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女性為何不想生孩子

以前常說,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難」,其實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讓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難」。這一點,中國也越來越明顯。自開放二胎以來,2015年、2017年是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適齡婦女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總數)僅有1.04和1.20,均遠低於國家衛計委預期的1.8和2.1。這樣低的生育率意味著低生育意願已經在全社會根深蒂固。 我們的鄰居韓國在這方面甚至更為慘淡:不久前公布的數字顯示,韓國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線」。根據《韓國日報》的民調,76.7%的民眾認為「0.9衝擊是國家危機」——這並非聳人聽聞,而是實實在在的危機,2014年韓國國家立法機關就研究過,如無移民補充,即便韓國的生育率維持在1.19,韓國人也將在2750年自然滅絕。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就曾預言韓國將是全世界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這還不僅是中韓,事實上整個東亞差不多都是如此:2018年全世界224個國家和地區中,生育率最低的六個席位中,東亞就包攬了五席,甚至韓國都還算差強人意(倒數第六),港澳台更低,而墊底的新加坡僅有0.83。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數第十五,雖然各家研究機構預測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現在的趨勢下去,到本世紀末日本人減少三分之一應該不成問題。事實上,東亞各國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領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說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女性的復仇 隨便問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覆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價太高了」、「負擔太重,自己都沒錢,還養孩子?」這當然代表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但如果真以為這就是人們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錯了。理由很簡單:就算人們有足夠撫養孩子的錢,他們也還是不願意生。我周圍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幾套房、夫妻倆年薪百萬的,但他們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創業、身價上億的,竟然也以同樣的理由解釋自己為何不要二胎。 網路圖片 關於「二胎」的討論,很多人都關注「房價」等「成本」因素 對此,一個盛行已久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劑」。李華芳的文章《就算鼓勵生十胎,恐怕也沒什麼用》就旗幟鮮明地認為:「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來,這是規律使然。」這一點就單個國家的人口發展史來看,不無道理,但且不論歷史上不是沒有過生育率反彈的現象,也不能解釋國家之間的差別:2017年各國總和生育率,中國(1.60)和越南(1.81)比美國(1.87)和英國(1.89)還低,而韓國(1.26)更遠低於人口總量差不多的法國(2.07)。 顯然,這幾個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還遠不及美國和法國,這至少意味著:就算各國出生率都在隨著經濟發展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樣的——在東亞要快得多,中國的下降尤其快。據聯合國統計,1950-2015年間世界平均的總和生育率從4.7降到2.4,美國從3.3降至1.9,印度從5.9降至2.4,日本從3.0降至1.4,均遠小於中國從6.0跌到1.6的降幅。 生育孩子是牽涉到諸多方面的複雜決策,遠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這麼機械的經濟學邏輯。表面上看,生育率與經濟發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僅是經濟因素,倒不如說是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越來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並進入職場,女性權利意識提升,開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來奪回對生育的自主權。 即便在世人心目中性別不平等已形成慣例的伊朗,這樣的變化也勢不可擋:女性開始利用現代化發展的成果,來反對以性別取人的社會關係。顯而易見,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越具有自主意識:在伊朗,15歲以上受過教育的母親平均生育2.5個孩子,但不識字的母親則平均生育6.4個孩子。 在中國也一樣,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1925年出生的中國女性90%是文盲,平均18歲結婚,生育5.5個孩子;但之後的女性文盲率和生育率都逐漸下降,1950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降到40%,初婚年齡20歲,平均只生育2.7個孩子。在1940-1970年間,雖然中國人的生活也有好轉,但導致生育率降低的更主要因素倒不如說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自主意識的增長——簡言之,總體上「讀書少生娃多」。 網路圖片 現代醫學技術大大降低了孕產和嬰兒初生死亡率,這和避孕套的發明一樣,成為女性解放的福音。 在古代社會,人均壽命短、幼兒死亡率高,其結果是「僅僅為了維持現有人口,每位女性就要平均生育5到6個孩子。事實上,如果考慮到不育和守寡等其他因素,這個數字將上升到接近9個。」但18世紀後,技術的發展、教育普及和現代愛情觀的興起終於逐漸使女性擺脫了生育的重負。 早在一百年前,斯賓格勒就在《西方的沒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狀態」,並帶著先知般的語氣說,這是因為現代的集體生存已「消除了對死亡的恐懼」。現代婚姻不再像傳統時代那樣以宗族的延續為使命,而是一種高級的精神結合,雙方都想成為對方的「生活伴侶」或更高意義上的「靈魂伴侶」(soulmate),「這種選擇成了一個心理上的問題」。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始的婦女,即農婦,是母親。從孩提時代起,她所渴望的整個天職,都包括在『母親』這個詞之中」,但現代的文明女性卻不再渴望只是成為母親,「她們都只屬於她們自己,她們都是不生育的」。 網路圖片 對於一個現代女性而言,僅僅當一個母親毫無吸引力——她想成為自己,而不是一堆孩子的母親。我一位女性朋友看到美國肥皂劇里有位少婦談到自己的四個孩子如何可愛,脫口而出:「四個孩子?簡直恐怖。給我一千萬都不幹。」不久前美國學者Leta Hong Fincher讚許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以不婚不育來反抗社會,但更確切地說,中國年輕女性往往是缺乏那種「母職的快樂」(joy of motherhood,借用荷蘭美素佳兒奶粉的廣告詞),很多人即便生二胎也不過是隨丈夫或雙方父母的心愿,而並不是發自內心想多要一個孩子。不是說人們完全不想「成為母親」,只是這個社會中要達成這個目標和其它目標(例如職場晉陞、保持夫妻獨處空間)相互衝突,一個女性很難兼顧。 最終,有些人索性選擇自己過日子,也就是只致力於自我實現這一個目標——韓國已經出現所謂「三拋世代」(Sampo generation):無親密關係、不結婚、不生娃。這個2011年由《趨勢新聞》創造出來的概念,隨著年輕人的不滿發酵,從「三拋」發展為「五拋」,乃至「七拋」,戀愛、結婚、生小孩、人際關係、購房、夢想、希望,通通都可以拋棄。到2016年底甚至誕生了「全拋世代」,唯一還未拋棄的就只剩下「生命」本身了。 對很多女性而來,現實生活苦不堪言。韓國2017年上半年最賣座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中,描述了一個女性的生命軌跡:從小家裡就重男輕女,長大後受盡各種或明或暗的歧視,結婚後親友就關問何時生孩子,還一口斷定是她身體有問題才懷不上,等有了孩子,不得不辭職在家帶孩子,而丈夫也無法幫上忙,好不容易擺脫精疲力竭的育兒生活,在外喝咖啡喘口氣,卻聽到人嘲諷:「命真好,我也好想用先生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去閑晃……」 東亞女性為什麼不想生孩子?簡單地說,她們缺乏有力的內心激勵,所謂「生不起」都只不過是為「不想生」找的借口。現代化在東亞社會進行得尤為急驟,帶來的衝擊極為深遠,造成兩個看似矛盾的後果:一方面,傳統價值觀的瓦解賦予了女性更多生育自主權和受教育機會,鼓勵她們走出家門進入職場,去成就自我;但另一方面,傳統的家長制和男權結構卻仍然頑強地保留下來,其結果,她們發現自己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取捨。 在韓國的生育率降至1.08時,曾有新聞媒體發明了一個新名詞:「生育罷工」。韓國人口學者朴光駿解釋說:「勞動市場中存在男女工資待遇上的差異及對女性保護(對生育和育兒的擔憂)事業的不關心(甚至反感),在這種狀況沒有得到改善的情況下,女性勞動參與程度的增加導致了女性生育的延期或放棄,這些是導致韓國生育率極低的原因所在。一句話,正是對女性的歧視才導致了生育率的低下。」 網路圖片 很多職場機會對女性仍不友好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東亞和南歐社會均帶有濃厚的家族主義傳統,因而也呈現出某些相似的社會特點,如:以「堅固的家庭」(strong family)作為社會秩序的原理、家長制和男權的社會構造、極低的生育率、啃老或父母照顧子女的現象突出。這樣的社會即便經歷了現代化,但對女性而言整個社會環境仍然並不友好。今年上映的韓國電影《燃燒》中有句心酸的台詞:「女人化妝被說,不化妝也被說;穿得少被說,穿得多也被說。聽說過一句話嗎?沒有適合女性生存的國度。」 日本在三十年前推出了《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規定禁止職場中對男女的區別對待,在錄用、晉陞、教育培訓、退休、辭職、解僱等方面平等對待女性。這確實推動了女性踏入社會,當初過了二十五歲左右「適齡期」還沒有結婚的女性會被社會詬病,而今四十歲前後的「アラアオー」(Around 40)仍未婚的女性大幅增多,不少人自信地謳歌單身生活。 但儘管如此,日本女性的平權之路仍很漫長。2007年,日本厚生勞動大臣柳澤伯夫雖然據說在家裡很怕老婆,但在一次公開發言中要求日本女性努力多生孩子時,卻將婦女稱作「生育機器」,招來如潮的抨擊。這說到底是這些掌權者的思想已經跟不上時代了:在別人自主意識已經日漸覺醒的情況下,不設法去改善狀況、做出讓步,卻還希望像以前一樣,單方面要求「生孩子都是女人的事」,那遭到抵制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槓桿有用嗎? 這個問題在中國甚至更複雜: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比日本破壞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徹底。根據2005年夏日本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的調研,相比起日本女孩將家庭主婦列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職業,中國女孩最理想的職業是公司首席執行官或高級管理層。對中國女性而言,「家庭主婦」僅是自己多個選項之一(所謂「上得了廳堂,進得了廚房」),當母親也不錯,但沒必要多生,何況「超生游擊隊」對多子女家庭的污名化深入人心,讓人感覺多生孩子不僅愚昧可笑,且是導致貧困和不幸的重要原因。 網路圖片 逃離「家庭主婦」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整個職場環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從應聘到晉陞,生育都是女性職場發展的絆腳石。尤其二胎放開之後,很多公司(哪怕是體制內企業)更不敢輕易要女員工——確實我也有女同事入職不久就懷孕休產假,生完剛復職不久又懷了二胎準備休產假。 企業的邏輯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更不願意承擔這樣社會福利的成本,因而現在一些企業招聘時一聽說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發誓將來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絕,因為他們會覺得「你們每個人都說自己是丁克,結果都是一進來就生孩子」。站在企業的角度來說,除非不打算長期聘用,否則一個女員工的孕產假幾乎就是一個不知何時會發作的定時炸彈,為了規避這一「風險」,甚至在招聘時就直接問:「你能保證在兩年內不生孩子嗎?可以的話就錄取你。」 這樣,一個中國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這還不僅僅是撫養孩子的經濟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掉自己的職場機會、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會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於她們撫育後代的改善舉措。國家想要人口紅利,呼籲多生孩子,但尚未見到實質性的補助:雖然法律規定了孕產婦的合法權利,但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業買單,而企業又忙不迭地推給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家人和丈夫也幫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單獨承擔。「人口紅利」是歸國家和社會的,但生育成本則落在你自己肩上,這自然讓許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這是一種在中國社會盛行的邏輯,大體可稱之為「有權者的單邊主義」:只考慮自己的需要,不考慮你的難處。所以國家的潛台詞是:「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企業也類似:「是我在挑你,你不願自有下一個」,等你入職了,最常聽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結果,不要借口」。在這種情況下,擔子被層層轉包,直到最弱勢的那一方無可推卸挑起來。現在的問題是,她們也撂挑子了。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很難指望每個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況下還能自覺自愿去做一件對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國外這些年來在鼓勵人口生育的政策設計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國家出面來減輕企業和個人的負擔:首先給企業補貼因女性員工孕產假、哺乳假等帶來的損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資則由社保解決;其次,讓父親也享有陪產假和育兒假(在丹麥是2周+32周),這樣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會對婦女的歧視,因為男性也休產假,那麼僱主就不會因此而不願意聘用女性了;最後,給兒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兒園、小學入學予以學費減免。總之這都是為了盡量讓人覺得「生孩子並不需要我個人做出難以承受的犧牲」。 網路圖片 但這些政策管用嗎?很遺憾,在大部分國家,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儘管你可以說,如果不這樣,會下滑得更快。因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承擔「從搖籃到墳墓」的所有福利開支,這只是能幫助那些想生的不至於「不敢生」,但對那些「不想生」或「不想多生」的則毫無辦法。因而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呼籲重視少子化問題時,坦率地承認:「很遺憾,我自己也沒孩子,但我們的政策應當是為那些想生的人營造一個儘可能好的環境。」 不過,這仍然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在日本,儘管政府近些年來再三推出鼓勵舉措,但年輕人別說生孩子,連談戀愛的意願都在下跌;而韓國政府這些年來已絞盡腦汁,花了幾百億韓元,結果卻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著每對夫婦只生不到一個孩子。至於中國各地這兩年為鼓勵二胎推出的一些舉措,更被網上嘲諷為「法拉利5元代金券僅限第二輛使用」。 因為這些政策出發點本身,都是為了提高生育水平,但對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她們畢竟很少真的只是為了響應這些政策號召就去生孩子——就像很少會因為有點促銷的小便宜就去買一堆自己實際並不需要的東西。正如復旦大學人口學教授任遠所說的,「鼓勵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樣,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邊界」,國家真正應該做的是「支持家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刻意強調「鼓勵生育」,生孩子本應是一個幸福家庭的自主決定。 現代女性怎樣才願意生娃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就束手無策了?一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之後,生育率就只能不斷下滑而不可逆轉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否則在現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轉的前提下,那人類整體的命運也只能是自然滅絕了。 歷史上並非沒有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生育率的提升。連日本這樣低生育率的國家,總和生育率在2005年下滑到1.26之後,居然也曾在2015年反彈回1.46。在二戰前後,美國出現了「嬰兒潮一代」,一舉逆轉近兩個世紀以來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2.4個孩子,但到1950年代卻平均生3.2個孩子。 這並不是因為新移民帶動(何況此前美國也一直有源源不斷的新移民),而只是因為當時在戰爭和繁榮所激發的情緒下,所有人都在生孩子。在當時美國社會的道德觀下,幾乎每個人都認為以孩子為中心的家庭團結是成功的、健全的個人生活的標誌;195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多數美國人認為做父母是幸福之路,沒有孩子被認為是反常的、自私和可憐的。 網路圖片 這種價值觀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後開始瓦解,美國的生育率再度下滑,但即便如此,美國至今仍有許多年輕女性對生育滿懷熱望,且是那種非常真誠、狂熱地喜歡並想要孩子。這首先恐怕是因為教堂等傳統主義的機構從小就在給女孩們灌輸一個完美的「美國模範家庭」的形象不能缺少孩子;而美國的個人權利保護相當完善,無論對兒童撫育還是女性權益都很重視,因此女性對親子生活抱有良好的期許。這在中國社會幾乎看不到,中國人歷來更多是把生育後代看作是任務(延續後代的使命)、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階段必須要去做的事,而不是自己發自內心地喜歡多幾個孩子。 不過,即便是美國,嬰兒潮的反彈也只是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曇花一現,近些年成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出現人口明顯回升的是東南歐國家,但真正成功的典範是瑞典和法國。在瑞典,2000年的生育率已低至1.53,但2010年卻反彈到1.67,去年更回到了1.88,在北歐各國中僅此一家。 法國更為神奇,2000年是1.75,2010年達到1.97,2017年高達2.07,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成功回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國家。這並不是因為移民的貢獻:法國在2008年就估算過,第一代移民的貢獻率僅相當於把全國的生育率提升了0.07,按這些年移民佔法國人口8%的比值計算,他們也就只比法國本國人平均多生一個孩子。 它們是怎麼做到的呢?作為最早完成現代化的地區,歐洲的生育率近百年來一直是全世界的「窪地」,而瑞典等北歐國家又是窪地中的窪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國家;但在1980年代之後,其它歐洲各國生育率下跌時,北歐卻開始不跌反漲,在瑞典尤為成功,被稱為「第二次人口轉變」。 瑞典在1970年代末開始推動一項變革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創新,就是大規模的非正式同居,1980年代更頒布專門的《同居法》,承認同居關係的法律效力,規範國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為。30年後,近70%生下第一胎的瑞典婦女或是同居女性,或是單身母親。 網路圖片 在法國,自1974年以來生育率就一直較為穩定,有著全球最理想的人口結構,是發達國家中第一個實現人口結構可持續發展的。但其實在1970年代之前的長達百餘年的時間裡,法國上下一直為人口問題深感頭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三十年里,英國人口增加了1000萬,宿敵德國增加了1800萬,而法國卻只增加了200萬,當時無數法國知名人士大聲疾呼,試圖扭轉人口減少的趨勢。當時的德國人也得意洋洋地說法國「男人不願從軍,女人拒絕生育,這樣一個民族會變得麻木,失去活力,註定要受控於一個年富力強的民族」。 統計學家和人口學家貝蒂榮(Jacques Bertillon)當時甚至擔心法國長此以往將變得像波蘭一樣,被歐洲其他大國瓜分;隨著講法語的人口減少,法國也將隨之喪失文化上的影響力。他說:「雖然我心如刀割,但我還是要說,我正注視著指明我們的國家終將消失的鐵證。」 這個問題的原因眾多:法國上層階級出生率低、繼承法傾向於打壓大家族,甚至還有人歸結為媒體和戲劇中對「小家庭更好」觀念的鼓吹、避孕藥的應用,以及反生育運動。隨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恩威並行:1920年出台了嚴厲的反墮胎法案(直至1974年才廢除),刑法規定墮胎是犯罪,要被判處6個月到3年不等的監禁,到1942年甚至將墮胎等同於叛國;避孕直至1967年才隨著「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過而得到認可,此前提供避孕知識的醫療人員常遭到起訴;同時對多生孩子的家庭給予福利補助。但儘管如此,這些舉措卻成效甚微。 真正帶來改變的是法國女性的覺醒。1971年,經受非法墮胎的343名法國婦女發表宣言「我們的子宮屬於我們」。第二年,法國國民議會正式承認非婚生子女和婚內子女擁有完全平等的地位。1975年,以衛生部長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命名的「韋伊法案」不顧天主教會和右翼的激烈反對,宣布大多數情況下的墮胎合法化。 這被廣泛視為啟蒙運動的世俗價值理念戰勝了傳統、自由思想戰勝了天主教信仰。避孕越自由,墮胎就越少,其結果,法國在以前靠懲罰和小恩小惠沒能做到的人口增長,通過授予女性避孕和墮胎的自主權反倒做到了。這一特殊現象被稱為「法式例外」(l』exception française)。 網路圖片 1975年法國衛生部長西蒙娜·韋伊推出法案,宣布墮胎合法化 在一個國家現代化之後,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為止幾乎別無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還不夠,真正要做的是必須給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權,打破傳統的男權結構,承認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權利。在法國和英國,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內從 6%-8%攀升到了40%-42%。只有女性獲得了更多解放、權利和自主權,而不必擔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會歧視時,她們才願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無須顧慮。 與此同時,這還需要社會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則開放同居、承認非婚生子女的結果可能又變成女性獨自承受結果:未婚媽媽更容易貧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 為此,法國在1970年代就制定一項名為「公民同居協議」的新制度,廢除親子關係中對非婚生子女的差別待遇,就算不結婚,長期同居的伴侶也被認可享有與配偶相同的社會權利,並由政府提供豐厚的育兒支持和家庭支援。這已經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簡單問題了,而變成整個社會結構、觀念和制度都要發生相應的變革。 這也是為何南歐和東亞這些家長制更濃厚、觀念更保守的地區在現代化之後生育率更難回升的一大原因:因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會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為,很多孩子被視為「不該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掙扎了。 2008年歐美各發達國家的非婚生子女率都相當高:瑞典54.7%、法國52.6%、英國43.7%,連美國也有40.6%,而日本卻僅有2.1%——日本直至2013年才廢除非婚生子女在遺產繼承權利上的差別,但社會上對非婚生子的歧視仍然存在。 如今很多壓力要求女性生二胎,但如果現狀沒有改善(喪偶式育兒盛行的東亞三國,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迄今排名倒數),那麼在這樣的結構下,對一個有充分自我意識的女性來說,多生孩子顯然並非人生最佳選擇,因為在這社會裡,僅僅「做女人」本身就已經夠累的了;但要賦予女性充分的自主權,則會帶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結構性變化。所以,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沒有辦法,而是這個辦法你敢不敢接。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的方舟

澳洲住房保費大漲56%,保險公司聲稱虧本

澳洲保險公司在過去四年的住房保單上損失逾6.5億澳元,警告稱保費將持續上升,除非加強規劃法律和基礎設施投資以減少自然災害帶來的成本增加。

降價100萬,斷崖式賣房的人

  網路圖片 如今,對許多賣房人來說,他們正在經歷一種「斷崖式賣房」的體驗。當初他們以為手裡握著房子,就是握著一種不會貶值的資產。然而,隨著被現實的涼水一次次地澆醒,他們每一次覺得價格到「底」了,但又有更低的「底」出現。 他們因此得出一個慘痛的教訓:要珍惜第一個出價的人。就像周星馳在《大話西遊》里那段名台詞——曾經有一位真誠的買房人出現在我面前,我沒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時候才後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想對他說兩個字:「我賣!」 後悔時刻 楊晨璐做夢也沒想到,3月初,被他們拒絕的「提著三十米砍價大刀」的那位買家,現在看來,竟然是出價最高的那個。 她要賣的是杭州餘杭區一套89平方米的小三房,買入價在290萬,算上五年來的利息和稅費,成本超過330萬。 經過三次降價後,她終於等來了第一個出價的買家。對方是一位剛需年輕人,想在杭州買房立足,像極了當初買房時的自己。不過,對方砍價很兇,給出站到談判桌前的價格是220萬上下,比他們的買房成本足足低了110萬。 中介勸夫妻倆去談,丈夫不願意,「這個價格沒有談的必要」。 那天,楊晨璐隻身一人,從晚上六點多談到八點。最後,買家同意加價,價格距離楊晨璐的心理底價235萬還差七八萬。對她來說,心理底線的235萬是一個微妙的數字,正好能把虧損控制在百萬以內。不過,丈夫仍然不同意。 會面不歡而散之後,楊晨璐沒有放棄,經過談判,買家再次加價——與心理底線的差距縮小到了三四萬。為了再爭取空間,楊晨璐甚至向中介要求降低中介費,相當於賣房成本再降低了一些。 萬事俱備,她覺得已經可以點頭同意了,丈夫卻不肯,「很堅持,不想賤賣」。他們買下這個房子是在2019年,是夫妻倆的婚房,自住僅有五年,無論是從虧損程度還是對房子的感情來說,都讓丈夫下不了降價這麼多的決心。 中介的電話天天打過來催,夫妻倆為此產生了巨大的意見分歧。直到兩周後,她終於說服了丈夫,同意了買家的出價。結果就如同每一個擦肩而過的故事,「對方已經去考慮別的房子了」。 楊晨璐有時候會想,自己是不是已經錯過了最好的買家了?像她一樣,在今年的賣房市場里,無數人證明,錯過了第一個出價的人,基本就等於錯過了賣出的最高價。 網路圖片 國家統計局數據也顯示,2024年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各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繼續下降。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降幅最大,其中,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0.9%、0.6%、1.0%和0.5%。 但對許多人來說,他們心中的降幅要比這個數據明顯得多。 生活在北京的章偉至今還記得第一個找他出價的人。那是去年9月,他要賣一套位於昌平的小兩居。剛把房子掛上平台,沒等幾天,就有一個買家出價395萬。當時掛牌的價格是425萬,「雖然沒到心理預期,但是想出手的」。 這時,父親卻犯了嘀咕:「算上裝修和利息,得賠四五十萬啊。」章偉一聽,猶豫了。第一次賣房的他,像一個還沒學會游泳就踏入大海的小白,只懂得最眼前紙麵價值的計算,不了解市場的走向,更不知道賣房市場的深淺。 實際上,去年10月,隨著認房不認貸政策的效應逐漸削弱,北京的新房與二手房交易均由升轉降,跌幅擴大。根據諸葛數據研究中心監測數據顯示,2023年10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0653套,環比下降25.3%;同比下降5%,同比降幅較9月擴大4.5個百分點。 事實證明,在如今的市場,每多猶豫一天,價格就有可能降一天。當時章偉想不到,這將是他長達五個月的賣房時間裡出價最高的買家。 網路圖片 被反覆突破的底線 在這場堪稱「斷崖式賣房」的拉鋸戰中,幾乎所有人都面臨一個最頭痛的問題——究竟底在哪裡? 對楊晨璐來說,她的底線被一次又一次反覆突破,「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那是去年10月,第一次掛牌時,楊晨璐還抱著「不虧太多」的心態,掛牌315萬,這是她最開始的「底」。「當時覺得虧15萬已經不少了。」然而,掛上去一個月,一個看房人都沒有,反倒是同小區內的成交價一降再降。 在當今買房市場,買房人少,房源太多。以杭州為例,它面臨著掛牌量高企和需求乏力的雙重壓力。根據貝殼研究院數據,2024年2月,杭州二手房網簽2543套,環比下滑62%,價格跌幅也在擴大。截至2月底,杭州二手房掛牌量已經達到14.99萬套,環比新增3815套。 因此,二手房掛價需要根據成交價即時調整,如果掛價高於上一套的成交價,基本沒有客流。也就是說,賣得越晚,價格就越低。到了元旦,楊晨璐不得不把自己的價格底線降到260萬——因為同小區,已經出現了250萬的成交價了。 這還不夠。過年回來,小區內的成交價已經突破240萬。楊晨璐只好咬一咬牙,再次調整到248萬。 像很多賣房人一樣,她不甘心比當時的底價賣得更低,「總得稍微定高點,好留個談價的空間」,但也正因為如此,她就像是陷入了一場追不上對手的追逐遊戲,她徒勞地追逐著那個「底」,弄得自己身心俱疲。 尤其是夫妻兩人心裡的底線常常不同步,這也加劇了賣房的困難。由於楊晨璐是主力賣房談價的那個,往往是她接受了,丈夫那邊還得過段時間才能接受,因此,等到丈夫反應過來,「(房價)基本就直線下來了」。 更為重要的是,許多賣房者發現,過去評估房價的那些要素似乎在一夜之間失效了。在房價上升的年代,包括配套、裝修、區位、學區等在內,所有的一切都被明碼標價,要估算出一套房子的價值並不難。但現在,過去的那套價格體系失靈後,買房者看中的最主要因素,變成了降價幅度。 在拒絕了第一個買家後,迎來國慶節,章偉收到了第二個買家的報價——370萬。時間僅隔半個月,「和上次價格還低了25萬」。 對方一眼看中了房子,覺得自帶裝修、樓層合適,樓下還有幼兒園,設施齊全,後續加價了3萬。章偉沒有立刻點頭。過了十餘天,中介勸他:「370萬,賣了吧。」經過一段時間的內心建設,他終於決定同意了。 然而沒想到,這回角色調轉,「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買家反而又不急了。 網路圖片 章偉成了越發著急的那個。過了房地產行業傳統的金九銀十,房子出價越來越低,當收到360萬報價的時候,他心態崩了,「一下差價了30多萬,接受不了」。 他感到,自己的底線被逼得一步步往後退,「不僅是價格,也是心理上的。」每一次有人報價,他都要花上幾天做思想建設。 一氣之下,章偉告訴中介,「不賣了」。 底線被反覆突破的滋味並不好受,因為它象徵著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懷疑,與此同時,還要承受來自中介的壓力。 27歲的北京女孩張沁,一度為賣房一事失眠,甚至做噩夢夢到房子賣不出去。她的房子位於望京中心地段,擁有北京市的重點學區,與萬柳書院屬於同一開發商。然而,由於戶型是一居室,且位於29層的頂樓,掛牌數月,至今無人談價。 張沁第一次掛牌是在去年3月份,當時小區的成交價在630萬,為了留出砍價空間,她定價670萬。 中介不斷地用各種話術向張沁施壓:「不再降一點,就上不了必看好房,就賣不出去。」還拿同小區同戶型與她對比,「樓下掛了530萬,你是頂樓,要至少比他便宜兩個點」。 她的底價不斷往後退,從525萬到509萬,比之去年最開始的掛牌價,整整差了161萬。 有一回,她忍無可忍發了火:「我說我不可能再調價了,大不了我把新房退了。」她感到無比氣憤,「太欺負人了,這個房子被說得好像一文不值。」 但是氣惱過後,她不敢真的和中介翻臉——不僅不能翻臉,甚至還需要討好,請喝奶茶、請吃飯,因為賣房還得靠他們。 網路圖片 必須賣房的理由 孩子,是許多人選擇賣房並置換房子的最大原因。 杭州的楊晨璐想換房,「100%為了孩子」。一年前,她迎來了第二個女兒,七十平方米的小三房,容納包括老人在內的一家五口略顯擁擠。大女兒即將上小學,自己在餘杭區,教育資源偏弱,她想換到學區更好的位置去,為此,「虧了也認了」。 而在沒有孩子的時候,楊晨璐一度不認為「學區、教育」是她考慮範圍里的因素。她是在2019年房價高點的時候買下的房子,預算300萬以內,「本身選擇不多」。 在學區、生活環境、離主城區遠近多個因素中,楊晨璐選擇弱化了第一項,「有一個學校就行,不想卷」。 她最後挑中的是一個二手房,由萬科開發,賣給她的業主在2016年買下,三年後均價從一萬五漲到三萬,翻了一倍,「前業主凈賺100多萬」。 如今,時過境遷,輪到她賣房,卻是「要虧100多萬」。但另一方面,她也安慰自己,換了更好的學區房,兩個孩子都能享受到,「也不是那麼虧」。 在賣房買房的潮流里,楊晨璐深切感到了自己作為普通人的無措。錯過了賣房的高點,錯過了房價上漲期,還經常陷入後悔,「如果我很清楚我的底線在哪兒,可能這房子已經賣掉了」。 她偶爾還會想,如果當年選擇買新房,「怎麼也不會虧」。再或者,倘若能早些賣,去年8月、9月選擇拋售,「還能保本」。想得再美好一些,如果在2022年房價上漲到4萬一平方米的時候就能想到賣掉,楊晨璐停頓了一下,「……誰知道後來會這樣呢?」 除此之外,對於賣房者們來說,還有一個賣房的重要理由,是因為他們想買的改善房也降價了,一出一進,虧損似乎就被抵消了。 多名賣房者甚至表示,他們如果虧100萬賣掉了自己的房子,那麼,他們就會抱著砍價200萬的決心,去買新的房子。於是,在這個擊鼓傳花的遊戲中,誰都不希望自己成為最後背鍋的那一個。 對張沁這樣置換型業主來說,她甚至覺得,此時是置換上車的好時機。「努力夠一夠就能買到。」因此,對於想置換的人而言,面積大、環境好的房子更有市場,而相比之下,張沁手裡的一居室,受眾群體窄小,賣房變得難上加難。 但動作一定要快。由於張沁已經先定下了新房,所以必須馬上處理掉她現在的房子,要不然資金鏈就斷了。 還有一些人賣房,則是因為工作變動或是出國等原因。 比如在安徽蚌埠從事房產工作數年的孫盈,她的房子買在2018年,那是個「誰都在買房」的年代,「只要有點錢都去買房」。她所在的行業,幾乎人人手裡都有房,甚至買幾套房。親戚朋友凡是聚在一起,房子是必不可少的話題,誰買了新房,誰買的房子升值了,沒有房子,就失去了一部分社交屬性,在攀比中落了下風。 風氣推動之下,孫盈腦海里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那時候,她將近30歲,房子成為未婚的她的依靠。 網路圖片 沒想到,買下之後,她工作變動,在另一個城市結婚定居,屬於自己的房子一天都沒住過。從去年國慶到今年2月底,每每看到「掛牌一年沒出手,虧50萬」的新聞,孫盈就感到一陣揪心,「上班辛辛苦苦攢的錢,就因為一個選擇,虧得血本無歸。」 但沒辦法,等到新房的兩年契稅一滿,她趕緊掛牌出售,不然,她害怕虧得更多。 賣房的代價 最後,許多業主都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心碎的事實——房子想賣也是能賣掉的,無非是自己願意支付什麼代價。 對張沁來說,她付出的是極大的精力和耐心。甚至,還為此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狀態。 此番賣房,她向出手了兩套房的鄰居討教,對方告訴她:「房主自己住在房間里,自己給客戶介紹最好。」 於是,出現了頗為荒誕的一幕——三年前,買下房子後,為了償還高額的房貸,張沁一直選擇租房住,「以租養貸」。而現在,她終於第一次正式住進了自己買的房子里,卻是因為想把房子賣掉。 從前租房住時,她隨性慣了,東西隨手亂放。現在,搬進家裡,到家拆完快遞,她立刻把垃圾箱清理乾淨,每天上班前把床鋪鋪好,窗帘拉開,「保證屋子採光良好,沒有異味」。 這一切,都是為了給過來看房的人留下個好印象。 網路圖片 即使周末在家,她也保持「隨時進入戰時看房狀態」。中介通知「十分鐘後過來看房」,她會從床上蹦起來,飛速收拾。遇上不在家的時候,她通常選擇讓中介晚點來,預留出飛奔回家的時間,「我希望盡量是我在家給客戶講解」。 為了推銷房子,她還總結了一套優點,從學區到治安,從車位價格到小區密度,甚至搬出了玄學:「租客租了房子後實現薪資翻倍,我搬進來之後也拿到了理想的工作offer。」她把手機壁紙換成「賣房符」,每逢刷到賣房成功的帖子,都在下面留言,「接好運」。 不過,儘管誠心且努力,張沁所作的充其量是錦上添花的事,最重要的仍然是價格。沒有「低價」這朵鮮花吸引客戶,有時候再多綠葉襯托也無濟於事。 而章偉則選擇繼續降價。他重新找回中介,聯繫之前有出價意向的買家。買方市場下,作為房東的話語空間不斷縮小,掛牌價與成交價之間的議價空間最少20萬,有的甚至能達到四五十萬,「很恐怖的」。 價格下滑到340萬左右時,曾經出價370萬的第二位買家,再次報價,344萬。這回,章偉已經吃了足夠多的虧,萬萬不敢錯過,對方說想要多一點傢具,他也同意了,「實在是熬不住了」。 網路圖片 章偉簽完合同回家的那天,母親正好來北京陪看孩子。進門看到母親,想到為了買下這個房子父母操心前後的奔波、借錢,他們幾十年辛苦攢下的錢,轉頭變成竹籃打水一場空,章偉心裡的難受達到了頂點。 房子賣掉之後好幾天,他都處在恍惚里。 賣房的時候,遇到第一個出價買家的時候,章偉都沒有想到這幾個月會如此難熬。經歷無數次對心理底線拷打的煎熬,在夜裡為賣房唉聲嘆氣輾轉反側,無數次計算虧了越來越多錢時的後悔和心疼,這些情緒擰成一股繩子,把他勒得難受。 也有人快刀斬亂麻,賣房時把頭埋進土裡,相當於是「鴕鳥式賣房」。 31歲的袁婷,生活在杭州,她在製造業私企工作,負責外貿業務,買下房子後便被外派墨西哥,房子的裝修皆交由同在杭州的親妹妹打理。 買下房子的時候,袁婷對房子的所有構想都圍繞家人展開。她想把父母接來山水宜人的杭州居住,不過房子買在郊區,每天上班通勤要花費三個小時,周末規划出行必須計算路上的時間。 對她來說,房子已經成為包袱。這四年,她算了一筆賬,她一共還款25萬,其中只有5萬是本金。 同一時刻,她在賣房平台上刷到了鄰居正在出售毛坯房,掛牌才85萬,按照這個價格,等於她前面四年都在為跌掉的房價打工。這一刻,關於房子的美好想像突然化為泡影。 她花了三天思考,決定不想再經歷痛苦漫長的讓價折磨,把目標設立得很清晰,「賺是不可能的,只要求收回還沒還完的房貸」。 3月10日當天,她聯繫中介;一天後,中介上門了解房子;又過了一天,攝影師上門拍照;再過了一天,她在社交媒體為房子發帖引流。 當天晚上八點左右,其中一個上門看房的客戶,當場便把房子定了下來。 過去一年,對袁婷來說頗具戲劇性。她走完了拿到房產證、裝修、入住,再到賣房全部流程。如今,她準備再次買房,這次她的目的就是撿漏一個流通性和抗跌屬性都不錯的房子,「一定要以一個非常好的價格打動我,讓我心甘情願地再次背上負債」。 更多的人,還在這個斷崖式賣房的現狀中熬著。 網路圖片 「虧100萬」,是楊晨璐給自己劃定的最終底線。她也有過備選方案,比如把孩子的卧室換成雙層床,「怎麼也能住」。她家在三樓,如果望向窗外,正好能看見小區里盛開的櫻花樹。在很多個心情鬱悶的時刻,這些景色總能給她帶來一些撫慰。 「大不了,我們就不賣了。」楊晨璐說,接下來,她準備把老大的課外培訓班再取消幾個,日常開銷也要更加謹慎。無論如何,她都決定開始省錢了,這也是經歷了斷崖式賣房之後,她所經歷的轉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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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媒報道發現:開放性傷口接觸的某些東西含致癌物質!

多家澳媒報道了一個驚人發現:一些知名品牌的創口貼/繃帶竟含有致癌化學物質,可能對使用者的健康構成威脅!

陳破空:解析習近平與美國商界對談,盡顯其真面目(下)

今年三月下旬,中國發展論壇結束後,習近平與美國商界會見。雖是閉門對談,內容經由與會者轉述,讓外界有所了解。 關於政治制度。習近平表示:中國的治理體系(即政治制度)不會改變。中共尊重其他國家、其他形式的治理體系,因此要求其他國家也尊重中國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美國也應該尊重中國的一黨專政,即所謂「全過程民主」。 且不說中共並不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網攻、水軍、金錢賄賂等手段影響美國選舉。就說習近平在此處的邏輯,實際上是黑社會的大黑話:我們尊重你們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們也尊重我們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國當真接受這樣的忽悠,其結果就是:既然你們是君子,你們就守信重諾、循規蹈矩、處處禮讓;既然我們是流氓,我們就無法無天、恣意妄為、上下其手。長此以往,自然是中共勝而美國敗,所謂「東升西降」。 關於中美關係。習近平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這是習近平首次承認:中美關係不可能回到從前。顯示其再三爭取和掙扎後的幻滅。既然已經回不到過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習近平之意,要爭取一個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關係。然而,以當前走勢,中美關係只有更差、沒有最差;未必已經觸底,就談不上更好。 說到晶元和半導體,習近平說:美國不應試圖遏阻中國的發展,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這是習近平在不同場合來回重複的說法,但蒼白無力,聽上去很諷刺。因為,美國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沒有美國的引領和幫助,中國不可能達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但中共早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 對談中,習近平還眉飛色舞地比劃著說:「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麼回事?就是通過交流。交流、合作,最後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 「思想上也是一樣,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因為人和人是不一樣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樣的,但要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國家之間、家庭之間、家庭內、親人之間也是這樣的。」果真如此?習近平何不與李克強求同存異?黨內的習派何不與團派求同存異?中國共產黨何不與中國異見群體求同存異? 習近平宣稱:「中美關係史是一部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過去靠人民書寫,未來也要靠兩國人民創造。」那麼試問:習近平可以會見美國民間人士 – 商界和學術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會見中國民間人士 – 商界和學術界人士如馬雲、張維迎等,而確保他們來去自由、回中國後不受習當局報復? 關於台灣。習近平強調:台灣是一條紅線。並稱:中方不干涉其它國家的邊界,所以其它國家也不應該試圖干涉中國的邊界。且不說習近平任意把台灣劃入其邊界,侮辱台灣的主流民意,「亂打台灣豆腐「,就說對周邊其他國家如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印度等國,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這些國家的邊界、包括其國際法定義下的經濟專屬區? 據悉,香港不在這次對話題內。因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國發展論壇的各國嘉賓從一開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談論香港。可見,習當局鴨霸到極點,香港話題,不僅不準中國人觸及(以非中共意識形態),而且還不準外國人觸及。由此可見香港話題之敏感!香港情況之糟糕、局勢之嚴重、人心之對立,或遠超外界的評估和想像。 一位參與閉門會談的美國公司執行長這樣總結與習近平的對談: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會有任何改變。中國富人們(民營企業家們)處於恐懼狀態,正紛紛把資金轉移到國外。中國投資環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對中國經濟前景毫無信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陳破空:解析習近平與美國商界對談,盡顯其真面目(上)

今年3月27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見美國商界大佬和學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國發展論壇結束後的重頭戲,原本是中共總理職權內的戲份,但,就像總理職權內的其他戲份一樣,習近平悍然推開李強,逐一奪權,親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確:既要剝奪李強權力,而且不能讓李強收穫名聲,讓他連虛名都撈不著。可謂架空得徹底。 習近平首演的這場閉門對談,受邀出席的美國企業高管15人,外加部分專家學者。令外界詫異的是,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並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報道中,庫克是風頭人物,此行抵達中國時,庫克高調錶白: 「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 都以為他將是與習近平對談的座上賓,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筆者判斷:習近平藉此亮明態度,支持國產貨華為而排斥洋品牌蘋果。 雖是閉門對談,內容經由與會者轉述,讓外界有所了解。 關於中國經濟。習近平聲稱:去年中國經濟增速(5.2%)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繼續超過30%,中國經濟是健康、可持續的。又說:中國經濟尚未觸頂,每個經濟體都有自己的問題,而中國知道如何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知道每年必須為應屆畢業生創造至少1000萬份新工作。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真有5.2%?其實是習當局自說自話,外界並不相信這個數字。應屆畢業生需要1000萬份新工作?大致沒錯,但這恰恰是習當局無法解決的中國嚴重社會問題之一,以至於中國青年失業率持續飆高,以至於在去年六月這個數字達到21.3%之後,習當局不再公布相關數據。中國年輕一代流行躺平,已經是當下中國社會的新常態之一。 習近平宣稱:中國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但,這只是過程中的一個狀態。數千年中國歷史,有哪一個專制王朝不是以崩潰告終?作為「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之下的紅朝,既然是專制王朝的重複和輪迴,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其實,在世界範圍內,經濟見頂現象屢見不鮮。論發達國家,日本、德國等國經濟先後見頂;論發展中國家,委內瑞拉、辛巴威等國經濟先後繁榮見頂、隨後還再度淪為失敗國家。中國經濟明顯見頂,盛極而衰,已是不爭的事實。習不願承認現實而已。 關於民營企業。有美國高管在會上提到中國民營企業的命運,習近平接話更正說,「你說的是小企業」。在這裡,習近平的認知障礙、意識形態和心機目的都暴露無遺。囿於他的認知障礙,他把民營企業一律貶低為小企業。然而,阿里巴巴小嗎?騰訊、京東小嗎?支撐中國城鎮就業佔80%的整體中國民營企業小嗎? 在整個會談中,多名美國高管多次提到中國的民營企業,習近平每次都把話題轉開,把話題焦點轉到對大型國營企業的支持上。出於極左意識形態,習迷信計劃經濟,主張「國進民退」、「做大做強國營企業」。不僅這麼想,還這麼做了:任內反覆打擊掃蕩民營企業。 習近平跟美國公司高管們的對談,有引進外資的目的,其意圖竟是引誘外資幫助發展中國的國營企業、即黨營企業,絕不願外資幫助發展中國的民營企業。對內對外都是「唯我獨尊」、「為我所用」的那一套。習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資,都是外國的民營企業,你如此歧視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指望外商外資- 外國的民營企業留戀中國市場? 關於市場經濟。在閉門對話中,習近平雖這樣提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但當與會者提出有關深化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建議時,習近平一概予以拒絕。美國高管們表示,他們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習近平不會放棄對經濟的中央集權控制,他無意接受外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親市場改革的任何呼聲。 與會的美國高管向媒體透露: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會面中,美國企業家們提出了尖銳問題,而習近平都給予了強硬回應。毫無掩飾,習近平盡顯其廬山真面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決裂「太子黨」

有關前中共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上將劉亞洲被判重刑的消息在傳了一年多以後,終於在近日得到確認。分析人士認為,劉亞洲案不僅是習近平整肅清洗軍中異己、排擠和邊緣化潛在政敵的一部分,也標誌著習近平與曾經幫助他穩固大位的「紅二代」「太子黨」徹底決裂。 習近平是名副其實的「太子黨」,其父習仲勛曾經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過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是習近平2012年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以後的情況表明,他和「太子黨」的關係並不和諧。 劉亞洲本身就是「紅二代」,而且可說是前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的「乘龍快婿」。他被判重刑是習近平和「太子黨」決裂的最新一幕,也是自薄熙來倒台之後,中共對「太子黨」下手最重的一次。 劉少奇之子劉源的失寵 習近平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屬於「紅二代」,被認為可靠。他也和「紅二代」們有著久遠的關係,其中之一就是他和前中共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的關係。 劉源曾經擔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總後勤部的政委,是「太子黨」中的頂級人物。他曾經協助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打掉軍中「大老虎」、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 在北京的資深記者高瑜2012年11月在德國之聲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4月底,『十八大』軍委海選在北京完成,無論四總部還是軍事院校,總後政委劉源都得票第一。五·一期間,胡錦濤接見劉源,向他祝賀,還說『你進軍委看來沒有問題了』。」 劉源也曾經是習近平掃除軍中貪腐最有力的盟友。然而就在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頂級軍中大佬都被反腐反下台之際,在人們普遍估計劉源會更上一層樓進入中央軍委,甚至擔任軍委紀委書記之際,劉源莫名其妙地退出了軍界政界,被邊緣化到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當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目前,劉源更是已經淡出中國政壇。 習近平和胡耀邦後代 習仲勛家族和胡耀邦家族曾經關係密切;習近平和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胡德華曾經關係良好。 據北京的知情人說,2012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指使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李東升利用610辦公室的傳真機向各個海外媒體發出材料,曝光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財產及其來源。當時的9個常委中,只有周永康和總書記胡錦濤沒有被曝光。 當時,《紐約時報》報道了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家族財富;而彭博社則在2012年6月29日發布了有關習近平家族財富的報道,標題是《習近平的百萬富翁親屬暴露中國精英財富》(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Elite Chinese Fortunes)。 據北京知情人說,彭博社的報道發出之後,習近平的姐姐習橋橋整理了一份材料,詳述她名下財產的來歷和數量,主要是說明財產來源合法,而且數量遠遠沒有彭博社報道的那麼多。習家把這份材料交給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2012年7月13日,明鏡網發表一篇署名特約記者成明的報道,聲稱對習近平家族進行了商業調查,報道中詳細列舉了習家財產的來源和實際狀況,得出的結論是,彭博社的報道「誇大其詞」,習家財產既沒有那麼多,來源也是「合法」的。  2012年7月16日和17日,德國之聲連續兩天發表高瑜的文章《中南海應該成為財產公示的窗口》,詳細轉述了明鏡網的報道,聲稱「6月29日,美國彭博社因為報道習近平親屬驚人財富,網站當天就遭到中國當局的屏蔽。」「7月13日明鏡網發表了特約作者成明對習近平家族的商業調查,這是針對彭博社有關習家族財富調查報道的澄清,也是中共從未有過的最高層家族的一份財產公示。」 據北京知情人分析,這份「調查」很可能是通過胡耀邦家人的關係送到海外的。 2013年2月27日,在《炎黃春秋》雜誌社舉辦的新年聚會上,前中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的女兒馬曉力曾經提到習近平單獨召見過胡德平,並且對胡德平受到習近平青睞、單獨召見表示羨慕。同時希望胡德平藉助和習近平的關係,促使他繼續走改革之路。 然而後來的形勢發展顯示,習近平沒有繼續改革之路,至少在政治觀點上與胡德平和胡德華不盡相同。2016年,胡德平、胡德華和前中國副總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兒子陸德主持的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被徹底改組,似乎也表明習近平和胡家的友誼走到了盡頭。 習近平為何討厭「紅二代」? 習近平雖然來自「紅二代」,而且曾經得到「紅二代」的支持,自己也有「紅二代」的優越感,但是卻在上台後堅決拋棄了「紅二代」。北京知情人說,主要原因是:他仇恨毛澤東,仇恨鄧小平,同時也仇恨幾乎所有的「紅二代」。 在毛澤東時代,在習近平只有9歲的時候,毛澤東讓他爸爸習仲勛成了反黨分子,並且在文革中坐了8年監獄。1962年,習仲勛被打倒以後,習近平成了「反黨分子」的子弟。那個時候,當權的官宦人家都冷落習家,「紅二代」們都瞧不起習近平,欺負、歧視和排擠他。當年與他為伍的人多數都是落魄政客的子女,尤其是以自殺身亡的中國國家副主席高崗為代表的落魄的「西北幫」的人,例如高崗的遺腹子高燕生是習近平兒時最好的朋友,還有因小說《劉志丹》而受到整肅的劉志丹弟媳李建彤的女兒劉索拉。 習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也顯示,當十幾歲的他落魄北京,無家可歸時,沒有任何人同情和救助他。他也沒有辦法像劉亞洲那些「紅二代」一樣參加解放軍,只能被迫到陝北的窮鄉僻野當下鄉知青。這些都似乎會讓習近平有理由對於「紅二代」、「太子黨」心存怨恨。 當年他在陝北農村爭取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上大學的時候,也是困難重重。高崗的遺孀李力群當時恰好被周恩來安排在教育部當學生司司長。由於習仲勛原來是高崗的老戰友,據北京知情人說,當年李力群出面幫忙,才使習近平能夠進入清華大學。習近平念舊,因此李力群一家後來一直受到中共的優待。 文革以後雖然習仲勛重新出山,但是由於習仲勛不滿胡耀邦被撤職,鄧小平把他打發到深圳常住,十多年不能回北京定居,此事習仲勛的老友、曾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生前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有所提及,足以佐證。因此習近平也有理由對鄧小平時代以後的「紅二代」懷有不滿情緒。 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對「紅二代」還有一個顧忌,就是如果論起家庭背景,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只是一個「副國級」官員,比他級別高和與他平級的高官很多,這些人的後代未必看得起習近平。 在紐約的作家畢汝諧說:「那些『紅二代』、高幹子弟或者幹部子弟都會對他有看法的。周圍的人應該,說句實話,像到了他們這一個級別的人,真的就是說,(這個級別)家庭出身的人,他們對習近平,無論是習的出身,還是個人素質,都是不怎麼看得起的。只不過是覺得他抽中了『天字第一號』的那個政治彩票。」 畢汝諧說:「我覺得出於習近平性格,他是要把這些『紅二代』都打下去,因為只有老百姓的孩子才服服帖帖的,對他畏首畏尾。」 「他更願意保持當年北京大院里那種子弟,每個大院子弟有時候他周圍都有一批所謂『衚衕串子』,也就是市民的孩子來捧著他,讓他享受這種優越感。我覺得現在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情況就是當年大院的一個翻版,以一個大院子弟為核心,周圍都是一些馬屁精。」 在美國的自媒體人王劍也認為,習近平統領的常委班子里多是不學無術的馬屁精,搞大政方針和經濟不靠譜。他質問道:「習近平政治局裡的7個小矮人能搞經濟嗎?」 台灣資深記者、專欄作家胡文輝在評論中共二十屆常委班子的文章中寫道:說白了,中共所謂「入常」7人,根本就是「習近平和他的6個小矮人」! 儘管根據陳雲和鄧小平的安排,「太子黨」曾經一度非常強勢,紅遍中國政壇,所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副國級官員,每家都至少有一個正部級子女。但是習近平顯然不買這一套。如今的中國政壇,太子黨幾乎絕跡於省部級以上的高位。 在習近平的執政團隊中,碩果僅存的「太子黨」就是張又俠,儘管已經超齡,仍然留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這其中有一個特殊的原因,就是張又俠的父親張宗遜是習仲勛的陝西同鄉,曾經一起在國共內戰時期的解放軍西北野戰軍中任職,習仲勛是副政委,張宗遜是副司令員,兩家人是世交。他們同屬以高崗、劉志丹、習仲勛為首的「陝北幫」或者「西北幫」。與其說習近平用了「太子黨」,還不如說他用的是「自家人」。 不過最近也有傳聞說,習近平現在和張又俠的關係也趨於緊張,因為張又俠曾經在2012年-2017年間擔任解放軍總裝備部(後改為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而前些時候被習近平清洗的他的繼任人、後來擔任國防部長的李尚福被揭出在裝備發展部任職期間有腐敗行為,另外還有該部門多名高級軍官也因涉嫌腐敗而落馬。 與此同時,多個消息來源說,現在稍微有些知識的「紅二代」都比較親美,基本上都和習近平的三觀不合。儘管習近平在文革中受了一些苦難,而且據認為也很恨毛澤東,但他還是公開推崇毛澤東,他學到的也都是毛澤東的那一套。目前在中國「紅二代」中,私下裡罵習近平的人很多,對他不滿是主流情緒,成為他的心頭大忌。

蔡霞: 習近平再造黨國體制(二)— 流氓修憲 共和制倒退為準帝制

2018 年習近平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將中國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這是對國家制度的顛覆性改變。當然,畢竟現在是21世紀,習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復皇權帝制,而是打著「黨的領導」旗號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為此筆者稱之為一黨專政為基礎的個人獨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共黨奪得政權後,制定的第一部國家憲法——「五四憲法」,搭起中共一黨統治下的共和國制度架構。筆者以為,所謂共和國制,最基本的三點不能缺:選舉制、任期制以及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權力分立並相互制衡的統治模式。儘管「五四」憲法只是一種政治包裝,但為政權合法性所計,毛澤東在世時表面上一直維持著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並在八二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都是為了延續中共黨的統治而維護著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憲法」後來經歷過四次修訂。儘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為順應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而修憲,每次修憲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訂都是使中國朝著現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儘管只是小步前行。回頭看,在推動共和國走向現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稱道的是鄧小平/胡耀邦時期「八二憲法」產生過程和胡錦濤作黨總書記時的2004年修憲。 請先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憲的有關規定: 憲法第二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二條明確了修憲的法定權力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修憲的法定權力來自於人民;全國人大是受人民委託開展修憲工作的職權機關。 憲法第六十四條明確了修憲的法定程序:一,明確規定提出修憲議案的法定權力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二,明確規定審查議案的主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三,明確規定議案通過的法定表決程序: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同意,議案才算通過。 讓我們回看一下「八二憲法」的產生過程: 據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景宇回憶,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同意中共提出的修憲建議和憲法修改委員會建議名單(有 103 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修改憲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交付全民討論,再由憲法修改委員會根據討論意見修改後,提交本屆全國人大審議。 負責主持憲法修改具體工作的,前半段是胡喬木,後半段由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彭真負責,歷時兩年三個月。 《八二憲法》修訂頒布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提出憲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階段全民討論(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階 段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憲法」從修訂到頒布的整個過程,有兩個亮點: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修憲的法定權力機關主持修憲工作;二是全民參與討論修憲歷時 4 個月。 讓我們回顧一下胡錦濤時期的2004年修憲。 2004年修憲不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寫進憲法,不僅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開透明地完成整個修憲過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會議後,中國的學術界、民主黨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憲建議。 2,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全國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現行憲法。 3,用時7個月形成修憲建議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國人大的修憲建議案,決定成立修憲小組進行研究和諮詢工作。當時由各地提出修憲具體意見,在此基礎上形成「修憲建議文本」。中共中央將修憲建議文本發給各地徵求各界意見建議,此為「自下而上、兩下兩上」,前後約 7 個月時間。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將《修憲建議》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5,2003年12月22日將《修憲建議》全文公開,向全社會徵求意見。 6,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草案)》,決定提交全國人大全體代表審議。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批准通過修憲草案。 回顧 2004 年修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的亮點是: 一是中共修憲小組收集社會各界意見,「兩下兩上」形成中共向全國人大提交的修憲建議文本; 二是提前 3 個月將《修憲建議》全文向全社會公開; 三是2004 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全體代表審議通過。整個修憲過程前後歷時 1 年。 讓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隱秘、迅速而狡詐地修憲」的: 從根本上說,2018年的修憲是為習近平個人連任鋪平路子而修,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憲法以來的第一回。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所做的中共修憲建議過程說明可以看到,憲法修改全過程都在習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憲過程,有幾個值得關注的違憲違法點: 1,按照憲法規定,主持修憲工作的法定機關應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然而2018年修憲的全部工作都在黨中央領導之下進行。 王晨說:2017 年 9 月 29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啟動憲法修改工作……為此,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 作,由張德江同志任組長,栗戰書、王滬寧同志任副組長,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有關單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參加。」 請注意:全國人大只是其中參與單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憲的權力機關。 王晨在說明中,特彆強調」這次憲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則:一、堅持黨對憲法修改的領導……把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貫穿於憲法修改全過程,確保憲法修改的正確政治方向。」王晨在說明修憲過程中使用的詞語是「根據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部署」、「受黨中央委 托,中央統戰部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根據黨中央決定,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 「習近平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當面聽取……意見建議」、「根據黨中央安排,張 德江同志主持召開 4 場座談會」、「對每一條意見和建議,黨中央都責成憲法修改小組 作了認真研究和考慮」、「從徵求意見的情況看,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修改憲法的決策部署……」。 2、修憲過程違反「民主、公開」立法的基本原則。 2000 年全國人大通過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 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八二憲法」草案提交全民討論長達四個月;2004 年修憲提前三個月向全社會公布修憲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憲,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都不向全社會提前公開中共修憲建議全文, 不給公眾有討論修憲建議的時間。 3,全國人大自我矮化在國家制度架構中的法定地位。 憲法第5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共黨的修憲建議進行討論,準確地說應是審議。而王晨在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中央修憲建議」的情況時,連續用了三個「一致」來陳述:「一致表示堅決擁護」、「一致贊同黨中央」、「一致認為中央修憲建議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詞表明,全國人大違憲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開臣服於黨權高於國家權力。 4、中共突然詭異發布2018年修憲建議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點55分,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英文急電,透露中共修憲的建議之一是:刪除憲法第79條中的「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條規定。這條消息瞬間引發世界和中國輿論洶湧。迫於突發的輿論情勢, 2小時後中共突然詭異公布修憲建議草案全文。那時,離全國人大開會僅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關部門口頭指示國內媒體不得突出報道「取消國家主席任期」,中共黨組織禁止黨員公開發表反對意見。前中國青年雜誌社《冰點》欄目主編緊急呼籲人大代表否決這一修憲建議;中國一位女企業家寫了一封公開信致全國人大代表,公開抗議這一倒行逆施的修憲建議。從此以後,前冰點欄目主編與那位女企業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專人長期駐守在他們家門外監視他們的行動。 5、恐怖高壓陰影籠罩2018年全國人大會議。 2018 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人大代表們始終被恐怖高壓陰影籠罩著,不少人大代表面對記者採訪,或是快步逃離或是官話套話,或是敷衍搪塞。最明顯的暴力威嚇是軍人押送憲法進入全國人大會場,令全世界驚愕不止。當時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殭屍般絲毫不動,全場鴉雀無聲,只有軍人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聲在大會堂里迴響。這一幕100年前曾經發生在前蘇俄克里姆林宮立憲會議會場上,1918年1月初列寧黨的軍隊兵士們用槍尖刺刀把俄國多黨立憲會議代表驅趕出會場。 2964 名全國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壓下的人大會議上充當提線木偶,表演高票通過的醜劇:贊成票 2958,反對票 2,棄權票 3,無效票 1。 敢於表明真實投票意願的人大代表寥寥無幾。這與文革時期中共中央全會表決開除劉少奇出黨,只有中央委員陳少敏一人沒舉手的情況高度相似。 習近平2018年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實質上是從共和國制向帝制倒退,因而這一消息一經透露,猶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輿論海嘯。歷史已經證明,自從辛亥革命以來,結束皇權帝制走向現代共和國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國民眾普遍接受,任何希圖將修憲作為實現個人權欲的工具,將中國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國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凱。儘管後世史學界對袁世凱評價漸趨多元,但都對袁世凱稱帝持負面評論。 習近平 2018 年修憲,2023年連任國家主席且退位無期,在中共黨內與國內外盡失人心。習近平步張勳、袁世凱後塵,其政治信譽早已經破產,也必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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