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我作一详细介绍。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由于此时的蒋正华已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算是国家领导人，找他采访很困难。于是，我找到了蒋正华就这个问题发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后来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复印件，也是这组数据。）二是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 上以《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为题的文章中的数据。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上的数据，李成瑞对我说，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列出三组数字列表如下： 表格 表格 蒋正华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人，约1700万人。 读者可能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国外学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万人仅少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万人高出662万人）。 我不知道6602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年死亡总数8626万人减去4685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万人；则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万人。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万人。 蒋正华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三次，其结果如下： 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为2188.67万人。 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万人（1958年为377.1万人，1959年为674.7万人，1960年为883万人，1961年为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万人（1958年为204万，1959年为317.2万，1960年为1124.7万，1961年为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万人（1958年为359.1万，1959年为568.1万，1960年为875.1万，1961年为1066.2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万人。 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万人（1958年173.1万，1958年620.1万，1960年830.8万，1961年455.2万，1962年30.8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3500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借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1700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格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算，却增加622万人，两者差额为757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分析，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增长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249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1486万人。这就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677万人。1960年和1961年共减少2163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1348万人多减少815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815万人调整到1960年和1961年两年里。即将1960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1000万调为1500万，1961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调整为663万。见表23-13。 表格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万人，1960年1389.3万人，1961年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万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万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万人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5721.3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为78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为2343万人，总死亡人数5721.3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3367.9万人。即三年饿死3378.3万人。 其实，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万人扣除2174.7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年的死亡率应为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25.43‰。44.33‰这个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38.8‰，更高于蒋正华的31.25‰（《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万到3500万之间，他们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据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我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例如，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数在1200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797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226万）。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 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3600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1958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17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 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只有297亿美元。1961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74亿斤。1996年才突破1万亿斤，以后一直在1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30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1957年10月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亿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130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5303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亿人，即每2.65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万亩，比解放后8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29.3%。 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80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1958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51.2%，三种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28.8%，中小农具减少了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40%左右。 1959-1961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和1961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详见表24-1。 表格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未完待续）
你的轮椅被卡住过吗？ 各位老司机，一起聊聊我们的“卡门”（qiǎ mén）时刻吧。 1通道过窄或空间太逼仄，导致轮椅无法通过的情况？ 沐夏： 我有一次和爸妈出去逛，有一段路上的石墩子巨窄，轮椅通过时要是稍微有一点偏差就是撞上了。 还有我们小区有一个超陡的坡，我每次上去都担心会仰过去，全靠自己过硬的驾驶技术。 刺猬： 如图，这是2个又窄又陡的坡道，只能通过一个人。 网络图片 树上的小鸟： 区图书馆无障碍通道前面有根大柱子，当时看到这跟大柱子时，我心里是发毛的，当时正好里面的工作人员看见我，我示意他帮忙推一下，才得以擦着边进去。 网络图片 图为当时图书馆门口的情景：无障碍坡道的出口处，即图书馆的门口有一根柱子。 还有一次，商业街出入口被乱停的电动单车挡住了一部分，我只好用轮椅暴力推开它们。 胜小哥： 我遇到过中间横着树的人行道。人行道已经不太宽了，中间还要竖一块广告牌或一棵树，导致轮椅根本没办法通过。 网络图片 图为人行道中间的树。这对轮椅来说是一种困扰，轮椅使用者如果要通过，通常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 Sunny： 我住的小区电梯空间比较逼仄，电动轮椅掉头旋转很困难，楼道大门有个四厘米左右的门槛，轮椅很难跨越过去。 我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物业主任，对方答应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给解决，我已经想好了，我自己花钱购买坡道解决。 网络图片 图为室内上坡垫。如果小区物业不给解决轮椅出行的困难，那么Sunny就打算自掏腰包购买室内上坡垫。 卡文： 这是我们楼前的通道示意图。 那个靠外的通道比较宽，但常年有电动车堆砌，我平时只能从靠里的那个通道进出，可是该通道门口有个比较大的台阶，总卡轮，而且门里的通道也比较窄。 网络图片 李不知： 一些大商场外围的大石墩子的间距刚好把我挡住，能进去的地方偏偏又有好多电动车在那挡着，有时绕了一大圈儿，最后发现根本没地方可以进去。 还有那种奇葩的情况：有些公共厕所是有斜坡的，但是，它们的门往往是朝外开的，而且中间的休息平台也不够轮椅转身； 还是那种安置房或者比较老旧的公寓房的楼道和门，包括房间里面的门，都非常的窄，轮椅甚至根本进不去； 有的小区还有那种带闭门器的门，你拉开之后它会自动弹回去； 一些地方它虽然的确设置了斜坡，但是那些斜坡的坡度往往太陡，或者斜坡只有一面有扶手，非常不安全。 龚祖行： 我现在在南宁，万达茂之类的商场基本上都有栏杆，他们的借口是为了防止其他电动车进入，他们宁愿让五六个大汉扛我过去也不愿意开门。作为轮椅人来说真是无可奈何，我多次去12345投诉，但基本上都是被踢皮球。 站在商城之类的管理方的角度来说，设立栏杆也许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但对于残障群体来说，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困难重重、无路可走。 这在全国各个地方似乎都是无解的难题啊。 网络图片 图为商场外面排列密集，导致轮椅无法通过的石墩子。 2 说说是什么导致你被卡住？开关速度过快？缺乏信息提示？ 吱吱吱： 高铁站的电梯往往会进来很多人，几乎每次都是人家已经出电梯了，我因为轮椅没来得及出去门就关了，又坐一趟。 李不知： 有一次一扇自动玻璃门关到一半儿被我撞到，导致扫脸的机器坏了。 如果电梯门口太小，我必须沿着绝对直线退出来，否则稍微偏一点就要撞上。 浩轩帝薇： 我觉得旋转门很困扰我，这种门需要一只手推着才能动。你知道的，咱们双手推轮椅的这种时候就很困难。 网络图片 图为上海和平饭店的旋转门。此处因电视剧《繁花》的热播而成了网红打卡地。旋转门是复古时髦、纸醉金迷的象征，但对于轮椅人来说，它却属于通行障碍。《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规定，无障碍通道上禁止设置旋转门。 沐夏： 我们小区住宅楼电梯门开门时间特别短，我觉得可能还不到十秒，我每次进出电梯的时候都特别着急，被夹的次数也不少，真的很好奇业主群就没人反馈吗？ 如果能有开关门提示音或者语音提示，我就能判断什么时候该进去或者出来了。 我还想吐槽我小区的单元门，老实说，它的门槛其实也就一点点高，但是走廊里铺的地砖特别滑。 运气好的时候，轮椅调到高档能冲出去，但如果后轮一直打滑，就需要有人来帮我抬一下前轮，我才能出去。 而且单元门特别重，每次出去我都必须与家人同行或者让同单元的人帮忙开门，这大大降低了我独立出行的能力。 装聋作雅： 我经常遇到“卡门”情况的地方是我们学校的通识楼。 我们所有的教学楼进出都需要刷卡，不过除了通识楼外都是有感应门的，所以基本上我进出其他教学楼时没什么问题，唯独进出通识楼有障碍。 通识楼建的很早，它的门是那种需要你自己开，而且松手就会立马弹回去那种，阻力超大，所以每次我去通识楼就很困难，我也很讨厌去那上课，但是偏偏我们人文学院都是在通识楼上课，好在经过很久的练习，我终于学会了一点开门的诀窍，我也尽量凑学生多的时间去然后可以蹭开门。 之前有和一个老师聊起过，她在德国留学过并且担任过教授，她就提到德国那边就是只要刷一下卡，门就会自动打开，残疾人进出很方便。 还有宿舍楼，有部分宿舍楼的闸机很窄，我进不去，每次都需要宿管阿姨开门，但是同期的男生宿舍和后建的女生宿舍都是有为轮椅学生建的宽闸机。第一期的女生宿舍就没有。 条件所限，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门都拆了重装。 网络图片 3 其他“卡门”的情形？ 李伟健： 快递柜，放得太高的包裹，我只能等别人取快递的时候，请人帮忙。 胜小哥： 其他困住我的还有短途公交系统和无障碍厕所。 吱吱吱： 铁栅栏，中间还留个空，轮椅进去直接卡住。 Sunny： 我这里所有商铺饭店都有台阶，根本上不去，需要人陪。 Yan： 据我了解，一些视障者会对没有盲文标识和语音播报的电梯感到困扰。 如果一些地铁车厢缺乏开门方向的有效提示，那么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困扰。 网络图片 图为地铁车厢里的开门方向提示屏。在通勤高峰时段，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块提示屏，必须竖起耳朵仔细听语音播报，但有时语音播报音量较轻，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而且不是所有的车厢都有开门方向的提示屏。 网络图片 4 对于“卡门”问题，残障者的需求和期待是？ 李不知： 更大，更宽，更平坦。 kindle： 严格执行国标。 胜小哥： 我期待相关单位在新建或改建建筑物和公共设施时，能多听取各方的意见，完善无障碍。 刺猬： 希望无障碍设施建设能越来越好，要更多的人关注起来，不要把障碍人士忽略掉。 龚祖行： 其实无障碍都是有国家标准的，问题是执行起来往往按照施工单位理解的打折又打折。 很无奈的，有时候我们闹得凶了，一些相关的责任人就会出来搬出借口让我们多理解。 Sunny： 障碍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咱们自身的障碍，一个是外界环境无障碍设施不健全造成的障碍。 浩轩帝薇： 期待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需求，即使是有台阶或者门槛的，最好是有提示牌，或者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去，不能让我们反复失望，这很大程度上会打击咱们出行的积极性。 沐夏： 我希望能有一些多元的措施保障轮椅人出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少数派说
今冬，北美文科学界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一位青年学者的不幸离世。传说中，这位社科学者才华横溢、壮志未酬，天不假年。这样的悲剧牵动了每一个清贫的、充满激情与压力的、有才华或者平庸的文科学人的心。在缅怀声中，大家都只用一些宏大的语词来描绘这位逝者，关于他的才情、关于他研究的现代性、国家、革命，关于他作为师友的情义。这是在中国文学或者文化史上常见的，对一个男性知识分子的描绘。顺带着，也会有更私人的回忆，讲述他拥有一个多么美好聪慧的妻子，他们的爱情纯粹而忘我，以此作为旁证，烘托逝者的形象。 做男性学者的妻子，常常只能以此方式出现。从许广平，到这位学者的妻子陈朗，学人的妻子无一例外都只是“美谈”中的佳人，存在于传说中。他们著名的伴侣，浪漫的爱情，还有文学与爱情的遗产，以及“为逝者讳”的传统，都把她们缩小为一个贤妻的符号。在这些“宏大”概念的阴影下，即使她们具有过人的书写或叙述的能力，也不能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 后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许广平与鲁迅的师生恋；文艺男女青年羡慕的是杨绛和钱钟书志趣相投的爱情。我们现在更多嗟叹的，是林徽因被人当作女神崇拜的一生。以及，陈朗和她逝去的丈夫那感人的爱情。 爱情、婚姻、事业还有这些女性的著名伴侣为文学史、社会史、建筑史作出的贡献，都是锁定她们身份的宏大结构。一方面，这是她们愿意为之贡献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这些宏大的目标却是需要具体的劳动来实现的。而在现实中，具体的劳动常常是由这些女性承担，因为那是“贤妻”角色暗含的责任，也是她们为了争取自由恋爱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这份代价男人完全不需要负。 这就是历史性的不合理。当知识女性需要与情投意合的知识男性结合时，知识女性就默认了自己将承担具体的生活，而男人则负责实现宏大的理想。可是，男人和女人组建家庭时，却全是具体的生活，比如做饭，洗衣、生育和经济管理。这些原本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却因为父权制传统，即使是现在，也不由分说地落到女性身上。从传统父权家庭走出的知识女性，为了现代家庭，又步入了依然男权的家庭劳动分工中，而她们必须为了自由恋爱欣然领命。 网络图片 许广平在结婚以前也在大学任教，她是国民党党员，“国共合作”期间是与邓颖超对接的妇女干部。结婚以后，鲁迅却要求她不出门工作。为了不浪费她的才华，鲁迅为她想的办法是教她日文，这样，她可以在家以翻译工作作为自我实现的办法，哪怕许广平更感兴趣的是积极参与人群的社会工作。鲁迅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差，他们有一个厨子，一个帮佣处理家务。所以，家庭劳动分工已经转嫁给经济社会条件更低的劳动妇女时，许广平依然无法将自己从“妻职”中解放出来。须知，鲁迅算是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他知道问“娜拉走后怎么办”，他也知道女性的天性是母性和女儿性，妻性是不存在的。然而，不能处理账单和家务的鲁迅，依然没有想过自己去学习做家务，而是选择将许广平囚在家中。丈夫可以去内山书店谈笑风生，而管理厨子帮佣和账单的事，难道不正该妻子做吗？按鲁迅的话说，你工作一个月赚的钱，我多写两篇文章就补贴了。许广平觉得还很体贴。 网络图片 杨绛和钱钟书的原生家庭都是有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知识分子，杨绛可是在胡适庚款留学的时代，靠家庭自费去的英国。抗战以前不曾为家事操心过的她，抗战中要学会生煤炉，还要现学做饭补衣，这些，她的灵魂伴侣钱钟书都不曾考虑过要一起分担。钱钟书比鲁迅进步的地方是，他愿意忍受生活质量的降级，支持杨绛写剧本工作。 网络图片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父亲都是学阀和社会贤达，他们不仅自费留美，而且结婚礼物是环游世界。抗战前林徽因唯一吃过的苦不外乎就是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而这是她的学术热情所在。经济上，张学良的东北大学是高薪将二人聘请回国，所以林徽因家的劳动分工比许广平和杨绛的更充分的转嫁到了底层劳动妇女身上。抗战中，林徽因一边患病，一边学术写作一边补衣服和做饭，深爱女神的梁思成也并未考虑帮她分担，因为这是“妻职”的内容。而林徽因甚至没有如杨绛那样在文章里描写过这些苦难，因为她还有“公众形象”的限制、名媛怎么可以缝衣服做饭、或者抱怨劳动分工呢？要在几十年后费慰梅披露的林徽因通信中，我们才知道，即使是林徽因也会受困于不公平的劳动分工，而她囿于爱情神话和双方的学术形象，甚至无法谈论和书写这些不公。 网络图片 或许，许广平和林徽因都没有觉得不公。当时，能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对象结合，已是天大的公平。社会提出自由恋爱，却并没有为女性的自由提供保障。萧红遭遇的爱情悲剧、家庭暴力、身体摧残就是一个典型，而富有批判精神和善于书写的萧红限于时代的局限，并没有分辨出是什么给她带来了伤害。在当时人的眼中，萧红是自由的啊！她逃离封建家庭、选择自己的爱人，她工作和发表，得到了男人的爱慕尊重和支持。萧红也不知道，除了口号中的“自由”，还需要生活中的自由。而生活的自由是由经济独立、劳动分工决定的。萧红一生都穷困，她没有林徽因和杨绛的条件将家庭劳动转嫁于更底层女性，她只能又承担家庭劳动、又承担社会劳动。所以，当她脱离“妻职”远赴日本，过着清贫的生活，只需要生存和写作的时候，她都认为已经是黄金时代了，因为她终于是一个独立的人。 戳穿才子佳人的神话，描述知识女性在家庭分工中遭遇的不公，和批判这份不公被社会忽视的中文写作，竟然要诞生在100年以后。到2024年，陈朗为她的丈夫写的悼亡文，以自己和丈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分工暗含的男女不平等。陈朗痛苦的，嗟叹的是，这种不平等，不是理论中的女权主义和现实中的真挚爱情可以弥补的。 令人伤感的，也令人感动的是，陈朗是心甘情愿与丈夫一起步入了这段必然不公的婚姻生活。双方是情投意合的文科学者，陈朗却需要放弃自己在香港的教职，只身来到安娜堡，以期实现家庭团聚。设身处地想，宗教研究的学者那么难得到一个教职，陈朗甚至愿意放弃已经有依托的事业，为了爱情来成全家庭，她的牺牲，可能也只有文科博士才知道有多大。 Wendy Brown说不公平的家庭分工除了家庭劳动，还有同工不同酬给女性带来的事业上的局限，以及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女性家庭成员的情感付出。知识女性的大脑，除了知识生产，生育和家庭劳动，还有很多精力花在了情感支持上。对丈夫生活和事业压力的理解、倾听、建议和分担，消耗情感、时间和心力；对家庭的管理，比如有没有厕纸和有没有地方囤Costco卖的海量厕纸，也是需要见缝插针思考的琐碎问题。孩子的教育，身体发展，与孩子同学老师学校的关系维护，莫不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而这些，丈夫从来都不需要参与，有的丈夫不会，有的丈夫做不好，有的丈夫说“这么些小事你就做了吧？怎么这么计较？”但却少有丈夫花时间学习和做好这些小事。 陈朗悼亡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克制冷静地描绘了她选择了爱情以后，需要承担的具体的生活。以我的经验，这甚至包括了一周可以吃几次牛羊肉，在哪里加油最便宜，暖气开到多少度账单不会爆炸。谁做饭，谁洗衣，谁扫地，和这些相比，都太不值一提了。这就是北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 哪怕是情投意合的爱情，在不公平的社会家庭结构中，带给女方的是俗世生活，而男方则可以两袖清风地投入到对理论的解析与建构，对历史和社会的参与。陈朗和她的女权主义者丈夫都知道这种不公，可是在相爱的两人面对困难时，不会计较谁在付出，而陈朗自己都觉得她更珍惜丈夫的才华、丈夫也欣然接受妻子的支持，于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变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 人们只看到富足的精神生活带给男性的光环，而忽略光环背后女性的满面尘灰。这个里子和面子之间巨大的落差，就是陈朗冷笑的，控诉的对象。她爱具体的人，可是，历史性社会性与经济性的结构bug让她不得不穿上给“妻子”的枷锁。 陈朗的文章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具体表现了夫妻爱情的深情和深情也无法抵消的不公。她不怕戳穿爱情神话，而是相信真相也无损“佳话”。从许广平到陈朗，一百多年过去了，女性知识分子要为爱情和婚姻付出什么，终于有人说，说清楚了。可是还会有人用她的牺牲来烘托逝者的形象，或者谴责她不为逝者讳。这也证明了陈朗文章的可贵。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河边的猫猫
这是我在去年封城结束之后给喜爱的播客《无业游民》写的一封信，本来想录成“开小差”给他们播的，但可惜节目也停更很久了。放在这里，姑且作为备份。 今年八月的时候还在香港见了见振宇，看到他和阿彬的近况，也知道他们杂事烦身，每个人都在生活里飘飘荡荡。希望大家之后的生活平安顺利。 你们好啊！ 我是木南，我在上海。 今天的开小差我想录成写信的模式，这样就像和朋友在聊天。对于这段时间被封控在家的很多人来说，能见到朋友，和朋友聚聚，是生活中最大的奢望。 有一次做饭的时候，我回听了你们聊香港的那一期。这期节目我之前听过很多次，也会推荐给朋友听，是《无业游民》的节目里我最喜欢的几期之一。每次回听都有点感动。音频的好处就是某个时刻真实的情绪能够被保留下来。这一期节目里你们深夜喝酒闲聊，窗外是香港的夜景——那种朋友聚在一起自在的场景，现在的我太想拥有了。 上海的事，你们大概也知道一些。我先说说隔离期间的事吧。我们小区从三月中旬就开始封控。一开始说是封两天，接着又是两天，然后就开始了无限的循环。下楼做核酸时，我问居委的人接下来是什么安排，他们都穿着防护服，其实我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他说要等通知。那个时候也没想到，“等通知”成了我们后面天天要面对的事，好像确实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概是三月二十四日，我们小区暂时“清零”，解封了，大家可以凭借一张临时出入证进出小区，去买买东西什么的。但街面上大多数的店铺都关着门，并不提供堂食，所以即便出去了，也没什么地方可去。那几天，我还走到了日常去的南京西路的大光明电影院，大门上贴着封条。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爆发的话，这里应该有“德国电影大师展”的放映活动，现在也没希望了。南京东路以前繁忙的街道，现在空空荡荡。 这段时间，其实信息比较乱，大家每天都在传各种谣言，一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一件件事证明，能谣传的事，十之八九有原因。感染人数还在上升，只是大家比较乐观。官方也在安慰大家，不会有“封城”这样的大动作，毕竟这么大个城市，那么多人需要活下去，封城的后果很严重…… 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出了新方案，先封浦东，再封浦西，被大家戏称“鸳鸯锅”。住在浦东的人比较惨，连买菜的时间都没给多少，浦西留了四天，让大家准备准备。听到这个新闻，我也想着去超市买点什么，结果每个超市里都是人，其实货架上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就连楼下的小菜摊都被抢购一空，我只买到一板鸡蛋和几个蔫了吧唧的土豆。 四月一日开始，上海开始全城封控。太阳说她在香港看到“全城热映”时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存在，那我就是在“全城封控”这一刻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存在。那个时候官方的说法是，四月五号会解封。 封城的前一天傍晚，我下楼扔了个垃圾，然后走出小区绕着附近的街区转了一圈。街面上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门上贴着封条，有些封条上还乐观地写着四月五日解封。更多的没有写任何日期，可能是仓促间贴上去的。现在想起来，这大概是种预兆，只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那天傍晚，上海突然降温，落着小雨，街上也没什么行人，路边堆着垃圾，整个街道看起来很是凄凉，也可能有我的心理作用。 接着就进入了真正封控的阶段，上一轮封控的时候，我们还能下楼转转，小区里还放进来一个菜摊，所以吃吃喝喝什么都没太发愁。这一次就加了码，不能下楼，任何东西都进不来。我看着冰箱着实发了一会愁。 封控期间，家里就我们两个人和一只小猫。每天也会处理一些工作的事，但没什么太高的效率，经常会被各种消息带来的负面情绪冲击到。 我俩本来已经很少在家做饭了，幸好之前偶尔做过几次，家里还囤了一些常用物资，米、面、油都有一些。一开始我想着自己正好可以做饭练练手。物资虽然短缺，但社区会发一些菜，挺过开始那段时间后，小区的团购也开始了，蔬菜基本都还能满足。 只是真正做起饭来，发现自己有点崩溃：一个是家里空间实在有限，囤积的很多东西，用不了几天就会腐烂，我经常不得不把辛辛苦苦团来的烂菜扔掉，心疼半天；另一个，会做的种类慢慢就枯竭了，想做的你未必有菜，而有些社区发下来的菜，又实在不爱吃，只是不吃又会烂。我太讨厌这种没有选择的感觉了，所有人被迫吃一样的菜，按一样的节奏生活。每次打开冰箱，我都有点绝望：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 窗前的那棵树，小区被封的时候还是半枯的状态，现在已经是深绿色了。加上小区里人的动静少了，鸟叫声特别清晰，好几次我凌晨四五点醒来，天还没完全亮，就能听到鸟在叫，吵到我睡不着。 我经常会趁着扔垃圾的一点时间，在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当然也是戴着口罩，不太敢摘下来，但说实话，我的视线之内，其实没有任何人，只是心里有种畏惧。那点儿新鲜的空气，要透过口罩才能进来，觉得自己很滑稽，口罩好像长在了身上。 这种畏惧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每天看到的都是各种荒唐的事和求助的消息，心理上难免会很紧张，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是自己感染之后，会不会也落到和他们一样的处境。我自己家里还有一只猫。封控期间，养宠物的家庭大概是最担心的。新闻上那些“清理”猫的事，估计你们也看了不少，这些消息对于养猫的人来说都是噩梦，不敢想象，要是自己被隔离，把猫丢在家里会出什么事。 楠比我还紧张，她跟我说，我们俩只能有一个人离开家，家里必须留一个人，万一谁被隔离了，还能留一个人“抵抗”。说起来跟笑话似的，但这就是我俩那段时间的真实心态。其实真要出现了那种情况，我们能有什么“抵抗“？无力感每天都罩着自己。 我还主动在小区里建了个宠物互助小群，希望有大家有事的时候，可以彼此有个照应。刚建好群，就有人向我求助，他和女朋友感染了，要被拉去方舱，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我犹豫了半天，毕竟自己家里还有一只，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接触感染的风险。我自己其实无所谓，主要是担心一旦感染了，还要再想办法安置猫，是个想想就犯怵的事。 后来我觉得做好消毒，感染的风险应该还是蛮低的，将心比心，这种时候不帮一把，养猫的人得多绝望，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偷偷摸摸把猫接了过来，一只很可爱的母猫，一点也不怕生，进家就大大咧咧躺了下来，它估计还不知道自己的主人遇到了什么样的事，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这事我没敢在楼里声张，事后证明是对的，楼里有些老人家非常谨慎，这种稍微带点风险的事，一旦让他们知道了，肯定要闹起来了，我俩就解释不清了。 也是奇怪，这只猫到家里以后，我每天醒来都觉得嗓子发干，脸发热，测了测体温，只是稍微高一点，做了几次核酸，也都很正常。放在平时，可能根本不当回事，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种状况就容易让人疑神疑鬼。我还在线上找医生咨询了一下，医生说应该没事，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后来想想，可能是我对小猫的毛有点过敏。或者，压根就是我自己心理上的问题，现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大家很容易放大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 养了大概十天左右，猫的主人从方舱隔离回来了，把猫猫接了回去。我问了问他俩方舱的情况，可能也是因为是年轻人，适应能力很强，他俩说还好，就是睡觉的时候，方舱里会一直开着大灯，睡眠不好的人可能会有影响。他俩身体抵抗力也比较好，大概七八天的时候就已经转阴了，又观察了一段时间，才被送回来。 但我也听过另一些方舱里的情况，有些就非常惨。人的世界真的是彼此隔离的，即便经历同样一件事，最后的感知也会完全不同。我只说个简单的事，我们小区每次运走阳性的感染者，都是半夜，十一二点的时候，大巴车停在小区门口，然后大家拖着行李，沉默地上车，目的地不明。这一点换我可能就受不了。 整体而言，我们这个小区没出大问题，物资也没有太缺。大家闹过几次，但也没激起什么波澜。有一次，大家抗议小区不公开感染的情况，在群里呼吁，如果居委再不作为，我们就不下楼做核酸。于是，等楼下通知做核酸的大喇叭响起的时候，大家集体在窗口喊“抵制核酸”，只是喊了几圈，响应者寥寥，大多数人还是老老实实下去核酸了，毕竟不做核酸，可能会有一些更现实的麻烦。 说起来，这次疫情对上海基层组织的考验还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可能上海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远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基层人口结构就非常复杂，毕竟作为一个商业城市，流动人口实在太多了，里弄里住的人背景都很复杂。这一点上海和香港应该蛮像的。哪怕经过了建国后非常大的一个基层结构的重新梳理，比起别的地方来，上海在居委这个层面的功能还是相对比较弱。所以，这一次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很多就出在基层的应对上。当然还有其他层面的很多混乱和失序。一个依赖发达的市场机制运转的城市，突然被卡住了所有的通道，带来的后果真的是灾难性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件事。 我们这个小区临河，有一次，河上突然漂来一具尸体，应该是从上游慢慢漂下来的。有人把照片发在了小区群里，照片中，有人正在打捞尸体。当时看得我一阵心惊，看到照片的那个瞬间，之前那些有人自杀的新闻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死者不知道是什么人，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大的事，会选择轻生。隔离在家，很多人的情绪都会很低落。如果生活上再出现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就会更艰难。之后，我也没看到有任何新闻报道这个事。当然，“真正的新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这个就不多提了。 一个生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后来大家在小区群里说，这已经是第二次看到有尸体漂下来了…… 说这些话，莫名难过，活在这个地方有时候真的觉得大家都好卑微，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如此沉默，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承受着，默默地死去。偶尔有想要发出一点声音的，也会被一层一层的压力压下去。想起有一天突然通知大家下楼去做核酸，夜里八点多，还下着小雨，所有人就如此沉默地站在黑暗中，路灯的光很弱，大家排着队，一个个过去做完核酸。我自己内心是有种巨大的屈辱感。 这段时间满眼所见都是让人心碎和愤怒的事，要想想这些还是能被说出来的，被大家关注到的，那些没法言说出来的呢？那些没有任何渠道说话的人呢？ 很多老人家手机都用不好，自然也谈不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想起一则新闻，有一个老人家独居，社区发的物资烂在门口好几天了，才有人觉得不对劲，打开门时，发现已经去世好几天了。想想那种临终的绝望感，就让人毛骨悚然。 六月一日，上海名义上解封了。哦，据说没有“封城”，只能说是静默，现在看起来，“静默”确实是个更合适的词，我们不仅身体被“静默”，嘴巴也被“静默”，脑子也被“静默”…… 但这个解封，实际上也不是很彻底，因为大多数地方并没有开放。饭店不能堂食，电影院没有开放，公众场所没有开放。很多店铺还得偷偷摸摸开着。我出去走一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进去，只能在大太阳下暴晒着走走。 有一天傍晚有事，我路过长乐路，那里前段时间因为发现了几个感染病例，然后一大片都被封了起来，这种封一种实体的、铁丝网的方式，原本热闹的街区，被连续不断的铁网围了起来，触目惊心。我第一次以一个游荡在外面的身份，看待关在里面的人，那种刺痛感，比我之前被关在里面还难过。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囚禁的真实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以这样强制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叹气。或许有的人同样在经历这些事，但他觉得没什么，生活也能得到保障，甚至在这中间获得了某种正面的东西，也未可知。但对于我自己而言，这段时间的封控实在是打碎了我最后的一点自尊，是那种从内到外被迫低头去服从的难过。 我有很多同学或朋友，包括我的爸妈也会说，你看上海这个样子，要不回来吧，小地方，有吃有喝，封了也饿不着。我其实想说，身处这样一个大环境，其实躲是躲不开的，如果你现在侥幸没有遇到事，那也真的只是侥幸而已。谁也无法预计，下一块石头会落到谁的头上。 当然，生活是由无穷的细碎构成的，我这里讲的只是日常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得做饭、看书、处理自己日常的事……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尽力维持一个看上去正常的生活也同等重要。 我想起袁一丹老师在一席中讲北平沦陷期间普通人的生活，无论外在的世界面临多大的变动，普通人能做的只是维系自己的生活，不被外在的巨浪冲毁掉。当那个巨大的历史阴影在我们生活的上空一点点压了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处理的，或许也只有解决好自己眼前的这点小问题。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即便清楚地知道现状，也无能为力。随着时间的拉长，自己的情绪也在被损耗，最近已经没什么大的愤怒了，荒诞成为日常，感受力也开始变钝。如果有一天这一切都过去了，还有人会记得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吗？那些本来很日常的生活被完全打碎的感觉会在记忆里留下多少？ 这估计是开小差有史以来负面情绪最多的一期了吧。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状态里去，过去的一切很快就会被淹没掉，既然不能解决，不如跨过去，大概是我们很多人最实际的想法，也希望我们能跨得过去。 最后，祝愿大家都平安，疫情过后，多去拥抱一下自己的朋友。 文章来源：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