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10神奇小巷,只有老司机知,一进如新世界!

悉尼,不仅有高楼大厦,还隐藏着许多充满文艺氛围的小巷,它们承载着悉尼丰富的美食、鸡尾酒、音乐和创意。

尘肺病侵入 90 后

煤矿产业逐渐缩小的当下,与矿工群体息息相关的尘肺病并没有消失的趋势。 尘肺病盯上了在城市打工、正当壮年的90后。它埋伏在一系列新工种中,酝酿新一代青壮年工人的剧痛。这些年轻的90后工人,很多人没有下过矿,也没有太多途径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虽然远离矿洞,却面临严重的尘肺病侵蚀。 90后,连接尘肺 2013年,陈明入行台面切割的第三年,他结婚了。结婚这天,一家人留下了一张合影。合影中,父母亲坐在第一排,新娘子站在第二排中间,陈明、陈亮分别在她的左右。陈明的领带,新娘子、母亲的衣服都是喜庆的大红色。 陈明幸福地笑着,露出一排牙齿,陈亮笑得略显含蓄。 那时,这个家充满了希望与动力。老一辈身体健康,两个年轻人有手艺、有收入,也有对更好的生活的期盼。 陈明1991年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县城,他上学的时候,书桌得自己买。他的成绩不好,也不想读书。初三毕业,他和父亲一起坐着摩托车把书桌从学校运了回来。 陈亮是陈明的弟弟,1994年出生。陈亮刚上初一没多久就决定辍学。那天,他把书桌扔在学校,直接回家了。 对于陈家兄弟这样家庭条件的农村孩子来说,读书不是唯一解,甚至不是最优解。他们的父母往往务农或从事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不稳定,能为他们提供的帮助仅是自己的生活经验,将孩子们领上一条与上一辈相似的道路。 两兄弟辍学后,都经家里人介绍学手艺,学不下来,又到外地进厂打工,最后分别辞职回家。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决定把儿子们一起带到外地去做台面安装。 那时候,台面安装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尚算富足的收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全面推行住宅商品化、取消福利分房,中国人开始购买住宅,装修的需求也随之急速增长。 不到20年,家装行业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台面安装工人,便是这一新兴的硕大“金矿”中,觅得收入的普通劳动者。 2006年左右,陈家兄弟的父亲经由亲戚介绍入行做台面安装工人,后来自己组起了装修队。“我们这边都是亲戚带亲戚,一个带一个。”陈明说,“会互相告诉,哪个县能做,谁去哪个县。” 由父母帮带,算是一条便捷的生存之路,加上陈明听说这一行“来钱快”,在国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级别的年代,陈明发现做台面装修,“一个月最少也有个一万多”,于是,他跟随父母到山西做台面安装。弟弟陈亮不愿跟父母一起工作,跟随同乡南下广东,同样从事台面安装。 村里的矮房几十年如一日,但在县城、城市里,崭新、高大的楼房正在拔地而起,它们承载着人们对新房、新生活的向往。在山西,陈明和父亲两人一组,如同流浪的鸟儿一般,游走在各处新房之间,今天在这家的檐下停留,明天又去往下一家。 台面安装的基本流程中,切板、挖孔、磨边、打磨抛光环节都会产生大量粉尘。 平日里干活,陈明大多时候都戴着口罩:“还是挺好的那种口罩,一两百块一个。” 工作时,他们会打开窗户、风扇,尽量将粉尘散出去。 在广东的陈亮工作时也配有口罩,可他戴不住。干活累了,时常需要抽烟提神,边抽烟边干活,一天能抽一包烟,不知不觉间,粉尘混着烟雾入侵他的肺部。 安装完台面后,他们的身上总覆着一层白色的粉尘,或是在手够不到的背部,或是在裤腿、袖口,或是在鞋头,总有几团灰白,一眼就能看到。如果没带安全帽,头发里也会有不少。“头发是要天天洗的,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陈明说。 2018年,陈亮开始从其他工友的口中听说一种病——尘肺。听说,河源市和平县有好多尘肺病患者。口耳相传的传闻,总是不那么切实,似有若无,好像和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  婚后,哥哥陈明和妻子于 2014年和 2017年 生育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2020年,陈明开始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异常,当快步走时,很容易气喘、胸闷。他停下工作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尘肺病。 尘肺病目前仍是我国危害最严重和最常见的职业病。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致病的生产性矿物性粉尘,当粉尘肺内潴留,会引起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等肺部疾病。许多劳动者因此病带来的锁上丧失劳动力甚至失去生命。 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是典型尘肺病高发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越来越多可能导致尘肺的行业正在涌现。 《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指出,在传统行业之外,尘肺病还出现在牛仔服砂洗作业、厨房台面等人造石材加工、义齿加工、珠宝抛光和水力压裂页岩气开采等新型行业或工艺作业中。 以义齿加工为例,在义齿的手工抛光打磨环节,会产生各种树脂、陶瓷、二氧化硅等材料的粉尘,以及镍铬合金、钴铬合金、钛合金等金属粉尘,这些粉尘可能会产生呼吸道刺激和损害,甚至会引起过敏反应或其他健康问题。义齿制造行业发展迅速,工人大多数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 像陈家兄弟这样罹患尘肺的90后还有很多。公益组织大爱清尘近年在全国各地发现了一些90后尘肺患者,他们拥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成年前便早早辍学,进入切割、家装行业,跟随亲戚、同乡到外地四处做工,买房、结婚、生子后确诊尘肺。 90后患者主要在涉及打磨、切割的私营小微企业、小加工坊工作。由于企业规模小、雇员人数少、从业门槛低等原因,这些商户往往存在用工不规范、工作环境恶劣、防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这些工作场所粉尘超标严重,劳动者面临着更高的职业健康风险。 从入行到确诊尘肺,陈明从事台面安装的时间还不到十年。在山西休养一段时间后,他回到湖北老家。 陈明父亲手里的活渐渐停了,一是因为孩子查出了病,二是因为当时他们所在县城的台面安装需求已经基本饱和。 祸不单行,没隔多久,在广东的陈亮因频繁咳嗽到医院看病,被误诊为肺结核,后来在武汉被确诊为尘肺病。 家里的两个青年都病了。石材切割这条将一家人带往富足生活的生路,在此刻陡然显露凶相,他们这才发现,头顶已笼罩着重重阴霾。 维生 陈家兄弟确诊时,一家人都没有意识到,尘肺病会把他们的生活带入怎样的境地。 那时,陈亮还比较乐观:“不干这个,就换个事情做嘛。”他尝试送快递,可随着身体状况持续恶化,最终还是回到家里休养。他能感知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尤其是呼吸。 早期尘肺病多无明显症状和体征,易被忽视。随着病情进展,患者肺功能下降,劳动能力降低,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即使脱离粉尘作业环境,病情仍会进展和加重。 尽管是因为工作患病,他们却几乎不可能争取到工伤赔偿。陈家父子接单干活是通过当地的橱柜店,客户在橱柜店下单,橱柜店再将手里的单子转给有合作关系的包工头去做。跟橱柜店的合作关系是自己跑出来的,一般一个装修队能同时跟多家橱柜店合作。装修队跟橱柜店之间往往没有合同,仅靠双方口头或当面建立合作关系。  “基本都这样,除非大公司才会讲究,小的(装修队)都是看诚信。”陈明说。生意最多的时候,陈明的父亲一个人接了二十多家橱柜店的生意。 这个“家庭作坊”没有“老板”,他们跟诸多橱柜店合作,流动且服务对象众多,缺乏明确落实到书面的证据,因此,想要找到为工伤负责的“责任人”极为困难,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怪谁。 实在找不到可责怪的对象时,人会倾向于责怪自己,尽管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赚钱以改善生活从来都不是错。 相对于弟弟陈亮,哥哥陈明的压力更大——两个孩子都要读书,收入不能断。为了维持生计,陈明的妻子离开了孩子和家,外出打工挣钱。陈家兄弟的父亲也再度外出,一身手艺用不上了,只能去工地上卖力气。 2021年,陈明一直在家休养身体。眼看着妻子和父亲在外劳作,自己却只能在家,他心里不是滋味。 陈明的尘肺病症状不算严重,但肺部的病症引起了一系列慢性病,如硬皮病。“医生说就是肺部带出来的病,我现在手的骨头都变形了。”陈明说。 网络图片 随着病情的加重,尘肺病患者大多会出现肺气肿、气胸、肺动脉高压、呼吸衰竭等并发症,随着年龄增长、抵抗力降低,还可能出现呼吸系统感染、肺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合并症。这是很多患者提前死亡的直接原因。 尘肺病无法治愈且不可逆,只能缓解、改善,延缓肺功能的衰退。 陈明的体力逐渐下降,他知道自己不如以前,但至少还四肢健全,如果咬咬牙勉强一把,多少能为家人分担一点。2022年,陈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再次离家到温州打工。 当时他因为硬皮病,手开始使不上力气,无法进厂干活。经由老乡介绍,陈明得以在一个高端小区做保安。工作时间为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每月收入近7000元。 11月,天气渐冷。陈明发现自己的手越发无力,连手臂都抬不起来。活动受限,他唯一胜任的工作只剩下站岗。他知道自己无法长久地做这份工作,主动辞职。 没招到新人的期间,陈明还坚守在保安的岗位上。他的手越来越严重,每天都需要同事帮他穿衣服。 招到人后,陈明再次回到家乡。他知道,自己也许再也不会重返温州,像其他人一样打工了。 在家里,有愁容满面的母亲,有两个天真、健康的孩子。客厅里,还挂着陈明结婚时一家五口的合照。 合照时的陈明体重150多斤,身体壮实、气色红润。从2021年到2023年,他因病瘦了40斤,体重骤降到110斤的他瘦得近乎脱相,神色憔悴。 那张象征着家庭美满的合照还挂在客厅,成为一家人再也回不去的时刻。照片里两个高大、健康的年轻人已饱受尘肺病折磨,形同枯槁。 现在的陈明可以缓慢走动,只要不感冒,症状就不算严重。由于手上无力,他无法使用筷子,改用勺子吃饭。 陈亮的状况也不容乐观,2023年以来持续恶化,连饭都吃不下。他比陈明还瘦,几乎只剩骨架,衣服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挂在身上。肩膀将他的衣服顶起一个凸出的小包,下摆空荡荡的,显得人如纸片一般,风一吹就要倒下。 陈明有自己的小家,有孩子,也就有生的念想。陈亮长期养病,没谈过女朋友。 “我们这行一天都在干活,没有跟人接触的时间,他病了之后更不可能谈对象了。”陈明说。 长期在家卧床,陈亮变得越发沉默。“他不跟我们谈心,他根本就不想活,活什么活?反正身体就这样了,什么也弄不了。”陈亮的母亲说。 两兄弟生病的事不是秘密,但他们的母亲从不愿主动提起:“说出来干嘛?又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当她带着陈明的两个孩子出门时,总有乡亲问她:“两个孙子都长得挺好的,儿子是怎么搞的?” 孩子们听得多了,心里总有个模糊的概念,知道爸爸的身体不好。大儿子还在念小学,现在每天起床都先自己穿上衣服,再帮陈明穿上衣服。 网络图片 在中国石雕之都泉州惠安,庄怀安初一便辍学,跟他的父母一样,入行石雕,从学徒开始做起。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很早就出来干活了。”庄怀安说。他跟着村里的老板学了三四年雕刻,学成后经工友介绍到广东打工。 刚出门打工没多久,庄怀安就得到家里消息,父亲因多年从事石雕患上了尘肺病。父亲不再继续做石雕,母亲进了工厂打工,而他却没有停下。 “当时我以为能治好,没有在意。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庄怀安说。 庄怀安做学徒时,做石雕还没有相应的管制规范,最简陋的工作环境就设在路边,占上一块地就能开工,切割时产生的粉尘都消散在空中。到广东之后,庄怀安在全密封的工作环境里工作,要求是不能让粉尘吹到室外造成环境污染。 在封闭空间里做石雕,切割、打磨产生的所有粉尘都在屋里打转。“有时候那里面都看不到人,连灯都看不到,一片灰的、白的。”庄怀安回忆道。那时候的他每天工作时长在八个小时左右,长期不戴口罩。 石雕历史悠久,在过去,工人们都采用纯手工雕刻,产生的粉尘有限。90年代开始,各类工具开始替代手工雕刻,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粉尘危害。电动砂轮工具和风动工具在干式作业的条件下,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比传统手工雕刻的粉尘浓度平均高出8—13倍。 “手工雕没什么灰尘,就是机器雕才有很大灰尘。”庄怀安说。 网络图片 除了不同的工具影响着粉尘大小之外,石头本身也是重要因素,花岗石、大理石、青石、砂岩等都是石雕常用的石材。 “(粉尘)有的大有的小,像是花岗岩的粉尘就比较少,砂岩要大一点。”庄怀安说。 做石雕按计件算工钱,庄怀安时常在不同的厂子里流转。“这个厂没活了就跑到别的厂里去,不是一直在同一个厂里。”他说。由于其工作的流动性,他与各个厂不会签署任何劳动合同。 每件石雕的价格不等,材料、图案、大小都影响其定价。庄怀安做过最复杂的作品是清明上河图,最大的订单要求20平方米,每平方造价800元左右,而完成这一件需要雕上近两个月时间。 庄怀安在广东一共做了10 年石雕。2018年,他发现身边有不少工友都得了尘肺病,甚至有的人因此离世,他开始感到害怕。消息越传越广,工友的死讯左右着他和他周围的工人们。他们决定离开这里,回家。 “都觉得怕。大家就不约而同一起回来了。”庄怀安说,“没跟老板签合同,直接全走了。老板也怕啊,怕找他赔钱,巴不得我们全都走。” 庄怀安和工友们一起回到福建,大部分人都先后到医院检查身体,有的人还没有结婚,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独自去医院检查。 “全都是尘肺,好几十个。”庄怀安说。 庄怀安由于当时还没有明显的症状,没有去医院检查。但他隐隐有预感,自己确诊只是时间问题。 2020年,庄怀安的父亲因尘肺病去世。2021年,庄怀安开始暴瘦,同时,他发现自己一旦感冒就很难康复。同年,他第一次气胸发作。 庄怀安在本应熟睡的深夜突然喘不上气,随后一直剧烈喘息、咳嗽,无法缓解,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起。他拨打120,被送到医院救治。 庄怀安确诊了尘肺三期,就像他预料的那样。“早晚的事情,我们在广东那边就知道,每个人早晚都会得。”他说,“就像是我们身上有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 30出头,庄怀安已无法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他的母亲年过60,也不能继续在厂里打工,两人只能靠之前攒下来的钱维系生活。 网络图片 尘肺不是遗传病,但家庭的经济条件会使父辈的困境在子女身上复制,形成尘肺病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 根据大爱清尘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2)》调查数据,尘肺患者子女中,有过半在第三产业工作,从事的职业包括司机、服务员、物流、保安等,有9.8%的尘肺患者子女在继续从事涉尘工作。 偶尔,庄怀安会意识到,越来越瘦的自己跟已经去世的父亲很像。 “我们差不多瘦。”他说。 困斗 1991年出生的李立平, 32岁这年确诊了尘肺。2008年,他初中辍学后经家人介绍,入行成为水电工学徒。学徒做了 4年, 李立平开始自己单干。工钱按平方算,每单收入不一样。平均下来,李立平每月收入大概在8000元左右。 水电安装主要的涉尘环节是开线槽,即开凿墙面,水泥墙、砖墙等各类墙体都会遇到。开凿需要先切割,再打钻,每个槽的面积不大,但数量多。 李立平回忆道,“入行以来没听说过有职业病,公司也从来没提过的。” 李立平干活时,由于公司管理要求不允许开窗户,粉尘都在屋内打转。他觉得戴口罩呼吸不顺畅,抽烟不方便,很少戴口罩。偶尔,他会戴纱布口罩,尽管戴了,干完活也能感觉到鼻腔里留有粉尘。那粉尘很细,不影响呼吸,但有明显的异物感,“擦的鼻涕都是灰色的。” 在罹患尘肺的病人中,李立平的情况还算乐观,他从最初入行到确诊尘肺一直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且公司现在仍在经营。其用人单位十分明确,然而,他的维权路依然不明朗。 李立平名义上是公司的工人,要按照公司的章程做事。公司要求工人们按公司的工艺要求干活,干活时需要穿上工衣,每人都有自己的工牌,以前以现金结算工资时,工牌也是领工资的凭证。 然而,李立平没有跟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他平时跟着工头干活,公司派活给哪一队,哪一队就去干。“工头也没有签合同。”他说。 2014年,李立平结婚,年底生了一个男孩。2018年,他有了第二个儿子。成家后,李立平再没有想过换工作。“没成家你怎么换都可以,成了家之后什么都要用钱,承担不起。”他说。 工作十几年来,李立平从来没有体检过,一是公司没有要求过,二是他从不生病,也就不觉得自己需要检查身体。 现实中,尘肺病患者们要想拿到工伤赔偿,都需要经过重重关卡。 医学上初步被诊断为尘肺病以后,患者要到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需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拿到诊断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后才能做工伤认定,之后通过劳动能力鉴定确定工伤待遇的具体标准。 以上流程完成以后,用人单位依法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部分工伤待遇,用人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则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确认劳动关系这一步卡住了很多人。多数尘肺患者都会遇到用工主体不明确甚至无法追溯的情况。《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2)》数据显示,受访尘肺患者中只有6.0%的患者有明确的用人单位负责,18.3%的患者有明确用人单位但无法确认劳动关系,而72.6%的受访者从事涉尘工作的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难以找到。 2023年,李立平突然咳血,被确诊为尘肺病。3月,他主动打电话告知公司自己的身体状况。 公司和他没有签署合同,也就没有“被辞退”一说,但自从公司得知这个消息后,开始停止给他派单。没有活干,自然就没有收入。 图片图 | 尘肺病人申请工伤赔偿的流程示意 确诊尘肺病的前后,李立平的两位亲人相继去世,母亲因心脏病晕倒住院。噩耗不停向这个家庭袭来,命运的重锤接连落到李立平的背上,他无力反击。 李立平没有将自己患尘肺病的消息告知亲人,只向亲人谎称自己得的是肺结核,他认为肺结核至少是可以治愈的。 也没和妻子说。“怕她受不了。”他说。 […]

起诉莫言与“骗廷杖”

近日惊闻一件事: 有人要起诉莫言,替每个中国人向莫言讨要1元名誉损失费,共计15亿。 先不提这个事合不合理,首先它就不合法。 因为个人是没有办法发起公益诉讼的。 这位毛先生翻遍了《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莫言作品,难道就没空看看民事诉讼法吗? 未必。 但他依然选择这么做,无非是在“骗廷杖”而已。 廷杖,是明朝皇帝惩处官员的一种刑罚,说白了就是打屁股。 原本是想恐吓大臣听话的手段,但到后来有人发现,受廷杖的人虽然挨打,但立刻能获得“直臣”的身份名扬天下,这买卖简直太划算了。 于是就有人故意找茬骂皇帝,争取被打上几板子,然后青史留名。 这就是所谓的骗廷杖。 在古代,骂皇上能青史留名,归根到底是因为,皇帝是最大的IP,一举一动,都能引起风吹草动,传十传百。 到了自媒体时代,有流量的名人明星们成了新的“皇帝”。他们的拥护者和粉丝就成了随时抬起的廷杖。所以才有了越来越多故意找茬儿骂这些名人的人。 哪怕他们注定失败,但找准了“正义”的“直臣角度”,照样能收获流量和粉丝。于是人们纷纷群起而效之。我愿称之为“赛博骗廷杖”。 赛博骗廷杖有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把屁事当成天大的事,秉承的还是古代骗廷杖的找茬儿精神。 你写小说,我就说你侮辱英雄; 你贴广告,我就说你悬挂旭日旗; 你喝果茶,我就说你模仿靖国神社。 你放个屁拉个屎,都能被他们一本正经地当做别有用心、外部渗透。 第二,就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被骂两句就能赚流量划算,但是号被封了,流量可就都让别人赚走了。 所以你看这些人,一张嘴都是家国大义,但话里话外都是安全第一。 在无数次养蛊试错后,终于有人发现了最好的骗廷杖对象:莫言。 写的文字够多,那找点文字茬儿,实在是容易。 又是一个拿过诺奖、有知名度的文学权威,流量哗哗响。 这对象也没风险。整天笑眯眯的,现在就是一个偶尔跟年轻人在公号聊聊天的小老头、一介书生。 方向更没风险,群众基础还相当广。批莫言的那些话,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就有人说过了。无非还是那些家国大义。 最关键的是,这廷杖太好骗了。放出去的钩子,各个能被咬上。必能掀起“廷杖风浪”。 骂莫言是媚外才拿诺贝尔文学奖,那莫言拿矛盾文学奖是媚了谁? 骂莫言是文化汉奸,那他当作协副主席是卖了什么? 骂莫言抹黑英烈,那又怎么解释他党员的身份呢? …… 这些廷杖啪啪打脸的时候疼吗?会疼。 但不重要。 因为他痛并快乐着。他惨叫并又享受般地呻吟着。 因为他看到了名和利正在飞速朝他靠拢。 骗廷杖的恶,不止在于欺骗,更是拉低了道德的下限。 最开始被廷杖的,都是耿直之士,被打只是他们履历的一部分。 但是投机分子觉得,受廷杖就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开始骗廷杖,导致被廷杖后来成为了“沽直卖名”的代名词。 从那个时候开始,廷杖就成为了恶心人的工具,因为谁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挨那一顿打。 于是真正意义上的直臣和廷杖就这么被淹没了。 我们总说以史为鉴,但人类是不可能做到以史为鉴的。 就像我们一部分人能看清骗廷杖的真实目的:起诉莫言表面是维护英雄和国家的名誉,实际是在消费民族主义,打造为民请命人设。 但还有很多人都不会发现。这些“很多人”就是这些骗廷杖的人沽名钓誉的池子。 其实想看一个人是真的想要实践心中的想法,还是打算扯大旗牟利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看他做不做与目标无关的事就好。 如果他真的觉得莫言罪无可恕,自己去起诉就好。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去年11月份开始发文,直到今年2月才开始起诉,期间每一天都高强度网上对线,生怕错过哪怕一点的流量。 其实第一次看到有人起诉莫言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 如果他成功了,是不是明天就会有人起诉鲁迅、起诉杜甫? 最后再起诉个孔子。 那就有意思了,哈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王左中右

农夫山泉并不冤枉,娃哈哈也别高兴太早

针对农夫山泉的这场‘锄奸行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一个星期,话题热度不仅没有自然冷却,反而随着各路牛鬼蛇神和流量博主的加入有愈烧愈旺之势。 农夫山泉的包装图案被解读为富士山,红色瓶盖也被指责为日本旭日旗,东方树叶茶派的包装设计则被指为靖国神社……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对‘忘恩负义’的钟睒睒和他加入美国籍的儿子,高举爱国大旗的群众们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 那,农夫山泉冤枉吗? 要说什么富士山、旭日旗、靖国神社的指责,那当然是捕风捉影的栽赃冤案。 无论是之前到商场恶意碰瓷的战马行动,还是这阵子起诉莫言的那个谁,名字不记得了,无所谓就叫跳梁小丑吧,这些人其实都是在复制同一套爱国流量的密码,农夫山泉只是很不幸在宗庆后去世这个时间点被揪出来当成了活靶子。 这一波,即便不是农夫山泉中枪,也会有其他民营企业出来挨打。和战马行动一样想爬上位的正能量博主们蓄谋已久,必定要找新的伤口吸血,适逢爱国流量汹涌奔腾,必定要寻找新的出口倾泻,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正是好拿捏的攻击对象。 要说农夫山泉的公子是美国国籍,这个倒是没有冤枉,消费者如果因此而不喜欢这个品牌,那也可以理解。但我想指出另外两个事实来供大家更全面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某遥遥领先品牌的大公主,乘坐国家包机接回深圳的那一位,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第二,自今年起,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允许外籍人士担任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 在一种视角里,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接班人是美国公民,这简直不能容忍。在另一种视角里,一个美国人愿意来中国投资实业,在中国纳税,是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莫大支持。愿意选择哪个视角,您随意。 我个人其实对农夫山泉这个品牌一直都没什么好感。一来,我喝不惯农夫山泉的瓶装水,口感不好,有味儿。二来,农夫山泉饮用水的整体营销都是建立在骗局之上的。 网络图片 农夫山泉当年起家的营销战役就是一个拿饮用水来养花的虚假实验,当时他们拿不同品牌的瓶装饮用水来养花,结果用农夫山泉养的花长得最好,以此证明“含有微量元素的天然水比精细过滤的纯净水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几乎可以百分百肯定这个实验本身有猫腻存在,因为天然水里那痕量的矿物质根本不足以造成植物生产的明显差别,更别说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影响了。 正如宗庆后当年所说的,你拿粪水去养花肯定会长得更好,你要不要喝粪水? 当然,必须说明,农夫山泉的饮用水也是合法的、安全的水,一个产品主打差异化的卖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你用虚假科学实验来欺骗误导消费者,我作为科普博主批评你也是不会留情面的。 网络图片 另外,所谓‘弱碱性水’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谣言,大品牌里面最早也是农夫山泉搞出来的。但实际上,以瓶装饮用水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PH值差异,对人体健康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是的,我可以说得很绝对,不是影响很小,而是完全没有影响。 包括富硒水、某某长寿泉,吹得很神的小分子团水,还有娃哈哈曾经搞过的什么富氧水,对健康都没有一丁点的额外益处,它就是水而已,既不更好也不更坏。 最恶劣的是,钟睒睒至今还坚持那一套‘恐惧营销’的说法,前几天他发的声明《与的宗老的二三事》里,他仍然坚称天然水里的矿物元素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不承认当年用虚假实验发起不正当竞争的事实。 网络图片 别的不说,这一点我可以确信钟睒睒不是一个诚实的企业家。 但是,一码归一码,我不爱喝农夫山泉,但我认同它是合格的饮用水,我指出农夫山泉的营销骗局,但我并不主张这款产品退市,并不要求这家公司倒闭。 这是关键的底线: 你可以因为口味偏好、价值主张、民族感情等任何因素不喜欢某个产品或者自己抵制某个品牌,这是你的自由,不用管真实不真实,不用管理性不理性。 但是!对于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和产品,不能凭主观感受去要求人家下架,不能凭一己情绪去发动网暴围攻。 建立和维护这样的底线,不是为了保护农夫山泉,而是为了保护每一家合法经营的企业,保护每一个在中国社会创造就业岗位和纳税的企业家,包括娃哈哈在内。 是的,任由底线一次次失守崩坏,娃哈哈这样的公司也会处在随时可能倾覆的危险之中。 作为一个有着上百种产品,上万名员工的巨型企业,娃哈哈真能确保每一款产品都经得起爱国博主‘显微镜➕想象力’的审视?宗家真能保证子孙后代都牢牢守住中国国籍?我可听说某位女士早年就在美国结婚生子了。 之所以要反对战马行动,反对某些正能量博主的无赖碰瓷栽赃,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商业恐怖分子,是文学恐怖分子,是娱乐恐怖分子,他们威胁的是每一家守法经营的企业,迫害的是每一位用心创作的文学家,摧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生活。 保卫我们的正常生活,已经迫在眉睫!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好好的没事,你折腾快递业干什么?

大家好,我是老古。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看着这些各部委不断地在推出各种行业管理办法,我只有不停地摇头。 要知道,快递业是中国受到管制最少的行业之一,也因此,中国的快递业成为了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快递产业。 中国快递业的价格,在欧美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在2021年爆发的快递行业价格战中,义乌地区0.3KG以下的快递收件价格从1.6元下调至1.2元。 你能想到吗?1.2元,从义务发到东北,需要仓库,需要发单,需要中转,需要货车,需要分拣,需要最后快递员送到驿站,还需要驿站进行整理。 一个快递从商家出发到达消费者手里,各个环节加起来的服务人员就十几个了,但是仅仅收1.2元。 价格就是效率的体现,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消费品价格不断的下降。二十年前,邮政发个包裹,得几十块钱,还是在工资干把块钱的时候。 这说明这么些年,政府对快递业的少干预是正确无比的。 没有高效的分工合作体系,是不可能做到这个价格的。 要说,中国最值得骄傲的行业,不是手机,不是5G,而是快递。因为这个行业,最能代表中国的市场化水平。 正是对这个行业的管制少,比如,大部分快递员是个体经营者,没有劳动法管制,比如,快递业税收也比较低,所以中国才有一年发一千多亿单、超级发达的快递业。 快递业的发达,还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的成本。想想,一年1300亿单,快递业要是每单涨个四五块,中国人买同样的产品,就得增加五六千亿的支出。 这么好的、领先全球的一个行业,你管他干什么? 从交通运输部发的这个规定来说,看起来是为了消费者,实际上完全是拍脑袋的错误政策。 因为,快递要不要送上门,消费者自己可以选择的。 你只要和商家说一句,我要顺丰,并补上差价,马上就能送上门啊。这么发达的快递市场,有什么消费者需求是满足不了的呢? 你要是都想送上门,只在京东不就行了,京东自营全是送上门的,就是贵个20%左右,大把有钱人,就从来只用京东啊。 快递送到驿站和快递箱,不过是现在成为了默认的一种选择。而要求送上门,反而成为了客户需要个性化沟通的一种选择罢了。 消费者不是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他就不买了。 一个人的行动,才表示真实的偏好。 既然消费者依然在网上大量购买,就说明,他们真实的偏好,就是接受这种快递方式。 这些部委,把网上的一些舆论,当作政策出台的依据。这些部委们要学一点经济学常识,那就是言论无代价,行动才是偏好的反应。 没有错,网上的确很多人吐槽快递,这很正常,谁都想又便宜,还更好。但这些吐槽的人,大多数是离商业很远的人群,有家庭主妇,甚至有大量的老人。 他们对商业的认知是非常低下的,但你要知道,现在连八十岁的老人家都在网上评论了。 他们根本不了解快递业的运作机制,只会说,以前怎么可以送上门呢?如果能送上家门,还是这个价格,那谁又不喜欢呢? 1.2元,你还想送上门?想什么呢?从义乌送到你家怎么可能是这个价格,你点个外卖配送费都要四五块起步了。 没有1.2这种快递价格,哪来这么多几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的东西? 他们还想用快餐的价格吃龙虾鲍鱼呢。你们是不是要规定快餐店,必须供应龙虾呢?是不是要规定龙虾只卖五块一斤呢? 但这种吐槽,不是消费者的真实偏好啊。 真按交通运输部这种管理办法实施下去,结果只有一个嘛,就是快递业全部涨价,从一块多一单,变成了四五块一单。 只要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们,去看一眼快递员是怎么工作的,你就会明白了,要想现有价格上不涨价,还送上门。一个快递员一个月最多只能赚个五六百块钱。 也就是说,这种模式是不可能在市场上成立的。如果可以低价,又可以让快递员送上门,这个商业模式成立的话,早就有快递公司这么干了,他们就可以把顺丰干死了。 任何行业竞争的方向不都是,便宜、质量好吗? 快递业这么多年竞争下来的结果,不是越来越快了吗?不是越来越便宜了吗?这就是迎合消费者需求的结果。 这些结果是政府规定带来的吗?十年前,你规定快递必须三天送到,他就能送到吗?不行啊,得依靠整个行业的效率革新、商业模式革新。 你规定快递一单必须多少钱,你能做到吗?不能,事实上,快递业的迅速降价,就是驿站的出现,让最后一公里的成本降低,使得快递员可以一拉就是一车货,直接倒在驿站就可以了。 他们送一份快递才五毛钱。如果你让他们每一个都打电话送,然后这个不在家,那个说下午送,然后要一个一个送上去的话,结果是什么,50单都会完不成。 一些傻子说,快递公司压榨快递员,让快递公司提高提成不就行了?一共1.2,全给快递员了,快递员一天的收入也才六十块。货车司机不要钱吗?分拣人员不要钱吗?快递公司不要交税,不要利润吗?五毛已经是快递业中最大的一个成本支出了。 驿站就是创新的商业模式,让快递价格变低的利器。 强行搞这种规则,行业不调整的话,只有涨价一途,最终,9.9的商品,就要从市场中消失了。最终谁受益了呢? 消费者买东西贵了,快递员收入少了,驿站倒闭了,商家卖货变少了。全是受损者。 我觉得中国的政府部门官员,应该要懂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最懂消费者的,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而是市场中每一天在竞争的企业家们。 任何消费者的不满,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商业机会,都叫作客户的痛点和需求。 快递业之间的竞争无比激烈,就连顺丰这样的巨头,都要参与价格战,不参与,他就死定了。 如果有市场上潜在的消费者需求未被满足,官员们不必担心,他必定成为另一家企业战胜竞争对手最重要的进攻方向。 你一个政府部门,懂市场吗?懂消费者需求吗?懂商业吗? 你们根本不必要关心企业要怎么服务于消费者,这是企业家的职能,不是政府部门的职能。 不要错把消费者不真实的、甚至是无知的吐槽当作民意去迎合,这样的结果,最终只能带来政策的反复,让这些部委的政策变得没有预期。 因为消费者会用行动来反应他们的偏好,等到快递价上涨几块了,所有的产品价格上升了,那最后,给你们的就是骂声一片。你搞这种管理办法的结果会让消费者满意吗?当然不会。 当然,对于这样的政策,我认为,也是一种无效政策。 电商平台只需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在选择配送方式时,标明要不要送上门,送上门加十块,那不就行了? 这有什么意义呢?你以为大部分消费者会选这个加十块的吗?原来包邮卖10块,现在要20,有多少人会选送上门呢?一旦代价清晰,他们马上就不吐槽了。 行动马上会体现他们的偏好,这时,他们就会说驿站好了,因为便宜。 各种部委实在没有必要刷这种存在感,企业只要没有欺诈,没有违法,那么,怎么服务消费者,完全不必你们操心,在办公室喝喝茶、刷刷短视频多好? 中央多次提出不要出收缩性政策,要和鼓励企业发展的宏观政策保持一致,要构建好的营商环境,但你们就是喜欢出来折腾,何苦呢?难道规定企业服务消费者的具体方式,是一种好的营商环境吗? 不过是给企业绑手绑脚罢了。 如果每一个部委都天天追求管这个行业、那个行业,给各种行业套上枷锁,那还搞什么经济发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

县城里的心理教师,和学生一样在崩溃边缘

这两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10-16岁的未成年中小学生中,约有14.8%存在抑郁风险,相当于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更高。 心理老师的存在变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正是这一年,26岁的文莉入职县中,成为这所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心理老师。 这里的学生很需要文莉。在严格遵循军事化管理的县中,他们背负着更大的升学压力,得到的却是更稀缺的资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关注。甚至抑郁症去污名化尚还是件难事,因为生病无法继续学习的孩子会被指责,“你是不是就想偷懒?”。 只是文莉刚想开展一番事业,就被狠狠泼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发配”去当主科老师和班主任,身兼数职。高强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她比学生产生了更多困惑。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写,或许正是文莉的心声,“教育只是社会的映像和反映。……老师们同样生活在整体的社会道德环境中,本身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又如何教给学生与众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据文莉的讲述整理: 一 没有成绩,你什么都不是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某偏远地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我喜欢与人交流,也喜欢当老师的感觉。在乡镇工作满三年时,我看到县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师,想着有编制、专业对口,县城中学应该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于是果断报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主科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主科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行政人员,需要额外承担校里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县里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早上六点多起床,六点五十就必须出现在教室,上完晚自习下班已经十点。上课、守自习、改作业、做材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经常整个半天都来不及去喝口水、上个厕所。 大小病不断,却没时间看病,都是自己买药,对着说明书服用。有时候,连去药店的时间都没有,尽管药店就在学校门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团买药送到校门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网络图片 感冒药、头痛药、喉咙药、退烧药……我的办公桌上什么药都有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 这是写在心理教育教科书上的话,也是我大学一直在学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校园心理健康支持系统,首先要有稳定、持续的心理课程,最少也要两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动,比如讲座、团辅、游园。还要有筛查测评,最少一年筛查一次,对有问题的学生不断地跟踪和反馈。最后,还要开展个体咨询作为辅助。 而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 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心理老师交流过后,我发现我并非个例。县里只有一所高中有专职心理老师,其他中小学的心理老师要么由教其他学科的非专业教师挂名,要么像我一样虽然是学心理出身,实际上身兼数职,没有接触心理工作的机会。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 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网络图片 那段时间唯一的慰藉,是抬头看看美丽的天空 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骑车去学校的路上,我经常会生出一种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路上,我无意识地不断问自己,我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我答不出来,但是脚会不自觉地骑车往学校的方向走。 有几次,我会莫名幻想突然出现一辆大车把自己撞飞的画面。走进学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时我已经是抑郁的状态了,可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心情关心自己的情况。 二 教育机器 这是县里规模最大的初中,每个年级有十几个班。人很多,但学校不大,两排教学楼、四排宿舍楼,和一个由简易遮雨棚充当的食堂,构成了两千多个孩子全部的世界。 这也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初中,把县里其他初中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学生能考上高中。 和许许多多县中一样,作为“全县的希望”,它肩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只能靠高强度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绩——这是心理教育无法开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每个建筑从二楼起都被金属质地的防盗网封得严严实实——我到学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险些在校园内跳楼自杀,那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装上了这些防盗网,从物理上切断了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 从此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监狱,从内到外都密不透风,让人感到压抑。 网络图片 教学楼里的走廊,也安上了铁栏杆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定死的,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从6:50上早读,从直到22:30寝室熄灯,学生们没有半刻喘息,去哪里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课,12:15去食堂已经几乎没有饭了,12:20要进宿舍,12:30值日老师开始查寝。 饭点的时候,食堂座位不够坐,端着碗的孩子坐满了教学楼一楼的阶梯。更多的学生为了节约时间坐也不坐,打饭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们打完饭,干脆边走边吃,走到洗碗池,饭也刚好吃完。 课间只有八分钟休息时间,有的课间才三分钟。已经如此短暂,学生们还只能在班级前后门之间的区域活动。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课间都有值日老师检查。如果有学生窜到别的班门口,就会挨批评。 我们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楼,背后就是一个花园,我经常把他们“撵”出去,让他们去花园里面玩玩。我说你们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鸟捉虫。但是他们已经麻木习惯了,很少有人下去。偶尔有学生玩闹一会儿,踩着铃声进来,就会有老师和我“告状”,他们觉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课就没精神了。 可是十多岁的孩子,正是爱玩爱动的年纪,保证充足的运动量才会更有活力。长时间关在狭小的屋子里面,非常影响身心健康。 网络图片 教学楼背后的小花园 我时常觉得这里像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把学生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学生们被剥夺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想法。 县中评价人的方式是如此单一,只有成绩。除了成绩,没有任何可以给到孩子支持的东西,孩子有特长、优势,也不被认可,不被尊重。学校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唯一一次破天荒地开了“兴趣课”,还是为了应付检查,抽出一个年级上,后来检查不严了,“兴趣课”再也没开过。 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学面对的已经是最末端的问题了。”无法改变现实,才只好诉诸心理,这样高压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我一个成年人都觉得压抑,要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三 “抑郁就是矫情” 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县城的孩子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谁说,没有任何能够求助的资源。 我过去接触过城市里的学生,他们会看书,会查阅资料后主动询问我:我有这些症状,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怎么办? 但是县里面的孩子是没有这种自我觉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们仍旧觉得“心理疾病离我好远”。当疾病真正发生,他们格外手足无措。 孩子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周围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个环境不允许学生有心理问题。 在县城,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见的错误认知,不是将其妖魔化,而是将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领导不止一次公开说心理学是假的,“信不信把学生送去州医院、市医院,全部都会诊断成抑郁症”。他们向学生传输的也是这种观念,“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你没有病”或者“我们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开全校学生大会,一位中层领导问台下的同学们:“你们谁敢说自己最健康、最没病?敢的人举手!”底下有同学举起手,他接着说:“等下我带着你去医院,一诊断,就是个重度抑郁。”举手的同学又默默把手放下。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装的”,是为不想读书找的借口。即使有学生已经去县医院得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他们也觉得医院的诊断是“骗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这样认为,每天说说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哪怕相关的科普已经非常多,在网络上几乎是个常识了。 而学生因为担心被老师贴上“矫情”、“懒”、“不想学习”的标签,不敢发现自己的问题,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网络图片 每个老师都要在校园的不同地方“站岗”,这是我值周时负责守的花园,晚上下自习也要来守,学校怕学生躲在这里谈恋爱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一条公路,帮他劝一个学生回校上学。这个学生在妈妈送他上学的路上,突然说,要是再逼他去读书,他现在就从这个大桥跳下去,或者撞车撞死掉。 我当时人不在县里,没法马上赶到,就在电话里多问了几句学生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我很震惊,告诉副校长,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明确地在实施自杀行为,要引起关注,赶紧就医,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让他回学校了。 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副校长依然坚持让我把学生“劝回学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愤怒地挂了我的电话。 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工作的常态。虽然是名义上的心理老师,但我几乎没有机会完整地跟踪一个案例。学校只在危急情况时把我拉过去,让我和学生聊几句,没头没尾的。 网络图片 我的办公桌上,总有一沓待批改的作业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仅得不到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和关怀。 县城地处流域的一处干热河谷,是全省闻名的农业大县,支柱产业是蔬菜水果种植和销售。在我们学校,只有极少数学生的父母是公务员或做小生意,这些学生集中在最好的几个班。其他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农民,对心理疾病闻所未闻。 我接触过一个女生,通过量表和结构化提问判断她确实有一些心理问题。和学生说了之后,她告诉我,“没关系的,我还能再撑一下”。我想联系家长,帮她寻求更多帮助,她只说,“老师你不要说了,说了家长也不会信,只会觉得我矫情,他们不会支持我的。” 还有一个尖子班的学生,最初班主任觉得不对劲,是因为他频繁地跟课任老师发生冲突。老师只是正常地说话,他会突然瞬间情绪爆发,站起来破口大骂,仿佛产生了一些妄想。 进一步观察后发现,他常用小刀划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浅一道排满了暗红色的刀痕。在寝室,他会毫无征兆地将头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来咨询我。我们都很担心他的情况,把他的家长叫到学校面谈,想让家长带他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没想到,妈妈来了之后对孩子的自残行为并不在意,她反复说,她和孩子爸爸平时都很忙,孩子是因为离家远,觉得父母不够关心他,所以要装病,以此来获得父母的关注。在我的强硬要求下,这位妈妈才答应带孩子住院治疗。 和一些学生聊下来我发现,他们的症结其实是在家庭。我在学校给他们做好了心理疏导,但是很难说服家长改变相处方式,学生一回到家,面对糟糕的家庭关系,很快又会重新陷入抑郁。 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父母会在他面前骂人、打架,说话也很难听,对他动辄打骂,但孩子从来不敢对家长说,这些行为对他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我把家长喊来沟通,他们满口答应,但后来问孩子,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更何况,很多时候,孩子心理上出了问题,并不比孩子成绩下降更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四 一则免责声明 疫情之后,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都越来越关注了。县里先后发生了两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之后,全县范围内的学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的重视。 这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我总觉得,我们离正确的路还有很远。 有学生自杀后,县教体局要求各个学校上报名单,排查“问题学生”。所谓“排查”,其实就是让班主任把单亲重组家庭学生、贫困生、残疾学生还有“刺头”都统计出来,选出他们眼中疑似抑郁症的学生,汇成一个六七十人的名单,让我给这些的学生开场讲座。 我听到这个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说这种“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学,抑郁症很复杂,不是开个讲座,说两句话就可以好的。要一个个单独地做辅导,才能评估到底是什么原因,对症下药。该就医要就医。 学校想的很简单,讲一场讲座就可以让他们舒缓情绪、不自杀了。他们不专业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带来更多不可想象的问题。 他们选出的人未必是抑郁症,却让我针对抑郁症讲,相当于给别人贴标签。里面有真实抑郁的人,一看这种专题讲座,就会立马对标自己,也会有病耻感。一群同样抑郁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认识,某种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会相约“集体自杀”。 我不愿意成为二次伤害学生的那个人,因此我拒绝了。他们又去找了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人家当然也没答应。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测,也许学校也知道这样没什么效果,他们只是把这些行动看作一则免责声明,一种出事之后可以为学校开脱的理由——“我们给他们做过心理辅导了”。 网络图片 23年的夏天,去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家家访,她们村有一棵酸角树 22年下半年,疫情卷土重来,学校三天两头封校。原本学生周末两天还能回家休息,现在只能呆在学校上课和自习。什么时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寝走过女生宿舍,经常听到阵阵哭声。 那段时间,很多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住院,光我们年级就有七八个。副校长对抑郁症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毫不在意变成了严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着“抑郁症不是病”,听说哪个学生得了抑郁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临大敌,让他们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长领回家,“反正不能在学校”。 有个孩子住院后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了,没上报就回学校上课。副校长发现后非常生气,当着全办公室老师的面质问班主任:“你们班主任是怎么防的?怎么会让这种学生进来?赶紧让家长领回家去!” 从专业的角度看,评估学生能否复学需要很多流程。医生出具建议书后,心理老师要对学生进行访谈,观察他的语言和认知,做一些小的测评。还要收集他周边人的反馈,看他的状态是否稳定。 只不过,学校也并不遵循这一套,全凭副校长自己判断,标准是成绩。如果住院的学生成绩很好,他会希望学生尽快返校;如果学生成绩较差,他就会让学生赶紧回家。 网络图片 封校的日子里,学生们说学校小卖铺的纸太粗糙且贵,让我帮忙“代购”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两位不同学校的心理老师,被县里组成群访工作组,为各学校排查出的问题学生做心理咨询。 其实在我们看来,充其量只能算是访谈。心理咨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只能和每位学生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难,更不用说帮助他们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我们都觉得,拉我们去只是走个过场,假装全县很重视这个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觉到其他两位老师和我一样,还是想努力做点什么,可能学心理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每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需要校方、家长注意什么,我们还是会整理成文字交给他们的班主任。 群访结束时,我们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及对部门和学校的建议。报告交上去,没有任何回应。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王五四:莫言莫敢言

上午去了下医院,量血压的时候,数值把旁边几个围观的老大妈吓坏了,当时也是因为她们的围观,我量了几次都操作失误,导致血压无形中也更高了,围观改变不了中国,围观可以改变血压,医院得想办法保护病人的隐私。这种事其实就像围观网络荒诞剧,什么起诉莫言,什么不买农夫山泉,理它干嘛,越搭理它它情绪越高涨,也直接导致网民情绪高涨,血压能不高吗?怎么办呢?遵医嘱,医生看了我的检查报告说,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激动。 现在有病的人的确越来越多,希望能有代表委员提议给全国网民发放降压药,上网前服用一片,稳定情绪,平和发言,下网前服用一片,抑制思想波动,共建和谐社会。对于有些病情严重的,特别是经常打着爱国旗子的人,如果他们打着爱国旗号赚钱,倒也是正常人,但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利益,而是打着爱国旗号抠字眼扣帽子搞文字狱那就得全面检查了,查查脑子的含水量,查查心里的含屎量。特别是一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且利十五亿人的,比如说那个起诉莫言的毛星火,他要求莫言赔偿全国十五亿人一人一元的名誉损失费,但从这点要求来看,他应该是含水含屎量偏高的重度用户,据律师说,要求赔偿十五亿也不是不可以,但按照法律程序他得先交750万的诉讼费,这说明他脑子里有水,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纯净水也不是矿泉水,是坏水。另外,他把中国人民的名誉损失费定价为一人一元,连瓶农夫山泉都买不起,良心大大的被狗吃了又就地消化完毕,含屎量极高。 至于毛星火起诉胡锡进,真没啥好评论的,就四个字,同行相轻。都是吃屎的,但狗和蛆是不会成为好朋友的,毕竟狗还会接盘,而且狗认为它只是舔舔尝尝,而蛆是生活在里面且乐在其中。其实毛星火这类人和事,二十年前的网络上就有了,都是无人搭理的,之所以现在发生还能有点热度,实在是现在的网络世界太干净了,清朗之风,徐徐吹来。就像一个抽水马桶,按钮一按,污秽之物冲尽,剩下的水清澈见底,只不过有时候有些人,要求它是娃哈哈的,不知道他们是要喝,还是要洗头。更有一些人和部门,故意不按下冲水键,搞得网络环境臭烘烘,其实也不太臭,就是有些人喜欢凑近了闻一闻,所以对于毛星火这样的人,虽然暂时冲不掉,心里怪膈应的,但是只要你不凑近,它的影响力没那么大。 写到这,有人会说感觉写了很多屎尿屁,但没办法,评论对象如此,写作讲究有感而发,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最直观感受。对于莫言,我觉得他肯定感到委屈,更多的是无奈吧,作为公共人物,我们当然可以对他有更高的要求和期盼,作为个体,我们也得理解他的难处,这种区分有必要,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本来也不需要,但当下的舆论场,就是这么低端,二十年前讲过的话和不屑于讲的话,放到现在都是知识点和金句了。该表达的,莫言都表达过了,比如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莫言也谈过宇宙也说过人类的渺小以及对生死的看淡,莫言还说过,“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我非常理解。但争论是避不开的,你虽然可以一言不发,但恶人往往会主动找上门并且推动事件的发展,恶人自有恶人磨,但恶心的人,不仅没有恶心的人磨,它们反而会聚在一起。 所以对于莫言的态度,你可以简单的认为他就是公众人物,因着公众名声获得了公共资源和特殊的地位,你可以依此提出要求,但我们得明白,这肯定只是要求或者说期盼,而不是法院判决,因为你连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都搞不太清楚也搞不太定,就别指望单纯的按照逻辑要求莫言干啥了。另外,你还可以依据你了解到的信息,以及你的专业研究领域,将莫言解剖慢慢分析,得出不同时期的莫言的不同结论,总而言之,批评和指责都可以,但别犯知识分子的幼稚病,另外,也没必要神话和膜拜,给莫老师祛祛霉,给自己祛祛湿。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知识分子往往经得住黑暗的压迫,但无法经得起一丝光明的诱惑。”挺有道理,而且这句话会让我想起几个人,他们很有勇气很有担当甚至很正直,但作为知识分子和榜样,他们的脑子和眼睛真的不太好用,有些甚至良心也不好,更何况,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知识分子的人,既经不起光明的诱惑,也经不起黑暗的压迫。所以对于莫言,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曾经做了个梦,我跟莫言说,你不能莫言,你要敢言,莫言说好,我改名叫莫敢言,于是我想起那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很简单,那就是生态或者说生存条件,什么样的生态决定了什么样的生物能存活下来,比如说我前几天提到的企业家、中产阶级以及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狗和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配不配,先看大环境是不是适合他们存活。就像我在网上看到的那段对话,唐僧被妖怪抓进洞穴,妖怪问:“那和尚,你凭什么说我是妖怪?”唐僧说:“在如此肮脏恶臭之地,你仍然能过得山好水好,多半不会是个人。” 有时候,其实雨不大,只是风搞得紧张,那滩屎不值一提,只是别凑近了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感谢在每次不公中站出来的女人们

2001年8月2日夜,河南平顶山市叶县湾李村一名13岁女孩在河堤被奸杀,村民李怀亮因当晚在现场附近经过,被当做犯罪嫌疑人刑拘后被捕。 但李怀亮的姐姐李爱梅说,案件存在三大疑点:现场的血迹属于O型血,李怀亮是A型;被害人体内的精液与李怀亮DNA不符;现场鞋印和李怀亮足迹对不上。 此后数年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案历经两次发回重审。2006年9月27日法院第二次发回重审后就没消息了,李怀亮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不判也不放。 李怀亮和他的家人一直在喊冤。但有个内情他们并不知道,也根本无法想象——在证据不足、争议较大的情况下,法院一位副院长和被害人父母会面,死者家属承诺只要判李怀亮死刑或无期,就不再四处告。两名见证人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书签订时间为2004年5月17日。 2012年2月21日,有人把“死刑保证书”发到微博上后,我立即赶到河南叶县去采访李怀亮案。 我在叶县工厂的门房见到了李怀亮的三姐李爱梅,破旧的门房中一个冒烟的煤炉子,供她做饭、取暖之用。 在李怀亮案中,李爱梅一直在为他喊冤。她平均半个月去一次中院,一个月去一次北京,十几年来她一直奔走在为弟弟喊冤的路上。 通过和李爱梅交谈,我知道李怀亮的母亲孙景莲生前也一直在为他喊冤。 我2012年3月1日在《约定生死的“死刑保证书”》报道提级了孙景莲为李怀亮喊冤的细节: 孙景莲有6个子女,李怀亮是她的第三个儿子。为给儿子李怀亮申冤昭雪,孙景莲曾沿路乞讨,多次前往郑州和北京上访。 孙景莲想念儿子想得都要疯了,她一边上访,一边叩头求菩萨保佑她的儿子。 网络图片 2011年5月5日过世时,86岁的孙景莲头上还有叩头留下的脓包,但她在永远闭上双眼时也未能见上儿子李怀亮一面。 我当时在报道中还提及,虽然没有任何力证能证明李怀亮杀人,李也向家人亲属反映曾遭遇刑讯逼供,但在当地的协调下,李怀亮依然有可能成为河南第二个“赵作海”。 当时一位法院副院长也表示,为了不让被害人家属四处告了,他和对方谈了一天,表态可以由中院提审,尽量判李怀亮死刑,被害人家属同意并写下保证书,承诺如果法院按此处理,就不再四处告。 旧文回顾: 与信阳中院书——旧文重发 张战伟传——重发 孙力军传 过凉州户 王然救父 李书耀传 向于凯律师致敬 不整顿信阳公安卖官 整顿我也行嘛 释放周筱赟是盘锦唯一的正确选择 王栋检察官 你骂何光伟的样子“真帅” 《过冼村派出所》五周年 一定要阻止信阳公安的买官者继续升官 信阳公安卖官鬻爵 我告他们四年了 公开谴责中原区法院院长乔亦丹 过东亭派出所 谁给淮南寻衅滋事朱玉珍的底气? 从信阳到内江  谁在袒护买官者? 登闻鼓考 公开谴责信阳前市长尚朝阳 和信阳前市长尚朝阳睡过的女性 你们还好吗? 我被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跨国投诉 袒护信阳公安买官者 信阳纪委书记杨蕾落马 信阳的领导们为何热衷卖官鬻爵? 敦促新密法院院长郭红伟等人立即投案 并不是每个派出所都在冼村 舆论和权力谁能干预司法? 青岛要容得下张文鹏 贵州高院认定我对省领导发布“不负责任”评论 毛星火没资格代表我起诉莫言 我对李怀亮案的报道引发河南高院高度关注,河南高院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立即再审李怀亮案宣告他无罪,河南还籍此启动了“长期羁押案件专项清理”活动。 后来我的同事石玉(原名施平,现执业律师)曾就此专访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张立勇表示面对错案会勇于承认错误……“该宣告无罪的要宣告无罪”。 这些年我见过了太多的冤案受害人及其家属,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喊冤者好像都是女性,遇到冤案后站出来的往往都是母亲、姐妹、妻子、女儿。 这些女性家属通过鸣冤叫屈为亲人争取一个公正的说法,不了解情况的人很难想象他们的遭遇和苦痛。 在我看来,诸如李怀亮案中磕头喊冤的老母亲孙景莲和多年来奔波在喊冤路上的姐姐李爱梅们,他们就是司法不公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是他们的不屈照亮了中国的法治之路。 李怀亮案是我接触的其中一起冤案,如果没有他的母亲孙景莲、没有他三姐李爱梅,他可能至今还被羁押在看守所。 今天又是国际三八妇女节了,这些年很多冤假错案都让我们深感震惊,期待司法公正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要向所有为亲人蒙冤而努力的当事人家属们说声“加油”,向在所有不公中站出来的女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正是因为你们的努力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我想起来念斌案中念斌的姐姐念建兰、还有十几年前在微博上结识为其弟鸣冤如今又被寻衅滋事的朱玉珍大姐、为弟弟连卫东喊冤数年最终让弟弟无罪的连蜀教授……她们这些姐姐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她们一直是弟弟生命中的参天大树,血浓于水的姐弟之情是人世间最坚固的亲情; 念斌案平反时,我在微博上为念斌写了个传: 念斌者,闽中平潭人。和谐三年夏,邻家二子,惨遭毒杀。斌成疑犯,下狱。或竹签插肋、榔头敲打,或恐抓其妻。乃咬舌抗暴,不堪刑讯,认罪判死。斌父闻之,悲伤辞世。斌母亦失常。三司会审,四判死刑。斌姊建兰,为弟鸣冤,XX二年,终获重审 ,还斌清白。太史公曰:命案必破,冤狱不绝,苍生何辜? 我还想起了为母亲李淑莲蓄发鸣冤十数年的李宁,当年她的那一跪让我深感震惊,还有她十数年几乎天天都在微博上为母亲喊冤,她为她母亲讨要公正付出了大好的青春年华。在这里我也要对新浪微博和微信公号等社交媒体平台说声谢谢,新浪微博等让诸如李宁这样的鸣冤者有了一个说话的地方; 网络图片 我想起了广西来宾律师冯波涉黑案中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周凌燕,她不仅四处奔走呼号,还为儿子亲自写文章喊冤,在冯波的辩护律师刘长、王昊宸公开网络辩护后该案二审才允许更多人旁听。如果没有这位老母亲的坚持,冯波这会应该也只能认罪服刑了。     为了丈夫而勇于站出来的妻子就更多了,比如安徽的吕先三律师,如果没有他妻子赵静的坚持,没有她找到周泽、斯伟江为吕先三冒险辩护,吕先三可能这会还在服刑;山西太原水利勘测设计院原院长韩建忠的夫人,不仅长年为丈夫喊冤,这位韩夫人还亲自出庭为夫辩护,哪怕被警方传唤她也一样勇往直前;在江苏泰州的林明亮冤案中,林明亮的妻子李昀耘不仅坚持天天在微博上为他喊冤,这几年她还参加司法考试并且通过了司法考试,她正在学习并将法律付诸于实践为丈夫鸣冤;我还知道广东有位厅级干部的妻子也过来司法考试,她原本毕业于北大化学专业,在丈夫被冤后她也发奋学习过了司考;而在四川绵阳的曾建斌案中,曾建斌的妻子陈思宇在其姐姐过世火化完她姐姐后就被抓走,她是为丈夫喊冤而被团灭的家属。她去年被抓走时她的小儿子尚未断奶,两个大点的女儿也就才几岁,她为了她丈夫,用她的话说她可以“付出生命”…… 赵静、韩夫人、李昀耘、陈思宇……她们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气在为丈夫喊冤的同时,他们更是在用实际行动证明爱情的美好,他们为了另一半一直在争取公平和正义,他们甚至还以自由为代价在为丈夫喊冤,他们的做法足以感动并鼓舞我们每一个人。 管子说,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只有让法律公平公正的得到实施,将冤假错案加以纠正、对制造冤假错案的办案人员进行追责,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我希望我们能立即实现依法治国,你们的每次努力和抗争都要流泪甚至流血,不让女人被欺负、让女人得到公平和公正也应该是每个男人的职责。 我也希望所有执法人员面对鸣冤的女性家属们多些理解,而不能只听命于那些不法领导做家奴,把诸如陈思宇这样的鸣冤者赶尽杀绝。你们也有母亲、姐妹和妻女,虽然我不信佛,但我始终坚信有“报应”一说。 看看新闻我们就能知道,不仅有普通老百姓喊冤,也有检察官、法官和警察甚至纪委干部的家人喊冤。为了我们的司法公正,我希望每一位执法者也要尊重女性鸣冤者,因为你们的家人或者你们母亲、妻女也可能会为你们喊冤,善待喊冤者就是善待你们自己。 面对不公时站出来的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我们尊重,我再次以个人名义在妇女节向你们致敬并跟你们说声谢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何光伟v

为何我们总能选对“最差劲的处理方式”?

某地有个宾馆修停车场,应该是扩建影响到了周边小区,再加上酒店为了方便把十字路口圈了起来,导致业主和市民纷纷跑去投诉。 原本到这里都属于“正常矛盾”,也就是说正常解决就好了。坏就坏在市民报警后,一个带着徽章、类似干部的人(也可能只是酒店领导)跑出来放了一句狠话:我跟你说,这按照十年前把你埋了,你都不知道。 这就有点牛逼了,明明是你有错在先,还要埋别人。你是开酒店呢,还是开黑社会? 更诡异的是,这件事发生之后,大部分当地网友录下并上传到网上的视频,都消失了。发得快,删得更快,并且没有任何媒体去报道这件事。媒体的嗅觉是敏锐的,他们同时沉默,自有我们想不到的原因。 比如一个小小的宾馆领导,从哪里动用的力量全网帮自己擦屁股呢?只有一种可能,宾馆本身太牛逼。 目前网上几乎已经查无此事,不仅视频被处理的干干净净,之前看到的几篇文字描述也消失了。但对于已经看到过视频,了解过经过的人来说,这并不代表未曾发生,他们只会更加好奇,并与周围的人口口相传。 所以说,有些人再一次发现并使用了最差劲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与此前很多事件都极其相似,且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鼠头鸭脖原本就是个食品安全问题,结果学校和市监局联起手来忽悠,到现在“指鼠为鸭”几乎已经成了人人皆知的笑谈,消耗了不知道多少公信力。 还有周公子从来不喝20万一斤的茶叶,递烟给他的领导没有任何问题。可随着胡强副省长落马,周公子又被人们拉出来谈论了:当初不是说胡副省长没有问题吗? 北极鲶鱼更是典型,原本几天就能解决的问题,硬生生拖了几个月,由于群众不肯松嘴,最终还是只能公开处理。但显而易见,若把同样的处理结果提前3个月,北极鲶鱼事件只会被人们当个屁一样给放了,哪会像现在一样存在每个人深深的脑海里。 每次都能找到一种看似迅速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代价的办法,真得好吗?当事人当然不介意,得到便宜的是他,但付出代价的却不是他,而是官方、是公信力、是帮他擦屁股压消息的人。 最后说一下媒体,阿根廷的新总统米莱,取缔了一大批媒体,他说他们没用,只是一些人发声的喉舌。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媒体无用,但米莱的话是值得思考的:媒体的价值在哪里?媒体的受众又是谁? 如果媒体不能给社会上那些不公的事情、匪夷所思的新闻、口出狂言领导一个特写,那么他们如何为受众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没有价值的东西,必然随着时代而被淘汰。 我们的媒体自然还是有点用的,比如之前李树山举报县委书记反被抓的时候,有媒体站了出来;前几天女企业家讨薪不成反被抓的时候,又有媒体站了出来……他们不常出来,但偶尔也会出来。当然,还有一些从不出来的。 我越来越好奇,那些从不出来的媒体他们存在的意义。他们的拍摄装备似乎早已被那些抢记者手机的人砸烂,如今全身上下,只剩了一个“转发”的按钮,和判断能否点击那个按钮的脑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走读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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