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高中時，還分文理科，進入高二即分。 高二時，政治老師是一個高高瘦瘦的小伙，挺帥氣的，比學生們也就大幾歲吧。他愛穿白襯衣和牛仔褲，流露出的志向很遠大，但囿於種種實際，又不得不窩在縣域教書。 饒是如此，他還是努力給學生們灌輸夢想，三天兩頭喊上學生去他的蝸居聊天談心。這在旨在培養一代又一代小鎮做題家的學校可不常見。 他的蝸居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間，隔著一片小樹林，與大河相望。那條河在歷史中已存在千年，蜿蜿蜒蜒，匯入長江，最後奔騰入海。 每逢夜談完畢，我回宿舍途中，見月朗星稀林木婆娑，聽河水嘩嘩晝夜不歇，此情此景，分外令人暢想聯翩。 我就想呀，未來在何方？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直到某日，恍然間有了個念頭。 那段時間正值兩會，對於文科生而言是個緊要的關口，每次政治考試都會涉及兩會熱點。 總理記者會那天，政治老師把他新買的電視機搬進了教室，大家一邊看，一邊討論考點。 那場發布會的視頻現在還能從網上找到，氣氛非常熱烈。記者們提問很積極，朱總妙趣橫生，留下諸多金句。 政治老師突然指著電視屏幕說，做記者真好啊，能在人民大會堂採訪總理。 那一刻，他臉上有光。多年後，我還記得那副模樣。 我心想，嘿，做記者還真不賴。 兜兜轉轉數年後，我還真做了一個記者。 按慣例，春節前，各地緊鑼密鼓地開兩會；春節後，全國兩會再召開，一般在三月份。 起初，我在地方新聞部，只不過跑的是社會線，整天都是採訪打打殺殺的新聞，與時政新聞完全不搭界。 很巧，有一年，部門人手不夠，領導讓我帶個新記者去支援某市兩會報道。 那座城市GDP過萬億，製造業尤其發達，雲集了一批明星企業家代表和委員，頗受外界關注。 我興沖沖而去，但第一天會還沒開完，抱著厚厚一摞材料就提前離場了。見宏偉的禮堂前有幾盆金橘樹，我摘了一顆金橘給新來的記者，告訴她，很甜，賊好吃。 她還真吃了。然後表情很奇怪。 我故作高深地教導她，咱們乾的活兒嘛，就像廣東盛產的金橘，過年了，樓宇廳堂都會擺放，好看，可不好吃喲。 這個新記者很有天分，現在是一個頗有名氣的作家。 後來，我調去了報社另一個部門。那部門在報社地位蠻特殊，專門採訪報道國際國內重大的新聞事件。但部門的前輩們從不去跑全國兩會，每逢三月，都集體休假。 既是部門傳統，那我自然就跟全國兩會無緣了。 不過，我在媒體圈的一些好朋友都多次參加全國兩會。有許多人還曾在記者會上向總理提問。 他們都很厲害，那些經歷成為各自職業生涯的閃光點。 再後來，我離開報社後，就甚少關注這些了。直到昨天，看新聞通報說，今年的總理記者會取消了。 又一個恍然，這距離我第一次看總理記者會都過去了20來年呀。 我特意打聽了下，當年的政治老師還在學校教書。今年若有機會回老家，我想去尋下他，一起喝頓酒。 我要給他講，夢想真的很寶貴，即使日後會破滅，也不會掩蓋它當初的光芒。 我還要給他講，真實世界裡的記者到底是什麼樣子，兩會報道是怎麼一回事。 這些，書本上都沒有。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猛哥
1月21日，華中農業大學動科動醫學院11名學生聯名舉報導師黃飛若學術造假事件在網路上發酵數天後，《人物》作者抵達武漢。次日，《人物》作者如約見到了11名學生中的張黎，聽對方講述了事件的大致經過。 為了爭取和其他參與舉報的學生、學院相關領導、老師聊聊，接下來的幾天，《人物》作者都在華中農業大學尋找願意接受訪談的人。我們說服了一位在讀博士生黃璐分享了她決定參與舉報的過程，眾多細節顯示，造假行為令人觸目驚心。 遺憾的是，我們沒能和黃飛若本人以及其他相關人員交談。在華中農業大學發布通報，宣布對黃飛若的處理結果後再回顧，最令我們觸動的是學生們的不易與勇氣。因此，對這樁已經不再是討論熱點的事件，我們仍決定記錄下了解到的每一個細節。 1 從華中農業大學（以下簡稱「華農」）正門到動科動醫學院所在的綜合樓，開車需要三分半鐘。這所大學擁有武漢高校中最廣闊的領地，校園裡有商業街、隧洞、紅綠燈，像一座小城鎮。或許因為臨近期末，夜晚的校園並不明亮，籠罩在路燈半明半暗的昏昧里。 張黎穿過這樣的昏昧來見我。第一次聯繫時，電話那端的他聲音嘶啞，問訪談能不能盡量簡短些。作為當時實名接受訪談的當事學生，張黎那些天密集地接待著媒體。他處於博士生涯的最後一年，是11名學生中年紀最長的。微博上，很多網友稱他為「大師兄」。 舉報事件在網路發酵的程度顯然超出「大師兄」和師弟師妹們的預期，華中農業大學這所公眾知名度並不算太大的高校一時成為熱議的焦點。這天下午，我去了華農第四教學樓。張黎在社交媒體上說，決定舉報時，自己感到前途未卜，想「跟當本科階段在三教四教樓道里背書的自己說聲對不起」。也是在這棟教學樓上，曾懸掛著「教學名師」黃飛若的大幅照片。事發後，校內外有不少人到這裡打卡，有人還拍下自己和黃飛若照片的合影發到網上。 這是一棟U字形的教學樓，兩條對稱的長廊上，幾個學生正就著冬日難得的陽光背書。或許他們也和當日的張黎一樣，想用努力博取一個好前途。爬上4樓，我按照網路照片上的標誌找到了那面牆。黃飛若的照片已經被取下，牆上沒有留下絲毫痕迹。 更多印記顯然不那麼容易被抹去。舉報時，11名學生附上了一份長達125頁的pdf文檔，詳細列舉、解釋了黃飛若指導或是任通訊作者的多篇論文中的造假之處。這是一場準備充分的戰鬥，學生們試圖撼動在當下的學術體系里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對手。 網路圖片 變成對手前，黃飛若的形象曾是一位主動向學生伸出橄欖枝的老師。張黎記得，大四時黃飛若找到自己，說自己的實驗室有很多成果，學生畢業後都找到了高薪的工作。黃飛若是教授、博士生導師、動物營養與飼料科學系主任，曾給張黎上過課。基於對老師的信任，2018年保送碩博連讀時，張黎選擇了他作為導師。漫長的5年過去，現在的張黎感嘆：「我的學術之路已經被他（黃飛若）堵死了。」 張黎眼鏡後的臉色有些疲憊。他不願多回憶在黃飛若手下讀書的細節，故事在他的講述里濃縮成幾個關鍵節點：剛上研究生時，他發現兼作自習室的實驗室只有約20平方米，環境簡陋，連基礎的實驗設備都沒有，而動科專業需要大量做實驗。黃飛若解釋，很快就要搬到新樓了，到時候就會好的。搬到第四綜合樓後，有了獨立的自習室，實驗室也比從前寬敞明亮，但實驗設備仍然沒有解決。 碩士階段，張黎很少接觸實驗，發表的期刊論文也是綜述性質的，是對已有的研究進行論述和評價，不需要做實驗。雖然對導師的教學方式有疑慮，張黎作為一個碩士生也沒敢說什麼。進入博士階段後，接觸到的東西越來越多，「我就知道有問題了」。 怎樣察覺到「有問題」，另一名博士生黃璐之後說得更具體些。他們發現，實驗室里並沒有見到有人做實驗，數據詳盡的論文卻在持續不斷地產出。實驗室甚至沒有分析天平——有專業人士打比方，這好比一家互聯網公司沒有wifi。黃璐做實驗需要稱樣品，只得去別的實驗室借天平。在借用登記簿上簽字時她發現，上面全是自己導師的學生們借設備的記錄。「真的嫌丟人。」 一次組裡有名同學做豬飼料的實驗，計劃將自己調配的特定飼料餵給豬，觀察前後變化。因為實驗規模較大，需要導師幫助聯繫合適的飼養場。不久黃飛若在會上稱，豬已經喂好了。那名同學覺得奇怪，飼料配方還在自己手裡，且自己還沒有提交詳細的飼養實驗方案，豬怎麼就喂好了？過了段時間，黃飛若又稱，因為非洲豬瘟，豬場的560頭豬都死光了。 學生們不敢當面質疑黃飛若，但私下都在議論：「這也太誇張了吧？」漸漸地，這種懷疑成了實驗室大部分學生心照不宣的秘密。 作為大師兄，張黎被懷疑導師學術造假的念頭折磨得最長久。他曾向好友傾訴，好友勸他忍一忍，拿到自己的學位最重要。他也想過退學，準備拿著學士學位回家鄉縣城。 退學需要導師簽字同意，這條路顯然走不通。聚餐的飯桌上，夜晚的自習室里，一些想法卻在學生中間慢慢聚集，直到大家都覺得刻不容緩。「又要面對這麼多虛假的東西，每次開會又要配合他們演戲，很痛苦。」黃璐回憶當時的心情。 「就想少幾個受害者。」張黎說。他們不只想從泥沼里把自己拔出來，也想讓以後的學生不再受害。 網路圖片 2 和張黎見面的第二天，我進入了華農綜合樓。綜合樓簇新光亮，出入需要刷門禁卡。繞樓一圈後，我找到背面一扇沒鎖的小門。動科動醫學院在這棟樓的3-6層，我想去試試能否找到更多訪談對象。 這是一棟H形的建築，每層有ABCDEFG7個區域，包括辦公室、實驗室、自習室等，每間門口都掛了名牌標明用途。 在5樓，我找到了黃飛若的實驗室。名牌上的信息顯示，這是黃飛若和另一位老師共用的實驗室，安全負責人是黃飛若，下方寫著手機號碼。接下來的幾天，我多次撥打這個號碼，不出意料地沒有人接。黃飛若的辦公室在實驗室斜對面，名牌還在，但已被停職的他顯然不可能在這時出現在辦公室。 網路圖片 整個下午徒勞無功。晚上9點多，張黎出現在5樓走廊，八九個學生緊隨其後，一同進入實驗室。我猜測這就是參與舉報的學生們——張黎曾告訴我，最近他們11個同學幾乎每天都聚在一起開會，討論事件進展。我在實驗室外等待，想等他們出來時和張黎之外的學生聊聊。前一天張黎說，其他10名學生都不願接受訪談。但作為報道者，總希望能了解得更多些。 一小時後，學生們從實驗室魚貫而出。看到我，張黎有些驚訝，隨即向其他學生介紹：「這是『人物』的作者。」學生們看看我，又相互看看，臉上都浮出有些靦腆的笑容。一個穿黑色羽絨服的女生說：「剛才我們進去的時候她就在這裡了，等了好久。」捕捉到她語氣中的善意，我和女孩搭上了話，得知她叫黃璐，博士二年級在讀。 黃璐和我交談時，其他學生一直圍在她身邊。看得出，他們不願讓團體里的人落單。身處風波中的學生們，選擇用謹慎與團結來應對外界。 兩天後，在華農門口的一家便利店，我見到了如約前來的黃璐。她沉穩文秀，說話條理清晰。從黃璐的講述里，更多細節呈現出來—— 和張黎類似，黃璐本科就進入華農，上過黃飛若的課，選擇研究生導師時也同樣相信過黃飛若的自我吹噓。開始讀研後，黃璐發現做實驗很少，大部分時間被黃飛若安排看文獻。黃璐學習很刻苦，本科就申請到了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經常泡在實驗室。讀研反而實驗少了，她有些疑惑，又覺得可能是自己的水平還不夠。 進入博士階段，情況依然沒多大改變。博二要確定畢業論文的題目，黃璐被黃飛若叫到辦公室，給了她幾個關鍵詞「膽汁酸」、「乙醯化」、「表觀遺傳學」，讓她搜一搜。黃璐沒搜出什麼有用的信息，黃飛若自己動手在百度上搜索了一會兒，指著一篇文章對黃璐說：這個題目有做頭。前後一共幾分鐘時間，黃璐的博士論文題目就這樣被確定了。 黃飛若給黃璐選定的論文題目是用山竹醇調節妊娠期母豬的膽汁酸分泌，從而影響母豬的生產性能。山竹醇是一種化合物，最早發現於印度藤黃的果實中。黃飛若曾被視為山竹醇研究專家，在知網搜索可以發現，已有7位碩博士在黃飛若的指導下完成了山竹醇相關論文。 黃璐著手設計了實驗方案，需要200多頭妊娠期母豬和大量山竹醇。2022年，黃飛若讓黃璐聯繫購買大葉藤黃，再從其中提煉山竹醇。雖然黃璐知道以實驗室的條件，提取出足夠用於檢測濃度的山竹醇都困難，她還是按照老師的要求四處尋找合適的賣家。剛聯繫好雲南的一家賣主，黃飛若又說，自己已經聯繫好了某公司，種好了幾百斤大葉藤黃，公司還有現代化的提取流水線，讓黃璐不用管了。 和那500多頭「死了」的豬一樣，這幾百斤大葉藤黃也始終只存在於黃飛若的言語里。 沒見到大葉藤黃，也沒見到豬，本來早該開始的實驗遙遙無期，讀博士的兩年里，黃璐除了做一些小規模實驗外，要麼在幫黃飛若寫學校布置的各類材料，要麼按黃飛若的要求寫綜述。但無論她怎麼寫、改，黃飛若都不滿意，在組會上當著眾人的面批評她完全沒有精神狀態。黃璐彙報自己的實驗方案，黃飛若總是不耐煩地說，不要彙報這些了，我一時半會也看不了，你去找幾個師兄商量。 實驗室里等級分明。和兩個博士後說話時，黃飛若把張黎、黃璐這些學生叫做「下面的人」，甚至當著他們的面也這麼說。他也對黃璐說過「讓下面的人去做」，指的是比黃璐年級低的學生。「反正就是一層一層的下面。」 「現在下面的人聯合起來了。」黃璐說。 3 舉報同時通過校內和網路渠道進行。1月16日下午，把實名聯合舉報信和證明材料發到網上後，11名學生一起前往學院遞交舉報材料。 黃璐記得，那天走在路上，大家都懷著「超級悲壯」的心情。不時有人說，跟緊點，走近一點。11個人聚成堆，彼此依靠著往前走。 為了收集證據，他們花了一個多月。黃飛若學術造假幾乎是肯定的，畢竟學生們都看到了實驗室的種種怪異。一名參與舉報的碩士生在社交媒體上披露，2022年11月，黃飛若讓自己撰寫實驗性文章，由實驗室的一名博士後負責指導。由於一部分實驗結果不顯著，黃飛若和那名博士後交流後，博士後直接修改了那部分結果，令碩士生大為震驚。審稿意見回來後，那名博士後還要求碩士生自己畫圖補上一部分數據，碩士生沒有照做，最終論文被拒稿。 剛開始找證據時，學生們都認為，證據一定存在，但需要非常精細地查找搜索才能找到。就像確定房間里有某件東西，被精心隱藏起來了，得耐心尋找。 但當他們把黃飛若指導的數十篇碩博論文及擔任通訊作者的期刊論文打出厚厚的一疊，分工查看後發現，東西就明晃晃地躺在房間中央的地板上。 網路圖片 這些論文中，有將小鼠的蛋白質免疫印跡結果直接移作豬的印跡結果的，有在豬飼料里加入山竹醇和恩倍酸兩種不同的物質，實驗結果卻完全一致的，還有3個人用不同的物質飼餵蛋雞，得出的數據也完全相同。 「沒想到造假的方式這麼拙劣。」黃璐還記得大家當時的震驚。他們也越來越有信心，收集、整理匯總證據的一個多月里，沒有人動搖過。白天6樓自習室有其他同學，學生們就等到晚上集中行動。而這一切，就在一層之隔的5樓辦公的黃飛若完全沒有察覺。 懷著對「鐵證如山」的信心，11名學生到學院遞出了紙質的實名聯合舉報信。11個人的簽名在信的最下方，每個名字上都印著紅色的指印。他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有人去學院前甚至已經收拾好行李，準備隨時離開。 輿論迅速發酵。許多網友稱讚學生們「少年熱血」，當事者卻承受著悲壯後的巨大恐懼。 舉報信遞交當晚，幾名學生聚在一間會議室。黃璐突然從透明的玻璃門裡看到，黃飛若正在向會議室走來。幾乎是條件反射式地，黃璐立即轉過身，背對大門。她看不到黃飛若的表情，只聽到他走進來，雲淡風輕地說：「沒關係，大家一起把事情解決好，有什麼就說什麼，這也是我以後帶好學生的一步。」隨即離開。一片死寂里，一個女孩嚇得哭了出來。 黃璐同樣感到「很恐怖」。「他還在這裡大搖大擺地出現，走動，感覺有恃無恐。我們就害怕，難道這不是什麼大事嗎？」 那是學生們最後一次見到黃飛若。1月18日，黃飛若對媒體稱，舉報不實，有學生帶頭威脅別人一起舉報。張黎在社交平台調侃：這回應不由讓我想起了您編造數據時的拙劣。第二天，華農宣布，初步認定黃飛若存在學術不端行為，將其停職停課，組建導師組全面負責該課題組研究生培養工作。 取得初步勝利的學生們，還要面對自己學術生涯的瑕疵。張黎表示要和之前的科研課題完全切割，舉報時他就知道，這意味著自己肯定不能如期畢業，但他願意承擔這份代價；「一切還可以重來。」黃璐覺得，這比永遠背負著造假的心理負擔好得多。 結束訪談走出便利店時，天已經完全黑了。看著黃璐的身影沒入校園，我想，學生們完成了自己認為該做的事，而我該做的事，是盡量找到更多信息。 再次進入綜合樓，我敲了黃飛若實驗室對面的辦公室門。兩位男老師一聽我的來意就表示：不接受訪談。沒過一會兒，幾個工作人員在走廊一角圍住我，稱正在排查外來的推銷人員，並說這棟樓只有華農的師生能進入。一個工作人員一邊「護送」我下樓離開，一邊讓其他人趕緊去檢查樓門是否都鎖好了。 我離開武漢10天後，2月6日，華農通報，經調查，黃飛若存在偽造、篡改實驗數據和圖片、論文署名不當、指導學生失職失責等問題，撤銷黃飛若校內一切職務，解除聘用合同。而黃飛若此前擔任的校內職務中，有一項是動科動醫學院學術道德建設委員會委員。 通報公布後，黃璐沒有回復我問她感受的信息。她在社交平台回顧了自己和戰友們報考黃飛若研究生時的心情，說「往事暗沉不可追，來日之路光明燦爛」。其他學生更新的動態，也多在告別過去，為這段特別的經歷划上句號。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人物
今天的文章會有一點不太下飯，有些屎尿屁。所以我盡量寫短點，言簡意賅。 作家莫言最近有點小麻煩，說他涉嫌抹黑英雄之類，要發動萬人起訴他，而且還真有不少人簽名。對方還曾聲稱，五年之內要看到莫言受懲處，否則要被迫「使用暴力手段」。 聊天時朋友私下問怎麼看，我說其實很簡單，莫言還是那個莫言，他從頭到尾幾乎就一點沒動，只不過是屎忽然漲上來了，就把他給淹了。溫水煮青蛙，漲屎淹作家，一個道理。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詞叫水位，是標記水體位置的。其實還有一個詞，叫屎位，是反映基本盤文明程度的。屎位這個東西有時候高，有時候低，一旦高起來就會把人淹了，有的人是全淹，有的人是半淹。你看杜甫就沒被淹，回老家居然沒事，沒被鄉親們扭送有關部門，說明屎位還比較低。蘇東坡就被半淹了，差點完蛋，給弟弟的絕命詩都寫了。 我是非常敬重莫言老師的。莫言老師其實那麼多年一直都是站得比較高的，離屎位比較遠的，年輕一點的朋友或許還不太了解，莫言老師曾經被抨擊很多的不是犀利，而是挑剔他不夠犀利，說他反映現實問題不夠，而且莫言老師對被淹這件事一直是比較警覺的，說話一直很小心，莫言嘛。莫言等於是站在小山包上，還踩了個高蹺，高蹺底下還有個馬扎，三層保險，誰想到屎漲起來居然能淹到他呢？ 他都被淹，那很多比莫言之前站得還低的咋辦？可想而知，都被屎給泡了。 在這件事里，最搞笑的是有些人，多年來就是愛弄屎去淹別人的，一直努力開渠、通溝、引屎、灌溉，誤以為自己御糞有術，結果屎位一漲，把自己也淹了，都逼近嗓子眼了，情急之下還想對暗號呢，可一開口就頓頓頓往裡灌。大水沖了龍王廟，大屎淹了化糞池，大腸刺身捅自己嘴裡了，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沒辦法，同行之間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之前楊麗萍的孔雀舞居然網上被罵傷風敗俗，我說都怪楊麗萍老師太出圈了，一下出到傻瓜圈了。現在莫言老師被屎淹了，是漲屎漲過事業線了。注意不是漲過安全線，而是一傢伙漲過了事業線。 你要問我金庸先生保險不保險，我只能說也講不好。雖然老爺子寫的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但是誰知道呢。屎線漲上來，是非常隨機隨意的，全看「短屎頻」怎麼解讀，比如一個老闆，你不知道自己突然被「短屎頻」宣布是「企業家」，還是「資本家」，如果被宣布是企業家，就萬人起鬨膜拜之；如果被宣布是資本家，就萬人起訴喂屎吃。 4號的時候，余秀華寫了一首詩叫《我拒絕一元錢的賠償》，有這樣幾句： 獲得諾獎的作家是偉大的，起訴作家的人更偉大 ——這個世界越來越好玩了 我的孫子和我下象棋輕易打破象棋規則 他的炮是核武器，秒殺我的「帥」 我還不能罵他狗日的，因為他說狗狗比人可愛 起訴作家的人要求作家賠償中國人每一個一元錢 我拒絕這一元錢的賠償 因為我沒有授權他代表我， 我有權拒絕這份恥辱 在正義的肩膀上取下一元錢的重量 經常被叫「腦癱詩人」的余秀華讓我困惑了：這世界，到底是誰腦癱？這首詩很好，翻譯過來其實就是四個字： 吃屎吧你。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內蒙古旅行，在火車上遇到一位當地農民，他好奇地談到那會兒剛出現的「剩女」現象，小心翼翼地問我，是不是在上海真的這樣，當得到肯定答覆之後，他撓著頭一臉困惑地說：「怪了怪了，俺們這裡只有男的找不到老婆，女的不會嫁不出去。」 在當時，大齡單身女性的確主要還只是一種大城市現象，然而現在，有一個特殊群體甚至比大城市女性更不好找對象，那就是體制內女性——尤其是縣城的體制內女性。 大城市裡再怎麼難，至少「魚塘」夠大，只要有耐心，還是能撈到自己想要的，然而一個縣城通常不過數萬人，可挑選的範圍就窄了很多。與此同時，越是小地方往往越是注重「門當戶對」的面子，而這在婚戀觀上首先意味著就算女性本人願意下嫁，父母也很難接受，那可挑選的餘地勢必就更小了。 在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縣城，體制內公務員，那都差不多是本地最好的工作了，如果不肯下嫁，那最好的選擇就是也找一個公務員，然而問題在於：這兩年來體制內的性別比例越來越失衡。2021年上半年成都公務員擬錄用公示的男女比例為148:249，下沉到縣一級，女性只多不少。 網路圖片 歐陽靜、馬海鵬2018-2019年間調研了中部某縣，發現該縣2008年以來體制內新招聘2993人，女性就佔了1895人（63.3%），而其中30歲以上未婚女性就有248人，結論發現，「縣域『剩女』具有明顯的『體制』特點，主要出現在縣鄉黨政機關和事業機關內」，教育系統里更是幾乎每所學校都有大量未婚女教師，她們在縣域婚姻市場上成了弱勢群體，「不僅失去了主動挑選的主體地位，而且處於被動『剩下』的尷尬境地」。 為什麼體制內會出現這樣「女多男少」的結構性不平衡？楊詩棟等人的研究《女生，從高校學生會骨幹到公務員？》發現，在高校學生組織中，「女性優勢」普遍存在，女生在溝通能力、統籌能力這兩個方面明顯強於男生。女性更願意向主流評價體系靠攏，將「穩定」視為自我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評判指標，這又使得她們有更強的意願考公，這是在社會價值觀浸染下追求最大收益的選擇。 如果說以前的女性知識精英還能憑藉自己的學歷和能力，在大城市開啟人生的無限可能，那麼近年來的一個現實是：要留在大城市，機會越來越少，要付出的成本卻越來越高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開始務實考慮「性價比」更高的選擇，那就是回老家的小城市。然而這麼一來，她們又會遇到一個新的現實困境：越是小地方，「體面」的工作機會就越少。 在這種情況下，考公就成了救命稻草，在許多方面都符合女生及其家長的務實打算：只要進入體制內，至少工作安穩有保障，也不需要像做生意那樣承擔太多風險，婚後還能兼顧家庭（特別是育兒），哪怕收入不高，但個人生活質量有了下限的保障。相比起來，小地方的私企普遍缺乏勞動保障，風險很大，社會也不鼓勵女性創業、闖蕩，正因此，家長也普遍認為，女孩子最好謀一個安穩的飯碗，更傾向於進體制內。 之所以如此，說到底是因為女性所面臨的選擇比男性要少得多：雖然理論上說，現在絕大部分職業都向女性開放了，但在現實中，無論是社會角色期待，還是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都使得女性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選擇。其結果，哪怕絕大部分同等條件的崗位，女性崗位的報錄比是男性崗位的2-3倍起，如此激烈的競爭仍然沒有打退女生的考公熱情。有些男生可能考公一年沒考上就算了，但女生有的卻困在考研考編中五年之久，因為她們的生活通道更為狹窄。 網路圖片 然而，更難的還在後頭：就算她們考編成功上岸，還有婚戀這一關。父母和女兒再三理性權衡下來，回老家小城市當公務員是性價比最高的理性選擇，但隨後就會發現，唯一麻煩的就是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 在大都市裡，婚姻還可能是兩個獨立自主的個體基於浪漫情感的自願結合，但婚戀市場越往下沉，就越帶有「拉出來配對」的粗暴風格。這樣的配對，雙方情感往往都根本來不及培養，首先就考慮各自出身的種種「硬指標」了。城裡女性找對象難往往是因為條件太高（婚戀網站VIP付費找對象的都是大齡優質女青年，佔了8成），這未必是她們自己「太挑」，有時也是「男強女弱」的婚配觀念，使得許多男人擔心自己「鎮不住」。 現在的年輕一代女性已經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全社會的婚戀觀念變遷卻嚴重滯後。她們但凡多去相親幾次就會心灰意冷地發現：人們仍然普遍相信女性在婚戀市場上的「黃金期」很短暫，22歲大學畢業，在小縣城25歲還未出嫁的話，父母就得著急了，一過30歲這道坎就更難了。不像男人30多歲只要事業有成，完全沒問題，女性彷彿就急劇「貶值」了，不管你多優秀、有什麼樣的理想抱負，本質上你發現，在婚戀市場上你的價值還是體現在子宮上。 網路圖片 不久前，情感專欄作家連岳就提到一個案例：37歲女海歸，對離異有娃無房的男人有所顧慮，就已經被看作是不切實際了，底下一堆人說「男的是公務員，條件好，但她就要生不出孩子了」。時至今日，對很多男性來說，找老婆從根本上而言仍然只是找個子宮，甚至只要年輕能生，別的都可以不挑；但你可想而知，這樣的價值觀很難讓覺醒了的女性接受，那些離異的女性甚至更挑，因為她們的想法是：我好不容易跳出火坑，為什麼還要再跳一次？ 也就是說，在這種傳統男權社會價值觀佔主導的地方，男性仍然普遍認為，婚姻的目的就是生育，女人的基本功能就是生孩子，有時還必須得是男孩；然而對越來越多的新女性來說，抱有這種想法的男性本身就不是合適的婚戀對象，不僅因為這否定了她們的自身價值，也無法滿足她們的情感需求。 《南方周末》記者在皖北某縣觀察縣城青年相親市場時發現，男生自我介紹完，女生離場一大半。這有時是因為話不投機，但更多時候是因為男性身上沒什麼特別能吸引她們的地方。有位女性朋友曾和我說，她的老同學大齡單身，感嘆家裡什麼都有了，唯一的遺憾就是每天回家來涼鍋冷灶的；我這位朋友基於對本地男人的了解，當即就回了一句：「那你要是結婚了，回家來就是涼鍋冷灶再加一個大爺。」 按照經濟學原理，激勵相容就可以持續，否則就難以持續。傳統社會的模式，婚姻對女性而言往往是一種謀生手段：女性不怎麼在家庭之外工作，部分也是因為確實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那麼男主外女主內的安排，至少在當時也算是激勵相容的。到了現代社會，像體制內的女性本身就已有了穩定的獨立經濟收入來源，很多女性賺錢能力甚至可能比另一半更高，還指望她伏低做小可就真太考驗你的手段了。 網路圖片 這種「結婚難」的問題，乍看起來是「男女比例失衡」的問題，但說到底關鍵還是在人的觀念上：兩邊都無法接受「下嫁」，也都不願意做出自我調適，與此同時，全社會又繼續死守著原有的婚戀觀念，愛情、婚姻、生育的神聖三位一體不可撼動。對無數焦慮的女生家長們來說，「結婚」仍是人生中的必經階段，而不僅僅是一個選項，然而對很多新女性來說，如果結婚到頭來只是降低自己生活質量，那為什麼非結不可？ 在前些年上映的電影《愛情神話》中，有一點明確無誤：在三位女人的生活中，男人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男主角老白或多或少都給她們帶來了快樂，但她們沒有他，也能過得不錯，生活的精彩程度，並不會受到影響。 網路圖片 《單身女性的時代》一書說得好：「現代女性有更多的自由選擇，她們面前有無數條可供選擇的道路，它們蜿蜒交錯，一路上有愛，性，夥伴關係，為人父母，事業和友誼，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所以說，女性單身不是一種『約束』，恰恰相反，它是『解放』。」這當然不是說女性都單身才好，而只是說，包括女性在內的所有人，都應當先立足於獨立自主的生活，愛情、婚姻和生育都應當是加分項和選項，而不是沉重的任務和枷鎖。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活法，單身也只是一個選擇，然而在我們社會，女性大齡未婚卻被普遍看作是一個「問題」，並且主要根源是她們缺乏結婚意願。當然，男性打光棍也是老大難，但社會認知是覺得他們不是不想結婚，只是結不了，所以才需要分配老婆。這其中透露出這樣一層意思：出現這樣的狀況，男性不用調整，而應當由女性做出自我調整，「往回走」，那就問題解決了，但問題真的在這裡嗎？ 在我看來，縣城體制內女性找對象難，反倒是一個積極的社會變化，因為這意味著在這樣基層的社會，也開始有新女性不願意固守傳統的婚戀模式，不肯將就，而堅持更高的婚戀質量和生活品質。問題不是她們「要求太高」，而是當地男性的素質整體低於女性，無法自我調適，響應這樣的需求。 網路圖片 本質上，這是兩種舊模式（「不下嫁」和「必須結婚」）的拉鋸與對決。真正的出路不應該是硬要求女性迫於現實勉強妥協（那樣恐怕結婚了也不幸福），而是為她們提供更多選擇，那就需要打破原有的觀念，既不是「非結不可」，也不是不能下嫁，尤為重要的是男性必須做出相應的改變。等到哪一天，這種「雌性選擇機制」能促使社會有所改變時，或許我們才能說，積極的變化真的發生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網路圖片 昨天，瑞士又來了一次全民公投。 眾所周知，瑞士生活成本比較高，所以瑞士選民投票決定，向養老金領取者每年額外增發一個月的養老遺屬保險金。當天還有另一項公民提案，為「逐步將該國法定退休年齡提高至66歲及以上」，在公投中則遭到明確否決。 這樣一來，從2026年起，瑞士按月發放的養老金將每年支付13次。養老金領取者個人最高退休金將每年增加2450瑞士法郎(約合人民幣1.99萬元)，全年總計達到31850瑞郎(約合人民幣25.92萬元)；已婚夫婦的最高退休金將每年增加3675瑞郎(約合人民幣2.99萬元)，達到47775瑞郎(約合人民幣38.88萬元)。 對這一提案堅決支持的主要是左翼黨派，右翼和中間黨派以及國內幾大主要經濟團體則表示不滿，瑞士政府和議會也認為此舉將大幅增加支出，明確表示反對。但根據全民公投的結果，這些反對聲都已無效。 增加養老金自然有利有弊，瑞士國內的分歧也說明了這一點。但相比事情本身，有些人更不習慣的可能是公投。他們會認為，國家大事豈能兒戲？政府都不同意的事情，怎麼老百姓投個票就定下來了呢？ 公投的定義是指公民就被提議之事案，表明贊成與否時所舉行之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制。與廣泛使用的代議制相比，公投處於補充地位，但一旦動用，所謀多為大事要事。 網路圖片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開始嘗試全民公投，從1848年至今已經進行過六百多次公投，超過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公投次數的總和。 許多人對公投的反感，是因為他們認為公投會形成「多數人的暴政」，形同鬧劇。歷史上也確實出現過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歡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將國會改選與「恢復民族榮耀及國家主權」的公投一併舉行，投票率高達99%，納粹黨獲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奧地利，支持率達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製造民粹」的結論。 也許正因為希特勒的陰影，在自由主義底蘊深厚的英國，二戰後曾有不少反對公投之聲。如1945年，首相丘吉爾提出針對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工黨領袖克艾德禮明確反對，認為全民公決違反英國民主傳統，是獨裁者可以利用的工具。後來的撒切爾夫人同樣認為全民公投是獨裁者的工具，因為獨裁者往往會按照自己意願掌控公投。 但這種判斷偷換了概念，即將「全民公投」等同於「獨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當年希特勒獨裁下的公投，實則是偽公投，並非真正民意的體現。而憲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也有政黨政治的左右，即使也有輿論的各種引導，但它充其量是一種潛移默化式的誘導，不具有強制性。 而且，不應低估憲政制度下的民眾智商，也不能濫用「民粹」一詞。 瑞士前幾年曾有一次公投引發熱議，主題是「無條件基本收入」，即針對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給瑞士成年人發放2500瑞士法郎（約合2萬元人民幣）這一問題進行公投，最終76.9%的選民對該項提案說不，26個州也全部表示反對。 這個結果在許多中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政府每個月給你白髮2萬人民幣，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可是大多數瑞士人都表示拒絕，這是不是瘋了？ 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絕「餡餅」。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對率拒絕將原本4周的帶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對率否決了每小時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資標準。反對者們認為，無論最低工資標準、延長帶薪假期還是直接發錢，都會腐蝕年輕人，使之喪失學習與工作的動力，不利於社會的長久發展。 按照某些人對「民粹」的理解，上述幾個公投理應獲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選擇一點也不「民粹」，覺悟之高實在讓人感慨。這顯然與國民素質和公投傳統有關，而且，頻繁公投多少磨練了瑞士人的責任感和眼界，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瑞士並非歷史上最早進行公投的地方，歷史公認的首次公投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阿維尼翁公投，在當時的15.3萬名投票者中，超過10萬人支持阿維尼翁脫離教皇控制，同時併入法國。後來，美國總統威爾遜正是基於阿維尼翁公投所創造的「獨立公投」概念，在一戰後提出「民族自決」。 網路圖片 同樣在瑞士產生公投之前的還有1845年的德克薩斯公投，公投結果為德克薩斯脫離墨西哥，加入美國。1846年，非洲大陸上的賴比瑞亞發起獨立公投，52%的投票者選擇獨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稱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也是熱衷公投的地區。1905年，瑞典-挪威舉行解體公投，以99.95%的驚人支持率實現解體，誕生了瑞典和挪威這兩個獨立國家。作為獨立國家的瑞典，1922年以來曾發起六次公投，議題涵蓋禁酒、改變駕駛方向、以政府稅收資助退休金、核能發電、加入歐盟和採用歐元等。不過瑞典的公投為諮詢性質，不具約束力，議會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結果制訂政策。1944年，冰島舉行獨立公投，支持率同樣達到了驚人的99.5%。 二戰後，亞非拉大陸的獨立公投屢見不鮮，如1958年的幾內亞公投、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公投、1964年的辛巴威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極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來自於歐洲，而且與英國有關。1964年，「地中海心臟」馬爾他舉行獨立公投，但獨立支持率僅為54.5%，可算是險勝，這是因為馬爾他的前宗主國是英國，民眾擔心離開英國後自己會變窮。 進入90年代後，因為東歐劇變、巴爾幹硝煙，獨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便相繼舉行獨立公投並成為獨立國家，僅1991年便誕生了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愛沙尼亞、喬治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土庫曼和烏茲別克等新生國家。同年的斯洛維尼亞獨立公投也開啟了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序幕。 此後，分離主義的獨立公投越來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兩次舉行公投，決定是否脫離加拿大獨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亞地區兩次舉行全民公投，決定地區歸屬。2008年，巴斯克地區獨立公投。該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並取消。 如果從歷史上公投的頻密度和具體效果來看，將之視為「相對多數人的暴政」實在站不住腳。有人將公投的壞處歸結為「誰也不能確定自己能贏」，可這個理由只需一句話就能推翻——「誰也不能確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個例子，當時結果公布後，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說法：「連英國這種民主積澱如此深厚、國民素質相對較高的國家，搞起公投來都得到了一個人們不想看到的結果，可見公投絕不等於民主，甚至成為多數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國家，公投後果更會不堪設想」，並認為「民主絕不是簡單的一人一票，公投這種『極端民主』行不通」。 這些說法都假設了一個前提，即「留歐好，脫歐不好」，所以公投的結果肯定有問題，進而推導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適合地球。這種預設立場的思維方式顯然缺乏邏輯，而且「民粹主義」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國脫歐公投前夕，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句話：「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通過投票表達自己的意願時，被嘲笑的肯定不應該是他們。」所謂公投，就是以全體民眾的判斷力來決定國家大事，結果或可商榷，但過程確實不該被嘲笑。 在英國脫歐一事中，「素質論」是反對意見中最為常見的一種，他們認為普通民眾沒有能力權衡利弊，無法勝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歐這種關乎政治、經濟、事關國家命運的議題，根本不應該讓缺乏專業知識的民眾來決定。但從公投歷史來看，這顯然是多餘的擔心。 關於這一點，英國前財長克拉克算是個反面教材。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公投從未解決過任何問題，除非是在一個強大的獨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崙的支持下。」這個說法不但抹殺了歷史上各種公投的意義，還將公投與民主對立，其潛台詞就是「如果公投的結果沒有預先決定，那麼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謬性顯而易見。 雖然法國大革命時的阿維尼翁公投是公認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雛形早在古希臘時期便已出現。被視為民主典範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實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會、500人議事會和陪審法庭等機構組成。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一年召開40次，年滿2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可自由發言，展開辯論，然後進行表決。在小國寡民的雅典城邦時代，這種制度的好處顯而易見。 但也有人認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導致了雅典帝國的覆滅。當雅典城邦成為雅典帝國後，國家實際事務繁多，直接民主形式無法適應這種發展，反而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比如失敗的西西里遠征就是野心家煽動民眾，利用公民大會所促成，這場失敗也成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轉折點，導致帝國崩潰。也正因此，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曾聲稱「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這句話也常被喜歡把「民粹」二字掛在嘴邊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個帝國的覆滅往往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如果從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會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當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問題是雅典帝國並沒有及時發展國家管理的專業機構。換言之，公民大會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與現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現代文明社會的直接民主，與古希臘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有著足夠豐富的支撐與配套。這種支撐來自憲政和施行已久的間接民主——代議制民主，至於配套，現代國家的各種事務機構已臻完善，具有相對穩定的執行力。在這種情況下，以公投彌補代議制的缺陷，已有足夠土壤。比如最熱衷公投的瑞士，在國家制度上就相當完善，它有兩院制的聯邦議會，國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聯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個州。公投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終與代議制民主相結合。從歷史來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議會」歷史。也正是因為這種傳統，使得人們十分擔憂的「多數人暴政」沒有出現，反而能始終以妥協和共識為底線。 關於公投，有一種思維差別值得注意：一些人認為，當面對大事時，國家領導人乃至政府、國會就應該挺身而出，如果他們將決定權交給民眾，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但在另一部分人看來，國家領導人乃至政府、國會在無法代表民眾的情況下擅自決定，才是真正的不負責任，也會使得決策缺乏正當性，此時最需要的便是還權於民。 也有人認為，頻繁公投是民眾對於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議制也將走進死胡同。但如果我們明白公投是代議制的有效補充，就不會同意這種將公投與代議制直接對立的思維。 特別要指出的是，瑞士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仍然堅守自由主義的國家之一。公投作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實是對國家控制的一種消解。 當然，民眾會犯錯，但即使真的如此，人們仍可在制度允許下進行糾錯。一來民主制度本身就存在糾錯空間，二來民眾在公投中會提高學習能力，從而更好地糾錯。比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財產稅修正，1978年的公投結果是以壓倒性優勢通過縮減房產稅等稅種，在某些人看來當然是「民粹」的結果，但到了1988年和1990年，加州民眾在兩次公投中多半選擇了增稅。 文章來源：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春秋兩季是樹葡萄的開花期，當花兒凋謝，樹榦會開始長出如葡萄般的球狀果實，成熟果實有著白色半透明、飽含水份的果肉，吃起來彷彿綜合了山竹、釋迦、芭樂、鳳梨等水果滋味。 總覺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一句，非常適用於品嘗樹葡萄的時刻。樹葡萄的名稱，令人直接聯想到葡萄，而樹葡萄跟葡萄也擁有相似外觀，但兩者滋味卻相差甚遠。 猶記初次享用時，不喜愛其清甜果肉太少，倒是厚皮的澀味搶味嚴重，硬是讓深愛葡萄的我留下了不佳印象。歷經多年的再三嘗試，才逐漸突破心防，消除對它的「刻板印象」。接納程度之所以不同往昔，還屢次遺忘女兒大喊不吃樹葡萄，卻一再奉上現摘的樹葡萄，並極力誇耀其對健康有益的雙親當接下頭功。 樹葡萄（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此番改變，也讓我理解，原來口中嚷嚷的不喜歡、討厭，一旦換位思考，即可立馬產生變化，這也所謂是「換味思考」吧！但畢竟還是說服了自己，想要享受美味果肉得先經過酸澀厚皮這一關。這種「先澀後甜」的經歷，如同倒吃甘蔗吧。 比起葡萄，母親更向我強調樹葡萄的營養，但我卻未曾在水果攤上發現這一種神奇水果。因此針對網路瘋傳樹葡萄具有諸多神奇功效，例如預防心血管疾病與癌症、抗老化、治療不孕等等，不免抱持懷疑態度。然而，食用樹葡萄確實益處多多，不容置疑。 樹葡萄來自巴西 本名喚嘉寶果 樹葡萄，屬常綠喬木或灌木，實際名稱是嘉寶果（Jaboticaba），又可喚為木葡萄。全年枝葉繁盛的樹葡萄，高度可長到10至12公尺，樹皮為紅褐色或淺褐色，表面光滑的葉子，則呈現對生橢圓形或長卵形。每年的春季（3至4月）、秋季（8至10月）是樹葡萄的開花期。 當花兒從樹榦凋謝後，樹榦會開始長出如葡萄般的球狀果實，約莫30至50日之後，翠綠果實會轉變為暗紫色，而滿樹榦的果實景象，則將引人駐足停留，並嘖嘖稱奇。 樹葡萄冰淇淋（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樹葡萄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花跟果實都是從樹榦生長出來的。當樹榦開滿小巧白花期間，空氣中充盈著一股獨特香味，亦不時聽見群蜂振翅的嗡嗡響聲。再過數日，凋落的花兒會將一片尋常無奇的水泥灰地給妝點得十分雅緻，令人打掃時，不免覺得必須動作輕緩，才不致於虧欠了可人小花的付出。 滿地花兒也同時告知大家，再過不久，將要迎來滿枝幹的結實累累。據說有人看了樹葡萄的結果模樣，覺得樹榦彷彿是長滿了「樹瘤」，而果實過於密集的分布，乍看之下甚是恐怖，恐讓有密集恐懼症的人出現負面反應。 至於樹葡萄果實雖然模樣像似葡萄，兩者口感卻有著大大的不同。樹葡萄黑紫色的成熟果實，有著白色半透明、飽含水份的果肉，吃起來的味道彷彿是綜合了山竹、釋迦、芭樂、鳳梨等水果滋味。 至於樹葡萄會得到「果肉少」、「口感酸澀」等負面評價，應該是民眾食用到尚未完全成熟的果實，香氣及甜味尚未湧現。因此，專家建議民眾優先挑選顆粒飽滿及黑色果皮的樹葡萄來享用，成熟度不足的果實，果肉會較結實，味道也會較為酸澀。 樹葡萄營養成分高 受人推崇 數年前，網路上還一度瘋傳樹葡萄具備諸多神奇功效，其中包括預防心血管疾病與癌症、改善風濕、治療不孕、增強體力、抗老化等等。在人們越來越重視健康飲食的現代社會中，著實令人很難不對這一類能強身健體的小果動心。只是，樹葡萄真的擁有如此強大功能嗎？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蔡秀雯營養師表示，每100公克的樹葡萄，約有50卡熱量，同時具有微量胺基酸、糖類、維生素B群與維生素C及多酚等營養成份，深色果皮則有含量豐富的花青素等天然抗氧化物質。 樹葡萄果醬（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抗氧化物質確實能緩解人體的慢性發炎、增加修復能力與代謝，且已有研究顯示，花青素能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發炎相關指數。因此民眾的確能透過食用適量的樹葡萄，來維護心血管及免疫系統機能，莫怪乎備受吹捧。 樹葡萄是讓我的觀念、行為出現徹底翻轉的水果之一，從堅稱絕不嘗試，到能吃盡眼前所見的樹葡萄。對我而言，它還是親友聯繫情感的媒介，例如：雙親每次摘取樹葡萄，必定有我一份。 喜愛吃樹葡萄的阿姨，更是難得夜間來訪，駕車離開之前，還特地與我一同走到樹下去親摘鮮果；樹葡萄還讓從不動手剝葡萄吃的家姊，罕見主動提出要求說要吃「葡萄」。只可惜，當時已過產季，樹葡萄的樹榦上，僅剩下沒有及時採收而遭到鳥兒吃光果肉的烏黑果皮。 無論時光如何流逝，對於上述事項我深刻不忘，也慶幸自己改變了想法，為其滋味著迷，這樣只消靜待樹葡萄的產季到來，屆時只要走到庭院，便能大快朵頤一番了。 (節選自《看中國會員專刊》第75期) 〈從樹榦生長出來的珠寶 — 樹葡萄〉
（接上期） 報告經過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澤東看過後，表示「贊成這個方向」。1月25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26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27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一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下午2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3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最不愛聽的。 第一，認為「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造成了一個大馬鞍形。講話還對當前經濟困難作了較嚴重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以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災，七分人禍」。一是天災，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還有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對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用「三七開」代替了毛澤東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過去我們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還可以這樣講（毛插話，這種地方少），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翻箱倒櫃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種人勢必陷入被動…… 第四，認為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關於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我們在書面報告中講過，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負責任的是省、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認為「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能進一步作出結論。 劉少奇在講話中，毛澤東有不少插話。當劉少奇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毛澤東插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毛澤東只承認「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爾巴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一些問題。」 毛澤東當時看出了一些什麼問題？可能是從劉少奇的報告中看到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一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 ，會議接著開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分地、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一乾二淨，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一定會有一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3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30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這是毛澤東闡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講話，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毛澤東把「民主」和「集中」兩個對立的東西結合起來，強調「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集中製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壞呢？因為集中是有制度保證的，而民主卻沒有制度保證，它只是領導人的恩賜。民主是對當權者的約束。約束總是不舒服的。作為個人，總是對上要求民主，對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就是集中，它本來就是專制制度的一張遮羞布。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更強調集中。他說：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從林彪和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裡。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 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沒有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一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我國六億人有五億人搞飯吃，還沒有糧食，怎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呢？」「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一個同志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志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甘肅日報》印刷廠的同志說：「聽了報告後好像中央沒有錯，主要錯誤是下邊執行中的錯誤，感到中央對缺點錯誤檢查不夠，從根本上找問題少，從下面找問題多。」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一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五千萬噸。」「說中央政策完全對，我有懷疑。敦煌縣搞成一個人民公社，說這與一大二公無關；大辦鋼鐵要指標翻一番，秋收作物爛在地里，甘肅如此，河北也如此，這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省糧食廳解仙清同志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鑽到哪個洞里去了，下面發生這麼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這樣的簡報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什麼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一，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一」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幾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於毛，對形勢的估計沒有毛那麼樂觀。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他是會深深地記在心裡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一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倒誰」心裡初步有了底。 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一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2月26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西樓會議以及2月26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3月14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鑒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慨，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 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劉卻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一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徵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飢魂」一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一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經減少了1000萬，1962年再減少1000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 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1959年春天，採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一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一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裡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里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松下來，以為雷霆已過。 2003年9月25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一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你們到一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里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麼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彙報的那些事。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一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1966年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1962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 三、八屆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鐧 對於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有著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總是低估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對當時的形勢的估計也較為樂觀。持毛澤東這種看法的有柯慶施、林彪等後來被稱為左派的幹部。而以「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為代表的一批幹部則對困難的估計比較嚴重，對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當然，這種不同的估計，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會不同。 在解決困難第一線工作的陳雲對這種不同的估計深有感受。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上說：「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農業恢復的速度是快還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計。」「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 如前所述，這種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有著工作崗位不同的原因。當然也和各種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不管怎樣，對形勢不同的估計，是一種正常現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過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決定政策。在專制制度下，處於最高權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見不好貫徹。而對1958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開放了自由市場，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遠。如包產到戶大面積推行。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把這些壓回去了。由於飢餓，到1961年，又大面積推行起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70%。 1961年到1962年鄧子恢就曾多次主張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主張包產到戶的講話。如4月11日，他在廣西桂林聽取地區負責人彙報時說：「單庄獨戶，離村莊遠的就包產到戶，或者讓他們單幹吧。這樣有好處，不要有顧慮，怕說單幹，怕說右傾，什麼都要實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的彙報。中共中央華東局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出席這個會議的人，支持和批評的各佔一半。鄧子恢認為安徽省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代表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也說過「劉伯承同志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陳雲7月向毛彙報時，也講過重新讓農民分田的事。如本書前面所說的，正是這些「倒退」才是走出饑荒、減少死亡最為有效的措施。但這和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中，還有一股「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一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1月27日的口頭講話中，特別講到彭德懷問題。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時，刪去了這一段話。這段話大約1100字左右，其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不是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封信。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廬山會議其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的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等等。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會後他得知劉少奇的這些誣陷之詞以後，倍感委曲，不得不奮起為自己申辯。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送上了一個長達8萬字的申訴材料（後被稱之為「八萬言書」）。這個「八萬言書」不僅否定了劉少奇上述誣陷，還把廬山會議以及其後對他批判和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懷翻案，這是毛澤東很不愉快的事。 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其它方面也一改過去緊張的狀況，開始出現鬆動和寬鬆。如對冤假錯案大規模的甄別平反，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讓步，對民主黨派有所尊重，等。在這些鬆動中，出現了一些「過頭」情況，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講了一些尊重知識分子的話，陳毅還提出了「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 周、陳的「脫帽加冕」引起了上層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強烈反對「脫帽加冕」的說法。直到1979年，陸定一才在這個問題上認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是「左的，所以是錯誤的。」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以《黨內通訊》的形式送上去的。這封信有五點內容：1）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2）要儘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們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裡參戰；4）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要高舉中印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5）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到毛澤東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一的彙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一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一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卻密切注視北京。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一股「秋後算賬」的意味。1962年3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劉的這番話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對北京所發生的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頭，醞釀著反擊復辟。 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集體化；從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鬥爭；這一系政策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因此，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力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高壓下，這股反對力量只是一股潛流。身居權力最高層的毛澤東，是會感受到這股潛流的壓力的。1958年以後，幾千萬人餓死，這是一樁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紅旗」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使黨內對「三面紅旗」持懷疑或反對意見的力量成了對毛澤東的離心力，而且離心力有日益強大之勢。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一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一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挑起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預備會開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8月6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以及前後與其相似的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在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多次講話說：「有些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8月15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從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來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以來的教訓。1958年冬以後他雖然也做了一些糾正錯誤的工作，但對這幾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8月5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8月12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1955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他沒有聯繫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 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未完待續）
2024的中國「兩會」，一個原本註定沒有懸念的會議，卻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個大新聞，按慣例會後將進行的總理與媒體的見面會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說，從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每年「兩會」所標誌的中國政治生活「正常化」以來、從1988年時任李鵬總理開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躍的總理記者會這樣一個傳統，到今年被廢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棄。 鍍金時代 中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安排，作為一個持續三十餘年的政治慣例，始於1988年，那一年迎來了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嘗試「價格闖關」、破除「雙軌制」，另一方面受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影響。「兩會」結束時安排總理與國內外媒體的見面便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的產物。 當然，如此微小的「公開性」改革舉措並不能滿足知識分子領導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幫助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克服黨內保守勢力的杯葛，最終導致1989年爆發大規模的學生民主抗議運動，這或許是總理記者會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公開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過，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紀的前十年，特別是從1993年開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就成為兩會慣例，作為每年「兩會」中最具新聞性和互動性的議程，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開時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從李鵬到朱鎔基再到溫家寶的幾位總理，先後利用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眾的施政講話，既展現了這些中共二號人物對經濟和總體局勢的領導能力，又體現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民主的漸進發展，對市場經濟改革和開放、對爭取國內人民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理解都發揮了歷史性的促進作用。這是很難否認的一段鍍金時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習李共治的十年，「兩會」記者會幾乎成為李克強的十年總理任期里幾乎唯一的公開舞台，儘管無力根本改變大局，例如「動態清零」政策的極端激進，很大程度上也牽制了中國政治的惡化，尤其在他參加的上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的總理記者會上主動提出中國存在六億低收入人口，並一再表達了對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信心。 無疑的，這些政治聲明是公眾和國際社會能夠聽到的、北京政界內部傳達出來的對中共領導人十年路線的最嚴厲批評和否定。或許正因此註定了李克強卸任後的命運，也決定了這一帶著1980年代「公開性」色彩的鄧小平時代有限政治體制改革遺產的清零。 因為，儘管每年一度的總理記者會越來越被刻意安排、越來越徒具形式，提問者和問題都被事先關照，北京政界似乎越來越難以克服對國際媒體的恐懼，對記者會這種基本的公開政治交流形式越來越抗拒。這種抗拒和恐懼的心理主導了過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氣氛的變化，包括2024年「兩會」召開前後的莫名緊張，甚至比三年「動態清零」時期的「嚴防死守」的自我隔離還要變本加厲。北京政治正在進入一個黑洞，遠比黑箱政治還要封閉，其間充滿了暴力。 政治絕望 一方面，北京當局雖然改善了針對外國人的入境政策，也口頭歡迎外資和旅遊，但是繼續視國際媒體如洪水猛獸，將2011年後對國際NGO的敵意集中在國際媒體和記者身上。不僅常駐中國的國際媒體日常採訪陷入困境，如同戰地記者一般的危險，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蘭記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毆打。另一方面，中國的暴力機關正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禁止任何中國國民接受外國媒體採訪、進行外交接觸、甚至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表一點兒不同聲音，如同「動態清零」的常態化。非經官方安排的民間國際交流事實上已經凍結，這是中國的內部脫鉤。 結果，中國的新聞與自由狀況惡化到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強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際媒體、國際社交媒體的聯繫被粗暴地切斷、追查，舉行「兩會」的北京城陷入了了無新聞的死寂氣氛。各地知識分子和北京市民彷彿置身「西線無戰事」一般的無力和抑鬱。連私營公司、國際資本也驚覺這個黑洞政治下的經濟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們已經很難從越來越有限的公開統計數據做出判斷，政治風險驟然升高。 然而，這些措施固然保障「兩會」期間絕無雜音、保證中國領導人的絕對權威，卻也通過放棄總理記者會這樣的小動作製造了今年兩會的一個大新聞，遠遠超過人們預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員的失蹤醜聞。因為，對已經目睹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經歷了驚喜和懷疑之後的國際社會來說，在2024年春天即將到來的一個關鍵時刻發生如此重大變故，卻又被明顯隨意的取消，讓人看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的到來：一個深陷虛無主義的政權正在自我放棄，哪怕是最後一點兒的改革開放遺產，都已經棄如敝履。 因為，這種在中國近乎唯一一個公開政治舞台上拒絕與媒體見面的決定，不啻為中國高層已經放棄了說服國際社會、挽回信心。這是一種對經濟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國際困境的絕望，一種政治絕望，不僅彌散在中國的社會精英群體中，也擴散到政治精英內部，發生在高層內部。 對前者來說，絕望感的來源是他們看不到未來可能出現中國納瓦爾尼的希望；而對後者來說，是伴隨著恐懼，特別是對真相的恐懼、對超出想像加速到來的經濟解體和國際孤立的恐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十一年裡一次也沒有接受過西方世界媒體的單獨訪問，或者「二十大」後面對「白紙革命」的爆發而隱避，就不難理解這種從上而下對人民、對真相、對西方、對國際媒體的恐懼是如何嚴重，一種集體自閉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導從「四個自信」到「東升西降」再到「唱響光明」的對沖宣傳。如此，方能理解過去十一年來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的閉關鎖國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們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所行動，也就是以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和開放；他們或許意識到「前後三十年一致」的難以自洽，只能逐漸抹去後三十年，如同抹去「動態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說，面對空前壓力，他們似乎終於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卻計無所出。不難想像，接下來一周的「兩會」或許再無其他新聞，「兩會」本身就將在這種死寂中被自我放棄，遑論難產的「三中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