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中，任亭亭数度伏案长泣；休庭前，任亭亭突然从公诉席上站起来，冲台下八位嫌疑人大叫：“杀人犯，我不会原谅你们。”被告席上一阵骚动，审判长忙出声制止。 年逾五旬的任亭亭，家住新疆自治区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伊宁市，其丈夫曾是老资格的警察，后因公殉职。其独子孙任泽，2018年3月27日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刑事拘留，被羁押于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看守所。 2018年9月27日凌晨，孙任泽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接受警务人员长达七个多小时审讯后昏迷，之后辗转多家医院ICU。11月9日，一直未能醒来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时年不满31岁。 警方称孙任泽是审讯中要求喝水结果被呛导致昏迷，审讯人员没有责任。目睹儿子在病床上遍体伤痕、人事不省的任亭亭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此后五年，她顶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为儿子不明不白的死四处奔走，终于迎来真相大白的时刻。2023年11月6日，一起警务人员暴力逼供致人死亡案，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八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一审被分别判处3年至13年有期徒刑。 网络图片 2018年9月18日，办案人员从羁押地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看守所将孙任泽提出，带到伊犁州公安局交警大队办案中心地下一层，采用正反被凳子、捆绑、水浇等手段，连续审讯近一周。图：财新 王和岩 该案八名被告人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徳，均为伊犁州公安局及下辖各市县公安局干警：白震华，生于1976年8月，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何德富，生于1962年11月，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原副大队长、四级高级警长；吴学民，生于1986年12月，霍城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清水河分局局长；刘献永，生于1991年5月，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情报信息大队原三级警长；师东华，生于1983年8月，新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原教导员；靳博文，生于1985年1月，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原副大队长；崔亮，生于1985年7月，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原副大队长；朱生徳，生于1976年10月，巩留县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侦查大队原大队长。 奎屯市法院查明，被告人白震华、何德福、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五年前的一起涉恶团伙专案办案中，实施捆绑、悬吊、殴打、浇水等暴力行为，致被害人孙任泽死亡。法院认为，八名被告人作为从警多年的公安干警，应当能够预见行刑逼供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为了获取证据，刑讯逼供，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刑法》故意伤害罪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故意伤害罪。 一审宣判后，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朱生徳等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目前在伊犁州中级法院二审中。 “警察说人是喝水呛死的” 任亭亭记得，2018年9月27日晚上8点多，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官崔亮，说霍城县公安局领导要见她，让她一会儿跟他们走。 自多年前当警察的丈夫因公殉职，任亭亭一直独居。眼看天色已晚，任亭亭没有应允。约半小时后，崔亮开着辆非警用三菱车来到任亭亭家所在小区，双方在大门口见面。崔亮说，领导找她了解情况。任亭亭坚称明天自己才能去，期间，“崔亮不断到远处打电话，时间很长”。 网络图片 六个月之前的2018年3月，任亭亭的儿子孙任泽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伊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羁押在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据任亭亭介绍，孙任泽是家中独子，自幼备受宠爱，上初中时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去世，没了父亲的管教，孙任泽日渐不驯，虽然后来上了警校，但并未从警，一直做生意，开酒吧。据财新了解，孙任泽喜欢交友，往来大多是成分比较复杂的社会人，前些年也曾“几进宫”。 任亭亭与警察僵持到10点半，警察坚持要立刻出发，任亭亭只好叫上此前给儿子请的律师陪她前往霍城。 邻近子夜，进入霍城县，车径直开到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又称霍城县江苏医院）门诊大楼前，崔亮让任亭亭、律师去二楼ICU，自己没有进去，远处还站着一个人。后来任亭亭得知，那人叫吴学民，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到ICU门口，我的腿都软了。”任亭亭说，“我儿子盖着被单，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我哭着叫任泽、任泽，没有任何反应；右臂露在外面，手腕、肩胛骨各有一道淤青紫红伤痕，深深凹下去。我一把拉开身上的被单，我儿子全身赤裸，左臂打着夹板，小腿一道道伤痕，好多血痂，睾丸处红肿……” 任亭亭说，后来她才知道，肩胛骨和手腕上紫红色伤痕，是被用军带捆绑长时间悬吊造成的，血痂是电击后留下的。“我问他们左臂是不是骨折了？他们说我儿子喝水被呛倒在地下，他们往起拉就脱臼了。” 警方拿出保外就医单让任亭亭签字。任亭亭记得病历称有侦查人员反映，9月27日凌晨嫌疑人要求喝水被呛后倒地，患者几天没有吃饭，精神状态很差。 “这么多外伤，病历为何不写？”任亭亭质问。 崔亮此前所说的霍城县公安局领导一直未出现，吴学民说领导不在县里。任亭亭拒绝签字，“吴学民很着急，走来走去，不停打电话，像热锅上的蚂蚁”。 半夜两三点，任亭亭回到伊宁的家。“我大姐一直在等我，我全身发抖，哭着跟大姐讲了这个事情。”任亭亭说，这一夜她和家人没和眼。 天亮后，任亭亭和家人、律师又去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ICU门口站着辅警不让进，任亭亭找到参加抢救的马某娜医生，“她一听我是孙任泽的母亲，说我啥都不知道，拔腿就跑。我追上去拦她，说你也是做母亲的人，看见自己的儿子成了这样，难道不该弄清楚吗？她说你去找院长吧”。任亭亭没找到院长，参与抢救的医生告诉她，警察说人是喝水呛死的，胳膊是他们抢救时脱臼的。 几经交涉，霍城县公安局领导终于答应下午见他们。任亭亭和律师来到公安局，“任何东西不让带，全身上下搜了遍”。当时还担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白震华和霍城县公安局的徐姓纪检书记见了任亭亭，接待律师的是霍城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王副局长。 “白震华一上来就套近乎，说他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时，我老公是他们的老领导。”对于孙任泽的情况，白震华的说辞和送医警察的说法一样，还说手腕、腿上的伤是戴手铐脚镣造成的。“我一听就知道是说假话。我儿子是犯罪嫌疑人，又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么会一直戴手铐脚镣？”任亭亭提出要看视频监控，起初白震华说有监控视频，但不可能给她看，后又改口以后再说。王副局长则答复律师，想看视频需要请示。 网络图片 “我们尽全力了” 9月29日，孙任泽出事第三天，医院院长告诉任亭亭，他们请了乌鲁木齐新华医院ICU主任过来会诊，患者已经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任亭亭回忆，她问儿子身上一团一团青紫是不是抢救时电击造成的？院长说，人来的时侯都没呼吸了，还电击什么；她提出要看接诊病历，院长说医院做不了主，需要公安同意。而她在院长办公室交涉的过程中，吴学民一直站在门口，“之后凡是我和家人去医院看望儿子，或找医生咨询情况，一直都有警察在场、跟随”。 也是这一天，任亭亭向伊犁州政法委、公安局纪检组、检察院等单位送交了控告材料。 10月3日，孙任泽病情危重，气管被切开。任亭亭和家人到医院，ICU里外守着六名警察或协警，不让他们见。“我说患者家属有探视权，医生说要公安同意才行。协警推我大姐，我大姐双手本能的向前抓，协警就说我大姐打他，我大姐都快70岁的人。”任亭亭说，“警察对着对讲机叫喊，哗啦冲上来十几个警察，一下子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被带到当地的一间派出所，听任亭亭说明情况后，派出所警察很同情她们，也没为难她们。 任亭亭又去政法委、公安和检察院等单位，讨要探视权。经协调，她和家人被允许一周探视一次，每次一小时。 10月12日，孙任泽出事整整半个月后，被转到伊犁州友谊医院。友谊医院位于伊宁市，是伊犁州两所三甲医院之一。这期间，孙任泽已出现肾功能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种危重症状。 任亭亭回忆，伊犁州友谊医院主治医生告知她，患者情况很不好，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让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自从孙任泽转院，任亭亭每天都去友谊医院看望儿子，尽管只能隔着玻璃远远望着ICU病房里人事不省的儿子，她还是满心期盼奇迹出现。 11月6日，任亭亭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ICU主任郭医生和自治区专家对她说，医院已经尽全力抢救了，但患者情况很不好，全靠意志活着，分分钟都有可能去世，你要有心理准备，“其他的事，你该怎样就怎么样，这是你的权利”。“我理解她的意思让我该告就告，该反映就反映。”任亭亭说。 三天后，2018年11月9日，在ICU抢救43天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 “我就想要个真相” 孙任泽出事后，伊犁州警方也有积极作为。孙任泽转院伊犁州友谊医院后，伊犁州和霍城县公安局就提出民事补偿方案，“前提是家属认可警方没有任何过错”。 任亭亭回忆，2018年10月22日，伊犁州公安局纪检组将她叫到州公安局信访办。“吴学民、崔亮、霍城县公安局督察大队毛督查等都在场，毛督查说经过调查，孙任泽的死警方没有责任，但可以给我们一些司法救助，我没有答应。”任亭亭说，后来在律师办公室，白震华、霍城县公安局徐姓纪检书记和毛督查又提出可以为她家争取80万元的司法救助，但她坚持必须是国家赔偿。 任亭亭记得，2018年12月或2019年元月，伊犁州公安局局长助理陆建军和白震华称到任亭亭家来。陆建军早先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曾是任亭亭丈夫的下属。“陆建军说，按照伊宁的标准，救助款很少，为了照顾我们家，州公安局帮着争取到一线城市标准救助，共有90万元。”但任亭亭还是没有答应，她说：“如果我儿子是病死的，或者出车祸死的，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痛苦和伤心会慢慢减轻。一想起我儿子满身伤痕，死得不明不白，时间拖得越长我越痛苦。我就想要个真相：我儿子是怎么死的。” 孙任泽死亡当晚，霍城县公安局委托伊犁州中叶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检。鉴定结论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至于是何原因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尸检报告只字未提。任亭亭质问法医为何对孙任泽身体外伤不鉴定，“法医说，他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样的鉴定结论，任亭亭没法接受。她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向伊犁州检察院申请重新鉴定死因，州检察院接到申请后，迟迟未予答复。任亭亭说，之后四个多月里，自己就像上班一样，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机关询问进展，连续向自治区政法部门以及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单位快递控告材料。 2019年春，伊犁州检察院终于同意进行二次尸检，但鉴定费一直没有着落。为早日揭开儿子死亡真相，任亭亭四处借贷，垫付13.6万元鉴定费。2019年3月8日，受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下称“湖北崇新”）指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主任法医师刘良一行飞抵伊宁，鉴定孙任泽死因。6月，伊犁州检察院收到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7月，州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对任亭亭说检察院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再无所逃 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结论，无论伊犁州公安局还是检察院，至今未对外公布，亦未将其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其鉴定结论无从知晓。 但湖北崇新向伊犁州检察院提交鉴定报告后不久，伊犁州政法委接到举报材料，称任亭亭及家人私自接待鉴定机构人员，行贿鉴定人。材料很快批转至伊犁州检察院，任亭亭被检察院叫去接受调查，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早就被全方位监控，“我与家人、鉴定人的电话往来、银行转账、接触等等，都在警方掌握中”。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司法鉴定人不得违反规定会见诉讼当事人及其委托人。任亭亭辩称，自己和律师当时并不了解该规定，她曾委托律师去机场接送刘良教授一行，任亭亭也通过刘良教授支付了鉴定费，这都成为警方指控其程序违法、鉴定报告不能采纳的理由。 “（鉴定人）本来应该是检察院负责接送，但他们把这件事推给了我们；我请检察院转交（我垫付的）鉴定费，他们让我直接打到刘良教授提供的账户。”任亭亭说，对举报信中罗列的任亭亭涉嫌违规违法线索，伊犁州检察院都逐一做了调查，还派专人去武汉核实鉴定费问题。 鉴定费的问题搞清楚了，任亭亭称，警方又在孙任泽的死因上做文章，称孙任泽曾患有癫痫，审讯中因癫痫发作倒地，不治身亡。这次警方拿出了证据，孙任泽2006年被劳教时，任亭亭欲为儿子办理保外就医，曾在警方做过问讯笔录，并提交了孙任泽罹患癫痫的假材料。任亭亭承认自己当年救子心切，说了假话，但当年警方带孙任泽先后到伊犁州三家医院进行检查，未予确诊其患有癫痫，孙任泽保外就医申请因此被驳回，三年劳教期满方被释放。 这之后，孙任泽2015年的一桩旧案又被重提。任亭亭介绍，2015年时，孙任泽曾帮商人张怀远要账，与同事将债务人邓雪飞弄到一家宾馆看管起来，期间邓雪飞从看管地坠楼身亡。张怀远、孙任泽等人被法院认定犯非法拘禁罪，因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获得谅解，所有被告人均被判为缓刑，其中孙任泽被判三缓四。 “伊犁州公安局一个姓肖的女干部，曾专程上门半是劝说半是警告我，人死不能复生，让他们赔些钱算了。刑警队都是搞重大案件的，那么强势的部门，你能斗得过？再告下去，把2015年的案子扯出来，对你家很不利。”任亭亭说，之后就传她给主审法官送了钱，儿子才被从轻处罚。她没有理睬，继续奔走申诉——当时她只以为，翻出几年前的邓雪飞坠楼案，是为了阻吓自己追索真相，尽快拿钱闭口，直到2023年7月公开庭审中她才得知，2018年全国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当年3月伊犁州警方相继抓捕了一批涉黑人员，孙任泽被认定为其中一起“伊犁扫黑除恶第一案”的团伙成员。但包括涉黑案主犯在内的多名嫌疑人归案后，审讯进展缓慢，迟迟未能取得关键证据。为拿下该案，邓雪飞坠楼案被警方确定为突破口，而作为邓雪飞案重要当事人的孙任泽，也成为警方重点审讯对象。对孙任泽刑讯逼供，正是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口供。 在反复中，一直拖到2022年，孙任泽案才有了进展。因任亭亭与鉴定机构人员私下接触，警方质疑湖北崇新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伊犁州检察院重新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孙任泽死因进行第三次鉴定。 2022年3月10日，中山大学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孙仁泽符合“因患有心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 2022年4月1日，经伊犁州检察院指定，白震华等八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嫌疑人由奎屯市检察院继续侦查。4月3日，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徳等六人，因涉嫌刑讯逼供被指定监视居住，同年4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18日，白震华和何德富也因涉嫌刑讯逼供被刑事拘留。直到此时，任亭亭才知道，从儿子孙任泽被送到医院抢救直至死亡的43天里，伊犁州警方安排“日夜守候”在医院的刘献永、朱生徳、崔亮等干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讯逼供致孙任泽死亡的凶手”。 “他们名为看护，实则监视我和被害人家属的一举一动，严防警方内部知情者或医护人员与我们接触。”面对记者，任亭亭愤怒地控诉，从这些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官殴打自己的儿子致其不治身亡，到对他们执行强制措施，已经过了将近四年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八名嫌疑人每天进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至照常晋升、提拔，并有足够充裕的时间串供，订立攻守同盟，阻挠侦查。而任亭亭则面临的是“全天候监听、监视和管控”，社区警察经常来入户登记，离开伊犁必须提前报备…… “拿不下，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 2023年3月7日，奎屯市检察院以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等八名被告人，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向奎屯市法院提起公诉。7月4日，奎屯市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位于克拉玛依市中级法院最大的法庭，奎屯市法院此番借用该院法庭开庭。 财新获悉，相关部门对该案审理非常重视，伊犁州公安、检察院有关领导坐镇克拉玛依中院，通过视频观看了两天庭审；法院不仅对旁听人员严格控制，被害人和每名被告人只允许两名家属旁听，总共18名旁听者坐在有100多座位的多旁听席上，显得法庭空空荡荡。被害人亲属与被告人亲属被分别限制在旁听席前后左右遥遥相隔的位置，法警自始至终分别紧挨着他们正经危坐，以防庭审中双方亲属情绪过激发生意外。 检方指控，2018年3月，伊犁州公安局成立赵祥涉恶团伙案专案组，时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白震华任赵祥专案组副组长，吴学民、崔亮、师冬华、靳博文、刘献永、朱生德等人为成员，吴学民、崔亮后分别被指定为审讯组小组长。 赵祥是伊犁当地知名地产商，后又成立伊宁县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扫黑除恶开始后，赵祥即被逮捕。3月27日，孙任泽作为该团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也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到刑拘。 白震华在庭审中说，赵祥案号称是伊犁州“扫黑除恶第一案”，是自治区公安厅挂牌督办的案件，要求一定要办成铁案。“上面要求赵祥案10月份要结案，自治区公安厅也来人专门督查。伊犁州公安局、专案组压力很大，就将扫黑除恶就交给了霍城公安局。”据当地律师介绍，霍城公安局办案以严厉著称，在伊犁公安系统中，案子拿不下时一句“用霍城公安局的方法”，大家就心领神会。 2018年3月18日，伊犁州公安系统下辖各县市公安局抽调办案骨干，组成赵祥专案组，州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任组长，白震华任副组长，吴学民等人相继从各自单位被抽调到赵祥专案组。同年5月，时年55岁的何德富经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指派，加入专案组指导案件。何德富工作关系在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长期借调至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 但是一直到当年9月，专案组成立已逾半年，案件侦查一直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专案组决定从该案重要嫌疑人孙任泽入手，找到突破口。9月18日，孙任泽被从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九天后孙任泽在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倒地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庭审中，多名被告人称，刑讯逼供孙任泽的目的是为了拿下赵祥案。赵祥案迟迟未能突破，没有命案和保护伞，就没法定性黑社会性质组织。伊犁州公安局领导及专案组负责人商量后，决定从邓雪飞案入手，若能证实赵祥参与邓雪飞案，其黑社会“命案”这一条指标即可达到。孙任泽作为赵祥的手下，又是邓雪飞非法拘禁案主犯之一，被确定为突破赵祥案的重点对象。 公诉人指出，孙任泽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一直不承认赵祥指使他非法拘禁邓雪飞。为获取赵祥案相关证据，白震华、何德富等决定，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重点审讯，并将专案组成员分成两组，每组五人，轮流审讯。第一组由吴学民任组长，组员有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朱生德；第二组崔亮任组长，另有组员五人。 庭审中查明，9月23日，经白震华协调后，由专案组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押至伊犁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案中心进行审讯。9月23日至25日期间，吴学民、崔亮、靳博文等人在该办案中心审讯孙任泽，采取了正反背凳子、捆绑、水浇等手段。期间白震华、何德福均去过审讯现场。 经白震华协调后，9月25日中午，专案组又将孙任泽从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案中心转至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进行审讯，至9月26日中午期间，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崔亮等人在该办案区审讯孙任泽，将孙任泽吊在办案区后门卫室的门梁上，对其采取背凳子、抹芥末、PVC管子殴打、老式电话摇把子电击等刑讯逼供手段。 庭审调查显示，孙任泽之所以被带离原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是因为在那里警方对孙任泽的审讯很不顺利，在看守所，审讯室侦查人员与嫌疑人中间有铁栅栏隔离，“不方便审讯”；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大队地下室办案中心后又离开，是因为审讯期间交警大队有领导表示，交警大队来往人员很杂，很容易传出去；但办案人员将孙任泽转移到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进行审讯后，“县公安局长说，孙任泽被打的叫声传到前院（办公区），影响不好，让把人带到看守所去审讯”。 9月26日上午，白震华、何德富在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召集专案组全部人员开会，决定将孙任泽押解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白震华称，他和霍城县看守所所长孙某亮、副所长柴某联系，要求安排一间没有视频监控的房间。 吴学民在法庭上说，他之前曾跟白震华提出，“审了一周多，该休息一下，白震华说要一鼓作气，拿下口供，圆满完成任务。”另有几名被告人也当庭先后表示，9月26日上午的会上，大家提议审讯差不多了，应该休息一天；邻近中秋，办案人员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严词拒绝。“何德富说，应该加大力度，彻底摧垮孙任泽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孙任泽，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或：黑恶势力最大的保护伞）”。 其中一名被告人还提到，何德富曾对他们说，审讯中将毛巾放在一根细棍子，让孙任泽跪在上面，外表看不出伤痕。 何德富矢口否认说过此话，强调自己没有参与9月26日上午的会，还称自己2018年6月才到专案组，主要负责做笔录审查，并不参与具体审讯工作。对其他被告人刑讯逼供的行为完全不知情。但除何德富和一名看守孙任泽的专案组成员，其他六名被告人都表示何德富说过类似的话。吴学民说，“何德富的那句‘拿不下审讯，你们就是黑社会背后的保护伞’，让我非常震撼。” 公诉人员称，孙任泽9月18日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到州交警大队，再转到霍城县公安局，以及后来又被转移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均是白震华决定。但白震华表示，孙任泽口供一直没能突破，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局长正副局长经常询问审讯情况，指示他们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审讯节奏，争取早日拿下上级重点督办的自治区扫黑第一案。于是，他与何德富等建议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转移到伊犁州交通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地下室专门审讯，两位领导同意，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 将孙任泽带离羁押地审讯，“涉及伊犁州、县公安局及看守所多个单位的沟通交涉事宜，我一个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根本没有权限。”白震华说，都是州公安局主管副局长与上述单位领导沟通后，安排他执行的。而两名时任州公安局正副局长笔录则称，对孙任泽被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毫不知情。 致命的七小时 9月26日下午16时许，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师东华、朱生德，驾车将孙任泽从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带至霍城县看守所。孙任泽浑身满是伤痕，若按正常入所程序，会被拒收。专案组将孙任泽装进押解车里，没有办理入所登记，从B门入所。 因孙任泽之前被刑讯逼供导致双腿不能正常行走，吴学民等人借了辆轮椅，将坐着轮椅的孙任泽推进了审讯室，看守所内走廊监控视频显示，时间为当日下午16时许。之后的七个多小时里，参与审讯的吴学民一组警察，包括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师东华、朱生德，对孙任泽共同或者分别实施了捆绑、殴打、悬吊、水浇等刑讯逼供行为。9月27日凌晨0时37分，陷入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直到43天后故去，孙任泽再也没能醒来。 庭审显示，这间审讯室由霍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案人员办案专用，俗称国保办案室，平时不大使用。审讯室里其实有监控视频设备，分别安装在前门和后窗附近。看守所所长孙某亮事先吩咐副所长柴某将监控视频关闭，但柴某多了个心眼儿，为以防万一祸及自身，后来又偷偷打开了后窗附近的监控视频。正是柴某“留了一手”，记录的七个多小时审讯过程，成为该案扭转乾坤的关键证据。 现场视频显示，审讯室内靠近门的位置有办公桌，两三把椅子。室内有一张铁制高低床，一头对着门一头靠着墙，墙上有小窗，小窗附近装有监控视频。 多名被告人当庭陈述，审讯中，他们或让孙任泽正背、反背铁制审讯椅（俗称“老虎凳”），每次背40多分钟；或抽掉铁架床下铺床板，将仅穿短裤的孙任泽双手、双脚分别捆绑铁架床前后两头，使其赤裸的身体承重在铁格挡上，并将哑铃放在肚子上，增加孙任泽腰部的难受程度；或将孙任泽悬空吊起，用毛巾敷脸浇水。 监控视频显示，从下午4点到11点半，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孙任泽被毛巾敷面浇水、或直接浇水十几次，其中长达16分钟和15分钟的有两次。其余时间每次悬吊20多分钟。 据知情者介绍，孙任泽被固定在靠近门的铁架床那头，视频只拍摄到其被刑讯逼供的背面部分，且许多画面被铁架床遮蔽，但能看到审讯人员有戴塑胶手套、拿可乐瓶、哑铃和毛巾等动作。“视频中当审讯人员作出浇水动作时，无法看到孙任泽的表情和反应，但看见铁架床长时间剧烈晃动，可以想象人有多痛苦。” 被告人说，审讯中，他们还抽孙任泽耳光，用白色PVC管抽打其小腿和脚后跟，用老式摇把电话机电击其身体，为防止留下体外伤，用军用带捆绑孙任泽手腕、脚腕时，特意垫有毛巾。审讯进行到最后，孙任泽曾大声惨叫，连连求饶。 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称，年龄最小、首次参加刑侦专案组的刘献永，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现最兴奋、最积极，逼供手段也最“变态”。他们说，审讯中，刘献永或用胶带拔孙任泽的腿毛，或将装满水的可乐瓶悬挂在孙任泽的生殖器上，或用戴着塑胶手套捏生殖器。而拔阴毛、毛巾敷面浇水、直接水浇面部，大都是刘献永所为。 庭审中，刘献永承认上述行为，“我想侮辱孙任泽的人格，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有知情者说，刘献永到案后一直不认罪，直到审讯人员提到其母，他一下子崩溃了，哭着说：这几年这个事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上，现在说出来了，反而轻松了。 本不在吴学民这一组的崔亮于当晚19：39进入审讯室，之后协助刘献永等人将孙任泽捆绑在床板抽出等。20时41分许，何德富也进入审讯室，见孙任泽被捆绑在铁床上，仍要求吴学民等人加大审讯力度。后吴学民、刘献永等人将孙任泽先后控制在审讯椅中、捆绑在铁床上，对并多次用水浇淋孙任泽面部。 靳博文对孙任泽最后时刻的回忆是：“……把孙任泽绑在高低床的下口，绑好后就开始给他灌水，还将芥末抹到孙任泽的眼睛、鼻子上让他难受，用可乐瓶子给孙任泽扣鼻灌水，中间有人拿毛巾过来堵孙任泽的口鼻，然后接着灌水，这样灌了有三四次，孙任泽在灌水的过程中就昏迷了。” 朱生德的回忆是：“……将孙任泽绑在床上，拿毛巾盖在孙任泽的脸上浇水，并接了一桶新水，然后又开始对孙任泽脸上浇水，浇了几下孙任泽就没有反应了，没有挣扎也没有喘息。” 2018年9月27日凌晨0时37分，连续刑讯逼供七个多小时后，孙任泽出现昏迷。审讯者将孙任泽从老虎凳上放下来，摸手腕没有脉搏跳动，拍打脸部也无反应，刘献永把孙任泽放在地上做心肺复苏，吴学民让人去叫看守所医生，之后送医院急救。霍城县医院的接诊记录显示：27日凌晨1点半，患者被送来，呼吸、脉搏均无，瞳孔有放大。送医警察说，患者要求喝水，被呛后出现昏迷。 任亭亭说，参与抢救的医院院长9月28日曾对她说，孙任泽现在就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医院记录显示：“抢救时患者停止呼吸已有40多分钟，曾电击做心脏复苏，因时间较长已经脑死亡……” 吴学民笔录中供述，孙任泽送医前已处于昏迷状态，没有脉搏、心跳、呼吸。而在法庭上，吴学民则表示，自己不是专业人员，没法判断人是否脑死亡。 被害人律师及家属认为，吴学民改口，包括后来串供，都为掩盖孙任泽实际上死在看守所的事实。犯罪嫌疑人死在看守所和死在医院，性质完全不同，在法律上定罪量刑会有很大区别。 孙任泽先后做过三次尸检和一次补充尸检。前两次尸检，因受害人家属及警方分别提出异议，公诉机关未予采纳。审理中，公诉机关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的是广州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罗斌教授等署名的鉴定报告（下称“第三份鉴定报告”）及补充尸检报告。 罗斌教授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做过6000多例尸检。其2022年3月10日出具的这第三份鉴定报告称：孙仁泽符合因患有心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 2022年3月，霍城县看守所副所长柴某，在压力下为减轻罪责，主动交出了审讯视频。之后伊犁州检察院向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罗斌团队提交了审讯视频，要求其对孙任泽死亡责任做出认定。2023年3月2日，罗斌及助手出具补充鉴定报告。报告称：孙任泽符合在患有心肌桥及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病上，合并外伤、寒湿等条件下，因被他人用毛巾覆盖口鼻并用水浇淋，引起机械性窒息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死亡责任认定中，被毛巾覆盖口鼻并用水浇淋为主要因素，参与度为60%；外伤及寒湿环境的参与度为25%；自身疾病参与度为15%。 据知情者介绍，庭前会议时，曾当场播放审讯视频，“看完后，所有律师心情都很沉重，无人说话”。 “没想过” 庭审显示，白震华、何德富没有参与具体审讯，二人也自始至终否认对刑讯逼供知情。其他六名被告人则说，审讯孙任泽期间，每天或隔几天，白震华、何德富都要组织大家开会，汇报昨天审讯情况以及审讯手段。 白震华辩解说，他不仅是专案组副组长，还兼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队里的其他案件也要负责，工作需要他两边跑，不常在专案组，对下属刑讯逼供的手段并不知情。“我只是跟他们说，审讯中要讲究策略，这个唱白脸，那个唱红脸。有次吴学民说孙任泽怕水，我问为什么，他们说用水浇孙任泽，我制止了。”他表示，审讯中打几个耳光、踢几脚可以，但不知道他们用那么残忍的手段刑讯逼供。 白震华说，9月26日早上组织所有人员开会，两个小组的人员都参加了。他说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大家开会，听取头天晚上审讯情况汇报，他不在的时侯，就是何德富负责召集大家开会。他跟组员宣布，他不在时听何德富的，何德富代表他。其他被告人证实白震华的确曾说何大队是省厅下来的专家，他不在时，大家要听何大队的。 何德富则否认这一说法。他说自己进专案组最晚，从来没有正式文件对他进行过任命，也没有被上级口头任命过。他只是负责审核笔录，对审讯情况完全不知情，直到看了视频才知道他们对孙任泽进行刑讯逼供。何德富是所有被告人中唯一坚持不认罪，也拒绝对受害人家属作出赔偿。 公诉人或审判长问多名被告人，何德富说加大审讯力度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就是上手段，加大刑讯逼供的力度。 何德富的辩护律师说，何德富是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队长，因工作出色，被长期借调到自治区公安厅厅刑警队。何德富被派到专案组，只是对笔录把关，负责材料组。因为平时对笔录要求特别严格，多次指出其他被告人的笔录不合格，致使他们心怀怨恨，一致指认是报复。律师强调，9月26日审讯现场监控视频显示，何德富曾在案发现场停留了4分多钟。事发后，其他被告人订立攻守同盟，串供，也没有何德富，“这充分说明何德富与他们不是一伙的”。 何德富因罹患肺结核被批准取保候审。庭审中，他一直带着口罩，说话时常常气若游丝，审判长多次提醒他大声。旁听席上孙任泽之妻每每愤愤的说：“装死。” 朱生德是多名被告人供述较少参与刑讯逼供者。他在庭审中多次强调自己对审讯是消极的、被动的。监控视频显示，朱生德做过一个用手拍打孙任泽的动作。 朱生德在陈述中表示，自己参加公安工作以来，都是兢兢业业，这些天在看守所一直在想，如果当初……对审讯，他一直是消极的、被动的；自己从进入公安队伍的第一天，就知道听从命令，服从组织。这么多年来成为他不自觉的行动。当律师问朱生德，有没有想过刑讯逼供嫌疑人是违法行为？他说没想过。 庭审还披露，9月27日凌晨孙任泽被送进医院抢救后，自觉情况不妙的众审讯人员开始紧锣密鼓的销毁、造假。当天，吴学民等人留在医院看守，崔亮则被指派迅速返回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清除遗留在审讯现场的刑讯逼供工具等物品。 起诉书称，为掩盖孙任泽进入霍城县看守所的真相，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等人还拍摄假视频，提交给伊犁州纪委派驻州公安局纪检组，试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 白震华则说，他向伊犁州公安局领导汇报孙任泽之事，是局领导提出制作假视频，应付纪检部门调查。按照这个指示，他通知霍城县看守所副所长柴某提供拍摄现场，并让身型与孙任泽相似的崔亮头蒙黑套，伪装成孙任泽，假装正常入所，制作了假视频。不过该局领导在笔录中否认自己知情。 假视频的出现严重干扰、延滞了检察部门的调查。直到2022年3月，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提交尸检报告，柴某主动交出审讯视频，3月8日，伊犁州检察院才正式成立“9.27案”专案组。此后，嫌疑人相继被采取强制措施。 检方认为，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身为司法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实施暴力逼供，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中八名被告人相互配合，分工协作，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白震华、何德福系组织领导人员，被告人吴学民、刘献永系积极实施暴力逼供者，四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 职务行为还是故意伤害？ 从2018年9月27日案发至2022年7月所有嫌疑人相继被刑事拘留，近四年的时间里，白震华等八名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均因赵祥案立功晋升。其中白震华荣立二等功，由伊犁州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擢升支队长。“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足够正常履职的机会和充裕的时间，一方面隐匿销毁，造假串供，另一方面四处活动，动用各种关系和公权力，监控孙任泽家人一举一动，并试图用纳税人的钱彻底摆平。”任亭亭说，庭审显示，除何德富，其他被告人先后两次串供，其中一次使用事后无法查证痕迹的叮叮串供，应对调查。任亭亭的诉讼代理人亦表示，从立案侦查到2022年4月，大部分被告人的前三份笔录均是串供好的。 一位被告人曾当庭称，“孙任泽事发那天，在医院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但任亭亭记得的是，面对赶到医院的受害人家属，众被告人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满不在乎的轻慢，甚至蔑视，“在县医院大门口，吴学民直接扬言，你们随便告”。 法庭辩论进行了两轮。庭审进行至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后，专门讲了一段“富有教育警示”意义的话：两天的庭审，给所有的所有被告人、参加庭审的执法人员以及旁听者都是一堂沉重的法制课。在坐的被告人，昨天是光荣的人民警察，今天成了被告人。他们从警多年，位居领导岗位。但知法犯法，以暴制暴，手段极其残忍，法律何在？其行为给党、人民警察的形象抹黑，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给被害人亲属带来无可挽回的伤痛，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伤害。旁听席数名被告人亲属掩面啜泣。 第一天庭审中午休庭时，旁听席上朱生德的女儿在其父即将走出法庭，高声喊“爸爸”，头发花白的朱生德扭头望向旁听席上的妻女。还有数名被告人家属向他们的亲人高喊“加油”。第二天公诉人发言时谴责道：昨日庭审中，多名被告人家属置被害人家属伤痛不顾，当庭高喊加油，良知何在？ 庭审中，因任亭亭突发身体不适，法庭不得不一度休庭。法警带吴学民前往洗手间，休息中的任亭亭看见，顿时情绪激动，大喊杀人犯，并试图冲过去，被一旁守候的医生牢牢按住。 任亭亭的丈夫生前长期在警察系统工作，也曾在刑侦部门任职，任亭亭自称对刑侦工作的性质有所了解。“我理解的公安（人员）打犯罪嫌疑人，就是打几个耳光，没想到他们会往死打我儿子。”她说，“我也是母亲，我也会心软。可是州公安上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过半点歉意。” 最后陈述阶段，只有靳博文提前准备了书面文字，念到“从警十几年了，脱下热爱的警服”时，一度哽咽。他表示认罪悔罪，愿意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崔亮、朱生德等被告人向任亭亭鞠躬，并道对不起。何德富不认罪，白震华、吴学民、刘献永和朱生德则认为自己构成刑讯逼供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白震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他表示，公诉机关将专案组认定为犯罪团伙，他不认同，个别民警办案中不当行为不能作为办案组的行为；他被任命为组长，他只是上传下达，其工作都是向领导汇报的，其对刑讯逼供的事情也不知情，“我们没有伤害的共同故意，没有共同故意的动机和目的，客观上没有共同实施伤害的行为。”其辩护律师表示，本案中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把公安机关的刑侦专案组当做犯罪集团，处理明显不当；白震华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是在领导的指挥和安排下开展工作，对上汇报案件审讯情况，对下传达领导指示指示，在办案过程中说拿下口供也并不存在问题，对于可能造成被审人伤害的手段，白震华也说了阻止的话，至于说让其他被告人加大力度，加大审讯手段，是部分实施人员的个人理解，白震华没有到审讯现场，未实施任何刑讯手段，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他最多也就是承担作为领导的失职责任。 […]
最近，电视剧《繁花》风靡中国，多人解释成两张邮票是其名来历，引起兴趣最多的是上海风情，比如剧中出现的那些旧式昂贵洋房、上海元素排骨年糕、泡饭等。从我个人来说，我更看重的是这部电视剧展现的时代背景：1988年到1994年，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1992年2-3月的邓小平南巡。这段时期正好是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撬开计划经济一道裂口的价格双轨制，1990年代初期深沪两地股市开始创立，约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未进入权贵私有化的短暂平民创业致富阶段。原小说作者将书名之为《繁花》，自有其深意在。 阿宝到宝总：平民致富的窗口时期产物 上海曾是中国纺织业与服装业重镇，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原材料不再计划供给，这两个产业迅速衰落，外移至江浙一带，那时，上海人对广州的富庶开放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继之是邓小平南巡，“发展是硬道理”，普通人曾有一段从体制缝隙与股市中获利的短暂繁华时期。 中国政治多变，一届领导人一届光景，本届中共掌门人习近平虽然也提改革开放邓氏路线，但政治上似乎对毛式统治更为青睐，海外则因六四事件对“邓屠”恨之入骨，甚至认为六四之后中国改革已死，我曾在推上向一位持此说法的“六四”人士曾在推特上解释过。我说，如果说“六四事件”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自此断绝，那是事实。但中国经济领域所有重大的改革，几乎全部是在六四之后一一推行，例如中国深沪股市、期货市场及债券市场等为主的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两大后果，一是培养了在中国具有垄断地位的几十个国企寡头，二是让数百万国企工人下岗）；中国加入WTO、农业税的取消等等；尤其是上海这个中国经济中心的经济改革、欧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继的大量进入中国，全发生在1990年代。 上述改革，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创立（1990到1993年），是中国改革史上继个体户-万元户之后，平民不需要与权贵结盟就能凭借大胆与运气就能致富的窗口时期。 成就“宝总”的九十年代前期上海 这时期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表现在三点。 一，“六四”之后，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元老实际上是陈云与邓小平双头体制，邓主张改革，陈云反改革，加上邓小平曾两废中共总书记，加上接替江任上海市长兼市委书记的朱镕基1991年上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各地官场有中央成了“上海帮”之说。江泽民有政治顾忌，不知政治风向究竟如何，有大约两年半方向迷茫时期，还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这类反改革的话。基于政治考虑，上海市委、市政府官员相当自律，认为“上海是总书记后花园，不能给总书记添麻烦”，在所谓改革上相当谨慎，真正放开步子，是邓小平“南巡”之时敲打了江泽民之后的事情。 二、邓小平“南巡”之后，陈云身体状态据说很差不能视事，江泽民权衡之后表态拥护改“南巡讲话”，上海立即开始行动。 三、欧美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它们中意的不是广东深圳这两块珠三角宝地，而是上海这个长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全中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汇丰银行在1990年代曾经与上海市政府接触，想购回大楼的传说，让上海市政府抱有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雄心。当时已经有个说法：当初特区要选在上海，效益比深圳强不知凡几。江泽民对上海的偏爱体现在各种政策倾斜上，还体现在一些虚名上，比如深圳股市先于上海成立，但人民银行总行却硬压着批复，让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拿到批复，成为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心，因此，两个证交所谁先“出生”成为一个争议问题。上海证交所一直把1990年12月19日作为自己的所庆日，而深圳证交所则将12月1日当作所庆日，但官方只肯承认深交所出生日为1991年4月11日，因为那天是深圳正式得到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建立深圳证交所的时间。 1988-1993年经济改革三步曲正是阿宝化蝶之时 第一部曲，政府放权让利，计划物质实行双轨制（这造成官倒，六四针对“官倒”就是针对邓朴方的康华）；外贸放开口子，个人私企可以在外贸局所属外贸公司管控之下接出口订单，外有订单、内有“内部人”合作就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在《繁花》里有很好的直观展现：27号（上海市外贸公司）就是权力部门，汪小姐是内部人，宝总与汪小姐之间有很铁的合作，因此互相成就：汪小姐成就了宝总骄人的商业成就，宝总则为汪小姐升科长积累了业绩。 第二部曲：股市初创的草莽时期，这段时期从1990年深圳、上海两地企业试行股份制改造，并设置股票营业点开始，1991年深沪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直到1992年1-2月邓小平南巡之后约一年多。这段时期，中国股市确实有段草莽纵横时期，只要胆大，愿意冒风险，平民可以在股市低进高出赚钱，积累第一桶金。当时两地发行新股，实行抽签购买认股证，深圳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992年8:10新股抽签表事件。在《繁花》中阿宝借钱购买认股证，高价位抛出，赚到了第一桶金，深沪两地都有类似故事。这些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股民，不过这代股民暴富之后，只要还在股市恋战，很快就成为机构大户与券商操盘股市的牺牲品。 第三部曲：股市进入机构大户与券商联手时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92年10月，在此前后，股市从最开始的个人入市、大户操盘到机构大户介入。自此之后，证券市场散户入场的草莽时代渐渐结束。各地证券公司与机构大户联手操盘，最大的优势在于资金统筹能力大大增加，可以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联手操作，集中资金使用对敲方式拉抬股价的时代来临，散户被血洗的过程就在这一两年间。剧中宝总联合当年股市旧部蔡司令、胖阿姨等，来了一场散户对决机构-券商联手操盘，算是散户年代最后一次血战股市并有所斩获——当然，这是小说情节，我不确定上海是否有过，深圳我没听说有这事。 阿宝的退出正当其时。因为1994年以后的上海资本市场，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够畅游之地。上海1995年3.27国债号称“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关于这件事情，国内每隔几年会有一篇旧事重温的文章，但谈的都是能够摆到桌面上的事情，更黑的故事隐藏在深不见底的黑幕当中。以《今日头条》2022年7月31日登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为例，除了简单交待了当时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合约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掀起的巨浪，以及被吞没的上海证券教父管金生之外，还指出：“在这场资本市场的空前多空对决中，时年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后称霸一方，成为各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然而，谁又曾想到，若干年后，其中的多数人却以悲惨的方式谢幕“。上述四人的经历很多故事，背后皆有支持者（耳语状态，没哪家媒体敢说），刘汉因为傍上了周永康的儿子周滨，此后到四川投资而风光一时，被捕时他的四川汉龙集团已经有400亿身家，旗下却拥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控股子公司。同时他还是连续三届四川省政协常委，正是对这些“社会资本”的深深眷念，让他觉得在洛杉矶避祸的人生毫无意义，国内耳目探听到没事之后就回去了，最后官司尘埃落定之时，帮派内36人被判刑，他与其弟刘维等14人因杀人全是死刑。 古汉语中“花”与“华”相通，“繁花似锦”之外，更常被引用的是“繁华落尽空余恨”，“繁华褪尽，人比烟花寂”。中国自改革以来已逾40多年，从1990年代的权贵私有化开始，历经约20年的高中层权贵“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养成了一批批巨富。但最近几年肖建华、吴小晖、马云等人的经历表明，在一个政治权力高于一切的国家，所有在权力与市场相结合中游弋有余的长袖善舞者，最后都将得在政治权力面前低下头来。
澳洲政府计划扩大Medicare的覆盖范围，使所有澳洲人都有望免费享受牙科服务，该计划成本高达120亿澳元。目前，澳洲人因看牙贵而选择不去看牙医，其中有40%的人每年都因为牙科支出而面临负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议会正在考虑扩大医疗保险范围，其中包括推出Medicare免费看牙计划。这一计划由绿党推动，已被列入议会预算办公室的考虑范围。该计划涵盖了从牙科检查到正畸再到口腔手术的所有口腔项目，总计耗资120亿澳元。 具体而言，有四个系统提出了八个选项，其中包括对所有Medicare卡持有者进行全面报销、根据经济状况进行补贴、老年人牙科护理计划以及适用于所有Medicare持卡人但仅涵盖预防措施的选项。每个系统都有上限和无上限的成本预测。 目前，除符合资格要求的17岁以下儿童和一些优惠卡持有者外，患者必须自行支付所有牙医看诊和治疗费用。如果Medicare免费看牙计划通过，将为全澳人民提供更广泛的牙科服务。 过去十年中，由于看牙费用昂贵，不到一半的澳洲人每年都选择不去看牙医。据研究显示，32%需要牙科护理的患者选择跳过治疗，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费用。2020-21财年，澳洲在牙科方面的支出为111亿澳元，其中60%由消费者直接支付。 澳洲牙科协会的数据显示，基础检查的平均费用为230澳元，包括口腔检查、X光检查、牙垢和清洁。高昂的治疗费用导致许多人推迟或避免看牙，甚至有人因无法承担治疗费用而选择忍耐牙痛。 政府希望通过Medicare免费看牙计划，解决澳洲人因看牙贵而面临的健康问题。这一计划的实施需要五年时间，但有望改变澳洲人对牙科服务的态度，让看牙不再成为负担。
河南某校高一班主任让学生发毒誓“在教室里面只有学习，若违此誓，死全家，先死爹，再死妈”。当时就有话想说，只是这号还封着，只好憋着，只是发了一条朋友圈，“对这个班主任没啥可评的，就像你不会骂猪说‘你是猪啊’。” 现在号回来了，说三个点。 【一】很多教师与教育没什么关系 纯粹一个恃强凌弱 他们根本不在意教育是什么、学生学了什么。所有的工作都只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所有的学生只是他们获得个人利益的工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坐拥恃强凌弱的位置，所以肆无忌惮。 比如河南这位高中班主任。 竟然有评论说“动机是好的，只是方式不对”。且不论甘地同志说的“你不可能通过一条错误的道路抵达正确的终点”，只看这个评论就是糊涂蛋，动机是不能作为评判标准的，因为动机永远只能是一种揣测，而不能作为依据：你怎么知道他的动机是好的？比如我就可以觉得他的动机很糟糕：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业绩，而不管学生父母的死活，更无视学生的抵触、不满、难受、痛苦。 就差把刀架在学生父母的脖子上对学生说“你再不学习，我一刀捅了他”，只是他不好意思自己下手，只好请神灵帮忙。 “为了学生好”？扯什么蛋。把羞辱当教育，一直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父母和老师的惯常手法。 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成绩不好”和“父母双亡”，哪一个人生更悲惨？ 如果领导要求他发誓“班级成绩不提升，先死爹，后死妈”，他念不念？ 他敢不敢要求领导发誓“不提高老师待遇、学校业绩，先死爹，后死妈”？ 他敢不敢要求他班上的科任老师念“成绩排名不靠前，先死爹，后死妈”？ 谅他不敢。 答案就是真相：因为恃强凌弱，才敢肆无忌惮。 2023年4月3日，我写了一篇《一张校园图片的人间恶毒》（点击可见》评论下面这张校园图片。 网络截图 我当时写下这样的句子： “要对学生有多深的刻骨仇恨，才会想到这样的比喻？但凡有一点人性或慈悲，也绝不忍心用“二手货”“屎”之类的词语去形容他们面前的孩子。 要有多愚蠢、多傲慢，才敢把这样的句子明目张胆、得意洋洋在公众场所公开展示？ 制作者明显很骄傲地认为这正是自己对学生成长的负责——但凡有半点正常教育观，但凡有半点基本人性，但凡对学生有半点爱与善意，但凡有半点自知之明，都不敢把这样的句子用这样的方式展示出来。” 这位河南班主任，已经不只是羞辱学生了，而“进化”到诅咒学生父母。父母们从未想到，本来是送孩子上学，哪知会搞到自己的命都要没了的地步。 为了刺激学生努力成长，除了所谓树立人生目标、长久灌溉、培养内驱力这样的宏大概念，有没有别的急功近利的方法？ 有的。 2014年，湖北咸宁一小学校长承诺如果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他就当众亲一头猪。于是，全校小学生欢天喜地、众志成城，果然帮助这位叫洪耀明的校长实现了这一目标，他当着全校4000多学生在主席台上亲吻了一头猪：全校同学都沸腾了。 但这不是他的首创。 2003年，美国一校长就承诺如果学生在这一年读完2003本书，他就当众亲猪——学生们狂读一年，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 2006年，又一美国校长承诺如果学生80%通过测试，他就当众亲猪——学生们拼命学习，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 2008年，又一美国校长承诺如果学生65%通过测试，他愿意在屋顶上去呆一天——学生们拼命学习，最后70%的通过了测试，于是他带上一部手提电脑、一个装有水和食物的冰饮箱爬到屋顶上呆了整整一天，成为当天学校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嗯，“校长在高处”。 1996年，又一美国校长承诺学生在某天之前读完15万页书，他就在那一天爬着去上班——学生们于是疯狂读书，同样帮助这位校长实现了目标：他从家门口出发，爬行了三个小时，爬坏了五双手套，终于爬到了学校。沿途司机向他鸣笛致敬，还有学生陪着他爬上一段，全校师生在校门口夹道欢呼，仿佛欢迎一位英雄归来。 所以，我诚恳地建议这位河南班主任，他的口号应该改为这个：“我郑重承诺，作为你们的班主任，如果我提不高你们的成绩，先死我爹，后死我妈。” [二] 现代学生的无知和羸弱， 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那些跟着念“先死爹，后死妈”的学生，不可能情愿。这点基本认知和人性他们必有。所以他们的无知不是来自这个。 他们的无知来自于：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拒绝。——哪怕他们已经是高中生。 只要他们拒绝，并明确告知老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老师很难坚持。 如果老师仍然坚持，就进一步告诉老师“想想我们申诉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除非这个老师完全傻掉，否则不可能再坚持。——这样既能保护自己的基本良知而不念出“死爹死妈”，又能保护这个老师自己——他一定会因此事被处理。 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避免此事发生。但他们所有人都没有为之做过任何尝试。——他们要冒的最大风险就一个：老师看我不顺眼。但已经叫他们发这样的毒誓了，说明老师早就看他们不顺眼——所以逻辑可知：他们并不会付出多余的代价。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他们从小到大习惯了服从任何指令，包括明知非常荒谬的指令。 哪怕遭受如此重大的、涉及父母的羞辱，他们也不懂、不敢反抗。 他们不知道自己具备力量。 更不敢运用自己的力量。 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想清楚自己在怕什么。就只是怕。 他们长大了，就是我们很多大人的模样：遇到事情，唯一反应就是“服从”，肚里骂骂咧咧，嘴上唯唯诺诺，手上加班加点。 ——而就是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经常叫嚣“虽远必诛”。 所以诡异的事情是：我们一边教育他们勇往直前、敢于拼搏、坚持正义、报效祖国，一边又把他们教育成了一群面对死爹死妈也不吭一声的懦夫。 【三】这类标语的血脉传承 这个老师，其实也是牺牲品，而且他大概率想不明白这一点，可能还觉得委屈。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真正的人文意识，那么思想的引导只能鸡汤化。——然而面对如此凶猛的内卷状态，鸡汤明显太温吞，所以自然而然走向鸡血。——鸡血明显量不够，所以就又自然而然走向狗血。 鸡汤——鸡血——狗血，分外流畅。 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校园口号和标语的要死要活、野蛮血腥，并不鲜见。随便举几例即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就算头碰血流，也要冲进一本线的大楼”、“不像角马一样落后，要像野狗一样战斗”、“有来路，没退路，留退路，是绝路”、“要成功，先发疯”、“宁可血流成河，也不落榜一个”、“累死你一个，幸福全家人”…… 但这种野蛮与血腥，并非初见。 它的远亲是这类：“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下来，流出来，就是不准生下来”、“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近亲大家更加熟悉。我特意专门找了河南这块神圣的祖国文化重要发源地上出现的：“带病回村，不孝子孙”、“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今天到处乱跑，明年坟头长草”、“不戴口罩乱集聚，家人含泪过头七”…… 这样一列，这位河南同行的做法恐怕也没啥稀奇：他平时耳闻目睹的就是这些。 当然，我们都是河南人：“一人传染全家倒，财产全跟亲戚跑”、“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今年走亲访友，明年家中剩狗”…… 再往前找……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让文章发不出来：“揪出……幕后黑手”、“砸烂……的狗头”、“ 斩尽杀绝……，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横扫、炮轰、火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特正经的张某某
习近平在2024新年贺词中轻描淡写地描述2023年的中国经济，是“在风浪中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这当然不是事实。虽然中国经济2023年将可能录得5.2%的增速，超出当局年初预定的5%增长目标，然而，数字是一回事，人们的实际感受又是另一回事，从后者来看，中国经济在2023年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萧条”。这并非唱衰中国经济，因为连一些官方经济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疫情三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破坏，是让它丧失了自身动能。习20大三连任，组建一个清一色的习家军班子，他清楚知道2023年要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堵住人们对他霸王硬上弓的非议，所以当局再次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但是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重创程度，包括当局在内，许多人刚开始并没有足够认识，认为在放弃清零，重回正常生活后，经济会有一个报复式反弹，把疫情三年被抑制的需求和发展动能释放出来。年初确也出现了某种井喷现象，可惜昙花一现，重又回归疲软。经济专家把它解释为所谓的疫情疤痕效应造成的。 不论什么原因，经济没有雄起是个不争事实。在这一年里，人们谈到最多的是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消费不足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恒大、碧桂园等头部房企连接暴雷，不少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公务员要么发不出工资要么减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以上，普通百姓收入锐减，不敢消费，外资撤离，出口下跌等等，反正都是坏消息。 客观来看，李强政府确实也很拼，政策一道一道出，干劲一遍一遍鼓，该减税的减，该松绑的松，该放行的放，该废除的废，总之，在折腾了十年后，习终于明白，经济才是实，是一切的根本，雄心万丈要靠经济支撑，经济垮了，群众不满，社会骚乱，其他都白搭。用很大的代价换得的这个道理虽说有点晚，没有完全把市场、资本和民众的信心吊起来，但至少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倘若没有这个转弯，不拿出一股拼劲，仍然政治挂帅，2023年5%的目标肯定实现不了。 尽管当局在2023年做了很多拆弹工作，止住了血，然而2024年的经济形势仍不明朗。这可以从前不久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出。该次会议将2024年经济工作的基调确立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并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都是过去未有的表述。这个“新基调、硬道理和首要任务”，为的就是告诉各级官员不能泄气，要像2023年那样继续拼经济。因为当局很清楚，2024年的经济一点也不比2023年轻松，要不能，它不会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企图通过宣传引导，让人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但这反而泄露当局对2024年的中国经济底气不足。 对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国际国内的研究机构，有认为能够达到5.2%以上的，有认为是4.8%的，也有认为可能是4.2%或以下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传统的问题外，新加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其实这三者也不是新问题，但却有新的表现形式。“有效需求不足”不仅指的是传统的消费需求不足，也指的是没有有效的投资需求，因为中国传统的基建投资模式严重饱和；“社会预期偏弱”说的是市场的信心问题，“偏弱”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是非常弱，也就是社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信心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是指一些产业的产能本来要逐渐减少或淘汰，但在疫情三年，为解决就业、同时应对全球疫情，政府加大了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以致在后疫情时代，它们的产能严重过剩。可以说，如何化解这三个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2024年中国经济的好坏。 当然，提起2024年的中国经济，最严峻的还是要算房地产和地方债的问题。尽管当局2023年在房地产方面持续出台诸多利好政策，但无论是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非常不理想，投资规模已回到2018年水平，楼市买气仍未全面回暖，2024年据预测仍将会有降大幅度下降。在地方债务方面，虽然当局2023年以特殊再融资债方式置换了相当部分的地方债务，减轻了地方的还债压力，然而，要完全化解地方的存量特别是隐形债务，至少还需几年。事情还在于，房地产也好，地方债也罢，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没有大的改善，它们有可能会再次恶化；换言之，雷区还存在，没有排完。而这两者直接跟银行、金融挂钩，风险转嫁给银行，并由银行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为什么当局2023年罕见重视金融风险，把金融安全提到一个非常高度，并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特别成立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管总局？原因即在于，房地产行业和地方债领域雷区太多，过去几十年房地产高速发展积累的风险，在这几年集中爆发，官方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会暴雷，所以，虽然小心又小心，但总防不胜防。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高达两成以上，过去一、二十年，它都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如今它岌岌可危，不能担当主角，按理就该消费来担纲，让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发挥主要作用。但要消费起作用，则又面临着如何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的问题，从而陷入一个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循环。要跳出这个死循环，就必须进行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但至少2024年当局不会这么做，而且即便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也不会带来即期效应。当局在2024年最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事实上，2023年第三季度增发特别国债1万亿元人民币，就是按照这个赤字财政的思路举债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自身动能根本不足以支撑起它应有的潜在增长率，这背后的根源又与市场主体对习当局的信心失落有关，信心失落会导致对未来的预期不佳，从而不愿投资和消费。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点，岁末年尾，官媒不断放话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一大重点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习在毛诞讲话中，也声称要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当局在2024年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市场是不期待的，因为人们看到当局还在持续扩权，而真要改革，就必须削弱政府权力特别是党权。当局若不能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能来，便只能靠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可政策刺激的效果总有限，且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2024年的中国经济除自身的问题和困难外，还有两个特殊的事情或许会加剧困难，它们就是台湾选举和美国大选，都和中国有关，构成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台湾选举2024年初会出结果，如果不出意外，赖清德当选的概率最大。鉴于赖的立场，两岸关系肯定比现在会有恶化。而美国两党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对中国的攻击，特别是拜登如果显示自己对中国的强硬不输川普，那么拜习会营造的两国和缓气氛会一扫而空，中国也会对美采取强硬态度。这两件事尤其美国大选无疑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很大影响，外资有可能对进入中国市场更加慎重，对美的出口和技术升级也有可能进一步被抑制。假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意外出现，风险更大。 2023年的中国经济乃一地鸡毛，2024年是否仍会一地鸡毛，现在要准确预判，有些困难。但鉴于2024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从这个角度看，当局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年的经济在数字上显得难堪，然而，这不代表中国经济将脱离风险区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前几天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不少学生。有大陆的，也有台湾的。 台湾学生说，明天就回去啦。“是寒假吗？”“是回去投票啦。” 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的区别非常明显。口音是一方面，整体状态是另一方面。 他们更松弛，也更开心，更爱笑，不怎么谈深奥话题。 旁边有人聊天，他们都很配合地发出一惊一乍的声音，就像娱乐节目的氛围组。“啊——”“哦？”…… 2003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宿舍的哥们儿经常用电脑播放台湾的综艺节目，就是这样的声音。 那时很不喜欢看这样的节目，太幼稚了，有什么好惊叹的。我们是硕士研究生，都正在读高深的书籍，书架上都是福柯、萨义德。 但是现在看到这些学生，真是发自内心的羡慕。 他们单纯，有时候甚至表现得有点幼稚，这是因为有了真正的制度保障。 有民生方面的保障。2017年在大理，一个台湾大姐在那里大理客栈。她工资不高但是很开心，“我们是全民健保，看病不花钱。”所以她在退休后到处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有更重要的权利的保障。我读书的时候，那边还是陈水扁，现在看来是很久远的事了，后面是马英九和蔡英文。 不同的政党，口号差别很大，但是有些共同的东西留存下来了。在纽约见到的研究生，应该是00后，差不多正好出生在我读书时候。完全是“新青年”。 以前经常感叹的“没有被欺负的脸”，也长在了华人头上了，一副副完全没有负担的表情。 很多大陆人一定不会懂得，明明经常是“战争阴云”，怎么会一脸轻松？那里似乎没有那么多战略家和大棋论，也就没有“棋子”、有的是独立的、鲜明的个体。 他们很少使用“我们”，因为知道同桌的三个人可能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口头禅是“还好啦”“也不一定”，不专断，因为知道有“他者”。这让他们显得很谦和，没有攻击性。 其实，这就是正常社会该有的样子，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安全感，有了这个安全感，对人就会有真正的信任和善意。 相比之下大陆学生就要深沉得多了。有些讲过去三年自己的变化，也有人强调，“今天的谈话绝对不会公开。”一种沉重的成熟。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前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好像跟天气问题一样，看似很熟悉，但细说又发现什么都难说清。在台湾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学者胡平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谈他对台湾问题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对中国人进行怎样的舆论导向，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变化是怎么回事，中共对台湾的战争恐吓目的何在及效用如何。 在胡平看来，围绕台湾的这次选举以及台湾自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进行的历次自由选举，实际上是有多个博弈在同时进行，既有台湾内部政党彼此之间为争取选民支持从而获得执政权的博弈，也有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跟坚持实行独裁专制的中共政权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共不但跟台湾博弈，而且也在跟中国公众博弈，力图塑造他们的认知，使他们相信专制独裁体制就是比自由民主更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当局也与时俱进，逐步提升对中国人的言论管控，并采取转移话题等手法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分化中国公众，从而有利于继续维持独裁专制。 以下是胡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摘要。采访的完整视频见：https://youtu.be/D1ecGCLxWXs。胡平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今日台湾最重要的真实是什么 记者：尽管中国大陆和台湾只有台湾海峡一水之隔，但台湾海峡两岸却好像是天各一方。由于中国共产党当局持之以恒的信息和新闻报道封锁，很多中国民众对台湾的许多基本情况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情。在你看来，中共舆论管制当局最不想让中国民众知晓的台湾情况/台湾新闻/台湾实况是什么？ 胡平：现在是信息时代，再加上两岸有大量的人员来往，今天的中共当局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的真实状况。但它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刻意地操控议题，让一般人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它的操控刻意起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什么是台湾的最重要的真实呢？那就是今天的台湾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民主社会。台湾的民主自由指数不但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再过几天，台湾一千多万民众就会来到投票处，在小纸片上轻轻地用笔勾几笔，那就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新总统一旦选出来，国军立刻就宣示效忠。这根本就没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毛钱的事。 这种事情相当了不起，相当不简单。想想看，回顾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包括中共建政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为了争夺权力，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担心别人篡党夺权，于是就没完没了地杀戮，没完没了地迫害，没完没了的监禁，等等登顶。我们所经历的大量的灾难，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你看，不管台湾有多少别的问题，单单就凭它做到了用数人头来取代砍人头，这一点就比中国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明一百倍。这是台湾最大的真实。而这一点中共当局不可能完全掩盖，但它不去让人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就是它现在正在做的。 对台湾问题的意见分裂是从何来 记者：许多中国民众到台湾旅游过，也可以说亲眼见过台湾，但他们对台湾的基本情况、基本民情还是缺乏了解。最有意思的是，许多台湾人抱怨说，许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生活多年，但他们仍是跟在中国国内受到严密信息封锁的民众一样缺乏对台湾的了解和理解。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胡平：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了。应该说在（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无论是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客，还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基本上还都是很正面的。 这些年来，情况有些变化。首先是中共对言论的管控比以前更严厉。因此，那些唱好台湾的声音就不大能发得出来。再加上中共把台湾海峡两岸问题聚焦在统独的问题上来。本来两岸的问题主要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民主那么成功的实践本来就是对大陆专制的有力的冲击。如果聚焦在民主和专制的问题上，那就可以肯定唱好台湾的、正面赞扬台湾的声音一定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但这些年焦点改变了，变成了统独问题，就众说纷纭了。因为民主和专制谁好谁坏，大家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 你看，连共产党搞专制还硬要说自己是民主，而且是全过程民主。可见它也知道民主的名声好，专制的名声坏。可是你要说统一，说独立，说分离，那就不好说了，大家的看法就不是那么一致了。不管你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也好，还是在海外的大陆人也好，他们或者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是出于传统的、习惯的大一统观念，会对台独很反感，因此就对民进党很反感，对台湾的民主也没有兴趣了，也有负面印象了。 今日中国人的舆论场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现在的大陆人，包括在西方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不像以前那样一边倒地叫好，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搞认知战，操控信息；另外就是这些年大陆经济好了，经济发展了，兜里有钱了，对专制的反感就降低了。 因为过去人们对专制反感除了是因为压迫之外，也是因为专制让人贫穷，所以他们出于多种原因对专制反感，对民主向往。如果在专制之下经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相当一些人对专制的反感就会降低，对民主的憧憬也可能会降低。 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热门的话题被转移了，不再是集中于民主与专制，而是谈统独问题了。而尤其是现在在（中国）国内的环境之下，要是谈独立，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另一方，支持民进党一方，那就有相当的风险。 我看到很多报道说，在国内你要说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这问题提不大。你要是说支持民进党的赖清德，那就比较麻烦。光说是支持赖清德还好办，你要是说同情和支持台独，那麻烦可就大了。那就有可能给你安个“寻衅滋事”（的罪名）了。这么一来，另一方面的声音被消声。 在海外的中国人，虽然不在中国大陆境内，不会受（中共政权的）直接的控制，但因为舆论场是交叉的，他们是生活在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的朋友圈里，他们感受到的舆论氛围、气氛是（跟在国内）相当一样的。所以他们也会受这种影响。另外他们也知道，你假如在海外发表（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言论，不但对你将来回国会有麻烦，也可能给你在国内的亲友招来麻烦。 也就是说，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另一种（与中共政权的宣传唱反调的）声音受到比原来更大的压制。再就是统独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众说纷纭的问题。而你要替（台湾）独立辩护，那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国内的大陆人也好，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也好，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就呈现出比过去更复杂，更混乱的局面。 台湾人缘何大都不再自认为是中国人 记者：华盛顿和北京的正式外交关系是建立在当初双方1970年代达成的一个共识上，这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提出异议。美国坚持至今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由此而来。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和1970年代大不一样了。当时绝大多数台湾人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现在绝大多数台湾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你认为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在过去30年、40年的这种变化应当怎样解释？ 胡平：我想这就是过去50年来台湾人的国家认同、自我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起来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取决于两条。一条是你自己认为你是谁；第二条是别人认为你是谁。而事实上常常是后者更重要。所以一句俏皮话说，你自己是谁？别人说你是谁，你就是谁。 50年来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现在大家都把中华民国的国民叫台湾人。现在一说中国就是指中国大陆。所以中国这个名称就是大陆专有的了。甚至到了后来台湾人自己也要把自己说成是台湾人。因为他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别人就会误以为他是大陆人。为了区别，他自己就不得不说自己是台湾人。 哪怕你有很强的中华民国的情结，主张一个中国，但平常的谈话中，你也会把中华民国的人叫做台湾人，而不会把他们叫做中国人。 其实早先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记得1970年代80年代，台湾有一首流行歌曲，是侯德健写的《龙的传人》。它的歌词你看是怎么说的呢？“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长江，叫黄河。”这说明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至少是在台湾的校园里大部分人还是把自己定义为中国人。 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有长江有黄河的中国，不只是台湾。那歌词没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淡水河”，而是说长江和黄河，尽管他们很多人见都没见过。但他们那时候认同那个中国。 但此后变化就非常大了，以至于到了前些年蔡英文总统说：现在的台湾人是天然独。什么叫天然独呢？就是新一代台湾人，他们从出生那一天起就习惯于被叫做台湾人，他们也以台湾人自居，他们就习惯于“中国”这个词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就专指大陆人。 因为台湾成了国际孤儿，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这就使中华民国这个牌子除了在台湾岛内还有用，到了别的地方都吃不开。台湾人参加奥运会得了奖，得了金牌都不能展示自己的国旗，奏自己的国歌。 凡此种种就使得中华民国、中国人的概念越来越淡，台湾人的意识就越来越强，就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状况。 面临经济政治困境的习近平更有可能打台湾吗 记者：当今中国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使台湾问题受到更大、更多的关注。有人认为，面临困境和危机的中共领袖习近平会选择攘外必先安内，在可见的将来会更关注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不去打台湾的主意。你是什么看法？ 胡平：我觉得，在现阶段，在短期之内，习近平不会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因为第一，台湾本身的军力就不可低估。另外，一旦北京对台湾开战，美国可能会很深度地介入，不排除直接出兵相助。而北京对胜算没有把握，所以就不会轻举妄动。 事实上，中共很清楚，台湾人不分蓝绿都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它很清楚。要统一就只能来武的。但现在它认为不是武统的时机。现阶段就不会动武。 那它是怎么想的呢？中共的如意算盘就是想：再过一些年，中国的国力会有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军力也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即便在全球范围内还不是美国的对手，但可能在局部区域，比如在台湾海峡，在离中国近的区域，中国的军力就可能超过美国。到时候真的动武，美国会不会介入，会不会冒和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国台办原来的一个副主任王在熙就说，除了文统和武统之外，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北平模式。北平模式就是只打外岛，以战迫和，以武促统，逼台北就范。就是把台湾包围了，占领外岛，金门马祖很近，很容易。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出兵相助，它就可能退缩。 但那个时候出于种种原因美国不出兵，不直接派兵，那台湾就觉得不可指望美国了，美国不敢出来直接帮忙，单凭台湾自己恐怕扛不住。那时候可能就不得不被和平统一了。这就是中共打的算盘。 所以现在它就在等那一天。它在赌未来几年，中国的军力会有进一步的增长，因此就改变了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平衡，就会使以战迫和，以武促统的方式得到成功。所以我觉得台海眼下其实没有那么危险。但在未来几年，这种危险就不可低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