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开端不太平。今年一月，河南南阳小学发生火灾，造成13名学生遇难，五天后，江西新余再次发生火灾，致使39人死亡。而在春运期间，冻雨和暴雪不断，“应急”和“突发”频频，几乎变成了一种新常态。 与之相对的是相关调查报道的缺位。新余火灾后，流传甚广的两篇稿件均为受害者群像，而事件调查往往以官方口径为准。越来越多的稿件发自后方，来自前方、现场的声音逐渐微弱、遥远。 作为一名2021年入行的记者，我常常对此感到有心无力，时间久了，无力感好像也成了某种回应现状的膝跳反应，但我又知道，过去不是这样子的。 因此，我找来了四位来自不同世代的媒体人，他们中有70、80和90后，从他们经手过的灾难报道出发，我想问一问：过去的灾难报道是怎样的？以及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为什么记者还是要深入现场？ 1 灾难发生后，为什么需要现场报道？ 资讯发达的当下，似乎足不出户也能了解现场情况。如今进入灾难现场，对于记者和受众，还意味着什么呢？ 王文（现媒体人，入行近十年） 我刚入行的时候跑文化口，过了两年才开始做社会新闻。我们常说“天灾人祸”，天灾里往往包含着人祸。比如地震不仅和地质情况有关，也和房屋质量脱离不了干系。 2021年郑州暴雨的时候，引起最大关注的是城市的受灾情况，尤其是地铁。当时有很多特稿，比如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采访，这很好。但当时我觉得我们过于关注典型，局限在了大家眼光最聚焦的地方。就像石头投入水面的中心点，它的涟漪扩散范围可能很大，如果所有人都关注中心，周边可能就被忽视了。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不断地派人拓展事件的视野边界。 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城市、地铁的报道，我就想探索一下农村的情况。我当时并没有去到现场，就在家里天天打电话，把不同交通资源的电话全都打了一遍。 其实郑州周边的很多县级市、乡镇，受灾也非常严重，因为它们靠近山区，水的破坏力和杀伤力非常大，整个村子都有可能被削平。后来我拿到一条线索，做了一篇周边村落的稿件，打了几十个电话交叉验证，慢慢统计出来村子里死了23个人。一开始我不了解情况，以为这个数字不大，但采得多了，才发现他们的伤亡很严重，并且村子居然瞒报了这个信息，还不让受灾村民回去。 那是一个非常需要救援的地方，村子的做法让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后来我交叉验证这个消息，把遇难者名单大致列了出来。这是那次水灾里，我觉得自己写的最有影响力的稿子。 稿子发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关注那个村子，不少同行也跟进了。包括视频航拍的，文字的，跟进了将近10篇稿件。后来省委书记也去了，他们发了一个通告回应我的稿子，说这里遇难人数就是8人。大概过了两天之后，他们终于承认是23人。 现场很多变的，死亡人数的统计也存在波动，媒体要不断地跟进。有个女生的妈妈，因为路上的基建太差，掉到了下水道里，被水冲走了，还有很多在城里打工的老年人都是这样没的，这些人也是需要被关注的，数量也很大。 唐建光（前媒体人，在行业近20年，转行近十年） 我是94年进入到媒体行业。除了有一线经验，也担任过社会新闻部主任，机动新闻部主任，应对过很多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比如98年的长江洪水、03年开县井喷、04年印度洋海啸、05年松花江污染、08年的汶川地震等等。08年之后我退居二线，没有在一线参加过灾难报道了。 90、00年代，媒体可以不计成本地跑一个现场。以前资源充足的时候，可能为了核实一个现场，专门跑一趟、飞一趟，或者开几百公里的路去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否则记者没办法写。有时在现场，可能一呆就是一个月。 当时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电话采访的，哪怕我们为了核实一件事都可能把记者派过去，花半天时间看一下。也许你没有采访到什么信息，但你要看现场是什么样子。当然现在后方的指挥者需要考虑很多成本因素，比如到了现场可能会被赶回来、或者会扑空，或者稿件发不了。记者白跑一趟，报社承担成本。 电话采访成为常态，其实非常致命。因为电话采访的往往是单一信源，现场可能会有由各种相关人源来构成信息调查：当事人、对立观点、旁观者、政府视角等等。构成多纬度信息，才能反映事情的原貌。 现场非常重要，一件发生在甘肃和在泉州的事情截然不同，因为当地的生活形态、地理、民俗、社会关系都不一样，两地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可能就不同。 陈光（现媒体人、入行近三年） 2020年，我成了一名跑社会新闻的实习记者，5个月后正式加入了现在供职的媒体。 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这是我第一次跑地震现场。到了那边才发现，其实这次地震，通讯和交通都没有问题，吃、喝的问题也都能解决。当地最大的问题还是太穷了，房屋质量也很差；另一个就是冷，当时甘肃室外应该有零下十几度，人根本受不了。 当地最缺的是保暖帐篷，村子分散，运输也很费力。当地很多少数民族，留守的孩子老人也多，习惯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多的一户有十五六个人。以户计算的话，捐献的帐篷完全不够。 我们那时候去到一个村子，那个没人的村子距离受灾严重的地区有点距离，整体上不太严重，村里没有房屋倒塌，有个别房屋墙壁有裂缝。这次地震范围很大，震区的村子分散，初期救援力量分配上有一些盲区，后续信息流通起来就很快补齐了。 我们刚去的时候，村子还没有人管，找不到干部，也没有救援队或者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的人去找其他亲戚投奔，村子里有一些人还是住在自己的危房里，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 地震的范围非常大，涉及到两个省，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封锁，甘肃管不着青海，青海也管不着甘肃，又不能说完全把路封了，因为救援队的物资还要运输，所以没有办法把现场给围起来。但是到了晚上就让记者走了，后面几天听同行说就不让靠近现场。 其实我们第二天就收到指令，说现场除了央媒外其他媒体记者都要撤掉。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大家还是都在现场采访，我猜他们可能觉得拦不住了，然后也没有再管了。当时好像没有听说哪家媒体会被撤走。记者但凡到了现场肯定想采东西，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采了就有可能发出来。甘肃地震那次还挺顺利的，我们收到的指令是外派记者撤回，发稿倒是没说不能发，国内媒体都在发。所以基本上稿子、素材都发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另一个现场呆了十几个小时，核实了死者名单，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现成的名单，我们是一点点从不同村民那里找到遇难者的直系亲属，拼凑出了遇难者的名字和年龄。 当时收到了禁令，但出来之后我们还是争取了一下，给领导写了特别长的说明，说我们采到了什么，进去有多辛苦，写出来大概会是一个什么稿子，当时领导没回复，就说先回来休整。两三天以后才突然说可以发，本来是通知我可以开始写稿了，但我怕离开现场久了会忘记一些细节，一回来就开始写，领导说可以发的时候我刚写完，最后很顺利地发在了客户端，就是没有向三方平台去推。现在想想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2 重重阻碍的现场 现场瞬息万变，记者不仅要打开受访者的话匣，也要和“封锁条”斗智斗勇。 唐建光 03年我们报道井喷（注：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中石油川东北气田罗家寨16号井发生井喷事故，剧毒硫化氢夺走了243条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医，10万人连夜疏散，直接经济损失达6432.31万元），事故之后我立刻带着一个记者去了现场。 中石油是中央企业，所以当时立刻就不让去现场了。井喷的地方在山上，离城市有几十公里，但井喷发生后，周围几公里都没有人烟了，因为事故导致周围的人和牲畜都死了。所以现场封锁的理由是：危险区域，禁止通行。 那个时候虽然有警戒线，但不可能把现场全都围起来，周围几公里还是可以步行走小路进去的。到了离现场几公里的地方，我跟另一位记者分工，让他先下车步行到核心区，采访抢险工人。我就在开县县内，通过朋友约了本地的官员和老百姓吃饭喝酒。当时说不聊这个事，但实际喝起来就聊开了。他们虽然不能正式接受你的采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把一些信息透露出来。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空隙可以钻。比如很多信息传递是通过打印传真，所以我就去打听中石油的调查组在哪个酒店，他们肯定要打印东西，会利用酒店的打印设备。我就去了那个酒店，用他们前台的电脑搜索到没有删除的文件，里面有汇报的材料底稿，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处置和死亡人数。 我在后方所获得的这些信息和文件，和前方记者所获得的现场，最后构成了报道的主脉（《新闻周刊：重庆开县井喷》）。 潘俊文（现媒体人，入行近八年） 我入行近八年，前前后后参与过很多灾难报道：武汉疫情、江西洪灾、郑州暴雨、东航坠机等等。 在灾难报道中，主要有两个突破方向，一个是核心人员，直接和灾难相关的受害者、救灾者、相关责任方，或者是比较边缘的，比如周边的目击者、受害者的工友，受害者家属等。 刚入行那几年，也就是16年-18年的时候，现场封锁的没有那么快，只要去到现场，基本上就能找到核心采访对象、突破核心现场。边缘受访对象也没有这么大的防备心，只要承诺匿名，对方基本上还是会跟你说，你能采到很多东西。 有一次我们去东莞采访，那里有一个厂子爆炸，死了很多人。我们进不了现场，找不到核心受访，于是就去了殡仪馆。在那里等了一天，后来混进遇难家属的中巴车到了宾馆。找到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感觉可以沟通的家属，告诉Ta，我是记者，希望Ta不要暴露我，我们来报道这个事情是想帮助你们的。这样比较容易沟通，也能找到突破口。 现在记者去到现场，基本上已经拉起封锁线了，无法接近最核心的现场，甚至一些最核心的人会先被相关部门“保护”起来。愿意说的边缘受访对象也变少了，可能之前找10个人有5个人跟你说，但现在找20个人，只有1个人愿意说，或者让你直接去找宣传部。大家都觉得采访的风险很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他们实在有诉求，才会找记者。 3 和禁令赛跑 “禁令”有很多种，不仅来自官方的文件，有时也来自长久以来的性别成见。 唐建光 媒体的报道禁令一直存在，一般来说，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地方到中央对本地媒体的报道口径要求，比如不要深挖什么东西，另外像受灾人数、灾情，这种需要以官方数据为准；另一种是对于灾难的原因，会有报道要求以官方通报为准。 以前，地方宣传部门相对还比较开明，很多情况下，不会直接下令媒体不能参与某些报道。这个时候，地方媒体可以抢时间，比如当晚的事情，当晚就报道出来，宣传部门可能会措手不及。另一个方法是找异地的媒体补上，比如河南矿难了，四川、广州的媒体可能会来报道，之后本地的媒体再去说服宣传部门：你看其他媒体的报道了，我们不报道不行，形成一种互相撬动的状态。如果一开始地方媒体受到的压力太大，可能就会把信息透给外地媒体，“里应外合”打破新闻管制。 后来宣传部门也会有它的应对措施，比如24小时值班，发生事情第一时间下发报道禁令或者方向通知。此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执行新闻发言制度，或者说是新闻归口制度，要求所有的采访信息必须出自于宣传部门，比如之前可以直接采访消防部门，但后来必须通过消防部门的宣传口，得到许可后才能深入采访。 2005年，松花江污染的事情，我们当时也派了记者。所有相关部门都不接受采访、不让报道，但是当时有个央媒记者告诉我了一个信息：他们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一个会，可能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记者就以参会人员的名义混进去了，在现场录了音。 当时很多管控经验还没有吸取到位。另外如果信息泄漏出来，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处罚严重。也有官员会向记者透露信息，无论（一部分）官方还是媒体都还相信，信息公开、透明是正常和正确的。 潘俊文 刚当记者那会感觉禁令没这么多，空间还比较大。后来就越来越严了，哪些事件能报道，要按哪个方向去报道，能不能派记者去现场……要求非常详细，非常多。 现在我们的记者，有的刚刚把包拿出来打车，还没到机场就不能做了。有的到机场被叫回来，有的刚下飞机被叫回来，有的刚刚采访完被叫回来。 不同的媒体在现场的待遇也不一样。2020年初的时候，百步亭社区有一个万人宴事件，感染了很多人。当时我人在武汉，去和百步亭社区现场沟通了好久，工作人员拒绝地很坚定，有各种理由。后来我正准备走，刚出门就看着一个车带着央媒过来了，领导带着他们采访，态度特别恭敬，对比特别鲜明。 陈光 虽然我们经常出差，但是像地震和水灾这种灾难，机构很少给女记者去现场的机会。土耳其地震的时候，我主动办了签证，申请要去，河南洪灾的时候，我也是申请要去，他们都说女孩子不要去了，不安全。他们之前也有派过女记者，但都是非常经验老道的，年轻的女记者普遍得不到太多这样的机会。 我去年有机会跑几个突发现场，都是因为我驻站了，离事发地点近，从总部派人过去反而不方便。但如果同站有另外一个男记者，就不太可能再派我。 他们自己应该也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习惯性认为：跑突发，男记者肯定比较靠谱。如果你非要说女生有什么麻烦，比方说河南水灾的现场，可能很长时间人得泡在水里，如果女生来月经的话，真的可能会有点不方便，容易生病。但是我觉得男领导可能也想不到这一层。 另外像土耳其。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有穆斯林，地方文化整体上对女性不太友好，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太信任女记者，仿佛你在现场各方面都不如男记者。 记者不是去救援的，也不是去搬东西，正常情况下女性的体力应该够用。另外一方面，女记者其实会比男性更有优势，因为灾难现场，受灾者其实心理非常脆弱，他们对女生会防备心更低一点，大部分女生应该也会更有亲和力，跟采访对象接触的时候，肯定也会比男生做得更好。 就算不是灾难现场，报道现场也有很多阻拦。我们这样的年轻女性走到农村里面，大家一看你就是外地人，就会有人盯着我们。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采访。敲门去别人家，他们可能就会被村干部威胁，采访完全没有办法进行。 有一次去到村里，我们采访完开车要走，有两辆车一直跟着我们，甚至等我们的车停在村里的停车场，他们就在车后面停几辆车，把我们围起来不让我们走，然后问你们是来干嘛的，有没有记者证？像黑社会一样。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他们还问你们有没有核酸证明？那个时候我拿着手机去拍他，那个人把我手机直接打掉了，非常凶。 还有一次我们去灾后现场，徒步了很久才走到那个村子里，一直采访到晚上。当时我们带着一堆装备也很显眼，镇上的干部就知道我们是记者了，找人盯着我们。我们怕被他拦下来，第二天早上凌晨4点就去山上损伤最严重的一个村子，可能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去上面呆了10个小时左右，把所有的家属都给采访到，才拿到死者的名单。 其实到了现场之后，会发现地方部门对于应对这类事件已经非常熟练了。尤其是某几个省。出现这种突发灾难之后，对于数量有限的受害者，他们会把所有的家属控制起来，管这个叫专班，帮他们办一些对接抚恤这类的手续，提供心理援助。但同时家属也无法接受媒体采访，官方也有可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不听安排，拿到的抚恤金可能就会变少。 4 报道不够，非虚构来凑？ 近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事件源起的追问和深挖渐渐缺位，非虚构写作反而相对火热。另外像这次新余火灾，流传最广的是两篇逝者报道。几位记者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唐建光 之前有一篇稿子批判了目前非虚构写作的兴盛，说目前的非虚构相对比较粗糙，我基本认同这篇稿子的判断。 理想状态下的非虚构，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生态中，建立在海量的新闻信息和深度报道上，它无法取代即时新闻和全局新闻。但现在很多人直接去写了，用非虚构做替代报道。 但媒体需要协作，比如系列报道不是个人和单一媒体能完成的。现在的动态化信息和情绪化表达会多一些。 其实这个情况和纪录片比较相似，在国外的纪录片，尤其是欧美纪录片的生态中，纪录片分为两类，媒体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媒体纪录片，是关于社会事件、社会议题的记录，类似媒体中的社会报道、重大新闻报道。但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几乎绝迹了。 中国更多独立纪录片，独立纪录片也有一些关注社会议题的，比如关于尘肺病和疫情的，但都是以个体视角而非机构视角。 这其实就是一种内化，大家更关注个体的感受。纪录片如此，广义的媒体也如此。对于社会趋势、重大事件、全局性的变化的关注是缺失的。 潘俊文 我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特稿、非虚构，对文本细节特别在意。刚入门的时候写一个案子，会把细节写得很丰满，但统统被编辑删掉，要求我把所有的信源标出来，可这就打破了文本的美感，让我非常头疼。 后来新闻越做越多，尤其在疫情的时候，新闻观被彻底改变了。因为在这种大型的公共事件里，再多的人物特写、再丰沛的故事和情感，在那种试图趋向核心的调查报道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那时候我就慢慢地在改观，觉得自己要写这样的稿子，要去调查、去质疑。 但是对于特稿来说，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网络媒体没有采访资质，只能做一些软性的，比如人物、中产阶级、社会现象的稿子，越来越软，这是没办法的选择。 早些年的特稿其实不一样，比如李海鹏写的都是些很硬的新闻。现在一大批特稿记者，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做一个作品，采访和写作是围绕着自己的作品来的，不会想着这是一个新闻，怎么去推动解决问题。 其实不单只是新闻了，比如说纪录片。这几年其实社会议题的纪录片越来越少，私影像——拍拍家人、拍朋友，拍拍亲密关系的——越来越多了。其实是同样的原因：社会面的这些东西我没法关注时候，我就转向内，向内书写、记录。 王文 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正常的媒体生态有点像打仗，就是不同的兵种互相配合。现在没有这种配合，但不是说剩下能做的报道（比如逝者报道）就是无用的。 在灾难的报道里，后续思考性的、深度的报道，其实都是建立些前面的快速报道基础上。因为后面加入的记者会引用这些报道，并建构起自己对这次灾难的认知。包括一些可能极端的、碎片化的报道，只要它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就能帮助构建起全局。 2022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长沙自建楼倒塌的时候，有一个女记者用自己的自媒体梳理了遇难人员的信息，也留下了一点东西。 这次新余的火灾，也是有禁令的，流传的稿子也比较有局限性。但是它创造了一个出口，调动起大家的情绪，通过这些信息和出口，读者结合别的信息，拼凑出遇难者的形象。其实当人们对真实的认知加深、越来越悲观和绝望的时候，这些情绪也能推着人们找到突破的方式，激发人的力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
较少批评湖北的事，因为是老家，多少有些碍于情面吧。 不过客观地说，比起某些省份，大疫后的湖北负面新闻不算很多，总体说明方方面面都在使劲、都在进步。 湖北要么无事，一有事就是大事、难事。比如发生疫情，湖北首当其冲；比如这次，出现大面积冻雨灾害。 很多年没回老家过年了，这个年亦是。若是回去，没准成为高速路上被困者之一了。 这次冻雨对湖北春运返乡的影响程度，确实很严重。据说仅二广高速湖北段就堵车一两百公里，受困人员数十万。数据有待核实，但情景不难想象。 年根底下，严寒之中，一辆辆车、一家家人堵在高速上，数日内动弹不得，缺吃少喝，真是件要命的事。 有人已在高速路上滞留四天三夜。车上的婴幼儿、老人和病号，尤其令人忧心。 看网上舆情，先是求助的声音，接着是质疑，再下来是骂声。 网络图片 “讲个笑话，全中国只有湖北下冻雨”，“周边省份在扫雪除冰，湖北在忙着科普天灾”，有网民拿湖北开涮。 这些指摘，不是没有道理。湖南、河南、安徽部分地区，这次也是冻雨的集中区域，为何唯独湖北境内高速公路一塌糊涂，车辆遇阻、人员被困的情形格外突出呢？ 中央气象台于五天前，就发布了灾害预警，提醒湖北等地要警惕暴雪和冻雨危害。况且已有2008年之前鉴，并非素无认知。 湖北有没有应急预案，有没有适时启动，有没有落实到位？ 如果说除冰确有难度，对陷于困境的司乘人员进行必要的生存救助，总归是应该做且能够做到的啊。 连高速路附近的湖北老百姓都看到问题严重性，自发展开救援，免费给被困人员提供食物和热水，给这个寒冷的腊月增添了几许温暖。 河南邻居也看不下去了。 网络图片 报道说，大广高速河南新县省界段，由湖北交投所属楚天高速公司运营，该段由于暴雪冻雨天气，出现大面积车辆滞留拥堵，大量司乘人员受困。 河南交投集团闻讯，星夜驰援楚天高速，全力除雪融冰，疏通新县省界通道，确保春运返乡车辆快速通行。 主要负责全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工作的湖北交投集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该集团黄总经理，2日飞往福建休假。彼时湖北正遭暴雪冻雨袭击。 返乡人员还困在路上，他们迫不及待过年了。 因为无“一把手”拍板，该集团除雪保障紧急调度会议而难决，救援方案难产。 兄弟省份都替湖北急得不行、施以援手，湖北还在“开会研究”，据说开了三天。这种拉胯，这种磨洋工，不招公众骂娘才怪。 一片骂声中，湖北各级干部终于坐不住了。今日有可靠消息说，湖北高速沿线县市委书记，都扛起铁锨带队上路去除冰了。 网络图片 这种集体行动，应该在冻雨来临当天或次日就展开，不需要舆论逼、百姓骂。非要被骂到坐不住，才从过年的氛围中惊醒。 不能否认除冰之难。冻雨下一点就能让地面十分光滑，真要铲除又无从下手，因为太薄且坚硬。 听老家人说，路上除冰得用锄头，还要反过来用，先敲再刨，甚至需要用镐把砸敲。 以至于有湖北人，在被喷之后忿忿然：“再骂湖北人，拿他嘴巴来啃地面的冰”。 不知道大广高速河南新县省界段，是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年后湖北干部不妨去河南及湖南、江西取取经，找找自身差距，学习一些经验。 湖北高速沿线县市委书记都动起来了，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动得迟了些。 湖北人不笨也不懒，就是经常对很多事不大上心；而一旦认定某一件事，几乎没有办不到、办不好的。 说起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还没摆脱“中不溜秋”状态，使使劲未必很快上去，一松劲就出各种状况。 湖北有必要从此次被动中，看清楚一些事情。凡事多上点心，尤其不能躺平。 更不能让湖北交投黄总经理之类心不在焉的干部，继续悠哉乐哉，伤了百姓的心，坏了湖北形象，耽误湖北发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江浙年菜是许多人的选择，令人喜爱的是那口味浓淡恰到好处的细致感，及细火慢炖中慢慢加温的团圆氛围。 年菜丰俭由人重心意 有多少家庭，就有多少年菜滋味，传承的记忆与价值，难得的是心意。功夫菜年菜不只食材高贵，烹煮费时，在精致讲究的过程中，也再现记忆中的温暖。 传统年菜的吉祥菜名 过年是值得庆祝与祝福的，同时也是感恩上天、分享亲友的时刻，许多的菜名即是以此思想内涵，配合食材与外观联想，最后以文字诠释出大气美好的氛围。 年年有馀 砂锅鱼头 过年的餐桌必备鱼，象征年年有馀裕。同时，鱼放凉了会有腥味，适合用砂锅为汤菜保温，将全家人温馨凝聚在一起。 砂锅鱼头（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鲑鱼头１个、白菜叶 6片、粉条、油豆腐、蒜末、青葱适量、姜片少许、面粉少许。 调料：盐、白胡椒粉适量。 作法： 1）蔬菜食材洗净备用。 2）鲑鱼头纵剖切开两半，清洗干净后擦干，鱼头两面抹面粉。 3）热油锅，煸香姜片及蒜末，转中火，放鲑鱼头，两面煎金黄。 4）砂锅中放白菜、油豆腐、青葱及鲑鱼头，加水后小火烧开。 5）鱼头吸收汤头的鲜甜，放粉条煮软，加调料，搅匀，砂锅鱼头即完成。 美味秘诀：可用蔬果高汤取代清水；加少量醋可以去腥、提味。 鸿运当头 绍兴醉虾 虾料理的吉祥意涵，一是以熟虾的红色联想“鸿运”；二是花朵造型的摆盘，加上一点儿绿叶衬托，看起来很大器。 绍兴醉虾（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大虾 12尾、绍兴酒 300c.c.。 腌料：当归、甘杞、红枣、人参须、党参、黄耆、川芎。 去腥材料：葱、生姜、米酒、盐适量。 作法： 1）将腌料放入300c.c.水中，煮沸5分钟，熄火放凉备用。 2）大虾除去须脚和肠泥，洗净后沥干备用。 3）大虾用去腥料腌5分钟，用滚水煮至虾成U形，捞起冰镇。 4）作法1）加绍兴酒，搅拌均匀。 5）虾放入作法4），放冰箱冷藏至入味，大约2天。 6）虾摆盘后，用枸杞及香菜点缀，即可上菜。 圆满如意 红烧狮子头 这是一道历史悠久的淮扬菜，狮子头是以雄狮之头，象征雄壮威武；此外，圆形外观也代表圆满与团圆的吉祥意义。 红烧狮子头（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材料 A：猪绞肉 400g、米酒、酱油、白胡椒粉少量。 材料 B：洋葱末 100g、葱末、姜末各 2大匙、鸡蛋1个。 材料 C：大白菜 500g、红萝卜200g、葱 2株、姜 10g。 调料：酱油 1大匙、水 400c.c.、糖1小匙。 作法： 1）材料A加少许水，搅出黏性，加入材料B拌匀，肉馅分成5份，拍成圆球。 2）肉球下油锅，以中火炸金黄。 3）材料C、狮子头和调料依序放砂锅。 4）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大白菜软烂。 合家欢 火腿鸡汤 这道菜由双主角火腿与全鸡担纲，细火慢熬之后，汤色会逐渐转为乳白淡黄色，此时，食材的精华融入汤中。 火腿鸡汤（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全鸡 1只、火腿 100g、盐适量。 材料 A：葱 2株、姜1块、料酒少许。 材料 B：冬笋、大白菜、云耳适量。 材料 C： 青江菜、贡丸、蛋饺、枸杞适量。 作法： 1）火腿洗净汆烫 3分钟，刷点料酒蒸 20分钟；用滚水汆烫鸡，包括鸡腹腔。 2）将全鸡和火腿放入锅中，加水淹过鸡再多三成高度的水，加材料A，大火煮滚，捞除浮沫。继续熬煮60分钟。 3）加材料B、C煮滚，加适量盐调味，转小火，食材熟即可熄火。 美味秘诀：水量加足，避免汤蒸发后量太少。
梁晓声老师在《南方周末》办的2024超级新年派对上说的几句话引起了不少批评家的批评，他的大意是“今日之中国，不缺批评家，缺提出方法的人”，梁老师大意了，这些批评家们正四处寻找能批评的对象，中国的批评家的确太多了，多到不正之风都不够用了。 这事首先责任在西方，西方的费加罗在他的婚礼上强调“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传到中国后，感染了不少人。其次责任在南方，《南方周末》自己现在啥德行不清楚吗？一个以批评见长的媒体丧失批评能力后，请来派对的嘉宾说中国的批评家太多了，举办方在下面哗哗鼓掌。这就像一个男人进宫后年底到青楼尾牙，小姐跟他说现在举国上下流行不举。 作为一名作家，梁老师说这话也不得体，尤其是在全国各地各级两会刚胜利开完，那么多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共谋发展的时候，你说“中国缺提出方法的人”，作为民盟的一份子，作为曾经的政协委员，我觉得你得加强思想建设。特别是你还参加过文艺座谈会，领导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 即便代表委员们的方法都有问题，那我们不是还有一位掌舵的船长吗？就像你在参加完上次文艺座谈会后说，“……我们想象他就是一位船长，船长自信，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我们每个人，都会增加自信。”所以，批评家多一点，批评的声音多一点，没什么，可以让下面的水手更好的执行船长的命令，这点自信你应该有。一艘船上，船长是船长，水手是水手，船客是船客，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梁老师这些年写过不少作品，从早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到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网络图片 能感受到他的创作激情和力量，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流于感性，缺乏深刻的批判，我倒是能理解他这种写作风格，他以前说过，“不能因为自己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把它扩大到全社会，这是常识。善良是会得到回报的，我母亲就是这样。”这话理性上有很大的问题，但从感性上来说，又是充满善意和温度的，但这种善意和温度，又是极其短视和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虚伪的。 最多只能说一句，梁老师，人是好人，但这句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往往又是最站不住脚的废话。 我宁可相信大家是误读了他的话，也愿意相信他是没有表达清楚，毕竟在今天的环境里，大家多少都要说点符合乐观向上氛围的话。十多年前，梁老师说的话我们还是看得懂的，直截了当，他曾说过，“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他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过，“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梁老师还说过：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以前总有人把批评当作无用，也有人把批评当作敌对，这些行为既是在隐秘的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也是在矮化言论的作用，现在梁老师又觉得批评家太多，当然，他或许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升发言质量，能够严肃认真的表达，能够鞭辟入里……，但这些都曾经存在过，都有过，就像你曾经说过的讲过的。 这是一个很小的话题，甚至都不值得讨论，但现在要很认真的说，实在是荒诞。 我想，批评二字后面，根本不需要加“家”，它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技能，它就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就像《风声》里说的，“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 “老鬼” “老枪” 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即便批评有自由，我也绝不赞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陶舜财经
朱由检是一个股民，他重仓持有大明辽东、大明平安、大明驿路等多只股票。这么多年来，大盘一直下行，但朱先生总想着解套，砸锅卖铁､向亲朋好友和同事借钱不断加仓，最终倾家荡产，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股市无情，一个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的人和他的家庭就这样被毁了。 当我们复盘朱由检那一段红红绿绿的交替到三尺白绫的静止，发现他其实是有多次机会止损离场的。虽然割肉很痛，但总好过家破人亡。换一种活法，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第一次机会是由袁崇焕带来的。1628年，朱由检刚接下哥哥留给他的账户，多只股票都在亏损，大明辽东则是深套。他重新启用袁崇焕，任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方案，释放利好。之后，他稳定军心，整顿军务，击败后金军，取得宁远保卫战的胜利。 这相当于给大明辽东这只股票，拉出了一波行情。 行情出现，正是出货减持的好时机。 在和袁崇焕的多空拉锯中，皇太极频繁向袁崇焕以及其他明朝官员、太监写信，向朱由检表达想要议和的意愿。他甚至推动蒙古部落和朝鲜来进行斡旋，最早提出东北亚的“多方会谈”构想。 袁崇焕也力主议和，他知道面对的后金不断崛起与大明的不断衰落，见好就收、落袋为安才是上策。但朱由检怕被人骂为怂包，他的选择是： 更换经理，继续加仓。 若干年后，我们以上帝视角来看会得知，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最好的机会。倘若辽东安宁，就不会征辽饷弄得民不聊生，即使有贼寇，也会有更多资源来平叛。倘若再顺应时代，推进资本主义萌芽，开放海禁，加入大航海时代的国际贸易体系，大力推广种植美洲来的玉米、土豆，日不落帝国可能就是大明啊！ 能够穿越的美女们，一定要劝朱先生把握住机会！ 此后，大明辽东节节败退一泻千里，因为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恶意做空，大明平安连续跌停。 攻占松锦后，皇太极再发好人卡，推动议和。他热情招待大明使者，还给朱由检写了封长信，态度谦恭，提出的议和条件也并不算苛刻。最后他说，如果你没有诚意，到9月份还没敲定下来，那就兵戎相见。 议和是在朱由检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但一个意外，议和材料被外泄，朝野于是开始骂议和派贪生怕死，虚伪的朱由检只在乎他的名声，转手就把陈新甲杀了，以平众议。 一个及时止损的机会再次失去。股指冲下一个个山头，大明辽东、大明平安被戴上ST帽子，野蛮人李自成已经来到门口，他已经拿下市场中的绝大部分筹码，将进行强制收购。 这时，朱由检的经理李明睿想到了一招：南迁换总部。 这个办法是真的好，在南京有一整套的中央行政体系，富庶的江南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左良玉有几十万大军，再加上长江天堑，防守是足够了的。把北方让给李自成和皇太极，让他们两虎相争，在江南休养生息后，乐观一些有朝一日王师北定，差一些情况，也可像赵构一样偏安一方。 朱由检打开账户，看到存量资金踩踏式出逃。他想让大家求着他斩仓，因为他是个好面子的人。但是，经理们都不敢说丧气的话了，只是喊着“誓死保卫900点”这样无意义的口号。 绝境中生存的机会，只会奖励那些想要积极反抗的人。 等到他下定决心，北京城已经插翅难飞。 但李自成还是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李自成是大明的一名下岗工人，被逼造反，并没有什么一统天下的愿景。当他打到复兴门，派一个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来议和，提出的条件是：把西北给我，以后我们是独立的两家公司，就不给你写周报参加年会了，给我100万两银子我给员工发年终奖，我帮你打仗。 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优厚的和谈条件！ 这就相当于，《繁花》里的宝总马上要平仓破产了，强总打来电话说：我来给你托市°，赚到的钱分我1/5，我还帮你对付麒麟会。 宝总最后还争取了川沙20亩地来种花呢，但朱由检竟然拒绝了大半个国土。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这难以理喻。 大概是他这些年，太累了吧。也有可能是，他不能接受割肉离场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确定的亏损和失败。 什么江山社稷，什么青史春秋，什么家国儿女，什么国统正朔，什么利好利空，都付诸三尺白绫。 一个皇帝，很多时候并不能或不会做出理性决策，即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一个皇帝的命运，也就总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个股民，纵然不能如复盘一般拥有上帝视角，但大明未来经济会不会变好？大明臣民对未来是否有信心？大明的体制是否对股民友好？应该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当以上问题的答案都为否时： 认清形势，放弃幻想，上涨或下跌都是止损的机会。 股民朱由检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言尽于此。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接上期） 4、刑事案件增多 个案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省泸县治安情况混乱，个别严重的生产队、管理区，连夜里开会都开不起来。如杨九公社自1961年1月6日到10日5天当中，连续发生抢劫偷盗案件17起。该村二朗管区三队社员杨云章在10日晚就被持棍棒进家抢走6只鹅、12个鸡蛋、3只羊。又如曹市公社从1960年12月底以来，发生抢劫偷盗案件104起。据政法部门统计，1961年春一周内，全县69个公社中，有36个公社发生了抢劫偷盗案件。 过去中国是不公布犯罪统计资料的，1987年才在有关部门中逐年公布，并且将以往的犯罪统计补充公布。从公布的刑事案件数据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数21万起左右，在饥饿最为严重的1960年和1961年，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但也与司法部门的指导思想不当有关。甘肃省《民勤县志》记载：“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们大量外逃和死亡，为了生存，一些社员宰杀牲畜、偷盗粮食。期间，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受左的影响，将这些行为当作破坏活动进行打击。1959年受理各种案件种类刑事案件492件，占总案数的55.8%。” 这本县志的说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况。 中国公安大学研究社会治安的教授张庆五当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对本书作者说，当年所发生的所谓刑事案件，大多是饥民为了生存偷窃或抢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盗窃案最多，杀人案很少。从吉林省的一份统计资料证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凶杀、纵火、诈骗等案件与常年差不多，强奸案大幅下降，而盗窃案和残害牲畜案（杀了吃了）大幅上升。这和张庆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格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震动，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这些社会控制的手段都是来自极权制度。 1、大规模的镇反肃反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这些政令发出以后，各地大规模地开展了镇压和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共捕了260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人），杀了71.2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了120万人。 以后这种惩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续不断：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罗法》；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1957年8月9日，国务院第56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在北京展出，开展了关于肃反的大宣传。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肃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会在各省、地、县掀起一次肃清反革命的高潮。从广东省镇反可见一斑。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表以后，1950年10月，广州市军管会就颁布了《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广州市的镇反由此拉开序幕。叶曙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长文，现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为止，在省、市机关及铁路自首登记的特务共有1013人；另有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市机关有10669人；铁路系统职工总人数9000人，其中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有5054人……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内，其中广州市1263人），杀了1465人（其中广州市67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尽快完成两广的剿匪和镇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951年1月22日）。广东决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统计，其中广州市300人），杀了1308人，在押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虏未计，其中广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东坐镇督战。1月下旬以后，广东再加快捕杀的进度。为了提高效率，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据广东省公安厅2月份的公布，从11月会议之后，至翌年2月，“根据初步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军区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仅潮汕、珠江、西江三个区和汕头湛江二市的统计，已抓7270名，现在全省统计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统28575名，法院11911名。”但距离完成“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的任务尚远。 2月1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随着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批准和公布，广东各地，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0.5‰比例杀，在农村须按1‰比例杀。 按3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过了解放后至1951年2月的14个月内所处决的总和（5218名）。现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处决13257名，关押49281名。 通过游街、举行宣判大会、街头布告、动员、上门宣讲，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等等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形成全民镇反的高潮。 4月25日，广州市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判处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会后三天之内，政府收到群众投寄的拥护信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达3万多封。 3月以后，雷霆万钧，高潮叠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公审大会、控诉大会。在报纸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检举了我的爷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控诉他”，“我的丈夫是特务，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 广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为了纠正一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处理“过宽”的倾向，根据政务院和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东北地区迅速大规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处决近千人。 广西接到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后，扣押了各类反革命分子8万多人，其中一批人被处决。 建国初的彻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五十年代中期又进行了多次肃反。在1955-1957年，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由于肃反任务过于繁重，就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多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基层的领导，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运动，使社会反抗力量大为削弱，没有人敢当反抗的带头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几年来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级政治机关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抓紧了打击现行、挖掘残余、大搞改造、加强预防等工作，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促使全省敌我斗争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比过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专政工具连续严厉打击 大跃进以来，专政机关也对专政工作实行了大跃进，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和行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肃反斗争进行了总结，还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加强了肃反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清理力度。根据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各省纷纷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残余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动会道门骨干943名；捉住流窜犯677名。还揭发出隐瞒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还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战役中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26839件，其中有价值的16538件。在群众压力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窜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将“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到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打击力度 。据本书作者党握的资料，吉林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 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5813人， 在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劳动教养702人，被打击的坏分子大约占总人口0.7%。 这些被打击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冤假错案。 除了常规打击以外，各地还集中组织力量，进行突击性的打击。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铁路沿线的集镇，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围剿。这次行动，全省组织了2万多名干部参加，检查了12487个重点场所和部位。全省共发现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审查8733名，拘留审查1172名。清查处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劳动教养79名，强制劳动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属一般问题，转交有关部门或经过批评教育后放回。由于广泛发群众，群众检举各种犯罪线索1万多件，扭送违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强大的声势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盗窃、投机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来的集团有21个。 1961年四川崇庆县开展了7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909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12起。 为了防止敌捕乱杀，有的省对捕人、杀人有控制数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杀人的指标不够。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数为5000人，杀人控制数字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数字的51.5%；杀53人，占控制数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党组给省委的报告说：“据目前情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深入，特别是改造落后地区、三反运动和城市调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开，必然会有许多敌人被揭发暴露出来，捕人、杀人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为了争取主动，领导心中有数，必须将捕人、杀人的控制数加以调整。我们的意见是，捕人控制数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杀人控制数由80人增加到160人。” 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的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强打击以外，大跃进一开始，各地基层政权对“敌对势力”加强了控制。《垫江县志》记载：“从1959年起，采取由党员、团员、民兵、治保员组成‘包夹小组’，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监管起来；实行一月一训话、季度一考评、年终总评的制度。根据表现好坏，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宣布。” 四川省垫江县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3、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党的意志，并带动和监督他周围的群众执行党的意志。党组织的控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车间、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商店，每一个连队。共产党还领导着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组织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每一个人都只能从组织里得到生活资料，只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信息。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组织的控制。很少有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言论，反政府是极其个别的极端行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注意减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 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户口的控制，公安部门对每一个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由于把农民紧紧捆在土地上，社会上基本没有流民。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 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吉林省8个市在11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500户，力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4、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 那时，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新生政权得到人民的信赖，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所有报刊，所有会议，所有的课堂和讲坛，都千篇一律地宣传政府的声音，发布对政府有利的信息。党支部、共青团、民兵、妇联、工会、学校，都向群众灌输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灭一切与中央声音不一致的“杂音”。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谁要否定“九个指头”，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5、饥民的反抗在萌芽状态即被消灭，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古代，饥民没有办法生存时就啸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泽东早年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政权对抗。在现代社会，这些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力量很难借助武力来推翻它。这是因为：第一，没有领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起骨干作用的还是地方豪强和中小地主。由于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农村的强人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既然豪强不存，农民起义也就没有领导精英。第二，没有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前，可以通过剥夺民间富豪为造反提供经济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财富全由国家控制，民间再没有可剥夺的地主富豪。第三，没有可以与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而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第四，没有组织。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现代极权制度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靠领导集团内部瓦解，靠宫廷政变来更换领导集团。民间的反抗和骚乱只能是上层权力更迭的外因。 在1958年-1962年间，政府拥有400万人以上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它既应对外患，更是为了应对内乱。民间反对者不可能聚集与政府军相抗衡的力量。为了维持这支军队，为了提高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军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见表25-2。 表格 1950年-1952年是朝鲜战争期间，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特别大，最高达41.1%。以后比例下降了。但是，国家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以后，这个表中列出的费用不是国防战备费用的全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从表25-3中可以看出，大饥荒年代军费开支是最低的。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在8.9%-13.6%之间。 6、惩罚农村基层干部，消减农民的不满情绪 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干部作风最为恶劣的地方，也是“五风”刮得最严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过全国性的纠正“五风”运动，处理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处理这些基层干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说这些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本来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为受害的农民出了一口气，缓和了矛盾，让农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干部不好”。而这些坏干部又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就把共产党的过错推到已经下台的国民党身上了。这些情况在本书上册介绍各省情况时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为什么像粮食“高产卫星”那么离奇的谎言没人揭穿？ 为什么数千万的饥民濒临死亡得不到救助？ 为什么造成饿死人的路线、政策一直持续三年？ 为什么农村基层干部能如此残忍地摧残农民？ 为什么饿死的大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为什么饿死几千万人绝世惨案能够密而不宜、一直隐瞒半个世纪？ 这些问题只能从制度中找答案。 产生大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国这场大饥荒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以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加上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极权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这首诗是批评郭沫若《十批》 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他这里说《封建论》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领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央政权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况。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认为秦始皇最先实行的郡邑制优于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评判优劣的。郡邑制把全国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手中，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的去留完全由皇帝决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创建的行政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 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使这个认识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王权主义。 实际上，和毛泽东对应的不仅仅是王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译成全权主义。它是20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政治术语，是墨索里尼最早发明的，墨索里尼强调“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极权主义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按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价，倾全力以达到目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极权制度下是被允许的，有时是必要的，它因无限忠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变得合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们描绘出了人类最美好制度的图景。为什么他们所建成的制度和原来的理想大相径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复他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怀疑开创者的真诚。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是想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开始用这个理想建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通过制度把单个人的活动连接成整体。但是，连接整体以后所导致的结果，任何个人凭着有限的知识和观察，是不能预知的。这像数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概念一样，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放在“无限”中有时是不正确的。这是一。 制度是千百万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愿，它要因袭原有制度的遗产（现代语言称为“路径依赖”），它还要受到种种外力的影响。一种“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后，建造者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是二。 第三，从理论上说，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们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逻辑力，制度的惯性力）又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与制度建造者的最初愿望有时是相悖的。 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中国人经历的情况正是如此。 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扬的民主抛到九霄云外，俨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都是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1972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乱必治”的历史契机，把历经半个世纪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皇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这些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十分稳定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牢固地掌握了这个权力结构之柄。这个“柄”就是军队和党的控制权。有了这个权柄，他就比任何人强大，他就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思想权威。民众的个体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微不足道，他们只能为全国唯一的目标――共产主义献出一切。 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历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样说“朕即国家”，毛泽东的权限远远超过了他们，他可以说“朕即社会”。在毛泽东以下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都是毛泽东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领导范围内像毛泽东一样行使权威。他们也是一个个土皇帝。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