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庄在魯鎮的東邊，本不是大村鎮，不多時便走盡了。 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送灶爆竹一聲聲鈍響，空氣里散滿幽微的火藥香。 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裡浸得通紅。 煮熟的羅漢豆香味在夜氣中瀰漫，不遠處的戲台上唱著熱熱鬧鬧的社戲。 大家是正在這幾天陸陸續續回到未庄的。 不管先前是否真的闊綽過，這次阿Q是開著一輛新轎車進的村，這在第二天就傳遍了未庄。 未庄人過去像逃避瘟疫一般逃避阿Q，現今酒館茶肆、老老少少都談論著他在外頭髮了財。 阿Q首先去了酒館，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往櫃檯上一扔說：「打最好的酒來」。 未庄老例，看見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與其慢也寧敬的，現在雖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為和破夾襖的阿Q有些兩樣了，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顯出一種敬的形態來。 阿Q腰間掛著一個褡褳，沉甸甸的把褲袋墜成了一彎新月。街頭巷尾有人追上叫住他問：「阿Q，你不是給竊賊望風打下手發財的吧？」 他惱得瘡疤通紅，吐一口唾沫，正要溜出一句「我手持鋼鞭將你打」。但畢竟以自己現今的見識，高出未庄人一大截，自然得講究個體面，這唱詞便不再往底下說。 阿Q神神秘秘有些異常，說是在外地的鄉下養豬，三年賺了四五百萬。有人誇讚：「阿Q真能做！」 這話分明是真心，而不是譏笑，阿Q很是受用，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阿Q豆子似的小眼睛閃爍著興奮，說是來擴大養豬規模要賺得更多，然後要在未庄開發「 阿Ｑ翻過的牆」、「阿Ｑ偷蘿蔔地」、「阿Ｑ躲狗的樹」、「阿Ｑ砸過的門」及 「阿Ｑ捏小尼姑臉蛋處」、「阿Ｑ舂米撐船處」等文化舊址。 唾沫飛在正對面的王胡、小D臉上。王胡頭上也有癩瘡疤，總覺得和阿Q平起平坐的，過去捉虱子比阿Q多，咬虱子比阿Q聲音響，現今在賺錢上也不不甘示弱。 王胡說去年在城裡賣黃酒、腐乳、烏乾菜，賺了100多萬，2024年爭取掙到200萬，過兩年也要回未庄開辦一家土特產加工廠。阿Q心裡暗暗罵道：「這毛蟲！」 小D的出現，曾讓阿Q失業。跟小D打了一架，沒分出勝負不說，還白白被大夥看了熱鬧。小D說，在城裡送外賣兩年賺了102萬。阿Q聽出比發跡的意思，只在肚子里罵「禿兒驢……」 趙秀才還是一如既往地「消息靈」，當年到尼姑庵里砸龍牌、偷宣德爐，順便發了一筆革命小財。如今那都不值一提，據說炒股賺了好幾百萬。 有人問：「最近不是炒虧錢了么……」，趙秀才有些漲紅了臉，四下里看了看，像是在尋那根粗大的、可以打人的竹杠。 憋了好一會，趙秀才朗聲說道：「股市永遠是優待樂觀者的，不要被負面情緒壓倒！現在已經很爛，還能壞到哪去？心態放平和點，期待即將到來的大牛市！」 因為將阿Q的舊布衫做了鞋底，吳媽一度後悔不已，以至於生了一場大病。她口述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我與阿Q舂米的日子》，現在已經出了好幾版，光是版稅就分得大幾十萬。 靜修庵的小尼姑呢，將個人生活經歷以講故事形式，搬到了短視頻平台，其中的精品力作《難忘摸臉那一瞬》，一經推出便火遍全網，迅速積累了上千萬粉絲。找上門來合作的商家踏破門檻，一年直播帶貨進賬幾百萬。 鄒七嫂從阿Q處買過一條藍綢裙，在未庄女性中算是最喜歡趕時髦的。這幾年她和女兒在網上專賣綢裙、紗衫和皮背心，因為款式新穎加售後服務好，光是去年就賺了四五十萬，由此載上了未庄人的口碑。 養豬的，賣土產的，送外賣的，炒股的，寫書的，做短視頻的，賣服裝的，眼見著一個個的未庄人，都發跡起來了，且都有值得期待的未來，整個未庄有了樂觀向上的氛圍。 從海外回國考察投資環境的假洋鬼子，手中捏的那根哭喪棒，早換成一隻義大利真皮公文包，打開儘是與省長、市長簽約握手的照片。 召來阿Q、王胡、小D等一干成功人士，假洋鬼子提議，在未庄搞一個「媽媽的」聯合企業有限公司，以此帶動未庄產業升級，至少可以吸納數百未庄人就業，大家共奔富路指日可待。 「好……」這個計劃，使大夥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整個未庄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 從末路到中興，再沒有人敢從阿Q身上找樂子。趙太爺換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著阿Q，低聲叫「老Q」；趙白眼也改口稱他「Q哥」，這些都使阿Q感到新鮮和高興。 趙太爺滿面紅光，代表未庄村民理事會、趙氏族譜工作代表大會，鄭重宣布兩個提議—— 一、編寫《未庄人物中興史》系列叢書，全面展示未庄人奮發有為的精神風貌； 二、正式確認阿Q為「趙姓」，並記入族譜，擇日舉行盛大儀式。 「哈哈哈！」阿Q十分快意的笑。 「哈哈哈！」村裡其他人也九分快意的笑。 在未庄的這個祝福夜，只覺得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未庄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從電視新聞上得知，不僅僅是未庄，包括白鹿原、青松嶺、月亮灣、靠山屯等在內，整個鄉村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1 七個人的班級，就像一個王國。13歲的副班長小賜（化名），擁有檢查作業、監督背書這樣的權力。然而，就是通過這點權力，他向包括正班長在內的6個孩子要錢。錢沒給夠，就逼迫喝尿吃糞。小賜上學放學，有專門的孩子騎車接送，他要來的錢，有專門的孩子替他保管……實際上，他個頭矮小，打不過其他的孩子。 但這個13歲的孩子，卻把這點權力運用到了極致。 別的孩子們怕他什麼呢？ 2 先說其中一個名叫小岩（化名）的孩子。 小岩的母親錢惠發現小岩經常偷家裡的錢，且屢教不改。 有一次，錢惠（化名）氣極了，找出一把刀，放在桌子上。又找來長長的繩子，從屋樑上穿過去，兩頭垂到地上。 「你包里六塊三毛錢又是哪裡來的？……你不是講過你再拿錢就自己斷一隻手嗎？刀在這裡。或者，你乾脆上吊算自殺吧，就當我們沒有養你。」 僵持了十多分鐘。父親何俊（化名）發話了：「小岩，我們不打你，只要你勇敢講出來，只要你不繼續犯錯，你還是我們的好兒子。」 突然，小岩渾身顫抖，哽咽著卻哭不出聲來，哽咽了好久，終於放聲大哭，一邊哭一邊說： 「這錢是給副班長小賜保管的，我如果說了，他就不要我活了。」孩子泣不成聲。 「你上周偷趙老師的錢到哪裡去了？」「我星期一要背書，如果不準備兩百塊錢，我書就背不過，我就要喝尿、吃屎，還要挨打……」 震驚之餘，何俊將信將疑：「你說你吃屎了，喝尿了，可有人看見？」「全班六個人（除了小賜）都喝了。」 問了大半晚，已經到了當晚10點過。錢惠一邊聽，一邊傷心，他們決定次日去其他同學家問問。 3 小岩所在的安徽懷遠縣火星小學位於城郊，此前屬於火星村，多年前因為發展工業區拆遷，火星小學搬到了現在的地方，保留了一個教學點。這些年，很多學生陸續轉學，這裡的學生越來越少。小岩所在的班級，從最開始的20多人，讀到六年級時，已經只有7個人。 次日早上七點，何俊和錢惠叫起兒子，去了班長小東家。 聽了錢惠的訴說，小東的爸爸鐵青著臉，朝向小東：「你可喝過屎尿？」小東囁嚅著說沒有沒有。父親揚起手要打他，被何俊阻攔。兩個女人把小東叫到一邊，給他打氣做工作，小東承認了。 錢惠又帶著兩個小孩去了小江家、小運家、小邢家。走一處，就把孩子帶在一起去下一家。 最後一家是小然家。錢惠對小然的爸爸賈波（化名）說：「你可知道，我們的孩子在學校，吃屎喝尿了。」 賈波頭腦一片空白，呆了呆，問兒子可有此事。小然嗯嗯著不敢講。 小岩見狀，哭著朝小然喊：「你講吧，我們都承認了。」 小然於是和盤托出。 4 家長們找到學校，把情況彙報到了懷遠縣教育局。 懷遠縣教育局紀工委找到涉事的六名學生進行調查。 按照學生們的講述，小賜制定的規則是這樣的： 每次背書時，孩子們必須拿錢。他會根據每個孩子向家裡拿錢得手的難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經濟狀況，制定拿錢的數量。如果家裡經濟條件不錯，錢好拿，那就會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 如果不拿錢，作業檢查肯定過不了。這一點，小然的父親賈波曾經有過疑問。因為老師布置了作業，兒子回家後，他們就督促兒子寫字，寫了整整兩個本子，他也檢查了。可次日，就接到了老師的電話：「你家小然作業又沒有寫！200個字，就有180個字寫錯！」 賈波不服，說自己親自督促兒子做了作業。「不信你來學校看！」老師撂下這句話，掛了電話。賈波滿有自信地跑到學校，讓兒子把作業本拿出來，但兒子拿不出來。「我看著你寫好的，你是不是搞丟了，你再找找書包。」小然茫然地把書包翻來翻去，沒有。賈波被狠狠批評了一頓，覺得一頭霧水。 直到事發後，小然才敢告訴爸爸：因為自己沒拿到足夠的錢給小賜，小賜在檢查他作業的時候，直接撕了扔了。 當然，如果拿不到足夠的錢，背書也過不了。 所有的孩子都有類似遭遇：拿了錢，過不了關也能過；不拿錢，過得了也不能過。逼人吃屎喝尿、打人、「專車」接送、指定「會計」、專人買早餐……這個7個人的班級，就像是小賜的王國。 5 小賜把情況彙報給老師，老師就會體罰沒有完成任務的孩子。「蹲著馬步，讓同學用掃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懷遠縣教育局紀工委的調查人員有些不解：喝尿的事為什麼不告訴老師家長？ 小東回答：「沒有告訴，怕小賜打。」小東的說法，代表了所有的孩子。 實際上，除了小邢外，其餘孩子都比小賜高大，有的甚至要高出一個頭！論打架，小賜當然不是對手。 然而小賜有辦法。孩子們在回答家長的疑問時說，要懲罰人時，他會讓大多數孩子通過作業檢查，讓通過作業檢查的孩子，打他要懲罰的孩子，於是孩子們人人自危，言聽計從。 根據孩子們的講述，記者了解了小賜成為「孩子王」的過程。 在二年級的時候，小東和小賜成績優秀，被老師指定為班長和副班長。 因為小賜表現強硬，擁有了檢查作業和監督背書的權力。開始的時候，孩子們為了能通過背書和檢查作業，比較親近小賜，會將自己的零食分享給小賜。慢慢地，如果沒有零食，小賜就會索要，沒有得到滿足，就不好過關。 小賜把情況彙報給老師，老師就會體罰沒有完成任務的孩子。「蹲著馬步，讓同學用掃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學生們怕被老師打，千方百計要通過作業檢查。三年級的時候，小賜開始上網，不再滿足同學們給零食，開始索要錢，並讓同學給他買早飯。 先是幾塊、十塊、十幾塊，同學們把自己的零花錢，都給了小賜。 到了四年級，小賜迷上遊戲，要買裝備，常常去網吧。小江有自行車，他就指定小江送他上網吧，並規定時間，到了時間要去網吧接他回學校。同學們的沉默，讓小賜膽子更大了，他規定每周必須例行給錢，如果要檢查作業了，就額外收更多的錢。 有些孩子也想過反抗，但他們擔心，如果搞不倒小賜，那以後的日子更加暗無天日。小賜被投訴過三次向同學要錢，班主任顧利珍（化名）都知道了，但小賜的副班長地位，卻牢不可撼。 一步一步地，最終發展到喝尿吃屎他們也逆來順受。而小賜，通過這種人格矮化行為，徹底征服了所有的同學—成為了這個群體的「王」。 有一次，小邢的家長發現孩子偷錢，後來找到學校，在小賜的課桌里找到了錢。此後，同學每次拿來錢，小賜就不再收下，而是先點數，點了指定一個學生保管，等放學的時候，或者他用的時候，再拿來。所有的孩子和家長均稱，小賜的頭腦不一般。他們舉例說，小賜曾經賣遊戲裝備就賣了一萬多。 小岩說：「最開始怕他，後來就徹底臣服於他了，他做什麼都覺得理所當然。」 6 事情暴露後，家長們找到了以前班上唯一的女孩子小靜，小靜也表示自己喝過尿。後來她一直念叨老師教得不好，加上搬家的原因，就轉學了。 根據家長們的統計，小靜交給小賜的錢最多，因為她常常幫媽媽在超市賣東西，得手的機會最多，前後給了一萬多元。其次是小岩，因為家裡錢比較寬鬆。其餘的孩子，有的給了兩千到四千不等。 7 四川大學社會學博士肖堯中在分析此案時表示，這個事件實際上是社會權力效應在這個小群體的投射。確實，這個孩子比較聰明，他善於運用權力對群體進行制衡，他本身不具有暴力，但他為了收拾人，巧妙地通過某個正確的借口（背書），讓多數學生去打他要收拾的人。而且他善於從經驗中吸取教訓，比如找學生幫忙保管索要來的錢財。最終，他通過讓同學喝尿吃屎這種矮化人格打擊自尊的方式，徹底解除了同學們本能防禦，讓他們臣服於自己。 任何一個群體，都會產生權力。而權力的監督，必然來自賦予權力者。賦予權力者監督的失職，是導致權力為所欲為的原因。所以，就這起事件來看，老師的監督失職，是所有悲劇的根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非虛構故事
我的小崽子生於2022年4月4日。這個日子有什麼特別呢？ 它是我喜歡的春天；它很幸運地錯開了清明節； 20220404，它有很微妙的節奏感；它在一個始料未及的疫情里； 它是上海浦東浦西合體封鎖的第一天，從這一天開始，上海全市整整封鎖了兩個多月； 也是這一天，所有人疫情兩年賴以生存的健康碼因合體封鎖崩潰了，我沒能進入正常的產科。 就在這一天，我和我的小崽子見面了。 1 我是4月3日晚上破的水。 這一天沒什麼特別。我們所在的區域，這已經是封鎖的第11天了，我們已經逐漸適應不斷搶菜、各種鑽營的日子。 這天全家人的早餐，是薺菜煮雞蛋。是爸媽在小區里摘的野薺菜。上海人愛吃薺菜，但只愛嫩薺菜，用來包餛飩餃子吃。湖南人則不然，偏等到農曆三月初三，春光越發明媚，薺菜長出三角形的小葉子和白色星星頂花時，才採摘下來，用它煮雞蛋，老話說「三月三，薺菜賽仙丹」。於是老小區雜草叢生的角落裡，就布滿了這些本地人看不上的、過老的薺菜。爸媽如獲至寶地採摘了回來。一大把洗好，大鍋清水、雞蛋，一同煮開，再加糖。不吃菜，光吃雞蛋、喝湯水。清香撲鼻，很是甜蜜。這是陸續封鎖之後，家裡很難得地吃到了一次特別的菜式。 早餐吃得清爽，又收到了前幾天在叮咚上盲搶到的一大包菜，很是安心。心想著，這下有兩天不用為食物發愁了。 自打疫情陰影逐步蔓延，從樓棟、小區開始逐一篩查，大著肚子的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彼時，糟糕的次生危機事件頻出。我們跑了好幾次居委，填了無數份表格，跟不同的社工、負責人不斷不斷地報備。 社區的核酸是給街道居委做管理的、醫院不認。想要進婦幼院產檢，還得需要三甲醫院的48小時核酸和本院的快速核酸。這幾乎是這一段時間我們的主旋律：每日在社區做1次核酸，憑社區核酸出門，去三甲醫院做核酸，等一日出結果，再去婦幼院門口做一個即時核酸，若干小時後，再進門做產檢。往常一兩個小時的產檢，演變成了醫院門口大半天的盤旋，我們常常無處可去，只能躲在車裡吃家裡帶出來的涼掉的包子。 「已經不知道今天被捅了第幾回了，」我啃著包子說，「最近人生的意義，好像變成了做核酸。」人和寵物鼠沒什麼不同，進了輪子，就只顧著狂奔旋轉。踩下這隻腳，再抬起那隻腳，周而復始。 尤其是臨近預產期，手握三甲醫院48小時核酸變成了每日必打卡的工作。頻繁地報備和申請，終於讓居委大部分工作人員都熟知了這一信息：「在小區的這個樓棟，有一個很快臨盆的孕婦」。這太重要了。我知道，當我需要救生圈時，我在離拋救生圈的那個人最近的海面上。這是我現下能為自己爭取的全部主動權。 所以，3號的下午，我們也順利拿到了當天出小區去醫院做核酸的許可。 從醫院做好核酸回家的路上，一輛車一個人也沒有。很奇怪，環境景緻道路並沒有什麼不同，卻充滿了末日的蕭瑟感。我們像是回到已經變成廢土的家園，除了感慨一路無話。 唯一的插曲是，回家路上，我在微信里看到小區鄰居群里的一條求助。他的父親因為癱瘓常年住在社區醫院接受護理治療。而疫情失控，社區醫院已受感染，需要馬上關閉、清空所有的病患。而他被封鎖在小區、出不去，他的父親癱瘓無法自行回家，救護車、110都已經供不應求，沒有人為這個情況這些人開闢通道。 我皺著眉頭讀完這條信息。老李頭沉默了一會兒，問：「我們要去幫忙嗎？」 那個沉默里有很多疑慮，首當其衝的是：有一個即將臨盆的孕婦在身邊，我是否有能力去幫這個忙？可現在我們就在「外面」，我們應該用這樣的「特權」去做這件事。 我們聯繫了鄰居。鄰居先是疑惑我們為何能夠出門，在了解了我們的情況之後，又說，沒事他再想想辦法。 這天的半夜11點半，我被一陣宮縮突襲，痛得我一個大喘氣，連聲都沒發出來。好傢夥，看來是要來真的了。果不其然，我一起身，破水了。我故作鎮定地跟老李頭說：準備去醫院吧。 2 家人們迅速動了起來。我感到家裡瀰漫著腎上腺素飆升的味道。拿到通行證、上了車，爸媽的笑顏看上去十分彆扭勉強，爸爸的眼睛在夜晚也亮晶晶地閃著。我拉上安全帶、調平座椅、用躺姿，馬上轉頭看向車窗外的父母嬉皮笑臉說： 「你看，我專不專業？你們放心吧！」 我當時還不感到害怕，但腿卻不自覺地發抖，我仍然燦爛地笑著，寬慰著兩家父母——說來慚愧，來上海多年，成家立業，但如今仍租住在老小區。而上海封城期間，我們這個老小區的小房子里，住了三個家庭、六個大人，把小小的家裡塞得空氣稀薄。 本來說好，老李頭的爸媽在孕期幫助我們做準備，等到生產的時候，再換我爸媽過來，我的媽媽為這此還認認真真學習了育嬰師，準備跟月嫂一起照料我坐月子。可計劃趕不上變化，上海成了疫區，我們被封鎖，老李頭的爸媽有家難回，半年前已經付過定金的月嫂也不願意再進上海。我書到用時方恨少，沒有專業知識可能搞不定新生幼崽，只好在3月底時臨時把我遠在湖南家鄉的爸媽叫來——他們趕在浦東全面封鎖、只進不出的前一天到達了我們的家。 我爸媽到上海後，我心安定不少，但六張嘴巴的吃喝問題又來了。在老社區、作為租客，我們享受了封鎖補貼的雙重debuff。在封城物資運轉困難的前期，市裡發的菜，小區總是較後一批拿到；菜總是又次又少的，沒有日用品；當然也不管你家實際有幾口人吃飯，儘管幾乎隔三岔五報備實際居住人數，但好像僅僅適用於核酸篩查統計，分配物資時卻沒有分別。我和老李頭作為家裡唯二的中青年，靠著手機里七八個軟體和二三十個原來見都沒見過的冷門小程序，憑鬧鐘和手速才間歇地搶到些可以維生的物資。之後團購之風興起，生存焦灼才逐漸緩解。 車窗搖上，老李頭緩緩啟動了車子。我拿著手機，自拍了一張我們倆的照片，然後開始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無數個鄰居群、網購群里，盤點我們家將要收到的菜，那是兩家父母未來幾天的口糧。接著我撥通媽媽的電話： 「這是前天搶的肉，在這個群里，聯繫人是群里的這一位，留的是老李頭的電話，團長大概會在明天中午居委門前發，你們記得看；那是今天搶的青菜，後天才能送到，這是直接跟小區門口商店的老闆買的，沒群，留的是我的電話，需要在小區門口用這個號碼拿……」 林林總總，交待了得有十五分鐘。 「你都要生孩子了，還要操這些心。」媽媽心疼地說。 零點過後，我們順利進入了婦幼院，但沒能進入正式的產房。我們被攔在了隔離區待定。隔離區門口沒有人，值班的椅子上是一隻睡著的小貓。我的心臟本來突突猛跳，看到那隻小貓，莫名平復了些。 護士讓我打開健康雲，可是本應在半天前就刷新的核酸結果，始終沒顯示。護士喃喃道，可能因為今晚浦東浦西一起封城篩查了。 3 疫情對於國家來說，是民生仗，對於普通人來說，卻可能是場信息仗。 2019年年底，我們第一時間在網路上嗅到了武漢失控的端倪，於是電話遠在湖南的家人，敦促他們立即買口罩戴口罩。家人驚異：「沒有這麼嚇人吧？」又說，「這大街上沒人戴口罩啊，我戴出門別人都像看怪物一樣看我。」 短短一個星期之後，口罩脫銷。此後一個多月，全家就靠反覆使用那最早買到的一包口罩挨過了口罩緊缺的新年。 這樣的情況在此之後反覆上演。越是小道消息，就越被證實可信，不管它是否與當時的官方信息相違。只要有小道消息，就務必做好萬全準備。後來好幾年，這似乎都成為了我們的思維定式。我們搶過菜、搶過飲用水、搶過特效藥、補液鹽……我們逐漸放棄了十幾年寒窗苦讀培養出來的理性，在能力範圍內不假思索地all in所有能為全家保命的東西。 2022年伊始，已是新冠疫情的第三年，武漢之殤逐漸褪去，在高強度的人員流動管理之下，一切都好像變得平穩可控起來。三月初，距離我的預產期只有一個月，我正在公司上著班，同事突然湊過來：「你聽說了華亭賓館的事兒嗎？」 又是小道消息。我心裡一沉。「怎麼了？」 華亭賓館是一間上海知名老牌五星酒店，本來準備歇業重裝的，現在作為外來入境人員的隔離區使用。「但聽說出事兒了，」同事說，「這酒店好像管理有問題，通風管道之類的都是通的， 等於一個酒店裡的人全都在互相感染，好像已經查出了十幾例還是幾十例了……」 「最可怕的是，那些工作人員一開始並不知道，他們上完班還坐地鐵公交回家……」 我心裡隱隱覺得，上海要被卷進漩渦。 果不其然，三月中旬開始，先是定點，按單元封控，然後是樓棟、小區，再然後是街道，接著是整個浦東。差不多大半個月時間，官方消息一直在變， 小區門口的封條，每日自動延長天數。好像整個城市觸發了什麼開關，滿50自動再加100。即便發言人不斷澄清、聲明可控可防，但所有人心知肚明，控不住了，可能會封城。4月1日起，浦西陸續加入封控。上海的「大白」明顯不夠用了，小區里開始出現了不同的「外援大白」，有時上午一隊、下午一隊、晚上一隊，簡陋的核酸檯子上出現了不同的地名橫幅。4月4日上海啟動全城篩查，24小時需完成全員核酸採樣，網友笑稱「鴛鴦鍋終於合體了」。 而我，在4月4日上海啟動全城篩查的這天，正躺在隔離區的病床上，在一陣陣宮縮陣痛中祈禱孩子的順利降生。在最初宮縮陣痛的間歇，我焦慮地拿著手機，不斷點擊健康雲上的刷新鍵，直到它，突然白屏跳出故障碼。我打開微博，熱搜上除了上海封城，還掛上了健康雲崩潰——護士猜測得沒錯，全城篩查，系統崩潰了。 唯一能證明我「身家清白」的東西沒了。 隔離區是家屬不能進入的，只有幾架孤零零的病床，設施略顯簡陋。隔離病房裡，只有我和另一個因瘋狂嘔吐輸液的孕婦。我們互相看不見對方，沒有任何交談，偌大的空間里只剩她的嘔吐聲和我的呻吟聲，此起彼伏。 護士隔了一會兒進來看了看我，開指不多，並不理會我的陣痛，然後又去看了看她，聽到護士的聲音斷斷續續傳過來「你缺鉀的話，多吃點香蕉，補點鉀」，那個姑娘微弱的聲音道「我買不到……」 我打電話給老李頭，讓他進來找我。老李頭鑽了個護士不在的空當，溜進來了。他以為我難受需要陪伴，我只跟他說，把從家裡帶回來的兩根香蕉拿出來，給那邊那個姑娘一根。老李頭照辦，去姑娘床前，還把香蕉給剝好遞了過去。 在陣痛越來越強烈之前，我也吃了我的那根香蕉。那是我24小時之內吃到的唯一的東西。 4 我的宮縮開始變本加厲。開始時我還能拿起手機記錄持續與間隔時間，後來連手機也快要舉不起來了。陣痛像是潮汐一波波襲來，演變成能打倒人的巨浪。之前練習的呼吸法，越來越用不上，常常痛起來全身不由自主地抖動，話說不出、哼也哼不出，除了閉緊眼睛，什麼也辦不到。 疼痛過去之後，我又重新睜開眼睛，虛脫而空洞地看著天花板。兩年過去了，自我保護的大腦選擇性遺忘了很多痛苦，但我還記得那裡的天花板上，有一個三角形的洞。 從半夜苦熬到早晨8點，進隔離區時做的快速核酸終於出來了，陰性，可三甲醫院的核酸還是無法顯示。規矩是死的，我被告知我只能在隔離區生孩子，待產時家屬不能陪同。 我被一個老護工挪到另一架床上。眼前長條白熾燈管快速略過，我看到老李頭奔到我的床頭扶著床把手幫我推了一段。我記得他低頭看了我，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跟他說話。眼前的世界一片恍惚。然後我獨自進入了一間拉著兩扇帘子的待產病房。 之後是不堪回想的兩三個小時。老李頭說，我的嚎叫，整棟樓都能聽見，在隔離等待區丈夫們無盡的沉默下顯得特別刺耳。而他除了無能狂怒之外，什麼也做不了。我抓住每一次護士查房的機會，歇斯底里地哀求，給我無痛吧，要麼給我一刀吧！求你了，求你了！說完這些我可能又會痛得暈過去，待意識恢復又繼續哀求。護士十分不耐煩，後來幾乎不再來我的病房，也無視我幾乎用盡全部力氣按下的呼叫鈴。 我從沒見過醫生。當天的產婦，沒有一個人用上無痛。 後來我意識到，當天那棟樓里，可能根本就沒有麻醉師的存在，或者僅有的麻醉師都只呆在特定的手術間。這棟隔離病房裡，都是已經關了將近三個月的醫護人員。整整三個月，她們沒能回家，人員本來就緊缺，還一直在減員，很多人無法正常倒班。她們全是年輕人，大部分剛進醫院。這場仗，她們站在了最前線。她們也有說不完的怨懟，她們24小時穿著這身笨重的防護服，她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每天都在變化的政策和極度恐慌的產婦、家屬。她們不懂，也解決不了。無視和不耐煩，這些已經是當時情境之下，她們能給出的最專業體面的反應了。 時間推進至我破水之後的第11個半小時，我終於開了十指。ICU產房裡一字排開七八個產婦，三五個醫護轉得像是流水線上的女工，隔著口罩面罩都能看到她們的麻木和疲憊。我的孩子於午前11：08降生。 之後一段的記憶已經模糊了。我沒有體會到任何電視劇里新生的狂喜，亦或是劫後餘生的感慨。只有空洞，無盡的空洞。我看了一眼小崽子，他就被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我不知道要在產床上躺多久，沒說話，也沒有力氣或心思回復老李頭的信息，我只是像具空殼一樣，呆著。我終於明白了我在撕心裂肺分娩時，側頭瞄到其它已經生完的產婦的冷漠的臉。 後來我想，我也算是進過ICU的人了。可這ICU一點也不像ICU，沒勁。 我不太記得我是怎麼被縫針、推進產後病房。我終於見到了老李頭，還沒開始說話，就流下了熱淚。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而哭。 我從地獄回來，又回到了魔幻的人間。 5 「我去偷了半包紙巾。」生產完第二天，老李頭凌晨回到病房，小聲跟我說。 剛住進來第二天，我們已經物資短缺了。按照網上攻略備齊的待產包，大多根本用不完，最平常的，卻意想不到地缺了——比如，水和紙巾。醫院裡只有開水，我們帶了個小保溫杯，質量還真的經得起考驗，放倆小時還燙嘴，一天喝不上兩口水。 可是，水？額外的紙巾？兩個月前我們整理待產包時，怎麼可能想到這些還需要裝在箱子里呢？這些哪不能買？誰又能想到一個多月沒有社交接觸、天天勤勉核酸打卡的我，會被卡在隔離區呢？ 短缺的結果，首先帶來的是常識的失效。 上海是座商業之城，有人的地方就有商業。上海全城大約有6000多家品牌便利店，還有數不清的社區小店、小賣鋪。我2012年從北京來上海時，上海的街道商業曾對我產生過不小的衝擊。北京的馬路又寬又大，從這邊望不到那邊。除了社區周邊、衚衕里，但凡走到「市裡」，就不指望能在「街邊」買到什麼東西了，人走的路，與數不清的高高天橋一樣，只是去到公交站、地鐵站的過程而已。可上海有些不一樣。越是上海的中心，越是小街道密布、商業如煙火繁盛，五步一個便利店、十步一家咖啡館。我對城市的常識在這裡被重新塑造。 可這樣的常識失效了。生產完，我已經十幾個小時沒喝過一口水。老李頭安頓完我，就開始了幾天的「打野」生活。他帶回了這些信息：每個樓層的自動販賣機都是空的。樓下有一家羅森，供應這一整棟樓的醫患，也是空空如也。平日大門緊閉，只固定在傍晚5點上貨，只上兩種冷藏便當。需要提前蹲守，如果幸運，能搶到一兩盒。樓外還有一家全家，不知道開沒開，反正我們也出不了樓。他找過護士、護工，她們一聲嘆息：「我們也買不到……」 於是就有了上面的對話。老李頭凌晨幫助完我餵奶之後，出去溜達了一圈。白天他就看到護士台旁邊的公區小桌子上有半包紙巾，凌晨去看，果然還在。他認定這是別人不要了的，就給「順」了回來。 他回來的時候很興奮，捧著紙巾，像是在邀功，也像是好學生終於做了件壞事的刺激感。那包紙巾我們用得很省很省，生怕用沒了，直到出院，還把剩下的幾張帶回了家。這個品牌的紙巾我沒用過，但我想，再過十年，如果這個產品還在售，進了超市，我還是能一眼認出它來。 我們只是缺了水和紙巾。這大概是這棟樓里最無趣的故事。 這裡有很多人，並不是像我們一樣，照著日子、在家破水、順利拿到出門證、帶上行李開車來到醫院的。就算沒能進入正常產房，在這裡我也算是絕對的「幸運兒」了。對於早產或毫無準備直接被送進產房的媽媽們來說，在這棟樓里的體驗就更精彩了，或者說，更像荒野求生。在一瓶水都買不到的地方，每一張紙巾、每一張紙尿褲、每一張產褥墊都得靠借，而你幾乎想像不到這些紙品的消耗量有多大。刷牙洗臉怎麼辦？衣服都濕透了沒得換怎麼辦？想喝水怎麼辦？基本生存都得不斷開口求人，更別說奶瓶、吸奶器這些不可能靠借的高端需求了。聽說有一個孩子回家時，是包著爸爸脫下來的毛衣出院的，他們連寶寶的衣服都沒有。 如果放在往日，我大概會好奇心發作「那是怎麼解決的？」「他們是怎麼辦的？」可在那時，我已無力發問。疫情以來，太多無解的題，我不想再聽更多了。 6 到了我們的出院日，有一對夫妻求上了門。 他們有著傳說中的最甜身高差，男生高大，女生嬌小。只見他們略帶畏縮和抱歉的神色，找到我，問：「你們出院的時候，能不能帶我們回家？」 當時老李頭去拿出院材料了，我正在艱難地收拾著行李。聽到這個請求，我的直接反應是做不到。 在此之前，小崽子因為我們的不專業、餵養不當，變成了低血糖，被強制留院，我自責難耐曾大哭好幾場。後來開始漲奶，雙乳硬得像石頭，只是挨著衣服都痛苦難忍，睡也睡不了，小崽子吸也吸不出，凌晨四點痛到遭不住了，老李頭好不容易從其它樓層請來護工阿姨（護工阿姨也緊缺，一整層只有三四人，面對的是幾十個媽媽和孩子），用手生擠，讓我直接飆出眼淚。但只需一兩小時，痛苦又如約而至。 我也太累太虛弱了，除了產後所有媽媽要遭的罪之外，臨出院前一天，因為多次的核酸終於證明了我們的清白，我們又被迫因為這個榮幸的身份被要求搬到非隔離區。這實在是太荒唐了。我苦求：「要麼就讓我呆在隔離區吧，我太累了我不想再搬了。」 好心的護士為我們爭取了一回，可還是擰不過這鐵一樣的政策。我們攜家帶小，重新打包、拆包。焦心、痛苦、疲累交揉在一起，我已經到了自己能承受的臨界點。我只想儘快回家。儘快。 我痛苦地說：「我現在太難受了，不知道能不能撐到送你們回家再回去。」我還想找其它的借口，比如我們東西太多了、我的孩子餵養不良還在低血糖；但又隱隱害怕，萬一他們真有什麼事兒呢？ 於是我頓了一下又問， 「你們家在哪？」以及，「你們是怎麼回事？」 他們是早產被120送到醫院的。孩子剖出來便被送進了暖箱，一眼都沒見到，也沒有醫生或著護士告訴他們是什麼情況。沒有任何的信息，護士們都太忙了，顧不上向家長彙報。早產情況太緊急，沒敢自己開車。可到了要出院的時候，全市已經封鎖三四天了，恐慌和緊缺不斷蔓延。120叫不到，110管不了，社區、街道、市長熱線……他們一直沒有找到能出門的法子。 後來好心的護士跟他們說，旁邊病房有人要出院，你們要麼，去碰碰運氣？ 我低頭，眉頭皺得更緊了。我說我們商量一下，你們先回去。 老李頭回來以後，我義憤填膺，痛訴這個沒有人性的封控，把在上海有工作、有房子、有車的體面人，逼到了這種地步。 「2022年了！想回自己家，居然要低三下四地求人！」過了一會兒又說，「我也很難受，我只想快點回家……」然後又灑了兩行淚。 老李頭摸摸我的頭安慰我。我和老李頭都知道，我們一定會帶他們回家。 7 最後，還是老李頭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叫上這對夫妻一起出院 ，先送我回家。我們家離醫院更近，能減少我和小崽子的顛簸之苦。他不進小區，只把我放在小區門口，讓我們的父母來接。接著他再送這對夫妻回家，也只送到小區門口，這樣他再回家的時候，中間這諸多過程都不會被「記錄在案」，就免去了層層通關。 我們逃出了那棟樓，又見這廢土般的街道。它更空了，更蕭瑟了。 在車上，我與這對夫妻聊彼此在醫院裡的經歷，那些荒唐事兒一分鐘前剛被我們拋在身後，又像噩夢一樣回到我們的話語里。妻子嘆了口氣說，你們已經算好的了，我還沒見過我的孩子……只希望他平安就好。 就這樣，我終於回到了家。 我捧著這小小軟軟的崽崽下了車，兩家父母已經站在小區的封鎖線里等著了。他們的眼神有期待，也有疼惜。我把小崽子遞到了媽媽的懷裡，然後挽上了爸爸的胳膊，五大一小，向家裡走去。爸媽好像很多話卡在嗓子眼，只不斷小聲念叨，崽崽你辛苦了，爸媽沒幫上什麼。 我卻笑了。我說：沒問題啊，都挺好的！一切都很幸運和順利！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明治
（接上期） 商品供應全面緊張。自1958年以來，市場上商品短缺現象逐漸嚴重，從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嚴重供不應求。1960年商品短缺狀況進一步加劇，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減少糧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標準。1961年商品供應緊張的情況更為嚴重，食鹽、火柴、鍋、碗、盆、筷之類日常用品都買不到。但是，商業部門的商品庫存總額卻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庫存總額增加近70%。這些庫存商品都是質次價高、不適銷、不對路的冷背殘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後的清倉中報廢了。 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結果。貨幣流通過多，商品供應不足，應當物價上漲。但中國的物價受到行政管制，對占人民生活開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國家不讓漲價，它們是列入國家控制的18類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供應的平價消費品還是漲了15%，為了回籠貨幣，還開放了一些高價商品。1962年一度放開了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價格大幅度上漲，比計劃內的價格高出很多。詳見表24-6。有人分析，計劃內商品漲價、高價商品的影響、集市貿易價格的帶動三項因素加在一起，整個價格上漲了30%，有的地區上漲了40%。 表格 職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副食品供應也大幅度減少：食用油減少47.6%，豬肉減少80.6%，有些副食品連定量供應也不能保證。以當時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瀋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1961年居民消費水平為例，全年每人消費豬牛羊肉：重慶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漢2斤，天津、廣州1.7斤，西安1.3斤，瀋陽0.6斤。全年每人消費雞蛋：天津、廣州、瀋陽無貨供應，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費食糖：廣州最高，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慶2.8斤，天津、武漢、瀋陽1.3-1.8斤，西安不到7兩。 職工工資也下降。1961年，國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工資平均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價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據全國大、中、小13個城市、526戶職工家庭收支情況調查，1961年上半年，職工家庭每人平均貨幣收入為17.07元，扣除物價因素，每人平均實際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減少了1.87元。 由於商品供應全面緊張，商品「走後門」的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沒有私人關係，就是手持國家發的供應票證也買不到東西。有了私人關係，就可以買到超過票證供應量的商品，商品的質量也比正常渠道買的要好。能夠「走後門」的主要是幹部。當然，一些掌握商品供應人員的親戚朋友也會沾光。「走後門」賣出的商品有時比正常供應的商品還要多。河北省唐山市節日的副食品供應量，「走後門」賣出去的比實有人數定量供應量多10%。在商品供應本來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走後門」猖獗，普通百姓更買不到東西了。所以，群眾對商品走後門的情況非常憤慨。1961年，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召開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專門會議，中共中央在這個會議的《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業中反對商品『走後門』的鬥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經濟戰線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個省市自治區中（不包括西藏），有21個開展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群眾運動，有3個省進行反對商品「走後門」的教育，有3個省把反對商品「走後門」作為整風運動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國務院財貿辦和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聯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運動情況報告》， 這個報告在肯定運動成績的同時，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邊反邊走，有些不合理的『內部供應辦法』還沒有取消。」 實際上，只要商品供應緊，只要權力至上，走後門的現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調整，一步三折 面對國民經濟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不年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實際就是從前兩年過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過，在這次會上，調整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 北戴河會議期間及稍後，國家計委黨組根據中央的決議，醞釀提出對工業進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初步設想。8月底，國家計委黨組向國務院彙報1961年的計劃指標時談了他們的設想，周恩來總理補充了「充實」兩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報告》的批語中指出：「1961年，我們要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這八個字，但當時尚未當作一個時期的工作方針明確起來。由於思想認識尚不明確，組織行動不及時，所以1960年下半年調整工作並未實際貫徹下去。中央對1960年的高指標也未提出修改。眼見鋼鐵生產月月完不成計劃，中共中央還於8月和12月兩次發出緊急指示，作為政治任務，要求保證完成當年1860萬噸鋼的生產計劃。這一年雖然經過拼消耗、拼設備，勉強把鋼鐵生產任務完成了，而農業卻大幅度地減產，結果造成了工農業比例的更大失調。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作為方針確定下來，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決定的。全會第一次正式向全黨和全國宣布：必須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後，在調整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體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調整農村生產關係。同時，壓縮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基本建設的規模，充實和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隊伍；壓縮黨政機關和社會集團的購買力；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等等。 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屆九中全會還抱著「十個指頭」成績和「一個指頭」缺點的看法，不承認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的嚴重後果，調整工作還是在肯定「大躍進」「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因此，當時確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業指標，如要求鋼的產量達到1，900萬噸，比上年增長1.6%；原煤產量43，100萬噸，比上年增長2.6%；糧食產量要求達到4，100億斤，比上年增長10.8%。發展速度比「大躍進」的速度是大大降下來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過高的水平上有所發展，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同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戰線都在全面下跌，不僅距離完成計劃甚遠，而且大大低於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糧食產量也沒有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認真研究了工業狀況。會議對當時工業生產中的混亂和被動局面有了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在這一指示中承認，八字方針雖然提出一年多，但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一直沒有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沒有能夠有效地進行，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也不能猶豫了，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降到確實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在應當後退的地方堅決後退，而且要退夠。廬山會議確定了具體降低鋼、鐵、煤、電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縮短基本建設規模的指標。又對40種急需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提出具體的發展指標。這次會議提出「退夠了再前進」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但經濟調整工作仍然不能越過「肯定『三面紅旗』成績」的障礙。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隨後他又形象地說，「現在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 因此，「退」的決心還不大，這一年計劃指標還是很高，始終沒有放下大躍進的架子，結果，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農業產品，除糧食略有增長以外，多數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緊張局面還在發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對經濟形勢講了一些真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但是，在對經濟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步措施上，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領導核心間和高級幹部中，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能夠實事求是地承認國民經的嚴重局面，主張採取堅決有效的調整措施，扭轉危局。另一部分人不願意承認工作中犯了錯誤，把困難主要歸之於農業遭到的自然災害，認為只要農業有了好收成，困難就過去了。他們留戀「大躍進」，不僅不肯下馬收攤子，還認為政策的後退是右傾，並且隨時準備反「右傾」。 真正實現「退夠」還是「西樓會議」。七千人大會結束後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這次會議上，陳雲分析了經濟形勢的嚴峻情況，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點措施。西樓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由陳雲任組長。5月7日到10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這次會議，進一步統一了調整國民經濟的認識，特別是在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切實加強農業這兩件事上下定了決心。進一步調低了1962年的各項經濟指標，明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具體方案。在這次會議以後，對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城鎮人口在1961年已經減少1000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873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000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1961年、1962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 精簡工作1963年還繼續進行。從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減少職工1940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凈減職工1744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1300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1963年6月，共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左右。 （2）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基建戰線。1960年基建投資完成384億元，1961年減到123億元，1962年計劃減到46億元，後來實際完成56億元加上自籌完成67億元。這樣，積累率就從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進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設的大中型項目，從1960年的1815個減到1961年的1409個，1962年進一步減至1003個，許多工程下馬。 （3）縮短重工業戰線，實行某些必要的關、停、並、轉。首先是壓縮鋼鐵指標。1960年鋼產量1866萬噸，1961年壓到870萬噸，1962年最初的計劃是750噸，後來調整為600萬噸，實際完成667萬噸。煤炭，1960年實際產量39700萬噸，1961年完成27800萬噸，1962年計劃25100萬噸，後來調整為23900萬噸，實際完成22000萬噸。關、停、並、轉，1961年已經開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民所有制企業，1961年已經比1960年減少25000個，主要是大躍進時期發展起來的地方小企業。1962年繼續減少了18000，兩年合計減少了43700個，相當於1960年96000個的44.8%。 （4）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農業。首先，是精簡職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勞無益的水利建設，農村勞動力1960年只有17017萬人，1961至1962年兩年，增加到21278萬人。其次，減少糧食徵購量。為了解決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僅1961年和1962年兩年，凈進口糧食160多億斤。第三，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向農業增撥鋼材、木材、毛竹，滿足農村製造小農具需要。到1962年，農村鐵制小農具基本上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及運輸工具。第四，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農民實行退賠。1961年糧食價格提高25%，幾年來由國家財政共向農民退賠20億元。 （5）對一些急需的工業進行了充實。在輕紡工業方面，除了恢復傳統手工業和一般輕工業產品外，還發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學纖維工業。在重工業方面，特別是保證了石油工業的發展。原油產量1960年520萬噸，1962年575萬噸，化纖1960年10600噸，1962年13600噸，1965年達到50100噸。 （6）整頓了經濟秩序，整頓了管理。在經濟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時，在工業、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銀行、計劃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新的規章制度。 （7）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和各項事業支出；其次，清倉查庫，處理庫存積壓，包括機關招待所的物資；第三，在堅決穩住18類基本生活必須品價格的基礎上，對部分商品實行高價政策，如糖果，糕點，飯館，自行車，尼龍襪子等。第四，堅決打擊投機倒把。開頭，自由市場上許多產品的價格，比國營的價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幾倍。經過採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籠了幾十億貨幣，自由市場價格就下來了。 經濟調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全民所有制」條件下，說是「全民」所有，實際無人負責，工程下馬以後，很多地方對停建、緩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損失。1961年9、10月，建築工程部派了幾個工作組，到瀋陽、天津、太原、西安、蘭州、長沙等城市，對停建緩建的項目進行了調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調查報告。 報告稱，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統計，上述六個城市先後停建的工程共1035項，建築面積334.4萬平方米，約佔開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礎的有95.4萬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體工程進行了一半的約有132.9萬平米，佔38.6%；主體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萬平米，佔22.3%；只剩下少量裝修工程的有31.4萬米，佔10.6%。到工作組檢查的時候，許多工程基礎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門窗玻璃丟的丟，壞的壞，甚至房倒屋塌，造成傷亡事故。天津東郊電廠、天津西郊電廠的主廠房和天津鋼廠的粗軋車間，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礎樁，就停下來了，這些基礎槽，都被雨水灌滿，槽幫遭到嚴重破壞。瀋陽市籌建的小洋水泥廠工程，主要廠房已建成，機械設備也基本安裝起來，由於地下防水工程沒有做，地下水滲出，深達3米，把安裝在地下室的機電設備全部淹沒。商業部蘭州石油倉庫的宿舍工程，磚牆即將砌完，停工以後，由於沒有搞好排水，四面牆基全泡在水裡。太原藝術學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掛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陣大風把屋頂刮掉，颳倒了牆，壓死了3人，傷了兩人。 停建以後，工地上的大量建築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費。據瀋陽、天津、甘肅等四地的不完全統計，共留下鋼材10285噸，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噸，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築材料。這些材料不僅獃滯積壓，而且很多損壞變質。天津炭黑廠工程進場的白灰138噸，大部分被風颳走。 有些設備，露天放置，無人管理，損壞嚴重。瀋陽市磚瓦廠一套隧道窯，停建以後，兩台鼓風機放在野外，全部生鏽，200多個爐篦全部銹爛，不能使用。瀋陽合成氨廠七台大型設備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風吹雨淋。天津東郊電廠第一期10萬千瓦的進口發電設備和第二期的10萬千瓦的國內設備，先後進廠，一無倉庫，二無遮蓋，在車站、馬路以及施工現場，到處亂擺亂放，普遍生鏽。 許多停建工程下馬以後，多佔的土地沒有及時退還，任其荒蕪。凡是工程下馬之處，都能看到殘垣斷壁，荒草萋萋。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級一聲令下，說停就停。很多本來可以利用的工程，功虧一匱。瀋陽地區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屬工程中，有13項已經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裝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於「一刀切」，這些工程無人收尾。 不管代價多麼大，以上措施對於糾正過激的政策，還是取得了明顯效果。到1965年，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是，這樣大步倒退，雖然穩住了經濟，但毛澤東從心底里是不滿意的，國民經濟稍有轉機，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經濟形勢剛有轉機。毛澤東等人卻認為形勢本來不錯，主張實行大調整的人把形勢看得過於嚴重了，犯了所謂右傾錯誤，颳了「黑暗風」。於是在8、9月間相繼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又發動批「右傾」，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為新一輪政治鬥爭埋下了殺機。 第二十五章 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 中國歷史上的大饑荒通常會引發的農民的大反抗，造成劇烈的社會動蕩。有的會引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而實現王朝更迭。20世紀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的規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為什麼沒有引發重大的社會震蕩？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歷史之謎。 一、大饑荒年代的社會治安 在1958-1962年間，由於苛政害民、饑民遍地，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劇，據陝西省興平縣、寶雞市和西安市雁塔區三個地方統計，1960年發生的116起「反動標語」和信件中，有50%是針對糧食問題的。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局部地區出現了小規模的騷亂和暴動，邊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1、騷亂和暴動 騷亂和暴動較多地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原漢族地區相對少一些。這是因為，政府對中原漢族地區的控制比少數地區更為嚴密，民間沒有武器，沒有非政府組織；有些少數民族性格驃悍好鬥，並有槍支武器，有些地方頭人還能夠起一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經常出現民族騷亂和暴動。民族騷亂和暴動的原因比較複雜，不全是「大躍進」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認，農業合作化中的過激政策、大躍進中的失誤，群眾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騷亂和暴動的重要誘因。對這些騷亂和暴動，政府諱莫如深，報紙上通常不作報道，現將散見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資料摘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介紹了「麗江小涼山暴亂」、「富寧縣瑤族騷亂」、「維西縣伏擊事件」、「歸化寺武裝衝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鐵匠寨事件」、「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亂。其中「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規模最大。這裡不再複述。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街老館裡，本書作者調閱了幾十本1990年代編修的地方志，從中看到了以下記載：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韓乙奴為首的200餘名匪徒，脅迫群眾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縣發起武裝叛亂，隨之牧業區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這場叛亂歷經五年才得以平息。「從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為期5年共進行大小戰鬥3639次（其中部隊作戰2811次，地方幹部和民兵作戰828次），斃敵1.6萬人，傷敵4876人，俘獲4.68萬人次，招降5.88萬人次。繳獲無座力炮4門、高射機槍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肅省卓尼縣錄竹全區發生武裝叛，上迭區（今迭部縣）扎尕那、北山地區也相繼發生叛亂。 1958年7月，雲南省在鶴慶、永勝、賓川三縣結合部的四角山發生土匪騷亂。 1958年8月15日，甘肅省廣河、東鄉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在馬國忠等人的策划下，廣河、東鄉等縣相繼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他們呼喊反動口號、搗毀政府、殺害幹部、搶劫銀行、破壞公路及通信線路等。8月下旬，蘭州部隊在民兵的協助下，及時平叛，9月中旬叛亂平息。在平叛中，有擴大化問題。」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四川省榮昌縣破獲「歸根堂」、「乾元堂」、「萬全黨」等反動會道門的復辟活動。 1958年雲南牟定縣有人對大躍進不滿，打死公安人員，攻打區公所。 1958年廣東陽山縣發生暴亂。 1958年廣東連南和連山兩縣的瑤族地區發生暴亂。 1958年12月27日，雲南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發生暴亂。 1958年和1959年廣東翁源縣兩度發生暴亂。 1958年廣西百色縣發生暴亂。 1959年安徽岳西縣發生暴亂。 1959年4月16，雲南省建水縣岔科公社白雲村發生暴亂。生產隊長李萬成被殺，奪走民兵槍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發生部落叛亂。 1959年湖北保康縣有人自稱皇帝，糾集200多農民企圖暴動。 1958年，貴州省黔東南州共破獲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天柱縣的「自由中國民主同盟西南聯合反共戰鬥軍」反革命暴亂案、黎平縣的中黃農場勞改犯預謀叛國投敵反革命集團案、歸養反革命集團預謀暴亂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團復活預謀暴亂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這個州共破獲反革命集團案19起。1960年10月這個州鎮遠縣破獲「中國自由民主黨」預謀暴亂案。1961年1月，在錦屏、劍河、黎平三縣結合部的青山介地區破獲「中國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反革命預謀暴亂案。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12月20日，甘肅省鎮原縣屯字公社發生「救國起義為民五極軍第一師」反革命暴亂。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廳、株州市公安局和鳳凰縣公安局在鳳凰縣的臘爾山、沱江鎮抓獲以吳求富、龍紹海為首的「中國民主救星黨」陰謀暴亂案，抓獲40多人。 1960年12月，雲南省宣威發生「反革命暴亂。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鄲市破獲「新星會」陰謀暴亂案。首犯閻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機會，成立武裝組織「仁義軍」。12月13日閻普真帶領95名道徒人企圖佔領河北省永年縣老城。被公安部門全部抓獲。 1961年4月，四川省劍河縣公安局破獲太擁公社展模管理區反革命集團「中國英雄黨」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辦。1962年8月，劍河縣公安局與三穗縣公安局配合，捕獲涉及劍河縣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縣瓦寨、順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團「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政司令部」全部成員。 1961年四川省墊江縣在西山蝦蟆灣一帶破獲預謀反革命組織「中國國民革命軍」，捕獲頭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門破獲「中國民主黨」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趙革東是原懷德縣委宣傳部長。 1962年11月10日，雲南省南華縣沙橋、五街地區發生反革命武裝土匪暴亂，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肅省嘉峪關市嘉峪關公社黃草營大隊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 四川省阿壩地區從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數民族上層發動的武裝叛亂持續不斷。 1962年雲南鎮沅縣發生30餘人的暴亂。 在地方志里（特別是各地的「公安志」）這樣的記載很多，本書不再一一列舉。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裡翻閱。 絕大部分暴亂的規模都不大。有些所謂的反革命暴亂並沒有政治動機，只是為了填飽肚皮。有些地方官員把正常的反映意見行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為成為反革命暴亂。例如在1957年12月雲南通海一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 2、邊民外逃 在苛政、飢餓和幹部惡劣作風的壓迫下，邊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資料中得知，大規模的邊民外逃有三處。 一是西南邊界。雲南省沿邊一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8萬人 ，從現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員超過了此數。僅德宏州外逃人員就有近6萬人。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已有介紹，此處不再贅述。 二是廣東深圳，從1958年以來就出現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發生在1961年和1962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參與這次偷渡外流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詳見本書《嶺南風雲》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1962年春夏，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3、哄搶糧食 饑民哄搶糧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檔案館有資料記錄。哄搶糧食多發生在鐵路沿線，成群結隊的饑民哄搶運糧列車。哄搶糧庫的情況也有發生。 張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報告 說，武威車站自運糧一開始，群眾就成群結隊地到車站偷糧，1月5日，白天約有五六百人，晚上約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車站偷糧、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約18000多斤。駐車站炮兵團警衛戰士阻攔不住，有的向戰士擲石頭，逼迫戰士後退。有的喊話說：「你們不敢開槍打我們。」有的一個人糾纏戰士，其他人去偷。據了解，當時警衛戰士已架起了機槍，以阻攔群眾。下午，到車站的群眾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縣委常委黃進忠，從炮兵團又調兩個排。同時，抽了部、局長10多人，到車站附近的生產隊了解情況，教育群眾，安排社員生活。張掖地委得知情況後立即撤回新調去的兩個排戰士，不準打罵群眾，不準拘留，絕對不準開槍，對遠道而來吃不上飯的給他們做飯吃，說服他們回去。這天下午6時張掖地委喬生瑞向省委電話報告說，警衛人員架了一挺機槍，又從炮兵團抽了兩個排的戰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連續向省委的報告 說，從1月5日到8日，先後三天有400多名群眾成群結隊地抬上梯子，拿著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鐵銑等到麵粉廠搶糧。有的是搭上梯子越過牆去硬要，硬拿，有的在牆上挖洞進去偷，還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攔劫拉糧的皮車，用刀子將裝糧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搶到糧就走。5日曾鳴槍驅散，但後兩天有人繼續搶糧。對鳴槍行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檢查。 省委天水工作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聯向省委的報告 說，最近以來，鐵路沿線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列車被搶被偷事件不斷發生，繼續蔓延，日益嚴重，損失非常驚人。北道車站檢查組去年12月份檢查了進站列車338次，發現有142組列車被盜。另據統計，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發生列車被盜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發生184次。被盜地區由小到大，由站到線，逐步蔓延發展，偷盜人數由單個發展到三五成群、結夥作案，由小量地偷竊糧食到大宗地見什麼偷什麼，由黑夜秘密偷盜到白天公開搶奪。 一些地方志記載了一些群眾哄搶糧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 搶走糧食3.6萬斤，1961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65起，搶走糧食萬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區。據淮南等13個縣22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5495人。 甘肅省在1961年1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 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 1961年在張掖市發生3000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 1961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 貴州省雷山縣在1960年發生多次哄搶國家糧庫事件。 貴州黎平縣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間發生4000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 廣東省潮州市也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 （未完待續）
在如今黨國一統天下的輿論環境下，財新是碩果僅存的「異議」媒體，連當年氣勢如虹的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都繳械投降。說它「異議」，並非指財新的根本立場和中共相悖，否則當局分分鐘把它滅了，而是說它有時或偶爾不安分，發出和當局不合拍的聲音，讓外界有所聯想，以為黨內高層的倒習力量又要有所行動，借財新發出某種特定的信號。 去年11月到目前，財新有三篇社論相當引人注目，分別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須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從傳統自由派的觀點來看，這三篇社論無甚新意，但由於它們所討論的問題關乎中國當下路線方向的選擇，而社論的看法和中國當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國民間輿論以及海外的注意。尤其是《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僅存活了一天，更讓人猜測它戳中了當局的要害，反映黨內健康力量對習近平當下路線政策的不滿，借財新施壓，要當局糾錯。 財新第一文：用昨天的習來反今天的習 我們來看看這三篇社論到底談了哪些敏感問題。《改革亟須新突破》是從10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方案破題。該改革方案是由習主持的，在當時獲得社會好評。財新的社論也認為，方案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斷是最重大的理論成果，方案公布後，「贏得國內外交口讚譽，中華大地隨即掀起又一輪改革熱潮」。社論還引述習在三中全會上就決定所作的「說明」中關於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段話，並稱之為「正確論斷，今天讀來感受更為強烈」，這當然是為增加文章的安全性，用昨天的習來反對今天的習在改革開放上的倒退。社論的這個立意在「長江黃河不會倒流」這句話上體現出來。此話是李克強講的，被民間看作李反習的經典之言。社論雖沒有直接說出李的名字，然而由於李在上海猝死引發社會的很大不滿，財新此時引李之話自然被輿論解讀為矛頭指向習，是要向習叫板，這也就是財新為何要用習關於改革的話來對沖這種敏感性。 但是，社論還是忍不住要點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體現在思想解放的勇氣上，體現在保證一份份好文件能夠得到嚴格落實的執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停留於口頭與紙面。並批評有些官員口稱的「改革」，其實與決定精神背道而馳。尤其是疫情三年，微觀干預過多，一刀切、層層加碼現象嚴重，市場主體苦不堪言。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糾正錯誤同樣是改革，市場主體迫切盼望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能夠儘快撥亂反正。從上面引述的這段文字看，表面上，財新是借10年前的改革決定批判當下有些官員、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亂「改革」，可造成這種現象的總根源是誰，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財新實際是在罵習破壞由他親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財新第二文：呼籲堅持實事求是，給習打臉 《重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前一篇社論的基礎上，批習更進一層次。該社論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5周年，呼籲回到那次會議提出並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4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的歷史上被認為是改變乾坤、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歷史大轉折會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由此也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但是習上台後，將中共歷史切斷，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進中國正向發展的那些重要會議，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好像中國歷史的改變，國家的發展，都是從十八大才開始的。 故財新在這篇社論中，引述鄧小平的話「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當然，為了保險，也引述習的話「歷史反覆證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 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但同時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習打習。根據社論的論述，如果說45年前靠實事求是，收拾了亂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調整了對外政策，與世界接軌，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那麼今天只有繼續堅持實事求是，才能解決改革遇到的真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及時糾正某些不當政策。財新就差指著習近平的鼻子罵了，因為今天中國的亂像，面對的內外重重挑戰，說穿了，就是習沒有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好高騖遠、好大喜功造成的，而糾正發展路線的錯誤，改善國內和國際環境，需要重新回歸實事求是。因此，社論才指出，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要擺脫教條，直面現實，準確評估自身力量，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倘若「改革永遠在路上，實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燈」。 財新第三文：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 《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是從前不久召開的達沃斯論壇說起。今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重建信任」，那麼面對國際社會的信任赤字，信任從何而來？社論引述了中國總理李強在致辭中說的，首先建立在「我們對人類美好未來的憧憬，並願意為之共同努力的基礎之上」，並將李強在致辭中提出的幾點主張視作國際社會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然而，社論矛頭一轉，指出問題關鍵是中國國內如何重建信任。在社會的信任已經撕裂，黨內和社會的自由派同當權派，普通大眾和中共統治矛盾日益加劇的當下，如何去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才是此篇社論的著眼點所在。財新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用李強的話作為一個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貨」，社論表述，對於何為人類美好未來，每個人、每個國家的想法不盡相同，但若取最大公約數，它應當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國從政府到民眾的理性選擇。 可見，財新的論述，重點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人類共同價值以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選擇上。民主、自由、公平、正義這幾個詞，當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有，但顯然，當局語境下的核心價值觀和它們作為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含義是不同的。換言之，財新雖沒有將這幾個詞稱作普世價值，可在此的含義實際是普世價值的含義。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實際也是要表達中國應該回歸普世文明。比起前兩篇社論來，財新這篇社論隱晦表達中國應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黨內和社會的很多人當然是聽得懂財新的弦外之音。還有一點要注意，財新這篇社論，不再引述習的語錄來為文章增強保險係數，恐怕反映它對習會轉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從上述分析看，財新打擦邊球，能夠存活到現在，實屬不易，可視作是個奇蹟。外界多把它歸之於財新的創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誼。如果說這一點在過去是有用的，現在應該起不到多大作用，因為王本人的影響力已經大大減少。我傾向認為，首先是財新自己還是很節制的，畢竟它主打品牌是財經報道，言論和社論中的某種犯忌，讓外界有所想像的不是很多。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護了它，在沒有明顯犯規，只是某種影射的情況下，雜誌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會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但是，像最近這段時間連發三篇社論，言論有些大膽，引發民情共鳴和輿論猜想，在財新卻也不多見。這或許是它借著中國經濟形勢不好，黨內和人心思變，拋出的三顆探路石。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