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庄在鲁镇的东边，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送灶爆竹一声声钝响，空气里散满幽微的火药香。 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 煮熟的罗汉豆香味在夜气中弥漫，不远处的戏台上唱着热热闹闹的社戏。 大家是正在这几天陆陆续续回到未庄的。 不管先前是否真的阔绰过，这次阿Q是开着一辆新轿车进的村，这在第二天就传遍了未庄。 未庄人过去像逃避瘟疫一般逃避阿Q，现今酒馆茶肆、老老少少都谈论着他在外头发了财。 阿Q首先去了酒馆，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往柜台上一扔说：“打最好的酒来”。 未庄老例，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敬的形态来。 阿Q腰间挂着一个褡裢，沉甸甸的把裤袋坠成了一弯新月。街头巷尾有人追上叫住他问：“阿Q，你不是给窃贼望风打下手发财的吧？” 他恼得疮疤通红，吐一口唾沫，正要溜出一句“我手持钢鞭将你打”。但毕竟以自己现今的见识，高出未庄人一大截，自然得讲究个体面，这唱词便不再往底下说。 阿Q神神秘秘有些异常，说是在外地的乡下养猪，三年赚了四五百万。有人夸赞：“阿Q真能做！” 这话分明是真心，而不是讥笑，阿Q很是受用，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阿Q豆子似的小眼睛闪烁着兴奋，说是来扩大养猪规模要赚得更多，然后要在未庄开发“ 阿Ｑ翻过的墙”、“阿Ｑ偷萝卜地”、“阿Ｑ躲狗的树”、“阿Ｑ砸过的门”及 “阿Ｑ捏小尼姑脸蛋处”、“阿Ｑ舂米撑船处”等文化旧址。 唾沫飞在正对面的王胡、小D脸上。王胡头上也有癞疮疤，总觉得和阿Q平起平坐的，过去捉虱子比阿Q多，咬虱子比阿Q声音响，现今在赚钱上也不不甘示弱。 王胡说去年在城里卖黄酒、腐乳、乌干菜，赚了100多万，2024年争取挣到200万，过两年也要回未庄开办一家土特产加工厂。阿Q心里暗暗骂道：“这毛虫！” 小D的出现，曾让阿Q失业。跟小D打了一架，没分出胜负不说，还白白被大伙看了热闹。小D说，在城里送外卖两年赚了102万。阿Q听出比发迹的意思，只在肚子里骂“秃儿驴……” 赵秀才还是一如既往地“消息灵”，当年到尼姑庵里砸龙牌、偷宣德炉，顺便发了一笔革命小财。如今那都不值一提，据说炒股赚了好几百万。 有人问：“最近不是炒亏钱了么……”，赵秀才有些涨红了脸，四下里看了看，像是在寻那根粗大的、可以打人的竹杠。 憋了好一会，赵秀才朗声说道：“股市永远是优待乐观者的，不要被负面情绪压倒！现在已经很烂，还能坏到哪去？心态放平和点，期待即将到来的大牛市！” 因为将阿Q的旧布衫做了鞋底，吴妈一度后悔不已，以至于生了一场大病。她口述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与阿Q舂米的日子》，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版，光是版税就分得大几十万。 静修庵的小尼姑呢，将个人生活经历以讲故事形式，搬到了短视频平台，其中的精品力作《难忘摸脸那一瞬》，一经推出便火遍全网，迅速积累了上千万粉丝。找上门来合作的商家踏破门槛，一年直播带货进账几百万。 邹七嫂从阿Q处买过一条蓝绸裙，在未庄女性中算是最喜欢赶时髦的。这几年她和女儿在网上专卖绸裙、纱衫和皮背心，因为款式新颖加售后服务好，光是去年就赚了四五十万，由此载上了未庄人的口碑。 养猪的，卖土产的，送外卖的，炒股的，写书的，做短视频的，卖服装的，眼见着一个个的未庄人，都发迹起来了，且都有值得期待的未来，整个未庄有了乐观向上的氛围。 从海外回国考察投资环境的假洋鬼子，手中捏的那根哭丧棒，早换成一只意大利真皮公文包，打开尽是与省长、市长签约握手的照片。 召来阿Q、王胡、小D等一干成功人士，假洋鬼子提议，在未庄搞一个“妈妈的”联合企业有限公司，以此带动未庄产业升级，至少可以吸纳数百未庄人就业，大家共奔富路指日可待。 “好……”这个计划，使大伙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整个未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从末路到中兴，再没有人敢从阿Q身上找乐子。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阿Q，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 赵太爷满面红光，代表未庄村民理事会、赵氏族谱工作代表大会，郑重宣布两个提议—— 一、编写《未庄人物中兴史》系列丛书，全面展示未庄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二、正式确认阿Q为“赵姓”，并记入族谱，择日举行盛大仪式。 “哈哈哈！”阿Q十分快意的笑。 “哈哈哈！”村里其他人也九分快意的笑。 在未庄的这个祝福夜，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未庄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从电视新闻上得知，不仅仅是未庄，包括白鹿原、青松岭、月亮湾、靠山屯等在内，整个乡村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1 七个人的班级，就像一个王国。13岁的副班长小赐（化名），拥有检查作业、监督背书这样的权力。然而，就是通过这点权力，他向包括正班长在内的6个孩子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喝尿吃粪。小赐上学放学，有专门的孩子骑车接送，他要来的钱，有专门的孩子替他保管……实际上，他个头矮小，打不过其他的孩子。 但这个13岁的孩子，却把这点权力运用到了极致。 别的孩子们怕他什么呢？ 2 先说其中一个名叫小岩（化名）的孩子。 小岩的母亲钱惠发现小岩经常偷家里的钱，且屡教不改。 有一次，钱惠（化名）气极了，找出一把刀，放在桌子上。又找来长长的绳子，从屋梁上穿过去，两头垂到地上。 “你包里六块三毛钱又是哪里来的？……你不是讲过你再拿钱就自己断一只手吗？刀在这里。或者，你干脆上吊算自杀吧，就当我们没有养你。” 僵持了十多分钟。父亲何俊（化名）发话了：“小岩，我们不打你，只要你勇敢讲出来，只要你不继续犯错，你还是我们的好儿子。” 突然，小岩浑身颤抖，哽咽着却哭不出声来，哽咽了好久，终于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这钱是给副班长小赐保管的，我如果说了，他就不要我活了。”孩子泣不成声。 “你上周偷赵老师的钱到哪里去了？”“我星期一要背书，如果不准备两百块钱，我书就背不过，我就要喝尿、吃屎，还要挨打……” 震惊之余，何俊将信将疑：“你说你吃屎了，喝尿了，可有人看见？”“全班六个人（除了小赐）都喝了。” 问了大半晚，已经到了当晚10点过。钱惠一边听，一边伤心，他们决定次日去其他同学家问问。 3 小岩所在的安徽怀远县火星小学位于城郊，此前属于火星村，多年前因为发展工业区拆迁，火星小学搬到了现在的地方，保留了一个教学点。这些年，很多学生陆续转学，这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小岩所在的班级，从最开始的20多人，读到六年级时，已经只有7个人。 次日早上七点，何俊和钱惠叫起儿子，去了班长小东家。 听了钱惠的诉说，小东的爸爸铁青着脸，朝向小东：“你可喝过屎尿？”小东嗫嚅着说没有没有。父亲扬起手要打他，被何俊阻拦。两个女人把小东叫到一边，给他打气做工作，小东承认了。 钱惠又带着两个小孩去了小江家、小运家、小邢家。走一处，就把孩子带在一起去下一家。 最后一家是小然家。钱惠对小然的爸爸贾波（化名）说：“你可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吃屎喝尿了。” 贾波头脑一片空白，呆了呆，问儿子可有此事。小然嗯嗯着不敢讲。 小岩见状，哭着朝小然喊：“你讲吧，我们都承认了。” 小然于是和盘托出。 4 家长们找到学校，把情况汇报到了怀远县教育局。 怀远县教育局纪工委找到涉事的六名学生进行调查。 按照学生们的讲述，小赐制定的规则是这样的： 每次背书时，孩子们必须拿钱。他会根据每个孩子向家里拿钱得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经济状况，制定拿钱的数量。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错，钱好拿，那就会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 如果不拿钱，作业检查肯定过不了。这一点，小然的父亲贾波曾经有过疑问。因为老师布置了作业，儿子回家后，他们就督促儿子写字，写了整整两个本子，他也检查了。可次日，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你家小然作业又没有写！200个字，就有180个字写错！” 贾波不服，说自己亲自督促儿子做了作业。“不信你来学校看！”老师撂下这句话，挂了电话。贾波满有自信地跑到学校，让儿子把作业本拿出来，但儿子拿不出来。“我看着你写好的，你是不是搞丢了，你再找找书包。”小然茫然地把书包翻来翻去，没有。贾波被狠狠批评了一顿，觉得一头雾水。 直到事发后，小然才敢告诉爸爸：因为自己没拿到足够的钱给小赐，小赐在检查他作业的时候，直接撕了扔了。 当然，如果拿不到足够的钱，背书也过不了。 所有的孩子都有类似遭遇：拿了钱，过不了关也能过；不拿钱，过得了也不能过。逼人吃屎喝尿、打人、“专车”接送、指定“会计”、专人买早餐……这个7个人的班级，就像是小赐的王国。 5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怀远县教育局纪工委的调查人员有些不解：喝尿的事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家长？ 小东回答：“没有告诉，怕小赐打。”小东的说法，代表了所有的孩子。 实际上，除了小邢外，其余孩子都比小赐高大，有的甚至要高出一个头！论打架，小赐当然不是对手。 然而小赐有办法。孩子们在回答家长的疑问时说，要惩罚人时，他会让大多数孩子通过作业检查，让通过作业检查的孩子，打他要惩罚的孩子，于是孩子们人人自危，言听计从。 根据孩子们的讲述，记者了解了小赐成为“孩子王”的过程。 在二年级的时候，小东和小赐成绩优秀，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和副班长。 因为小赐表现强硬，拥有了检查作业和监督背书的权力。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为了能通过背书和检查作业，比较亲近小赐，会将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小赐。慢慢地，如果没有零食，小赐就会索要，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好过关。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学生们怕被老师打，千方百计要通过作业检查。三年级的时候，小赐开始上网，不再满足同学们给零食，开始索要钱，并让同学给他买早饭。 先是几块、十块、十几块，同学们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小赐。 到了四年级，小赐迷上游戏，要买装备，常常去网吧。小江有自行车，他就指定小江送他上网吧，并规定时间，到了时间要去网吧接他回学校。同学们的沉默，让小赐胆子更大了，他规定每周必须例行给钱，如果要检查作业了，就额外收更多的钱。 有些孩子也想过反抗，但他们担心，如果搞不倒小赐，那以后的日子更加暗无天日。小赐被投诉过三次向同学要钱，班主任顾利珍（化名）都知道了，但小赐的副班长地位，却牢不可撼。 一步一步地，最终发展到喝尿吃屎他们也逆来顺受。而小赐，通过这种人格矮化行为，彻底征服了所有的同学—成为了这个群体的“王”。 有一次，小邢的家长发现孩子偷钱，后来找到学校，在小赐的课桌里找到了钱。此后，同学每次拿来钱，小赐就不再收下，而是先点数，点了指定一个学生保管，等放学的时候，或者他用的时候，再拿来。所有的孩子和家长均称，小赐的头脑不一般。他们举例说，小赐曾经卖游戏装备就卖了一万多。 小岩说：“最开始怕他，后来就彻底臣服于他了，他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 6 事情暴露后，家长们找到了以前班上唯一的女孩子小静，小静也表示自己喝过尿。后来她一直念叨老师教得不好，加上搬家的原因，就转学了。 根据家长们的统计，小静交给小赐的钱最多，因为她常常帮妈妈在超市卖东西，得手的机会最多，前后给了一万多元。其次是小岩，因为家里钱比较宽松。其余的孩子，有的给了两千到四千不等。 7 四川大学社会学博士肖尧中在分析此案时表示，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社会权力效应在这个小群体的投射。确实，这个孩子比较聪明，他善于运用权力对群体进行制衡，他本身不具有暴力，但他为了收拾人，巧妙地通过某个正确的借口（背书），让多数学生去打他要收拾的人。而且他善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比如找学生帮忙保管索要来的钱财。最终，他通过让同学喝尿吃屎这种矮化人格打击自尊的方式，彻底解除了同学们本能防御，让他们臣服于自己。 任何一个群体，都会产生权力。而权力的监督，必然来自赋予权力者。赋予权力者监督的失职，是导致权力为所欲为的原因。所以，就这起事件来看，老师的监督失职，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
我的小崽子生于2022年4月4日。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我喜欢的春天；它很幸运地错开了清明节； 20220404，它有很微妙的节奏感；它在一个始料未及的疫情里； 它是上海浦东浦西合体封锁的第一天，从这一天开始，上海全市整整封锁了两个多月； 也是这一天，所有人疫情两年赖以生存的健康码因合体封锁崩溃了，我没能进入正常的产科。 就在这一天，我和我的小崽子见面了。 1 我是4月3日晚上破的水。 这一天没什么特别。我们所在的区域，这已经是封锁的第11天了，我们已经逐渐适应不断抢菜、各种钻营的日子。 这天全家人的早餐，是荠菜煮鸡蛋。是爸妈在小区里摘的野荠菜。上海人爱吃荠菜，但只爱嫩荠菜，用来包馄饨饺子吃。湖南人则不然，偏等到农历三月初三，春光越发明媚，荠菜长出三角形的小叶子和白色星星顶花时，才采摘下来，用它煮鸡蛋，老话说“三月三，荠菜赛仙丹”。于是老小区杂草丛生的角落里，就布满了这些本地人看不上的、过老的荠菜。爸妈如获至宝地采摘了回来。一大把洗好，大锅清水、鸡蛋，一同煮开，再加糖。不吃菜，光吃鸡蛋、喝汤水。清香扑鼻，很是甜蜜。这是陆续封锁之后，家里很难得地吃到了一次特别的菜式。 早餐吃得清爽，又收到了前几天在叮咚上盲抢到的一大包菜，很是安心。心想着，这下有两天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自打疫情阴影逐步蔓延，从楼栋、小区开始逐一筛查，大着肚子的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彼时，糟糕的次生危机事件频出。我们跑了好几次居委，填了无数份表格，跟不同的社工、负责人不断不断地报备。 社区的核酸是给街道居委做管理的、医院不认。想要进妇幼院产检，还得需要三甲医院的48小时核酸和本院的快速核酸。这几乎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主旋律：每日在社区做1次核酸，凭社区核酸出门，去三甲医院做核酸，等一日出结果，再去妇幼院门口做一个即时核酸，若干小时后，再进门做产检。往常一两个小时的产检，演变成了医院门口大半天的盘旋，我们常常无处可去，只能躲在车里吃家里带出来的凉掉的包子。 “已经不知道今天被捅了第几回了，”我啃着包子说，“最近人生的意义，好像变成了做核酸。”人和宠物鼠没什么不同，进了轮子，就只顾着狂奔旋转。踩下这只脚，再抬起那只脚，周而复始。 尤其是临近预产期，手握三甲医院48小时核酸变成了每日必打卡的工作。频繁地报备和申请，终于让居委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熟知了这一信息：“在小区的这个楼栋，有一个很快临盆的孕妇”。这太重要了。我知道，当我需要救生圈时，我在离抛救生圈的那个人最近的海面上。这是我现下能为自己争取的全部主动权。 所以，3号的下午，我们也顺利拿到了当天出小区去医院做核酸的许可。 从医院做好核酸回家的路上，一辆车一个人也没有。很奇怪，环境景致道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却充满了末日的萧瑟感。我们像是回到已经变成废土的家园，除了感慨一路无话。 唯一的插曲是，回家路上，我在微信里看到小区邻居群里的一条求助。他的父亲因为瘫痪常年住在社区医院接受护理治疗。而疫情失控，社区医院已受感染，需要马上关闭、清空所有的病患。而他被封锁在小区、出不去，他的父亲瘫痪无法自行回家，救护车、110都已经供不应求，没有人为这个情况这些人开辟通道。 我皱着眉头读完这条信息。老李头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们要去帮忙吗？” 那个沉默里有很多疑虑，首当其冲的是：有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在身边，我是否有能力去帮这个忙？可现在我们就在“外面”，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特权”去做这件事。 我们联系了邻居。邻居先是疑惑我们为何能够出门，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之后，又说，没事他再想想办法。 这天的半夜11点半，我被一阵宫缩突袭，痛得我一个大喘气，连声都没发出来。好家伙，看来是要来真的了。果不其然，我一起身，破水了。我故作镇定地跟老李头说：准备去医院吧。 2 家人们迅速动了起来。我感到家里弥漫着肾上腺素飙升的味道。拿到通行证、上了车，爸妈的笑颜看上去十分别扭勉强，爸爸的眼睛在夜晚也亮晶晶地闪着。我拉上安全带、调平座椅、用躺姿，马上转头看向车窗外的父母嬉皮笑脸说： “你看，我专不专业？你们放心吧！” 我当时还不感到害怕，但腿却不自觉地发抖，我仍然灿烂地笑着，宽慰着两家父母——说来惭愧，来上海多年，成家立业，但如今仍租住在老小区。而上海封城期间，我们这个老小区的小房子里，住了三个家庭、六个大人，把小小的家里塞得空气稀薄。 本来说好，老李头的爸妈在孕期帮助我们做准备，等到生产的时候，再换我爸妈过来，我的妈妈为这此还认认真真学习了育婴师，准备跟月嫂一起照料我坐月子。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上海成了疫区，我们被封锁，老李头的爸妈有家难回，半年前已经付过定金的月嫂也不愿意再进上海。我书到用时方恨少，没有专业知识可能搞不定新生幼崽，只好在3月底时临时把我远在湖南家乡的爸妈叫来——他们赶在浦东全面封锁、只进不出的前一天到达了我们的家。 我爸妈到上海后，我心安定不少，但六张嘴巴的吃喝问题又来了。在老社区、作为租客，我们享受了封锁补贴的双重debuff。在封城物资运转困难的前期，市里发的菜，小区总是较后一批拿到；菜总是又次又少的，没有日用品；当然也不管你家实际有几口人吃饭，尽管几乎隔三岔五报备实际居住人数，但好像仅仅适用于核酸筛查统计，分配物资时却没有分别。我和老李头作为家里唯二的中青年，靠着手机里七八个软件和二三十个原来见都没见过的冷门小程序，凭闹钟和手速才间歇地抢到些可以维生的物资。之后团购之风兴起，生存焦灼才逐渐缓解。 车窗摇上，老李头缓缓启动了车子。我拿着手机，自拍了一张我们俩的照片，然后开始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无数个邻居群、网购群里，盘点我们家将要收到的菜，那是两家父母未来几天的口粮。接着我拨通妈妈的电话： “这是前天抢的肉，在这个群里，联系人是群里的这一位，留的是老李头的电话，团长大概会在明天中午居委门前发，你们记得看；那是今天抢的青菜，后天才能送到，这是直接跟小区门口商店的老板买的，没群，留的是我的电话，需要在小区门口用这个号码拿……” 林林总总，交待了得有十五分钟。 “你都要生孩子了，还要操这些心。”妈妈心疼地说。 零点过后，我们顺利进入了妇幼院，但没能进入正式的产房。我们被拦在了隔离区待定。隔离区门口没有人，值班的椅子上是一只睡着的小猫。我的心脏本来突突猛跳，看到那只小猫，莫名平复了些。 护士让我打开健康云，可是本应在半天前就刷新的核酸结果，始终没显示。护士喃喃道，可能因为今晚浦东浦西一起封城筛查了。 3 疫情对于国家来说，是民生仗，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可能是场信息仗。 2019年年底，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嗅到了武汉失控的端倪，于是电话远在湖南的家人，敦促他们立即买口罩戴口罩。家人惊异：“没有这么吓人吧？”又说，“这大街上没人戴口罩啊，我戴出门别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我。” 短短一个星期之后，口罩脱销。此后一个多月，全家就靠反复使用那最早买到的一包口罩挨过了口罩紧缺的新年。 这样的情况在此之后反复上演。越是小道消息，就越被证实可信，不管它是否与当时的官方信息相违。只要有小道消息，就务必做好万全准备。后来好几年，这似乎都成为了我们的思维定式。我们抢过菜、抢过饮用水、抢过特效药、补液盐……我们逐渐放弃了十几年寒窗苦读培养出来的理性，在能力范围内不假思索地all in所有能为全家保命的东西。 2022年伊始，已是新冠疫情的第三年，武汉之殇逐渐褪去，在高强度的人员流动管理之下，一切都好像变得平稳可控起来。三月初，距离我的预产期只有一个月，我正在公司上着班，同事突然凑过来：“你听说了华亭宾馆的事儿吗？” 又是小道消息。我心里一沉。“怎么了？” 华亭宾馆是一间上海知名老牌五星酒店，本来准备歇业重装的，现在作为外来入境人员的隔离区使用。“但听说出事儿了，”同事说，“这酒店好像管理有问题，通风管道之类的都是通的， 等于一个酒店里的人全都在互相感染，好像已经查出了十几例还是几十例了……” “最可怕的是，那些工作人员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上完班还坐地铁公交回家……” 我心里隐隐觉得，上海要被卷进漩涡。 果不其然，三月中旬开始，先是定点，按单元封控，然后是楼栋、小区，再然后是街道，接着是整个浦东。差不多大半个月时间，官方消息一直在变， 小区门口的封条，每日自动延长天数。好像整个城市触发了什么开关，满50自动再加100。即便发言人不断澄清、声明可控可防，但所有人心知肚明，控不住了，可能会封城。4月1日起，浦西陆续加入封控。上海的“大白”明显不够用了，小区里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外援大白”，有时上午一队、下午一队、晚上一队，简陋的核酸台子上出现了不同的地名横幅。4月4日上海启动全城筛查，24小时需完成全员核酸采样，网友笑称“鸳鸯锅终于合体了”。 而我，在4月4日上海启动全城筛查的这天，正躺在隔离区的病床上，在一阵阵宫缩阵痛中祈祷孩子的顺利降生。在最初宫缩阵痛的间歇，我焦虑地拿着手机，不断点击健康云上的刷新键，直到它，突然白屏跳出故障码。我打开微博，热搜上除了上海封城，还挂上了健康云崩溃——护士猜测得没错，全城筛查，系统崩溃了。 唯一能证明我“身家清白”的东西没了。 隔离区是家属不能进入的，只有几架孤零零的病床，设施略显简陋。隔离病房里，只有我和另一个因疯狂呕吐输液的孕妇。我们互相看不见对方，没有任何交谈，偌大的空间里只剩她的呕吐声和我的呻吟声，此起彼伏。 护士隔了一会儿进来看了看我，开指不多，并不理会我的阵痛，然后又去看了看她，听到护士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你缺钾的话，多吃点香蕉，补点钾”，那个姑娘微弱的声音道“我买不到……” 我打电话给老李头，让他进来找我。老李头钻了个护士不在的空当，溜进来了。他以为我难受需要陪伴，我只跟他说，把从家里带回来的两根香蕉拿出来，给那边那个姑娘一根。老李头照办，去姑娘床前，还把香蕉给剥好递了过去。 在阵痛越来越强烈之前，我也吃了我的那根香蕉。那是我24小时之内吃到的唯一的东西。 4 我的宫缩开始变本加厉。开始时我还能拿起手机记录持续与间隔时间，后来连手机也快要举不起来了。阵痛像是潮汐一波波袭来，演变成能打倒人的巨浪。之前练习的呼吸法，越来越用不上，常常痛起来全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话说不出、哼也哼不出，除了闭紧眼睛，什么也办不到。 疼痛过去之后，我又重新睁开眼睛，虚脱而空洞地看着天花板。两年过去了，自我保护的大脑选择性遗忘了很多痛苦，但我还记得那里的天花板上，有一个三角形的洞。 从半夜苦熬到早晨8点，进隔离区时做的快速核酸终于出来了，阴性，可三甲医院的核酸还是无法显示。规矩是死的，我被告知我只能在隔离区生孩子，待产时家属不能陪同。 我被一个老护工挪到另一架床上。眼前长条白炽灯管快速略过，我看到老李头奔到我的床头扶着床把手帮我推了一段。我记得他低头看了我，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他说话。眼前的世界一片恍惚。然后我独自进入了一间拉着两扇帘子的待产病房。 之后是不堪回想的两三个小时。老李头说，我的嚎叫，整栋楼都能听见，在隔离等待区丈夫们无尽的沉默下显得特别刺耳。而他除了无能狂怒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我抓住每一次护士查房的机会，歇斯底里地哀求，给我无痛吧，要么给我一刀吧！求你了，求你了！说完这些我可能又会痛得晕过去，待意识恢复又继续哀求。护士十分不耐烦，后来几乎不再来我的病房，也无视我几乎用尽全部力气按下的呼叫铃。 我从没见过医生。当天的产妇，没有一个人用上无痛。 后来我意识到，当天那栋楼里，可能根本就没有麻醉师的存在，或者仅有的麻醉师都只呆在特定的手术间。这栋隔离病房里，都是已经关了将近三个月的医护人员。整整三个月，她们没能回家，人员本来就紧缺，还一直在减员，很多人无法正常倒班。她们全是年轻人，大部分刚进医院。这场仗，她们站在了最前线。她们也有说不完的怨怼，她们24小时穿着这身笨重的防护服，她们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每天都在变化的政策和极度恐慌的产妇、家属。她们不懂，也解决不了。无视和不耐烦，这些已经是当时情境之下，她们能给出的最专业体面的反应了。 时间推进至我破水之后的第11个半小时，我终于开了十指。ICU产房里一字排开七八个产妇，三五个医护转得像是流水线上的女工，隔着口罩面罩都能看到她们的麻木和疲惫。我的孩子于午前11：08降生。 之后一段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没有体会到任何电视剧里新生的狂喜，亦或是劫后余生的感慨。只有空洞，无尽的空洞。我看了一眼小崽子，他就被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我不知道要在产床上躺多久，没说话，也没有力气或心思回复老李头的信息，我只是像具空壳一样，呆着。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撕心裂肺分娩时，侧头瞄到其它已经生完的产妇的冷漠的脸。 后来我想，我也算是进过ICU的人了。可这ICU一点也不像ICU，没劲。 我不太记得我是怎么被缝针、推进产后病房。我终于见到了老李头，还没开始说话，就流下了热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哭。 我从地狱回来，又回到了魔幻的人间。 5 “我去偷了半包纸巾。”生产完第二天，老李头凌晨回到病房，小声跟我说。 刚住进来第二天，我们已经物资短缺了。按照网上攻略备齐的待产包，大多根本用不完，最平常的，却意想不到地缺了——比如，水和纸巾。医院里只有开水，我们带了个小保温杯，质量还真的经得起考验，放俩小时还烫嘴，一天喝不上两口水。 可是，水？额外的纸巾？两个月前我们整理待产包时，怎么可能想到这些还需要装在箱子里呢？这些哪不能买？谁又能想到一个多月没有社交接触、天天勤勉核酸打卡的我，会被卡在隔离区呢？ 短缺的结果，首先带来的是常识的失效。 上海是座商业之城，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业。上海全城大约有6000多家品牌便利店，还有数不清的社区小店、小卖铺。我2012年从北京来上海时，上海的街道商业曾对我产生过不小的冲击。北京的马路又宽又大，从这边望不到那边。除了社区周边、胡同里，但凡走到“市里”，就不指望能在“街边”买到什么东西了，人走的路，与数不清的高高天桥一样，只是去到公交站、地铁站的过程而已。可上海有些不一样。越是上海的中心，越是小街道密布、商业如烟火繁盛，五步一个便利店、十步一家咖啡馆。我对城市的常识在这里被重新塑造。 可这样的常识失效了。生产完，我已经十几个小时没喝过一口水。老李头安顿完我，就开始了几天的“打野”生活。他带回了这些信息：每个楼层的自动贩卖机都是空的。楼下有一家罗森，供应这一整栋楼的医患，也是空空如也。平日大门紧闭，只固定在傍晚5点上货，只上两种冷藏便当。需要提前蹲守，如果幸运，能抢到一两盒。楼外还有一家全家，不知道开没开，反正我们也出不了楼。他找过护士、护工，她们一声叹息：“我们也买不到……” 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对话。老李头凌晨帮助完我喂奶之后，出去溜达了一圈。白天他就看到护士台旁边的公区小桌子上有半包纸巾，凌晨去看，果然还在。他认定这是别人不要了的，就给“顺”了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很兴奋，捧着纸巾，像是在邀功，也像是好学生终于做了件坏事的刺激感。那包纸巾我们用得很省很省，生怕用没了，直到出院，还把剩下的几张带回了家。这个品牌的纸巾我没用过，但我想，再过十年，如果这个产品还在售，进了超市，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它来。 我们只是缺了水和纸巾。这大概是这栋楼里最无趣的故事。 这里有很多人，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照着日子、在家破水、顺利拿到出门证、带上行李开车来到医院的。就算没能进入正常产房，在这里我也算是绝对的“幸运儿”了。对于早产或毫无准备直接被送进产房的妈妈们来说，在这栋楼里的体验就更精彩了，或者说，更像荒野求生。在一瓶水都买不到的地方，每一张纸巾、每一张纸尿裤、每一张产褥垫都得靠借，而你几乎想像不到这些纸品的消耗量有多大。刷牙洗脸怎么办？衣服都湿透了没得换怎么办？想喝水怎么办？基本生存都得不断开口求人，更别说奶瓶、吸奶器这些不可能靠借的高端需求了。听说有一个孩子回家时，是包着爸爸脱下来的毛衣出院的，他们连宝宝的衣服都没有。 如果放在往日，我大概会好奇心发作“那是怎么解决的？”“他们是怎么办的？”可在那时，我已无力发问。疫情以来，太多无解的题，我不想再听更多了。 6 到了我们的出院日，有一对夫妻求上了门。 他们有着传说中的最甜身高差，男生高大，女生娇小。只见他们略带畏缩和抱歉的神色，找到我，问：“你们出院的时候，能不能带我们回家？” 当时老李头去拿出院材料了，我正在艰难地收拾着行李。听到这个请求，我的直接反应是做不到。 在此之前，小崽子因为我们的不专业、喂养不当，变成了低血糖，被强制留院，我自责难耐曾大哭好几场。后来开始涨奶，双乳硬得像石头，只是挨着衣服都痛苦难忍，睡也睡不了，小崽子吸也吸不出，凌晨四点痛到遭不住了，老李头好不容易从其它楼层请来护工阿姨（护工阿姨也紧缺，一整层只有三四人，面对的是几十个妈妈和孩子），用手生挤，让我直接飙出眼泪。但只需一两小时，痛苦又如约而至。 我也太累太虚弱了，除了产后所有妈妈要遭的罪之外，临出院前一天，因为多次的核酸终于证明了我们的清白，我们又被迫因为这个荣幸的身份被要求搬到非隔离区。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我苦求：“要么就让我呆在隔离区吧，我太累了我不想再搬了。” 好心的护士为我们争取了一回，可还是拧不过这铁一样的政策。我们携家带小，重新打包、拆包。焦心、痛苦、疲累交揉在一起，我已经到了自己能承受的临界点。我只想尽快回家。尽快。 我痛苦地说：“我现在太难受了，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送你们回家再回去。”我还想找其它的借口，比如我们东西太多了、我的孩子喂养不良还在低血糖；但又隐隐害怕，万一他们真有什么事儿呢？ 于是我顿了一下又问， “你们家在哪？”以及，“你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早产被120送到医院的。孩子剖出来便被送进了暖箱，一眼都没见到，也没有医生或着护士告诉他们是什么情况。没有任何的信息，护士们都太忙了，顾不上向家长汇报。早产情况太紧急，没敢自己开车。可到了要出院的时候，全市已经封锁三四天了，恐慌和紧缺不断蔓延。120叫不到，110管不了，社区、街道、市长热线……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能出门的法子。 后来好心的护士跟他们说，旁边病房有人要出院，你们要么，去碰碰运气？ 我低头，眉头皱得更紧了。我说我们商量一下，你们先回去。 老李头回来以后，我义愤填膺，痛诉这个没有人性的封控，把在上海有工作、有房子、有车的体面人，逼到了这种地步。 “2022年了！想回自己家，居然要低三下四地求人！”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很难受，我只想快点回家……”然后又洒了两行泪。 老李头摸摸我的头安慰我。我和老李头都知道，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回家。 7 最后，还是老李头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叫上这对夫妻一起出院 ，先送我回家。我们家离医院更近，能减少我和小崽子的颠簸之苦。他不进小区，只把我放在小区门口，让我们的父母来接。接着他再送这对夫妻回家，也只送到小区门口，这样他再回家的时候，中间这诸多过程都不会被“记录在案”，就免去了层层通关。 我们逃出了那栋楼，又见这废土般的街道。它更空了，更萧瑟了。 在车上，我与这对夫妻聊彼此在医院里的经历，那些荒唐事儿一分钟前刚被我们抛在身后，又像噩梦一样回到我们的话语里。妻子叹了口气说，你们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只希望他平安就好。 就这样，我终于回到了家。 我捧着这小小软软的崽崽下了车，两家父母已经站在小区的封锁线里等着了。他们的眼神有期待，也有疼惜。我把小崽子递到了妈妈的怀里，然后挽上了爸爸的胳膊，五大一小，向家里走去。爸妈好像很多话卡在嗓子眼，只不断小声念叨，崽崽你辛苦了，爸妈没帮上什么。 我却笑了。我说：没问题啊，都挺好的！一切都很幸运和顺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明治
（接上期）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1958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1960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1961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70%。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 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18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15%，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24-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30%，有的地区上涨了40%。 表格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汉2斤，天津、广州1.7斤，西安1.3斤，沈阳0.6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庆2.8斤，天津、武汉、沈阳1.3-1.8斤，西安不到7两。 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据全国大、中、小13个城市、526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1961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17.07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减少了1.87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21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3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3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 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1960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1960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8月和12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1860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1，900万吨，比上年增长1.6%；原煤产量43，100万吨，比上年增长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4，100亿斤，比上年增长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40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 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5月7日到10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1962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经减少1000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873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000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1961年、1962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 精简工作1963年还继续进行。从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减少职工1940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300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1963年6月，共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年基建投资完成384亿元，1961年减到123亿元，1962年计划减到46亿元，后来实际完成56亿元加上自筹完成67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进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1960年的1815个减到1961年的1409个，1962年进一步减至1003个，许多工程下马。 （3）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1960年钢产量1866万吨，1961年压到870万吨，1962年最初的计划是750吨，后来调整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炭，1960年实际产量39700万吨，1961年完成27800万吨，1962年计划25100万吨，后来调整为23900万吨，实际完成22000万吨。关、停、并、转，1961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年已经比1960年减少25000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1962年继续减少了18000，两年合计减少了43700个，相当于1960年96000个的44.8%。 （4）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农村劳动力1960年只有17017万人，1961至1962年两年，增加到21278万人。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1961年和1962年两年，净进口粮食160多亿斤。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1962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年粮食价格提高25%，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20亿元。 （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1960年520万吨，1962年575万吨，化纤1960年10600吨，1962年13600吨，1965年达到50100吨。 （6）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18类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年9、10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 报告称，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1035项，建筑面积334.4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95.4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132.9万平米，占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万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31.4万米，占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3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10285吨，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138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10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10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13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5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8、9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1、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12月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多人。 1960年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13日阎普真带领95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年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年11月10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年云南镇沅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 2、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 ，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6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1958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年春夏，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3、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 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粮，1月5日，白天约有五六百人，晚上约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车站偷粮、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约18000多斤。驻车站炮兵团警卫战士阻拦不住，有的向战士掷石头，逼迫战士后退。有的喊话说：“你们不敢开枪打我们。”有的一个人纠缠战士，其他人去偷。据了解，当时警卫战士已架起了机枪，以阻拦群众。下午，到车站的群众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县委常委黄进忠，从炮兵团又调两个排。同时，抽了部、局长10多人，到车站附近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安排社员生活。张掖地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撤回新调去的两个排战士，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拘留，绝对不准开枪，对远道而来吃不上饭的给他们做饭吃，说服他们回去。这天下午6时张掖地委乔生瑞向省委电话报告说，警卫人员架了一挺机枪，又从炮兵团抽了两个排的战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连续向省委的报告 说，从1月5日到8日，先后三天有400多名群众成群结队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铁铣等到面粉厂抢粮。有的是搭上梯子越过墙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墙上挖洞进去偷，还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拦劫拉粮的皮车，用刀子将装粮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抢到粮就走。5日曾鸣枪驱散，但后两天有人继续抢粮。对鸣枪行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检查。 省委天水工作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联向省委的报告 说，最近以来，铁路沿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列车被抢被偷事件不断发生，继续蔓延，日益严重，损失非常惊人。北道车站检查组去年12月份检查了进站列车338次，发现有142组列车被盗。另据统计，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发生列车被盗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发生184次。被盗地区由小到大，由站到线，逐步蔓延发展，偷盗人数由单个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窃粮食到大宗地见什么偷什么，由黑夜秘密偷盗到白天公开抢夺。 一些地方志记载了一些群众哄抢粮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 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 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 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 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3000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 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 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 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间发生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 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 （未完待续）
在如今党国一统天下的舆论环境下，财新是硕果仅存的“异议”媒体，连当年气势如虹的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都缴械投降。说它“异议”，并非指财新的根本立场和中共相悖，否则当局分分钟把它灭了，而是说它有时或偶尔不安分，发出和当局不合拍的声音，让外界有所联想，以为党内高层的倒习力量又要有所行动，借财新发出某种特定的信号。 去年11月到目前，财新有三篇社论相当引人注目，分别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须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从传统自由派的观点来看，这三篇社论无甚新意，但由于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关乎中国当下路线方向的选择，而社论的看法和中国当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国民间舆论以及海外的注意。尤其是《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仅存活了一天，更让人猜测它戳中了当局的要害，反映党内健康力量对习近平当下路线政策的不满，借财新施压，要当局纠错。 财新第一文：用昨天的习来反今天的习 我们来看看这三篇社论到底谈了哪些敏感问题。《改革亟须新突破》是从10年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方案破题。该改革方案是由习主持的，在当时获得社会好评。财新的社论也认为，方案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是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方案公布后，“赢得国内外交口赞誉，中华大地随即掀起又一轮改革热潮”。社论还引述习在三中全会上就决定所作的“说明”中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的一段话，并称之为“正确论断，今天读来感受更为强烈”，这当然是为增加文章的安全性，用昨天的习来反对今天的习在改革开放上的倒退。社论的这个立意在“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这句话上体现出来。此话是李克强讲的，被民间看作李反习的经典之言。社论虽没有直接说出李的名字，然而由于李在上海猝死引发社会的很大不满，财新此时引李之话自然被舆论解读为矛头指向习，是要向习叫板，这也就是财新为何要用习关于改革的话来对冲这种敏感性。 但是，社论还是忍不住要点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体现在思想解放的勇气上，体现在保证一份份好文件能够得到严格落实的执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停留于口头与纸面。并批评有些官员口称的“改革”，其实与决定精神背道而驰。尤其是疫情三年，微观干预过多，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严重，市场主体苦不堪言。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纠正错误同样是改革，市场主体迫切盼望一些部门与地方政府能够尽快拨乱反正。从上面引述的这段文字看，表面上，财新是借10年前的改革决定批判当下有些官员、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乱“改革”，可造成这种现象的总根源是谁，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财新实际是在骂习破坏由他亲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财新第二文：呼吁坚持实事求是，给习打脸 《重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前一篇社论的基础上，批习更进一层次。该社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呼吁回到那次会议提出并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的历史上被认为是改变乾坤、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历史大转折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也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但是习上台后，将中共历史切断，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进中国正向发展的那些重要会议，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好像中国历史的改变，国家的发展，都是从十八大才开始的。 故财新在这篇社论中，引述邓小平的话“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当然，为了保险，也引述习的话“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 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但同时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习打习。根据社论的论述，如果说45年前靠实事求是，收拾了乱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调整了对外政策，与世界接轨，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那么今天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改革遇到的真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及时纠正某些不当政策。财新就差指着习近平的鼻子骂了，因为今天中国的乱像，面对的内外重重挑战，说穿了，就是习没有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好高骛远、好大喜功造成的，而纠正发展路线的错误，改善国内和国际环境，需要重新回归实事求是。因此，社论才指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要摆脱教条，直面现实，准确评估自身力量，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倘若“改革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灯”。 财新第三文：弥合支离破碎的信任危机 《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是从前不久召开的达沃斯论坛说起。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重建信任”，那么面对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信任从何而来？社论引述了中国总理李强在致辞中说的，首先建立在“我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并愿意为之共同努力的基础之上”，并将李强在致辞中提出的几点主张视作国际社会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然而，社论矛头一转，指出问题关键是中国国内如何重建信任。在社会的信任已经撕裂，党内和社会的自由派同当权派，普通大众和中共统治矛盾日益加剧的当下，如何去弥合支离破碎的信任危机，才是此篇社论的着眼点所在。财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用李强的话作为一个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货”，社论表述，对于何为人类美好未来，每个人、每个国家的想法不尽相同，但若取最大公约数，它应当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国从政府到民众的理性选择。 可见，财新的论述，重点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选择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这几个词，当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但显然，当局语境下的核心价值观和它们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含义是不同的。换言之，财新虽没有将这几个词称作普世价值，可在此的含义实际是普世价值的含义。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实际也是要表达中国应该回归普世文明。比起前两篇社论来，财新这篇社论隐晦表达中国应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党内和社会的很多人当然是听得懂财新的弦外之音。还有一点要注意，财新这篇社论，不再引述习的语录来为文章增强保险系数，恐怕反映它对习会转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从上述分析看，财新打擦边球，能够存活到现在，实属不易，可视作是个奇迹。外界多把它归之于财新的创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谊。如果说这一点在过去是有用的，现在应该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王本人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少。我倾向认为，首先是财新自己还是很节制的，毕竟它主打品牌是财经报道，言论和社论中的某种犯忌，让外界有所想象的不是很多。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护了它，在没有明显犯规，只是某种影射的情况下，杂志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像最近这段时间连发三篇社论，言论有些大胆，引发民情共鸣和舆论猜想，在财新却也不多见。这或许是它借着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党内和人心思变，抛出的三颗探路石。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