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快到了，各地面包店开始出现复活节应景面包；因为不同的信仰传统，各地区各有独特的复活节面包。 kulich 复活节食用的面包 这是东正教的复活节应景食品，世界上信仰东正教的国家，有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等。以传统的复活节习俗而言，复活节前，家家户户会制作复活节面包Kulich，在复活节期间食用。Kulich面包外表是较高身的柱体，上面有白色糖霜和五颜六色的装饰，造型十分可爱。东正教徒会把复活节彩蛋及Kulich面包带到教堂，听神职人员诵经祈祷，以祈求祝福，并每天早餐享用这些受到祝福的Kulich面包。 复活节食用的面包（图片来源：Adobe Stock） Osterkranz 生生不息花环面包 花环面包起源于巴伐利亚的辫子面包，在德国南方、奥地利、瑞士都常见，是当地人早餐和下午茶的甜点。在复活节做成花环造型，特别象征一年12个月，生生不息。在面包的每一个环节摆上一个蛋装饰，非常应景。根据传统，人们会在复活节前进行40天斋戒，并在复活节星期日的早上，吃这款花环面包，象征耶稣永生的活粮。这款面包以高糖、高奶油制成，烘烤时香气四溢，口感松软，非常美味。不只复活节期间，在新年也会出现。 生生不息花环面包（图片来源：Adobe Stock） Hot cross buns 分享好运的十字包 十字包源于英国，最早可溯至十二世纪。相传有位英国教会修士在小圆包上画一个十字交叉，象征耶稣受难背负的十字架，后成为复活节的标志。英国的热十字包是一种甜面包，顶部十字是糖粉或面团做成，内部有葡萄乾和香料。英国民间有许多关于热十字包的传说，其中一种说法是在耶稣受难日当天烘培并供应的面包，在接下来那一整年都不会变质。现今很多人乐于相信的是，与他人分享热十字包，可把好运分享给对方，并保证下一年友情不变。 分享好运的十字包（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一、把香料和果干均匀揉进面团 热十字包口味的面包是添加了香料，及事先腌渍入味的柑橘果干，透过揉面的过程，将香气布满整个面团。 二、用十字装饰赋予不同风味 如何在面包上放十字？可加上面团做成的条状，也有很多同时可赋予风味的替代方式，例如刷果酱或洒糖粉。 用十字装饰赋予不同风味（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三、尝试不同的十字包吃法 典型的十字包吃法，是横切开来夹上奶油或果酱。不同的吃法有仿效吐司，做成奶香浓郁的烤十字包布丁。
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让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孙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题为《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文章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两个，有关人与人；另外两个，有关人与动物。 故事讲完，答案呼之欲出。孙教授终归没有直说，只是抛给读者一连串问号。 网络图片 年龄大了，见不得杀戮。对于此案中的血腥惨烈细节，几乎没有勇气细读，只是记住了两个案外的情节。 第一个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凶手，翘着二郎腿，脸上充满笑意。 第二个是，一人事发后躺在床上打游戏，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这种气定神闲，比杀人埋尸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刺中了孙教授。 案发后，校长说学生遇害纯属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学校没有受到欺凌。 这难免有推卸学校责任之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校长。那么问题来了，或许校长也不明白，抑或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学生何至于残暴至斯。 如果有机会，很想抛开事件本身，跟这位校长聊一聊，在其从教生涯中，有没有向学生施加过“仇恨教育”的东西——倘若有，或也会被其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属于正确的事情。 暂不论家庭教育，无从知道邯郸这三个少年，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学校教育。 决计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未必经历过拿“枪”刺杀安倍、背炸药包之类的游戏——这些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却大抵不是以爱心取代敌意、以悲悯取代强蛮、以宽厚取代偏狭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幽暗、残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压或无序社会中的人，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缘，人性里的恶就会发芽生长。 好的教育，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内心变得柔和温淳；坏的教育，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沦为禽兽。 根据孙教授讲述的故事，邯郸三少年的恶，连禽兽都不如的。 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 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长大后与人共事合作也会磕磕绊绊，往往对强者诺诺唯唯，对弱者施予暴戾。 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无非认为有些生命是可以轻视乃至消灭的。 其实不止于学校。我们成年人的社会，不也每天都能听到对抗那个、抵制那个、平掉那个的声浪吗？总之都是仇恨的声音，且分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 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决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惊悚。 孙立平教授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不外乎于此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监狱的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1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殁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 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 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 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 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2 玩偶的阴影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 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 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 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 “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中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一周给五六十块，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 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 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3 下坠抛物线 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 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 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 “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5年半的刑期。 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 2011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 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 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 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 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 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的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 网络图片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4 养不好的伤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崔凯考上大学后，一个家境好的女同学主动接近他，不时给他买东西，崔凯心里喜欢她，觉得把她带在身边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满足感，“填补了空虚”，表面却报以冷遇，害怕表白后被拒绝。他的逻辑是：“我喜欢你，你就得对我更主动。”女同学最终失望而去，崔凯遭受重创，“比一般的事更难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学习”。 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当时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 入狱之后，佘念武思念女友，两人恢复了通讯，但在漫长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这段感情终究无疾而终。对出狱后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个家。但他与这个期待之间，还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历。 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1998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阳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儿时家里养不起把她送了人，长大后她从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 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她跟我说明了，我说你走吧。”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邓晖被抓前3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2000元。邓晖认为当时女友要么走投无路，要么是试探他是否还念旧情，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2000块找不到？我有钱，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 被抓之后，邓晖甚至怀疑遭到女友举报，但内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邓晖被捕后，女友去过刘家想看望孩子，却被邓的祖父母拒之门外。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当时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你（母亲）走了，把我一个留下。心里想她，又记恨她。” 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 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 妻子去广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义秋则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尽管用情不专，姚义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广州后，姚义秋仍然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妻子回来。姚义秋有一张妻子的照片，在狱中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就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姚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回忆往事，姚义秋猜想，“如果小孩带在身边，可能两人不会分手。” 5 隐忧的链条 最近，邓晖接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托人写的信，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曾孙上小学的费用。爷爷奶奶都已年过七旬，没有收入，邓晖回信说，实在没钱，就不要让小孩上学了。 这是从事心理矫正的管教干警最担心的事情。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日趋衰老，辈分间隔更大，经济情形更差。八岁的孩子很可能像邓晖当年一样在三年级辍学，继续重复父亲的轨迹。 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 监狱内的犯人年龄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和父母当年近于无声无息的成长不同，6100万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包括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 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此外，本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经有一个统计，当时未成年人犯罪率约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被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地归并，造成“留守儿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这个流传甚广以讹传讹的说法。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这和监狱管理方的担心一致。一位管教狱警判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达高峰期，因为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留守儿童现在大都在20岁以下，“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进城的民工普遍没有原始积累的机会，缺乏将孩子接到身边安置或者回乡创业的能力，因而留守问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会更趋严重。 网络图片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处于75后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个省农村入户调查中，留守儿童比率已经上升到43%。 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
孙立平老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评论了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他讲了几个故事：一战中有士兵要向敌人射击的时候，发现对手在撒尿，他意识到对方和自己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下不去手了；有一只狗在路上，看到同伴死去，久久不愿意离开。 他的意思是，战争这种极端状态下，人都不会这样坏；而有时候，动物甚至也有恻隐之心，那么，那三个小孩是如何下得去了手呢？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这样的人？ 很可惜，他只是发问，没有给出答案——可能是出于谨慎担心删帖封号，不想说太多。 对这次杀人案，网上舆论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要求判这三个凶手死刑，虽然他们只有13岁。我不反对这个诉求，尽管在法律上还存在障碍，但是在中国“特别恶劣”“影响极坏”的案子，也是有可能“例外”的。 有人有求惩罚凶手的监护人，我也支持。总之，我对凶手没有任何同情心可言。 但是，我也认为，包括我在内，要求赶紧“杀掉这三个凶手”，除了是“朴素正义”外，也有一个因素：我们无法理解这三个小孩，也不想理解，我们甚至有一点恐惧，赶紧把他们除掉，让这个事情赶紧结束。 说到底，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偶然事件，世界上没有他们，就还是一个好世界。 那个初中的校长，也是这样的认知。事件发生后，受害家属找到他，他说，“（杀人）这只是意外”。昨天央广网的记者找到他采访，他说，凶手中有一个成绩其实挺好（前十名），完全没想到他会干这样的事。 校长一定不是在为他们辩护。他可能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个事，难以理解，也不想理解。这次凶杀案，媒体比较努力跟进，我们也多少获得了一些信息，警方也及时披露了一些内容。 三个小孩是分两次去挖的坑，坑深0.56米，不是传说中的2米；三个13岁小孩，分两次去挖，工作量不是太大——这个细节，其实只是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有预谋的杀人，而且手段凶残；完事后三个人还像没事人一样正常去上课，有一个还是受害人的同桌。至少在案发之前，他们在教室里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模一样。 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就是这种若无其事：剥夺其他人生命，没有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冲击。作案手段凶残，受害者的挣扎也对他们没有触动——他们似乎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孙立平老师讲的故事，也是这个意思。人和动物，会对同伴有恻隐之心，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痛苦，这是一种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吗？现在看来，至少对人类而言，这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后天也就是早期教育塑造的。 这次很多人都谈到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的问题，这可能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情感反应”。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今留守儿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机，游戏和视频代替父母，更多陪伴着他们。 很明显，电子产品带来的冲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手机里的“杀戮”，只会让人痛快，而不会让人感到痛苦。 其实我很想看到媒体报道，这三个小孩平常玩什么游戏，看什么样的视频，他们这个“小组”，是在模仿什么，要“实现”什么？说得残忍点，与其让他们赶紧死掉，还不如进行更充分的调查和研究——他们真的是全国初中生的异类，还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 我也像孙立平老师一样，发出了疑问，没有给出答案。这是因为现实中有一个屏障。 我们这个社会对教育和儿童都非常重视，过去几年，每个学期开学，网上都有中小学生自杀的帖子，但是没看到报道，更没看到有质量的统计和研究，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事公开了不好，关于青少年的信息，应该更谨慎地管理。 对此我有相当大的疑惑。过去，我们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认为自杀和犯罪事件可能会引来效仿，从而尽量保密。实际上，初中生人手一部手机，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少年社会”，而成年人却还在“掩耳盗铃”。 或许可以从这三个凶手开始，我们试着多了解一点，多公开一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邯郸3名初中生虐杀同学的事件，震惊全国。对于这件惨案的细节和背后深层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 我一点都不想讨论这些问题，尽管这些讨论自有其意义。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何以在以如此残暴手段杀人之后，还能安之若素地照常去上学？ 所有的细节与此无关，所有的背景与此无关。我就想问，他们为什么能残暴到如此程度？ 促使我提出上面的问题，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想起以前文章中引用过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是上海纽约大学哲学助理教授袁源在一次演讲中讲的： 第一个故事：是一战时一位士兵在日记中记录的一件事。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已经习惯隔着战壕射击敌人，但今天在休战的间隙，我刚好看到敌人在撒尿，这种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点醒了我，让我意识到敌人跟我一样。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 第二个故事：在阿富汗，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分队被困在了一个沟壑里，遭遇从一个土坯房里发出的猛烈的射击。在获取了队长的批准后，下士乔瑟夫·西安诺将火箭炮发射器举到肩头，瞄准土坯房开火，炸掉了大半个土坯房。当尘埃落定后，他们才发现，塔利班把妇女和儿童拉到了土坯房里作为人体挡箭牌。据乔瑟夫的战友回忆，当时乔瑟夫只是一个人靠着墙，默默地无声哭泣。乔瑟夫退伍以后无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夜里也常常受到噩梦的折磨。退伍的几个星期后，他开车撞上了电桩，死的时候才23岁。 对此，袁源老师说：对很多士兵而言，杀人的恐惧，甚至胜过自己被杀的恐惧。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两个故事后是什么感想。请各位注意，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战场。我们都知道战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场景。但即便是在那样的场景之中，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人性的忽暗忽明的存在。 算了，我现在都不想在人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从动物性的层面来说吧： 2012年的某一天，在重庆市巴南区龙州湾，一只黑棕色的流浪狗被车撞倒在地，已没有任何反应。另一只白色的小狗，正用爪子轻抚着它，并不时地用舌头舔着它流血的伤口。由于当时马路上依然车来车往，有行人担心小白狗也会被车撞伤，准备抱它到路边。白狗朝行人叫了几声，不愿离开。交警赶来，将死去的小黑狗抱到了路边，小白狗也一直跟随着。然后他们在路边找了一块空地，将小黑狗埋了。直到这时，小白狗才默默离去。 再说一件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事情吧。 在卢旺达，动物学家黑斯受伤，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在那里一边呻吟一边将目光落在一只母猩猩的身上。黑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只黑猩猩走过来，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将脸几乎贴到黑斯的脸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她用一只手轻柔地扶过黑斯的头发。这个友好的动作母猩猩重复了三次，每摸一次都停顿一下。黑斯被感动了，因为他知道，大猩猩的性情通常都是很暴烈的。 至此，各位，我们还需要过多地讨论人性与社会背景吗？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他们脑子里有同类的概念吗，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关于消灭另一个生命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是哪来的？他们脑子里灌进去的是什么？清空的又是什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孙荐读
像“14岁以下免受刑责”这样的规矩，究竟是咋来的。 各位好，昨天《全国的霸凌者，都在等着看这三个人渣的下场》一文，我们聊了一下邯郸少年遇害案。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在要求判处三个未成年人杀人犯死刑，但不可否认，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即便有杀人这样的重罪，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具体说来我国现行刑法按照年龄大小的标准，设定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三重门”： 首先，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负完全的刑事责任。 其次，年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等八类严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最后，年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如果你了解司法语言，就会知道，这三名年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杀人犯，正好卡在了那个微妙的坎上，估计最终刑事责任他们可能是需要承担的，但与很多人期望的一样判处死刑，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甚至几乎不可能。 网络图片 但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会制定未成年人减刑甚至免刑的相关条文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读完这篇文章的解析，你会理解，今天看似司空见惯的法律常识，其实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源流。 我试着为您缕清。 1 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师承自苏联，而苏联的法律体系则是典型的大陆法系。目前全球遵循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等，都同样有较高的未成年人刑责年龄标准，14岁以前不负刑事责任基本是个通则。 但这个“通则”是不被海洋法系国家所承认的。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区的最低刑责年龄只有十岁，而美国有15个州最低刑责年龄是6-10岁不等，另外35个州则压根没有最低刑责年龄。完全依靠主审法官按照案件具体情况定罪。也就是说，不论你多小，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犯下，也是有很大概率上个电椅的。 那么为什么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会在最低刑责问题上拉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其实“未成年人最低刑责年龄”这个想法，是很浅近的一种观念。在人类“走出中世纪”以前，大部分文明的司法制度都不主张“惯着”少年犯。 比如唐代开元盛世时期，就发生过这样一起案子，少年张瑝、张琇、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为了给父亲报仇，杀死了他们的仇家。 案件报到朝廷，著名的贤相张九龄主张从轻发落这两个孩子，主要理由倒不是因为他们未成年，而是他们为父报仇、符合儒家的孝道。 但唐玄宗却不同意宰相的看法，他话说的非常逻辑清晰而狠厉：国家制定法律，目的就是为了止杀。如果想遵循孝道就可以杀人，天下人谁不想当孝子？都这么杀来杀去，岂不是乱套了？只要法律制定了，就必须认真执行！ （国家设法，期于止杀。苟各伸为子之志，则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 于是这个案子就在唐玄宗的钦定下结案了： 两个少年犯，杖毙。 网络图片 李隆基这人的功过……还是以后写文专聊吧。 从被历史偶然记载的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司法制度的某些准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主张轻判的张九龄还是要求重判的唐玄宗，他们讨论都是“徇孝”可否从轻发落。 至于杀人者的年龄问题，甚至没有被当成一个轻判的正经理由。 古代司法是不太惯着少年犯的。 甚至到了近代，由于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增，欧洲在17-19世纪还产生过一段对少年犯加重处罚的潮流。 比如18世纪的英国就曾判决一名年仅8岁的男孩绞刑，理由仅仅是他是当地街区的一名惯偷。 法官在判词中也给出了理由，认为这孩子这幺小就如此目无法律、屡教不改，那长大了，有能力犯更大的罪还怎么得了？ 所以尽早帮社会切除这个毒瘤是正经，绞死吧！ 这种重刑主义，最终也引来了反制。 这就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和他的《论犯罪与刑罚》。 网络图片 2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论犯罪与刑罚》是法学界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今日大学法学学生最重要的必读书目。 网络图片 因为贝卡里亚在该书中对刑罚目的的探讨、对公权力借助惩罚犯罪胡乱施为所表现的警惕，以及慎刑主义的主张，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如果没有这些思想的启蒙，人类不可能拥有现代社会这种相对宽松而昌明的生活。 但为了对那个时代的嗜血滥刑提出反制，贝卡里亚在书中的有些观点，其实是矫枉过正、值得商榷的。 比如他首次提出了最低刑责年龄的问题。 贝卡里亚认为：认为只有当人具有自由意志时，其所做出的犯罪行为才是应当由其自身负责的，刑法对其施加惩戒，才合乎法理并具有威慑意义。 基于这种理论，不满一定年龄的少年犯、甚至儿童犯，就不应该承受刑罚、或者至少应当部分免责。因为儿童的心智的确还不成熟，过小的孩子的行为很难说完全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更多是一种对成年社会的模仿与印随。这种情况下对他门进行责罚，类似于“拿石子去击打水中的月亮”——该反思、受惩罚的本来是社会，为什么要惩罚印随的孩子呢？ 那么这个最低刑责年龄应该是多大呢？ 贝卡里亚说：十四岁。 为什么是十四岁？ 这里面有个当年的贝卡里亚觉得没必要明说，大家都懂。但如今如果不说，多数人（尤其是东亚文化圈的人）肯定不懂的背景。 贝卡里亚所生活的意大利地区天主教氛围浓厚，孩子刚生下来时就要受洗入教。 可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教义上的难题，刚出生受洗这事儿毕竟不是孩子自己的灵魂的主动选择啊！ 怎么样才能证明你真心皈依上帝呢？ 于是天主教会就会在判断孩子“拥有成熟心智”之后，再举行一次“坚信礼”(Confirmation，也译为“坚振礼”)，该礼进行过后，你才算正式拥有了正式的教徒资格。 网络图片 那么这个坚信礼的举行年龄一般是多少岁呢？ 十三岁，有些地区十四岁。 因为坚信礼的年龄是十三岁，于是欧洲大陆普遍最低刑责年龄就定到了十四岁。 这样说来你是不是觉得有些荒唐？如今大陆法系几乎通行“十四岁以下不受刑责”的这个标准。最初居然是受一项宗教仪轨的影响才制定的。 可人类的很多规矩，其实都来自于一些奇妙习惯的累加——比如现代铁轨的宽度约等于两个马屁股。 但我们还是要说，贝卡里亚这个最低刑责年龄的主张放在他那个时代依然是宝贵的。因为18世纪的欧洲确实依然重刑主义思想泛滥，而且当时很多少年犯确实是在成人犯罪团伙的教唆乃至逼迫下才犯罪的。他们往往是作为孤儿被犯罪团伙所收养，然后被训练成为利用成人对孩子的缺乏防备而进行犯罪的“工具”。那个时候的这种孩子确实很可怜。 网络图片 想了解这个背景的朋友，请去看《雾都孤儿》 在这汇总背景下，贝卡里亚为这些误入歧途的孩子辩护，主张他们的犯罪并非因为自由意志，而是“模仿”，他们只是大人犯罪的工具，应该让这种孩子受正确的引导。这个辩护在当时是及时而正确的。 也正因如此，他的“最低刑责年龄”主张才逐渐随着启蒙思想在欧洲大陆遍地开花，逐渐被欧洲人所接受。 3 可是物极必反，当这种主张被推行到一定程度，反制的反制也来临了。 最早对大陆法系“最低刑责年龄”提出质疑的，是同为意大利人、作为犯罪人类学开山祖师爷的龙博伦梭。 网络图片 龙博伦梭采纳了当时心理学对“反社会人格”研究，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假说，他假定认为有一部分人侵害他人的冲动是根植于其本能当中的，这种人生下来就有可能犯罪，不关自由意志什么事。 那么在这种假设下，给刑事责任设定最低年龄似乎就成为了一个恶法——假如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是天生的恶种，那么尽早对其施以刑罚进行矫正甚至根除，就远好过纵容他们在年龄的保护伞下屡教不改、持续作恶。 如果你看过《福尔摩斯探案集》，会发现小说中的很多犯罪分子都被描述为“看上去就一脸凶相”，这甚至成为了福尔摩斯开启他对犯罪警觉机制的一个先兆，的确，出身医生的柯南道尔，就是龙博伦梭“骨相犯罪人类学”的服膺者。 网络图片 与今天很多读者听到这些主张深以为然一样，龙博伦梭的理论很快也在欧洲大陆上引发了共鸣，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新派刑法理论曾经在欧洲风行一时，导致了很多大陆法系国家一度降低了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年龄。 但这个时候，另一个意外出现了，龙博伦梭的“天生犯罪人”假说逐步与当时同样风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形成了一种嗜血的思潮——很多人认为既然有些人天生就是罪犯，生来就该死，那么把这些人以某些名义直接杀掉，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唯一的问题，哪些人生下来就该死？ 当时流行的划分学说有好几种，比如以财富、以阶级成分划分等等，而如果以民族、种族成分去划分，那么就通向了其中最恐怖的纳粹主义。 所以龙博伦梭的“骨相犯罪学”，在二战时期一度成为了德国法西斯进行种族灭绝的口实。当时的希特勒等人，最喜欢宣扬的就是犹太人都是先天罪犯、所以活该被毁灭，然后拿着游标卡尺去测犹太人的颅顶、鼻尖——但颇为讽刺的是，龙博伦梭本人就是个犹太人。 网络图片 所以到了二战以后，一度盛行新派刑法理论再度被慎用了，各国重新拾起了古典主义刑法学说，强调只有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承担刑事责任。 这就是今天大多数大陆法系的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都处罚力度较轻的原因。 所以大陆法系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该不该与成年人同罪，甚至动用死刑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摆的。 从启蒙时代以前的重刑，到贝卡里亚主张的轻刑，再到龙博伦梭重新主张重刑，再到二战之后对最低刑责年龄的重新重视与提升。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刚好是一个重拾古典主义刑法信仰的“波峰”将过未过的时期，所以每当发生恶性少年犯罪，你会发现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平民还是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是总体趋严的，都认为未成年人渣犯罪不值得被过度保护，目前的量刑太轻了，需要回调。 可是怎样的回调才是恰当的？像20世纪初的新派刑法理论曾经给与公权力过大的权力、并让民间舆论变得漠视生命，从而让欧洲走向了两次世界大战时代的癫狂。 这样的教训是否也应当警惕呢？ 4 或许，对于大陆法系而言，不断的修正与调整“最低刑责年龄”这样的法条是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因为人性是千姿百态的，而大陆法系的法条是刚性的一刀切一切的，无论你怎样调整，都有无法照顾到不周与冤屈。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百多年前，当贝卡里亚提出“最低刑责年龄”的时候，他的本意是让社会替未成年的犯罪者承担更多的反思与问责，如果社会一方面轻判了未成年的恶性犯罪，另一方面却对一再的悲剧缺乏触动与变革。这种状态，也是有违贝卡里亚主张初衷的。 最后，想起一本曾经看过、但终究想不起名字的日本推理小说，讲的就是一个恶魔少年，趁着自己还没过14岁生日不受刑事追责，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心态，肆意犯下强奸杀人等重罪。 但这本小说取材自一个真实的恶性案件，就是1997年的日本“蔷薇圣斗杀人事件”，该案中少年A的犯罪心态，与小说里一样的。 而悲剧的是，现实中的少年A最终得逞了。 网络图片 我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始终墨守“十四岁免受（或减受）刑责”这个成规，却不知道这个成规的最初来源，只是对一个距离我们甚远的“坚信礼”宗教仪轨的传承，那是否也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呢？ 国家设法，期于止杀。 苟各伸其志，展转相仇，何有限极？ 咎繇作士，法在必行！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中国省份于3月16-17两日分别举办地方公务员的笔试招募。据公务员培训机构的推测，本周末约有450万名考生要抢逾15万个岗位的最后面试资格，因此，周六开考前，“省考”关键词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据当天考完的考生普遍反应考题偏难、也切合时事，连两会热词“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也入申论题，但让部分河南省考生连声质疑农业大省“河南你不种地了吗?” 继中国去年底的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国考)创下300万人报考的“发烧”纪录后，本周末25个省份的公务员考试(省考)也不遑多让。分析人士说，面对经济复苏疲软，民企纷传裁员下，让为数不少的就业者转向公务员考试，图份铁饭碗的“安稳工作”。 经济观察报3月16日报道，据公务员培训机构“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今年约有560万人报考，比去年增长17.84%，其中预估约有450万名考生有资格参加本周末的省考笔试，而今年总计释出152,233个工作岗位，比去年增加了3206个职缺，年涨幅为2.1%。 省考竞争激烈，也有“千人岗” 虽然省考的平均考录比约34:1，但据经济观察报去年12月份引述“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少数岗位竞争激烈，如江苏省政府信访局机关处室二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岗位的考录比高达2581:1，是实打实的“千里挑一”，另外，徐州市泉山区-区委统战部一级科员一职，也是逾两千人抢一个岗位。 省考之热让“省考”这个关键词于周六开考前，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榜首，中国网民纷纷透过微博贴文送上“祝高分上岸”、“吃皇粮”的祝福，连官媒人民网也转发105厘米长锦鲤入池的短视频，来为考生打气。 周六的笔试一天分上午场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下午场的“申论”两门公共科目笔试。 据极目新闻3月16日报道，位在湖北大学考点的部分考生在考完下午场、步出试场时，有人向记者反应：“题目较难、计算量大、题型新颖”，也有人说“有很多题目跟当下社会热点相结合”，如国家机构改革、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农问题及租房多、人少的对策推论等都出现在考题中。 另外，多位考生也于微博贴文，透露一题又一题让他们写到“手快废了”的考题，其中，两会热词也赫然在列。 一位原藉广东的考生写道，她考到申论题分别有，1.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举措。2.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问题 对应建议。3.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她抱怨难考，因为“材料多的要命”。 务农大省河南连数字科技也入题，考生惊乍 另一位在河南应考、微博用户名为“兔子喵oO”的网民也发帖说，她遇到的申论考题“又是数字科技、又是营商环境的”，让她以为她在考江苏省考。这位考生吐槽道：“你不种地了吗?河南，我乡村振兴背的嘎嘎6(溜)，数字科技看都没看。” 另外四位河南考生也在留言区呼应，有人连声抱怨说:“真的，我做着做着，忍不住回头番了第一页，看到底是不是河南省省考卷。” 也有考生说:“真的，河南考了，我觉得最不可能考的数字化，河南，你跟数字沾一点边吗?” 还有一位河南考生也抱怨称：“我背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结果你给我来个社会治理、城市治理。” 周六省考试场内，数百万考生非常辛苦地挥汗应试，但不是考生的网民也乐得在网上围观，并对省考题目好发议论。 名为“学霸课长”的微博博主于下午场申论开考前，分享了省考申论写作的常用词句大全，但却引发不少网民的严词批评，如有人骂：“还在写八股文”、“就不能说人话”、“选拔公务人员就考谁会说套话，是吧！”甚至还有网民口出恶言，痛斥这般考试选拔除的地方公务员“难怪都是这破烂样”。 这场省考联考预计有450万人参加，但落榜率高达97%，亦即，有高达435万人不过是陪考成分居多，但最后胜出的这15万人是否真的是为国举才，从中国网民的反应似乎也不看好。 劳动专家:铁饭碗工作让求职者抢破头 针对国考、省考的竞争激烈，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王长城认为，三年防疫后，中国经济形势虽有回升，但也不是特别景气，让民企在用人、招人上普遍紧缩，尤其频传裁员，都让求职者转向公部门较安稳的职缺，即便是中小学、医院和社区的基层人员，都有研究生愿意降低身价屈就。 他说，疫情前，大学毕业生若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都宁可考研，不急着投入劳动市场，但疫情后的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加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想尽快找到工作，就算是不符合专业特长的工作也无所谓，而且还出现考生“应考尽考”的“巡考”现象，相对地，就连考研人数也出现下降的趋势。 王长城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目标导向就是待遇好、工作又稳定，他想的是这些。很多学生不考虑我自己学哪个专业、我的专业特长在哪里，他不怎么这么考虑了，他把它放到很次要的位置。” 据新华社去年12月底引述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报考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总人数创下新高后，今年回落至438万人，较上一年减少36万人，年跌幅约9%，也是三年来首次下降。 王长城分析，考研报考人数下降的有两大原因，一是部分大学生认知到，读研的意义不大，因为现在本科毕业生能找到的工作可能不比研究生毕业后能找到的工作差。其二，中国近年大力扩张职业高等教育，因此，随着普通大学教育的紧缩，现在只有前百大的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的学生才会致力于考研。 他还说，基于财政吃紧，中央或省市地方公务员的职缺不会扩增太多，因为当局并不希望太多人投入公共服务这类“分享财富”的岗位来，也就是俗称“吃皇粮”的行列。相反地，他说，政府现在鼓励的是创造性劳动、新质生产力和科技教育，亦即，大量民众能去搞创业、创造财富，将有助于国民的财富增长，也是当局今年能否把失业率从去年的5.2%，控制在5.5%的关键因素之一，不过，他也直言，中国政府现行的失业率调查都非普查结果，因此，普遍存在低估的趋势。
中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中国新一代隐形舰载机“歼-35”的参数，称其关键指标全面优于美军F-35，并说如果歼-35搭载在福建号航母上，它的作战能力将可媲美或超越美国航母。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国防分析师们表示，对此数据没有信心，并说无论歼-35最终能力如何，仍然无法和长期投入相当资金与技术经验的美军F-35相比。歼-35的漂亮参数或许只有在“外销”时才比较有意义。 中国隐形舰载战斗机歼-35（J-35）几乎可以确定将成为中国003航母福建舰的主力舰载机，使用电磁弹射起飞。它的等比模型近来也出现在辽宁舰甲板上，让外界猜测可能包括辽宁舰和山东舰等3艘航母都会以歼-35作为主力舰载机。 参数曝光 香港文汇网近日曝光了歼-35的部分参数，称是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公开的资料整理而来的。这些数据包括：歼-35的发动机用的是两台“涡扇-19”（WS-19）黄山型发动机，并采用全向矢量喷管技术；跟隐身性能有关的正面最小雷达反射截面积为0.01平方米；电子设备配备机载氮化镓有源相控阵雷达、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被动式红外探测系统等；携弹量的部分在弹仓和两翼共可挂载8枚中远程超音速空面导弹；最大起飞重量为35吨；最大飞行速度为2.2马赫；作战半径1350公里，以及最大载弹重量为8吨。 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3月4日根据公布的数据分析，歼-35的最大起飞重量已经超越美军F-35，并在隐身性能和速度等关键指标上也都超过美军，并说如果这些指标都能达标，那么福建舰在搭载2个大队的歼-35的情况下，中国航母的作战能力已达到、甚至超过了美国航母，美国在解放军的航母面前已不再具有优势。 数据遭疑 不过，这样的说法遇到挑战。“解放军追踪者”网站（PLATracker）的共同创办人、知名国防分析师路易斯（Ben Lewis）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于歼-35的能力有很多的猜测，但他个人对于媒体公布的歼-35数据的准确性不太有信心。不过话虽如此，却也明显展现出中国希望歼-35能成为与美国在隐形竞赛中的“均衡器”。 他说，虽然中国在歼-35的研发上投注了大量资金，但中国开发隐形飞机的经验毕竟有限。与此同时，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在研发隐形飞机，路易斯说：“我认为无论J-35最终的能力如何，它仍然无法与F-35相比。” 分析人士说，如果按照数据来看，有几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战机正前方的雷达散射截面（RCS），这将成为歼-35对抗美国隐形战机，尤其是对抗F-35的潜在关键指标。 三项关注点 歼-35的正面雷达散射截面号称达0.01平方米，比美军现役的第五代隐形舰载机F-35C的0.5平方米还要小。越小的雷达散射截面代表敌方雷达能够探测到我方目标的距离变短了，这也意味着敌方所能应对的时间变得更紧迫。 其次，2.2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比美军F-35C的1.5马赫还快。战机速度越快越能进行更好地拦截，让敌方发射导弹的可能性变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军事研究计划高级分析师林浩泽（Thomas Lim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飞机的最大速度反映了其执行任务的速度和及时性。考虑到亚洲现有的热点以及中国与这些地区的地理邻近性，如果该数据属实，可以推测地说，歼-35连同航母发射能力可能会为解放军在部署初始阶段带来优势。 不过，他也强调，媒体曝光的歼-35数据的准确性很难验证或确认，并且数据与技术规格有时可能会出于操作安全或姿态、定位等因素而被“误报”，同时也取决于开发时间表。这些数据看起来像是“有规定性”的，意思是说，最大速度为2.2 马赫和1.5 马赫的飞机看起来好像就是前者是比后者“更好”， 然而，这会根据他们测量期间的燃料负载、携带的有效载荷等数字而发生巨大变化。有些飞机可以具有更高的最大速度，但在承载一定重量或有效载荷时，实际速度比另一架飞机直线下降得更厉害。任务的要求会影响到战机的实际飞行速度。 分析人士说，值得关注的第三点是歼-35的“最大起飞重量”，它是机身、燃料、承载物和乘员重量的总和。这项数据的意义在于可以装载武器、油料的多寡与操作的灵活性。根据曝光的数据，歼-35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35吨，高于F-35C的32吨。若数据属实，代表歼-35可能会在具备中型战机的灵活度的同时，具备重型战机的武器装载量。 载弹量夸大 虽然在有进一步证据表明歼-35正式投入运作之前，很难对潜在的实战能力做出评论，不过，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歼-35的8吨最大载弹量是把弹仓跟外挂全部加在一起，但事实上，真正的隐形战机是不能外挂东西的，以免隐形功效大打折扣。因此在作战时，若想要保持隐形效果，战机就只能使用封闭弹仓来携带导弹而不能使用外挂，可是中国媒体刻意将两种加总起来，实际上有点夸大。 他表示，歼-35是以F-35作为一个明显的参考标的物，所以每一项指标都想要超越F-35，但现在的战争几乎不可能发生两架隐形战机在空中缠斗的情况，因为当今的空战基本上都是靠空中预警机在引导。以前打仗是互相寻找对方的位置要做攻击，现在太平洋上面就是卫星，大家都知道彼此的位置在哪里，根本逃不掉也躲不掉。因此，包括航母、歼-35和F-35，它们其实是为了平时的吓阻而存在，发生战争就代表吓阻失效。平时对武器的要求是越耐用、越有威吓力越好，跟战争时武器是一种消耗品，要求的是物美价廉不同，这是两回事。 外销用途 罗庆生说：“这种情况之下，在我的观点，我是认为这个只有在什么时候有意义呢？它基本上就在外销或军事武器的商业竞争上，它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真正打起来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他说，因为外销时，中国可以对买家说，他的歼-35完全是对标美国的F-35；如果买不到美国F-35的人，就可以来买中国的歼-35。 事实上，巴基斯坦在今年初就传出要跟中国下订单采购歼-31，但中国武器“吹”过头的情况并非没有实证先例。之前巴基斯坦引进中国制的“红旗-9”（HQ-9）防空导弹和“中近程防空系统”（LY-80 LOMADs），就因一直发生故障或是性能不佳，导致巴国空域一再遭到伊朗入侵而被印度媒体耻笑。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文献透露，歼-35受到其体型的限制，所能携带的武器并不多，加上中国在导弹小型化的技术上还是落后美国，所以歼-35能装载的武器可能不足其号称的8吨的重量，或8枚中远程导弹。 引擎缺陷 杨一逵并表示：“我个人认为除了重量以外，最关键也就是中国战机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引擎。” 他说，以目前疑似有投入生产迹象的歼-31来说，它使用的引擎是参考俄制RD-33而生产的WS-13引擎。WS-13净重1135公斤，一架歼-31会配载两具引擎，加起来是2270公斤，比美国F-35使用的F-135发动机的1701公斤重超过500公斤。而且有专家指出，两具WS-13的军用推力加起来还不及F-35的一具F-135引擎的推力。所以歼-31的WS-13引擎效能比F-35要差很多。 他说，现在歼-35号称使用更先进的WS-19引擎，但2023年3月的报道显示WS-19引擎仍在研发中，WS-19是否能在短短一年内就研发成功，并克服同系列引擎的缺陷，令人怀疑。 此外，因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的影响，全球的金属原料、制造材料等供应链出现短缺，制造WS-19引擎的先进合金材料势必也会受到影响。换言之，这个所谓透露的数据可能只是一个原型数据，而非完整的生产飞机，可靠性有待确认。 杨一逵还说，美国F-35战斗机具有先进的“传感器融合”，也就是一种先进的数据链路(Multifunction Advanced Data Link)，可在多个平台之间共用资料与数据，使它可以在更远的防区外探测、跟踪和摧毁敌机。这些能力都取决于美方在战机上的态势感知能力与高度整合的航电设备。但鉴于歼-35的武器系统、航电设备与数据链路整合不确定是否成熟，也无飞行员的培训计划，其战力难以评估。 “飞行员的技能与经验也是变数之一 ”，杨一逵说。他表示，依据公开资讯，美方飞行员培训的小时数比中国飞行员的培训时数多了20%至35%，而飞行员能力的重要性不低于飞机速度与性能。最后，美国目前还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隐形战机机队，其隐形战斗机的态势感知能力还是高过中国。因此，中国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如果歼-35上航母，其作战能力会提升，但仍无法超过美国航母，但这并不表示说如果有一天美中在西太平洋打仗的时候，中国就一定就会输。 “解放军追踪者”网站的共同创办人路易斯表示，无论如何，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的到来和未来歼-35的交付，无疑将影响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美中之间的力量平衡，并表明北京方面渴望部署一支部队可以与美国军队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