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開端不太平。今年一月，河南南陽小學發生火災，造成13名學生遇難，五天後，江西新余再次發生火災，致使39人死亡。而在春運期間，凍雨和暴雪不斷，「應急」和「突發」頻頻，幾乎變成了一種新常態。 與之相對的是相關調查報道的缺位。新余火災後，流傳甚廣的兩篇稿件均為受害者群像，而事件調查往往以官方口徑為準。越來越多的稿件發自後方，來自前方、現場的聲音逐漸微弱、遙遠。 作為一名2021年入行的記者，我常常對此感到有心無力，時間久了，無力感好像也成了某種回應現狀的膝跳反應，但我又知道，過去不是這樣子的。 因此，我找來了四位來自不同世代的媒體人，他們中有70、80和90後，從他們經手過的災難報道出發，我想問一問：過去的災難報道是怎樣的？以及在信息發達的當下，為什麼記者還是要深入現場？ 1 災難發生後，為什麼需要現場報道？ 資訊發達的當下，似乎足不出戶也能了解現場情況。如今進入災難現場，對於記者和受眾，還意味著什麼呢？ 王文（現媒體人，入行近十年） 我剛入行的時候跑文化口，過了兩年才開始做社會新聞。我們常說「天災人禍」，天災里往往包含著人禍。比如地震不僅和地質情況有關，也和房屋質量脫離不了干係。 2021年鄭州暴雨的時候，引起最大關注的是城市的受災情況，尤其是地鐵。當時有很多特稿，比如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採訪，這很好。但當時我覺得我們過於關注典型，局限在了大家眼光最聚焦的地方。就像石頭投入水面的中心點，它的漣漪擴散範圍可能很大，如果所有人都關注中心，周邊可能就被忽視了。這時候就需要媒體不斷地派人拓展事件的視野邊界。 因為每天看到的都是城市、地鐵的報道，我就想探索一下農村的情況。我當時並沒有去到現場，就在家裡天天打電話，把不同交通資源的電話全都打了一遍。 其實鄭州周邊的很多縣級市、鄉鎮，受災也非常嚴重，因為它們靠近山區，水的破壞力和殺傷力非常大，整個村子都有可能被削平。後來我拿到一條線索，做了一篇周邊村落的稿件，打了幾十個電話交叉驗證，慢慢統計出來村子裡死了23個人。一開始我不了解情況，以為這個數字不大，但採得多了，才發現他們的傷亡很嚴重，並且村子居然瞞報了這個信息，還不讓受災村民回去。 那是一個非常需要救援的地方，村子的做法讓那裡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墳場。後來我交叉驗證這個消息，把遇難者名單大致列了出來。這是那次水災里，我覺得自己寫的最有影響力的稿子。 稿子發出來之後，有很多人開始關注那個村子，不少同行也跟進了。包括視頻航拍的，文字的，跟進了將近10篇稿件。後來省委書記也去了，他們發了一個通告回應我的稿子，說這裡遇難人數就是8人。大概過了兩天之後，他們終於承認是23人。 現場很多變的，死亡人數的統計也存在波動，媒體要不斷地跟進。有個女生的媽媽，因為路上的基建太差，掉到了下水道里，被水沖走了，還有很多在城裡打工的老年人都是這樣沒的，這些人也是需要被關注的，數量也很大。 唐建光（前媒體人，在行業近20年，轉行近十年） 我是94年進入到媒體行業。除了有一線經驗，也擔任過社會新聞部主任，機動新聞部主任，應對過很多社會新聞和突發事件。比如98年的長江洪水、03年開縣井噴、04年印度洋海嘯、05年松花江污染、08年的汶川地震等等。08年之後我退居二線，沒有在一線參加過災難報道了。 90、00年代，媒體可以不計成本地跑一個現場。以前資源充足的時候，可能為了核實一個現場，專門跑一趟、飛一趟，或者開幾百公里的路去看一下現場的情況，否則記者沒辦法寫。有時在現場，可能一呆就是一個月。 當時我個人是非常反對電話採訪的，哪怕我們為了核實一件事都可能把記者派過去，花半天時間看一下。也許你沒有採訪到什麼信息，但你要看現場是什麼樣子。當然現在後方的指揮者需要考慮很多成本因素，比如到了現場可能會被趕回來、或者會撲空，或者稿件發不了。記者白跑一趟，報社承擔成本。 電話採訪成為常態，其實非常致命。因為電話採訪的往往是單一信源，現場可能會有由各種相關人源來構成信息調查：當事人、對立觀點、旁觀者、政府視角等等。構成多緯度信息，才能反映事情的原貌。 現場非常重要，一件發生在甘肅和在泉州的事情截然不同，因為當地的生活形態、地理、民俗、社會關係都不一樣，兩地當事人的動機和行為模式可能就不同。 陳光（現媒體人、入行近三年） 2020年，我成了一名跑社會新聞的實習記者，5個月後正式加入了現在供職的媒體。 2023年，甘肅積石山地震，這是我第一次跑地震現場。到了那邊才發現，其實這次地震，通訊和交通都沒有問題，吃、喝的問題也都能解決。當地最大的問題還是太窮了，房屋質量也很差；另一個就是冷，當時甘肅室外應該有零下十幾度，人根本受不了。 當地最缺的是保暖帳篷，村子分散，運輸也很費力。當地很多少數民族，留守的孩子老人也多，習慣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多的一戶有十五六個人。以戶計算的話，捐獻的帳篷完全不夠。 我們那時候去到一個村子，那個沒人的村子距離受災嚴重的地區有點距離，整體上不太嚴重，村裡沒有房屋倒塌，有個別房屋牆壁有裂縫。這次地震範圍很大，震區的村子分散，初期救援力量分配上有一些盲區，後續信息流通起來就很快補齊了。 我們剛去的時候，村子還沒有人管，找不到幹部，也沒有救援隊或者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員。有的人去找其他親戚投奔，村子裡有一些人還是住在自己的危房裡，因為他們什麼也沒有。 地震的範圍非常大，涉及到兩個省，所以我們剛去的時候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封鎖，甘肅管不著青海，青海也管不著甘肅，又不能說完全把路封了，因為救援隊的物資還要運輸，所以沒有辦法把現場給圍起來。但是到了晚上就讓記者走了，後面幾天聽同行說就不讓靠近現場。 其實我們第二天就收到指令，說現場除了央媒外其他媒體記者都要撤掉。但是沒有人理他們，大家還是都在現場採訪，我猜他們可能覺得攔不住了，然後也沒有再管了。當時好像沒有聽說哪家媒體會被撤走。記者但凡到了現場肯定想采東西，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嘛。 采了就有可能發出來。甘肅地震那次還挺順利的，我們收到的指令是外派記者撤回，發稿倒是沒說不能發，國內媒體都在發。所以基本上稿子、素材都發出來了。 還有一次，我們在另一個現場呆了十幾個小時，核實了死者名單，因為其實沒有一個現成的名單，我們是一點點從不同村民那裡找到遇難者的直系親屬，拼湊出了遇難者的名字和年齡。 當時收到了禁令，但出來之後我們還是爭取了一下，給領導寫了特別長的說明，說我們採到了什麼，進去有多辛苦，寫出來大概會是一個什麼稿子，當時領導沒回復，就說先回來休整。兩三天以後才突然說可以發，本來是通知我可以開始寫稿了，但我怕離開現場久了會忘記一些細節，一回來就開始寫，領導說可以發的時候我剛寫完，最後很順利地發在了客戶端，就是沒有向三方平台去推。現在想想都覺得挺不可思議的。 2 重重阻礙的現場 現場瞬息萬變，記者不僅要打開受訪者的話匣，也要和「封鎖條」鬥智斗勇。 唐建光 03年我們報道井噴（註：2003年12月23日，重慶開縣中石油川東北氣田羅家寨16號井發生井噴事故，劇毒硫化氫奪走了243條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醫，10萬人連夜疏散，直接經濟損失達6432.31萬元），事故之後我立刻帶著一個記者去了現場。 中石油是中央企業，所以當時立刻就不讓去現場了。井噴的地方在山上，離城市有幾十公里，但井噴發生後，周圍幾公里都沒有人煙了，因為事故導致周圍的人和牲畜都死了。所以現場封鎖的理由是：危險區域，禁止通行。 那個時候雖然有警戒線，但不可能把現場全都圍起來，周圍幾公里還是可以步行走小路進去的。到了離現場幾公里的地方，我跟另一位記者分工，讓他先下車步行到核心區，採訪搶險工人。我就在開縣縣內，通過朋友約了本地的官員和老百姓吃飯喝酒。當時說不聊這個事，但實際喝起來就聊開了。他們雖然不能正式接受你的採訪，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會把一些信息透露出來。 那個時候還有很多空隙可以鑽。比如很多信息傳遞是通過列印傳真，所以我就去打聽中石油的調查組在哪個酒店，他們肯定要列印東西，會利用酒店的列印設備。我就去了那個酒店，用他們前台的電腦搜索到沒有刪除的文件，裡面有彙報的材料底稿，非常詳細地記錄了事情的起因經過、處置和死亡人數。 我在後方所獲得的這些信息和文件，和前方記者所獲得的現場，最後構成了報道的主脈（《新聞周刊：重慶開縣井噴》）。 潘俊文（現媒體人，入行近八年） 我入行近八年，前前後後參與過很多災難報道：武漢疫情、江西洪災、鄭州暴雨、東航墜機等等。 在災難報道中，主要有兩個突破方向，一個是核心人員，直接和災難相關的受害者、救災者、相關責任方，或者是比較邊緣的，比如周邊的目擊者、受害者的工友，受害者家屬等。 剛入行那幾年，也就是16年-18年的時候，現場封鎖的沒有那麼快，只要去到現場，基本上就能找到核心採訪對象、突破核心現場。邊緣受訪對象也沒有這麼大的防備心，只要承諾匿名，對方基本上還是會跟你說，你能採到很多東西。 有一次我們去東莞採訪，那裡有一個廠子爆炸，死了很多人。我們進不了現場，找不到核心受訪，於是就去了殯儀館。在那裡等了一天，後來混進遇難家屬的中巴車到了賓館。找到跟我年齡差不多的、感覺可以溝通的家屬，告訴Ta，我是記者，希望Ta不要暴露我，我們來報道這個事情是想幫助你們的。這樣比較容易溝通，也能找到突破口。 現在記者去到現場，基本上已經拉起封鎖線了，無法接近最核心的現場，甚至一些最核心的人會先被相關部門「保護」起來。願意說的邊緣受訪對象也變少了，可能之前找10個人有5個人跟你說，但現在找20個人，只有1個人願意說，或者讓你直接去找宣傳部。大家都覺得採訪的風險很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他們實在有訴求，才會找記者。 3 和禁令賽跑 「禁令」有很多種，不僅來自官方的文件，有時也來自長久以來的性別成見。 唐建光 媒體的報道禁令一直存在，一般來說，分為幾種類型：一種是在災難發生之後，地方到中央對本地媒體的報道口徑要求，比如不要深挖什麼東西，另外像受災人數、災情，這種需要以官方數據為準；另一種是對於災難的原因，會有報道要求以官方通報為準。 以前，地方宣傳部門相對還比較開明，很多情況下，不會直接下令媒體不能參與某些報道。這個時候，地方媒體可以搶時間，比如當晚的事情，當晚就報道出來，宣傳部門可能會措手不及。另一個方法是找異地的媒體補上，比如河南礦難了，四川、廣州的媒體可能會來報道，之後本地的媒體再去說服宣傳部門：你看其他媒體的報道了，我們不報道不行，形成一種互相撬動的狀態。如果一開始地方媒體受到的壓力太大，可能就會把信息透給外地媒體，「裡應外合」打破新聞管制。 後來宣傳部門也會有它的應對措施，比如24小時值班，發生事情第一時間下發報道禁令或者方向通知。此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開始執行新聞發言制度，或者說是新聞歸口制度，要求所有的採訪信息必須出自於宣傳部門，比如之前可以直接採訪消防部門，但後來必須通過消防部門的宣傳口，得到許可後才能深入採訪。 2005年，松花江污染的事情，我們當時也派了記者。所有相關部門都不接受採訪、不讓報道，但是當時有個央媒記者告訴我了一個信息：他們會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開一個會，可能有幾十人上百人參加。記者就以參會人員的名義混進去了，在現場錄了音。 當時很多管控經驗還沒有吸取到位。另外如果信息泄漏出來，也不會像今天這樣處罰嚴重。也有官員會向記者透露信息，無論（一部分）官方還是媒體都還相信，信息公開、透明是正常和正確的。 潘俊文 剛當記者那會感覺禁令沒這麼多，空間還比較大。後來就越來越嚴了，哪些事件能報道，要按哪個方向去報道，能不能派記者去現場……要求非常詳細，非常多。 現在我們的記者，有的剛剛把包拿出來打車，還沒到機場就不能做了。有的到機場被叫回來，有的剛下飛機被叫回來，有的剛剛採訪完被叫回來。 不同的媒體在現場的待遇也不一樣。2020年初的時候，百步亭社區有一個萬人宴事件，感染了很多人。當時我人在武漢，去和百步亭社區現場溝通了好久，工作人員拒絕地很堅定，有各種理由。後來我正準備走，剛出門就看著一個車帶著央媒過來了，領導帶著他們採訪，態度特別恭敬，對比特別鮮明。 陳光 雖然我們經常出差，但是像地震和水災這種災難，機構很少給女記者去現場的機會。土耳其地震的時候，我主動辦了簽證，申請要去，河南洪災的時候，我也是申請要去，他們都說女孩子不要去了，不安全。他們之前也有派過女記者，但都是非常經驗老道的，年輕的女記者普遍得不到太多這樣的機會。 我去年有機會跑幾個突發現場，都是因為我駐站了，離事發地點近，從總部派人過去反而不方便。但如果同站有另外一個男記者，就不太可能再派我。 他們自己應該也沒有細想過這個問題，就是習慣性認為：跑突發，男記者肯定比較靠譜。如果你非要說女生有什麼麻煩，比方說河南水災的現場，可能很長時間人得泡在水裡，如果女生來月經的話，真的可能會有點不方便，容易生病。但是我覺得男領導可能也想不到這一層。 另外像土耳其。他們覺得那個地方有穆斯林，地方文化整體上對女性不太友好，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太信任女記者，彷彿你在現場各方面都不如男記者。 記者不是去救援的，也不是去搬東西，正常情況下女性的體力應該夠用。另外一方面，女記者其實會比男性更有優勢，因為災難現場，受災者其實心理非常脆弱，他們對女生會防備心更低一點，大部分女生應該也會更有親和力，跟採訪對象接觸的時候，肯定也會比男生做得更好。 就算不是災難現場，報道現場也有很多阻攔。我們這樣的年輕女性走到農村裡面，大家一看你就是外地人，就會有人盯著我們。這種情況下你就沒有辦法採訪。敲門去別人家，他們可能就會被村幹部威脅，採訪完全沒有辦法進行。 有一次去到村裡，我們採訪完開車要走，有兩輛車一直跟著我們，甚至等我們的車停在村裡的停車場，他們就在車後面停幾輛車，把我們圍起來不讓我們走，然後問你們是來幹嘛的，有沒有記者證？像黑社會一樣。當時還是在疫情期間，他們還問你們有沒有核酸證明？那個時候我拿著手機去拍他，那個人把我手機直接打掉了，非常凶。 還有一次我們去災後現場，徒步了很久才走到那個村子裡，一直採訪到晚上。當時我們帶著一堆裝備也很顯眼，鎮上的幹部就知道我們是記者了，找人盯著我們。我們怕被他攔下來，第二天早上凌晨4點就去山上損傷最嚴重的一個村子，可能就休息了兩三個小時的樣子，去上面呆了10個小時左右，把所有的家屬都給採訪到，才拿到死者的名單。 其實到了現場之後，會發現地方部門對於應對這類事件已經非常熟練了。尤其是某幾個省。出現這種突發災難之後，對於數量有限的受害者，他們會把所有的家屬控制起來，管這個叫專班，幫他們辦一些對接撫恤這類的手續，提供心理援助。但同時家屬也無法接受媒體採訪，官方也有可能會告訴他們，如果你把這個事情說出去、不聽安排，拿到的撫恤金可能就會變少。 4 報道不夠，非虛構來湊？ 近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於事件源起的追問和深挖漸漸缺位，非虛構寫作反而相對火熱。另外像這次新余火災，流傳最廣的是兩篇逝者報道。幾位記者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唐建光 之前有一篇稿子批判了目前非虛構寫作的興盛，說目前的非虛構相對比較粗糙，我基本認同這篇稿子的判斷。 理想狀態下的非虛構，是在一個比較完整的新聞生態中，建立在海量的新聞信息和深度報道上，它無法取代即時新聞和全局新聞。但現在很多人直接去寫了，用非虛構做替代報道。 但媒體需要協作，比如系列報道不是個人和單一媒體能完成的。現在的動態化信息和情緒化表達會多一些。 其實這個情況和紀錄片比較相似，在國外的紀錄片，尤其是歐美紀錄片的生態中，紀錄片分為兩類，媒體紀錄片和獨立紀錄片。媒體紀錄片，是關於社會事件、社會議題的記錄，類似媒體中的社會報道、重大新聞報道。但這個東西在中國是幾乎絕跡了。 中國更多獨立紀錄片，獨立紀錄片也有一些關注社會議題的，比如關於塵肺病和疫情的，但都是以個體視角而非機構視角。 這其實就是一種內化，大家更關注個體的感受。紀錄片如此，廣義的媒體也如此。對於社會趨勢、重大事件、全局性的變化的關注是缺失的。 潘俊文 我以前在學校里的時候，也是特別喜歡特稿、非虛構，對文本細節特別在意。剛入門的時候寫一個案子，會把細節寫得很豐滿，但統統被編輯刪掉，要求我把所有的信源標出來，可這就打破了文本的美感，讓我非常頭疼。 後來新聞越做越多，尤其在疫情的時候，新聞觀被徹底改變了。因為在這種大型的公共事件里，再多的人物特寫、再豐沛的故事和情感，在那種試圖趨向核心的調查報道面前，簡直不堪一擊。 那時候我就慢慢地在改觀，覺得自己要寫這樣的稿子，要去調查、去質疑。 但是對於特稿來說，可能也是因為很多網路媒體沒有採訪資質，只能做一些軟性的，比如人物、中產階級、社會現象的稿子，越來越軟，這是沒辦法的選擇。 早些年的特稿其實不一樣，比如李海鵬寫的都是些很硬的新聞。現在一大批特稿記者，不是在做新聞，而是在做一個作品，採訪和寫作是圍繞著自己的作品來的，不會想著這是一個新聞，怎麼去推動解決問題。 其實不單只是新聞了，比如說紀錄片。這幾年其實社會議題的紀錄片越來越少，私影像——拍拍家人、拍朋友，拍拍親密關係的——越來越多了。其實是同樣的原因：社會面的這些東西我沒法關注時候，我就轉向內，向內書寫、記錄。 王文 我覺得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配合的。正常的媒體生態有點像打仗，就是不同的兵種互相配合。現在沒有這種配合，但不是說剩下能做的報道（比如逝者報道）就是無用的。 在災難的報道里，後續思考性的、深度的報道，其實都是建立些前面的快速報道基礎上。因為後面加入的記者會引用這些報道，並建構起自己對這次災難的認知。包括一些可能極端的、碎片化的報道，只要它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就能幫助構建起全局。 2022年發生了很多事情。長沙自建樓倒塌的時候，有一個女記者用自己的自媒體梳理了遇難人員的信息，也留下了一點東西。 這次新余的火災，也是有禁令的，流傳的稿子也比較有局限性。但是它創造了一個出口，調動起大家的情緒，通過這些信息和出口，讀者結合別的信息，拼湊出遇難者的形象。其實當人們對真實的認知加深、越來越悲觀和絕望的時候，這些情緒也能推著人們找到突破的方式，激發人的力量。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青年志Youthology
較少批評湖北的事，因為是老家，多少有些礙於情面吧。 不過客觀地說，比起某些省份，大疫後的湖北負面新聞不算很多，總體說明方方面面都在使勁、都在進步。 湖北要麼無事，一有事就是大事、難事。比如發生疫情，湖北首當其衝；比如這次，出現大面積凍雨災害。 很多年沒回老家過年了，這個年亦是。若是回去，沒準成為高速路上被困者之一了。 這次凍雨對湖北春運返鄉的影響程度，確實很嚴重。據說僅二廣高速湖北段就堵車一兩百公里，受困人員數十萬。數據有待核實，但情景不難想像。 年根底下，嚴寒之中，一輛輛車、一家家人堵在高速上，數日內動彈不得，缺吃少喝，真是件要命的事。 有人已在高速路上滯留四天三夜。車上的嬰幼兒、老人和病號，尤其令人憂心。 看網上輿情，先是求助的聲音，接著是質疑，再下來是罵聲。 網路圖片 「講個笑話，全中國只有湖北下凍雨」，「周邊省份在掃雪除冰，湖北在忙著科普天災」，有網民拿湖北開涮。 這些指摘，不是沒有道理。湖南、河南、安徽部分地區，這次也是凍雨的集中區域，為何唯獨湖北境內高速公路一塌糊塗，車輛遇阻、人員被困的情形格外突出呢？ 中央氣象台於五天前，就發布了災害預警，提醒湖北等地要警惕暴雪和凍雨危害。況且已有2008年之前鑒，並非素無認知。 湖北有沒有應急預案，有沒有適時啟動，有沒有落實到位？ 如果說除冰確有難度，對陷於困境的司乘人員進行必要的生存救助，總歸是應該做且能夠做到的啊。 連高速路附近的湖北老百姓都看到問題嚴重性，自發展開救援，免費給被困人員提供食物和熱水，給這個寒冷的臘月增添了幾許溫暖。 河南鄰居也看不下去了。 網路圖片 報道說，大廣高速河南新縣省界段，由湖北交投所屬楚天高速公司運營，該段由於暴雪凍雨天氣，出現大面積車輛滯留擁堵，大量司乘人員受困。 河南交投集團聞訊，星夜馳援楚天高速，全力除雪融冰，疏通新縣省界通道，確保春運返鄉車輛快速通行。 主要負責全省高速公路運營管理工作的湖北交投集團，又是如何表現的呢？ 該集團黃總經理，2日飛往福建休假。彼時湖北正遭暴雪凍雨襲擊。 返鄉人員還困在路上，他們迫不及待過年了。 因為無「一把手」拍板，該集團除雪保障緊急調度會議而難決，救援方案難產。 兄弟省份都替湖北急得不行、施以援手，湖北還在「開會研究」，據說開了三天。這種拉胯，這種磨洋工，不招公眾罵娘才怪。 一片罵聲中，湖北各級幹部終於坐不住了。今日有可靠消息說，湖北高速沿線縣市委書記，都扛起鐵杴帶隊上路去除冰了。 網路圖片 這種集體行動，應該在凍雨來臨當天或次日就展開，不需要輿論逼、百姓罵。非要被罵到坐不住，才從過年的氛圍中驚醒。 不能否認除冰之難。凍雨下一點就能讓地面十分光滑，真要剷除又無從下手，因為太薄且堅硬。 聽老家人說，路上除冰得用鋤頭，還要反過來用，先敲再刨，甚至需要用鎬把砸敲。 以至於有湖北人，在被噴之後忿忿然：「再罵湖北人，拿他嘴巴來啃地面的冰」。 不知道大廣高速河南新縣省界段，是如何克服這種困難的。年後湖北幹部不妨去河南及湖南、江西取取經，找找自身差距，學習一些經驗。 湖北高速沿線縣市委書記都動起來了，這是題中應有之義，雖然動得遲了些。 湖北人不笨也不懶，就是經常對很多事不大上心；而一旦認定某一件事，幾乎沒有辦不到、辦不好的。 說起來，湖北經濟社會發展，目前還沒擺脫「中不溜秋」狀態，使使勁未必很快上去，一鬆勁就出各種狀況。 湖北有必要從此次被動中，看清楚一些事情。凡事多上點心，尤其不能躺平。 更不能讓湖北交投黃總經理之類心不在焉的幹部，繼續悠哉樂哉，傷了百姓的心，壞了湖北形象，耽誤湖北發展。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江浙年菜是許多人的選擇，令人喜愛的是那口味濃淡恰到好處的細緻感，及細火慢燉中慢慢加溫的團圓氛圍。 年菜豐儉由人重心意 有多少家庭，就有多少年菜滋味，傳承的記憶與價值，難得的是心意。功夫菜年菜不只食材高貴，烹煮費時，在精緻講究的過程中，也再現記憶中的溫暖。 傳統年菜的吉祥菜名 過年是值得慶祝與祝福的，同時也是感恩上天、分享親友的時刻，許多的菜名即是以此思想內涵，配合食材與外觀聯想，最後以文字詮釋出大氣美好的氛圍。 年年有餘 砂鍋魚頭 過年的餐桌必備魚，象徵年年有餘裕。同時，魚放涼了會有腥味，適合用砂鍋為湯菜保溫，將全家人溫馨凝聚在一起。 砂鍋魚頭（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鮭魚頭１個、白菜葉 6片、粉條、油豆腐、蒜末、青蔥適量、薑片少許、麵粉少許。 調料：鹽、白鬍椒粉適量。 作法： 1）蔬菜食材洗凈備用。 2）鮭魚頭縱剖切開兩半，清洗乾淨後擦乾，魚頭兩面抹麵粉。 3）熱油鍋，煸香薑片及蒜末，轉中火，放鮭魚頭，兩面煎金黃。 4）砂鍋中放白菜、油豆腐、青蔥及鮭魚頭，加水後小火燒開。 5）魚頭吸收湯頭的鮮甜，放粉條煮軟，加調料，攪勻，砂鍋魚頭即完成。 美味秘訣：可用蔬果高湯取代清水；加少量醋可以去腥、提味。 鴻運當頭 紹興醉蝦 蝦料理的吉祥意涵，一是以熟蝦的紅色聯想「鴻運」；二是花朵造型的擺盤，加上一點兒綠葉襯托，看起來很大器。 紹興醉蝦（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大蝦 12尾、紹興酒 300c.c.。 腌料：當歸、甘杞、紅棗、人蔘須、党參、黃耆、川芎。 去腥材料：蔥、生薑、米酒、鹽適量。 作法： 1）將腌料放入300c.c.水中，煮沸5分鐘，熄火放涼備用。 2）大蝦除去須腳和腸泥，洗凈後瀝干備用。 3）大蝦用去腥料腌5分鐘，用滾水煮至蝦成U形，撈起冰鎮。 4）作法1）加紹興酒，攪拌均勻。 5）蝦放入作法4），放冰箱冷藏至入味，大約2天。 6）蝦擺盤後，用枸杞及香菜點綴，即可上菜。 圓滿如意 紅燒獅子頭 這是一道歷史悠久的淮揚菜，獅子頭是以雄獅之頭，象徵雄壯威武；此外，圓形外觀也代表圓滿與團圓的吉祥意義。 紅燒獅子頭（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材料 A：豬絞肉 400g、米酒、醬油、白鬍椒粉少量。 材料 B：洋蔥末 100g、蔥末、薑末各 2大匙、雞蛋1個。 材料 C：大白菜 500g、紅蘿蔔200g、蔥 2株、姜 10g。 調料：醬油 1大匙、水 400c.c.、糖1小匙。 作法： 1）材料A加少許水，攪出黏性，加入材料B拌勻，肉餡分成5份，拍成圓球。 2）肉球下油鍋，以中火炸金黃。 3）材料C、獅子頭和調料依序放砂鍋。 4）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大白菜軟爛。 合家歡 火腿雞湯 這道菜由雙主角火腿與全雞擔綱，細火慢熬之後，湯色會逐漸轉為乳白淡黃色，此時，食材的精華融入湯中。 火腿雞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全雞 1隻、火腿 100g、鹽適量。 材料 A：蔥 2株、姜1塊、料酒少許。 材料 B：冬筍、大白菜、雲耳適量。 材料 C： 青江菜、貢丸、蛋餃、枸杞適量。 作法： 1）火腿洗凈汆燙 3分鐘，刷點料酒蒸 20分鐘；用滾水汆燙雞，包括雞腹腔。 2）將全雞和火腿放入鍋中，加水淹過雞再多三成高度的水，加材料A，大火煮滾，撈除浮沫。繼續熬煮60分鐘。 3）加材料B、C煮滾，加適量鹽調味，轉小火，食材熟即可熄火。 美味秘訣：水量加足，避免湯蒸發後量太少。
梁曉聲老師在《南方周末》辦的2024超級新年派對上說的幾句話引起了不少批評家的批評，他的大意是「今日之中國，不缺批評家，缺提出方法的人」，梁老師大意了，這些批評家們正四處尋找能批評的對象，中國的批評家的確太多了，多到不正之風都不夠用了。 這事首先責任在西方，西方的費加羅在他的婚禮上強調「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傳到中國後，感染了不少人。其次責任在南方，《南方周末》自己現在啥德行不清楚嗎？一個以批評見長的媒體喪失批評能力後，請來派對的嘉賓說中國的批評家太多了，舉辦方在下面嘩嘩鼓掌。這就像一個男人進宮後年底到青樓尾牙，小姐跟他說現在舉國上下流行不舉。 作為一名作家，梁老師說這話也不得體，尤其是在全國各地各級兩會剛勝利開完，那麼多代表委員紛紛建言獻策共謀發展的時候，你說「中國缺提出方法的人」，作為民盟的一份子，作為曾經的政協委員，我覺得你得加強思想建設。特別是你還參加過文藝座談會，領導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 即便代表委員們的方法都有問題，那我們不是還有一位掌舵的船長嗎？就像你在參加完上次文藝座談會後說，「……我們想像他就是一位船長，船長自信，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我們每個人，都會增加自信。」所以，批評家多一點，批評的聲音多一點，沒什麼，可以讓下面的水手更好的執行船長的命令，這點自信你應該有。一艘船上，船長是船長，水手是水手，船客是船客，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 梁老師這些年寫過不少作品，從早期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到後來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 網路圖片 能感受到他的創作激情和力量，有人批評他的作品流於感性，缺乏深刻的批判，我倒是能理解他這種寫作風格，他以前說過，「不能因為自己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現象，就把它擴大到全社會，這是常識。善良是會得到回報的，我母親就是這樣。」這話理性上有很大的問題，但從感性上來說，又是充滿善意和溫度的，但這種善意和溫度，又是極其短視和不負責任的，甚至是虛偽的。 最多只能說一句，梁老師，人是好人，但這句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往往又是最站不住腳的廢話。 我寧可相信大家是誤讀了他的話，也願意相信他是沒有表達清楚，畢竟在今天的環境里，大家多少都要說點符合樂觀向上氛圍的話。十多年前，梁老師說的話我們還是看得懂的，直截了當，他曾說過，「即使刀擱在脖子上，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樣去說西方的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都是虛偽的。」 他在2011年的一次採訪中說過，「我們都曾記得，80年代初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一尊神像從神壇上請了下來，結束了一個神化的時代。現在我感覺到又有一種思潮，似乎要重新把這尊神送回到原來的神壇上。如果十年之後的中國真的再回到當初那個樣子的話，那我要麼移民，要麼自殺。」 梁老師還說過：如果我的學生捲入今天的極左思潮，我將和他結束師生關係；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將與他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如果是同事的話，老死不相往來；如果是愛人的話，我將收回我之所愛。我不能忍受的是，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說出「還不如回到那個時代」這種話。 以前總有人把批評當作無用，也有人把批評當作敵對，這些行為既是在隱秘的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也是在矮化言論的作用，現在梁老師又覺得批評家太多，當然，他或許是希望大家能夠提升發言質量，能夠嚴肅認真的表達，能夠鞭辟入裡……，但這些都曾經存在過，都有過，就像你曾經說過的講過的。 這是一個很小的話題，甚至都不值得討論，但現在要很認真的說，實在是荒誕。 我想，批評二字後面，根本不需要加「家」，它不是一種職業，不是一種技能，它就是人人與生俱來的權力，你也可以說它是一種精神，一種信仰，就像《風聲》里說的，「我親愛的人，我對你們如此無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際，我輩只能奮不顧身，挽救於萬一，我的肉體即將隕滅，靈魂卻將與你們同在，敵人不會了解 「老鬼」 「老槍」 不是個人，而是一種精神，一種信仰。」 即便批評有自由，我也絕不讚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陶舜財經
朱由檢是一個股民，他重倉持有大明遼東、大明平安、大明驛路等多隻股票。這麼多年來，大盤一直下行，但朱先生總想著解套，砸鍋賣鐵､向親朋好友和同事借錢不斷加倉，最終傾家蕩產，把自己弔死在一棵歪脖子樹上。 股市無情，一個勤儉節約､努力工作的人和他的家庭就這樣被毀了。 當我們復盤朱由檢那一段紅紅綠綠的交替到三尺白綾的靜止，發現他其實是有多次機會止損離場的。雖然割肉很痛，但總好過家破人亡。換一種活法，等待時機捲土重來也未可知。 第一次機會是由袁崇煥帶來的。1628年，朱由檢剛接下哥哥留給他的賬戶，多隻股票都在虧損，大明遼東則是深套。他重新啟用袁崇煥，任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袁崇煥提出「五年平遼」方案，釋放利好。之後，他穩定軍心，整頓軍務，擊敗後金軍，取得寧遠保衛戰的勝利。 這相當於給大明遼東這隻股票，拉出了一波行情。 行情出現，正是出貨減持的好時機。 在和袁崇煥的多空拉鋸中，皇太極頻繁向袁崇煥以及其他明朝官員、太監寫信，向朱由檢表達想要議和的意願。他甚至推動蒙古部落和朝鮮來進行斡旋，最早提出東北亞的「多方會談」構想。 袁崇煥也力主議和，他知道面對的後金不斷崛起與大明的不斷衰落，見好就收、落袋為安才是上策。但朱由檢怕被人罵為慫包，他的選擇是： 更換經理，繼續加倉。 若干年後，我們以上帝視角來看會得知，這是朱由檢一生中最好的機會。倘若遼東安寧，就不會征遼餉弄得民不聊生，即使有賊寇，也會有更多資源來平叛。倘若再順應時代，推進資本主義萌芽，開放海禁，加入大航海時代的國際貿易體系，大力推廣種植美洲來的玉米、土豆，日不落帝國可能就是大明啊！ 能夠穿越的美女們，一定要勸朱先生把握住機會！ 此後，大明遼東節節敗退一瀉千里，因為李自成、張獻忠等人惡意做空，大明平安連續跌停。 攻佔松錦後，皇太極再發好人卡，推動議和。他熱情招待大明使者，還給朱由檢寫了封長信，態度謙恭，提出的議和條件也並不算苛刻。最後他說，如果你沒有誠意，到9月份還沒敲定下來，那就兵戎相見。 議和是在朱由檢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的情況下秘密進行的，但一個意外，議和材料被外泄，朝野於是開始罵議和派貪生怕死，虛偽的朱由檢只在乎他的名聲，轉手就把陳新甲殺了，以平眾議。 一個及時止損的機會再次失去。股指衝下一個個山頭，大明遼東、大明平安被戴上ST帽子，野蠻人李自成已經來到門口，他已經拿下市場中的絕大部分籌碼，將進行強制收購。 這時，朱由檢的經理李明睿想到了一招：南遷換總部。 這個辦法是真的好，在南京有一整套的中央行政體系，富庶的江南已經有資本主義萌芽，左良玉有幾十萬大軍，再加上長江天塹，防守是足夠了的。把北方讓給李自成和皇太極，讓他們兩虎相爭，在江南休養生息後，樂觀一些有朝一日王師北定，差一些情況，也可像趙構一樣偏安一方。 朱由檢打開賬戶，看到存量資金踩踏式出逃。他想讓大家求著他斬倉，因為他是個好面子的人。但是，經理們都不敢說喪氣的話了，只是喊著「誓死保衛900點」這樣無意義的口號。 絕境中生存的機會，只會獎勵那些想要積極反抗的人。 等到他下定決心，北京城已經插翅難飛。 但李自成還是給了他最後一次機會。李自成是大明的一名下崗工人，被逼造反，並沒有什麼一統天下的願景。當他打到復興門，派一個已經投降的太監杜勛來議和，提出的條件是：把西北給我，以後我們是獨立的兩家公司，就不給你寫周報參加年會了，給我100萬兩銀子我給員工發年終獎，我幫你打仗。 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優厚的和談條件！ 這就相當於，《繁花》里的寶總馬上要平倉破產了，強總打來電話說：我來給你托市°，賺到的錢分我1/5，我還幫你對付麒麟會。 寶總最後還爭取了川沙20畝地來種花呢，但朱由檢竟然拒絕了大半個國土。從一個理性人的角度，這難以理喻。 大概是他這些年，太累了吧。也有可能是，他不能接受割肉離場的結果，因為這意味著一個確定的虧損和失敗。 什麼江山社稷，什麼青史春秋，什麼家國兒女，什麼國統正朔，什麼利好利空，都付諸三尺白綾。 一個皇帝，很多時候並不能或不會做出理性決策，即收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一個皇帝的命運，也就總充滿了不確定性。 一個股民，縱然不能如復盤一般擁有上帝視角，但大明未來經濟會不會變好？大明臣民對未來是否有信心？大明的體制是否對股民友好？應該還是有一個基本的判斷。 當以上問題的答案都為否時： 認清形勢，放棄幻想，上漲或下跌都是止損的機會。 股民朱由檢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 言盡於此。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慢慢
（接上期） 4、刑事案件增多 個案調查報告顯示，四川省瀘縣治安情況混亂，個別嚴重的生產隊、管理區，連夜裡開會都開不起來。如楊九公社自1961年1月6日到10日5天當中，連續發生搶劫偷盜案件17起。該村二朗管區三隊社員楊雲章在10日晚就被持棍棒進家搶走6隻鵝、12個雞蛋、3隻羊。又如曹市公社從1960年12月底以來，發生搶劫偷盜案件104起。據政法部門統計，1961年春一周內，全縣69個公社中，有36個公社發生了搶劫偷盜案件。 過去中國是不公布犯罪統計資料的，1987年才在有關部門中逐年公布，並且將以往的犯罪統計補充公布。從公布的刑事案件數據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數21萬起左右，在飢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和1961年，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的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但也與司法部門的指導思想不當有關。甘肅省《民勤縣誌》記載：「1959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們大量外逃和死亡，為了生存，一些社員宰殺牲畜、偷盜糧食。期間，法院審判工作由於受左的影響，將這些行為當作破壞活動進行打擊。1959年受理各種案件種類刑事案件492件，佔總案數的55.8%。」 這本縣誌的說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況。 中國公安大學研究社會治安的教授張慶五當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對本書作者說，當年所發生的所謂刑事案件，大多是饑民為了生存偷竊或搶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盜竊案最多，殺人案很少。從吉林省的一份統計資料證實，在最困難的時候，兇殺、縱火、詐騙等案件與常年差不多，強姦案大幅下降，而盜竊案和殘害牲畜案（殺了吃了）大幅上升。這和張慶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格 二、沒有發生大規模社會震動的原因 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和社會震動，其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有效的社會控制，而這些社會控制的手段都是來自極權制度。 1、大規模的鎮反肅反 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這些政令發出以後，各地大規模地開展了鎮壓和肅清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在這場大規模的鎮反運動中，共捕了260萬人（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人），殺了71.2萬人，關了129萬人，管制了120萬人。 以後這種懲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續不斷：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關於沒收反革命罪犯財產的規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羅法》； 1955年4月21日，國務院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加強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的決議； 1957年8月9日，國務院第56次會議通過關於處理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在肅反運動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工齡和工資問題的規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證展覽在北京展出，開展了關於肅反的大宣傳。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加強對「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肅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會在各省、地、縣掀起一次肅清反革命的高潮。從廣東省鎮反可見一斑。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發表以後，1950年10月，廣州市軍管會就頒布了《關於特務分子登記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國民黨特務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門登記自新。廣州市的鎮反由此拉開序幕。葉曙明先生寫了一篇題為《1951年：廣東鎮反實錄》長文，現摘引部分內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為止，在省、市機關及鐵路自首登記的特務共有1013人；另有反動黨團分子登記，在市機關有10669人；鐵路系統職工總人數9000人，其中已登記的反動黨團分子就有5054人……從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內，其中廣州市1263人），殺了1465人（其中廣州市67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儘快完成兩廣的剿匪和鎮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堅決糾正鎮反中「寬大無邊」的偏向。毛澤東多次指示中南軍區、華南分局和廣東軍區領導，國民党進攻廈門、汕頭的可能性很大，廣東、福建要加強剿匪，大膽處決一批罪大惡極的惡霸匪首。「廣東必需有計劃地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毛澤東《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判刑問題的電報》）， 1951年1月22日）。廣東決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統計，其中廣州市300人），殺了1308人，在押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虜未計，其中廣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到廣東坐鎮督戰。1月下旬以後，廣東再加快捕殺的進度。為了提高效率，決定把殺人批准權，下放到地委一級。據廣東省公安廳2月份的公布，從11月會議之後，至翌年2月，「根據初步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軍區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僅潮汕、珠江、西江三個區和汕頭湛江二市的統計，已抓7270名，現在全省統計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統28575名，法院11911名。」但距離完成「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的任務尚遠。 2月17日，毛澤東在一封給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信中，對兩廣在剿匪和鎮反中的「寬大無邊」政策，再次提出嚴厲批評……隨著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批准和公布，廣東各地，再次掀起鎮反高潮，成批鎮壓反革命分子。並定下指標，在大城市須按0.5‰比例殺，在農村須按1‰比例殺。 按3月份一個月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過了解放後至1951年2月的14個月內所處決的總和（5218名）。現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處決13257名，關押49281名。 通過遊街、舉行宣判大會、街頭布告、動員、上門宣講，以及詩歌、小說、電影等等形式的鋪天蓋地的宣傳，形成全民鎮反的高潮。 4月25日，廣州市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各界人民控訴反革命罪行大會，當場判處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會後三天之內，政府收到群眾投寄的擁護信和檢舉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達3萬多封。 3月以後，雷霆萬鈞，高潮疊涌，各地都有不同規模的公審大會、控訴大會。在報紙上，人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我檢舉了我的爺爺」，「我不承認他是我的父親，我要控訴他」，「我的丈夫是特務，現在人民政府槍決了他，我很歡喜」。 廣東的情況不是個別的。朝鮮戰爭開始以後，為了糾正一些地方對反革命分子處理「過寬」的傾向，根據政務院和最高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東北地區迅速大規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處決近千人。 廣西接到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後，扣押了各類反革命分子8萬多人，其中一批人被處決。 建國初的徹底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五十年代中期又進行了多次肅反。在1955-1957年，全國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進行了三次肅反運動。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還強化了各單位、機關、企事業單位和農、林基層單位的治安保衛系統，基本達到了「無一死角」。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形勢下，中共中央對公安工作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展開後，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又在全省公私合營工礦企業、手工業合作社等其它基層單位共141萬人口中進行第四次肅反。「這一次肅反任務比第一、二、三批的總和要大一倍以上」。由於肅反任務過於繁重，就批判「肅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傾保守思想，從而「促進了肅反運動的大躍進」。在這次肅反期間，全省共收到檢舉材料40多萬件，對地富反壞份子普遍地開展了一次審查評議工作。1958年3月，江蘇省在鎮江、常州召開了各地、市、縣的肅反現場會議。6月下旬，南京大學進行「肅反補課」。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第四次肅反進展尤其順利，江蘇全省「搜出各種反動證件三萬一千餘件」，給一些「翹尾巴」的地富反壞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強大的國家威權的震懾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壞份子」投案自首，或補充交代了問題。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躍進期間新建、擴建單位共77萬人中繼續開展肅反運動，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結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回歸人員政治情況見底，現行破壞事故見底。」大躍進期間，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顯的突出。1959年，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城市基層的領導，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與街道支部合併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公安部門與所轄地段的所有單位建立了經常的工作聯繫，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已全面滲入到每一個角落。 連續不斷的鎮反、肅反運動，使社會反抗力量大為削弱，沒有人敢當反抗的帶頭人。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的一份報告分析說：「由於幾年來鎮壓反革命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級政治機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抓緊了打擊現行、挖掘殘餘、大搞改造、加強預防等工作，給敵人連續不斷的沉重打擊。所有這些，促使全省敵我鬥爭形勢進一步趨向緩和，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比過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專政工具連續嚴厲打擊 大躍進以來，專政機關也對專政工作實行了大躍進，任何反政府的言論和行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時發現和嚴厲打擊。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肅反鬥爭進行了總結，還作出了《關於徹底肅清山區、結合部、水上、落後地區漏網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竄犯的決議》，加強了肅反和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清理力度。根據全國第九次公安會議的決議，各省紛紛行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殘餘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動會道門骨幹943名；捉住流竄犯677名。還揭發出隱瞞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還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戰役中收到群眾檢舉揭發材料26839件，其中有價值的16538件。在群眾壓力和黨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竄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將「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批捕人犯的許可權下放到縣委和省、地委工作組，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打擊力度 。據本書作者黨握的資料，吉林的情況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長縣法院帶著蓋好公章的空白判決書下鄉，遇到被認為表現不好的人，隨時判決，宣布管制。公安、檢察機關和公社幹部亦可隨時填寫空白判決書，甚至出現少數口頭判決現象。 1958-1961年間，雲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擊現行反革命5813人， 在1958年共打擊各種壞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勞動教養702人，被打擊的壞分子大約佔總人口0.7%。 這些被打擊的對象，有相當一部分是冤假錯案。 除了常規打擊以外，各地還集中組織力量，進行突擊性的打擊。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的統一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鐵路沿線的集鎮，集中力量統一領導，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對盜竊和投機倒把活動，進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圍剿。這次行動，全省組織了2萬多名幹部參加，檢查了12487個重點場所和部位。全省共發現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審查8733名，拘留審查1172名。清查處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勞動教養79名，強制勞動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屬一般問題，轉交有關部門或經過批評教育後放回。由於廣泛發群眾，群眾檢舉各種犯罪線索1萬多件，扭送違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強大的聲勢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盜竊、投機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來的集團有21個。 1961年四川崇慶縣開展了7天的突擊「治安運動」，對909名有小偷小摸行為的人進行鬥爭，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殺事件12起。 為了防止敵捕亂殺，有的省對捕人、殺人有控制數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殺人的指標不夠。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數為5000人，殺人控制數字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數字的51.5%；殺53人，占控制數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黨組給省委的報告說：「據目前情況來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更加深入，特別是改造落後地區、三反運動和城市調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開，必然會有許多敵人被揭發暴露出來，捕人、殺人也就會相應地增多……為了爭取主動，領導心中有數，必須將捕人、殺人的控制數加以調整。我們的意見是，捕人控制數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殺人控制數由80人增加到160人。」 吉林是一個饑荒不算嚴重的省份，殺人的指標成倍突破，一些饑荒嚴重的省份，捕人、殺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強打擊以外，大躍進一開始，各地基層政權對「敵對勢力」加強了控制。《墊江縣誌》記載：「從1959年起，採取由黨員、團員、民兵、治保員組成『包夾小組』，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監管起來；實行一月一訓話、季度一考評、年終總評的制度。根據表現好壞，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縣人民委員會批准，予以宣布。」 四川省墊江縣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3、嚴密的組織、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食品供應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都必須聽從黨的意志，並帶動和監督他周圍的群眾執行黨的意志。黨組織的控制深入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車間、每一所學校、每一家商店，每一個連隊。共產黨還領導著共青團、工會、婦聯、少年先鋒隊等「群眾組織」，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共產黨所控制的組織裡面工作、學習和生活。每一個人都只能從組織里得到生活資料，只能從組織那裡得到信息。每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都受到組織的控制。很少有人發表與政府不一致的言論，反政府是極其個別的極端行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會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十分注意減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領取。1958年1 月，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規定由公安部門主管全國公民的戶口登記工作。各級公安部門將加強戶口管理作為公安工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對戶口的控制，公安部門對每一個居民的情況了如指掌。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由於把農民緊緊捆在土地上，社會上基本沒有流民。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負責人徐守身在省委召開的整頓城市治安秩序的電話會議上講話 說：最近中央公安部、內務部召開了會議，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頓城市的治安秩序問題。因此，吉林省8個市在11月都要行動起來，到年底要求見效，到春節要求見大效。為了實現這個要求，必須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堅決制止流動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農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鐵路要卡緊，火車上要嚴格執行憑票上車、憑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鐵路沿線的流動人口，一律收容起來，有一個收一個。有家可歸、自己願意回去的，就遣送回鄉；實在不願意走或有困難的，也可以安置到農村。對遣送不歸或假籍貫的人，要集中勞動，邊勞動，邊審查，邊教育，邊處理。 二是認真解決城市閑散人口。經過整頓以後，戶口工作要加強起來。城市戶籍警一般只管500戶，力量不足的要補充。戶籍警按幹部待遇，並且不得輕易調動。對旅店、飯店、澡堂等複雜場所控制要嚴，防止壞人混入。立即停止對外售票的舞廳。 三是加強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要整頓內部秩序，加強紀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還說，要有計劃地大張旗鼓地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個大城市都要選擇典型案件殺幾個，中等城市、農村也要殺一點。殺人要開萬人大會，會上要有市長講話，當場宣判，立即執行，張貼布告，做到家喻戶曉，以收殺一儆百之效。 4、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 那時，真理的旗幟掌握在共產黨手裡。經過半個世紀的戰亂和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新生政權得到人民的信賴，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產主義，不少人願意為這個偉大的理想作出犧牲。自己挨了餓，家裡餓死了人，還認為這是個別現象，為了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作出這樣的犧牲也是應該的。 所有報刊，所有會議，所有的課堂和講壇，都千篇一律地宣傳政府的聲音，發布對政府有利的信息。黨支部、共青團、民兵、婦聯、工會、學校，都向群眾灌輸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滅一切與中央聲音不一致的「雜音」。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 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們馴服，新聞封鎖使人愚昧。餓死上百萬人的「信陽事件」、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問題」，不僅當時鄰近地區不知有其事，甚到幾十年後還嚴加保密。處理這些重大事件的辦法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個別問題來處理，把一個地方餓死人當作「一個指頭」，在承認「一個指頭」的同時，大講「九個指頭」的成績。誰要否定「九個指頭」，誰就是否定「三面紅旗」。用空洞的「全國形勢一派大好」淡化人們實實在在的飢餓，壓制人們對飢餓的不滿。 5、饑民的反抗在萌芽狀態即被消滅，不可能發展壯大 在古代，饑民沒有辦法生存時就嘯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澤東早年建立「革命根據地」，和中央政權對抗。在現代社會，這些已成為不可重複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民間力量很難藉助武力來推翻它。這是因為：第一，沒有領袖。中國歷代農民起義，起骨幹作用的還是地方豪強和中小地主。由於土改、鎮壓反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農村的強人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既然豪強不存，農民起義也就沒有領導精英。第二，沒有財富。在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前，可以通過剝奪民間富豪為造反提供經濟手段，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切財富全由國家控制，民間再沒有可剝奪的地主富豪。第三，沒有可以與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而民間不能擁有任何武器。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藉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第四，沒有組織。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眾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在現代極權制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現代極權制度只有在社會矛盾積累到相當尖銳的程度，靠領導集團內部瓦解，靠宮廷政變來更換領導集團。民間的反抗和騷亂只能是上層權力更迭的外因。 在1958年-1962年間，政府擁有400萬人以上的強大軍隊。這支軍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它既應對外患，更是為了應對內亂。民間反對者不可能聚集與政府軍相抗衡的力量。為了維持這支軍隊，為了提高這支軍隊的裝備水平，軍費支出在國家財政總支出中一直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見表25-2。 表格 1950年-1952年是朝鮮戰爭期間，國防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特別大，最高達41.1%。以後比例下降了。但是，國家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以後，這個表中列出的費用不是國防戰備費用的全部。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當時各省市都設有「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軍工動員」任務的落實。此外，一些重要的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從表25-3中可以看出，大饑荒年代軍費開支是最低的。但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還在8.9%-13.6%之間。 6、懲罰農村基層幹部，消減農民的不滿情緒 餓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幹部作風最為惡劣的地方，也是「五風」颳得最嚴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過全國性的糾正「五風」運動，處理了一大批農村基層幹部。處理這些基層幹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說這些被處理的基層幹部本來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這為受害的農民出了一口氣，緩和了矛盾，讓農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幹部不好」。而這些壞幹部又都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這就把共產黨的過錯推到已經下台的國民黨身上了。這些情況在本書上冊介紹各省情況時有比較詳細的敘述，這裡不再重複。 第二十六章 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為什麼像糧食「高產衛星」那麼離奇的謊言沒人揭穿？ 為什麼數千萬的饑民瀕臨死亡得不到救助？ 為什麼造成餓死人的路線、政策一直持續三年？ 為什麼農村基層幹部能如此殘忍地摧殘農民？ 為什麼餓死的大多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為什麼餓死幾千萬人絕世慘案能夠密而不宜、一直隱瞞半個世紀？ 這些問題只能從制度中找答案。 產生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饑荒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極權制度，即藉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毛澤東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一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 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里，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裡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一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一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 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一個政治術語，是墨索里尼最早發明的，墨索里尼強調「一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一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一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邊遠的鄉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一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麼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徑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複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係，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係。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著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一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一。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一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徑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 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 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一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裡，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一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介紹毛澤東：「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一代人藉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一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里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一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一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儘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一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許可權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一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一個個土皇帝。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