刑訊逼供的嫌疑人由奎屯市檢察院繼續偵查。4月3日，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等六人，因涉嫌刑訊逼供被指定監視居住，同年4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18日，白震華和何德富也因涉嫌刑訊逼供被刑事拘留。直到此時，任亭亭才知道，從兒子孫任澤被送到醫院搶救直至死亡的43天里，伊犁州警方安排「日夜守候」在醫院的劉獻永、朱生徳、崔亮等幹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訊逼供致孫任澤死亡的兇手」。 「他們名為看護，實則監視我和被害人家屬的一舉一動，嚴防警方內部知情者或醫護人員與我們接觸。」面對記者，任亭亭憤怒地控訴，從這些涉嫌刑訊逼供的警官毆打自己的兒子致其不治身亡，到對他們執行強制措施，已經過了將近四年時間，如此漫長的時間，八名嫌疑人每天進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至照常晉陞、提拔，並有足夠充裕的時間串供，訂立攻守同盟，阻撓偵查。而任亭亭則面臨的是「全天候監聽、監視和管控」，社區警察經常來入戶登記，離開伊犁必須提前報備…… 「拿不下，你們就是他背後的保護傘」 2023年3月7日，奎屯市檢察院以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等八名被告人，涉嫌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向奎屯市法院提起公訴。7月4日，奎屯市法院一審開庭審理此案，庭審現場位於克拉瑪依市中級法院最大的法庭，奎屯市法院此番借用該院法庭開庭。 財新獲悉，相關部門對該案審理非常重視，伊犁州公安、檢察院有關領導坐鎮克拉瑪依中院，通過視頻觀看了兩天庭審；法院不僅對旁聽人員嚴格控制，被害人和每名被告人只允許兩名家屬旁聽，總共18名旁聽者坐在有100多座位的多旁聽席上，顯得法庭空空蕩蕩。被害人親屬與被告人親屬被分別限制在旁聽席前後左右遙遙相隔的位置，法警自始至終分別緊挨著他們正經危坐，以防庭審中雙方親屬情緒過激發生意外。 檢方指控，2018年3月，伊犁州公安局成立趙祥涉惡團伙案專案組，時任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的白震華任趙祥專案組副組長，吳學民、崔亮、師冬華、靳博文、劉獻永、朱生德等人為成員，吳學民、崔亮後分別被指定為審訊組小組長。 趙祥是伊犁當地知名地產商，後又成立伊寧縣東信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掃黑除惡開始後，趙祥即被逮捕。3月27日，孫任澤作為該團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也因涉嫌尋釁滋事遭到刑拘。 白震華在庭審中說，趙祥案號稱是伊犁州「掃黑除惡第一案」，是自治區公安廳掛牌督辦的案件，要求一定要辦成鐵案。「上面要求趙祥案10月份要結案，自治區公安廳也來人專門督查。伊犁州公安局、專案組壓力很大，就將掃黑除惡就交給了霍城公安局。」據當地律師介紹，霍城公安局辦案以嚴厲著稱，在伊犁公安系統中，案子拿不下時一句「用霍城公安局的方法」，大家就心領神會。 2018年3月18日，伊犁州公安系統下轄各縣市公安局抽調辦案骨幹，組成趙祥專案組，州公安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親任組長，白震華任副組長，吳學民等人相繼從各自單位被抽調到趙祥專案組。同年5月，時年55歲的何德富經新疆自治區公安廳刑偵總隊有組織犯罪偵查支隊指派，加入專案組指導案件。何德富工作關係在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長期借調至自治區公安廳刑偵總隊有組織犯罪偵查支隊。 但是一直到當年9月，專案組成立已逾半年，案件偵查一直未獲得實質性突破。專案組決定從該案重要嫌疑人孫任澤入手，找到突破口。9月18日，孫任澤被從羈押地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九天後孫任澤在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室倒地昏迷，再也沒能醒來。 庭審中，多名被告人稱，刑訊逼供孫任澤的目的是為了拿下趙祥案。趙祥案遲遲未能突破，沒有命案和保護傘，就沒法定性黑社會性質組織。伊犁州公安局領導及專案組負責人商量後，決定從鄧雪飛案入手，若能證實趙祥參與鄧雪飛案，其黑社會「命案」這一條指標即可達到。孫任澤作為趙祥的手下，又是鄧雪飛非法拘禁案主犯之一，被確定為突破趙祥案的重點對象。 公訴人指出，孫任澤被採取強制措施後，一直不承認趙祥指使他非法拘禁鄧雪飛。為獲取趙祥案相關證據，白震華、何德富等決定，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重點審訊，並將專案組成員分成兩組，每組五人，輪流審訊。第一組由吳學民任組長，組員有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朱生德；第二組崔亮任組長，另有組員五人。 庭審中查明，9月23日，經白震華協調後，由專案組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押至伊犁州公安局交警支隊辦案中心進行審訊。9月23日至25日期間，吳學民、崔亮、靳博文等人在該辦案中心審訊孫任澤，採取了正反背凳子、捆綁、水澆等手段。期間白震華、何德福均去過審訊現場。 經白震華協調後，9月25日中午，專案組又將孫任澤從州公安局交警支隊辦案中心轉至霍城縣公安局辦案區進行審訊，至9月26日中午期間，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崔亮等人在該辦案區審訊孫任澤，將孫任澤吊在辦案區後門衛室的門樑上，對其採取背凳子、抹芥末、PVC管子毆打、老式電話搖把子電擊等刑訊逼供手段。 庭審調查顯示，孫任澤之所以被帶離原羈押地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是因為在那裡警方對孫任澤的審訊很不順利，在看守所，審訊室偵查人員與嫌疑人中間有鐵柵欄隔離，「不方便審訊」；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大隊地下室辦案中心後又離開，是因為審訊期間交警大隊有領導表示，交警大隊來往人員很雜，很容易傳出去；但辦案人員將孫任澤轉移到霍城縣公安局後院辦案點進行審訊後，「縣公安局長說，孫任澤被打的叫聲傳到前院（辦公區），影響不好，讓把人帶到看守所去審訊」。 9月26日上午，白震華、何德富在霍城縣公安局後院辦案點召集專案組全部人員開會，決定將孫任澤押解到霍城縣看守所審訊。白震華稱，他和霍城縣看守所所長孫某亮、副所長柴某聯繫，要求安排一間沒有視頻監控的房間。 吳學民在法庭上說，他之前曾跟白震華提出，「審了一周多，該休息一下，白震華說要一鼓作氣，拿下口供，圓滿完成任務。」另有幾名被告人也當庭先後表示，9月26日上午的會上，大家提議審訊差不多了，應該休息一天；鄰近中秋，辦案人員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嚴詞拒絕。「何德富說，應該加大力度，徹底摧垮孫任澤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孫任澤，你們就是他背後的保護傘（或：黑惡勢力最大的保護傘）」。 其中一名被告人還提到，何德富曾對他們說，審訊中將毛巾放在一根細棍子，讓孫任澤跪在上面，外表看不出傷痕。 何德富矢口否認說過此話，強調自己沒有參與9月26日上午的會，還稱自己2018年6月才到專案組，主要負責做筆錄審查，並不參與具體審訊工作。對其他被告人刑訊逼供的行為完全不知情。但除何德富和一名看守孫任澤的專案組成員，其他六名被告人都表示何德富說過類似的話。吳學民說，「何德富的那句『拿不下審訊，你們就是黑社會背後的保護傘』，讓我非常震撼。」 公訴人員稱，孫任澤9月18日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到州交警大隊，再轉到霍城縣公安局，以及後來又被轉移到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均是白震華決定。但白震華表示，孫任澤口供一直沒能突破，時任伊犁州公安局局長正副局長經常詢問審訊情況，指示他們在保證人員安全的情況下，加快審訊節奏，爭取早日拿下上級重點督辦的自治區掃黑第一案。於是，他與何德富等建議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轉移到伊犁州交通公安分局交警大隊地下室專門審訊，兩位領導同意，並叮囑他們注意安全。 將孫任澤帶離羈押地審訊，「涉及伊犁州、縣公安局及看守所多個單位的溝通交涉事宜，我一個刑警支隊副支隊長，根本沒有許可權。」白震華說，都是州公安局主管副局長與上述單位領導溝通後，安排他執行的。而兩名時任州公安局正副局長筆錄則稱，對孫任澤被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毫不知情。 致命的七小時 9月26日下午16時許，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師東華、朱生德，駕車將孫任澤從霍城縣公安局辦案區帶至霍城縣看守所。孫任澤渾身滿是傷痕，若按正常入所程序，會被拒收。專案組將孫任澤裝進押解車裡，沒有辦理入所登記，從B門入所。 因孫任澤之前被刑訊逼供導致雙腿不能正常行走，吳學民等人借了輛輪椅，將坐著輪椅的孫任澤推進了審訊室，看守所內走廊監控視頻顯示，時間為當日下午16時許。之後的七個多小時里，參與審訊的吳學民一組警察，包括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師東華、朱生德，對孫任澤共同或者分別實施了捆綁、毆打、懸吊、水澆等刑訊逼供行為。9月27日凌晨0時37分，陷入昏迷的孫任澤被抬出審訊室。直到43天後故去，孫任澤再也沒能醒來。 庭審顯示，這間審訊室由霍城縣公安局國保大隊辦案人員辦案專用，俗稱國保辦案室，平時不大使用。審訊室里其實有監控視頻設備，分別安裝在前門和後窗附近。看守所所長孫某亮事先吩咐副所長柴某將監控視頻關閉，但柴某多了個心眼兒，為以防萬一禍及自身，後來又偷偷打開了後窗附近的監控視頻。正是柴某「留了一手」，記錄的七個多小時審訊過程，成為該案扭轉乾坤的關鍵證據。 現場視頻顯示，審訊室內靠近門的位置有辦公桌，兩三把椅子。室內有一張鐵制高低床，一頭對著門一頭靠著牆，牆上有小窗，小窗附近裝有監控視頻。 多名被告人當庭陳述，審訊中，他們或讓孫任澤正背、反背鐵制審訊椅（俗稱「老虎凳」），每次背40多分鐘；或抽掉鐵架床下鋪床板，將僅穿短褲的孫任澤雙手、雙腳分別捆綁鐵架床前後兩頭，使其赤裸的身體承重在鐵格擋上，並將啞鈴放在肚子上，增加孫任澤腰部的難受程度；或將孫任澤懸空吊起，用毛巾敷臉澆水。 監控視頻顯示，從下午4點到11點半，長達七個多小時的時間內，孫任澤被毛巾敷面澆水、或直接澆水十幾次，其中長達16分鐘和15分鐘的有兩次。其餘時間每次懸吊20多分鐘。 據知情者介紹，孫任澤被固定在靠近門的鐵架床那頭，視頻只拍攝到其被刑訊逼供的背面部分，且許多畫面被鐵架床遮蔽，但能看到審訊人員有戴塑膠手套、拿可樂瓶、啞鈴和毛巾等動作。「視頻中當審訊人員作出澆水動作時，無法看到孫任澤的表情和反應，但看見鐵架床長時間劇烈晃動，可以想像人有多痛苦。」 被告人說，審訊中，他們還抽孫任澤耳光，用白色PVC管抽打其小腿和腳後跟，用老式搖把電話機電擊其身體，為防止留下體外傷，用軍用帶捆綁孫任澤手腕、腳腕時，特意墊有毛巾。審訊進行到最後，孫任澤曾大聲慘叫，連連求饒。 幾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稱，年齡最小、首次參加刑偵專案組的劉獻永，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現最興奮、最積極，逼供手段也最「變態」。他們說，審訊中，劉獻永或用膠帶拔孫任澤的腿毛，或將裝滿水的可樂瓶懸掛在孫任澤的生殖器上，或用戴著塑膠手套捏生殖器。而拔陰毛、毛巾敷面澆水、直接水澆面部，大都是劉獻永所為。 庭審中，劉獻永承認上述行為，「我想侮辱孫任澤的人格，摧毀他的心理防線」。 有知情者說，劉獻永到案後一直不認罪，直到審訊人員提到其母，他一下子崩潰了，哭著說：這幾年這個事就像石頭一樣壓在心上，現在說出來了，反而輕鬆了。 本不在吳學民這一組的崔亮於當晚19：39進入審訊室，之後協助劉獻永等人將孫任澤捆綁在床板抽出等。20時41分許，何德富也進入審訊室，見孫任澤被捆綁在鐵床上，仍要求吳學民等人加大審訊力度。後吳學民、劉獻永等人將孫任澤先後控制在審訊椅中、捆綁在鐵床上，對並多次用水澆淋孫任澤面部。 靳博文對孫任澤最後時刻的回憶是：「……把孫任澤綁在高低床的下口，綁好後就開始給他灌水，還將芥末抹到孫任澤的眼睛、鼻子上讓他難受，用可樂瓶子給孫任澤扣鼻灌水，中間有人拿毛巾過來堵孫任澤的口鼻，然後接著灌水，這樣灌了有三四次，孫任澤在灌水的過程中就昏迷了。」 朱生德的回憶是：「……將孫任澤綁在床上，拿毛巾蓋在孫任澤的臉上澆水，並接了一桶新水，然後又開始對孫任澤臉上澆水，澆了幾下孫任澤就沒有反應了，沒有掙扎也沒有喘息。」 2018年9月27日凌晨0時37分，連續刑訊逼供七個多小時後，孫任澤出現昏迷。審訊者將孫任澤從老虎凳上放下來，摸手腕沒有脈搏跳動，拍打臉部也無反應，劉獻永把孫任澤放在地上做心肺復甦，吳學民讓人去叫看守所醫生，之後送醫院急救。霍城縣醫院的接診記錄顯示：27日凌晨1點半，患者被送來，呼吸、脈搏均無，瞳孔有放大。送醫警察說，患者要求喝水，被嗆後出現昏迷。 任亭亭說，參與搶救的醫院院長9月28日曾對她說，孫任澤現在就是腦死亡，即使搶救過來也是植物人。醫院記錄顯示：「搶救時患者停止呼吸已有40多分鐘，曾電擊做心臟復甦，因時間較長已經腦死亡……」 吳學民筆錄中供述，孫任澤送醫前已處於昏迷狀態，沒有脈搏、心跳、呼吸。而在法庭上，吳學民則表示，自己不是專業人員，沒法判斷人是否腦死亡。 被害人律師及家屬認為，吳學民改口，包括後來串供，都為掩蓋孫任澤實際上死在看守所的事實。犯罪嫌疑人死在看守所和死在醫院，性質完全不同，在法律上定罪量刑會有很大區別。 孫任澤先後做過三次屍檢和一次補充屍檢。前兩次屍檢，因受害人家屬及警方分別提出異議，公訴機關未予採納。審理中，公訴機關作為證據向法庭提交的是廣州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副主任羅斌教授等署名的鑒定報告（下稱「第三份鑒定報告」）及補充屍檢報告。 羅斌教授從事法醫鑒定工作30多年，曾做過6000多例屍檢。其2022年3月10日出具的這第三份鑒定報告稱：孫仁澤符合因患有心肌橋、左冠狀動脈輕度粥樣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礙，後繼發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傷可誘發或促進其死亡進程的發展，為輔助死因。 2022年3月，霍城縣看守所副所長柴某，在壓力下為減輕罪責，主動交出了審訊視頻。之後伊犁州檢察院向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羅斌團隊提交了審訊視頻，要求其對孫任澤死亡責任做出認定。2023年3月2日，羅斌及助手出具補充鑒定報告。報告稱：孫任澤符合在患有心肌橋及左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基礎病上，合併外傷、寒濕等條件下，因被他人用毛巾覆蓋口鼻並用水澆淋，引起機械性窒息及中樞神經系統功能障礙，最終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死亡責任認定中，被毛巾覆蓋口鼻並用水澆淋為主要因素，參與度為60%；外傷及寒濕環境的參與度為25%；自身疾病參與度為15%。 據知情者介紹，庭前會議時，曾當場播放審訊視頻，「看完後，所有律師心情都很沉重，無人說話」。 「沒想過」 庭審顯示，白震華、何德富沒有參與具體審訊，二人也自始至終否認對刑訊逼供知情。其他六名被告人則說，審訊孫任澤期間，每天或隔幾天，白震華、何德富都要組織大家開會，彙報昨天審訊情況以及審訊手段。 白震華辯解說，他不僅是專案組副組長，還兼任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隊里的其他案件也要負責，工作需要他兩邊跑，不常在專案組，對下屬刑訊逼供的手段並不知情。「我只是跟他們說，審訊中要講究策略，這個唱白臉，那個唱紅臉。有次吳學民說孫任澤怕水，我問為什麼，他們說用水澆孫任澤，我制止了。」他表示，審訊中打幾個耳光、踢幾腳可以，但不知道他們用那麼殘忍的手段刑訊逼供。 白震華說，9月26日早上組織所有人員開會，兩個小組的人員都參加了。他說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大家開會，聽取頭天晚上審訊情況彙報，他不在的時侯，就是何德富負責召集大家開會。他跟組員宣布，他不在時聽何德富的，何德富代表他。其他被告人證實白震華的確曾說何大隊是省廳下來的專家，他不在時，大家要聽何大隊的。 何德富則否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進專案組最晚，從來沒有正式文件對他進行過任命，也沒有被上級口頭任命過。他只是負責審核筆錄，對審訊情況完全不知情，直到看了視頻才知道他們對孫任澤進行刑訊逼供。何德富是所有被告人中唯一堅持不認罪，也拒絕對受害人家屬作出賠償。 公訴人或審判長問多名被告人，何德富說加大審訊力度是什麼意思？他們回答：就是上手段，加大刑訊逼供的力度。 何德富的辯護律師說，何德富是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副隊長，因工作出色，被長期借調到自治區公安廳廳刑警隊。何德富被派到專案組，只是對筆錄把關，負責材料組。因為平時對筆錄要求特別嚴格，多次指出其他被告人的筆錄不合格，致使他們心懷怨恨，一致指認是報復。律師強調，9月26日審訊現場監控視頻顯示，何德富曾在案發現場停留了4分多鐘。事發後，其他被告人訂立攻守同盟，串供，也沒有何德富，「這充分說明何德富與他們不是一夥的」。 何德富因罹患肺結核被批准取保候審。庭審中，他一直帶著口罩，說話時常常氣若遊絲，審判長多次提醒他大聲。旁聽席上孫任澤之妻每每憤憤的說：「裝死。」 朱生德是多名被告人供述較少參與刑訊逼供者。他在庭審中多次強調自己對審訊是消極的、被動的。監控視頻顯示，朱生德做過一個用手拍打孫任澤的動作。 朱生德在陳述中表示，自己參加公安工作以來，都是兢兢業業，這些天在看守所一直在想，如果當初……對審訊，他一直是消極的、被動的；自己從進入公安隊伍的第一天，就知道聽從命令，服從組織。這麼多年來成為他不自覺的行動。當律師問朱生德，有沒有想過刑訊逼供嫌疑人是違法行為？他說沒想過。 庭審還披露，9月27日凌晨孫任澤被送進醫院搶救後，自覺情況不妙的眾審訊人員開始緊鑼密鼓的銷毀、造假。當天，吳學民等人留在醫院看守，崔亮則被指派迅速返回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室，清除遺留在審訊現場的刑訊逼供工具等物品。 起訴書稱，為掩蓋孫任澤進入霍城縣看守所的真相，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等人還拍攝假視頻，提交給伊犁州紀委派駐州公安局紀檢組，試圖掩蓋真相，矇混過關。 白震華則說，他向伊犁州公安局領導彙報孫任澤之事，是局領導提出製作假視頻，應付紀檢部門調查。按照這個指示，他通知霍城縣看守所副所長柴某提供拍攝現場，並讓身型與孫任澤相似的崔亮頭蒙黑套，偽裝成孫任澤，假裝正常入所，製作了假視頻。不過該局領導在筆錄中否認自己知情。 假視頻的出現嚴重干擾、延滯了檢察部門的調查。直到2022年3月，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提交屍檢報告，柴某主動交出審訊視頻，3月8日，伊犁州檢察院才正式成立「9.27案」專案組。此後，嫌疑人相繼被採取強制措施。 檢方認為，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身為司法工作人員，不依法履行職責，實施暴力逼供，致人死亡，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本案中八名被告人相互配合，分工協作，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白震華、何德福系組織領導人員，被告人吳學民、劉獻永系積極實施暴力逼供者，四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系從犯。 職務行為還是故意傷害？ 從2018年9月27日案發至2022年7月所有嫌疑人相繼被刑事拘留，近四年的時間裡，白震華等八名涉嫌嚴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均因趙祥案立功晉陞。其中白震華榮立二等功，由伊犁州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擢升支隊長。「與此同時，他們利用足夠正常履職的機會和充裕的時間，一方面隱匿銷毀，造假串供，另一方面四處活動，動用各種關係和公權力，監控孫任澤家人一舉一動，並試圖用納稅人的錢徹底擺平。」任亭亭說，庭審顯示，除何德富，其他被告人先後兩次串供，其中一次使用事後無法查證痕迹的叮叮串供，應對調查。任亭亭的訴訟代理人亦表示，從立案偵查到2022年4月，大部分被告人的前三份筆錄均是串供好的。 一位被告人曾當庭稱，「孫任澤事發那天，在醫院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但任亭亭記得的是，面對趕到醫院的受害人家屬，眾被告人更多表現的是一種滿不在乎的輕慢，甚至蔑視，「在縣醫院大門口，吳學民直接揚言，你們隨便告」。 法庭辯論進行了兩輪。庭審進行至最後，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及量刑建議後，專門講了一段「富有教育警示」意義的話：兩天的庭審，給所有的所有被告人、參加庭審的執法人員以及旁聽者都是一堂沉重的法制課。在坐的被告人，昨天是光榮的人民警察，今天成了被告人。他們從警多年，位居領導崗位。但知法犯法，以暴制暴，手段極其殘忍，法律何在？其行為給黨、人民警察的形象抹黑，在人民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給被害人親屬帶來無可挽回的傷痛，也給自己的家庭帶來傷害。旁聽席數名被告人親屬掩面啜泣。 第一天庭審中午休庭時，旁聽席上朱生德的女兒在其父即將走出法庭，高聲喊「爸爸」，頭髮花白的朱生德扭頭望向旁聽席上的妻女。還有數名被告人家屬向他們的親人高喊「加油」。第二天公訴人發言時譴責道：昨日庭審中，多名被告人家屬置被害人家屬傷痛不顧，當庭高喊加油，良知何在？ 庭審中，因任亭亭突發身體不適，法庭不得不一度休庭。法警帶吳學民前往洗手間，休息中的任亭亭看見，頓時情緒激動，大喊殺人犯，並試圖衝過去，被一旁守候的醫生牢牢按住。 任亭亭的丈夫生前長期在警察系統工作，也曾在刑偵部門任職，任亭亭自稱對刑偵工作的性質有所了解。「我理解的公安（人員）打犯罪嫌疑人，就是打幾個耳光，沒想到他們會往死打我兒子。」她說，「我也是母親，我也會心軟。可是州公安上沒有一個人對我表示過半點歉意。」 最後陳述階段，只有靳博文提前準備了書面文字，念到「從警十幾年了，脫下熱愛的警服」時，一度哽咽。他表示認罪悔罪，願意積極賠償受害人家屬。崔亮、朱生德等被告人向任亭亭鞠躬，並道對不起。何德富不認罪，白震華、吳學民、劉獻永和朱生德則認為自己構成刑訊逼供罪，不構成故意傷害罪。 白震華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均有異議。他表示，公訴機關將專案組認定為犯罪團伙，他不認同，個別民警辦案中不當行為不能作為辦案組的行為；他被任命為組長，他只是上傳下達，其工作都是向領導彙報的，其對刑訊逼供的事情也不知情，「我們沒有傷害的共同故意，沒有共同故意的動機和目的，客觀上沒有共同實施傷害的行為。」其辯護律師表示，本案中的鑒定意見書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把公安機關的刑偵專案組當做犯罪集團，處理明顯不當；白震華作為專案組的副組長，是在領導的指揮和安排下開展工作，對上彙報案件審訊情況，對下傳達領導指示指示，在辦案過程中說拿下口供也並不存在問題，對於可能造成被審人傷害的手段，白震華也說了阻止的話，至於說讓其他被告人加大力度，加大審訊手段，是部分實施人員的個人理解，白震華沒有到審訊現場，未實施任何刑訊手段，不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他最多也就是承擔作為領導的失職責任。 […]
最近，電視劇《繁花》風靡中國，多人解釋成兩張郵票是其名來歷，引起興趣最多的是上海風情，比如劇中出現的那些舊式昂貴洋房、上海元素排骨年糕、泡飯等。從我個人來說，我更看重的是這部電視劇展現的時代背景：1988年到1994年，這段時期，中國經歷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1992年2-3月的鄧小平南巡。這段時期正好是中國1980年代中期的撬開計劃經濟一道裂口的價格雙軌制，1990年代初期深滬兩地股市開始創立，約有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還未進入權貴私有化的短暫平民創業致富階段。原小說作者將書名之為《繁花》，自有其深意在。 阿寶到寶總：平民致富的窗口時期產物 上海曾是中國紡織業與服裝業重鎮，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原材料不再計劃供給，這兩個產業迅速衰落，外移至江浙一帶，那時，上海人對廣州的富庶開放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繼之是鄧小平南巡，「發展是硬道理」，普通人曾有一段從體制縫隙與股市中獲利的短暫繁華時期。 中國政治多變，一屆領導人一屆光景，本屆中共掌門人習近平雖然也提改革開放鄧氏路線，但政治上似乎對毛式統治更為青睞，海外則因六四事件對「鄧屠」恨之入骨，甚至認為六四之後中國改革已死，我曾在推上向一位持此說法的「六四」人士曾在推特上解釋過。我說，如果說「六四事件」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自此斷絕，那是事實。但中國經濟領域所有重大的改革，幾乎全部是在六四之後一一推行，例如中國深滬股市、期貨市場及債券市場等為主的資本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兩大後果，一是培養了在中國具有壟斷地位的幾十個國企寡頭，二是讓數百萬國企工人下崗）；中國加入WTO、農業稅的取消等等；尤其是上海這個中國經濟中心的經濟改革、歐美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繼的大量進入中國，全發生在1990年代。 上述改革，尤其是股票市場的創立（1990到1993年），是中國改革史上繼個體戶-萬元戶之後，平民不需要與權貴結盟就能憑藉大膽與運氣就能致富的窗口時期。 成就「寶總」的九十年代前期上海 這時期的上海情況非常特殊，表現在三點。 一，「六四」之後，江澤民升任中共總書記，中共元老實際上是陳雲與鄧小平雙頭體制，鄧主張改革，陳雲反改革，加上鄧小平曾兩廢中共總書記，加上接替江任上海市長兼市委書記的朱鎔基1991年上調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各地官場有中央成了「上海幫」之說。江澤民有政治顧忌，不知政治風向究竟如何，有大約兩年半方向迷茫時期，還曾說過「要讓萬元戶傾家蕩產」這類反改革的話。基於政治考慮，上海市委、市政府官員相當自律，認為「上海是總書記後花園，不能給總書記添麻煩」，在所謂改革上相當謹慎，真正放開步子，是鄧小平「南巡」之時敲打了江澤民之後的事情。 二、鄧小平「南巡」之後，陳雲身體狀態據說很差不能視事，江澤民權衡之後表態擁護改「南巡講話」，上海立即開始行動。 三、歐美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是1990年代之後的事情。它們中意的不是廣東深圳這兩塊珠三角寶地，而是上海這個長三角洲的經濟中心（當然也是全中國的經濟中心）。尤其是滙豐銀行在1990年代曾經與上海市政府接觸，想購回大樓的傳說，讓上海市政府抱有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雄心。當時已經有個說法：當初特區要選在上海，效益比深圳強不知凡幾。江澤民對上海的偏愛體現在各種政策傾斜上，還體現在一些虛名上，比如深圳股市先於上海成立，但人民銀行總行卻硬壓著批複，讓上海證券交易所先拿到批複，成為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中心，因此，兩個證交所誰先「出生」成為一個爭議問題。上海證交所一直把1990年12月19日作為自己的所慶日，而深圳證交所則將12月1日當作所慶日，但官方只肯承認深交所出生日為1991年4月11日，因為那天是深圳正式得到人民銀行總行批複同意建立深圳證交所的時間。 1988-1993年經濟改革三步曲正是阿寶化蝶之時 第一部曲，政府放權讓利，計劃物質實行雙軌制（這造成官倒，六四針對「官倒」就是針對鄧朴方的康華）；外貿放開口子，個人私企可以在外貿局所屬外貿公司管控之下接出口訂單，外有訂單、內有「內部人」合作就能將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這在《繁花》里有很好的直觀展現：27號（上海市外貿公司）就是權力部門，汪小姐是內部人，寶總與汪小姐之間有很鐵的合作，因此互相成就：汪小姐成就了寶總驕人的商業成就，寶總則為汪小姐升科長積累了業績。 第二部曲：股市初創的草莽時期，這段時期從1990年深圳、上海兩地企業試行股份制改造，並設置股票營業點開始，1991年深滬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直到1992年1-2月鄧小平南巡之後約一年多。這段時期，中國股市確實有段草莽縱橫時期，只要膽大，願意冒風險，平民可以在股市低進高出賺錢，積累第一桶金。當時兩地發行新股，實行抽籤購買認股證，深圳還發生了震驚全國的1992年8:10新股抽籤表事件。在《繁花》中阿寶借錢購買認股證，高價位拋出，賺到了第一桶金，深滬兩地都有類似故事。這些人就是中國第一代股民，不過這代股民暴富之後，只要還在股市戀戰，很快就成為機構大戶與券商操盤股市的犧牲品。 第三部曲：股市進入機構大戶與券商聯手時期。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於1992年10月，在此前後，股市從最開始的個人入市、大戶操盤到機構大戶介入。自此之後，證券市場散戶入場的草莽時代漸漸結束。各地證券公司與機構大戶聯手操盤，最大的優勢在於資金統籌能力大大增加，可以利用銀行信貸資金聯手操作，集中資金使用對敲方式拉抬股價的時代來臨，散戶被血洗的過程就在這一兩年間。劇中寶總聯合當年股市舊部蔡司令、胖阿姨等，來了一場散戶對決機構-券商聯手操盤，算是散戶年代最後一次血戰股市並有所斬獲——當然，這是小說情節，我不確定上海是否有過，深圳我沒聽說有這事。 阿寶的退出正當其時。因為1994年以後的上海資本市場，已經不是普通人能夠暢遊之地。上海1995年3.27國債號稱「中國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關於這件事情，國內每隔幾年會有一篇舊事重溫的文章，但談的都是能夠擺到桌面上的事情，更黑的故事隱藏在深不見底的黑幕當中。以《今日頭條》2022年7月31日登載的《「3.27」國債期貨事件：中國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為例，除了簡單交待了當時代號為「327」的國債期貨合約在中國資本市場上掀起的巨浪，以及被吞沒的上海證券教父管金生之外，還指出：「在這場資本市場的空前多空對決中，時年28歲的魏東、29歲的袁寶璟、34歲的周正毅以及30歲的劉漢，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之後稱霸一方，成為各地有頭有臉的人物。然而，誰又曾想到，若干年後，其中的多數人卻以悲慘的方式謝幕「。上述四人的經歷很多故事，背後皆有支持者（耳語狀態，沒哪家媒體敢說），劉漢因為傍上了周永康的兒子周濱，此後到四川投資而風光一時，被捕時他的四川漢龍集團已經有400億身家，旗下卻擁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控股子公司。同時他還是連續三屆四川省政協常委，正是對這些「社會資本」的深深眷念，讓他覺得在洛杉磯避禍的人生毫無意義，國內耳目探聽到沒事之後就回去了，最後官司塵埃落定之時，幫派內36人被判刑，他與其弟劉維等14人因殺人全是死刑。 古漢語中「花」與「華」相通，「繁花似錦」之外，更常被引用的是「繁華落盡空餘恨」，「繁華褪盡，人比煙花寂」。中國自改革以來已逾40多年，從1990年代的權貴私有化開始，歷經約20年的高中層權貴「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養成了一批批巨富。但最近幾年肖建華、吳小暉、馬雲等人的經歷表明，在一個政治權力高於一切的國家，所有在權力與市場相結合中游弋有餘的長袖善舞者，最後都將得在政治權力面前低下頭來。
澳洲政府計劃擴大Medicare的覆蓋範圍，使所有澳洲人都有望免費享受牙科服務，該計劃成本高達120億澳元。目前，澳洲人因看牙貴而選擇不去看牙醫，其中有40%的人每年都因為牙科支出而面臨負擔。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議會正在考慮擴大醫療保險範圍，其中包括推出Medicare免費看牙計劃。這一計劃由綠黨推動，已被列入議會預算辦公室的考慮範圍。該計劃涵蓋了從牙科檢查到正畸再到口腔手術的所有口腔項目，總計耗資120億澳元。 具體而言，有四個系統提出了八個選項，其中包括對所有Medicare卡持有者進行全面報銷、根據經濟狀況進行補貼、老年人牙科護理計劃以及適用於所有Medicare持卡人但僅涵蓋預防措施的選項。每個系統都有上限和無上限的成本預測。 目前，除符合資格要求的17歲以下兒童和一些優惠卡持有者外，患者必須自行支付所有牙醫看診和治療費用。如果Medicare免費看牙計劃通過，將為全澳人民提供更廣泛的牙科服務。 過去十年中，由於看牙費用昂貴，不到一半的澳洲人每年都選擇不去看牙醫。據研究顯示，32%需要牙科護理的患者選擇跳過治療，因為無法支付高昂的費用。2020-21財年，澳洲在牙科方面的支出為111億澳元，其中60%由消費者直接支付。 澳洲牙科協會的數據顯示，基礎檢查的平均費用為230澳元，包括口腔檢查、X光檢查、牙垢和清潔。高昂的治療費用導致許多人推遲或避免看牙，甚至有人因無法承擔治療費用而選擇忍耐牙痛。 政府希望通過Medicare免費看牙計劃，解決澳洲人因看牙貴而面臨的健康問題。這一計劃的實施需要五年時間，但有望改變澳洲人對牙科服務的態度，讓看牙不再成為負擔。
河南某校高一班主任讓學生髮毒誓「在教室裡面只有學習，若違此誓，死全家，先死爹，再死媽」。當時就有話想說，只是這號還封著，只好憋著，只是發了一條朋友圈，「對這個班主任沒啥可評的，就像你不會罵豬說『你是豬啊』。」 現在號回來了，說三個點。 【一】很多教師與教育沒什麼關係 純粹一個恃強凌弱 他們根本不在意教育是什麼、學生學了什麼。所有的工作都只為了他們自己的生存，所有的學生只是他們獲得個人利益的工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且坐擁恃強凌弱的位置，所以肆無忌憚。 比如河南這位高中班主任。 竟然有評論說「動機是好的，只是方式不對」。且不論甘地同志說的「你不可能通過一條錯誤的道路抵達正確的終點」，只看這個評論就是糊塗蛋，動機是不能作為評判標準的，因為動機永遠只能是一種揣測，而不能作為依據：你怎麼知道他的動機是好的？比如我就可以覺得他的動機很糟糕：他就是為了自己的業績，而不管學生父母的死活，更無視學生的抵觸、不滿、難受、痛苦。 就差把刀架在學生父母的脖子上對學生說「你再不學習，我一刀捅了他」，只是他不好意思自己下手，只好請神靈幫忙。 「為了學生好」？扯什麼蛋。把羞辱當教育，一直是我們這片土地上的父母和老師的慣常手法。 我們來看幾個問題： 「成績不好」和「父母雙亡」，哪一個人生更悲慘？ 如果領導要求他發誓「班級成績不提升，先死爹，後死媽」，他念不念？ 他敢不敢要求領導發誓「不提高老師待遇、學校業績，先死爹，後死媽」？ 他敢不敢要求他班上的科任老師念「成績排名不靠前，先死爹，後死媽」？ 諒他不敢。 答案就是真相：因為恃強凌弱，才敢肆無忌憚。 2023年4月3日，我寫了一篇《一張校園圖片的人間惡毒》（點擊可見》評論下面這張校園圖片。 網路截圖 我當時寫下這樣的句子： 「要對學生有多深的刻骨仇恨，才會想到這樣的比喻？但凡有一點人性或慈悲，也絕不忍心用「二手貨」「屎」之類的詞語去形容他們面前的孩子。 要有多愚蠢、多傲慢，才敢把這樣的句子明目張胆、得意洋洋在公眾場所公開展示？ 製作者明顯很驕傲地認為這正是自己對學生成長的負責——但凡有半點正常教育觀，但凡有半點基本人性，但凡對學生有半點愛與善意，但凡有半點自知之明，都不敢把這樣的句子用這樣的方式展示出來。」 這位河南班主任，已經不只是羞辱學生了，而「進化」到詛咒學生父母。父母們從未想到，本來是送孩子上學，哪知會搞到自己的命都要沒了的地步。 為了刺激學生努力成長，除了所謂樹立人生目標、長久灌溉、培養內驅力這樣的宏大概念，有沒有別的急功近利的方法？ 有的。 2014年，湖北咸寧一小學校長承諾如果學生養成良好行為習慣，他就當眾親一頭豬。於是，全校小學生歡天喜地、眾志成城，果然幫助這位叫洪耀明的校長實現了這一目標，他當著全校4000多學生在主席台上親吻了一頭豬：全校同學都沸騰了。 但這不是他的首創。 2003年，美國一校長就承諾如果學生在這一年讀完2003本書，他就當眾親豬——學生們狂讀一年，幫助他實現了這一目標。 2006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如果學生80%通過測試，他就當眾親豬——學生們拚命學習，幫助他實現了這一目標。 2008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如果學生65%通過測試，他願意在屋頂上去呆一天——學生們拚命學習，最後70%的通過了測試，於是他帶上一部手提電腦、一個裝有水和食物的冰飲箱爬到屋頂上呆了整整一天，成為當天學校最引人注目的風景，嗯，「校長在高處」。 1996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學生在某天之前讀完15萬頁書，他就在那一天爬著去上班——學生們於是瘋狂讀書，同樣幫助這位校長實現了目標：他從家門口出發，爬行了三個小時，爬壞了五雙手套，終於爬到了學校。沿途司機向他鳴笛致敬，還有學生陪著他爬上一段，全校師生在校門口夾道歡呼，彷彿歡迎一位英雄歸來。 所以，我誠懇地建議這位河南班主任，他的口號應該改為這個：「我鄭重承諾，作為你們的班主任，如果我提不高你們的成績，先死我爹，後死我媽。」 [二] 現代學生的無知和羸弱， 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 那些跟著念「先死爹，後死媽」的學生，不可能情願。這點基本認知和人性他們必有。所以他們的無知不是來自這個。 他們的無知來自於：他們不知道他們可以拒絕。——哪怕他們已經是高中生。 只要他們拒絕，並明確告知老師「你這樣做是不對的」，老師很難堅持。 如果老師仍然堅持，就進一步告訴老師「想想我們申訴這件事會帶來怎樣的後果」，除非這個老師完全傻掉，否則不可能再堅持。——這樣既能保護自己的基本良知而不念出「死爹死媽」，又能保護這個老師自己——他一定會因此事被處理。 也就是說，他們不需要付出代價，就能避免此事發生。但他們所有人都沒有為之做過任何嘗試。——他們要冒的最大風險就一個：老師看我不順眼。但已經叫他們發這樣的毒誓了，說明老師早就看他們不順眼——所以邏輯可知：他們並不會付出多餘的代價。 然而他們不知道這樣的方式。他們從小到大習慣了服從任何指令，包括明知非常荒謬的指令。 哪怕遭受如此重大的、涉及父母的羞辱，他們也不懂、不敢反抗。 他們不知道自己具備力量。 更不敢運用自己的力量。 他們甚至根本就沒想清楚自己在怕什麼。就只是怕。 他們長大了，就是我們很多大人的模樣：遇到事情，唯一反應就是「服從」，肚裡罵罵咧咧，嘴上唯唯諾諾，手上加班加點。 ——而就是這麼一代又一代人，經常叫囂「雖遠必誅」。 所以詭異的事情是：我們一邊教育他們勇往直前、敢於拼搏、堅持正義、報效祖國，一邊又把他們教育成了一群面對死爹死媽也不吭一聲的懦夫。 【三】這類標語的血脈傳承 這個老師，其實也是犧牲品，而且他大概率想不明白這一點，可能還覺得委屈。 如果一個社會缺乏真正的人文意識，那麼思想的引導只能雞湯化。——然而面對如此兇猛的內卷狀態，雞湯明顯太溫吞，所以自然而然走向雞血。——雞血明顯量不夠，所以就又自然而然走向狗血。 雞湯——雞血——狗血，分外流暢。 於是一切就這樣發生了。 校園口號和標語的要死要活、野蠻血腥，並不鮮見。隨便舉幾例即可：「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提高一分，幹掉千人」、「就算頭碰血流，也要衝進一本線的大樓」、「不像角馬一樣落後，要像野狗一樣戰鬥」、「有來路，沒退路，留退路，是絕路」、「要成功，先發瘋」、「寧可血流成河，也不落榜一個」、「累死你一個，幸福全家人」…… 但這種野蠻與血腥，並非初見。 它的遠親是這類：「一人超生，全村結紮」、「該流不流，扒房牽牛」、「打下來，流出來，就是不準生下來」、「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 近親大家更加熟悉。我特意專門找了河南這塊神聖的祖國文化重要發源地上出現的：「帶病回村，不孝子孫」、「出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今天到處亂跑，明年墳頭長草」、「不戴口罩亂集聚，家人含淚過頭七」…… 這樣一列，這位河南同行的做法恐怕也沒啥稀奇：他平時耳聞目睹的就是這些。 當然，我們都是河南人：「一人傳染全家倒，財產全跟親戚跑」、「不戴口罩就出門，這個雜種不是人」、「今年走親訪友，明年家中剩狗」…… 再往前找……我都不知道會不會讓文章發不出來：「揪出……幕後黑手」、「砸爛……的狗頭」、「 斬盡殺絕……，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橫掃、炮轟、火燒……」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特正經的張某某
習近平在2024新年賀詞中輕描淡寫地描述2023年的中國經濟，是「在風浪中強健了體魄、壯實了筋骨」，這當然不是事實。雖然中國經濟2023年將可能錄得5.2%的增速，超出當局年初預定的5%增長目標，然而，數字是一回事，人們的實際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從後者來看，中國經濟在2023年可用一個詞形容，就是「蕭條」。這並非唱衰中國經濟，因為連一些官方經濟學者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疫情三年對中國經濟最大的破壞，是讓它喪失了自身動能。習20大三連任，組建一個清一色的習家軍班子，他清楚知道2023年要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堵住人們對他霸王硬上弓的非議，所以當局再次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但是對疫情對中國經濟的重創程度，包括當局在內，許多人剛開始並沒有足夠認識，認為在放棄清零，重回正常生活後，經濟會有一個報複式反彈，把疫情三年被抑制的需求和發展動能釋放出來。年初確也出現了某種井噴現象，可惜曇花一現，重又回歸疲軟。經濟專家把它解釋為所謂的疫情疤痕效應造成的。 不論什麼原因，經濟沒有雄起是個不爭事實。在這一年裡，人們談到最多的是房地產問題，地方債務問題，消費不足問題，金融風險問題。恆大、碧桂園等頭部房企連接暴雷，不少地方政府債務纏身，公務員要麼發不出工資要麼減薪，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以上，普通百姓收入銳減，不敢消費，外資撤離，出口下跌等等，反正都是壞消息。 客觀來看，李強政府確實也很拼，政策一道一道出，幹勁一遍一遍鼓，該減稅的減，該鬆綁的松，該放行的放，該廢除的廢，總之，在折騰了十年後，習終於明白，經濟才是實，是一切的根本，雄心萬丈要靠經濟支撐，經濟垮了，群眾不滿，社會騷亂，其他都白搭。用很大的代價換得的這個道理雖說有點晚，沒有完全把市場、資本和民眾的信心吊起來，但至少止住了經濟下滑趨勢。倘若沒有這個轉彎，不拿出一股拼勁，仍然政治挂帥，2023年5%的目標肯定實現不了。 儘管當局在2023年做了很多拆彈工作，止住了血，然而2024年的經濟形勢仍不明朗。這可以從前不久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出。該次會議將2024年經濟工作的基調確立為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並提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都是過去未有的表述。這個「新基調、硬道理和首要任務」，為的就是告訴各級官員不能泄氣，要像2023年那樣繼續拼經濟。因為當局很清楚，2024年的經濟一點也不比2023年輕鬆，要不能，它不會在經濟工作會議上要求「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企圖通過宣傳引導，讓人們對中國經濟有信心，但這反而泄露當局對2024年的中國經濟底氣不足。 對2024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國際國內的研究機構，有認為能夠達到5.2%以上的，有認為是4.8%的，也有認為可能是4.2%或以下的。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24年「需要克服的困難和挑戰」，除了傳統的問題外，新加了「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以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其實這三者也不是新問題，但卻有新的表現形式。「有效需求不足」不僅指的是傳統的消費需求不足，也指的是沒有有效的投資需求，因為中國傳統的基建投資模式嚴重飽和；「社會預期偏弱」說的是市場的信心問題，「偏弱」只是一種客氣的說法，實際是非常弱，也就是社會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信心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則是指一些產業的產能本來要逐漸減少或淘汰，但在疫情三年，為解決就業、同時應對全球疫情，政府加大了對這些產業的投資，以致在後疫情時代，它們的產能嚴重過剩。可以說，如何化解這三個問題，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2024年中國經濟的好壞。 當然，提起2024年的中國經濟，最嚴峻的還是要算房地產和地方債的問題。儘管當局2023年在房地產方面持續出台諸多利好政策，但無論是開發投資還是住房銷售，都非常不理想，投資規模已回到2018年水平，樓市買氣仍未全面回暖，2024年據預測仍將會有降大幅度下降。在地方債務方面，雖然當局2023年以特殊再融資債方式置換了相當部分的地方債務，減輕了地方的還債壓力，然而，要完全化解地方的存量特別是隱形債務，至少還需幾年。事情還在於，房地產也好，地方債也罷，如果宏觀經濟環境沒有大的改善，它們有可能會再次惡化；換言之，雷區還存在，沒有排完。而這兩者直接跟銀行、金融掛鉤，風險轉嫁給銀行，並由銀行傳導到整個金融系統。為什麼當局2023年罕見重視金融風險，把金融安全提到一個非常高度，並在政府的機構改革中，特別成立金融委員會和金融監管總局？原因即在於，房地產行業和地方債領域雷區太多，過去幾十年房地產高速發展積累的風險，在這幾年集中爆發，官方根本不知道哪個環節會暴雷，所以，雖然小心又小心，但總防不勝防。 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高達兩成以上，過去一、二十年，它都充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角，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如今它岌岌可危，不能擔當主角，按理就該消費來擔綱，讓消費在擴大內需中發揮主要作用。但要消費起作用，則又面臨著如何增加居民就業和收入的問題，從而陷入一個類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死循環。要跳出這個死循環，就必須進行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但至少2024年當局不會這麼做，而且即便改革收入分配體制，也不會帶來即期效應。當局在2024年最可能採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實行赤字財政，以刺激經濟，事實上，2023年第三季度增發特別國債1萬億元人民幣，就是按照這個赤字財政的思路舉債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經濟的自身動能根本不足以支撐起它應有的潛在增長率，這背後的根源又與市場主體對習當局的信心失落有關，信心失落會導致對未來的預期不佳，從而不願投資和消費。當局當然也看到了這點，歲末年尾，官媒不斷放話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4年經濟工作的部署，一大重點是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習在毛誕講話中，也聲稱要以改革到底的堅強決心，動真格、敢碰硬，精準發力、協同發力、持續發力，堅決破除一切制約中國式現代化順利推進的體制機制障礙。但當局在2024年的改革能夠走多遠，市場是不期待的，因為人們看到當局還在持續擴權，而真要改革，就必須削弱政府權力特別是黨權。當局若不能通過改革激發經濟主體的動能來，便只能靠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可政策刺激的效果總有限，且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 2024年的中國經濟除自身的問題和困難外，還有兩個特殊的事情或許會加劇困難，它們就是台灣選舉和美國大選，都和中國有關，構成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台灣選舉2024年初會出結果，如果不出意外，賴清德當選的概率最大。鑒於賴的立場，兩岸關係肯定比現在會有惡化。而美國兩黨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對中國的攻擊，特別是拜登如果顯示自己對中國的強硬不輸川普，那麼拜習會營造的兩國和緩氣氛會一掃而空，中國也會對美採取強硬態度。這兩件事尤其美國大選無疑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很大影響，外資有可能對進入中國市場更加慎重，對美的出口和技術升級也有可能進一步被抑制。假如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意外出現，風險更大。 2023年的中國經濟乃一地雞毛，2024年是否仍會一地雞毛，現在要準確預判，有些困難。但鑒於2024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從這個角度看，當局無論如何都不會讓這年的經濟在數字上顯得難堪，然而，這不代表中國經濟將脫離風險區間。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前幾天參加一個活動，見到不少學生。有大陸的，也有台灣的。 台灣學生說，明天就回去啦。「是寒假嗎？」「是回去投票啦。」 台灣學生和大陸學生的區別非常明顯。口音是一方面，整體狀態是另一方面。 他們更鬆弛，也更開心，更愛笑，不怎麼談深奧話題。 旁邊有人聊天，他們都很配合地發出一驚一乍的聲音，就像娛樂節目的氛圍組。「啊——」「哦？」…… 2003年我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宿舍的哥們兒經常用電腦播放台灣的綜藝節目，就是這樣的聲音。 那時很不喜歡看這樣的節目，太幼稚了，有什麼好驚嘆的。我們是碩士研究生，都正在讀高深的書籍，書架上都是福柯、薩義德。 但是現在看到這些學生，真是發自內心的羨慕。 他們單純，有時候甚至表現得有點幼稚，這是因為有了真正的制度保障。 有民生方面的保障。2017年在大理，一個台灣大姐在那裡大理客棧。她工資不高但是很開心，「我們是全民健保，看病不花錢。」所以她在退休後到處跑，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有更重要的權利的保障。我讀書的時候，那邊還是陳水扁，現在看來是很久遠的事了，後面是馬英九和蔡英文。 不同的政黨，口號差別很大，但是有些共同的東西留存下來了。在紐約見到的研究生，應該是00後，差不多正好出生在我讀書時候。完全是「新青年」。 以前經常感嘆的「沒有被欺負的臉」，也長在了華人頭上了，一副副完全沒有負擔的表情。 很多大陸人一定不會懂得，明明經常是「戰爭陰雲」，怎麼會一臉輕鬆？那裡似乎沒有那麼多戰略家和大棋論，也就沒有「棋子」、有的是獨立的、鮮明的個體。 他們很少使用「我們」，因為知道同桌的三個人可能都是不同的。他們的口頭禪是「還好啦」「也不一定」，不專斷，因為知道有「他者」。這讓他們顯得很謙和，沒有攻擊性。 其實，這就是正常社會該有的樣子，一種真正的、發自內心的安全感，有了這個安全感，對人就會有真正的信任和善意。 相比之下大陸學生就要深沉得多了。有些講過去三年自己的變化，也有人強調，「今天的談話絕對不會公開。」一種沉重的成熟。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前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台灣問題好像跟天氣問題一樣，看似很熟悉，但細說又發現什麼都難說清。在台灣選舉即將到來之際，學者胡平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金哲採訪，談他對台灣問題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當局在台灣問題上一直對中國人進行怎樣的輿論導向，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變化是怎麼回事，中共對台灣的戰爭恐嚇目的何在及效用如何。 在胡平看來，圍繞台灣的這次選舉以及台灣自上個世紀 90年代以來進行的歷次自由選舉，實際上是有多個博弈在同時進行，既有台灣內部政黨彼此之間為爭取選民支持從而獲得執政權的博弈，也有台灣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跟堅持實行獨裁專制的中共政權的博弈。與此同時，中共不但跟台灣博弈，而且也在跟中國公眾博弈，力圖塑造他們的認知，使他們相信專制獨裁體制就是比自由民主更好。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當局也與時俱進，逐步提升對中國人的言論管控，並採取轉移話題等手法在民主自由問題上分化中國公眾，從而有利於繼續維持獨裁專制。 以下是胡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摘要。採訪的完整視頻見：https://youtu.be/D1ecGCLxWXs。胡平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今日台灣最重要的真實是什麼 記者：儘管中國大陸和台灣只有台灣海峽一水之隔，但台灣海峽兩岸卻好像是天各一方。由於中國共產黨當局持之以恆的信息和新聞報道封鎖，很多中國民眾對台灣的許多基本情況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情。在你看來，中共輿論管制當局最不想讓中國民眾知曉的台灣情況/台灣新聞/台灣實況是什麼？ 胡平：現在是信息時代，再加上兩岸有大量的人員來往，今天的中共當局不可能對中國民眾完全掩蓋台灣的真實狀況。但它可以通過種種手段刻意地操控議題，讓一般人注意什麼，不注意什麼。它的操控刻意起這麼一個作用。 那麼，什麼是台灣的最重要的真實呢？那就是今天的台灣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相當穩定的民主社會。台灣的民主自由指數不但在亞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再過幾天，台灣一千多萬民眾就會來到投票處，在小紙片上輕輕地用筆勾幾筆，那就完成了最高權力的和平轉移。新總統一旦選出來，國軍立刻就宣示效忠。這根本就沒有「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一毛錢的事。 這種事情相當了不起，相當不簡單。想想看，回顧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包括中共建政幾十年的歷史，就是為了爭奪權力，就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擔心別人篡黨奪權，於是就沒完沒了地殺戮，沒完沒了地迫害，沒完沒了的監禁，等等登頂。我們所經歷的大量的災難，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對最高權力的爭奪。 你看，不管台灣有多少別的問題，單單就憑它做到了用數人頭來取代砍人頭，這一點就比中國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明一百倍。這是台灣最大的真實。而這一點中共當局不可能完全掩蓋，但它不去讓人們給予足夠的關注。這就是它現在正在做的。 對台灣問題的意見分裂是從何來 記者：許多中國民眾到台灣旅遊過，也可以說親眼見過台灣，但他們對台灣的基本情況、基本民情還是缺乏了解。最有意思的是，許多台灣人抱怨說，許多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生活多年，但他們仍是跟在中國國內受到嚴密信息封鎖的民眾一樣缺乏對台灣的了解和理解。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胡平：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海峽兩岸的人員交流就比較多了。應該說在（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無論是到台灣旅遊的大陸客，還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陸人對台灣的看法基本上還都是很正面的。 這些年來，情況有些變化。首先是中共對言論的管控比以前更嚴厲。因此，那些唱好台灣的聲音就不大能發得出來。再加上中共把台灣海峽兩岸問題聚焦在統獨的問題上來。本來兩岸的問題主要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民主那麼成功的實踐本來就是對大陸專制的有力的衝擊。如果聚焦在民主和專制的問題上，那就可以肯定唱好台灣的、正面讚揚台灣的聲音一定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但這些年焦點改變了，變成了統獨問題，就眾說紛紜了。因為民主和專制誰好誰壞，大家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 你看，連共產黨搞專制還硬要說自己是民主，而且是全過程民主。可見它也知道民主的名聲好，專制的名聲壞。可是你要說統一，說獨立，說分離，那就不好說了，大家的看法就不是那麼一致了。不管你是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也好，還是在海外的大陸人也好，他們或者是出於民族主義，或者是出於傳統的、習慣的大一統觀念，會對台獨很反感，因此就對民進黨很反感，對台灣的民主也沒有興趣了，也有負面印象了。 今日中國人的輿論場的複雜性 總的來說，現在的大陸人，包括在西方生活了很長時間的大陸人對台灣的看法不像以前那樣一邊倒地叫好，當然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在搞認知戰，操控信息；另外就是這些年大陸經濟好了，經濟發展了，兜里有錢了，對專制的反感就降低了。 因為過去人們對專制反感除了是因為壓迫之外，也是因為專制讓人貧窮，所以他們出於多種原因對專制反感，對民主嚮往。如果在專制之下經濟有了比較明顯的好轉，相當一些人對專制的反感就會降低，對民主的憧憬也可能會降低。 再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熱門的話題被轉移了，不再是集中於民主與專制，而是談統獨問題了。而尤其是現在在（中國）國內的環境之下，要是談獨立，在這個問題上支持另一方，支持民進黨一方，那就有相當的風險。 我看到很多報道說，在國內你要說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這問題提不大。你要是說支持民進黨的賴清德，那就比較麻煩。光說是支持賴清德還好辦，你要是說同情和支持台獨，那麻煩可就大了。那就有可能給你安個「尋釁滋事」（的罪名）了。這麼一來，另一方面的聲音被消聲。 在海外的中國人，雖然不在中國大陸境內，不會受（中共政權的）直接的控制，但因為輿論場是交叉的，他們是生活在微博微信（這樣的社交媒體）的朋友圈裡，他們感受到的輿論氛圍、氣氛是（跟在國內）相當一樣的。所以他們也會受這種影響。另外他們也知道，你假如在海外發表（支持台灣獨立）這樣的言論，不但對你將來回國會有麻煩，也可能給你在國內的親友招來麻煩。 也就是說，在今天這種情況下，另一種（與中共政權的宣傳唱反調的）聲音受到比原來更大的壓制。再就是統獨問題本來就是一個比較眾說紛紜的問題。而你要替（台灣）獨立辯護，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國內的大陸人也好，在海外生活的大陸人也好，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就呈現出比過去更複雜，更混亂的局面。 台灣人緣何大都不再自認為是中國人 記者：華盛頓和北京的正式外交關係是建立在當初雙方1970年代達成的一個共識上，這就是：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美國對此不提出異議。美國堅持至今的所謂「一個中國政策」由此而來。但現在的情況已經和1970年代大不一樣了。當時絕大多數台灣人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現在絕大多數台灣人不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你認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在過去30年、40年的這種變化應當怎樣解釋？ 胡平：我想這就是過去50年來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自我認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說起來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取決於兩條。一條是你自己認為你是誰；第二條是別人認為你是誰。而事實上常常是後者更重要。所以一句俏皮話說，你自己是誰？別人說你是誰，你就是誰。 50年來我們看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現在大家都把中華民國的國民叫台灣人。現在一說中國就是指中國大陸。所以中國這個名稱就是大陸專有的了。甚至到了後來台灣人自己也要把自己說成是台灣人。因為他要說自己是中國人，別人就會誤以為他是大陸人。為了區別，他自己就不得不說自己是台灣人。 哪怕你有很強的中華民國的情結，主張一個中國，但平常的談話中，你也會把中華民國的人叫做台灣人，而不會把他們叫做中國人。 其實早先的情況不是這樣的。我們記得1970年代80年代，台灣有一首流行歌曲，是侯德健寫的《龍的傳人》。它的歌詞你看是怎麼說的呢？「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叫中國。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叫長江，叫黃河。」這說明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至少是在台灣的校園裡大部分人還是把自己定義為中國人。 而這裡所說的中國是有長江有黃河的中國，不只是台灣。那歌詞沒說「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他的名字叫淡水河」，而是說長江和黃河，儘管他們很多人見都沒見過。但他們那時候認同那個中國。 但此後變化就非常大了，以至於到了前些年蔡英文總統說：現在的台灣人是天然獨。什麼叫天然獨呢？就是新一代台灣人，他們從出生那一天起就習慣於被叫做台灣人，他們也以台灣人自居，他們就習慣於「中國」這個詞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就專指大陸人。 因為台灣成了國際孤兒，在國際上得不到承認，這就使中華民國這個牌子除了在台灣島內還有用，到了別的地方都吃不開。台灣人參加奧運會得了獎，得了金牌都不能展示自己的國旗，奏自己的國歌。 凡此種種就使得中華民國、中國人的概念越來越淡，台灣人的意識就越來越強，就造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種狀況。 面臨經濟政治困境的習近平更有可能打台灣嗎 記者：當今中國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危機使台灣問題受到更大、更多的關注。有人認為，面臨困境和危機的中共領袖習近平會選擇攘外必先安內，在可見的將來會更關注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不去打台灣的主意。你是什麼看法？ 胡平：我覺得，在現階段，在短期之內，習近平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因為第一，台灣本身的軍力就不可低估。另外，一旦北京對台灣開戰，美國可能會很深度地介入，不排除直接出兵相助。而北京對勝算沒有把握，所以就不會輕舉妄動。 事實上，中共很清楚，台灣人不分藍綠都不接受一國兩制。所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它很清楚。要統一就只能來武的。但現在它認為不是武統的時機。現階段就不會動武。 那它是怎麼想的呢？中共的如意算盤就是想：再過一些年，中國的國力會有進一步的提升，中國的軍力也有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提升，即便在全球範圍內還不是美國的對手，但可能在局部區域，比如在台灣海峽，在離中國近的區域，中國的軍力就可能超過美國。到時候真的動武，美國會不會介入，會不會冒和中國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國台辦原來的一個副主任王在熙就說，除了文統和武統之外，還有第三種方式，就是北平模式。北平模式就是只打外島，以戰迫和，以武促統，逼台北就範。就是把台灣包圍了，佔領外島，金門馬祖很近，很容易。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出兵相助，它就可能退縮。 但那個時候出於種種原因美國不出兵，不直接派兵，那台灣就覺得不可指望美國了，美國不敢出來直接幫忙，單憑台灣自己恐怕扛不住。那時候可能就不得不被和平統一了。這就是中共打的算盤。 所以現在它就在等那一天。它在賭未來幾年，中國的軍力會有進一步的增長，因此就改變了台海地區的軍事力量的平衡，就會使以戰迫和，以武促統的方式得到成功。所以我覺得台海眼下其實沒有那麼危險。但在未來幾年，這種危險就不可低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