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高中时，还分文理科，进入高二即分。 高二时，政治老师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挺帅气的，比学生们也就大几岁吧。他爱穿白衬衣和牛仔裤，流露出的志向很远大，但囿于种种实际，又不得不窝在县域教书。 饶是如此，他还是努力给学生们灌输梦想，三天两头喊上学生去他的蜗居聊天谈心。这在旨在培养一代又一代小镇做题家的学校可不常见。 他的蜗居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隔着一片小树林，与大河相望。那条河在历史中已存在千年，蜿蜿蜒蜒，汇入长江，最后奔腾入海。 每逢夜谈完毕，我回宿舍途中，见月朗星稀林木婆娑，听河水哗哗昼夜不歇，此情此景，分外令人畅想联翩。 我就想呀，未来在何方？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直到某日，恍然间有了个念头。 那段时间正值两会，对于文科生而言是个紧要的关口，每次政治考试都会涉及两会热点。 总理记者会那天，政治老师把他新买的电视机搬进了教室，大家一边看，一边讨论考点。 那场发布会的视频现在还能从网上找到，气氛非常热烈。记者们提问很积极，朱总妙趣横生，留下诸多金句。 政治老师突然指着电视屏幕说，做记者真好啊，能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总理。 那一刻，他脸上有光。多年后，我还记得那副模样。 我心想，嘿，做记者还真不赖。 兜兜转转数年后，我还真做了一个记者。 按惯例，春节前，各地紧锣密鼓地开两会；春节后，全国两会再召开，一般在三月份。 起初，我在地方新闻部，只不过跑的是社会线，整天都是采访打打杀杀的新闻，与时政新闻完全不搭界。 很巧，有一年，部门人手不够，领导让我带个新记者去支援某市两会报道。 那座城市GDP过万亿，制造业尤其发达，云集了一批明星企业家代表和委员，颇受外界关注。 我兴冲冲而去，但第一天会还没开完，抱着厚厚一摞材料就提前离场了。见宏伟的礼堂前有几盆金橘树，我摘了一颗金橘给新来的记者，告诉她，很甜，贼好吃。 她还真吃了。然后表情很奇怪。 我故作高深地教导她，咱们干的活儿嘛，就像广东盛产的金橘，过年了，楼宇厅堂都会摆放，好看，可不好吃哟。 这个新记者很有天分，现在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 后来，我调去了报社另一个部门。那部门在报社地位蛮特殊，专门采访报道国际国内重大的新闻事件。但部门的前辈们从不去跑全国两会，每逢三月，都集体休假。 既是部门传统，那我自然就跟全国两会无缘了。 不过，我在媒体圈的一些好朋友都多次参加全国两会。有许多人还曾在记者会上向总理提问。 他们都很厉害，那些经历成为各自职业生涯的闪光点。 再后来，我离开报社后，就甚少关注这些了。直到昨天，看新闻通报说，今年的总理记者会取消了。 又一个恍然，这距离我第一次看总理记者会都过去了20来年呀。 我特意打听了下，当年的政治老师还在学校教书。今年若有机会回老家，我想去寻下他，一起喝顿酒。 我要给他讲，梦想真的很宝贵，即使日后会破灭，也不会掩盖它当初的光芒。 我还要给他讲，真实世界里的记者到底是什么样子，两会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书本上都没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猛哥
1月21日，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11名学生联名举报导师黄飞若学术造假事件在网络上发酵数天后，《人物》作者抵达武汉。次日，《人物》作者如约见到了11名学生中的张黎，听对方讲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 为了争取和其他参与举报的学生、学院相关领导、老师聊聊，接下来的几天，《人物》作者都在华中农业大学寻找愿意接受访谈的人。我们说服了一位在读博士生黄璐分享了她决定参与举报的过程，众多细节显示，造假行为令人触目惊心。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和黄飞若本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交谈。在华中农业大学发布通报，宣布对黄飞若的处理结果后再回顾，最令我们触动的是学生们的不易与勇气。因此，对这桩已经不再是讨论热点的事件，我们仍决定记录下了解到的每一个细节。 1 从华中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农”）正门到动科动医学院所在的综合楼，开车需要三分半钟。这所大学拥有武汉高校中最广阔的领地，校园里有商业街、隧洞、红绿灯，像一座小城镇。或许因为临近期末，夜晚的校园并不明亮，笼罩在路灯半明半暗的昏昧里。 张黎穿过这样的昏昧来见我。第一次联系时，电话那端的他声音嘶哑，问访谈能不能尽量简短些。作为当时实名接受访谈的当事学生，张黎那些天密集地接待着媒体。他处于博士生涯的最后一年，是11名学生中年纪最长的。微博上，很多网友称他为“大师兄”。 举报事件在网络发酵的程度显然超出“大师兄”和师弟师妹们的预期，华中农业大学这所公众知名度并不算太大的高校一时成为热议的焦点。这天下午，我去了华农第四教学楼。张黎在社交媒体上说，决定举报时，自己感到前途未卜，想“跟当本科阶段在三教四教楼道里背书的自己说声对不起”。也是在这栋教学楼上，曾悬挂着“教学名师”黄飞若的大幅照片。事发后，校内外有不少人到这里打卡，有人还拍下自己和黄飞若照片的合影发到网上。 这是一栋U字形的教学楼，两条对称的长廊上，几个学生正就着冬日难得的阳光背书。或许他们也和当日的张黎一样，想用努力博取一个好前途。爬上4楼，我按照网络照片上的标志找到了那面墙。黄飞若的照片已经被取下，墙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更多印记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抹去。举报时，11名学生附上了一份长达125页的pdf文档，详细列举、解释了黄飞若指导或是任通讯作者的多篇论文中的造假之处。这是一场准备充分的战斗，学生们试图撼动在当下的学术体系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 网络图片 变成对手前，黄飞若的形象曾是一位主动向学生伸出橄榄枝的老师。张黎记得，大四时黄飞若找到自己，说自己的实验室有很多成果，学生毕业后都找到了高薪的工作。黄飞若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主任，曾给张黎上过课。基于对老师的信任，2018年保送硕博连读时，张黎选择了他作为导师。漫长的5年过去，现在的张黎感叹：“我的学术之路已经被他（黄飞若）堵死了。” 张黎眼镜后的脸色有些疲惫。他不愿多回忆在黄飞若手下读书的细节，故事在他的讲述里浓缩成几个关键节点：刚上研究生时，他发现兼作自习室的实验室只有约20平方米，环境简陋，连基础的实验设备都没有，而动科专业需要大量做实验。黄飞若解释，很快就要搬到新楼了，到时候就会好的。搬到第四综合楼后，有了独立的自习室，实验室也比从前宽敞明亮，但实验设备仍然没有解决。 硕士阶段，张黎很少接触实验，发表的期刊论文也是综述性质的，是对已有的研究进行论述和评价，不需要做实验。虽然对导师的教学方式有疑虑，张黎作为一个硕士生也没敢说什么。进入博士阶段后，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就知道有问题了”。 怎样察觉到“有问题”，另一名博士生黄璐之后说得更具体些。他们发现，实验室里并没有见到有人做实验，数据详尽的论文却在持续不断地产出。实验室甚至没有分析天平——有专业人士打比方，这好比一家互联网公司没有wifi。黄璐做实验需要称样品，只得去别的实验室借天平。在借用登记簿上签字时她发现，上面全是自己导师的学生们借设备的记录。“真的嫌丢人。” 一次组里有名同学做猪饲料的实验，计划将自己调配的特定饲料喂给猪，观察前后变化。因为实验规模较大，需要导师帮助联系合适的饲养场。不久黄飞若在会上称，猪已经喂好了。那名同学觉得奇怪，饲料配方还在自己手里，且自己还没有提交详细的饲养实验方案，猪怎么就喂好了？过了段时间，黄飞若又称，因为非洲猪瘟，猪场的560头猪都死光了。 学生们不敢当面质疑黄飞若，但私下都在议论：“这也太夸张了吧？”渐渐地，这种怀疑成了实验室大部分学生心照不宣的秘密。 作为大师兄，张黎被怀疑导师学术造假的念头折磨得最长久。他曾向好友倾诉，好友劝他忍一忍，拿到自己的学位最重要。他也想过退学，准备拿着学士学位回家乡县城。 退学需要导师签字同意，这条路显然走不通。聚餐的饭桌上，夜晚的自习室里，一些想法却在学生中间慢慢聚集，直到大家都觉得刻不容缓。“又要面对这么多虚假的东西，每次开会又要配合他们演戏，很痛苦。”黄璐回忆当时的心情。 “就想少几个受害者。”张黎说。他们不只想从泥沼里把自己拔出来，也想让以后的学生不再受害。 网络图片 2 和张黎见面的第二天，我进入了华农综合楼。综合楼簇新光亮，出入需要刷门禁卡。绕楼一圈后，我找到背面一扇没锁的小门。动科动医学院在这栋楼的3-6层，我想去试试能否找到更多访谈对象。 这是一栋H形的建筑，每层有ABCDEFG7个区域，包括办公室、实验室、自习室等，每间门口都挂了名牌标明用途。 在5楼，我找到了黄飞若的实验室。名牌上的信息显示，这是黄飞若和另一位老师共用的实验室，安全负责人是黄飞若，下方写着手机号码。接下来的几天，我多次拨打这个号码，不出意料地没有人接。黄飞若的办公室在实验室斜对面，名牌还在，但已被停职的他显然不可能在这时出现在办公室。 网络图片 整个下午徒劳无功。晚上9点多，张黎出现在5楼走廊，八九个学生紧随其后，一同进入实验室。我猜测这就是参与举报的学生们——张黎曾告诉我，最近他们11个同学几乎每天都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事件进展。我在实验室外等待，想等他们出来时和张黎之外的学生聊聊。前一天张黎说，其他10名学生都不愿接受访谈。但作为报道者，总希望能了解得更多些。 一小时后，学生们从实验室鱼贯而出。看到我，张黎有些惊讶，随即向其他学生介绍：“这是‘人物’的作者。”学生们看看我，又相互看看，脸上都浮出有些腼腆的笑容。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女生说：“刚才我们进去的时候她就在这里了，等了好久。”捕捉到她语气中的善意，我和女孩搭上了话，得知她叫黄璐，博士二年级在读。 黄璐和我交谈时，其他学生一直围在她身边。看得出，他们不愿让团体里的人落单。身处风波中的学生们，选择用谨慎与团结来应对外界。 两天后，在华农门口的一家便利店，我见到了如约前来的黄璐。她沉稳文秀，说话条理清晰。从黄璐的讲述里，更多细节呈现出来—— 和张黎类似，黄璐本科就进入华农，上过黄飞若的课，选择研究生导师时也同样相信过黄飞若的自我吹嘘。开始读研后，黄璐发现做实验很少，大部分时间被黄飞若安排看文献。黄璐学习很刻苦，本科就申请到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常泡在实验室。读研反而实验少了，她有些疑惑，又觉得可能是自己的水平还不够。 进入博士阶段，情况依然没多大改变。博二要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黄璐被黄飞若叫到办公室，给了她几个关键词“胆汁酸”、“乙酰化”、“表观遗传学”，让她搜一搜。黄璐没搜出什么有用的信息，黄飞若自己动手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会儿，指着一篇文章对黄璐说：这个题目有做头。前后一共几分钟时间，黄璐的博士论文题目就这样被确定了。 黄飞若给黄璐选定的论文题目是用山竹醇调节妊娠期母猪的胆汁酸分泌，从而影响母猪的生产性能。山竹醇是一种化合物，最早发现于印度藤黄的果实中。黄飞若曾被视为山竹醇研究专家，在知网搜索可以发现，已有7位硕博士在黄飞若的指导下完成了山竹醇相关论文。 黄璐着手设计了实验方案，需要200多头妊娠期母猪和大量山竹醇。2022年，黄飞若让黄璐联系购买大叶藤黄，再从其中提炼山竹醇。虽然黄璐知道以实验室的条件，提取出足够用于检测浓度的山竹醇都困难，她还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四处寻找合适的卖家。刚联系好云南的一家卖主，黄飞若又说，自己已经联系好了某公司，种好了几百斤大叶藤黄，公司还有现代化的提取流水线，让黄璐不用管了。 和那500多头“死了”的猪一样，这几百斤大叶藤黄也始终只存在于黄飞若的言语里。 没见到大叶藤黄，也没见到猪，本来早该开始的实验遥遥无期，读博士的两年里，黄璐除了做一些小规模实验外，要么在帮黄飞若写学校布置的各类材料，要么按黄飞若的要求写综述。但无论她怎么写、改，黄飞若都不满意，在组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她完全没有精神状态。黄璐汇报自己的实验方案，黄飞若总是不耐烦地说，不要汇报这些了，我一时半会也看不了，你去找几个师兄商量。 实验室里等级分明。和两个博士后说话时，黄飞若把张黎、黄璐这些学生叫做“下面的人”，甚至当着他们的面也这么说。他也对黄璐说过“让下面的人去做”，指的是比黄璐年级低的学生。“反正就是一层一层的下面。” “现在下面的人联合起来了。”黄璐说。 3 举报同时通过校内和网络渠道进行。1月16日下午，把实名联合举报信和证明材料发到网上后，11名学生一起前往学院递交举报材料。 黄璐记得，那天走在路上，大家都怀着“超级悲壮”的心情。不时有人说，跟紧点，走近一点。11个人聚成堆，彼此依靠着往前走。 为了收集证据，他们花了一个多月。黄飞若学术造假几乎是肯定的，毕竟学生们都看到了实验室的种种怪异。一名参与举报的硕士生在社交媒体上披露，2022年11月，黄飞若让自己撰写实验性文章，由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负责指导。由于一部分实验结果不显著，黄飞若和那名博士后交流后，博士后直接修改了那部分结果，令硕士生大为震惊。审稿意见回来后，那名博士后还要求硕士生自己画图补上一部分数据，硕士生没有照做，最终论文被拒稿。 刚开始找证据时，学生们都认为，证据一定存在，但需要非常精细地查找搜索才能找到。就像确定房间里有某件东西，被精心隐藏起来了，得耐心寻找。 但当他们把黄飞若指导的数十篇硕博论文及担任通讯作者的期刊论文打出厚厚的一叠，分工查看后发现，东西就明晃晃地躺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 网络图片 这些论文中，有将小鼠的蛋白质免疫印迹结果直接移作猪的印迹结果的，有在猪饲料里加入山竹醇和恩倍酸两种不同的物质，实验结果却完全一致的，还有3个人用不同的物质饲喂蛋鸡，得出的数据也完全相同。 “没想到造假的方式这么拙劣。”黄璐还记得大家当时的震惊。他们也越来越有信心，收集、整理汇总证据的一个多月里，没有人动摇过。白天6楼自习室有其他同学，学生们就等到晚上集中行动。而这一切，就在一层之隔的5楼办公的黄飞若完全没有察觉。 怀着对“铁证如山”的信心，11名学生到学院递出了纸质的实名联合举报信。11个人的签名在信的最下方，每个名字上都印着红色的指印。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有人去学院前甚至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随时离开。 舆论迅速发酵。许多网友称赞学生们“少年热血”，当事者却承受着悲壮后的巨大恐惧。 举报信递交当晚，几名学生聚在一间会议室。黄璐突然从透明的玻璃门里看到，黄飞若正在向会议室走来。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黄璐立即转过身，背对大门。她看不到黄飞若的表情，只听到他走进来，云淡风轻地说：“没关系，大家一起把事情解决好，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也是我以后带好学生的一步。”随即离开。一片死寂里，一个女孩吓得哭了出来。 黄璐同样感到“很恐怖”。“他还在这里大摇大摆地出现，走动，感觉有恃无恐。我们就害怕，难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吗？” 那是学生们最后一次见到黄飞若。1月18日，黄飞若对媒体称，举报不实，有学生带头威胁别人一起举报。张黎在社交平台调侃：这回应不由让我想起了您编造数据时的拙劣。第二天，华农宣布，初步认定黄飞若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将其停职停课，组建导师组全面负责该课题组研究生培养工作。 取得初步胜利的学生们，还要面对自己学术生涯的瑕疵。张黎表示要和之前的科研课题完全切割，举报时他就知道，这意味着自己肯定不能如期毕业，但他愿意承担这份代价；“一切还可以重来。”黄璐觉得，这比永远背负着造假的心理负担好得多。 结束访谈走出便利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看着黄璐的身影没入校园，我想，学生们完成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而我该做的事，是尽量找到更多信息。 再次进入综合楼，我敲了黄飞若实验室对面的办公室门。两位男老师一听我的来意就表示：不接受访谈。没过一会儿，几个工作人员在走廊一角围住我，称正在排查外来的推销人员，并说这栋楼只有华农的师生能进入。一个工作人员一边“护送”我下楼离开，一边让其他人赶紧去检查楼门是否都锁好了。 我离开武汉10天后，2月6日，华农通报，经调查，黄飞若存在伪造、篡改实验数据和图片、论文署名不当、指导学生失职失责等问题，撤销黄飞若校内一切职务，解除聘用合同。而黄飞若此前担任的校内职务中，有一项是动科动医学院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委员。 通报公布后，黄璐没有回复我问她感受的信息。她在社交平台回顾了自己和战友们报考黄飞若研究生时的心情，说“往事暗沉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其他学生更新的动态，也多在告别过去，为这段特别的经历划上句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物
今天的文章会有一点不太下饭，有些屎尿屁。所以我尽量写短点，言简意赅。 作家莫言最近有点小麻烦，说他涉嫌抹黑英雄之类，要发动万人起诉他，而且还真有不少人签名。对方还曾声称，五年之内要看到莫言受惩处，否则要被迫“使用暴力手段”。 聊天时朋友私下问怎么看，我说其实很简单，莫言还是那个莫言，他从头到尾几乎就一点没动，只不过是屎忽然涨上来了，就把他给淹了。温水煮青蛙，涨屎淹作家，一个道理。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水位，是标记水体位置的。其实还有一个词，叫屎位，是反映基本盘文明程度的。屎位这个东西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一旦高起来就会把人淹了，有的人是全淹，有的人是半淹。你看杜甫就没被淹，回老家居然没事，没被乡亲们扭送有关部门，说明屎位还比较低。苏东坡就被半淹了，差点完蛋，给弟弟的绝命诗都写了。 我是非常敬重莫言老师的。莫言老师其实那么多年一直都是站得比较高的，离屎位比较远的，年轻一点的朋友或许还不太了解，莫言老师曾经被抨击很多的不是犀利，而是挑剔他不够犀利，说他反映现实问题不够，而且莫言老师对被淹这件事一直是比较警觉的，说话一直很小心，莫言嘛。莫言等于是站在小山包上，还踩了个高跷，高跷底下还有个马扎，三层保险，谁想到屎涨起来居然能淹到他呢？ 他都被淹，那很多比莫言之前站得还低的咋办？可想而知，都被屎给泡了。 在这件事里，最搞笑的是有些人，多年来就是爱弄屎去淹别人的，一直努力开渠、通沟、引屎、灌溉，误以为自己御粪有术，结果屎位一涨，把自己也淹了，都逼近嗓子眼了，情急之下还想对暗号呢，可一开口就顿顿顿往里灌。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屎淹了化粪池，大肠刺身捅自己嘴里了，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没办法，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之前杨丽萍的孔雀舞居然网上被骂伤风败俗，我说都怪杨丽萍老师太出圈了，一下出到傻瓜圈了。现在莫言老师被屎淹了，是涨屎涨过事业线了。注意不是涨过安全线，而是一家伙涨过了事业线。 你要问我金庸先生保险不保险，我只能说也讲不好。虽然老爷子写的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但是谁知道呢。屎线涨上来，是非常随机随意的，全看“短屎频”怎么解读，比如一个老板，你不知道自己突然被“短屎频”宣布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如果被宣布是企业家，就万人起哄膜拜之；如果被宣布是资本家，就万人起诉喂屎吃。 4号的时候，余秀华写了一首诗叫《我拒绝一元钱的赔偿》，有这样几句： 获得诺奖的作家是伟大的，起诉作家的人更伟大 ——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玩了 我的孙子和我下象棋轻易打破象棋规则 他的炮是核武器，秒杀我的“帅” 我还不能骂他狗日的，因为他说狗狗比人可爱 起诉作家的人要求作家赔偿中国人每一个一元钱 我拒绝这一元钱的赔偿 因为我没有授权他代表我， 我有权拒绝这份耻辱 在正义的肩膀上取下一元钱的重量 经常被叫“脑瘫诗人”的余秀华让我困惑了：这世界，到底是谁脑瘫？这首诗很好，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四个字： 吃屎吧你。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内蒙古旅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当地农民，他好奇地谈到那会儿刚出现的“剩女”现象，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在上海真的这样，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挠着头一脸困惑地说：“怪了怪了，俺们这里只有男的找不到老婆，女的不会嫁不出去。” 在当时，大龄单身女性的确主要还只是一种大城市现象，然而现在，有一个特殊群体甚至比大城市女性更不好找对象，那就是体制内女性——尤其是县城的体制内女性。 大城市里再怎么难，至少“鱼塘”够大，只要有耐心，还是能捞到自己想要的，然而一个县城通常不过数万人，可挑选的范围就窄了很多。与此同时，越是小地方往往越是注重“门当户对”的面子，而这在婚恋观上首先意味着就算女性本人愿意下嫁，父母也很难接受，那可挑选的余地势必就更小了。 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体制内公务员，那都差不多是本地最好的工作了，如果不肯下嫁，那最好的选择就是也找一个公务员，然而问题在于：这两年来体制内的性别比例越来越失衡。2021年上半年成都公务员拟录用公示的男女比例为148:249，下沉到县一级，女性只多不少。 网络图片 欧阳静、马海鹏2018-2019年间调研了中部某县，发现该县2008年以来体制内新招聘2993人，女性就占了1895人（63.3%），而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就有248人，结论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教育系统里更是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大量未婚女教师，她们在县域婚姻市场上成了弱势群体，“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的尴尬境地”。 为什么体制内会出现这样“女多男少”的结构性不平衡？杨诗栋等人的研究《女生，从高校学生会骨干到公务员？》发现，在高校学生组织中，“女性优势”普遍存在，女生在沟通能力、统筹能力这两个方面明显强于男生。女性更愿意向主流评价体系靠拢，将“稳定”视为自我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评判指标，这又使得她们有更强的意愿考公，这是在社会价值观浸染下追求最大收益的选择。 如果说以前的女性知识精英还能凭借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在大城市开启人生的无限可能，那么近年来的一个现实是：要留在大城市，机会越来越少，要付出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开始务实考虑“性价比”更高的选择，那就是回老家的小城市。然而这么一来，她们又会遇到一个新的现实困境：越是小地方，“体面”的工作机会就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考公就成了救命稻草，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女生及其家长的务实打算：只要进入体制内，至少工作安稳有保障，也不需要像做生意那样承担太多风险，婚后还能兼顾家庭（特别是育儿），哪怕收入不高，但个人生活质量有了下限的保障。相比起来，小地方的私企普遍缺乏劳动保障，风险很大，社会也不鼓励女性创业、闯荡，正因此，家长也普遍认为，女孩子最好谋一个安稳的饭碗，更倾向于进体制内。 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因为女性所面临的选择比男性要少得多：虽然理论上说，现在绝大部分职业都向女性开放了，但在现实中，无论是社会角色期待，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都使得女性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其结果，哪怕绝大部分同等条件的岗位，女性岗位的报录比是男性岗位的2-3倍起，如此激烈的竞争仍然没有打退女生的考公热情。有些男生可能考公一年没考上就算了，但女生有的却困在考研考编中五年之久，因为她们的生活通道更为狭窄。 网络图片 然而，更难的还在后头：就算她们考编成功上岸，还有婚恋这一关。父母和女儿再三理性权衡下来，回老家小城市当公务员是性价比最高的理性选择，但随后就会发现，唯一麻烦的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在大都市里，婚姻还可能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基于浪漫情感的自愿结合，但婚恋市场越往下沉，就越带有“拉出来配对”的粗暴风格。这样的配对，双方情感往往都根本来不及培养，首先就考虑各自出身的种种“硬指标”了。城里女性找对象难往往是因为条件太高（婚恋网站VIP付费找对象的都是大龄优质女青年，占了8成），这未必是她们自己“太挑”，有时也是“男强女弱”的婚配观念，使得许多男人担心自己“镇不住”。 现在的年轻一代女性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全社会的婚恋观念变迁却严重滞后。她们但凡多去相亲几次就会心灰意冷地发现：人们仍然普遍相信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黄金期”很短暂，22岁大学毕业，在小县城25岁还未出嫁的话，父母就得着急了，一过30岁这道坎就更难了。不像男人30多岁只要事业有成，完全没问题，女性仿佛就急剧“贬值”了，不管你多优秀、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本质上你发现，在婚恋市场上你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子宫上。 网络图片 不久前，情感专栏作家连岳就提到一个案例：37岁女海归，对离异有娃无房的男人有所顾虑，就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了，底下一堆人说“男的是公务员，条件好，但她就要生不出孩子了”。时至今日，对很多男性来说，找老婆从根本上而言仍然只是找个子宫，甚至只要年轻能生，别的都可以不挑；但你可想而知，这样的价值观很难让觉醒了的女性接受，那些离异的女性甚至更挑，因为她们的想法是：我好不容易跳出火坑，为什么还要再跳一次？ 也就是说，在这种传统男权社会价值观占主导的地方，男性仍然普遍认为，婚姻的目的就是生育，女人的基本功能就是生孩子，有时还必须得是男孩；然而对越来越多的新女性来说，抱有这种想法的男性本身就不是合适的婚恋对象，不仅因为这否定了她们的自身价值，也无法满足她们的情感需求。 《南方周末》记者在皖北某县观察县城青年相亲市场时发现，男生自我介绍完，女生离场一大半。这有时是因为话不投机，但更多时候是因为男性身上没什么特别能吸引她们的地方。有位女性朋友曾和我说，她的老同学大龄单身，感叹家里什么都有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每天回家来凉锅冷灶的；我这位朋友基于对本地男人的了解，当即就回了一句：“那你要是结婚了，回家来就是凉锅冷灶再加一个大爷。” 按照经济学原理，激励相容就可以持续，否则就难以持续。传统社会的模式，婚姻对女性而言往往是一种谋生手段：女性不怎么在家庭之外工作，部分也是因为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男主外女主内的安排，至少在当时也算是激励相容的。到了现代社会，像体制内的女性本身就已有了稳定的独立经济收入来源，很多女性赚钱能力甚至可能比另一半更高，还指望她伏低做小可就真太考验你的手段了。 网络图片 这种“结婚难”的问题，乍看起来是“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在人的观念上：两边都无法接受“下嫁”，也都不愿意做出自我调适，与此同时，全社会又继续死守着原有的婚恋观念，爱情、婚姻、生育的神圣三位一体不可撼动。对无数焦虑的女生家长们来说，“结婚”仍是人生中的必经阶段，而不仅仅是一个选项，然而对很多新女性来说，如果结婚到头来只是降低自己生活质量，那为什么非结不可？ 在前些年上映的电影《爱情神话》中，有一点明确无误：在三位女人的生活中，男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男主角老白或多或少都给她们带来了快乐，但她们没有他，也能过得不错，生活的精彩程度，并不会受到影响。 网络图片 《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说得好：“现代女性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她们面前有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们蜿蜒交错，一路上有爱，性，伙伴关系，为人父母，事业和友谊，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所以说，女性单身不是一种‘约束’，恰恰相反，它是‘解放’。”这当然不是说女性都单身才好，而只是说，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先立足于独立自主的生活，爱情、婚姻和生育都应当是加分项和选项，而不是沉重的任务和枷锁。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单身也只是一个选择，然而在我们社会，女性大龄未婚却被普遍看作是一个“问题”，并且主要根源是她们缺乏结婚意愿。当然，男性打光棍也是老大难，但社会认知是觉得他们不是不想结婚，只是结不了，所以才需要分配老婆。这其中透露出这样一层意思：出现这样的状况，男性不用调整，而应当由女性做出自我调整，“往回走”，那就问题解决了，但问题真的在这里吗？ 在我看来，县城体制内女性找对象难，反倒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在这样基层的社会，也开始有新女性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婚恋模式，不肯将就，而坚持更高的婚恋质量和生活品质。问题不是她们“要求太高”，而是当地男性的素质整体低于女性，无法自我调适，响应这样的需求。 网络图片 本质上，这是两种旧模式（“不下嫁”和“必须结婚”）的拉锯与对决。真正的出路不应该是硬要求女性迫于现实勉强妥协（那样恐怕结婚了也不幸福），而是为她们提供更多选择，那就需要打破原有的观念，既不是“非结不可”，也不是不能下嫁，尤为重要的是男性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等到哪一天，这种“雌性选择机制”能促使社会有所改变时，或许我们才能说，积极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网络图片 昨天，瑞士又来了一次全民公投。 众所周知，瑞士生活成本比较高，所以瑞士选民投票决定，向养老金领取者每年额外增发一个月的养老遗属保险金。当天还有另一项公民提案，为“逐步将该国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及以上”，在公投中则遭到明确否决。 这样一来，从2026年起，瑞士按月发放的养老金将每年支付13次。养老金领取者个人最高退休金将每年增加245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99万元)，全年总计达到31850瑞郎(约合人民币25.92万元)；已婚夫妇的最高退休金将每年增加3675瑞郎(约合人民币2.99万元)，达到47775瑞郎(约合人民币38.88万元)。 对这一提案坚决支持的主要是左翼党派，右翼和中间党派以及国内几大主要经济团体则表示不满，瑞士政府和议会也认为此举将大幅增加支出，明确表示反对。但根据全民公投的结果，这些反对声都已无效。 增加养老金自然有利有弊，瑞士国内的分歧也说明了这一点。但相比事情本身，有些人更不习惯的可能是公投。他们会认为，国家大事岂能儿戏？政府都不同意的事情，怎么老百姓投个票就定下来了呢？ 公投的定义是指公民就被提议之事案，表明赞成与否时所举行之投票，是一种直接民主制。与广泛使用的代议制相比，公投处于补充地位，但一旦动用，所谋多为大事要事。 网络图片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尝试全民公投，从1848年至今已经进行过六百多次公投，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 许多人对公投的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投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形同闹剧。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欢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将国会改选与“恢复民族荣耀及国家主权”的公投一并举行，投票率高达99%，纳粹党获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奥地利，支持率达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制造民粹”的结论。 也许正因为希特勒的阴影，在自由主义底蕴深厚的英国，二战后曾有不少反对公投之声。如1945年，首相丘吉尔提出针对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反对，认为全民公决违反英国民主传统，是独裁者可以利用的工具。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同样认为全民公投是独裁者的工具，因为独裁者往往会按照自己意愿掌控公投。 但这种判断偷换了概念，即将“全民公投”等同于“独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当年希特勒独裁下的公投，实则是伪公投，并非真正民意的体现。而宪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也有政党政治的左右，即使也有舆论的各种引导，但它充其量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诱导，不具有强制性。 而且，不应低估宪政制度下的民众智商，也不能滥用“民粹”一词。 瑞士前几年曾有一次公投引发热议，主题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针对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给瑞士成年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合2万元人民币）这一问题进行公投，最终76.9%的选民对该项提案说不，26个州也全部表示反对。 这个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政府每个月给你白发2万人民币，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是大多数瑞士人都表示拒绝，这是不是疯了？ 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绝“馅饼”。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对率拒绝将原本4周的带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对率否决了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对者们认为，无论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带薪假期还是直接发钱，都会腐蚀年轻人，使之丧失学习与工作的动力，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按照某些人对“民粹”的理解，上述几个公投理应获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选择一点也不“民粹”，觉悟之高实在让人感慨。这显然与国民素质和公投传统有关，而且，频繁公投多少磨练了瑞士人的责任感和眼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瑞士并非历史上最早进行公投的地方，历史公认的首次公投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阿维尼翁公投，在当时的15.3万名投票者中，超过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脱离教皇控制，同时并入法国。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基于阿维尼翁公投所创造的“独立公投”概念，在一战后提出“民族自决”。 网络图片 同样在瑞士产生公投之前的还有1845年的德克萨斯公投，公投结果为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1846年，非洲大陆上的利比里亚发起独立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独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是热衷公投的地区。1905年，瑞典-挪威举行解体公投，以99.95%的惊人支持率实现解体，诞生了瑞典和挪威这两个独立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瑞典，1922年以来曾发起六次公投，议题涵盖禁酒、改变驾驶方向、以政府税收资助退休金、核能发电、加入欧盟和采用欧元等。不过瑞典的公投为咨询性质，不具约束力，议会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结果制订政策。1944年，冰岛举行独立公投，支持率同样达到了惊人的99.5%。 二战后，亚非拉大陆的独立公投屡见不鲜，如1958年的几内亚公投、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公投、1964年的津巴布韦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极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来自于欧洲，而且与英国有关。1964年，“地中海心脏”马耳他举行独立公投，但独立支持率仅为54.5%，可算是险胜，这是因为马耳他的前宗主国是英国，民众担心离开英国后自己会变穷。 进入90年代后，因为东欧剧变、巴尔干硝烟，独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便相继举行独立公投并成为独立国家，仅1991年便诞生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新生国家。同年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也开启了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序幕。 此后，分离主义的独立公投越来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两次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两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地区归属。2008年，巴斯克地区独立公投。该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并取消。 如果从历史上公投的频密度和具体效果来看，将之视为“相对多数人的暴政”实在站不住脚。有人将公投的坏处归结为“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能赢”，可这个理由只需一句话就能推翻——“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个例子，当时结果公布后，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说法：“连英国这种民主积淀如此深厚、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国家，搞起公投来都得到了一个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见公投绝不等于民主，甚至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公投后果更会不堪设想”，并认为“民主绝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公投这种‘极端民主’行不通”。 这些说法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即“留欧好，脱欧不好”，所以公投的结果肯定有问题，进而推导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适合地球。这种预设立场的思维方式显然缺乏逻辑，而且“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所谓公投，就是以全体民众的判断力来决定国家大事，结果或可商榷，但过程确实不该被嘲笑。 在英国脱欧一事中，“素质论”是反对意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他们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权衡利弊，无法胜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欧这种关乎政治、经济、事关国家命运的议题，根本不应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来决定。但从公投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多余的担心。 关于这一点，英国前财长克拉克算是个反面教材。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投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除非是在一个强大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仑的支持下。”这个说法不但抹杀了历史上各种公投的意义，还将公投与民主对立，其潜台词就是“如果公投的结果没有预先决定，那么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 虽然法国大革命时的阿维尼翁公投是公认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被视为民主典范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实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组成。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年召开40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可自由发言，展开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时代，这种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也有人认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导致了雅典帝国的覆灭。当雅典城邦成为雅典帝国后，国家实际事务繁多，直接民主形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比如失败的西西里远征就是野心家煽动民众，利用公民大会所促成，这场失败也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导致帝国崩溃。也正因此，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声称“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这句话也常被喜欢把“民粹”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个帝国的覆灭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从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当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问题是雅典帝国并没有及时发展国家管理的专业机构。换言之，公民大会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与现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现代文明社会的直接民主，与古希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足够丰富的支撑与配套。这种支撑来自宪政和施行已久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至于配套，现代国家的各种事务机构已臻完善，具有相对稳定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公投弥补代议制的缺陷，已有足够土壤。比如最热衷公投的瑞士，在国家制度上就相当完善，它有两院制的联邦议会，国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联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个州。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终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从历史来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议会”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十分担忧的“多数人暴政”没有出现，反而能始终以妥协和共识为底线。 关于公投，有一种思维差别值得注意：一些人认为，当面对大事时，国家领导人乃至政府、国会就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他们将决定权交给民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国家领导人乃至政府、国会在无法代表民众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也会使得决策缺乏正当性，此时最需要的便是还权于民。 也有人认为，频繁公投是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议制也将走进死胡同。但如果我们明白公投是代议制的有效补充，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公投与代议制直接对立的思维。 特别要指出的是，瑞士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坚守自由主义的国家之一。公投作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实是对国家控制的一种消解。 当然，民众会犯错，但即使真的如此，人们仍可在制度允许下进行纠错。一来民主制度本身就存在纠错空间，二来民众在公投中会提高学习能力，从而更好地纠错。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产税修正，1978年的公投结果是以压倒性优势通过缩减房产税等税种，在某些人看来当然是“民粹”的结果，但到了1988年和1990年，加州民众在两次公投中多半选择了增税。 文章来源：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春秋两季是树葡萄的开花期，当花儿凋谢，树干会开始长出如葡萄般的球状果实，成熟果实有著白色半透明、饱含水份的果肉，吃起来仿佛综合了山竹、释迦、芭乐、凤梨等水果滋味。 总觉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一句，非常适用于品尝树葡萄的时刻。树葡萄的名称，令人直接联想到葡萄，而树葡萄跟葡萄也拥有相似外观，但两者滋味却相差甚远。 犹记初次享用时，不喜爱其清甜果肉太少，倒是厚皮的涩味抢味严重，硬是让深爱葡萄的我留下了不佳印象。历经多年的再三尝试，才逐渐突破心防，消除对它的“刻板印象”。接纳程度之所以不同往昔，还屡次遗忘女儿大喊不吃树葡萄，却一再奉上现摘的树葡萄，并极力夸耀其对健康有益的双亲当接下头功。 树葡萄（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此番改变，也让我理解，原来口中嚷嚷的不喜欢、讨厌，一旦换位思考，即可立马产生变化，这也所谓是“换味思考”吧！但毕竟还是说服了自己，想要享受美味果肉得先经过酸涩厚皮这一关。这种“先涩后甜”的经历，如同倒吃甘蔗吧。 比起葡萄，母亲更向我强调树葡萄的营养，但我却未曾在水果摊上发现这一种神奇水果。因此针对网络疯传树葡萄具有诸多神奇功效，例如预防心血管疾病与癌症、抗老化、治疗不孕等等，不免抱持怀疑态度。然而，食用树葡萄确实益处多多，不容置疑。 树葡萄来自巴西 本名唤嘉宝果 树葡萄，属常绿乔木或灌木，实际名称是嘉宝果（Jaboticaba），又可唤为木葡萄。全年枝叶繁盛的树葡萄，高度可长到10至12公尺，树皮为红褐色或浅褐色，表面光滑的叶子，则呈现对生椭圆形或长卵形。每年的春季（3至4月）、秋季（8至10月）是树葡萄的开花期。 当花儿从树干凋谢后，树干会开始长出如葡萄般的球状果实，约莫30至50日之后，翠绿果实会转变为暗紫色，而满树干的果实景象，则将引人驻足停留，并啧啧称奇。 树葡萄冰淇淋（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树葡萄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花跟果实都是从树干生长出来的。当树干开满小巧白花期间，空气中充盈著一股独特香味，亦不时听见群蜂振翅的嗡嗡响声。再过数日，凋落的花儿会将一片寻常无奇的水泥灰地给妆点得十分雅致，令人打扫时，不免觉得必须动作轻缓，才不致于亏欠了可人小花的付出。 满地花儿也同时告知大家，再过不久，将要迎来满枝干的结实累累。据说有人看了树葡萄的结果模样，觉得树干仿佛是长满了“树瘤”，而果实过于密集的分布，乍看之下甚是恐怖，恐让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出现负面反应。 至于树葡萄果实虽然模样像似葡萄，两者口感却有著大大的不同。树葡萄黑紫色的成熟果实，有著白色半透明、饱含水份的果肉，吃起来的味道仿佛是综合了山竹、释迦、芭乐、凤梨等水果滋味。 至于树葡萄会得到“果肉少”、“口感酸涩”等负面评价，应该是民众食用到尚未完全成熟的果实，香气及甜味尚未涌现。因此，专家建议民众优先挑选颗粒饱满及黑色果皮的树葡萄来享用，成熟度不足的果实，果肉会较结实，味道也会较为酸涩。 树葡萄营养成分高 受人推崇 数年前，网络上还一度疯传树葡萄具备诸多神奇功效，其中包括预防心血管疾病与癌症、改善风湿、治疗不孕、增强体力、抗老化等等。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饮食的现代社会中，著实令人很难不对这一类能强身健体的小果动心。只是，树葡萄真的拥有如此强大功能吗？ 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蔡秀雯营养师表示，每100公克的树葡萄，约有50卡热量，同时具有微量胺基酸、糖类、维生素B群与维生素C及多酚等营养成份，深色果皮则有含量丰富的花青素等天然抗氧化物质。 树葡萄果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抗氧化物质确实能缓解人体的慢性发炎、增加修复能力与代谢，且已有研究显示，花青素能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发炎相关指数。因此民众的确能透过食用适量的树葡萄，来维护心血管及免疫系统机能，莫怪乎备受吹捧。 树葡萄是让我的观念、行为出现彻底翻转的水果之一，从坚称绝不尝试，到能吃尽眼前所见的树葡萄。对我而言，它还是亲友联系情感的媒介，例如：双亲每次摘取树葡萄，必定有我一份。 喜爱吃树葡萄的阿姨，更是难得夜间来访，驾车离开之前，还特地与我一同走到树下去亲摘鲜果；树葡萄还让从不动手剥葡萄吃的家姊，罕见主动提出要求说要吃“葡萄”。只可惜，当时已过产季，树葡萄的树干上，仅剩下没有及时采收而遭到鸟儿吃光果肉的乌黑果皮。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对于上述事项我深刻不忘，也庆幸自己改变了想法，为其滋味著迷，这样只消静待树葡萄的产季到来，届时只要走到庭院，便能大快朵颐一番了。 (节选自《看中国会员专刊》第75期) 〈从树干生长出来的珠宝 — 树葡萄〉
（接上期）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以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一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用“三七开”代替了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去我们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插话，这种地方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翻箱倒柜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 第四，认为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认为“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能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不少插话。当刘少奇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毛泽东只承认“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当时看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从刘少奇的报告中看到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原计划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们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有一肚子气。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会议接着开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他十分坚决地、充分地、并且以空前的高调肯定了“三面红旗”，还说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说“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不仅把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还对毛泽东极力神化。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有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这是毛泽东阐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讲话，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毛泽东把“民主”和“集中”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坏呢？因为集中是有制度保证的，而民主却没有制度保证，它只是领导人的恩赐。民主是对当权者的约束。约束总是不舒服的。作为个人，总是对上要求民主，对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集中，它本来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张遮羞布。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更强调集中。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从林彪和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没有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一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人搞饭吃，还没有粮食，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甘肃日报》印刷厂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像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边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少，从下面找问题多。”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人民公社，说这与一大二公无关；大办钢铁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的简报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一”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几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对形势的估计没有毛那么乐观。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看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一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2月26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以及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慨，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 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治和中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经减少了1000万，1962年再减少1000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 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1959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 2003年9月25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义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1962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1961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 1961年到1962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4月11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陈云7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1月27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1100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1979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是会感受到这股潜流的压力的。1958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1958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 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未完待续）
2024的中国“两会”，一个原本注定没有悬念的会议，却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个大新闻，按惯例会后将进行的总理与媒体的见面会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说，从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每年“两会”所标志的中国政治生活“正常化”以来、从1988年时任李鹏总理开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跃的总理记者会这样一个传统，到今年被废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弃。 镀金时代 中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安排，作为一个持续三十余年的政治惯例，始于1988年，那一年迎来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尝试“价格闯关”、破除“双轨制”，另一方面受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影响。“两会”结束时安排总理与国内外媒体的见面便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产物。 当然，如此微小的“公开性”改革举措并不能满足知识分子领导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帮助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克服党内保守势力的杯葛，最终导致1989年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民主抗议运动，这或许是总理记者会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开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过，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前十年，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成为两会惯例，作为每年“两会”中最具新闻性和互动性的议程，也因此成为中国改开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的几位总理，先后利用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众的施政讲话，既展现了这些中共二号人物对经济和总体局势的领导能力，又体现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渐进发展，对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对争取国内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理解都发挥了历史性的促进作用。这是很难否认的一段镀金时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习李共治的十年，“两会”记者会几乎成为李克强的十年总理任期里几乎唯一的公开舞台，尽管无力根本改变大局，例如“动态清零”政策的极端激进，很大程度上也牵制了中国政治的恶化，尤其在他参加的上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总理记者会上主动提出中国存在六亿低收入人口，并一再表达了对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心。 无疑的，这些政治声明是公众和国际社会能够听到的、北京政界内部传达出来的对中共领导人十年路线的最严厉批评和否定。或许正因此注定了李克强卸任后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一带着1980年代“公开性”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有限政治体制改革遗产的清零。 因为，尽管每年一度的总理记者会越来越被刻意安排、越来越徒具形式，提问者和问题都被事先关照，北京政界似乎越来越难以克服对国际媒体的恐惧，对记者会这种基本的公开政治交流形式越来越抗拒。这种抗拒和恐惧的心理主导了过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气氛的变化，包括2024年“两会”召开前后的莫名紧张，甚至比三年“动态清零”时期的“严防死守”的自我隔离还要变本加厉。北京政治正在进入一个黑洞，远比黑箱政治还要封闭，其间充满了暴力。 政治绝望 一方面，北京当局虽然改善了针对外国人的入境政策，也口头欢迎外资和旅游，但是继续视国际媒体如洪水猛兽，将2011年后对国际NGO的敌意集中在国际媒体和记者身上。不仅常驻中国的国际媒体日常采访陷入困境，如同战地记者一般的危险，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兰记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殴打。另一方面，中国的暴力机关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禁止任何中国国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进行外交接触、甚至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点儿不同声音，如同“动态清零”的常态化。非经官方安排的民间国际交流事实上已经冻结，这是中国的内部脱钩。 结果，中国的新闻与自由状况恶化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强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国际媒体、国际社交媒体的联系被粗暴地切断、追查，举行“两会”的北京城陷入了了无新闻的死寂气氛。各地知识分子和北京市民仿佛置身“西线无战事”一般的无力和抑郁。连私营公司、国际资本也惊觉这个黑洞政治下的经济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们已经很难从越来越有限的公开统计数据做出判断，政治风险骤然升高。 然而，这些措施固然保障“两会”期间绝无杂音、保证中国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却也通过放弃总理记者会这样的小动作制造了今年两会的一个大新闻，远远超过人们预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员的失踪丑闻。因为，对已经目睹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经历了惊喜和怀疑之后的国际社会来说，在2024年春天即将到来的一个关键时刻发生如此重大变故，却又被明显随意的取消，让人看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一个深陷虚无主义的政权正在自我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点儿的改革开放遗产，都已经弃如敝履。 因为，这种在中国近乎唯一一个公开政治舞台上拒绝与媒体见面的决定，不啻为中国高层已经放弃了说服国际社会、挽回信心。这是一种对经济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国际困境的绝望，一种政治绝望，不仅弥散在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中，也扩散到政治精英内部，发生在高层内部。 对前者来说，绝望感的来源是他们看不到未来可能出现中国纳瓦尔尼的希望；而对后者来说，是伴随着恐惧，特别是对真相的恐惧、对超出想象加速到来的经济解体和国际孤立的恐惧。如果再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十一年里一次也没有接受过西方世界媒体的单独访问，或者“二十大”后面对“白纸革命”的爆发而隐避，就不难理解这种从上而下对人民、对真相、对西方、对国际媒体的恐惧是如何严重，一种集体自闭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导从“四个自信”到“东升西降”再到“唱响光明”的对冲宣传。如此，方能理解过去十一年来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闭关锁国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们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以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名义“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和开放；他们或许意识到“前后三十年一致”的难以自洽，只能逐渐抹去后三十年，如同抹去“动态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说，面对空前压力，他们似乎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却计无所出。不难想象，接下来一周的“两会”或许再无其他新闻，“两会”本身就将在这种死寂中被自我放弃，遑论难产的“三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