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10神奇小巷,只有老司機知,一進如新世界!

悉尼,不僅有高樓大廈,還隱藏著許多充滿文藝氛圍的小巷,它們承載著悉尼豐富的美食、雞尾酒、音樂和創意。

塵肺病侵入 90 後

煤礦產業逐漸縮小的當下,與礦工群體息息相關的塵肺病並沒有消失的趨勢。 塵肺病盯上了在城市打工、正當壯年的90後。它埋伏在一系列新工種中,醞釀新一代青壯年工人的劇痛。這些年輕的90後工人,很多人沒有下過礦,也沒有太多途徑意識到自己的職業雖然遠離礦洞,卻面臨嚴重的塵肺病侵蝕。 90後,連接塵肺 2013年,陳明入行檯面切割的第三年,他結婚了。結婚這天,一家人留下了一張合影。合影中,父母親坐在第一排,新娘子站在第二排中間,陳明、陳亮分別在她的左右。陳明的領帶,新娘子、母親的衣服都是喜慶的大紅色。 陳明幸福地笑著,露出一排牙齒,陳亮笑得略顯含蓄。 那時,這個家充滿了希望與動力。老一輩身體健康,兩個年輕人有手藝、有收入,也有對更好的生活的期盼。 陳明1991年出生在湖北黃岡的一個縣城,他上學的時候,書桌得自己買。他的成績不好,也不想讀書。初三畢業,他和父親一起坐著摩托車把書桌從學校運了回來。 陳亮是陳明的弟弟,1994年出生。陳亮剛上初一沒多久就決定輟學。那天,他把書桌扔在學校,直接回家了。 對於陳家兄弟這樣家庭條件的農村孩子來說,讀書不是唯一解,甚至不是最優解。他們的父母往往務農或從事體力勞動,經濟收入不穩定,能為他們提供的幫助僅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將孩子們領上一條與上一輩相似的道路。 兩兄弟輟學後,都經家裡人介紹學手藝,學不下來,又到外地進廠打工,最後分別辭職回家。父親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決定把兒子們一起帶到外地去做檯面安裝。 那時候,檯面安裝為這個家庭帶來了尚算富足的收入。上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全面推行住宅商品化、取消福利分房,中國人開始購買住宅,裝修的需求也隨之急速增長。 不到20年,家裝行業迅速發展,吸納了大量勞動力。 遊走於全國各地的檯面安裝工人,便是這一新興的碩大「金礦」中,覓得收入的普通勞動者。 2006年左右,陳家兄弟的父親經由親戚介紹入行做檯面安裝工人,後來自己組起了裝修隊。「我們這邊都是親戚帶親戚,一個帶一個。」陳明說,「會互相告訴,哪個縣能做,誰去哪個縣。」 由父母幫帶,算是一條便捷的生存之路,加上陳明聽說這一行「來錢快」,在國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萬元級別的年代,陳明發現做檯面裝修,「一個月最少也有個一萬多」,於是,他跟隨父母到山西做檯面安裝。弟弟陳亮不願跟父母一起工作,跟隨同鄉南下廣東,同樣從事檯面安裝。 村裡的矮房幾十年如一日,但在縣城、城市裡,嶄新、高大的樓房正在拔地而起,它們承載著人們對新房、新生活的嚮往。在山西,陳明和父親兩人一組,如同流浪的鳥兒一般,遊走在各處新房之間,今天在這家的檐下停留,明天又去往下一家。 檯面安裝的基本流程中,切板、挖孔、磨邊、打磨拋光環節都會產生大量粉塵。 平日里幹活,陳明大多時候都戴著口罩:「還是挺好的那種口罩,一兩百塊一個。」 工作時,他們會打開窗戶、風扇,盡量將粉塵散出去。 在廣東的陳亮工作時也配有口罩,可他戴不住。幹活累了,時常需要抽煙提神,邊抽煙邊幹活,一天能抽一包煙,不知不覺間,粉塵混著煙霧入侵他的肺部。 安裝完檯面後,他們的身上總覆著一層白色的粉塵,或是在手夠不到的背部,或是在褲腿、袖口,或是在鞋頭,總有幾團灰白,一眼就能看到。如果沒帶安全帽,頭髮里也會有不少。「頭髮是要天天洗的,不管冬天還是夏天。」陳明說。 2018年,陳亮開始從其他工友的口中聽說一種病——塵肺。聽說,河源市和平縣有好多塵肺病患者。口耳相傳的傳聞,總是不那麼切實,似有若無,好像和他沒有什麼實際的關係。  婚後,哥哥陳明和妻子於 2014年和 2017年 生育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 2020年,陳明開始察覺自己的身體有些異常,當快步走時,很容易氣喘、胸悶。他停下工作到醫院檢查,被確診為塵肺病。 塵肺病目前仍是我國危害最嚴重和最常見的職業病。勞動者在職業活動中,長期吸入致病的生產性礦物性粉塵,當粉塵肺內瀦留,會引起肺組織瀰漫性纖維化等肺部疾病。許多勞動者因此病帶來的鎖上喪失勞動力甚至失去生命。 煤礦、非煤礦山、冶金、建材是典型塵肺病高發行業,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越來越多可能導致塵肺的行業正在湧現。 《塵肺病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4年版)》指出,在傳統行業之外,塵肺病還出現在牛仔服砂洗作業、廚房檯面等人造石材加工、義齒加工、珠寶拋光和水力壓裂頁岩氣開採等新型行業或工藝作業中。 以義齒加工為例,在義齒的手工拋光打磨環節,會產生各種樹脂、陶瓷、二氧化硅等材料的粉塵,以及鎳鉻合金、鈷鉻合金、鈦合金等金屬粉塵,這些粉塵可能會產生呼吸道刺激和損害,甚至會引起過敏反應或其他健康問題。義齒製造行業發展迅速,工人大多數都在20歲到30歲之間。 像陳家兄弟這樣罹患塵肺的90後還有很多。公益組織大愛清塵近年在全國各地發現了一些90後塵肺患者,他們擁有著相似的人生軌跡——成年前便早早輟學,進入切割、家裝行業,跟隨親戚、同鄉到外地四處做工,買房、結婚、生子後確診塵肺。 90後患者主要在涉及打磨、切割的私營小微企業、小加工坊工作。由於企業規模小、僱員人數少、從業門檻低等原因,這些商戶往往存在用工不規範、工作環境惡劣、防護措施不到位等問題。這些工作場所粉塵超標嚴重,勞動者面臨著更高的職業健康風險。 從入行到確診塵肺,陳明從事檯面安裝的時間還不到十年。在山西休養一段時間後,他回到湖北老家。 陳明父親手裡的活漸漸停了,一是因為孩子查出了病,二是因為當時他們所在縣城的檯面安裝需求已經基本飽和。 禍不單行,沒隔多久,在廣東的陳亮因頻繁咳嗽到醫院看病,被誤診為肺結核,後來在武漢被確診為塵肺病。 家裡的兩個青年都病了。石材切割這條將一家人帶往富足生活的生路,在此刻陡然顯露兇相,他們這才發現,頭頂已籠罩著重重陰霾。 維生 陳家兄弟確診時,一家人都沒有意識到,塵肺病會把他們的生活帶入怎樣的境地。 那時,陳亮還比較樂觀:「不幹這個,就換個事情做嘛。」他嘗試送快遞,可隨著身體狀況持續惡化,最終還是回到家裡休養。他能感知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差,尤其是呼吸。 早期塵肺病多無明顯癥狀和體征,易被忽視。隨著病情進展,患者肺功能下降,勞動能力降低,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即使脫離粉塵作業環境,病情仍會進展和加重。 儘管是因為工作患病,他們卻幾乎不可能爭取到工傷賠償。陳家父子接單幹活是通過當地的櫥櫃店,客戶在櫥櫃店下單,櫥櫃店再將手裡的單子轉給有合作關係的包工頭去做。跟櫥櫃店的合作關係是自己跑出來的,一般一個裝修隊能同時跟多家櫥櫃店合作。裝修隊跟櫥櫃店之間往往沒有合同,僅靠雙方口頭或當面建立合作關係。  「基本都這樣,除非大公司才會講究,小的(裝修隊)都是看誠信。」陳明說。生意最多的時候,陳明的父親一個人接了二十多家櫥櫃店的生意。 這個「家庭作坊」沒有「老闆」,他們跟諸多櫥櫃店合作,流動且服務對象眾多,缺乏明確落實到書面的證據,因此,想要找到為工傷負責的「責任人」極為困難,甚至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應該怪誰。 實在找不到可責怪的對象時,人會傾向於責怪自己,儘管通過自己的合法勞動賺錢以改善生活從來都不是錯。 相對於弟弟陳亮,哥哥陳明的壓力更大——兩個孩子都要讀書,收入不能斷。為了維持生計,陳明的妻子離開了孩子和家,外出打工掙錢。陳家兄弟的父親也再度外出,一身手藝用不上了,只能去工地上賣力氣。 2021年,陳明一直在家休養身體。眼看著妻子和父親在外勞作,自己卻只能在家,他心裡不是滋味。 陳明的塵肺病癥狀不算嚴重,但肺部的病症引起了一系列慢性病,如硬皮病。「醫生說就是肺部帶出來的病,我現在手的骨頭都變形了。」陳明說。 網路圖片 隨著病情的加重,塵肺病患者大多會出現肺氣腫、氣胸、肺動脈高壓、呼吸衰竭等併發症,隨著年齡增長、抵抗力降低,還可能出現呼吸系統感染、肺結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合併症。這是很多患者提前死亡的直接原因。 塵肺病無法治癒且不可逆,只能緩解、改善,延緩肺功能的衰退。 陳明的體力逐漸下降,他知道自己不如以前,但至少還四肢健全,如果咬咬牙勉強一把,多少能為家人分擔一點。2022年,陳明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後,再次離家到溫州打工。 當時他因為硬皮病,手開始使不上力氣,無法進廠幹活。經由老鄉介紹,陳明得以在一個高端小區做保安。工作時間為每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每月收入近7000元。 11月,天氣漸冷。陳明發現自己的手越發無力,連手臂都抬不起來。活動受限,他唯一勝任的工作只剩下站崗。他知道自己無法長久地做這份工作,主動辭職。 沒招到新人的期間,陳明還堅守在保安的崗位上。他的手越來越嚴重,每天都需要同事幫他穿衣服。 招到人後,陳明再次回到家鄉。他知道,自己也許再也不會重返溫州,像其他人一樣打工了。 在家裡,有愁容滿面的母親,有兩個天真、健康的孩子。客廳里,還掛著陳明結婚時一家五口的合照。 合照時的陳明體重150多斤,身體壯實、氣色紅潤。從2021年到2023年,他因病瘦了40斤,體重驟降到110斤的他瘦得近乎脫相,神色憔悴。 那張象徵著家庭美滿的合照還掛在客廳,成為一家人再也回不去的時刻。照片里兩個高大、健康的年輕人已飽受塵肺病折磨,形同枯槁。 現在的陳明可以緩慢走動,只要不感冒,癥狀就不算嚴重。由於手上無力,他無法使用筷子,改用勺子吃飯。 陳亮的狀況也不容樂觀,2023年以來持續惡化,連飯都吃不下。他比陳明還瘦,幾乎只剩骨架,衣服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掛在身上。肩膀將他的衣服頂起一個凸出的小包,下擺空蕩蕩的,顯得人如紙片一般,風一吹就要倒下。 陳明有自己的小家,有孩子,也就有生的念想。陳亮長期養病,沒談過女朋友。 「我們這行一天都在幹活,沒有跟人接觸的時間,他病了之後更不可能談對象了。」陳明說。 長期在家卧床,陳亮變得越發沉默。「他不跟我們談心,他根本就不想活,活什麼活?反正身體就這樣了,什麼也弄不了。」陳亮的母親說。 兩兄弟生病的事不是秘密,但他們的母親從不願主動提起:「說出來幹嘛?又不是什麼好事。」 然而,當她帶著陳明的兩個孩子出門時,總有鄉親問她:「兩個孫子都長得挺好的,兒子是怎麼搞的?」 孩子們聽得多了,心裡總有個模糊的概念,知道爸爸的身體不好。大兒子還在念小學,現在每天起床都先自己穿上衣服,再幫陳明穿上衣服。 網路圖片 在中國石雕之都泉州惠安,庄懷安初一便輟學,跟他的父母一樣,入行石雕,從學徒開始做起。 「我們這邊的人都是很早就出來幹活了。」庄懷安說。他跟著村裡的老闆學了三四年雕刻,學成後經工友介紹到廣東打工。 剛出門打工沒多久,庄懷安就得到家裡消息,父親因多年從事石雕患上了塵肺病。父親不再繼續做石雕,母親進了工廠打工,而他卻沒有停下。 「當時我以為能治好,沒有在意。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病是治不好的。」庄懷安說。 庄懷安做學徒時,做石雕還沒有相應的管制規範,最簡陋的工作環境就設在路邊,占上一塊地就能開工,切割時產生的粉塵都消散在空中。到廣東之後,庄懷安在全密封的工作環境里工作,要求是不能讓粉塵吹到室外造成環境污染。 在封閉空間里做石雕,切割、打磨產生的所有粉塵都在屋裡打轉。「有時候那裡面都看不到人,連燈都看不到,一片灰的、白的。」庄懷安回憶道。那時候的他每天工作時長在八個小時左右,長期不戴口罩。 石雕歷史悠久,在過去,工人們都採用純手工雕刻,產生的粉塵有限。90年代開始,各類工具開始替代手工雕刻,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同時造成了嚴重的粉塵危害。電動砂輪工具和風動工具在乾式作業的條件下,作業場所的粉塵濃度比傳統手工雕刻的粉塵濃度平均高出8—13倍。 「手工雕沒什麼灰塵,就是機器雕才有很大灰塵。」庄懷安說。 網路圖片 除了不同的工具影響著粉塵大小之外,石頭本身也是重要因素,花崗石、大理石、青石、砂岩等都是石雕常用的石材。 「(粉塵)有的大有的小,像是花崗岩的粉塵就比較少,砂岩要大一點。」庄懷安說。 做石雕按計件算工錢,庄懷安時常在不同的廠子里流轉。「這個廠沒活了就跑到別的廠里去,不是一直在同一個廠里。」他說。由於其工作的流動性,他與各個廠不會簽署任何勞動合同。 每件石雕的價格不等,材料、圖案、大小都影響其定價。庄懷安做過最複雜的作品是清明上河圖,最大的訂單要求20平方米,每平方造價800元左右,而完成這一件需要雕上近兩個月時間。 庄懷安在廣東一共做了10 年石雕。2018年,他發現身邊有不少工友都得了塵肺病,甚至有的人因此離世,他開始感到害怕。消息越傳越廣,工友的死訊左右著他和他周圍的工人們。他們決定離開這裡,回家。 「都覺得怕。大家就不約而同一起回來了。」庄懷安說,「沒跟老闆簽合同,直接全走了。老闆也怕啊,怕找他賠錢,巴不得我們全都走。」 庄懷安和工友們一起回到福建,大部分人都先後到醫院檢查身體,有的人還沒有結婚,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的身體情況,獨自去醫院檢查。 「全都是塵肺,好幾十個。」庄懷安說。 庄懷安由於當時還沒有明顯的癥狀,沒有去醫院檢查。但他隱隱有預感,自己確診只是時間問題。 2020年,庄懷安的父親因塵肺病去世。2021年,庄懷安開始暴瘦,同時,他發現自己一旦感冒就很難康復。同年,他第一次氣胸發作。 庄懷安在本應熟睡的深夜突然喘不上氣,隨後一直劇烈喘息、咳嗽,無法緩解,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起。他撥打120,被送到醫院救治。 庄懷安確診了塵肺三期,就像他預料的那樣。「早晚的事情,我們在廣東那邊就知道,每個人早晚都會得。」他說,「就像是我們身上有一個定時炸彈,隨時都會爆炸。」 30出頭,庄懷安已無法從事任何體力勞動,他的母親年過60,也不能繼續在廠里打工,兩人只能靠之前攢下來的錢維繫生活。 網路圖片 塵肺不是遺傳病,但家庭的經濟條件會使父輩的困境在子女身上複製,形成塵肺病在家庭中的代際傳遞。 根據大愛清塵發布的《中國塵肺病農民工調查報告(2022)》調查數據,塵肺患者子女中,有過半在第三產業工作,從事的職業包括司機、服務員、物流、保安等,有9.8%的塵肺患者子女在繼續從事涉塵工作。 偶爾,庄懷安會意識到,越來越瘦的自己跟已經去世的父親很像。 「我們差不多瘦。」他說。 困鬥 1991年出生的李立平, 32歲這年確診了塵肺。2008年,他初中輟學後經家人介紹,入行成為水電工學徒。學徒做了 4年, 李立平開始自己單幹。工錢按平方算,每單收入不一樣。平均下來,李立平每月收入大概在8000元左右。 水電安裝主要的涉塵環節是開線槽,即開鑿牆面,水泥牆、磚牆等各類牆體都會遇到。開鑿需要先切割,再打鑽,每個槽的面積不大,但數量多。 李立平回憶道,「入行以來沒聽說過有職業病,公司也從來沒提過的。」 李立平幹活時,由於公司管理要求不允許開窗戶,粉塵都在屋內打轉。他覺得戴口罩呼吸不順暢,抽煙不方便,很少戴口罩。偶爾,他會戴紗布口罩,儘管戴了,幹完活也能感覺到鼻腔里留有粉塵。那粉塵很細,不影響呼吸,但有明顯的異物感,「擦的鼻涕都是灰色的。」 在罹患塵肺的病人中,李立平的情況還算樂觀,他從最初入行到確診塵肺一直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且公司現在仍在經營。其用人單位十分明確,然而,他的維權路依然不明朗。 李立平名義上是公司的工人,要按照公司的章程做事。公司要求工人們按公司的工藝要求幹活,幹活時需要穿上工衣,每人都有自己的工牌,以前以現金結算工資時,工牌也是領工資的憑證。 然而,李立平沒有跟公司簽署勞動合同,他平時跟著工頭幹活,公司派活給哪一隊,哪一隊就去干。「工頭也沒有簽合同。」他說。 2014年,李立平結婚,年底生了一個男孩。2018年,他有了第二個兒子。成家後,李立平再沒有想過換工作。「沒成家你怎麼換都可以,成了家之後什麼都要用錢,承擔不起。」他說。 工作十幾年來,李立平從來沒有體檢過,一是公司沒有要求過,二是他從不生病,也就不覺得自己需要檢查身體。 現實中,塵肺病患者們要想拿到工傷賠償,都需要經過重重關卡。 醫學上初步被診斷為塵肺病以後,患者要到職業病診斷機構進行職業病診斷,需要提供勞動關係證明。拿到診斷機構出具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後才能做工傷認定,之後通過勞動能力鑒定確定工傷待遇的具體標準。 以上流程完成以後,用人單位依法繳納了工傷保險的工傷職工,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部分工傷待遇,用人單位未繳納工傷保險的工傷職工則由用人單位按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 確認勞動關係這一步卡住了很多人。多數塵肺患者都會遇到用工主體不明確甚至無法追溯的情況。《中國塵肺病農民工調查報告(2022)》數據顯示,受訪塵肺患者中只有6.0%的患者有明確的用人單位負責,18.3%的患者有明確用人單位但無法確認勞動關係,而72.6%的受訪者從事涉塵工作的用人單位已經不存在或難以找到。 2023年,李立平突然咳血,被確診為塵肺病。3月,他主動打電話告知公司自己的身體狀況。 公司和他沒有簽署合同,也就沒有「被辭退」一說,但自從公司得知這個消息後,開始停止給他派單。沒有活干,自然就沒有收入。 圖片圖 | 塵肺病人申請工傷賠償的流程示意 確診塵肺病的前後,李立平的兩位親人相繼去世,母親因心臟病暈倒住院。噩耗不停向這個家庭襲來,命運的重鎚接連落到李立平的背上,他無力反擊。 李立平沒有將自己患塵肺病的消息告知親人,只向親人謊稱自己得的是肺結核,他認為肺結核至少是可以治癒的。 也沒和妻子說。「怕她受不了。」他說。 […]

起訴莫言與「騙廷杖」

近日驚聞一件事: 有人要起訴莫言,替每個中國人向莫言討要1元名譽損失費,共計15億。 先不提這個事合不合理,首先它就不合法。 因為個人是沒有辦法發起公益訴訟的。 這位毛先生翻遍了《豐乳肥臀》《紅高粱家族》等莫言作品,難道就沒空看看民事訴訟法嗎? 未必。 但他依然選擇這麼做,無非是在「騙廷杖」而已。 廷杖,是明朝皇帝懲處官員的一種刑罰,說白了就是打屁股。 原本是想恐嚇大臣聽話的手段,但到後來有人發現,受廷杖的人雖然挨打,但立刻能獲得「直臣」的身份名揚天下,這買賣簡直太划算了。 於是就有人故意找茬罵皇帝,爭取被打上幾板子,然後青史留名。 這就是所謂的騙廷杖。 在古代,罵皇上能青史留名,歸根到底是因為,皇帝是最大的IP,一舉一動,都能引起風吹草動,傳十傳百。 到了自媒體時代,有流量的名人明星們成了新的「皇帝」。他們的擁護者和粉絲就成了隨時抬起的廷杖。所以才有了越來越多故意找茬兒罵這些名人的人。 哪怕他們註定失敗,但找准了「正義」的「直臣角度」,照樣能收穫流量和粉絲。於是人們紛紛群起而效之。我願稱之為「賽博騙廷杖」。 賽博騙廷杖有兩個重點。 第一,就是把屁事當成天大的事,秉承的還是古代騙廷杖的找茬兒精神。 你寫小說,我就說你侮辱英雄; 你貼廣告,我就說你懸掛旭日旗; 你喝果茶,我就說你模仿靖國神社。 你放個屁拉個屎,都能被他們一本正經地當做別有用心、外部滲透。 第二,就是要保證自身的安全。 被罵兩句就能賺流量划算,但是號被封了,流量可就都讓別人賺走了。 所以你看這些人,一張嘴都是家國大義,但話里話外都是安全第一。 在無數次養蠱試錯後,終於有人發現了最好的騙廷杖對象:莫言。 寫的文字夠多,那找點文字茬兒,實在是容易。 又是一個拿過諾獎、有知名度的文學權威,流量嘩嘩響。 這對象也沒風險。整天笑眯眯的,現在就是一個偶爾跟年輕人在公號聊聊天的小老頭、一介書生。 方向更沒風險,群眾基礎還相當廣。批莫言的那些話,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就有人說過了。無非還是那些家國大義。 最關鍵的是,這廷杖太好騙了。放出去的鉤子,各個能被咬上。必能掀起「廷杖風浪」。 罵莫言是媚外才拿諾貝爾文學獎,那莫言拿矛盾文學獎是媚了誰? 罵莫言是文化漢奸,那他當作協副主席是賣了什麼? 罵莫言抹黑英烈,那又怎麼解釋他黨員的身份呢? …… 這些廷杖啪啪打臉的時候疼嗎?會疼。 但不重要。 因為他痛並快樂著。他慘叫並又享受般地呻吟著。 因為他看到了名和利正在飛速朝他靠攏。 騙廷杖的惡,不止在於欺騙,更是拉低了道德的下限。 最開始被廷杖的,都是耿直之士,被打只是他們履歷的一部分。 但是投機分子覺得,受廷杖就可以名利雙收,所以開始騙廷杖,導致被廷杖後來成為了「沽直賣名」的代名詞。 從那個時候開始,廷杖就成為了噁心人的工具,因為誰都知道你為什麼要去挨那一頓打。 於是真正意義上的直臣和廷杖就這麼被淹沒了。 我們總說以史為鑒,但人類是不可能做到以史為鑒的。 就像我們一部分人能看清騙廷杖的真實目的:起訴莫言表面是維護英雄和國家的名譽,實際是在消費民族主義,打造為民請命人設。 但還有很多人都不會發現。這些「很多人」就是這些騙廷杖的人沽名釣譽的池子。 其實想看一個人是真的想要實踐心中的想法,還是打算扯大旗牟利是非常簡單的。 只需要看他做不做與目標無關的事就好。 如果他真的覺得莫言罪無可恕,自己去起訴就好。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從去年11月份開始發文,直到今年2月才開始起訴,期間每一天都高強度網上對線,生怕錯過哪怕一點的流量。 其實第一次看到有人起訴莫言的時候,我就在想一件事。 如果他成功了,是不是明天就會有人起訴魯迅、起訴杜甫? 最後再起訴個孔子。 那就有意思了,哈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王左中右

農夫山泉並不冤枉,娃哈哈也別高興太早

針對農夫山泉的這場『鋤奸行動』已經轟轟烈烈開展了一個星期,話題熱度不僅沒有自然冷卻,反而隨著各路牛鬼蛇神和流量博主的加入有愈燒愈旺之勢。 農夫山泉的包裝圖案被解讀為富士山,紅色瓶蓋也被指責為日本旭日旗,東方樹葉茶派的包裝設計則被指為靖國神社……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對『忘恩負義』的鐘睒睒和他加入美國籍的兒子,高舉愛國大旗的群眾們恨不得食其肉飲其血。 那,農夫山泉冤枉嗎? 要說什麼富士山、旭日旗、靖國神社的指責,那當然是捕風捉影的栽贓冤案。 無論是之前到商場惡意碰瓷的戰馬行動,還是這陣子起訴莫言的那個誰,名字不記得了,無所謂就叫跳樑小丑吧,這些人其實都是在複製同一套愛國流量的密碼,農夫山泉只是很不幸在宗慶後去世這個時間點被揪出來當成了活靶子。 這一波,即便不是農夫山泉中槍,也會有其他民營企業出來挨打。和戰馬行動一樣想爬上位的正能量博主們蓄謀已久,必定要找新的傷口吸血,適逢愛國流量洶湧奔騰,必定要尋找新的出口傾瀉,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正是好拿捏的攻擊對象。 要說農夫山泉的公子是美國國籍,這個倒是沒有冤枉,消費者如果因此而不喜歡這個品牌,那也可以理解。但我想指出另外兩個事實來供大家更全面看待這個問題。 第一,某遙遙領先品牌的大公主,乘坐國家包機接回深圳的那一位,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第二,自今年起,上海浦東新區已經允許外籍人士擔任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法人代表。 在一種視角里,一家中國民營企業的未來接班人是美國公民,這簡直不能容忍。在另一種視角里,一個美國人願意來中國投資實業,在中國納稅,是對中國營商環境的莫大支持。願意選擇哪個視角,您隨意。 我個人其實對農夫山泉這個品牌一直都沒什麼好感。一來,我喝不慣農夫山泉的瓶裝水,口感不好,有味兒。二來,農夫山泉飲用水的整體營銷都是建立在騙局之上的。 網路圖片 農夫山泉當年起家的營銷戰役就是一個拿飲用水來養花的虛假實驗,當時他們拿不同品牌的瓶裝飲用水來養花,結果用農夫山泉養的花長得最好,以此證明「含有微量元素的天然水比精細過濾的純凈水更有利於人體健康」。 幾乎可以百分百肯定這個實驗本身有貓膩存在,因為天然水裡那痕量的礦物質根本不足以造成植物生產的明顯差別,更別說對人體健康有什麼影響了。 正如宗慶後當年所說的,你拿糞水去養花肯定會長得更好,你要不要喝糞水? 當然,必須說明,農夫山泉的飲用水也是合法的、安全的水,一個產品主打差異化的賣點本身也無可厚非。但是你用虛假科學實驗來欺騙誤導消費者,我作為科普博主批評你也是不會留情面的。 網路圖片 另外,所謂『弱鹼性水』更有利於身體健康的謠言,大品牌裡面最早也是農夫山泉搞出來的。但實際上,以瓶裝飲用水的那一點微不足道的PH值差異,對人體健康是完全沒有影響的。是的,我可以說得很絕對,不是影響很小,而是完全沒有影響。 包括富硒水、某某長壽泉,吹得很神的小分子團水,還有娃哈哈曾經搞過的什麼富氧水,對健康都沒有一丁點的額外益處,它就是水而已,既不更好也不更壞。 最惡劣的是,鍾睒睒至今還堅持那一套『恐懼營銷』的說法,前幾天他發的聲明《與的宗老的二三事》里,他仍然堅稱天然水裡的礦物元素對人體健康至關重要,不承認當年用虛假實驗發起不正當競爭的事實。 網路圖片 別的不說,這一點我可以確信鍾睒睒不是一個誠實的企業家。 但是,一碼歸一碼,我不愛喝農夫山泉,但我認同它是合格的飲用水,我指出農夫山泉的營銷騙局,但我並不主張這款產品退市,並不要求這家公司倒閉。 這是關鍵的底線: 你可以因為口味偏好、價值主張、民族感情等任何因素不喜歡某個產品或者自己抵制某個品牌,這是你的自由,不用管真實不真實,不用管理性不理性。 但是!對於合法合規經營的企業和產品,不能憑主觀感受去要求人家下架,不能憑一己情緒去發動網暴圍攻。 建立和維護這樣的底線,不是為了保護農夫山泉,而是為了保護每一家合法經營的企業,保護每一個在中國社會創造就業崗位和納稅的企業家,包括娃哈哈在內。 是的,任由底線一次次失守崩壞,娃哈哈這樣的公司也會處在隨時可能傾覆的危險之中。 作為一個有著上百種產品,上萬名員工的巨型企業,娃哈哈真能確保每一款產品都經得起愛國博主『顯微鏡➕想像力』的審視?宗家真能保證子孫後代都牢牢守住中國國籍?我可聽說某位女士早年就在美國結婚生子了。 之所以要反對戰馬行動,反對某些正能量博主的無賴碰瓷栽贓,是因為他們本質上是商業恐怖分子,是文學恐怖分子,是娛樂恐怖分子,他們威脅的是每一家守法經營的企業,迫害的是每一位用心創作的文學家,摧毀的是我們每個人的正常生活。 保衛我們的正常生活,已經迫在眉睫!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好好的沒事,你折騰快遞業幹什麼?

大家好,我是老古。 日前,交通運輸部公布了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規定,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未經用戶同意,不得代為確認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將快件投遞到智能快件箱、快遞服務站等快遞末端服務設施。 看著這些各部委不斷地在推出各種行業管理辦法,我只有不停地搖頭。 要知道,快遞業是中國受到管制最少的行業之一,也因此,中國的快遞業成為了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快遞產業。 中國快遞業的價格,在歐美人看來,是不可想像的。 在2021年爆發的快遞行業價格戰中,義烏地區0.3KG以下的快遞收件價格從1.6元下調至1.2元。 你能想到嗎?1.2元,從義務發到東北,需要倉庫,需要發單,需要中轉,需要貨車,需要分揀,需要最後快遞員送到驛站,還需要驛站進行整理。 一個快遞從商家出發到達消費者手裡,各個環節加起來的服務人員就十幾個了,但是僅僅收1.2元。 價格就是效率的體現,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特徵就是消費品價格不斷的下降。二十年前,郵政發個包裹,得幾十塊錢,還是在工資干把塊錢的時候。 這說明這麼些年,政府對快遞業的少干預是正確無比的。 沒有高效的分工合作體系,是不可能做到這個價格的。 要說,中國最值得驕傲的行業,不是手機,不是5G,而是快遞。因為這個行業,最能代表中國的市場化水平。 正是對這個行業的管制少,比如,大部分快遞員是個體經營者,沒有勞動法管制,比如,快遞業稅收也比較低,所以中國才有一年發一千多億單、超級發達的快遞業。 快遞業的發達,還極大地降低了消費者的成本。想想,一年1300億單,快遞業要是每單漲個四五塊,中國人買同樣的產品,就得增加五六千億的支出。 這麼好的、領先全球的一個行業,你管他幹什麼? 從交通運輸部發的這個規定來說,看起來是為了消費者,實際上完全是拍腦袋的錯誤政策。 因為,快遞要不要送上門,消費者自己可以選擇的。 你只要和商家說一句,我要順豐,並補上差價,馬上就能送上門啊。這麼發達的快遞市場,有什麼消費者需求是滿足不了的呢? 你要是都想送上門,只在京東不就行了,京東自營全是送上門的,就是貴個20%左右,大把有錢人,就從來只用京東啊。 快遞送到驛站和快遞箱,不過是現在成為了默認的一種選擇。而要求送上門,反而成為了客戶需要個性化溝通的一種選擇罷了。 消費者不是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他就不買了。 一個人的行動,才表示真實的偏好。 既然消費者依然在網上大量購買,就說明,他們真實的偏好,就是接受這種快遞方式。 這些部委,把網上的一些輿論,當作政策出台的依據。這些部委們要學一點經濟學常識,那就是言論無代價,行動才是偏好的反應。 沒有錯,網上的確很多人吐槽快遞,這很正常,誰都想又便宜,還更好。但這些吐槽的人,大多數是離商業很遠的人群,有家庭主婦,甚至有大量的老人。 他們對商業的認知是非常低下的,但你要知道,現在連八十歲的老人家都在網上評論了。 他們根本不了解快遞業的運作機制,只會說,以前怎麼可以送上門呢?如果能送上家門,還是這個價格,那誰又不喜歡呢? 1.2元,你還想送上門?想什麼呢?從義烏送到你家怎麼可能是這個價格,你點個外賣配送費都要四五塊起步了。 沒有1.2這種快遞價格,哪來這麼多幾塊錢就能在網上買到的東西? 他們還想用快餐的價格吃龍蝦鮑魚呢。你們是不是要規定快餐店,必須供應龍蝦呢?是不是要規定龍蝦只賣五塊一斤呢? 但這種吐槽,不是消費者的真實偏好啊。 真按交通運輸部這種管理辦法實施下去,結果只有一個嘛,就是快遞業全部漲價,從一塊多一單,變成了四五塊一單。 只要坐在辦公室的領導們,去看一眼快遞員是怎麼工作的,你就會明白了,要想現有價格上不漲價,還送上門。一個快遞員一個月最多只能賺個五六百塊錢。 也就是說,這種模式是不可能在市場上成立的。如果可以低價,又可以讓快遞員送上門,這個商業模式成立的話,早就有快遞公司這麼幹了,他們就可以把順豐乾死了。 任何行業競爭的方向不都是,便宜、質量好嗎? 快遞業這麼多年競爭下來的結果,不是越來越快了嗎?不是越來越便宜了嗎?這就是迎合消費者需求的結果。 這些結果是政府規定帶來的嗎?十年前,你規定快遞必須三天送到,他就能送到嗎?不行啊,得依靠整個行業的效率革新、商業模式革新。 你規定快遞一單必須多少錢,你能做到嗎?不能,事實上,快遞業的迅速降價,就是驛站的出現,讓最後一公里的成本降低,使得快遞員可以一拉就是一車貨,直接倒在驛站就可以了。 他們送一份快遞才五毛錢。如果你讓他們每一個都打電話送,然後這個不在家,那個說下午送,然後要一個一個送上去的話,結果是什麼,50單都會完不成。 一些傻子說,快遞公司壓榨快遞員,讓快遞公司提高提成不就行了?一共1.2,全給快遞員了,快遞員一天的收入也才六十塊。貨車司機不要錢嗎?分揀人員不要錢嗎?快遞公司不要交稅,不要利潤嗎?五毛已經是快遞業中最大的一個成本支出了。 驛站就是創新的商業模式,讓快遞價格變低的利器。 強行搞這種規則,行業不調整的話,只有漲價一途,最終,9.9的商品,就要從市場中消失了。最終誰受益了呢? 消費者買東西貴了,快遞員收入少了,驛站倒閉了,商家賣貨變少了。全是受損者。 我覺得中國的政府部門官員,應該要懂一個基本道理,那就是,最懂消費者的,從來不是坐在辦公室里的官員,而是市場中每一天在競爭的企業家們。 任何消費者的不滿,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商業機會,都叫作客戶的痛點和需求。 快遞業之間的競爭無比激烈,就連順豐這樣的巨頭,都要參與價格戰,不參與,他就死定了。 如果有市場上潛在的消費者需求未被滿足,官員們不必擔心,他必定成為另一家企業戰勝競爭對手最重要的進攻方向。 你一個政府部門,懂市場嗎?懂消費者需求嗎?懂商業嗎? 你們根本不必要關心企業要怎麼服務於消費者,這是企業家的職能,不是政府部門的職能。 不要錯把消費者不真實的、甚至是無知的吐槽當作民意去迎合,這樣的結果,最終只能帶來政策的反覆,讓這些部委的政策變得沒有預期。 因為消費者會用行動來反應他們的偏好,等到快遞價上漲幾塊了,所有的產品價格上升了,那最後,給你們的就是罵聲一片。你搞這種管理辦法的結果會讓消費者滿意嗎?當然不會。 當然,對於這樣的政策,我認為,也是一種無效政策。 電商平台只需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在選擇配送方式時,標明要不要送上門,送上門加十塊,那不就行了? 這有什麼意義呢?你以為大部分消費者會選這個加十塊的嗎?原來包郵賣10塊,現在要20,有多少人會選送上門呢?一旦代價清晰,他們馬上就不吐槽了。 行動馬上會體現他們的偏好,這時,他們就會說驛站好了,因為便宜。 各種部委實在沒有必要刷這種存在感,企業只要沒有欺詐,沒有違法,那麼,怎麼服務消費者,完全不必你們操心,在辦公室喝喝茶、刷刷短視頻多好? 中央多次提出不要出收縮性政策,要和鼓勵企業發展的宏觀政策保持一致,要構建好的營商環境,但你們就是喜歡出來折騰,何苦呢?難道規定企業服務消費者的具體方式,是一種好的營商環境嗎? 不過是給企業綁手綁腳罷了。 如果每一個部委都天天追求管這個行業、那個行業,給各種行業套上枷鎖,那還搞什麼經濟發展?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古老闆的老巢

縣城裡的心理教師,和學生一樣在崩潰邊緣

這兩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發的問題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10-16歲的未成年中小學生中,約有14.8%存在抑鬱風險,相當於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農村地區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風險更高。 心理老師的存在變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發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學至少配備一名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正是這一年,26歲的文莉入職縣中,成為這所中學有史以來第一位心理老師。 這裡的學生很需要文莉。在嚴格遵循軍事化管理的縣中,他們背負著更大的升學壓力,得到的卻是更稀缺的資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關注。甚至抑鬱症去污名化尚還是件難事,因為生病無法繼續學習的孩子會被指責,「你是不是就想偷懶?」。 只是文莉剛想開展一番事業,就被狠狠潑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發配」去當主科老師和班主任,身兼數職。高強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她比學生產生了更多困惑。 社會學家塗爾干在《自殺論》中所寫,或許正是文莉的心聲,「教育只是社會的映像和反映。……老師們同樣生活在整體的社會道德環境中,本身也會受到影響,他們又如何教給學生與眾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據文莉的講述整理: 一 沒有成績,你什麼都不是 我大學讀的是應用心理學專業,2017年本科畢業,我沒有像班上大多數同學一樣轉行,而是去了某偏遠地鄉鎮學校,考上了特崗心理教師職位。 我喜歡與人交流,也喜歡當老師的感覺。在鄉鎮工作滿三年時,我看到縣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師,想著有編製、專業對口,縣城中學應該會有更大的施展空間,於是果斷報名。 那時我以為,心理老師就是單純地負責心理方面的工作。沒想到我一進校,就被要求擔任班主任和兩個班的主科教師。 事實上,我從沒接觸過主科教學,學校也不在乎我有沒有相關資質。因為語數外三大主科的教學任務更重:課程多、批改量大、還需早起看早讀,資歷老的老師只要有機會轉崗去教小科目,就不願意教主科。主科老師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課時量達到30節以上,是正常課時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學已經很忙了,入職第二年,我還成了校行政人員,需要額外承擔校里的行政工作。 每個月,縣裡都會下達任務——3月學雷鋒,4月緬懷先烈,5月青年節……從前期策劃、中期執行到後期宣傳,都由我一個人負責。最頭疼的是,學生實際上沒有課餘時間開展活動,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這樣度過:早上六點多起床,六點五十就必須出現在教室,上完晚自習下班已經十點。上課、守自習、改作業、做材料……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經常整個半天都來不及去喝口水、上個廁所。 大小病不斷,卻沒時間看病,都是自己買葯,對著說明書服用。有時候,連去藥店的時間都沒有,儘管藥店就在學校門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團買葯送到校門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網路圖片 感冒藥、頭痛葯、喉嚨葯、退燒藥……我的辦公桌上什麼葯都有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我根本沒有時間精力開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經找領導協商,我理解學校不容易,可以先帶別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師了,能允許我全身心投入熱愛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況還是沒有改變。有一次,有個領導同意給我調去教政治,開會時都說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學期的教學安排,發現還是讓我繼續教語文。 而我提出的許多設想,也沒有落地的可能。過去我在辦公室、操場或者食堂遇到領導,就和他們說自己的規劃:能上心理課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篩查、開活動。 這是寫在心理教育教科書上的話,也是我大學一直在學的東西。一個完整的校園心理健康支持系統,首先要有穩定、持續的心理課程,最少也要兩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動,比如講座、團輔、遊園。還要有篩查測評,最少一年篩查一次,對有問題的學生不斷地跟蹤和反饋。最後,還要開展個體諮詢作為輔助。 而以上這些「應有」的環節,這裡一個都沒有。 領導總是打個哈哈敷衍過去,後來學校的中層直接告訴我,不會給我開心理課的,「十年後估計也開不起來」。 只有當上級需要完成的某項檢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園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會要求我提供一些我從來沒有機會真正講授的課件和教案。 和縣裡其他學校的心理老師交流過後,我發現我並非個例。縣裡只有一所高中有專職心理老師,其他中小學的心理老師要麼由教其他學科的非專業教師掛名,要麼像我一樣雖然是學心理出身,實際上身兼數職,沒有接觸心理工作的機會。 後來我才知道,因為這兩年國家重視,對心理老師的師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學校年年都有跳樓未遂的學生,所以我入職那年,上級給了學校一個心理教師的編製。 可是進學校之後,我就完全歸學校管理了。縣教體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師在教語文,他們沒有插手。 對於心理老師的考核,從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縣裡那位唯一的專職心理老師,因為不帶班,沒有成績,所以考核被領導隨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傷自尊。因為各種阻力,她也沒有在校園裡開成心理課。 其實國家是有規定的,心理老師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幾乎沒有地方能落實。我與副校長爭辯,他顯得很無所謂:「那是國家的規定,我們縣是縣說了算,甚至是學校說了算,我們學校就是拿成績說話的。沒有成績,什麼都不算,你什麼都不是。」 網路圖片 那段時間唯一的慰藉,是抬頭看看美麗的天空 有段時間,我每天一睜開眼睛就會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騎車去學校的路上,我經常會生出一種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誰。一路上,我無意識地不斷問自己,我要去哪裡,我要幹什麼,這些問題我答不出來,但是腳會不自覺地騎車往學校的方向走。 有幾次,我會莫名幻想突然出現一輛大車把自己撞飛的畫面。走進學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現在回想起來,或許那時我已經是抑鬱的狀態了,可當時的我並沒有太多時間和心情關心自己的情況。 二 教育機器 這是縣裡規模最大的初中,每個年級有十幾個班。人很多,但學校不大,兩排教學樓、四排宿舍樓,和一個由簡易遮雨棚充當的食堂,構成了兩千多個孩子全部的世界。 這也是全縣升學率最高的初中,把縣裡其他初中遠遠甩在後面。即使是全年級成績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學生能考上高中。 和許許多多縣中一樣,作為「全縣的希望」,它肩負著巨大的考核壓力,只能靠高強度的學習和軍事化的管理苦幹出成績——這是心理教育無法開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滋生心理問題的溫床。 每個建築從二樓起都被金屬質地的防盜網封得嚴嚴實實——我到學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險些在校園內跳樓自殺,那之後沒多久,學校就裝上了這些防盜網,從物理上切斷了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舊。 從此之後,這裡就更像一個監獄,從內到外都密不透風,讓人感到壓抑。 網路圖片 教學樓里的走廊,也安上了鐵欄杆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定死的,像機器一樣不停運轉。從6:50上早讀,從直到22:30寢室熄燈,學生們沒有半刻喘息,去哪裡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課,12:15去食堂已經幾乎沒有飯了,12:20要進宿舍,12:30值日老師開始查寢。 飯點的時候,食堂座位不夠坐,端著碗的孩子坐滿了教學樓一樓的階梯。更多的學生為了節約時間坐也不坐,打飯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們打完飯,乾脆邊走邊吃,走到洗碗池,飯也剛好吃完。 課間只有八分鐘休息時間,有的課間才三分鐘。已經如此短暫,學生們還只能在班級前後門之間的區域活動。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個課間都有值日老師檢查。如果有學生竄到別的班門口,就會挨批評。 我們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樓,背後就是一個花園,我經常把他們「攆」出去,讓他們去花園裡面玩玩。我說你們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鳥捉蟲。但是他們已經麻木習慣了,很少有人下去。偶爾有學生玩鬧一會兒,踩著鈴聲進來,就會有老師和我「告狀」,他們覺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課就沒精神了。 可是十多歲的孩子,正是愛玩愛動的年紀,保證充足的運動量才會更有活力。長時間關在狹小的屋子裡面,非常影響身心健康。 網路圖片 教學樓背後的小花園 我時常覺得這裡像一個龐大的教育機器。每一個老師都是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負責把學生加工成符合標準的合格產品。學生們被剝奪了自主的時間和空間,也不允許有不同的想法。 縣中評價人的方式是如此單一,只有成績。除了成績,沒有任何可以給到孩子支持的東西,孩子有特長、優勢,也不被認可,不被尊重。學校沒有任何課外活動,唯一一次破天荒地開了「興趣課」,還是為了應付檢查,抽出一個年級上,後來檢查不嚴了,「興趣課」再也沒開過。 有一種說法是,「心理學面對的已經是最末端的問題了。」無法改變現實,才只好訴諸心理,這樣高壓的環境得不到改善,我一個成年人都覺得壓抑,要這些孩子怎麼不抑鬱呢? 三 「抑鬱就是矯情」 和城市裡的孩子相比,縣城的孩子很難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問題。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誰說,沒有任何能夠求助的資源。 我過去接觸過城市裡的學生,他們會看書,會查閱資料後主動詢問我:我有這些癥狀,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鬱了?我怎麼辦? 但是縣裡面的孩子是沒有這種自我覺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們仍舊覺得「心理疾病離我好遠」。當疾病真正發生,他們格外手足無措。 孩子對心理疾病的覺察和周圍人的觀念有很大關係。這個環境不允許學生有心理問題。 在縣城,對抑鬱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見的錯誤認知,不是將其妖魔化,而是將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領導不止一次公開說心理學是假的,「信不信把學生送去州醫院、市醫院,全部都會診斷成抑鬱症」。他們向學生傳輸的也是這種觀念,「你不要覺得自己有病,你沒有病」或者「我們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開全校學生大會,一位中層領導問台下的同學們:「你們誰敢說自己最健康、最沒病?敢的人舉手!」底下有同學舉起手,他接著說:「等下我帶著你去醫院,一診斷,就是個重度抑鬱。」舉手的同學又默默把手放下。 當學生出現心理問題,學校的第一反應是認為他是「裝的」,是為不想讀書找的借口。即使有學生已經去縣醫院得到抑鬱症的診斷結果,他們也覺得醫院的診斷是「騙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這樣認為,每天說說笑笑的人怎麼可能抑鬱呢?哪怕相關的科普已經非常多,在網路上幾乎是個常識了。 而學生因為擔心被老師貼上「矯情」、「懶」、「不想學習」的標籤,不敢發現自己的問題,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結果就是越來越嚴重。 網路圖片 每個老師都要在校園的不同地方「站崗」,這是我值周時負責守的花園,晚上下自習也要來守,學校怕學生躲在這裡談戀愛 我剛去的第一個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長突然給我打電話,讓我趕緊去一條公路,幫他勸一個學生回校上學。這個學生在媽媽送他上學的路上,突然說,要是再逼他去讀書,他現在就從這個大橋跳下去,或者撞車撞死掉。 我當時人不在縣裡,沒法馬上趕到,就在電話里多問了幾句學生的情況,才知道他已經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我很震驚,告訴副校長,孩子這種情況已經明確地在實施自殺行為,要引起關注,趕緊就醫,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著讓他回學校了。 可是無論我說什麼,副校長依然堅持讓我把學生「勸回學校」。我不同意,最後,他失去耐心,憤怒地掛了我的電話。 後來這個學生怎麼樣了我不知道——這是我工作的常態。雖然是名義上的心理老師,但我幾乎沒有機會完整地跟蹤一個案例。學校只在危急情況時把我拉過去,讓我和學生聊幾句,沒頭沒尾的。 網路圖片 我的辦公桌上,總有一沓待批改的作業 有心理問題的學生不僅得不到學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難得到來自家庭的幫助和關懷。 縣城地處流域的一處乾熱河谷,是全省聞名的農業大縣,支柱產業是蔬菜水果種植和銷售。在我們學校,只有極少數學生的父母是公務員或做小生意,這些學生集中在最好的幾個班。其他學生的父母基本都是農民,對心理疾病聞所未聞。 我接觸過一個女生,通過量表和結構化提問判斷她確實有一些心理問題。和學生說了之後,她告訴我,「沒關係的,我還能再撐一下」。我想聯繫家長,幫她尋求更多幫助,她只說,「老師你不要說了,說了家長也不會信,只會覺得我矯情,他們不會支持我的。」 還有一個尖子班的學生,最初班主任覺得不對勁,是因為他頻繁地跟課任老師發生衝突。老師只是正常地說話,他會突然瞬間情緒爆發,站起來破口大罵,彷彿產生了一些妄想。 進一步觀察後發現,他常用小刀劃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淺一道排滿了暗紅色的刀痕。在寢室,他會毫無徵兆地將頭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來諮詢我。我們都很擔心他的情況,把他的家長叫到學校面談,想讓家長帶他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診斷治療。 沒想到,媽媽來了之後對孩子的自殘行為並不在意,她反覆說,她和孩子爸爸平時都很忙,孩子是因為離家遠,覺得父母不夠關心他,所以要裝病,以此來獲得父母的關注。在我的強硬要求下,這位媽媽才答應帶孩子住院治療。 和一些學生聊下來我發現,他們的癥結其實是在家庭。我在學校給他們做好了心理疏導,但是很難說服家長改變相處方式,學生一回到家,面對糟糕的家庭關係,很快又會重新陷入抑鬱。 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父母會在他面前罵人、打架,說話也很難聽,對他動輒打罵,但孩子從來不敢對家長說,這些行為對他造成了多麼大的傷害。我把家長喊來溝通,他們滿口答應,但後來問孩子,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更何況,很多時候,孩子心理上出了問題,並不比孩子成績下降更能引起家長的重視。 四 一則免責聲明 疫情之後,整個社會對心理問題都越來越關注了。縣裡先後發生了兩起中小學生自殺事件,之後,全縣範圍內的學校都加強了對學生的心理問題的重視。 這看起來是件好事,但我總覺得,我們離正確的路還有很遠。 有學生自殺後,縣教體局要求各個學校上報名單,排查「問題學生」。所謂「排查」,其實就是讓班主任把單親重組家庭學生、貧困生、殘疾學生還有「刺頭」都統計出來,選出他們眼中疑似抑鬱症的學生,匯成一個六七十人的名單,讓我給這些的學生開場講座。 我聽到這個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說這種「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學,抑鬱症很複雜,不是開個講座,說兩句話就可以好的。要一個個單獨地做輔導,才能評估到底是什麼原因,對症下藥。該就醫要就醫。 學校想的很簡單,講一場講座就可以讓他們舒緩情緒、不自殺了。他們不專業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會帶來更多不可想像的問題。 他們選出的人未必是抑鬱症,卻讓我針對抑鬱症講,相當於給別人貼標籤。裡面有真實抑鬱的人,一看這種專題講座,就會立馬對標自己,也會有病恥感。一群同樣抑鬱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認識,某種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會相約「集體自殺」。 我不願意成為二次傷害學生的那個人,因此我拒絕了。他們又去找了大學的一個心理學教授,人家當然也沒答應。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測,也許學校也知道這樣沒什麼效果,他們只是把這些行動看作一則免責聲明,一種出事之後可以為學校開脫的理由——「我們給他們做過心理輔導了」。 網路圖片 23年的夏天,去一個經常生病的孩子家家訪,她們村有一棵酸角樹 22年下半年,疫情捲土重來,學校三天兩頭封校。原本學生周末兩天還能回家休息,現在只能呆在學校上課和自習。什麼時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寢走過女生宿舍,經常聽到陣陣哭聲。 那段時間,很多學生因為心理問題住院,光我們年級就有七八個。副校長對抑鬱症的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毫不在意變成了嚴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著「抑鬱症不是病」,聽說哪個學生得了抑鬱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臨大敵,讓他們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長領回家,「反正不能在學校」。 有個孩子住院後覺得自己恢復得差不多了,沒上報就回學校上課。副校長發現後非常生氣,當著全辦公室老師的面質問班主任:「你們班主任是怎麼防的?怎麼會讓這種學生進來?趕緊讓家長領回家去!」 從專業的角度看,評估學生能否復學需要很多流程。醫生出具建議書後,心理老師要對學生進行訪談,觀察他的語言和認知,做一些小的測評。還要收集他周邊人的反饋,看他的狀態是否穩定。 只不過,學校也並不遵循這一套,全憑副校長自己判斷,標準是成績。如果住院的學生成績很好,他會希望學生儘快返校;如果學生成績較差,他就會讓學生趕緊回家。 網路圖片 封校的日子裡,學生們說學校小賣鋪的紙太粗糙且貴,讓我幫忙「代購」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兩位不同學校的心理老師,被縣裡組成群訪工作組,為各學校排查出的問題學生做心理諮詢。 其實在我們看來,充其量只能算是訪談。心理諮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只能和每位學生進行一個小時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難,更不用說幫助他們解決什麼實際問題。 我們都覺得,拉我們去只是走個過場,假裝全縣很重視這個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覺到其他兩位老師和我一樣,還是想努力做點什麼,可能學心理的人多少都有點理想主義情懷。每個孩子有什麼問題,需要校方、家長注意什麼,我們還是會整理成文字交給他們的班主任。 群訪結束時,我們寫了一份非常詳細的報告提交給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問題,以及對部門和學校的建議。報告交上去,沒有任何回應。但我們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看客inSight

王五四:莫言莫敢言

上午去了下醫院,量血壓的時候,數值把旁邊幾個圍觀的老大媽嚇壞了,當時也是因為她們的圍觀,我量了幾次都操作失誤,導致血壓無形中也更高了,圍觀改變不了中國,圍觀可以改變血壓,醫院得想辦法保護病人的隱私。這種事其實就像圍觀網路荒誕劇,什麼起訴莫言,什麼不買農夫山泉,理它幹嘛,越搭理它它情緒越高漲,也直接導致網民情緒高漲,血壓能不高嗎?怎麼辦呢?遵醫囑,醫生看了我的檢查報告說,保持良好的心態,避免情緒激動。 現在有病的人的確越來越多,希望能有代表委員提議給全國網民發放降壓藥,上網前服用一片,穩定情緒,平和發言,下網前服用一片,抑制思想波動,共建和諧社會。對於有些病情嚴重的,特別是經常打著愛國旗子的人,如果他們打著愛國旗號賺錢,倒也是正常人,但如果不是為了自己利益,而是打著愛國旗號摳字眼扣帽子搞文字獄那就得全面檢查了,查查腦子的含水量,查查心裡的含屎量。特別是一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且利十五億人的,比如說那個起訴莫言的毛星火,他要求莫言賠償全國十五億人一人一元的名譽損失費,但從這點要求來看,他應該是含水含屎量偏高的重度用戶,據律師說,要求賠償十五億也不是不可以,但按照法律程序他得先交750萬的訴訟費,這說明他腦子裡有水,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純凈水也不是礦泉水,是壞水。另外,他把中國人民的名譽損失費定價為一人一元,連瓶農夫山泉都買不起,良心大大的被狗吃了又就地消化完畢,含屎量極高。 至於毛星火起訴胡錫進,真沒啥好評論的,就四個字,同行相輕。都是吃屎的,但狗和蛆是不會成為好朋友的,畢竟狗還會接盤,而且狗認為它只是舔舔嘗嘗,而蛆是生活在裡面且樂在其中。其實毛星火這類人和事,二十年前的網路上就有了,都是無人搭理的,之所以現在發生還能有點熱度,實在是現在的網路世界太乾淨了,清朗之風,徐徐吹來。就像一個抽水馬桶,按鈕一按,污穢之物沖盡,剩下的水清澈見底,只不過有時候有些人,要求它是娃哈哈的,不知道他們是要喝,還是要洗頭。更有一些人和部門,故意不按下沖水鍵,搞得網路環境臭烘烘,其實也不太臭,就是有些人喜歡湊近了聞一聞,所以對於毛星火這樣的人,雖然暫時沖不掉,心裡怪膈應的,但是只要你不湊近,它的影響力沒那麼大。 寫到這,有人會說感覺寫了很多屎尿屁,但沒辦法,評論對象如此,寫作講究有感而發,這就是我對他們的最直觀感受。對於莫言,我覺得他肯定感到委屈,更多的是無奈吧,作為公共人物,我們當然可以對他有更高的要求和期盼,作為個體,我們也得理解他的難處,這種區分有必要,但對於大部分人而言,本來也不需要,但當下的輿論場,就是這麼低端,二十年前講過的話和不屑於講的話,放到現在都是知識點和金句了。該表達的,莫言都表達過了,比如說「我有一種偏見,我覺得文學藝術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人性中惡的成分。」莫言也談過宇宙也說過人類的渺小以及對生死的看淡,莫言還說過,「是內心深處的軟弱,使我千方百計地避開一切爭論」,我非常理解。但爭論是避不開的,你雖然可以一言不發,但惡人往往會主動找上門並且推動事件的發展,惡人自有惡人磨,但噁心的人,不僅沒有噁心的人磨,它們反而會聚在一起。 所以對於莫言的態度,你可以簡單的認為他就是公眾人物,因著公眾名聲獲得了公共資源和特殊的地位,你可以依此提出要求,但我們得明白,這肯定只是要求或者說期盼,而不是法院判決,因為你連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合法權益都搞不太清楚也搞不太定,就別指望單純的按照邏輯要求莫言幹啥了。另外,你還可以依據你了解到的信息,以及你的專業研究領域,將莫言解剖慢慢分析,得出不同時期的莫言的不同結論,總而言之,批評和指責都可以,但別犯知識分子的幼稚病,另外,也沒必要神話和膜拜,給莫老師祛祛霉,給自己祛祛濕。 之前看過一篇文章說「知識分子往往經得住黑暗的壓迫,但無法經得起一絲光明的誘惑。」挺有道理,而且這句話會讓我想起幾個人,他們很有勇氣很有擔當甚至很正直,但作為知識分子和榜樣,他們的腦子和眼睛真的不太好用,有些甚至良心也不好,更何況,大部分看起來像是知識分子的人,既經不起光明的誘惑,也經不起黑暗的壓迫。所以對於莫言,我的感情是複雜的。我曾經做了個夢,我跟莫言說,你不能莫言,你要敢言,莫言說好,我改名叫莫敢言,於是我想起那句,「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對於很多事情的判斷,我覺得有一個標準很簡單,那就是生態或者說生存條件,什麼樣的生態決定了什麼樣的生物能存活下來,比如說我前幾天提到的企業家、中產階級以及今天說的知識分子,狗和蛆,判斷一個人是不是,配不配,先看大環境是不是適合他們存活。就像我在網上看到的那段對話,唐僧被妖怪抓進洞穴,妖怪問:「那和尚,你憑什麼說我是妖怪?」唐僧說:「在如此骯髒惡臭之地,你仍然能過得山好水好,多半不會是個人。」 有時候,其實雨不大,只是風搞得緊張,那灘屎不值一提,只是別湊近了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

感謝在每次不公中站出來的女人們

2001年8月2日夜,河南平頂山市葉縣灣李村一名13歲女孩在河堤被姦殺,村民李懷亮因當晚在現場附近經過,被當做犯罪嫌疑人刑拘後被捕。 但李懷亮的姐姐李愛梅說,案件存在三大疑點:現場的血跡屬於O型血,李懷亮是A型;被害人體內的精液與李懷亮DNA不符;現場鞋印和李懷亮足跡對不上。 此後數年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該案歷經兩次發回重審。2006年9月27日法院第二次發回重審後就沒消息了,李懷亮一直被羈押在看守所不判也不放。 李懷亮和他的家人一直在喊冤。但有個內情他們並不知道,也根本無法想像——在證據不足、爭議較大的情況下,法院一位副院長和被害人父母會面,死者家屬承諾只要判李懷亮死刑或無期,就不再四處告。兩名見證人在保證書上簽字,保證書籤訂時間為2004年5月17日。 2012年2月21日,有人把「死刑保證書」發到微博上後,我立即趕到河南葉縣去採訪李懷亮案。 我在葉縣工廠的門房見到了李懷亮的三姐李愛梅,破舊的門房中一個冒煙的煤爐子,供她做飯、取暖之用。 在李懷亮案中,李愛梅一直在為他喊冤。她平均半個月去一次中院,一個月去一次北京,十幾年來她一直奔走在為弟弟喊冤的路上。 通過和李愛梅交談,我知道李懷亮的母親孫景蓮生前也一直在為他喊冤。 我2012年3月1日在《約定生死的「死刑保證書」》報道提級了孫景蓮為李懷亮喊冤的細節: 孫景蓮有6個子女,李懷亮是她的第三個兒子。為給兒子李懷亮申冤昭雪,孫景蓮曾沿路乞討,多次前往鄭州和北京上訪。 孫景蓮想念兒子想得都要瘋了,她一邊上訪,一邊叩頭求菩薩保佑她的兒子。 網路圖片 2011年5月5日過世時,86歲的孫景蓮頭上還有叩頭留下的膿包,但她在永遠閉上雙眼時也未能見上兒子李懷亮一面。 我當時在報道中還提及,雖然沒有任何力證能證明李懷亮殺人,李也向家人親屬反映曾遭遇刑訊逼供,但在當地的協調下,李懷亮依然有可能成為河南第二個「趙作海」。 當時一位法院副院長也表示,為了不讓被害人家屬四處告了,他和對方談了一天,表態可以由中院提審,盡量判李懷亮死刑,被害人家屬同意並寫下保證書,承諾如果法院按此處理,就不再四處告。 舊文回顧: 與信陽中院書——舊文重發 張戰偉傳——重發 孫力軍傳 過涼州戶 王然救父 李書耀傳 向於凱律師致敬 不整頓信陽公安賣官 整頓我也行嘛 釋放周筱贇是盤錦唯一的正確選擇 王棟檢察官 你罵何光偉的樣子「真帥」 《過冼村派出所》五周年 一定要阻止信陽公安的買官者繼續陞官 信陽公安賣官鬻爵 我告他們四年了 公開譴責中原區法院院長喬亦丹 過東亭派出所 誰給淮南尋釁滋事朱玉珍的底氣? 從信陽到內江  誰在袒護買官者? 登聞鼓考 公開譴責信陽前市長尚朝陽 和信陽前市長尚朝陽睡過的女性 你們還好嗎? 我被遷西縣委書記李貴富跨國投訴 袒護信陽公安買官者 信陽紀委書記楊蕾落馬 信陽的領導們為何熱衷賣官鬻爵? 敦促新密法院院長郭紅偉等人立即投案 並不是每個派出所都在冼村 輿論和權力誰能干預司法? 青島要容得下張文鵬 貴州高院認定我對省領導發布「不負責任」評論 毛星火沒資格代表我起訴莫言 我對李懷亮案的報道引發河南高院高度關注,河南高院不僅在極短的時間內立即再審李懷亮案宣告他無罪,河南還籍此啟動了「長期羈押案件專項清理」活動。 後來我的同事石玉(原名施平,現執業律師)曾就此專訪河南高院院長張立勇,張立勇表示面對錯案會勇於承認錯誤……「該宣告無罪的要宣告無罪」。 這些年我見過了太多的冤案受害人及其家屬,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喊冤者好像都是女性,遇到冤案後站出來的往往都是母親、姐妹、妻子、女兒。 這些女性家屬通過鳴冤叫屈為親人爭取一個公正的說法,不了解情況的人很難想像他們的遭遇和苦痛。 在我看來,諸如李懷亮案中磕頭喊冤的老母親孫景蓮和多年來奔波在喊冤路上的姐姐李愛梅們,他們就是司法不公黑夜中的一盞明燈,是他們的不屈照亮了中國的法治之路。 李懷亮案是我接觸的其中一起冤案,如果沒有他的母親孫景蓮、沒有他三姐李愛梅,他可能至今還被羈押在看守所。 今天又是國際三八婦女節了,這些年很多冤假錯案都讓我們深感震驚,期待司法公正就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我要向所有為親人蒙冤而努力的當事人家屬們說聲「加油」,向在所有不公中站出來的女人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正是因為你們的努力才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我想起來念斌案中念斌的姐姐念建蘭、還有十幾年前在微博上結識為其弟鳴冤如今又被尋釁滋事的朱玉珍大姐、為弟弟連衛東喊冤數年最終讓弟弟無罪的連蜀教授……她們這些姐姐們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她們一直是弟弟生命中的參天大樹,血濃於水的姐弟之情是人世間最堅固的親情; 念斌案平反時,我在微博上為念斌寫了個傳: 念斌者,閩中平潭人。和諧三年夏,鄰家二子,慘遭毒殺。斌成疑犯,下獄。或竹籤插肋、榔頭敲打,或恐抓其妻。乃咬舌抗暴,不堪刑訊,認罪判死。斌父聞之,悲傷辭世。斌母亦失常。三司會審,四判死刑。斌姊建蘭,為弟鳴冤,XX二年,終獲重審 ,還斌清白。太史公曰:命案必破,冤獄不絕,蒼生何辜? 我還想起了為母親李淑蓮蓄髮鳴冤十數年的李寧,當年她的那一跪讓我深感震驚,還有她十數年幾乎天天都在微博上為母親喊冤,她為她母親討要公正付出了大好的青春年華。在這裡我也要對新浪微博和微信公號等社交媒體平台說聲謝謝,新浪微博等讓諸如李寧這樣的鳴冤者有了一個說話的地方; 網路圖片 我想起了廣西來賓律師馮波涉黑案中他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周凌燕,她不僅四處奔走呼號,還為兒子親自寫文章喊冤,在馮波的辯護律師劉長、王昊宸公開網路辯護後該案二審才允許更多人旁聽。如果沒有這位老母親的堅持,馮波這會應該也只能認罪服刑了。     為了丈夫而勇於站出來的妻子就更多了,比如安徽的呂先三律師,如果沒有他妻子趙靜的堅持,沒有她找到周澤、斯偉江為呂先三冒險辯護,呂先三可能這會還在服刑;山西太原水利勘測設計院原院長韓建忠的夫人,不僅長年為丈夫喊冤,這位韓夫人還親自出庭為夫辯護,哪怕被警方傳喚她也一樣勇往直前;在江蘇泰州的林明亮冤案中,林明亮的妻子李昀耘不僅堅持天天在微博上為他喊冤,這幾年她還參加司法考試並且通過了司法考試,她正在學習並將法律付諸於實踐為丈夫鳴冤;我還知道廣東有位廳級幹部的妻子也過來司法考試,她原本畢業於北大化學專業,在丈夫被冤後她也發奮學習過了司考;而在四川綿陽的曾建斌案中,曾建斌的妻子陳思宇在其姐姐過世火化完她姐姐後就被抓走,她是為丈夫喊冤而被團滅的家屬。她去年被抓走時她的小兒子尚未斷奶,兩個大點的女兒也就才幾歲,她為了她丈夫,用她的話說她可以「付出生命」…… 趙靜、韓夫人、李昀耘、陳思宇……她們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氣在為丈夫喊冤的同時,他們更是在用實際行動證明愛情的美好,他們為了另一半一直在爭取公平和正義,他們甚至還以自由為代價在為丈夫喊冤,他們的做法足以感動並鼓舞我們每一個人。 管子說,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以治國。只有讓法律公平公正的得到實施,將冤假錯案加以糾正、對製造冤假錯案的辦案人員進行追責,我們才能真正實現依法治國。 我希望我們能立即實現依法治國,你們的每次努力和抗爭都要流淚甚至流血,不讓女人被欺負、讓女人得到公平和公正也應該是每個男人的職責。 我也希望所有執法人員面對鳴冤的女性家屬們多些理解,而不能只聽命於那些不法領導做家奴,把諸如陳思宇這樣的鳴冤者趕盡殺絕。你們也有母親、姐妹和妻女,雖然我不信佛,但我始終堅信有「報應」一說。 看看新聞我們就能知道,不僅有普通老百姓喊冤,也有檢察官、法官和警察甚至紀委幹部的家人喊冤。為了我們的司法公正,我希望每一位執法者也要尊重女性鳴冤者,因為你們的家人或者你們母親、妻女也可能會為你們喊冤,善待喊冤者就是善待你們自己。 面對不公時站出來的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我們尊重,我再次以個人名義在婦女節向你們致敬並跟你們說聲謝謝。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何光偉v

為何我們總能選對「最差勁的處理方式」?

某地有個賓館修停車場,應該是擴建影響到了周邊小區,再加上酒店為了方便把十字路口圈了起來,導致業主和市民紛紛跑去投訴。 原本到這裡都屬於「正常矛盾」,也就是說正常解決就好了。壞就壞在市民報警後,一個帶著徽章、類似幹部的人(也可能只是酒店領導)跑出來放了一句狠話:我跟你說,這按照十年前把你埋了,你都不知道。 這就有點牛逼了,明明是你有錯在先,還要埋別人。你是開酒店呢,還是開黑社會? 更詭異的是,這件事發生之後,大部分當地網友錄下並上傳到網上的視頻,都消失了。發得快,刪得更快,並且沒有任何媒體去報道這件事。媒體的嗅覺是敏銳的,他們同時沉默,自有我們想不到的原因。 比如一個小小的賓館領導,從哪裡動用的力量全網幫自己擦屁股呢?只有一種可能,賓館本身太牛逼。 目前網上幾乎已經查無此事,不僅視頻被處理的乾乾淨淨,之前看到的幾篇文字描述也消失了。但對於已經看到過視頻,了解過經過的人來說,這並不代表未曾發生,他們只會更加好奇,並與周圍的人口口相傳。 所以說,有些人再一次發現並使用了最差勁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這與此前很多事件都極其相似,且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 鼠頭鴨脖原本就是個食品安全問題,結果學校和市監局聯起手來忽悠,到現在「指鼠為鴨」幾乎已經成了人人皆知的笑談,消耗了不知道多少公信力。 還有周公子從來不喝20萬一斤的茶葉,遞煙給他的領導沒有任何問題。可隨著胡強副省長落馬,周公子又被人們拉出來談論了:當初不是說胡副省長沒有問題嗎? 北極鯰魚更是典型,原本幾天就能解決的問題,硬生生拖了幾個月,由於群眾不肯松嘴,最終還是只能公開處理。但顯而易見,若把同樣的處理結果提前3個月,北極鯰魚事件只會被人們當個屁一樣給放了,哪會像現在一樣存在每個人深深的腦海里。 每次都能找到一種看似迅速解決了問題,實際上卻付出了更大代價的辦法,真得好嗎?當事人當然不介意,得到便宜的是他,但付出代價的卻不是他,而是官方、是公信力、是幫他擦屁股壓消息的人。 最後說一下媒體,阿根廷的新總統米萊,取締了一大批媒體,他說他們沒用,只是一些人發聲的喉舌。我並不是說我們的媒體無用,但米萊的話是值得思考的:媒體的價值在哪裡?媒體的受眾又是誰? 如果媒體不能給社會上那些不公的事情、匪夷所思的新聞、口出狂言領導一個特寫,那麼他們如何為受眾體現自己的價值?而沒有價值的東西,必然隨著時代而被淘汰。 我們的媒體自然還是有點用的,比如之前李樹山舉報縣委書記反被抓的時候,有媒體站了出來;前幾天女企業家討薪不成反被抓的時候,又有媒體站了出來……他們不常出來,但偶爾也會出來。當然,還有一些從不出來的。 我越來越好奇,那些從不出來的媒體他們存在的意義。他們的拍攝裝備似乎早已被那些搶記者手機的人砸爛,如今全身上下,只剩了一個「轉發」的按鈕,和判斷能否點擊那個按鈕的腦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走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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