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四、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 蔣正華的研究 蔣正華研究的結論是，在三年大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由於蔣正華的這個結論已被國內主流意見接納，所以，我作一詳細介紹。 蔣正華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動下進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資深的革命幹部，是副部級高官，直到晚年還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1956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李先念秘書多年，後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他在統計局長任期內，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因此對人口問題有相當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義大利佛羅倫薩參加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的第二十屆大會。在這次會上，他結識了科爾、班久蒂和卡洛等國際著名學者，同他們交談中產生了研究中國大饑荒期間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願望。回來以後，他向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提議，將這個問題列入了國家研究課題。經過多方「招賢」，最後由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接受了任務。 蔣正華，1937年10月生，1958年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系，1958-1980年在該校自動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研究院讀研究生，回國後在西安交大系統工程研究所任講師。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這個課題。蔣正華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結論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遠遠低於國外學者的估計。蔣正華的研究成果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專家評審後，得到了認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認為，和國外學者比起來，蔣正華的研究「科學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採訪時，也一再推薦蔣正華的研究。 由於此時的蔣正華已經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算是國家領導人，找他採訪很困難。於是，我找到了蔣正華就這個問題發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數字（後來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這個情況）。一是蔣正華、李南：《中國人口動態參數的校正》，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的數據。（以蔣正華和李南的名義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供的論文《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學講義專用紙手抄稿複印件，也是這組數據。）二是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 上以《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為題的文章中的數據。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617頁上的數據，李成瑞對我說，這部分內容是他和蔣正華二人合寫的，數字是蔣正華的。現列出三組數字列表如下： 表格 表格 蔣正華以歷年的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為6602萬人。二者相減，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97萬人，約1700萬人。 讀者可能看到，蔣正華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國外學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計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這和科爾的估計的8626萬人僅少327萬人），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數高達6602萬人（這個數比科爾的5840萬人高出662萬人）。 我不知道6602萬人這個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但我們可以用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用他修正後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後的每年平均人口數，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數；總死亡數減去正常死亡數，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我們起點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數，終點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數，用他提出的三組死亡率分別計算： 按西安交大學報數據計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歷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數，6年正常死亡人數總共4685萬人。蔣正華算出的6年死亡總數8626萬人減去4685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3941萬人。 按《中國人口.總論》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4.10‰，由此計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數為5538.5萬人；則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760萬人； 按《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為6818.8萬人。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1478萬人。 蔣正華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此文收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饑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萬，原因在於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饑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兩組數字要高得多，從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數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蔣正華估計的總死亡人口，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從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換一種方法驗算，還是用蔣正華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訂後的每年平均人口，計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當年年中人口 由於他提提供了三組數據，我們還得計算三次，其結果如下： 用蔣正華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計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36-11.93）×64354＝92.03（萬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7.29-11.93）×64999＝348.39（萬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32.40-11.93）×65504＝1340.86（萬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6.52-11.93）×64932＝298.03（萬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60-11.93）×65489＝109.36（萬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間，非正常死亡為2188.67萬人。 用西安交大學報數據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2821萬人（1958年為377.1萬人，1959年為674.7萬人，1960年為883萬人，1961年為886.3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的總影響為5009.9萬人。 用蔣正華《中國人口.總論》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337萬人（1958年為204萬，1959年為317.2萬，1960年為1124.7萬，1961年為681.1萬），少出生人口為2868.5萬人（1958年為359.1萬，1959年為568.1萬，1960年為875.1萬，1961年為1066.2萬）。大饑荒對人口總影響為5205.5萬人。 用《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209.9萬人（1958年173.1萬，1958年620.1萬，1960年830.8萬，1961年455.2萬，1962年30.8萬）。四年少出生人數為2748.9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總減少為4958.8萬人。 以上用蔣正華的數據從不同的角度計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萬的結果。按數學常識，一種方法計算是否正確，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驗算。但不知道為什麼驗算的結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為什麼蔣正華同一種方法得出三組不同的數據？為什麼提出與前一組數據不同的數據時，不作為什麼不同的說明？為什麼用他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的結果都遠遠超過他的1700萬的結論？2002年6月我曾就此寫信向蔣正華求教，他沒有答覆。此時，我冒昧猜測，蔣正華最早用《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過多，就提出了後兩組數據。後兩組數據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辦法來減少非正常死亡數，從而減少政治風險。他發表的三組數據中，官方性最濃的《中國人口年鑒，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於這種考慮。他做的畢竟是國家下達的課題啊！ 我不願意停留在猜測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將三年以前的信寄給蔣正華，10月19日，終於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寫，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信簽，信簽抬頭是黑字，顯然發給我的是複印件）。為了供讀者研究，現將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繼繩同志： 收到來函，以事煩未即復為歉。 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的人口數量變動情況是國內外都關心的的問題，也是我們應當在歷史上講清的一段往事。外國學者對這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與1964年前後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為基準，估計其間正常死亡率水平，與實際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數。這樣的估計有兩個最大的誤差，第一，每個年齡人口死亡率不同，採用總死亡率不能考慮到1957年到1964年中國不同年齡人口死亡率變化模式的影響。當時的死亡率水平下，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下降較快，其它年齡段死亡率變化較少，或基本不變。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對較多，因為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條件衝擊較為嚴重，逃離最不利的環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學者獲得的計算結果高於實際。我們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獲得了很好的數據，在第四、五兩次人口普查後，我們都做過數據分析，發現這兩次普查數據質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認為可利用的詳盡的死亡率分年齡資料仍以這次最可靠。我們利用1982年數據構建了年齡別的生命表，並利用優化擬合的回推技術，再現了歷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據此計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與非正常死亡率之差從方法學而言比外國學者更加嚴密，我們的優勢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觀個人數據。 三組數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優化擬合回推時，需要採取歷史上的時點的基準數，優化技術也可以有總體優化和年齡組優化的不同準則。歷史上的基點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後的平均值為準，也可以對每一年的死亡率都進行擬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學報上發表的就是採用總體優化和時點基準計算的結果，年鑒數據發表時，我們已經用總體擬合了歷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結構就有了變化。「中國人口.總論」的數字計算中，我們在優化技術上又進行了改進，採取了分年齡組的優化方法，從方法學上看是最嚴密的，我個人認為這個結果是我可以推薦你作為參考的基準。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壓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現在的印象三次計算相差不過200萬左右，1700萬是取其整大數，待我找到原始材料當可提供直到個位數的計算結果。 以上情況供您參考，您在退休後仍關心國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順祝 秋安 蔣正華 17/10，2005 蔣正華的回信沒有完全解釋我的疑惑。蔣正華說用三組數據計算的結果相差不過200萬人，我在上面用三數字分別計算的結果的差異顯然超出了200萬。他說三組數字其所以不同，是因為對數字不同的的「優化」。蔣正華的「優化」的技術的問題，人口統計學者會作出科學的評判。三年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蔣正華的1700萬為國內的主流所接受，被視為權威數據。但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數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饑荒人口減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他認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數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該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數 由於沒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將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發生大饑荒，死亡率應當是逐年下降的，選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會低估正常死亡率，從而不會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認為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於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個公式計算。 丁抒計算的結果是，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3500萬人。這個數是以統計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數字為依據的計算結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國家統計局的總人口數據，因為統計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數和人口增長率互相矛盾。但他認為他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率比較可信。他同意金輝的判斷：「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而人口增長率就是他們保留的真實數據。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長率為依據，推算出則非正常死亡為4400萬。（丁抒：《人禍》附錄：「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丁先生遠在國外，他採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從他的敘述中，對中國人口統計數據的形成過程不甚了解，還相信什麼「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我覺得其計算結果不可靠，只能作參考。 金輝的研究 上海的金輝先生也提出了一個數字。1993年，金輝先生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歷年人口統計數，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國人口凈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計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根據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據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2521萬。按照同樣方法計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 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在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3471萬。 金輝先生雖然計算方法不同，但還是用的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並沒有對數據進行修正，他的結果只能作為參考。 陳一咨的數據 [英]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一書中透露，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曾告訴他，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飢餓，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這份資料的準確性得不到檢驗，迄今少為人引用。 曹樹基的研究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他的作法是，採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國各市縣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再通過各地地方志中記載的資料，計算出各地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確定各地災前災後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體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為基礎，根據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減去1961年人口，所得凈減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饑荒時期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長人口，所得為減少人口或稱全部減少人口，再加凈遷移人口，所得為這一地區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資料所不可替代的，這是本項研究賴以進行的基礎。地方志資料雖然不完整，但從抽樣的角度看，卻已足夠。兩套資料的配合應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誤差，排除錯誤。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饑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損失，並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進而求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 我閱讀了曹樹基的專著《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 ，我覺得他以清代的「府」為單位作為分析的基本政區比較可取，這可以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多次行政區劃的變化造成的影響。他的方法我還要作進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維志的結論 我在這裡要重點介紹介紹另外一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位學者就是王維志。 王維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1959年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過很短一段時間後，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20世紀六十年代初王維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實人口數據，了解了更多的實際情況。80年代以後，到中國社會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他對中國人口統計的理論和實踐十分熟悉。王維志認為，蔣正華提供的1700萬非正常死亡數據偏小，與實際情況差別較大。他的研究結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300萬-3500萬人。 王維志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對已經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數據進行了修正。 表格 中國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數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計，按總人口增加數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算，卻增加622萬人，兩者差額為757萬人。究竟哪個對呢？王維志認為，這兩筆數都有問題。他分析，1959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情況已經開始。這一年自然增長677萬比上一年的增長數下降40%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長1213萬，只比上一年少增128萬，增長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經減慢，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一方面有意多報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報死亡人數。1961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了249萬人，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 根據1964年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減少1486萬人。這就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總人口和自然增長人數重新估計。王維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變動計算，人口增加677萬人。1960年和1961年共減少2163萬人，比原來統計數減少1348萬人多減少815萬人。王維志將這多減少的815萬人調整到1960年和1961年兩年里。即將1960年的原統計總人口減少1000萬調為1500萬，1961年原統計人口減少的348萬調整為663萬。見表23-13。 表格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萬人，1960年1389.3萬人，1961年1188.6萬人。 如前所述，當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國家的供應指標，出生人口漏報較少，所以假定這些數字是準確的。當年的出生人口減去當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就是當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萬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萬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萬人 三年總死亡人數是以上三項相加，即5721.3萬人。在這總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為781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王維志僅粗略估算，將781萬人作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則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為2343萬人，總死亡人數5721.3萬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5721.3-2343＝3367.9萬人。即三年餓死3378.3萬人。 其實，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發生饑荒，這781萬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為正常死亡人數，即（706.2＋687.5＋781.1）/3＝724.9，則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數為724.9＊3＝2174.7萬人，將總死亡人口的5721.3萬人扣除2174.7萬人，則三年餓死人口為3546.6萬人。 按王維志的修訂數，1960年的死亡率應為44.33‰，而不是統計年鑒上的25.43‰。44.33‰這個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計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於科爾的38.8‰，更高於蔣正華的31.25‰（《中國人口•總論》數）、31.58‰（李成瑞書中數）和32.40‰（《西安交大學報》數）。 王維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實際經驗和親身體驗對統計數字進行調整的。他是學統計的，當然熟悉數學工具，但他沒有用複雜的數學計算。他知道各地報上來的數字是多麼不準確，如果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處理這些數據，顯得滑稽。 金輝、曹樹基、王維志幾位中國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萬到3500萬之間，他們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卻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但是，金輝、王維志沒有考慮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因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餓死人的現象。曹樹基的計算中雖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計算中小規模的人口死亡無法發覺。有些地區計算中有遺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兩年的餓死人的數字（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年為181萬，1962年為42萬，共計223萬人），則大饑荒餓死人在3500萬到3700萬之間。取其中數3600萬。 據我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我認為，同所有中外學者的數字比較，3600萬這個數字比較接近實際，但還是低於實際。例如，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認為，四川餓死人數在1200萬人（本書前面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797萬）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在文革期間下放安徽時考察結果，認為安徽餓死500萬人（本書前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226萬）。在大饑荒期間曾負責亳縣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梁志遠（他當時擔任亳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以親身經歷證明，非正常死亡統計數據遠遠低於實際情況（見本書《安徽不安》一章）。親歷者提供的數據遠遠多於現有的各種統計數據，也高於王維志的數據。 在人口減少中，本書計算沒有考慮各省凈遷出人口。如果考慮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少一些。但不會少很多。這是因為流動人口的數量是有限的。據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提供人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600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 省內流動不會影響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數字，省際流動對我上述計算有一些影響。因此，我將廖伯康、安子文、梁志遠等親歷者所說的情況抵消省際流動的數字。全國非正常死亡還是按3600萬計。 根據以上分析和多方面聽取意見，我估計，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第二十四章 大躍進狂瀾中的國民經濟 儘管糧食生產非常重要，但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更為重要，如果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一旦出現饑荒，國家可以從國外購買糧食。所以解決饑荒問題的關鍵是整個經濟的增長，而不能僅限於增加糧食生產方面。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狀況。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對1958年的形勢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17個問題，其中，重點討論了當年的鋼鐵生產和人民公社。正是大鍊鋼鐵和人民公社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銳說，如果說大躍進是狂風巨浪，那麼，北戴河會議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一波在工業書記會上作總結髮言，傳達了毛澤東一個驚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 一般的超英趕美已經不夠氣魂了， 要變成四個美國，還要成為老大哥蘇聯的一倍。人們的思想更加狂熱。 這次會議不僅就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作出了具體的規定，還提出了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辦法，這就是「拔白旗」和「插紅旗」。所謂「拔白旗」，落實到基層就是對大躍進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壓力，甚至批判鬥爭。「插紅旗」就是對那些激進分子進行表彰。這樣做的結果，形成了「正反饋」機制，使大躍進越來越向激進的方向偏移。 大躍進不僅沒有使國民經濟實現超越式發展，反而使國民經濟落後於其它國家和地區。1957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為369億美元，日本只有297億美元。1961年，日本的國民收入總值超過了中國，從此以後兩國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一、農業躍進 糧食減產 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農業的躍進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具體目標是，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如本書「糧食問題」一章所述，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1936年的3000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1967年糧食總產量只有4374億斤。1996年才突破1萬億斤，以後一直在1萬億斤上下徘徊。可見，這個指標「冒進」了30年，當時卻作為政治任務層層下達，非完成不可。 為了完成高產任務，各地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開荒，大興水利。而這些都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大兵團作戰。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極為荒唐的瞎指揮和駭人聽聞的強迫命令。其中的具體情況，在本書介紹各省情況中有詳盡的陳述。 農業大躍進的前奏是水利化運動。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以後，各地投入了大量勞動力，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興修水利是應該的，但要求過高過急，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過程中，又不講科學，強迫命令，蠻幹，好的出發點，就造成了壞的結果。 據統計，全國各地農村興修農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數，從1957年10月的兩三千萬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億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國農民投入興修水利的勞動日共計130多億個，完成土石方量250多億立方米。有人計算，如果將這些土方鋪成1米厚、66米寬的路，可以從地球鋪到月球。 1億農村勞動力興修水利是個什麼概念呢？1958年，全國人口為6599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55303萬人，農村勞動力約有2.65億人，即每2.65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人上了水利工地。這是全國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勞動力遠遠超出了這個數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長期在水利工地上。 據水利部門當年統計，從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國擴大灌溉面積35334萬畝，比解放後8年增加的灌溉而積還多29.3%。 顯然，這個數是誇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過，當年建設的水利設施，有一些到80年代還起作用。所以，對1958年的水利建設，不能全盤否定。但是，相當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沒有考慮當時科技和經濟能力，有的缺乏科學的勘探和設計，結果半途而廢，既勞民傷財，又破壞了生態環境。1億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糧食，這是民饑荒的原因之一。 興修水利是大兵團作戰。在工地上的勞動者按軍事編製。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勞動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幹部摧殘農民的情況相當普遍，特別是任務難以完成的時候，情況更為嚴重，打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當時搞水利化運動實行的是「三邊方針」：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使很多工程倉促上馬，半途而廢。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後患。 在耕作上，一反農民千百年的犁耕的習慣，要農民用鐵杴搞深翻。過去農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現在用鐵杴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僅耗費了大量的勞動力，還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處，把深處的生土翻了上來，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深翻時候，田頭紅旗招展，上百個勞動力，每人一把鐵杴，站成一橫排，像運動場上短跑比賽一樣向前挖掘。領導人還組織學生們在田頭敲鑼打鼓助威。 水利化運動和積肥運動，使得運輸任務重。上級要求各地在搬運土方和肥料時，用手推車取代扁擔。於是，各地又大搞「車子化」的群眾運動。為了造車子，不僅砍樹，還把農民家裡的板凳也拿來做車子。有了車子，為了提高速度，上級要求給車子裝上軸承。於是又搞起了「軸承化」。軸承哪裡來？發動農民自己製造。於是，千家萬戶拿起鐵鎚砸鐵珠子。農村鐵匠把這些珠子鑲嵌在大小兩個鐵圈之間就算是軸承。顯然，這樣的軸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費了。 農業大躍進，不但沒有躍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糧食產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檔案館保存的糧食部的數字，減少了26.4%――本書作者注），棉花產量下降了51.2%，三種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漁也大幅度下降。耕畜減少了28.8%，中小農具減少了25%，舊式中型農具減少了40%左右。 1959-1961年，農業總產值連續三年下降。按可比價格計算，1960年和1961年的農業總產值低於1952年。按當年價格計算，1960年農業總產值低於1952年。詳見表24-1。 表格 本表中農業總產值為當年價格。農業總產值不變價格曾有三次變動，因此表中的指數按可比價格計算。從指數可以年出各年農業發展速度。 （未完待續）
你的輪椅被卡住過嗎？ 各位老司機，一起聊聊我們的「卡門」（qiǎ mén）時刻吧。 1通道過窄或空間太逼仄，導致輪椅無法通過的情況？ 沐夏： 我有一次和爸媽出去逛，有一段路上的石墩子巨窄，輪椅通過時要是稍微有一點偏差就是撞上了。 還有我們小區有一個超陡的坡，我每次上去都擔心會仰過去，全靠自己過硬的駕駛技術。 刺蝟： 如圖，這是2個又窄又陡的坡道，只能通過一個人。 網路圖片 樹上的小鳥： 區圖書館無障礙通道前面有根大柱子，當時看到這跟大柱子時，我心裡是發毛的，當時正好裡面的工作人員看見我，我示意他幫忙推一下，才得以擦著邊進去。 網路圖片 圖為當時圖書館門口的情景：無障礙坡道的出口處，即圖書館的門口有一根柱子。 還有一次，商業街出入口被亂停的電動單車擋住了一部分，我只好用輪椅暴力推開它們。 勝小哥： 我遇到過中間橫著樹的人行道。人行道已經不太寬了，中間還要豎一塊廣告牌或一棵樹，導致輪椅根本沒辦法通過。 網路圖片 圖為人行道中間的樹。這對輪椅來說是一種困擾，輪椅使用者如果要通過，通常需要高超的「駕駛技術」。 Sunny： 我住的小區電梯空間比較逼仄，電動輪椅掉頭旋轉很困難，樓道大門有個四厘米左右的門檻，輪椅很難跨越過去。 我打電話把這個問題反饋給物業主任，對方答應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給解決，我已經想好了，我自己花錢購買坡道解決。 網路圖片 圖為室內上坡墊。如果小區物業不給解決輪椅出行的困難，那麼Sunny就打算自掏腰包購買室內上坡墊。 卡文： 這是我們樓前的通道示意圖。 那個靠外的通道比較寬，但常年有電動車堆砌，我平時只能從靠里的那個通道進出，可是該通道門口有個比較大的台階，總卡輪，而且門裡的通道也比較窄。 網路圖片 李不知： 一些大商場外圍的大石墩子的間距剛好把我擋住，能進去的地方偏偏又有好多電動車在那擋著，有時繞了一大圈兒，最後發現根本沒地方可以進去。 還有那種奇葩的情況：有些公共廁所是有斜坡的，但是，它們的門往往是朝外開的，而且中間的休息平台也不夠輪椅轉身； 還是那種安置房或者比較老舊的公寓房的樓道和門，包括房間裡面的門，都非常的窄，輪椅甚至根本進不去； 有的小區還有那種帶閉門器的門，你拉開之後它會自動彈回去； 一些地方它雖然的確設置了斜坡，但是那些斜坡的坡度往往太陡，或者斜坡只有一面有扶手，非常不安全。 龔祖行： 我現在在南寧，萬達茂之類的商場基本上都有欄杆，他們的借口是為了防止其他電動車進入，他們寧願讓五六個大漢扛我過去也不願意開門。作為輪椅人來說真是無可奈何，我多次去12345投訴，但基本上都是被踢皮球。 站在商城之類的管理方的角度來說，設立欄杆也許可以減少管理的成本，但對於殘障群體來說，這樣的情況真的是困難重重、無路可走。 這在全國各個地方似乎都是無解的難題啊。 網路圖片 圖為商場外面排列密集，導致輪椅無法通過的石墩子。 2 說說是什麼導致你被卡住？開關速度過快？缺乏信息提示？ 吱吱吱： 高鐵站的電梯往往會進來很多人，幾乎每次都是人家已經出電梯了，我因為輪椅沒來得及出去門就關了，又坐一趟。 李不知： 有一次一扇自動玻璃門關到一半兒被我撞到，導致掃臉的機器壞了。 如果電梯門口太小，我必須沿著絕對直線退出來，否則稍微偏一點就要撞上。 浩軒帝薇： 我覺得旋轉門很困擾我，這種門需要一隻手推著才能動。你知道的，咱們雙手推輪椅的這種時候就很困難。 網路圖片 圖為上海和平飯店的旋轉門。此處因電視劇《繁花》的熱播而成了網紅打卡地。旋轉門是復古時髦、紙醉金迷的象徵，但對於輪椅人來說，它卻屬於通行障礙。《建築與市政工程無障礙通用規範》規定，無障礙通道上禁止設置旋轉門。 沐夏： 我們小區住宅樓電梯門開門時間特別短，我覺得可能還不到十秒，我每次進出電梯的時候都特別著急，被夾的次數也不少，真的很好奇業主群就沒人反饋嗎？ 如果能有開關門提示音或者語音提示，我就能判斷什麼時候該進去或者出來了。 我還想吐槽我小區的單元門，老實說，它的門檻其實也就一點點高，但是走廊里鋪的地磚特別滑。 運氣好的時候，輪椅調到高檔能衝出去，但如果後輪一直打滑，就需要有人來幫我抬一下前輪，我才能出去。 而且單元門特別重，每次出去我都必須與家人同行或者讓同單元的人幫忙開門，這大大降低了我獨立出行的能力。 裝聾作雅： 我經常遇到「卡門」情況的地方是我們學校的通識樓。 我們所有的教學樓進出都需要刷卡，不過除了通識樓外都是有感應門的，所以基本上我進出其他教學樓時沒什麼問題，唯獨進出通識樓有障礙。 通識樓建的很早，它的門是那種需要你自己開，而且鬆手就會立馬彈回去那種，阻力超大，所以每次我去通識樓就很困難，我也很討厭去那上課，但是偏偏我們人文學院都是在通識樓上課，好在經過很久的練習，我終於學會了一點開門的訣竅，我也盡量湊學生多的時間去然後可以蹭開門。 之前有和一個老師聊起過，她在德國留學過並且擔任過教授，她就提到德國那邊就是只要刷一下卡，門就會自動打開，殘疾人進出很方便。 還有宿舍樓，有部分宿舍樓的閘機很窄，我進不去，每次都需要宿管阿姨開門，但是同期的男生宿舍和後建的女生宿舍都是有為輪椅學生建的寬閘機。第一期的女生宿舍就沒有。 條件所限，學校不可能把所有的門都拆了重裝。 網路圖片 3 其他「卡門」的情形？ 李偉健： 快遞櫃，放得太高的包裹，我只能等別人取快遞的時候，請人幫忙。 勝小哥： 其他困住我的還有短途公交系統和無障礙廁所。 吱吱吱： 鐵柵欄，中間還留個空，輪椅進去直接卡住。 Sunny： 我這裡所有商鋪飯店都有台階，根本上不去，需要人陪。 Yan： 據我了解，一些視障者會對沒有盲文標識和語音播報的電梯感到困擾。 如果一些地鐵車廂缺乏開門方向的有效提示，那麼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困擾。 網路圖片 圖為地鐵車廂里的開門方向提示屏。在通勤高峰時段，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這塊提示屏，必須豎起耳朵仔細聽語音播報，但有時語音播報音量較輕，一不小心就錯過了，而且不是所有的車廂都有開門方向的提示屏。 網路圖片 4 對於「卡門」問題，殘障者的需求和期待是？ 李不知： 更大，更寬，更平坦。 kindle： 嚴格執行國標。 勝小哥： 我期待相關單位在新建或改建建築物和公共設施時，能多聽取各方的意見，完善無障礙。 刺蝟： 希望無障礙設施建設能越來越好，要更多的人關注起來，不要把障礙人士忽略掉。 龔祖行： 其實無障礙都是有國家標準的，問題是執行起來往往按照施工單位理解的打折又打折。 很無奈的，有時候我們鬧得凶了，一些相關的責任人就會出來搬出借口讓我們多理解。 Sunny： 障礙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咱們自身的障礙，一個是外界環境無障礙設施不健全造成的障礙。 浩軒帝薇： 期待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們的需求，即使是有台階或者門檻的，最好是有提示牌，或者是告訴我們這個地方不能去，不能讓我們反覆失望，這很大程度上會打擊咱們出行的積極性。 沐夏： 我希望能有一些多元的措施保障輪椅人出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少數派說
今冬，北美文科學界最令人唏噓的莫過於一位青年學者的不幸離世。傳說中，這位社科學者才華橫溢、壯志未酬，天不假年。這樣的悲劇牽動了每一個清貧的、充滿激情與壓力的、有才華或者平庸的文科學人的心。在緬懷聲中，大家都只用一些宏大的語詞來描繪這位逝者，關於他的才情、關於他研究的現代性、國家、革命，關於他作為師友的情義。這是在中國文學或者文化史上常見的，對一個男性知識分子的描繪。順帶著，也會有更私人的回憶，講述他擁有一個多麼美好聰慧的妻子，他們的愛情純粹而忘我，以此作為旁證，烘托逝者的形象。 做男性學者的妻子，常常只能以此方式出現。從許廣平，到這位學者的妻子陳朗，學人的妻子無一例外都只是「美談」中的佳人，存在於傳說中。他們著名的伴侶，浪漫的愛情，還有文學與愛情的遺產，以及「為逝者諱」的傳統，都把她們縮小為一個賢妻的符號。在這些「宏大」概念的陰影下，即使她們具有過人的書寫或敘述的能力，也不能發出她們自己的聲音。 後人們津津樂道的是許廣平與魯迅的師生戀；文藝男女青年羨慕的是楊絳和錢鍾書志趣相投的愛情。我們現在更多嗟嘆的，是林徽因被人當作女神崇拜的一生。以及，陳朗和她逝去的丈夫那感人的愛情。 愛情、婚姻、事業還有這些女性的著名伴侶為文學史、社會史、建築史作出的貢獻，都是鎖定她們身份的宏大結構。一方面，這是她們願意為之貢獻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這些宏大的目標卻是需要具體的勞動來實現的。而在現實中，具體的勞動常常是由這些女性承擔，因為那是「賢妻」角色暗含的責任，也是她們為了爭取自由戀愛必須付出的代價。雖然這份代價男人完全不需要負。 這就是歷史性的不合理。當知識女性需要與情投意合的知識男性結合時，知識女性就默認了自己將承擔具體的生活，而男人則負責實現宏大的理想。可是，男人和女人組建家庭時，卻全是具體的生活，比如做飯，洗衣、生育和經濟管理。這些原本是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卻因為父權制傳統，即使是現在，也不由分說地落到女性身上。從傳統父權家庭走出的知識女性，為了現代家庭，又步入了依然男權的家庭勞動分工中，而她們必須為了自由戀愛欣然領命。 網路圖片 許廣平在結婚以前也在大學任教，她是國民黨黨員，「國共合作」期間是與鄧穎超對接的婦女幹部。結婚以後，魯迅卻要求她不出門工作。為了不浪費她的才華，魯迅為她想的辦法是教她日文，這樣，她可以在家以翻譯工作作為自我實現的辦法，哪怕許廣平更感興趣的是積极參与人群的社會工作。魯迅家的經濟條件並不差，他們有一個廚子，一個幫傭處理家務。所以，家庭勞動分工已經轉嫁給經濟社會條件更低的勞動婦女時，許廣平依然無法將自己從「妻職」中解放出來。須知，魯迅算是當時的女權主義者。他知道問「娜拉走後怎麼辦」，他也知道女性的天性是母性和女兒性，妻性是不存在的。然而，不能處理賬單和家務的魯迅，依然沒有想過自己去學習做家務，而是選擇將許廣平囚在家中。丈夫可以去內山書店談笑風生，而管理廚子幫傭和賬單的事，難道不正該妻子做嗎？按魯迅的話說，你工作一個月賺的錢，我多寫兩篇文章就補貼了。許廣平覺得還很體貼。 網路圖片 楊絳和錢鍾書的原生家庭都是有身份地位和經濟實力的知識分子，楊絳可是在胡適庚款留學的時代，靠家庭自費去的英國。抗戰以前不曾為家事操心過的她，抗戰中要學會生煤爐，還要現學做飯補衣，這些，她的靈魂伴侶錢鍾書都不曾考慮過要一起分擔。錢鍾書比魯迅進步的地方是，他願意忍受生活質量的降級，支持楊絳寫劇本工作。 網路圖片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父親都是學閥和社會賢達，他們不僅自費留美，而且結婚禮物是環遊世界。抗戰前林徽因唯一吃過的苦不外乎就是與梁思成考察古建築，而這是她的學術熱情所在。經濟上，張學良的東北大學是高薪將二人聘請回國，所以林徽因家的勞動分工比許廣平和楊絳的更充分的轉嫁到了底層勞動婦女身上。抗戰中，林徽因一邊患病，一邊學術寫作一邊補衣服和做飯，深愛女神的梁思成也並未考慮幫她分擔，因為這是「妻職」的內容。而林徽因甚至沒有如楊絳那樣在文章里描寫過這些苦難，因為她還有「公眾形象」的限制、名媛怎麼可以縫衣服做飯、或者抱怨勞動分工呢？要在幾十年後費慰梅披露的林徽因通信中，我們才知道，即使是林徽因也會受困於不公平的勞動分工，而她囿於愛情神話和雙方的學術形象，甚至無法談論和書寫這些不公。 網路圖片 或許，許廣平和林徽因都沒有覺得不公。當時，能與自己情投意合的對象結合，已是天大的公平。社會提出自由戀愛，卻並沒有為女性的自由提供保障。蕭紅遭遇的愛情悲劇、家庭暴力、身體摧殘就是一個典型，而富有批判精神和善於書寫的蕭紅限於時代的局限，並沒有分辨出是什麼給她帶來了傷害。在當時人的眼中，蕭紅是自由的啊！她逃離封建家庭、選擇自己的愛人，她工作和發表，得到了男人的愛慕尊重和支持。蕭紅也不知道，除了口號中的「自由」，還需要生活中的自由。而生活的自由是由經濟獨立、勞動分工決定的。蕭紅一生都窮困，她沒有林徽因和楊絳的條件將家庭勞動轉嫁於更底層女性，她只能又承擔家庭勞動、又承擔社會勞動。所以，當她脫離「妻職」遠赴日本，過著清貧的生活，只需要生存和寫作的時候，她都認為已經是黃金時代了，因為她終於是一個獨立的人。 戳穿才子佳人的神話，描述知識女性在家庭分工中遭遇的不公，和批判這份不公被社會忽視的中文寫作，竟然要誕生在100年以後。到2024年，陳朗為她的丈夫寫的悼亡文，以自己和丈夫作為研究對象，反思和批判資本主義時代的家庭分工暗含的男女不平等。陳朗痛苦的，嗟嘆的是，這種不平等，不是理論中的女權主義和現實中的真摯愛情可以彌補的。 令人傷感的，也令人感動的是，陳朗是心甘情願與丈夫一起步入了這段必然不公的婚姻生活。雙方是情投意合的文科學者，陳朗卻需要放棄自己在香港的教職，隻身來到安娜堡，以期實現家庭團聚。設身處地想，宗教研究的學者那麼難得到一個教職，陳朗甚至願意放棄已經有依託的事業，為了愛情來成全家庭，她的犧牲，可能也只有文科博士才知道有多大。 Wendy Brown說不公平的家庭分工除了家庭勞動，還有同工不同酬給女性帶來的事業上的局限，以及人類社會習以為常的女性家庭成員的情感付出。知識女性的大腦，除了知識生產，生育和家庭勞動，還有很多精力花在了情感支持上。對丈夫生活和事業壓力的理解、傾聽、建議和分擔，消耗情感、時間和心力；對家庭的管理，比如有沒有廁紙和有沒有地方囤Costco賣的海量廁紙，也是需要見縫插針思考的瑣碎問題。孩子的教育，身體發展，與孩子同學老師學校的關係維護，莫不需要時間精力和金錢。而這些，丈夫從來都不需要參與，有的丈夫不會，有的丈夫做不好，有的丈夫說「這麼些小事你就做了吧？怎麼這麼計較？」但卻少有丈夫花時間學習和做好這些小事。 陳朗悼亡文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她剋制冷靜地描繪了她選擇了愛情以後，需要承擔的具體的生活。以我的經驗，這甚至包括了一周可以吃幾次牛羊肉，在哪裡加油最便宜，暖氣開到多少度賬單不會爆炸。誰做飯，誰洗衣，誰掃地，和這些相比，都太不值一提了。這就是北美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日常。 哪怕是情投意合的愛情，在不公平的社會家庭結構中，帶給女方的是俗世生活，而男方則可以兩袖清風地投入到對理論的解析與建構，對歷史和社會的參與。陳朗和她的女權主義者丈夫都知道這種不公，可是在相愛的兩人面對困難時，不會計較誰在付出，而陳朗自己都覺得她更珍惜丈夫的才華、丈夫也欣然接受妻子的支持，於是，他們的夫妻關係，就變成了他們批判的對象。 人們只看到富足的精神生活帶給男性的光環，而忽略光環背後女性的滿面塵灰。這個裡子和面子之間巨大的落差，就是陳朗冷笑的，控訴的對象。她愛具體的人，可是，歷史性社會性與經濟性的結構bug讓她不得不穿上給「妻子」的枷鎖。 陳朗的文章用這些雞毛蒜皮的具體表現了夫妻愛情的深情和深情也無法抵消的不公。她不怕戳穿愛情神話，而是相信真相也無損「佳話」。從許廣平到陳朗，一百多年過去了，女性知識分子要為愛情和婚姻付出什麼，終於有人說，說清楚了。可是還會有人用她的犧牲來烘托逝者的形象，或者譴責她不為逝者諱。這也證明了陳朗文章的可貴。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河邊的貓貓
這是我在去年封城結束之後給喜愛的播客《無業游民》寫的一封信，本來想錄成「開小差」給他們播的，但可惜節目也停更很久了。放在這裡，姑且作為備份。 今年八月的時候還在香港見了見振宇，看到他和阿彬的近況，也知道他們雜事煩身，每個人都在生活里飄飄蕩蕩。希望大家之後的生活平安順利。 你們好啊！ 我是木南，我在上海。 今天的開小差我想錄成寫信的模式，這樣就像和朋友在聊天。對於這段時間被封控在家的很多人來說，能見到朋友，和朋友聚聚，是生活中最大的奢望。 有一次做飯的時候，我回聽了你們聊香港的那一期。這期節目我之前聽過很多次，也會推薦給朋友聽，是《無業游民》的節目里我最喜歡的幾期之一。每次回聽都有點感動。音頻的好處就是某個時刻真實的情緒能夠被保留下來。這一期節目里你們深夜喝酒閑聊，窗外是香港的夜景——那種朋友聚在一起自在的場景，現在的我太想擁有了。 上海的事，你們大概也知道一些。我先說說隔離期間的事吧。我們小區從三月中旬就開始封控。一開始說是封兩天，接著又是兩天，然後就開始了無限的循環。下樓做核酸時，我問居委的人接下來是什麼安排，他們都穿著防護服，其實我也不知道對方是什麼身份，他說要等通知。那個時候也沒想到，「等通知」成了我們後面天天要面對的事，好像確實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大概是三月二十四日，我們小區暫時「清零」，解封了，大家可以憑藉一張臨時出入證進出小區，去買買東西什麼的。但街面上大多數的店鋪都關著門，並不提供堂食，所以即便出去了，也沒什麼地方可去。那幾天，我還走到了日常去的南京西路的大光明電影院，大門上貼著封條。如果沒有這次疫情爆發的話，這裡應該有「德國電影大師展」的放映活動，現在也沒希望了。南京東路以前繁忙的街道，現在空空蕩蕩。 這段時間，其實信息比較亂，大家每天都在傳各種謠言，一開始還半信半疑，後來一件件事證明，能謠傳的事，十之八九有原因。感染人數還在上升，只是大家比較樂觀。官方也在安慰大家，不會有「封城」這樣的大動作，畢竟這麼大個城市，那麼多人需要活下去，封城的後果很嚴重…… 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出了新方案，先封浦東，再封浦西，被大家戲稱「鴛鴦鍋」。住在浦東的人比較慘，連買菜的時間都沒給多少，浦西留了四天，讓大家準備準備。聽到這個新聞，我也想著去超市買點什麼，結果每個超市裡都是人，其實貨架上已經沒什麼東西了，就連樓下的小菜攤都被搶購一空，我只買到一板雞蛋和幾個蔫了吧唧的土豆。 四月一日開始，上海開始全城封控。太陽說她在香港看到「全城熱映」時感覺到了這個城市的存在，那我就是在「全城封控」這一刻感覺到了這個城市的存在。那個時候官方的說法是，四月五號會解封。 封城的前一天傍晚，我下樓扔了個垃圾，然後走出小區繞著附近的街區轉了一圈。街面上所有的店鋪都已經關門了，門上貼著封條，有些封條上還樂觀地寫著四月五日解封。更多的沒有寫任何日期，可能是倉促間貼上去的。現在想起來，這大概是種預兆，只是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那天傍晚，上海突然降溫，落著小雨，街上也沒什麼行人，路邊堆著垃圾，整個街道看起來很是凄涼，也可能有我的心理作用。 接著就進入了真正封控的階段，上一輪封控的時候，我們還能下樓轉轉，小區里還放進來一個菜攤，所以吃吃喝喝什麼都沒太發愁。這一次就加了碼，不能下樓，任何東西都進不來。我看著冰箱著實發了一會愁。 封控期間，家裡就我們兩個人和一隻小貓。每天也會處理一些工作的事，但沒什麼太高的效率，經常會被各種消息帶來的負面情緒衝擊到。 我倆本來已經很少在家做飯了，幸好之前偶爾做過幾次，家裡還囤了一些常用物資，米、面、油都有一些。一開始我想著自己正好可以做飯練練手。物資雖然短缺，但社區會發一些菜，挺過開始那段時間後，小區的團購也開始了，蔬菜基本都還能滿足。 只是真正做起飯來，發現自己有點崩潰：一個是家裡空間實在有限，囤積的很多東西，用不了幾天就會腐爛，我經常不得不把辛辛苦苦團來的爛菜扔掉，心疼半天；另一個，會做的種類慢慢就枯竭了，想做的你未必有菜，而有些社區發下來的菜，又實在不愛吃，只是不吃又會爛。我太討厭這種沒有選擇的感覺了，所有人被迫吃一樣的菜，按一樣的節奏生活。每次打開冰箱，我都有點絕望：為什麼要過這樣的生活？為什麼？ 窗前的那棵樹，小區被封的時候還是半枯的狀態，現在已經是深綠色了。加上小區里人的動靜少了，鳥叫聲特別清晰，好幾次我凌晨四五點醒來，天還沒完全亮，就能聽到鳥在叫，吵到我睡不著。 我經常會趁著扔垃圾的一點時間，在外面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當然也是戴著口罩，不太敢摘下來，但說實話，我的視線之內，其實沒有任何人，只是心裡有種畏懼。那點兒新鮮的空氣，要透過口罩才能進來，覺得自己很滑稽，口罩好像長在了身上。 這種畏懼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每天看到的都是各種荒唐的事和求助的消息，心理上難免會很緊張，實在不敢想像如果是自己感染之後，會不會也落到和他們一樣的處境。我自己家裡還有一隻貓。封控期間，養寵物的家庭大概是最擔心的。新聞上那些「清理」貓的事，估計你們也看了不少，這些消息對於養貓的人來說都是噩夢，不敢想像，要是自己被隔離，把貓丟在家裡會出什麼事。 楠比我還緊張，她跟我說，我們倆只能有一個人離開家，家裡必須留一個人，萬一誰被隔離了，還能留一個人「抵抗」。說起來跟笑話似的，但這就是我倆那段時間的真實心態。其實真要出現了那種情況，我們能有什麼「抵抗「？無力感每天都罩著自己。 我還主動在小區里建了個寵物互助小群，希望有大家有事的時候，可以彼此有個照應。剛建好群，就有人向我求助，他和女朋友感染了，要被拉去方艙，家裡的小貓沒人照顧。我猶豫了半天，畢竟自己家裡還有一隻，也不知道會不會有接觸感染的風險。我自己其實無所謂，主要是擔心一旦感染了，還要再想辦法安置貓，是個想想就犯怵的事。 後來我覺得做好消毒，感染的風險應該還是蠻低的，將心比心，這種時候不幫一把，養貓的人得多絕望，於是就答應了下來，偷偷摸摸把貓接了過來，一隻很可愛的母貓，一點也不怕生，進家就大大咧咧躺了下來，它估計還不知道自己的主人遇到了什麼樣的事，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發生什麼。 這事我沒敢在樓里聲張，事後證明是對的，樓里有些老人家非常謹慎，這種稍微帶點風險的事，一旦讓他們知道了，肯定要鬧起來了，我倆就解釋不清了。 也是奇怪，這隻貓到家裡以後，我每天醒來都覺得嗓子發乾，臉發熱，測了測體溫，只是稍微高一點，做了幾次核酸，也都很正常。放在平時，可能根本不當回事，但在這個節骨眼上，這種狀況就容易讓人疑神疑鬼。我還在線上找醫生諮詢了一下，醫生說應該沒事，不要自己嚇唬自己。後來想想，可能是我對小貓的毛有點過敏。或者，壓根就是我自己心理上的問題，現在這種人人自危的情況，大家很容易放大自己身體上的一些小問題。 養了大概十天左右，貓的主人從方艙隔離回來了，把貓貓接了回去。我問了問他倆方艙的情況，可能也是因為是年輕人，適應能力很強，他倆說還好，就是睡覺的時候，方艙里會一直開著大燈，睡眠不好的人可能會有影響。他倆身體抵抗力也比較好，大概七八天的時候就已經轉陰了，又觀察了一段時間，才被送回來。 但我也聽過另一些方艙里的情況，有些就非常慘。人的世界真的是彼此隔離的，即便經歷同樣一件事，最後的感知也會完全不同。我只說個簡單的事，我們小區每次運走陽性的感染者，都是半夜，十一二點的時候，大巴車停在小區門口，然後大家拖著行李，沉默地上車，目的地不明。這一點換我可能就受不了。 整體而言，我們這個小區沒出大問題，物資也沒有太缺。大家鬧過幾次，但也沒激起什麼波瀾。有一次，大家抗議小區不公開感染的情況，在群里呼籲，如果居委再不作為，我們就不下樓做核酸。於是，等樓下通知做核酸的大喇叭響起的時候，大家集體在窗口喊「抵制核酸」，只是喊了幾圈，響應者寥寥，大多數人還是老老實實下去核酸了，畢竟不做核酸，可能會有一些更現實的麻煩。 說起來，這次疫情對上海基層組織的考驗還是非常大的。這一點，可能上海和別的地方不太一樣。遠在民國時期，上海的基層人口結構就非常複雜，畢竟作為一個商業城市，流動人口實在太多了，里弄里住的人背景都很複雜。這一點上海和香港應該蠻像的。哪怕經過了建國後非常大的一個基層結構的重新梳理，比起別的地方來，上海在居委這個層面的功能還是相對比較弱。所以，這一次出現了這麼多的問題，很多就出在基層的應對上。當然還有其他層面的很多混亂和失序。一個依賴發達的市場機制運轉的城市，突然被卡住了所有的通道，帶來的後果真的是災難性的。 說到這裡，我想起另一件事。 我們這個小區臨河，有一次，河上突然漂來一具屍體，應該是從上游慢慢漂下來的。有人把照片發在了小區群里，照片中，有人正在打撈屍體。當時看得我一陣心驚，看到照片的那個瞬間，之前那些有人自殺的新聞就出現在了我的面前。死者不知道是什麼人，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大的事，會選擇輕生。隔離在家，很多人的情緒都會很低落。如果生活上再出現一些難以處理的問題，就會更艱難。之後，我也沒看到有任何新聞報道這個事。當然，「真正的新聞」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是奢侈品了，這個就不多提了。 一個生命就這麼悄無聲息地消失了。後來大家在小區群里說，這已經是第二次看到有屍體漂下來了…… 說這些話，莫名難過，活在這個地方有時候真的覺得大家都好卑微，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如此沉默，默默地活著，默默地承受著，默默地死去。偶爾有想要發出一點聲音的，也會被一層一層的壓力壓下去。想起有一天突然通知大家下樓去做核酸，夜裡八點多，還下著小雨，所有人就如此沉默地站在黑暗中，路燈的光很弱，大家排著隊，一個個過去做完核酸。我自己內心是有種巨大的屈辱感。 這段時間滿眼所見都是讓人心碎和憤怒的事，要想想這些還是能被說出來的，被大家關注到的，那些沒法言說出來的呢？那些沒有任何渠道說話的人呢？ 很多老人家手機都用不好，自然也談不上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了。想起一則新聞，有一個老人家獨居，社區發的物資爛在門口好幾天了，才有人覺得不對勁，打開門時，發現已經去世好幾天了。想想那種臨終的絕望感，就讓人毛骨悚然。 六月一日，上海名義上解封了。哦，據說沒有「封城」，只能說是靜默，現在看起來，「靜默」確實是個更合適的詞，我們不僅身體被「靜默」，嘴巴也被「靜默」，腦子也被「靜默」…… 但這個解封，實際上也不是很徹底，因為大多數地方並沒有開放。飯店不能堂食，電影院沒有開放，公眾場所沒有開放。很多店鋪還得偷偷摸摸開著。我出去走一圈，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進去，只能在大太陽下暴晒著走走。 有一天傍晚有事，我路過長樂路，那裡前段時間因為發現了幾個感染病例，然後一大片都被封了起來，這種封一種實體的、鐵絲網的方式，原本熱鬧的街區，被連續不斷的鐵網圍了起來，觸目驚心。我第一次以一個遊盪在外面的身份，看待關在裡面的人，那種刺痛感，比我之前被關在裡面還難過。因為我第一次看到了這種囚禁的真實感，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以這樣強制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 嘆氣。或許有的人同樣在經歷這些事，但他覺得沒什麼，生活也能得到保障，甚至在這中間獲得了某種正面的東西，也未可知。但對於我自己而言，這段時間的封控實在是打碎了我最後的一點自尊，是那種從內到外被迫低頭去服從的難過。 我有很多同學或朋友，包括我的爸媽也會說，你看上海這個樣子，要不回來吧，小地方，有吃有喝，封了也餓不著。我其實想說，身處這樣一個大環境，其實躲是躲不開的，如果你現在僥倖沒有遇到事，那也真的只是僥倖而已。誰也無法預計，下一塊石頭會落到誰的頭上。 當然，生活是由無窮的細碎構成的，我這裡講的只是日常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還是得做飯、看書、處理自己日常的事……畢竟在這種情況下，儘力維持一個看上去正常的生活也同等重要。 我想起袁一丹老師在一席中講北平淪陷期間普通人的生活，無論外在的世界面臨多大的變動，普通人能做的只是維繫自己的生活，不被外在的巨浪沖毀掉。當那個巨大的歷史陰影在我們生活的上空一點點壓了下來的時候，我們能處理的，或許也只有解決好自己眼前的這點小問題。 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即便清楚地知道現狀，也無能為力。隨著時間的拉長，自己的情緒也在被損耗，最近已經沒什麼大的憤怒了，荒誕成為日常，感受力也開始變鈍。如果有一天這一切都過去了，還有人會記得這段時間發生的這些事嗎？那些本來很日常的生活被完全打碎的感覺會在記憶里留下多少？ 這估計是開小差有史以來負面情緒最多的一期了吧。每個人都迫切地需要恢復到一種正常的狀態里去，過去的一切很快就會被淹沒掉，既然不能解決，不如跨過去，大概是我們很多人最實際的想法，也希望我們能跨得過去。 最後，祝願大家都平安，疫情過後，多去擁抱一下自己的朋友。 文章來源：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