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節快到了，各地麵包店開始出現復活節應景麵包；因為不同的信仰傳統，各地區各有獨特的復活節麵包。 kulich 復活節食用的麵包 這是東正教的復活節應景食品，世界上信仰東正教的國家，有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塞爾維亞等。以傳統的復活節習俗而言，復活節前，家家戶戶會製作復活節麵包Kulich，在復活節期間食用。Kulich麵包外表是較高身的柱體，上面有白色糖霜和五顏六色的裝飾，造型十分可愛。東正教徒會把復活節彩蛋及Kulich麵包帶到教堂，聽神職人員誦經祈禱，以祈求祝福，並每天早餐享用這些受到祝福的Kulich麵包。 復活節食用的麵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Osterkranz 生生不息花環麵包 花環面包起源於巴伐利亞的辮子麵包，在德國南方、奧地利、瑞士都常見，是當地人早餐和下午茶的甜點。在復活節做成花環造型，特別象徵一年12個月，生生不息。在麵包的每一個環節擺上一個蛋裝飾，非常應景。根據傳統，人們會在復活節前進行40天齋戒，並在復活節星期日的早上，吃這款花環麵包，象徵耶穌永生的活糧。這款麵包以高糖、高奶油製成，烘烤時香氣四溢，口感鬆軟，非常美味。不只復活節期間，在新年也會出現。 生生不息花環麵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Hot cross buns 分享好運的十字包 十字包源於英國，最早可溯至十二世紀。相傳有位英國教會修士在小圓包上畫一個十字交叉，象徵耶穌受難背負的十字架，後成為復活節的標誌。英國的熱十字包是一種甜麵包，頂部十字是糖粉或麵糰做成，內部有葡萄乾和香料。英國民間有許多關於熱十字包的傳說，其中一種說法是在耶穌受難日當天烘培並供應的麵包，在接下來那一整年都不會變質。現今很多人樂於相信的是，與他人分享熱十字包，可把好運分享給對方，並保證下一年友情不變。 分享好運的十字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一、把香料和果乾均勻揉進麵糰 熱十字包口味的麵包是添加了香料，及事先腌漬入味的柑橘果乾，透過揉面的過程，將香氣布滿整個麵糰。 二、用十字裝飾賦予不同風味 如何在麵包上放十字？可加上麵糰做成的條狀，也有很多同時可賦予風味的替代方式，例如刷果醬或灑糖粉。 用十字裝飾賦予不同風味（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三、嘗試不同的十字包吃法 典型的十字包吃法，是橫切開來夾上奶油或果醬。不同的吃法有仿效吐司，做成奶香濃郁的烤十字包布丁。
邯鄲三名初中生殺人埋屍案，讓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孫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題為《不想討論別的，就想問一個問題：那三個少年，何以殘暴至此》。 文章講了四個故事，其中兩個，有關人與人；另外兩個，有關人與動物。 故事講完，答案呼之欲出。孫教授終歸沒有直說，只是拋給讀者一連串問號。 網路圖片 年齡大了，見不得殺戮。對於此案中的血腥慘烈細節，幾乎沒有勇氣細讀，只是記住了兩個案外的情節。 第一個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兇手，翹著二郎腿，臉上充滿笑意。 第二個是，一人事發後躺在床上打遊戲，第二天還能若無其事地去上學。 這種氣定神閑，比殺人埋屍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這一點，同樣刺中了孫教授。 案發後，校長說學生遇害純屬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學校沒有受到欺凌。 這難免有推卸學校責任之嫌，但我還是選擇相信校長。那麼問題來了，或許校長也不明白，抑或沒來得及思考，自己的學生何至於殘暴至斯。 如果有機會，很想拋開事件本身，跟這位校長聊一聊，在其從教生涯中，有沒有向學生施加過「仇恨教育」的東西——倘若有，或也會被其認為這沒什麼不好，屬於正確的事情。 暫不論家庭教育，無從知道邯鄲這三個少年，在各自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學校教育。 決計相信他們在學校里，雖然未必經歷過拿「槍」刺殺安倍、背炸藥包之類的遊戲——這些在校園裡真實發生過，卻大抵不是以愛心取代敵意、以悲憫取代強蠻、以寬厚取代偏狹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幽暗、殘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壓或無序社會中的人，只要有合適的土壤和機緣，人性里的惡就會發芽生長。 好的教育，弘揚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內心變得柔和溫淳；壞的教育，誘發人性惡的一面，使人淪為禽獸。 根據孫教授講述的故事，邯鄲三少年的惡，連禽獸都不如的。 從生活經驗來說，在許多暴力、戾氣事件的背後，都有一種極端主義的思想魔影在推動。 仇恨教育、仇恨思維影響之下的孩子，必然從小對周圍世界缺乏安全感，對周圍人沒有真正的信任，長大後與人共事合作也會磕磕絆絆，往往對強者諾諾唯唯，對弱者施予暴戾。 這些年，校園欺凌現象愈演愈烈，很多行為殘忍到令人髮指，背後很難說沒有仇恨思維所強化的極端傾向在起作用。無非認為有些生命是可以輕視乃至消滅的。 其實不止於學校。我們成年人的社會，不也每天都能聽到對抗那個、抵制那個、平掉那個的聲浪嗎？總之都是仇恨的聲音，且分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為基礎，終將造成一種精神品質的畸形發展。 一個正在辦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決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學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驚悚。 孫立平教授憂心忡忡卻欲言又止的，不外乎於此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著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對襁褓中母親出走的感受。 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會想她。」 隔著38年的時間，和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牆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就像20歲那年徒然的尋找：偶然聽人說在大冶市街頭看見了母親，他和啞巴大哥一起趕去，輾轉三天一無所獲。 在這座監獄的高牆裡，羈押著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里，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當他們偶爾在社會新聞欄目驚擾人們的目光，多是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張丹丹是例外。 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有留守兒童經歷的服刑人員成了她近年來關心探究的群體。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張丹丹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研究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著重要影響。這些人的生活軌跡粗糲凌亂，以致拋物線式的沉淪，或許從父母離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留守兒童數量仍在節節攀升，「留守兒童犯罪」問題也成為熱門話題，但他們步入成年後的軌跡，仍舊處於晦暗中。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里，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歷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時鐘被強制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沒入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姚義秋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監獄的高牆，一種無形的線索開始代際傳遞：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他們童年的經歷。 1 磚頭和面具 鄧暉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 他似乎從幼年起，一直在抗拒著什麼，卻連自己也說不明白。譬如對於父親存歿的答案，監獄管教幹部的信息是，鄧暉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坐牢，之後越獄失蹤。而鄧暉重複了兩次的回答是：父親在他生下來半年後死去，爺爺奶奶沒有告知死因。 引起鄧暉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話，或一個詞。去年年底，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鄧暉，鄧暉一直暗暗忍到過春節，找機會用地上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縫了好幾針。事後鄧暉被升為「嚴管」，會見時他的胳臂上帶著標記。鄧暉心情沉重，但「硬氣」著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鄧暉盼望著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信心。 「一塊磚頭」式的鋌而走險，橫亘於曾經的「留守兒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間。 記者接觸的十幾位犯人中，年齡大多是80或90後，罪案絕大多數和暴力相關： 鄧暉，原為「飛車黨」，在團伙搶劫作案中擔任摩托車手，發展了兩位女孩入伙，判決時被定為首犯； 姚義秋，夥同他人入室搶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險柜鑰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兒童背景的農民工結夥，攔路搶劫六次，打傷反抗的受害人； 崔凱，因為受同事欺負，手持紅酒開瓶器捅瞎對方眼睛； 吳金森，受表哥教唆，組織婦女利用改裝的運沙船，偷渡出國賣淫，被定為拐賣婦女罪； 王飛，攔路搶劫團伙成員，敲詐勒索，持兇器攔路搶劫，有次開車撞倒一個摩托車女司機，臨時起意順道搶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級傷殘。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攔路搶劫和故意傷害是農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為，高於民眾印象深刻的強姦等罪行，經濟智力犯罪比例則很低。這和她研究得到的結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犯罪群體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幾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於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水平。這和他們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單親背景下，缺乏人性滋養和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機會缺失有密切關係。在張丹丹課題組對這個人群發放的問卷調查中，51%的服刑人員表示：童年曾經對於父母不在身邊感到不開心。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長期的犯罪案例跟蹤中，得到了和張丹丹相似的結果：留守或單親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後的暴力型犯罪有著密切關聯。她接觸的近十起死刑判決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沒有母親陪伴，由爺爺撫養成人，成年後發生暴力犯罪。 張丹丹曾組織上千名犯人做過一個「搭檔分錢」遊戲： 兩個人分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百元人民幣，其中一人扮演領錢者，負責分錢，領錢者有權決定自己分多少，留給同伴多少；同伴則有權接受或者拒絕。領錢者的分配決定一旦被同伴拒絕，這百元人民幣將被收回，兩人都將一無所獲。 遊戲結果說明，第二個搭檔對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識很高，而第一個人卻較少考慮同伴的公平待遇，導致將近40%的犯人搭檔最終分錢失敗，以一無所獲告終。 用留守兒童背景犯人崔凱的話來說，「覺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獄後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矯正下，多數犯人看起來能順利談及自己的過去，以致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性缺陷的聯繫有某種認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談人生哲學。 但這種在強制矯正和評分減刑體系下的反思，有時近乎另一種樂觀的面具，他們內心的某些陰影並非真的可以如此輕鬆面對。 對於參與入室搶劫的經歷，姚義秋始終不願接受自己是主犯，強調自己是「幫忙」，雖然是他拿刀脅迫已經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賣婦女出國賣淫的犯人吳金森，仍然覺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慫恿下「跟著玩玩」。 鄧暉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后座可帶4個人」。案發後主犯之一脫逃，被抓的鄧暉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後來想，案子總要有個說法，認了」。實際上，鄧暉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鄧暉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 鄧暉和相依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時，會常和老人們打電話，聽到鄧暉的聲音，老人們高興不已，鼓勵他在外面好好乾。可「最終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負疚成了鄧暉在獄中沉重的精神壓力。 浙江台州人楊道德10歲之前也由爺爺奶奶撫養。他24歲時因搶劫入獄，父母只能瞞著年老多病的老人，說楊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將出獄，而實際上還有5年半。楊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還等得到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則是失望加上路途遙遠，家人很少探視。 對他們來說，回歸高牆外的社會，擺脫早年滑落的人生軌跡並不容易。學習電梯等特殊行業操作技能，是監獄為他們提供的職業準備，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長年代的「留守陰影」是他們沉重的課題。 一旦走出高牆，「刑滿釋放犯人」的面具仍舊戴在他們臉上，和內心艱難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認同產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敗。監獄很難聯絡釋放的犯人，「有聯繫的都是好的，壞的就沒有下文」。再次獲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幾年之後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迴流到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進這座監獄。 這是高牆內的管教矯正體系無能為力的。 2 玩偶的陰影 姚義秋的童年世界缺少聲音：父親是啞巴。媽媽離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啞巴，二哥對於淘氣的姚義秋，更多用拳頭來說話。媽媽離家的時候姚義秋剛剛知事，雖然家裡找不到一張媽媽的照片，但他腦子裡一直刻著媽媽最初的樣子。 姚家窮，米飯不夠只能吃紅薯，鄰里鄉親不大看得上他們。春天插秧時，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鋤頭挖地。到姚義秋讀書的年紀，家裡連一個學期二十塊錢都拿不出來，他只念了一學期的書就回家打豬草、做飯。 生長在全是男人的環境中，姚義秋習慣了使用拳頭，卻一直渴望有個姐妹。直到十五六歲時，大哥找了個身體殘疾的嫂子，家裡才有了女人的氣息，但這點彌補來得太遲，姚義秋已到了出門打工的年齡。 童年時，崔凱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肅白銀市下面的村莊里，他3歲時沒了父親，母親一直在城裡賣服裝供養他和弟弟。母子只能個把月見上一面。每次的見面和分別，距離都扯動著崔凱的心，到現在他都記得，那時最嚮往的事就是和母親在一起。 9歲那年，他真的進了城，和母親住在一起，卻發現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媽媽忙於生計，沒時間理他。他像在鄉下時想念母親那樣，開始強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時間就回鄉下呆著。外公外婆雖然也不善言辭，卻能給他更多的溫暖，相比之下，媽媽似乎只負責提供食宿。 鄉下的生活並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們會有意無意提到崔凱「孤兒」的身份，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進城後母親沒有心力管束，崔凱打架的習慣變本加厲，漸漸發展為學校之間拉幫打群架。 驅動崔凱打架的動力並不是無畏，而是恐懼：「別人打我，我咬著牙說打得好，你等著」，實際上心裡唯恐下次遭遇。有時睡著了崔凱也會夢見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後被抓，醒來非常鬱悶。高考那年，他和一個身高體壯的同學分到同一個考場，從頭到尾提心弔膽，出考場後那人果真截住崔凱，揍了他一頓。即使現在回到白銀市，崔凱覺得自己的恐懼感也沒有消失，為了戰勝這種恐懼，他就想法報復回來。 在和母親的關係中，崔凱逐步由淘氣犯錯誤後的挨打，變為反抗，到後來他開始推搡母親。「初三以後她打不動我了，只能一邊罵一邊流淚。」很多年中，對於母親招惹是非的寡婦身份和生計應酬，崔凱甚至有一種模糊的嫌惡和憤怒，同時又嫌惡自己。 母子之間的情感高牆，直到崔凱進入現實的高牆之後才有機會拆解。服刑期間，監獄管教幹部了解到他的心理問題，出路費安排了母親遠道前來探視。 「第一天一小時，第二天兩小時。頭一天我說，她聽，把從小到大，想說的基本上都說了，包括怨。第二天聽她說，她跟我講，媽這樣肯定是沒做好，但能力範圍在那，做不好。媽媽的眼淚像瀑布。我當時撐著，回到監號也流淚了。這次見面後，心結就打開了。」 和解之後，母子之間每個月會通信，有機會就打電話。信中母親問及崔凱以後作何打算，他告訴母親，出去後要腳踏實地生活。 「90後」佘念武是河南光山縣人，父母每年到山東打工，過年才回家，祖父母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對於聚散離別，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彆強烈。過年節父母回來時，佘念武高興得哭，走的時候又難過得哭。「我哭著不讓他們走，他們不說什麼，媽媽也哭。」 在夢裡，佘念武經常看見爸媽回來，帶著玩具和衣服，他在這樣的夢裡才會笑出來。小時候佘念武的學習還好，上初中之中開始泡吧，逃學，爺爺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給他錢，要錢就給，一周給五六十塊，佘念武也記不得在網吧里花掉了多少錢。 初三上半學期，佘念武輟學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東，佘念武又捨不得爺爺奶奶。到山東後他插班讀書，跟不上學業，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爭執，並在十八歲那年離家出走。父母輾轉把他尋回來，可他終究還是輟學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軌跡一直在爺爺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濟南之間往返。 吳金森的童年看起來要愜意一些。他家住在廣東河源，父母和幾個親戚都在珠海打工，父親當協警，母親承包飯堂，在城裡起了房子，經濟條件不錯。吳金森小時候在河源和爺爺奶奶生活，之後去珠海上民辦學校，寒暑假仍舊時常回到老家。在鄉下，他呆不住，問爺爺奶奶要了錢，自己坐火車到處逛，沒錢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吳金森的父母重男輕女，作息時間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麼管束他，只是不斷地給錢。在學校里，吳金森和一幫本地同學一起欺負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學，這些少年本與他同命連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兒童。吳金森就是「看不得他們跳，聽見他們說話大聲，就過去打」。 打傷了人，媽媽賠點錢了事，告訴他自己沒吃虧就好。聲名狼藉的吳金森上了當地學校的黑名單，四個月換了三所學校，每到新校，就帶一幫人去挑戰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終於輟學了，這是早晚的事，他從小學六年級就由開迪吧的表哥帶著吸食冰毒和麻古，幾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獄前，父母對此都不知情。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八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衝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衝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調研表明，中國留守兒童嚴重自卑，對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評價偏低，卻又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情緒不穩定，容易出現恐怖、偏執、敏感等癥狀，對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內向容易受欺負，不公平的感覺強烈；容易厭學輟學。陪伴他們成長的，不是溫情與引導，而是恐懼與傷害的玩偶。玩偶的陰影，難免會投射到他們的成年人生中。 3 下墜拋物線 楊道德成年後的人生軌跡，近似一條逐漸下墜的拋物線。 高一輟學後，楊道德在家呆了兩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學徒，學了幾個月，沒學會。改學電腦編程，編程課要讀一年，他覺得很辛苦，又換成到理髮店上班。這個生計他認為還算輕鬆，但他理髮技術始終不太好，賺的工資不夠花，他就向家裡要。 時間長了，他嫌理髮賺不到錢，離開理髮店到街上晃悠，在羅湖區地面四處貼包小姐廣告，替人介紹給賣淫場所，賺取差價。「當時沒覺得這不是好事，能賺錢就行，有時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發小廣告時期，楊道德認識了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同鄉。楊道德知道他們干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伙，跟著他們出道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後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怕吃苦，小時候受寵，爺爺奶奶沒要我干過活。感覺自己從來沒認真地做過一件事，談戀愛也是隨便談一談。」楊道德覺得，這是自己不知不覺中沉淪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連去搶劫都沒有想過後果，不知道會坐牢。他後悔當初沒有繼續學做模具，希望以後出獄還有機會。1987年出生的楊道德，還剩5年半的刑期。 和楊道德差不多的拋物線存在於多數人的成年經歷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東期間，曾經到藍翔技校學開挖掘機，畢業後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遷。但他嫌鄉下寂寞，操作挖掘機太枯燥，半年後終究放棄了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廣州，沒有找工作，靠著積蓄和幾個同鄉四處晃。那年他18歲，出入K廳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幾個同鄉「兄弟」的錢都花光了，又無人想工作，終於想到結夥攔路搶劫的「職業」。他們這個搶劫團伙全部由當年的留守兒童組成，越搶越膽大，在六次作案之後被端掉了，「兄弟」們全都進了監獄。由於腦筋好使，佘念武在團伙中起著「軍師」作用，被定為主犯，獲刑14年。 崔凱的人生，則像是一塊表層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凱考上了蘭州大學計算機系，大學時代崔凱和同學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儉學支付自己的學費。從前的自卑敏感看似減弱，卻以別的方式顯現——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崔凱總是放不開。 臨畢業前崔凱沒有四處應聘，而是拿到畢業證後回家呆了四個月，在親戚的煤場看廠，「熟悉社會」。家人看著心急，安排他到廣州另一親戚開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這裡崔凱遇到了一位深圳來的老闆請他去公司做電腦設計。 2011年製造業不景氣，崔凱失業了，開始跑人才市場，應聘到一家國有遠洋貿易公司設計部，工資1500元，開始也就打雜，一年多後才有了設計產品的機會，薪酬增長，也漸漸受到重視，成為實際上的設計主管。崔凱沒有多少煙酒娛樂的花銷，一年下來有了10萬元積蓄。 手下一位員工對崔凱心有齟齬，這人身材高大，崔凱唯恐和他正面衝突。一天晚上，同事們一起K歌，那人喝酒後走到崔凱跟前：「要不咱倆練練，我看你很不爽」，接著就開始動手。剛開始崔凱不敢反抗，但對方不肯罷手，一瞬間高考那次面對大個子同學的恐懼又浮現了：「非常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讓他看看我發了火是怎麼樣。」 崔凱隨手抄起一個紅酒開瓶器，直接捅進了對方眼裡。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凱走進了監獄，並把所有積蓄賠償給對方裝假眼。在獄中，崔凱還常想像著出獄後再揍那人。直到媽媽前來探視，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憤怒，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憤怒並不源於「個子將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懼在那一刻爆發，使他的人生急劇墜落。 在這些農民工犯人中，何塗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夥開有加工廠。1981年生於湖南祁東縣鄉下的何塗源，一歲時母親就因心臟病過世，父親和5個姐姐照顧他成人，身為幼弟，他深受姐姐們的溺愛。15歲那年，何塗源輟學到東莞跟隨姐夫在工地上幹活。他「不喜歡累，吃不了苦」，沒幹多少活兒，一年後去惠州電子廠上班，拿著三四百元的工資又覺得不夠花，沒意思，回湖南家鄉呆了兩年後，去另一個姐夫的採石場里幫忙。 沒多久他就覺得家鄉沉悶，要趁年輕跑一下，再次到了東莞，20歲那年，「喜歡混社會」的何塗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紋上了一條龍。他跟人修過一陣子發電機，逐漸取得老闆信任。四、五年後，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拋光機蠟加工廠，每月收入達到三四萬元。這期間何塗源也成了家。 生意興旺，日子愈發多彩起來——他認識了各路老鄉，有開賭場的、有販毒的，何塗源混跡其間，「吃喝嫖賭不在話下，冰毒K粉也玩，剛玩時三天兩夜不睡覺」。他在外包房，甚至個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壞了起來，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沒什麼感覺。花在廠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漸漸下滑。何塗源想過戒掉毒癮，卻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兩萬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會把所有家底都吸進去。 入獄後廠子歸了朋友，妻子帶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沒有離婚，妻子每月還和他聯繫，等待剩餘兩年多刑期後的團聚。何塗源人生線頭還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當初，何塗源一陣陣後怕。 在這條逐漸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墜的拋物線中，最常見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滑落。像楊道德那樣「從來沒想過」是其中常態。即使進了監獄之後，23歲的吳金森也習慣性地迴避警官讓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認為「年紀小，不知道怎麼反思」。 網路圖片 這種蒙昧從他們的童年已經發端。2015《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顯示，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會一直延伸到他們的成年，沒有進入主流的意識，在社會邊緣輾轉飄蕩，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腳踏空。 4 養不好的傷 當留守或單親的孩子長大，情感世界始終有一個無法縫補的破口，令他們無從擁有一份圓滿的感情。張丹丹的研究顯示，監獄內的留守兒童背景罪犯，結婚率明顯低於農民工群體，尤其是暴力和搶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絕大多數人成年後的情感都是支離破碎的。 崔凱考上大學後，一個家境好的女同學主動接近他，不時給他買東西，崔凱心裡喜歡她，覺得把她帶在身邊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滿足感，「填補了空虛」，表面卻報以冷遇，害怕表白後被拒絕。他的邏輯是：「我喜歡你，你就得對我更主動。」女同學最終失望而去，崔凱遭受重創，「比一般的事更難受，只能剋制自己好好學習」。 崔凱總覺得自己很多感情表達不出來，不知對誰抒發，亦不知抒發對不對。看看書里寫的和電視上演的，他能在心裡籌劃一百種情節，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種辦法都沒有。 入獄後他很是後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動。這是進監獄後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開挖掘機期間認識了一個當地的高中生女孩，兩人談了戀愛。佘念武失業期間，女朋友考上了大專，勸他找個正經工作，佘念武當時聽不進去，兩人因此斷了聯繫。 入獄之後，佘念武思念女友，兩人恢復了通訊，但在漫長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這段感情終究無疾而終。對出獄後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個家。但他與這個期待之間，還隔著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歷。 鄧暉似乎從沒有放下過對同居女友的敵意。兩人1998年在鄧暉初次去東莞時相識，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當時鄧暉在快遞公司，女友則在手機廠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陽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兒時家裡養不起把她送了人，長大後她從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卻難得的開朗活潑，主動追求鄧暉，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兩年後女友懷孕生子。 鄧暉覺得女友同居前後判若兩人，什麼都要順著她，讓鄧暉無法忍受。女友則覺得鄧暉寡言少語，性格不好，兩人常有爭執。鄧暉打過女友幾次，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兩人鬧矛盾，鄧暉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鄧暉也不難過：「她跟我說明了，我說你走吧。」兩人分手後，鄧暉將小孩送回家裡由爺爺奶奶撫養。 鄧暉被抓前3個月，女友忽然打來電話說自己在老家養病，讓鄧暉給她寄2000元。鄧暉認為當時女友要麼走投無路，要麼是試探他是否還念舊情，他則給出了一生中最「硬氣」的回答：「你家裡2000塊找不到？我有錢，不寄給你。」鄧暉回憶說，儘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屢次動拳頭，但「捫心自問，我沒什麼對不起她。」 被抓之後，鄧暉甚至懷疑遭到女友舉報，但內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鄧暉被捕後，女友去過劉家想看望孩子，卻被鄧的祖父母拒之門外。 對於女友的敵意，或許潛伏著當年對母親的怨恨。小時候鄧暉偶爾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邊，覺得自卑。回家問爺爺奶奶：媽媽去哪兒了？一聽這話，爺爺奶奶就淚水縱橫，鄧暉不敢再多問。 「當時我一直在心裡問自己，為什麼你（母親）走了，把我一個留下。心裡想她，又記恨她。」 鄧暉從前並不太顧念孩子，「他生下來到現在七、八歲，三歲時見過一次，當時我回家鄉去看他。以後我五年沒回老家。」但現在，兒子是鄧暉對高牆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覺要想到天亮。」 姚義秋婚戀經歷之豐富，堪稱一本「教科書」。小時候渴望姐妹的姚義秋，成年後陷入「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廠打工時，姚義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鄉姑娘戀愛，在幾位追求者中勝出，四年後兩人有了小孩，回老家辦了結婚。他與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時卻不斷地和另外的女人產生糾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乾妹子。風言風語讓妻子傷了心，兩人協議離婚。 妻子去廣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義秋則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賺到幾十萬塊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那些年與他同居過的女子不止十個，最短的幾個月，最長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讓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個。 姚義秋曾和一個離過婚的女子同居，還想介紹她到建築工隊，被老闆娘以影響不好為由拒絕。姚義秋因此辭職，過後這女子介紹姚義秋和她叔叔合夥包工，姚義秋不識字，合同上籤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結果姚義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積蓄，卻沒有權力參與結賬。姚義秋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後，姚義秋仍然趕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罷。 儘管用情不專，姚義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廣州後，姚義秋仍然給她父母打電話，想爭取妻子回來。姚義秋有一張妻子的照片，在獄中仍會時常翻看，「想起她，心裡就難受，錯在我」。如今，和兒子的聯繫是姚義秋難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間唯一留存的線索。「他性格活潑，打電話的時候，有時會說想我了，但他跟媽媽關係更好」。 當年在孩子剛出生時，姚義秋曾經屢次和妻子商量讓孩子呆在身邊。「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不在身邊。孩子在一起，感情會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門打工，孩子最終被送回鄉下外公外婆撫養。 回憶往事，姚義秋猜想，「如果小孩帶在身邊，可能兩人不會分手。」 5 隱憂的鏈條 最近，鄧暉接到了老家爺爺奶奶託人寫的信，說家裡沒錢，拿不出曾孫上小學的費用。爺爺奶奶都已年過七旬，沒有收入，鄧暉回信說，實在沒錢，就不要讓小孩上學了。 這是從事心理矯正的管教幹警最擔心的事情。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入獄之後，孩子不僅成為第二代留守兒童，而且撫養他們的老人日趨衰老，輩分間隔更大，經濟情形更差。八歲的孩子很可能像鄧暉當年一樣在三年級輟學，繼續重複父親的軌跡。 這是一條隱秘的鏈條，在隔代之間傳遞，超出了監獄心理矯治體系的邊界。 監獄內的犯人年齡不少是70-80後，留守兒童的代際傳遞正在他們入獄前的兒女身上發生。和父母當年近於無聲無息的成長不同，6100萬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包括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心話題。 從2006年開始，陸續出現研究留守兒童犯罪的學術論文，以及政法機關的專題調研。但這對多數公眾還是一個新生話題，甚至有些聳人聽聞。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從2000年以來，中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違法犯罪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此外，本世紀初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曾經有一個統計，當時未成年人犯罪率約佔犯罪總數的70%以上。這兩個並無直接關聯的數據被媒體和公眾有意無意地歸併，造成「留守兒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這個流傳甚廣以訛傳訛的說法。 實際上，在一些地方的調研中，確實發現了留守兒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兒童的現象，山東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010年抽樣調查顯示，該省留守兒童犯罪率高達近13%，高出普通兒童11個百分點。但在全國層面並無相關數據。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李亦非稱，調研中並未確證小學生的留守背景與犯罪幾率有直接聯繫，但留守兒童在成年後，出現犯罪的幾率會更高些。這個問題眼下尚未進入公眾視野。 這和監獄管理方的擔心一致。一位管教獄警判斷，留守兒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達高峰期，因為中國打工潮出現在1995年前後，留守兒童現在大都在20歲以下，「他們成年之後進入社會，才是更令人擔心的時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進城的民工普遍沒有原始積累的機會，缺乏將孩子接到身邊安置或者回鄉創業的能力，因而留守問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會更趨嚴重。 網路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張丹丹研究的犯人群體大體處於75後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階段，在這個時間段，普通農民工群體的留守兒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個省農村入戶調查中，留守兒童比率已經上升到43%。 聯繫前述「農民工服刑人員留守比率遠遠高出普通農民工」的調研結論，預示著未來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樂觀。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Pro
孫立平老師在自己的公眾號上評論了邯鄲初中生殺人案。他講了幾個故事：一戰中有士兵要向敵人射擊的時候，發現對手在撒尿，他意識到對方和自己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下不去手了；有一隻狗在路上，看到同伴死去，久久不願意離開。 他的意思是，戰爭這種極端狀態下，人都不會這樣壞；而有時候，動物甚至也有惻隱之心，那麼，那三個小孩是如何下得去了手呢？是什麼讓他們成為了這樣的人？ 很可惜，他只是發問，沒有給出答案——可能是出於謹慎擔心刪帖封號，不想說太多。 對這次殺人案，網上輿論集中在一點，那就是要求判這三個兇手死刑，雖然他們只有13歲。我不反對這個訴求，儘管在法律上還存在障礙，但是在中國「特別惡劣」「影響極壞」的案子，也是有可能「例外」的。 有人有求懲罰兇手的監護人，我也支持。總之，我對兇手沒有任何同情心可言。 但是，我也認為，包括我在內，要求趕緊「殺掉這三個兇手」，除了是「樸素正義」外，也有一個因素：我們無法理解這三個小孩，也不想理解，我們甚至有一點恐懼，趕緊把他們除掉，讓這個事情趕緊結束。 說到底，我們更願意相信，這是一個意外，一個偶然事件，世界上沒有他們，就還是一個好世界。 那個初中的校長，也是這樣的認知。事件發生後，受害家屬找到他，他說，「（殺人）這只是意外」。昨天央廣網的記者找到他採訪，他說，兇手中有一個成績其實挺好（前十名），完全沒想到他會幹這樣的事。 校長一定不是在為他們辯護。他可能如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這個事，難以理解，也不想理解。這次兇殺案，媒體比較努力跟進，我們也多少獲得了一些信息，警方也及時披露了一些內容。 三個小孩是分兩次去挖的坑，坑深0.56米，不是傳說中的2米；三個13歲小孩，分兩次去挖，工作量不是太大——這個細節，其實只是說明，他們是有預謀的，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有預謀的殺人，而且手段兇殘；完事後三個人還像沒事人一樣正常去上課，有一個還是受害人的同桌。至少在案發之前，他們在教室里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模一樣。 真正讓我感到恐懼的是，就是這種若無其事：剝奪其他人生命，沒有對他們的心靈造成衝擊。作案手段兇殘，受害者的掙扎也對他們沒有觸動——他們似乎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孫立平老師講的故事，也是這個意思。人和動物，會對同伴有惻隱之心，能夠感受到對方的痛苦，這是一種能力。 但是，這種能力是天生的嗎？現在看來，至少對人類而言，這不是「生來如此」，而是後天也就是早期教育塑造的。 這次很多人都談到留守兒童和父母分離的問題，這可能會影響幾代中國人的「情感反應」。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如今留守兒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機，遊戲和視頻代替父母，更多陪伴著他們。 很明顯，電子產品帶來的衝擊，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手機里的「殺戮」，只會讓人痛快，而不會讓人感到痛苦。 其實我很想看到媒體報道，這三個小孩平常玩什麼遊戲，看什麼樣的視頻，他們這個「小組」，是在模仿什麼，要「實現」什麼？說得殘忍點，與其讓他們趕緊死掉，還不如進行更充分的調查和研究——他們真的是全國初中生的異類，還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 我也像孫立平老師一樣，發出了疑問，沒有給出答案。這是因為現實中有一個屏障。 我們這個社會對教育和兒童都非常重視，過去幾年，每個學期開學，網上都有中小學生自殺的帖子，但是沒看到報道，更沒看到有質量的統計和研究，因為我們認為這種事公開了不好，關於青少年的信息，應該更謹慎地管理。 對此我有相當大的疑惑。過去，我們是從「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認為自殺和犯罪事件可能會引來效仿，從而盡量保密。實際上，初中生人手一部手機，他們什麼都知道；他們甚至有自己的「少年社會」，而成年人卻還在「掩耳盜鈴」。 或許可以從這三個兇手開始，我們試著多了解一點，多公開一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邯鄲3名初中生虐殺同學的事件，震驚全國。對於這件慘案的細節和背後深層原因，人們已經進行了許多討論。 我一點都不想討論這些問題，儘管這些討論自有其意義。我就想問一個問題：三個少年，他們何以殘暴至此？何以在以如此殘暴手段殺人之後，還能安之若素地照常去上學？ 所有的細節與此無關，所有的背景與此無關。我就想問，他們為什麼能殘暴到如此程度？ 促使我提出上面的問題，促使我寫這篇文章的，是我想起以前文章中引用過的兩個故事。這兩個故事都是上海紐約大學哲學助理教授袁源在一次演講中講的： 第一個故事：是一戰時一位士兵在日記中記錄的一件事。他在日記中寫道：雖然我已經習慣隔著戰壕射擊敵人，但今天在休戰的間隙，我剛好看到敵人在撒尿，這種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點醒了我，讓我意識到敵人跟我一樣。面對一個在撒尿的人，我怎麼也無法開槍。 第二個故事：在阿富汗，美軍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小分隊被困在了一個溝壑里，遭遇從一個土坯房裡發出的猛烈的射擊。在獲取了隊長的批准後，下士喬瑟夫·西安諾將火箭炮發射器舉到肩頭，瞄準土坯房開火，炸掉了大半個土坯房。當塵埃落定後，他們才發現，塔利班把婦女和兒童拉到了土坯房裡作為人體擋箭牌。據喬瑟夫的戰友回憶，當時喬瑟夫只是一個人靠著牆，默默地無聲哭泣。喬瑟夫退伍以後無法回歸到正常的生活，夜裡也常常受到噩夢的折磨。退伍的幾個星期後，他開車撞上了電樁，死的時候才23歲。 對此，袁源老師說：對很多士兵而言，殺人的恐懼，甚至勝過自己被殺的恐懼。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這兩個故事後是什麼感想。請各位注意，這兩個故事都是發生在戰場。我們都知道戰場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那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場景。但即便是在那樣的場景之中，我們卻仍然可以看到人性的忽暗忽明的存在。 算了，我現在都不想在人性的層面來談論這個問題了，我們從動物性的層面來說吧： 2012年的某一天，在重慶市巴南區龍州灣，一隻黑棕色的流浪狗被車撞倒在地，已沒有任何反應。另一隻白色的小狗，正用爪子輕撫著它，並不時地用舌頭舔著它流血的傷口。由於當時馬路上依然車來車往，有行人擔心小白狗也會被車撞傷，準備抱它到路邊。白狗朝行人叫了幾聲，不願離開。交警趕來，將死去的小黑狗抱到了路邊，小白狗也一直跟隨著。然後他們在路邊找了一塊空地，將小黑狗埋了。直到這時，小白狗才默默離去。 再說一件動物與人類之間的事情吧。 在盧安達，動物學家黑斯受傷，躺在地上動彈不了，在那裡一邊呻吟一邊將目光落在一隻母猩猩的身上。黑斯永遠都不會忘記：那隻黑猩猩走過來，坐在離他很近的地方，將臉幾乎貼到黑斯的臉上，一動不動地盯著他的眼睛。突然，她用一隻手輕柔地扶過黑斯的頭髮。這個友好的動作母猩猩重複了三次，每摸一次都停頓一下。黑斯被感動了，因為他知道，大猩猩的性情通常都是很暴烈的。 至此，各位，我們還需要過多地討論人性與社會背景嗎？我就想問一個問題：這三個少年，他們何以殘暴至此？他們腦子裡有同類的概念嗎，是什麼樣的？他們腦子裡關於消滅另一個生命的想法是什麼樣的？他們腦子裡的那些東西都是哪來的？他們腦子裡灌進去的是什麼？清空的又是什麼？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孫薦讀
像「14歲以下免受刑責」這樣的規矩，究竟是咋來的。 各位好，昨天《全國的霸凌者，都在等著看這三個人渣的下場》一文，我們聊了一下邯鄲少年遇害案。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在要求判處三個未成年人殺人犯死刑，但不可否認，在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下，即便有殺人這樣的重罪，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 具體說來我國現行刑法按照年齡大小的標準，設定了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三重門」： 首先，年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對刑法規定的所有犯罪行為負完全的刑事責任。 其次，年滿14周歲，但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等八類嚴重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最後，年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如果你了解司法語言，就會知道，這三名年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殺人犯，正好卡在了那個微妙的坎上，估計最終刑事責任他們可能是需要承擔的，但與很多人期望的一樣判處死刑，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甚至幾乎不可能。 網路圖片 但反過來說，為什麼我們的法律會制定未成年人減刑甚至免刑的相關條文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讀完這篇文章的解析，你會理解，今天看似司空見慣的法律常識，其實背後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源流。 我試著為您縷清。 1 我國的現行法律體系師承自蘇聯，而蘇聯的法律體系則是典型的大陸法系。目前全球遵循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如法國和德國等，都同樣有較高的未成年人刑責年齡標準，14歲以前不負刑事責任基本是個通則。 但這個「通則」是不被海洋法系國家所承認的。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國，英格蘭和威爾士法區的最低刑責年齡只有十歲，而美國有15個州最低刑責年齡是6-10歲不等，另外35個州則壓根沒有最低刑責年齡。完全依靠主審法官按照案件具體情況定罪。也就是說，不論你多小，在美國大部分地方犯下，也是有很大概率上個電椅的。 那麼為什麼大陸法系和海洋法系會在最低刑責問題上拉開如此大的差距呢？ 其實「未成年人最低刑責年齡」這個想法，是很淺近的一種觀念。在人類「走出中世紀」以前，大部分文明的司法制度都不主張「慣著」少年犯。 比如唐代開元盛世時期，就發生過這樣一起案子，少年張瑝、張琇、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一歲，為了給父親報仇，殺死了他們的仇家。 案件報到朝廷，著名的賢相張九齡主張從輕發落這兩個孩子，主要理由倒不是因為他們未成年，而是他們為父報仇、符合儒家的孝道。 但唐玄宗卻不同意宰相的看法，他話說的非常邏輯清晰而狠厲：國家制定法律，目的就是為了止殺。如果想遵循孝道就可以殺人，天下人誰不想當孝子？都這麼殺來殺去，豈不是亂套了？只要法律制定了，就必須認真執行！ （國家設法，期於止殺。苟各伸為子之志，則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仇，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 於是這個案子就在唐玄宗的欽定下結案了： 兩個少年犯，杖斃。 網路圖片 李隆基這人的功過……還是以後寫文專聊吧。 從被歷史偶然記載的這個案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唐代司法制度的某些準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主張輕判的張九齡還是要求重判的唐玄宗，他們討論都是「徇孝」可否從輕發落。 至於殺人者的年齡問題，甚至沒有被當成一個輕判的正經理由。 古代司法是不太慣著少年犯的。 甚至到了近代，由於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增，歐洲在17-19世紀還產生過一段對少年犯加重處罰的潮流。 比如18世紀的英國就曾判決一名年僅8歲的男孩絞刑，理由僅僅是他是當地街區的一名慣偷。 法官在判詞中也給出了理由，認為這孩子這幺小就如此目無法律、屢教不改，那長大了，有能力犯更大的罪還怎麼得了？ 所以儘早幫社會切除這個毒瘤是正經，絞死吧！ 這種重刑主義，最終也引來了反制。 這就是義大利法學家貝卡里亞和他的《論犯罪與刑罰》。 網路圖片 2 這裡要特彆強調一點，《論犯罪與刑罰》是法學界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今日大學法學學生最重要的必讀書目。 網路圖片 因為貝卡里亞在該書中對刑罰目的的探討、對公權力藉助懲罰犯罪胡亂施為所表現的警惕，以及慎刑主義的主張，都深深地影響了後世。如果沒有這些思想的啟蒙，人類不可能擁有現代社會這種相對寬鬆而昌明的生活。 但為了對那個時代的嗜血濫刑提出反制，貝卡里亞在書中的有些觀點，其實是矯枉過正、值得商榷的。 比如他首次提出了最低刑責年齡的問題。 貝卡里亞認為：認為只有當人具有自由意志時，其所做出的犯罪行為才是應當由其自身負責的，刑法對其施加懲戒，才合乎法理並具有威懾意義。 基於這種理論，不滿一定年齡的少年犯、甚至兒童犯，就不應該承受刑罰、或者至少應當部分免責。因為兒童的心智的確還不成熟，過小的孩子的行為很難說完全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更多是一種對成年社會的模仿與印隨。這種情況下對他門進行責罰，類似於「拿石子去擊打水中的月亮」——該反思、受懲罰的本來是社會，為什麼要懲罰印隨的孩子呢？ 那麼這個最低刑責年齡應該是多大呢？ 貝卡里亞說：十四歲。 為什麼是十四歲？ 這裡面有個當年的貝卡里亞覺得沒必要明說，大家都懂。但如今如果不說，多數人（尤其是東亞文化圈的人）肯定不懂的背景。 貝卡里亞所生活的義大利地區天主教氛圍濃厚，孩子剛生下來時就要受洗入教。 可是這就產生了一個教義上的難題，剛出生受洗這事兒畢竟不是孩子自己的靈魂的主動選擇啊！ 怎麼樣才能證明你真心皈依上帝呢？ 於是天主教會就會在判斷孩子「擁有成熟心智」之後，再舉行一次「堅信禮」(Confirmation，也譯為「堅振禮」)，該禮進行過後，你才算正式擁有了正式的教徒資格。 網路圖片 那麼這個堅信禮的舉行年齡一般是多少歲呢？ 十三歲，有些地區十四歲。 因為堅信禮的年齡是十三歲，於是歐洲大陸普遍最低刑責年齡就定到了十四歲。 這樣說來你是不是覺得有些荒唐？如今大陸法系幾乎通行「十四歲以下不受刑責」的這個標準。最初居然是受一項宗教儀軌的影響才制定的。 可人類的很多規矩，其實都來自於一些奇妙習慣的累加——比如現代鐵軌的寬度約等於兩個馬屁股。 但我們還是要說，貝卡里亞這個最低刑責年齡的主張放在他那個時代依然是寶貴的。因為18世紀的歐洲確實依然重刑主義思想泛濫，而且當時很多少年犯確實是在成人犯罪團伙的教唆乃至逼迫下才犯罪的。他們往往是作為孤兒被犯罪團伙所收養，然後被訓練成為利用成人對孩子的缺乏防備而進行犯罪的「工具」。那個時候的這種孩子確實很可憐。 網路圖片 想了解這個背景的朋友，請去看《霧都孤兒》 在這匯總背景下，貝卡里亞為這些誤入歧途的孩子辯護，主張他們的犯罪並非因為自由意志，而是「模仿」，他們只是大人犯罪的工具，應該讓這種孩子受正確的引導。這個辯護在當時是及時而正確的。 也正因如此，他的「最低刑責年齡」主張才逐漸隨著啟蒙思想在歐洲大陸遍地開花，逐漸被歐洲人所接受。 3 可是物極必反，當這種主張被推行到一定程度，反制的反制也來臨了。 最早對大陸法系「最低刑責年齡」提出質疑的，是同為義大利人、作為犯罪人類學開山祖師爺的龍博倫梭。 網路圖片 龍博倫梭採納了當時心理學對「反社會人格」研究，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假說，他假定認為有一部分人侵害他人的衝動是根植於其本能當中的，這種人生下來就有可能犯罪，不關自由意志什麼事。 那麼在這種假設下，給刑事責任設定最低年齡似乎就成為了一個惡法——假如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是天生的惡種，那麼儘早對其施以刑罰進行矯正甚至根除，就遠好過縱容他們在年齡的保護傘下屢教不改、持續作惡。 如果你看過《福爾摩斯探案集》，會發現小說中的很多犯罪分子都被描述為「看上去就一臉兇相」，這甚至成為了福爾摩斯開啟他對犯罪警覺機制的一個先兆，的確，出身醫生的柯南道爾，就是龍博倫梭「骨相犯罪人類學」的服膺者。 網路圖片 與今天很多讀者聽到這些主張深以為然一樣，龍博倫梭的理論很快也在歐洲大陸上引發了共鳴，所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的新派刑法理論曾經在歐洲風行一時，導致了很多大陸法系國家一度降低了犯罪者的刑事責任年齡。 但這個時候，另一個意外出現了，龍博倫梭的「天生犯罪人」假說逐步與當時同樣風行一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合流，形成了一種嗜血的思潮——很多人認為既然有些人天生就是罪犯，生來就該死，那麼把這些人以某些名義直接殺掉，就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 唯一的問題，哪些人生下來就該死？ 當時流行的劃分學說有好幾種，比如以財富、以階級成分劃分等等，而如果以民族、種族成分去劃分，那麼就通向了其中最恐怖的納粹主義。 所以龍博倫梭的「骨相犯罪學」，在二戰時期一度成為了德國法西斯進行種族滅絕的口實。當時的希特勒等人，最喜歡宣揚的就是猶太人都是先天罪犯、所以活該被毀滅，然後拿著遊標卡尺去測猶太人的顱頂、鼻尖——但頗為諷刺的是，龍博倫梭本人就是個猶太人。 網路圖片 所以到了二戰以後，一度盛行新派刑法理論再度被慎用了，各國重新拾起了古典主義刑法學說，強調只有擁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承擔刑事責任。 這就是今天大多數大陸法系的國家對未成年人犯罪都處罰力度較輕的原因。 所以大陸法系對於未成年人犯罪該不該與成年人同罪，甚至動用死刑這個問題的思考，是像鐘擺一樣來回搖擺的。 從啟蒙時代以前的重刑，到貝卡里亞主張的輕刑，再到龍博倫梭重新主張重刑，再到二戰之後對最低刑責年齡的重新重視與提升。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剛好是一個重拾古典主義刑法信仰的「波峰」將過未過的時期，所以每當發生惡性少年犯罪，你會發現無論國內還是海外，平民還是專業人士，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都是總體趨嚴的，都認為未成年人渣犯罪不值得被過度保護，目前的量刑太輕了，需要回調。 可是怎樣的回調才是恰當的？像20世紀初的新派刑法理論曾經給與公權力過大的權力、並讓民間輿論變得漠視生命，從而讓歐洲走向了兩次世界大戰時代的癲狂。 這樣的教訓是否也應當警惕呢？ 4 或許，對於大陸法系而言，不斷的修正與調整「最低刑責年齡」這樣的法條是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宿命。 因為人性是千姿百態的，而大陸法系的法條是剛性的一刀切一切的，無論你怎樣調整，都有無法照顧到不周與冤屈。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兩百多年前，當貝卡里亞提出「最低刑責年齡」的時候，他的本意是讓社會替未成年的犯罪者承擔更多的反思與問責，如果社會一方面輕判了未成年的惡性犯罪，另一方面卻對一再的悲劇缺乏觸動與變革。這種狀態，也是有違貝卡里亞主張初衷的。 最後，想起一本曾經看過、但終究想不起名字的日本推理小說，講的就是一個惡魔少年，趁著自己還沒過14歲生日不受刑事追責，以「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的心態，肆意犯下強姦殺人等重罪。 但這本小說取材自一個真實的惡性案件，就是1997年的日本「薔薇聖斗殺人事件」，該案中少年A的犯罪心態，與小說里一樣的。 而悲劇的是，現實中的少年A最終得逞了。 網路圖片 我在看這本小說的時候就在想，如果我們始終墨守「十四歲免受（或減受）刑責」這個成規，卻不知道這個成規的最初來源，只是對一個距離我們甚遠的「堅信禮」宗教儀軌的傳承，那是否也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呢？ 國家設法，期於止殺。 苟各伸其志，展轉相仇，何有限極？ 咎繇作士，法在必行！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湖北、河南、江蘇等25個中國省份於3月16-17兩日分別舉辦地方公務員的筆試招募。據公務員培訓機構的推測，本周末約有450萬名考生要搶逾15萬個崗位的最後面試資格，因此，周六開考前，「省考」關鍵詞一度衝上微博熱搜榜第一名，據當天考完的考生普遍反應考題偏難、也切合時事，連兩會熱詞「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也入申論題，但讓部分河南省考生連聲質疑農業大省「河南你不種地了嗎?」 繼中國去年底的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國考)創下300萬人報考的「發燒」紀錄後，本周末25個省份的公務員考試(省考)也不遑多讓。分析人士說，面對經濟復甦疲軟，民企紛傳裁員下，讓為數不少的就業者轉向公務員考試，圖份鐵飯碗的「安穩工作」。 經濟觀察報3月16日報道，據公務員培訓機構「華圖教育」的統計顯示，今年約有560萬人報考，比去年增長17.84%，其中預估約有450萬名考生有資格參加本周末的省考筆試，而今年總計釋出152,233個工作崗位，比去年增加了3206個職缺，年漲幅為2.1%。 省考競爭激烈，也有「千人崗」 雖然省考的平均考錄比約34:1，但據經濟觀察報去年12月份引述「華圖教育」的統計顯示，少數崗位競爭激烈，如江蘇省政府信訪局機關處室二級主任科員及以下崗位的考錄比高達2581:1，是實打實的「千里挑一」，另外，徐州市泉山區-區委統戰部一級科員一職，也是逾兩千人搶一個崗位。 省考之熱讓「省考」這個關鍵詞於周六開考前，一度衝上微博熱搜榜榜首，中國網民紛紛透過微博貼文送上「祝高分上岸」、「吃皇糧」的祝福，連官媒人民網也轉發105厘米長錦鯉入池的短視頻，來為考生打氣。 周六的筆試一天分上午場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下午場的「申論」兩門公共科目筆試。 據極目新聞3月16日報道，位在湖北大學考點的部分考生在考完下午場、步出試場時，有人向記者反應：「題目較難、計算量大、題型新穎」，也有人說「有很多題目跟當下社會熱點相結合」，如國家機構改革、新成立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三農問題及租房多、人少的對策推論等都出現在考題中。 另外，多位考生也於微博貼文，透露一題又一題讓他們寫到「手快廢了」的考題，其中，兩會熱詞也赫然在列。 一位原藉廣東的考生寫道，她考到申論題分別有，1.高質量發展大會提出的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舉措。2.高質量發展大會提出問題 對應建議。3.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她抱怨難考，因為「材料多的要命」。 務農大省河南連數字科技也入題，考生驚乍 另一位在河南應考、微博用戶名為「兔子喵oO」的網民也發帖說，她遇到的申論考題「又是數字科技、又是營商環境的」，讓她以為她在考江蘇省考。這位考生吐槽道：「你不種地了嗎?河南，我鄉村振興背的嘎嘎6(溜)，數字科技看都沒看。」 另外四位河南考生也在留言區呼應，有人連聲抱怨說:「真的，我做著做著，忍不住回頭番了第一頁，看到底是不是河南省省考卷。」 也有考生說:「真的，河南考了，我覺得最不可能考的數字化，河南，你跟數字沾一點邊嗎?」 還有一位河南考生也抱怨稱：「我背鄉村振興、鄉村治理…結果你給我來個社會治理、城市治理。」 周六省考試場內，數百萬考生非常辛苦地揮汗應試，但不是考生的網民也樂得在網上圍觀，並對省考題目好發議論。 名為「學霸課長」的微博博主於下午場申論開考前，分享了省考申論寫作的常用詞句大全，但卻引發不少網民的嚴詞批評，如有人罵：「還在寫八股文」、「就不能說人話」、「選拔公務人員就考誰會說套話，是吧！」甚至還有網民口出惡言，痛斥這般考試選拔除的地方公務員「難怪都是這破爛樣」。 這場省考聯考預計有450萬人參加，但落榜率高達97%，亦即，有高達435萬人不過是陪考成分居多，但最後勝出的這15萬人是否真的是為國舉才，從中國網民的反應似乎也不看好。 勞動專家:鐵飯碗工作讓求職者搶破頭 針對國考、省考的競爭激烈，廣州城市理工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系教授王長城認為，三年防疫後，中國經濟形勢雖有回升，但也不是特別景氣，讓民企在用人、招人上普遍緊縮，尤其頻傳裁員，都讓求職者轉向公部門較安穩的職缺，即便是中小學、醫院和社區的基層人員，都有研究生願意降低身價屈就。 他說，疫情前，大學畢業生若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都寧可考研，不急著投入勞動市場，但疫情後的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加劇，多數大學畢業生都想儘快找到工作，就算是不符合專業特長的工作也無所謂，而且還出現考生「應考盡考」的「巡考」現象，相對地，就連考研人數也出現下降的趨勢。 王長城告訴美國之音:「他的目標導向就是待遇好、工作又穩定，他想的是這些。很多學生不考慮我自己學哪個專業、我的專業特長在哪裡，他不怎麼這麼考慮了，他把它放到很次要的位置。」 據新華社去年12月底引述中國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報考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的總人數創下新高後，今年回落至438萬人，較上一年減少36萬人，年跌幅約9%，也是三年來首次下降。 王長城分析，考研報考人數下降的有兩大原因，一是部分大學生認知到，讀研的意義不大，因為現在本科畢業生能找到的工作可能不比研究生畢業後能找到的工作差。其二，中國近年大力擴張職業高等教育，因此，隨著普通大學教育的緊縮，現在只有前百大的985、211或「雙一流」高校的學生才會致力於考研。 他還說，基於財政吃緊，中央或省市地方公務員的職缺不會擴增太多，因為當局並不希望太多人投入公共服務這類「分享財富」的崗位來，也就是俗稱「吃皇糧」的行列。相反地，他說，政府現在鼓勵的是創造性勞動、新質生產力和科技教育，亦即，大量民眾能去搞創業、創造財富，將有助於國民的財富增長，也是當局今年能否把失業率從去年的5.2%，控制在5.5%的關鍵因素之一，不過，他也直言，中國政府現行的失業率調查都非普查結果，因此，普遍存在低估的趨勢。
中國媒體近期曝光了中國新一代隱形艦載機「殲-35」的參數，稱其關鍵指標全面優於美軍F-35，並說如果殲-35搭載在福建號航母上，它的作戰能力將可媲美或超越美國航母。不過，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國防分析師們表示，對此數據沒有信心，並說無論殲-35最終能力如何，仍然無法和長期投入相當資金與技術經驗的美軍F-35相比。殲-35的漂亮參數或許只有在「外銷」時才比較有意義。 中國隱形艦載戰鬥機殲-35（J-35）幾乎可以確定將成為中國003航母福建艦的主力艦載機，使用電磁彈射起飛。它的等比模型近來也出現在遼寧艦甲板上，讓外界猜測可能包括遼寧艦和山東艦等3艘航母都會以殲-35作為主力艦載機。 參數曝光 香港文匯網近日曝光了殲-35的部分參數，稱是根據中國航空工業公開的資料整理而來的。這些數據包括：殲-35的發動機用的是兩台「渦扇-19」（WS-19）黃山型發動機，並採用全向矢量噴管技術；跟隱身性能有關的正面最小雷達反射截面積為0.01平方米；電子設備配備機載氮化鎵有源相控陣雷達、光電分散式孔徑系統、被動式紅外探測系統等；攜彈量的部分在彈倉和兩翼共可掛載8枚中遠程超音速空面導彈；最大起飛重量為35噸；最大飛行速度為2.2馬赫；作戰半徑1350公里，以及最大載彈重量為8噸。 中國航空學會《航空知識》主編王亞南3月4日根據公布的數據分析，殲-35的最大起飛重量已經超越美軍F-35，並在隱身性能和速度等關鍵指標上也都超過美軍，並說如果這些指標都能達標，那麼福建艦在搭載2個大隊的殲-35的情況下，中國航母的作戰能力已達到、甚至超過了美國航母，美國在解放軍的航母面前已不再具有優勢。 數據遭疑 不過，這樣的說法遇到挑戰。「解放軍追蹤者」網站（PLATracker）的共同創辦人、知名國防分析師路易斯（Ben Lewis）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關於殲-35的能力有很多的猜測，但他個人對於媒體公布的殲-35數據的準確性不太有信心。不過話雖如此，卻也明顯展現出中國希望殲-35能成為與美國在隱形競賽中的「均衡器」。 他說，雖然中國在殲-35的研發上投注了大量資金，但中國開發隱形飛機的經驗畢竟有限。與此同時，美國自冷戰以來一直在研發隱形飛機，路易斯說：「我認為無論J-35最終的能力如何，它仍然無法與F-35相比。」 分析人士說，如果按照數據來看，有幾點值得關注。首先是戰機正前方的雷達散射截面（RCS），這將成為殲-35對抗美國隱形戰機，尤其是對抗F-35的潛在關鍵指標。 三項關注點 殲-35的正面雷達散射截面號稱達0.01平方米，比美軍現役的第五代隱形艦載機F-35C的0.5平方米還要小。越小的雷達散射截面代表敵方雷達能夠探測到我方目標的距離變短了，這也意味著敵方所能應對的時間變得更緊迫。 其次，2.2馬赫的最大飛行速度比美軍F-35C的1.5馬赫還快。戰機速度越快越能進行更好地攔截，讓敵方發射導彈的可能性變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軍事研究計劃高級分析師林浩澤（Thomas Lim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飛機的最大速度反映了其執行任務的速度和及時性。考慮到亞洲現有的熱點以及中國與這些地區的地理鄰近性，如果該數據屬實，可以推測地說，殲-35連同航母發射能力可能會為解放軍在部署初始階段帶來優勢。 不過，他也強調，媒體曝光的殲-35數據的準確性很難驗證或確認，並且數據與技術規格有時可能會出於操作安全或姿態、定位等因素而被「誤報」，同時也取決於開發時間表。這些數據看起來像是「有規定性」的，意思是說，最大速度為2.2 馬赫和1.5 馬赫的飛機看起來好像就是前者是比後者「更好」， 然而，這會根據他們測量期間的燃料負載、攜帶的有效載荷等數字而發生巨大變化。有些飛機可以具有更高的最大速度，但在承載一定重量或有效載荷時，實際速度比另一架飛機直線下降得更厲害。任務的要求會影響到戰機的實際飛行速度。 分析人士說，值得關注的第三點是殲-35的「最大起飛重量」，它是機身、燃料、承載物和乘員重量的總和。這項數據的意義在於可以裝載武器、油料的多寡與操作的靈活性。根據曝光的數據，殲-35的最大起飛重量達到35噸，高於F-35C的32噸。若數據屬實，代表殲-35可能會在具備中型戰機的靈活度的同時，具備重型戰機的武器裝載量。 載彈量誇大 雖然在有進一步證據表明殲-35正式投入運作之前，很難對潛在的實戰能力做出評論，不過，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殲-35的8噸最大載彈量是把彈倉跟外掛全部加在一起，但事實上，真正的隱形戰機是不能外掛東西的，以免隱形功效大打折扣。因此在作戰時，若想要保持隱形效果，戰機就只能使用封閉彈倉來攜帶導彈而不能使用外掛，可是中國媒體刻意將兩種加總起來，實際上有點誇大。 他表示，殲-35是以F-35作為一個明顯的參考標的物，所以每一項指標都想要超越F-35，但現在的戰爭幾乎不可能發生兩架隱形戰機在空中纏鬥的情況，因為當今的空戰基本上都是靠空中預警機在引導。以前打仗是互相尋找對方的位置要做攻擊，現在太平洋上面就是衛星，大家都知道彼此的位置在哪裡，根本逃不掉也躲不掉。因此，包括航母、殲-35和F-35，它們其實是為了平時的嚇阻而存在，發生戰爭就代表嚇阻失效。平時對武器的要求是越耐用、越有威嚇力越好，跟戰爭時武器是一種消耗品，要求的是物美價廉不同，這是兩回事。 外銷用途 羅慶生說：「這種情況之下，在我的觀點，我是認為這個只有在什麼時候有意義呢？它基本上就在外銷或軍事武器的商業競爭上，它這些數據是有意義的，真正打起來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他說，因為外銷時，中國可以對買家說，他的殲-35完全是對標美國的F-35；如果買不到美國F-35的人，就可以來買中國的殲-35。 事實上，巴基斯坦在今年初就傳出要跟中國下訂單採購殲-31，但中國武器「吹」過頭的情況並非沒有實證先例。之前巴基斯坦引進中國制的「紅旗-9」（HQ-9）防空導彈和「中近程防空系統」（LY-80 LOMADs），就因一直發生故障或是性能不佳，導致巴國空域一再遭到伊朗入侵而被印度媒體恥笑。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一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有文獻透露，殲-35受到其體型的限制，所能攜帶的武器並不多，加上中國在導彈小型化的技術上還是落後美國，所以殲-35能裝載的武器可能不足其號稱的8噸的重量，或8枚中遠程導彈。 引擎缺陷 楊一逵並表示：「我個人認為除了重量以外，最關鍵也就是中國戰機最大的挑戰，就是它的引擎。」 他說，以目前疑似有投入生產跡象的殲-31來說，它使用的引擎是參考俄制RD-33而生產的WS-13引擎。WS-13凈重1135公斤，一架殲-31會配載兩具引擎，加起來是2270公斤，比美國F-35使用的F-135發動機的1701公斤重超過500公斤。而且有專家指出，兩具WS-13的軍用推力加起來還不及F-35的一具F-135引擎的推力。所以殲-31的WS-13引擎效能比F-35要差很多。 他說，現在殲-35號稱使用更先進的WS-19引擎，但2023年3月的報道顯示WS-19引擎仍在研發中，WS-19是否能在短短一年內就研發成功，並克服同系列引擎的缺陷，令人懷疑。 此外，因為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的影響，全球的金屬原料、製造材料等供應鏈出現短缺，製造WS-19引擎的先進合金材料勢必也會受到影響。換言之，這個所謂透露的數據可能只是一個原型數據，而非完整的生產飛機，可靠性有待確認。 楊一逵還說，美國F-35戰鬥機具有先進的「感測器融合」，也就是一種先進的數據鏈路(Multifunction Advanced Data Link)，可在多個平台之間共用資料與數據，使它可以在更遠的防區外探測、跟蹤和摧毀敵機。這些能力都取決於美方在戰機上的態勢感知能力與高度整合的航電設備。但鑒於殲-35的武器系統、航電設備與數據鏈路整合不確定是否成熟，也無飛行員的培訓計劃，其戰力難以評估。 「飛行員的技能與經驗也是變數之一 」，楊一逵說。他表示，依據公開資訊，美方飛行員培訓的小時數比中國飛行員的培訓時數多了20%至35%，而飛行員能力的重要性不低于飛機速度與性能。最後，美國目前還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隱形戰機機隊，其隱形戰鬥機的態勢感知能力還是高過中國。因此，中國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表示，如果殲-35上航母，其作戰能力會提升，但仍無法超過美國航母，但這並不表示說如果有一天美中在西太平洋打仗的時候，中國就一定就會輸。 「解放軍追蹤者」網站的共同創辦人路易斯表示，無論如何，中國第三艘航母福建艦的到來和未來殲-35的交付，無疑將影響印太地區的力量平衡，特別是美中之間的力量平衡，並表明北京方面渴望部署一支部隊可以與美國軍隊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