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下旬，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习近平与美国商界会见。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政治制度。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治理体系（即政治制度）不会改变。中共尊重其他国家、其他形式的治理体系，因此要求其他国家也尊重中国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一党专政，即所谓“全过程民主”。 且不说中共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网攻、水军、金钱贿赂等手段影响美国选举。就说习近平在此处的逻辑，实际上是黑社会的大黑话：我们尊重你们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们也尊重我们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国当真接受这样的忽悠，其结果就是：既然你们是君子，你们就守信重诺、循规蹈矩、处处礼让；既然我们是流氓，我们就无法无天、恣意妄为、上下其手。长此以往，自然是中共胜而美国败，所谓“东升西降”。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首次承认：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显示其再三争取和挣扎后的幻灭。既然已经回不到过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习近平之意，要争取一个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关系。然而，以当前走势，中美关系只有更差、没有最差；未必已经触底，就谈不上更好。 说到芯片和半导体，习近平说：美国不应试图遏阻中国的发展，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这是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来回重复的说法，但苍白无力，听上去很讽刺。因为，美国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没有美国的引领和帮助，中国不可能达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但中共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对谈中，习近平还眉飞色舞地比划着说：“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交流。交流、合作，最后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 “思想上也是一样，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样的，但要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国家之间、家庭之间、家庭内、亲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果真如此？习近平何不与李克强求同存异？党内的习派何不与团派求同存异？中国共产党何不与中国异见群体求同存异？ 习近平宣称：“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那么试问：习近平可以会见美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会见中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如马云、张维迎等，而确保他们来去自由、回中国后不受习当局报复？ 关于台湾。习近平强调：台湾是一条红线。并称：中方不干涉其它国家的边界，所以其它国家也不应该试图干涉中国的边界。且不说习近平任意把台湾划入其边界，侮辱台湾的主流民意，“乱打台湾豆腐“，就说对周边其他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这些国家的边界、包括其国际法定义下的经济专属区？ 据悉，香港不在这次对话题内。因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国发展论坛的各国嘉宾从一开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谈论香港。可见，习当局鸭霸到极点，香港话题，不仅不准中国人触及（以非中共意识形态），而且还不准外国人触及。由此可见香港话题之敏感！香港情况之糟糕、局势之严重、人心之对立，或远超外界的评估和想象。 一位参与闭门会谈的美国公司执行长这样总结与习近平的对谈：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会有任何改变。中国富人们（民营企业家们）处于恐惧状态，正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投资环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毫无信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3月2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大佬和学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的重头戏，原本是中共总理职权内的戏份，但，就像总理职权内的其他戏份一样，习近平悍然推开李强，逐一夺权，亲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确：既要剥夺李强权力，而且不能让李强收获名声，让他连虚名都捞不着。可谓架空得彻底。 习近平首演的这场闭门对谈，受邀出席的美国企业高管15人，外加部分专家学者。令外界诧异的是，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并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报道中，库克是风头人物，此行抵达中国时，库克高调表白：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都以为他将是与习近平对谈的座上宾，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笔者判断：习近平借此亮明态度，支持国产货华为而排斥洋品牌苹果。 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声称：去年中国经济增速(5.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又说：中国经济尚未触顶，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知道每年必须为应届毕业生创造至少1000万份新工作。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真有5.2%？其实是习当局自说自话，外界并不相信这个数字。应届毕业生需要1000万份新工作？大致没错，但这恰恰是习当局无法解决的中国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以至于中国青年失业率持续飙高，以至于在去年六月这个数字达到21.3%之后，习当局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中国年轻一代流行躺平，已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新常态之一。 习近平宣称：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但，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状态。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专制王朝不是以崩溃告终？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红朝，既然是专制王朝的重复和轮回，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经济见顶现象屡见不鲜。论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国经济先后见顶；论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国经济先后繁荣见顶、随后还再度沦为失败国家。中国经济明显见顶，盛极而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习不愿承认现实而已。 关于民营企业。有美国高管在会上提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习近平接话更正说，“你说的是小企业”。在这里，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意识形态和心机目的都暴露无遗。囿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把民营企业一律贬低为小企业。然而，阿里巴巴小吗？腾讯、京东小吗？支撑中国城镇就业占80%的整体中国民营企业小吗？ 在整个会谈中，多名美国高管多次提到中国的民营企业，习近平每次都把话题转开，把话题焦点转到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支持上。出于极左意识形态，习迷信计划经济，主张“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不仅这么想，还这么做了：任内反复打击扫荡民营企业。 习近平跟美国公司高管们的对谈，有引进外资的目的，其意图竟是引诱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国营企业、即党营企业，绝不愿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对内对外都是“唯我独尊”、“为我所用”的那一套。习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资，都是外国的民营企业，你如此歧视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指望外商外资- 外国的民营企业留恋中国市场？ 关于市场经济。在闭门对话中，习近平虽这样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但当与会者提出有关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建议时，习近平一概予以拒绝。美国高管们表示，他们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控制，他无意接受外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亲市场改革的任何呼声。 与会的美国高管向媒体透露：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中，美国企业家们提出了尖锐问题，而习近平都给予了强硬回应。毫无掩饰，习近平尽显其庐山真面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有关前中共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被判重刑的消息在传了一年多以后，终于在近日得到确认。分析人士认为，刘亚洲案不仅是习近平整肃清洗军中异己、排挤和边缘化潜在政敌的一部分，也标志着习近平与曾经帮助他稳固大位的“红二代”“太子党”彻底决裂。 习近平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其父习仲勋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过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是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的情况表明，他和“太子党”的关系并不和谐。 刘亚洲本身就是“红二代”，而且可说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乘龙快婿”。他被判重刑是习近平和“太子党”决裂的最新一幕，也是自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对“太子党”下手最重的一次。 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失宠 习近平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属于“红二代”，被认为可靠。他也和“红二代”们有着久远的关系，其中之一就是他和前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的关系。 刘源曾经担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总后勤部的政委，是“太子党”中的顶级人物。他曾经协助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打掉军中“大老虎”、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 在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2012年11月在德国之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4月底，‘十八大’军委海选在北京完成，无论四总部还是军事院校，总后政委刘源都得票第一。五·一期间，胡锦涛接见刘源，向他祝贺，还说‘你进军委看来没有问题了’。” 刘源也曾经是习近平扫除军中贪腐最有力的盟友。然而就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顶级军中大佬都被反腐反下台之际，在人们普遍估计刘源会更上一层楼进入中央军委，甚至担任军委纪委书记之际，刘源莫名其妙地退出了军界政界，被边缘化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刘源更是已经淡出中国政坛。 习近平和胡耀邦后代 习仲勋家族和胡耀邦家族曾经关系密切；习近平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曾经关系良好。 据北京的知情人说，201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指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东升利用610办公室的传真机向各个海外媒体发出材料，曝光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财产及其来源。当时的9个常委中，只有周永康和总书记胡锦涛没有被曝光。 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财富；而彭博社则在2012年6月29日发布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百万富翁亲属暴露中国精英财富》（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Elite Chinese Fortunes）。 据北京知情人说，彭博社的报道发出之后，习近平的姐姐习桥桥整理了一份材料，详述她名下财产的来历和数量，主要是说明财产来源合法，而且数量远远没有彭博社报道的那么多。习家把这份材料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2012年7月13日，明镜网发表一篇署名特约记者成明的报道，声称对习近平家族进行了商业调查，报道中详细列举了习家财产的来源和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彭博社的报道“夸大其词”，习家财产既没有那么多，来源也是“合法”的。 2012年7月16日和17日，德国之声连续两天发表高瑜的文章《中南海应该成为财产公示的窗口》，详细转述了明镜网的报道，声称“6月29日，美国彭博社因为报道习近平亲属惊人财富，网站当天就遭到中国当局的屏蔽。”“7月13日明镜网发表了特约作者成明对习近平家族的商业调查，这是针对彭博社有关习家族财富调查报道的澄清，也是中共从未有过的最高层家族的一份财产公示。” 据北京知情人分析，这份“调查”很可能是通过胡耀邦家人的关系送到海外的。 2013年2月27日，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新年聚会上，前中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曾经提到习近平单独召见过胡德平，并且对胡德平受到习近平青睐、单独召见表示羡慕。同时希望胡德平借助和习近平的关系，促使他继续走改革之路。 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显示，习近平没有继续改革之路，至少在政治观点上与胡德平和胡德华不尽相同。2016年，胡德平、胡德华和前中国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陆德主持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彻底改组，似乎也表明习近平和胡家的友谊走到了尽头。 习近平为何讨厌“红二代”？ 习近平虽然来自“红二代”，而且曾经得到“红二代”的支持，自己也有“红二代”的优越感，但是却在上台后坚决抛弃了“红二代”。北京知情人说，主要原因是：他仇恨毛泽东，仇恨邓小平，同时也仇恨几乎所有的“红二代”。 在毛泽东时代，在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毛泽东让他爸爸习仲勋成了反党分子，并且在文革中坐了8年监狱。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以后，习近平成了“反党分子”的子弟。那个时候，当权的官宦人家都冷落习家，“红二代”们都瞧不起习近平，欺负、歧视和排挤他。当年与他为伍的人多数都是落魄政客的子女，尤其是以自杀身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高岗为代表的落魄的“西北帮”的人，例如高岗的遗腹子高燕生是习近平儿时最好的朋友，还有因小说《刘志丹》而受到整肃的刘志丹弟媳李建彤的女儿刘索拉。 习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也显示，当十几岁的他落魄北京，无家可归时，没有任何人同情和救助他。他也没有办法像刘亚洲那些“红二代”一样参加解放军，只能被迫到陕北的穷乡僻野当下乡知青。这些都似乎会让习近平有理由对于“红二代”、“太子党”心存怨恨。 当年他在陕北农村争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当时恰好被周恩来安排在教育部当学生司司长。由于习仲勋原来是高岗的老战友，据北京知情人说，当年李力群出面帮忙，才使习近平能够进入清华大学。习近平念旧，因此李力群一家后来一直受到中共的优待。 文革以后虽然习仲勋重新出山，但是由于习仲勋不满胡耀邦被撤职，邓小平把他打发到深圳常住，十多年不能回北京定居，此事习仲勋的老友、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生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有所提及，足以佐证。因此习近平也有理由对邓小平时代以后的“红二代”怀有不满情绪。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红二代”还有一个顾忌，就是如果论起家庭背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只是一个“副国级”官员，比他级别高和与他平级的高官很多，这些人的后代未必看得起习近平。 在纽约的作家毕汝谐说：“那些‘红二代’、高干子弟或者干部子弟都会对他有看法的。周围的人应该，说句实话，像到了他们这一个级别的人，真的就是说，（这个级别）家庭出身的人，他们对习近平，无论是习的出身，还是个人素质，都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只不过是觉得他抽中了‘天字第一号’的那个政治彩票。” 毕汝谐说：“我觉得出于习近平性格，他是要把这些‘红二代’都打下去，因为只有老百姓的孩子才服服帖帖的，对他畏首畏尾。” “他更愿意保持当年北京大院里那种子弟，每个大院子弟有时候他周围都有一批所谓‘胡同串子’，也就是市民的孩子来捧着他，让他享受这种优越感。我觉得现在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情况就是当年大院的一个翻版，以一个大院子弟为核心，周围都是一些马屁精。” 在美国的自媒体人王剑也认为，习近平统领的常委班子里多是不学无术的马屁精，搞大政方针和经济不靠谱。他质问道：“习近平政治局里的7个小矮人能搞经济吗？” 台湾资深记者、专栏作家胡文辉在评论中共二十届常委班子的文章中写道：说白了，中共所谓“入常”7人，根本就是“习近平和他的6个小矮人”！ 尽管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安排，“太子党”曾经一度非常强势，红遍中国政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副国级官员，每家都至少有一个正部级子女。但是习近平显然不买这一套。如今的中国政坛，太子党几乎绝迹于省部级以上的高位。 在习近平的执政团队中，硕果仅存的“太子党”就是张又侠，尽管已经超龄，仍然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是习仲勋的陕西同乡，曾经一起在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任职，习仲勋是副政委，张宗逊是副司令员，两家人是世交。他们同属以高岗、刘志丹、习仲勋为首的“陕北帮”或者“西北帮”。与其说习近平用了“太子党”，还不如说他用的是“自家人”。 不过最近也有传闻说，习近平现在和张又侠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因为张又侠曾经在2012年-2017年间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后改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而前些时候被习近平清洗的他的继任人、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的李尚福被揭出在装备发展部任职期间有腐败行为，另外还有该部门多名高级军官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 与此同时，多个消息来源说，现在稍微有些知识的“红二代”都比较亲美，基本上都和习近平的三观不合。尽管习近平在文革中受了一些苦难，而且据认为也很恨毛泽东，但他还是公开推崇毛泽东，他学到的也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目前在中国“红二代”中，私下里骂习近平的人很多，对他不满是主流情绪，成为他的心头大忌。
2018 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将中国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颠覆性改变。当然，毕竟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复皇权帝制，而是打着“党的领导”旗号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此笔者称之为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共党夺得政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五四宪法”，搭起中共一党统治下的共和国制度架构。笔者以为，所谓共和国制，最基本的三点不能缺：选举制、任期制以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的统治模式。尽管“五四”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包装，但为政权合法性所计，毛泽东在世时表面上一直维持着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八二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都是为了延续中共党的统治而维护着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宪法”后来经历过四次修订。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为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修宪，每次修宪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订都是使中国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尽管只是小步前行。回头看，在推动共和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胡耀邦时期“八二宪法”产生过程和胡锦涛作党总书记时的2004年修宪。 请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大是受人民委托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程序：一，明确规定提出修宪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明确规定审查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三，明确规定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议案才算通过。 让我们回看一下“八二宪法”的产生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名单（有 103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付全民讨论，再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审议。 负责主持宪法修改具体工作的，前半段是胡乔木，后半段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负责，历时两年三个月。 《八二宪法》修订颁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阶 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宪法”从修订到颁布的整个过程，有两个亮点：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主持修宪工作；二是全民参与讨论修宪历时 4 个月。 让我们回顾一下胡锦涛时期的2004年修宪。 2004年修宪不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进宪法，不仅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开透明地完成整个修宪过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中国的学术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 2，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3，用时7个月形成修宪建议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案，决定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由各地提出修宪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文本发给各地征求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 7 个月时间。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5，2003年12月22日将《修宪建议》全文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6，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 2004 年修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是： 一是中共修宪小组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两下两上”形成中共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修宪建议文本； 二是提前 3 个月将《修宪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三是2004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 1 年。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的： 从根本上说，2018年的修宪是为习近平个人连任铺平路子而修，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宪法以来的第一回。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所做的中共修宪建议过程说明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宪过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违宪违法点： 1，按照宪法规定，主持修宪工作的法定机关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2018年修宪的全部工作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 王晨说：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权力机关。 王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这次宪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则：一、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 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 德江同志主持召开 4 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 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2、修宪过程违反“民主、公开”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八二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长达四个月；2004 年修宪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修宪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宪，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向全社会提前公开中共修宪建议全文， 不给公众有讨论修宪建议的时间。 3，全国人大自我矮化在国家制度架构中的法定地位。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而王晨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词表明，全国人大违宪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开臣服于党权高于国家权力。 4、中共突然诡异发布2018年修宪建议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英文急电，透露中共修宪的建议之一是：删除宪法第79条中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这条消息瞬间引发世界和中国舆论汹涌。迫于突发的舆论情势， 2小时后中共突然诡异公布修宪建议草案全文。那时，离全国人大开会仅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关部门口头指示国内媒体不得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党组织禁止党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前中国青年杂志社《冰点》栏目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这一修宪建议；中国一位女企业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抗议这一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从此以后，前冰点栏目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专人长期驻守在他们家门外监视他们的行动。 5、恐怖高压阴影笼罩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 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官话套话，或是敷衍搪塞。最明显的暴力威吓是军人押送宪法进入全国人大会场，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僵尸般丝毫不动，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军人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声在大会堂里回响。这一幕100年前曾经发生在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2964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压下的人大会议上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的丑剧：赞成票 2958，反对票 2，弃权票 3，无效票 1。 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这与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人没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实质上是从共和国制向帝制倒退，因而这一消息一经透露，犹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舆论海啸。历史已经证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结束皇权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任何希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欲的工具，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国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凯。尽管后世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渐趋多元，但都对袁世凯称帝持负面评论。 习近平 2018 年修宪，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且退位无期，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习近平步张勋、袁世凯后尘，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我是现场见过开封王婆的。2021年6月13日，我带孩子去万岁山大宋武侠城。之所以对王婆印象深刻，是感念她的不易。 我们路过她时，她站在楼台上，领着一位汉服少女抛绣球招婿，这个必须男游客配合，可惜应者寥寥，她只能插科打诨，勉力支应着场面。 现在，网友们都夸王婆控场能力强，不过想一想，要是你和她一样烧了七年冷灶，也会炼出一身火种。 街头智慧，最好的学校还是街头。在水浒人物中，王干娘混世的能力本就数一数二，谋西门的财害武大的命倒也没啥，只是中了超级大乐透，遇到了天杀星武二。 开封王婆的爆红，你可以说是偶然。爆红的降温，我却要说是必然。最近的王婆，开封和河南都有点难以消受。 首当其冲的是开封。前不久，不少刁民跑到包公祠喊冤，吓得这个景点赶紧闭门谢客。包公的真实事迹，跟包公祠的来历一样可疑，全靠底层老铁呼唤青天大老爷，爱国爱朝廷的情怀撑起的场面。这一古人一新祠的，对新时代冤民可真是爱莫能助。 在王婆说媒现场，前几天有寻子家庭登台求助，就是一个值得忧惧的信号。一档婚恋现场秀的镜头，伸向村巷深处，试图扫描光鲜帝国的边角，收拢来的就不会再是泼天的富贵，倒像是破天的灾祸。 当地难免会担心，如果有一天，在包公祠哭庙的人又跑到王婆那里陈情，可如何是好？倘若王婆那里使不得，还有西门庆潘金莲呢，冤不择路的人一路磕头过去，尴了谁的尬？ 再从小的，要是有女权大V和海外舆论，就着说媒现场指责中国年轻人的婚恋观，还困在温饱期望和生殖冲动里，开封和王婆担得起这个责吗？ 在经历包公祠风波后，当地无论有如何的担心，又如何地小心，都不太难理解。文旅能给城市不断加分，城市却困在一大堆一票否决的考评里。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婆说媒越红，现场和舆情就越难控，直到超出王婆和她的各级领导们的想象力。 乱象已渐次呈现。有网红冒充求婚者蹭流量，有已婚男登台然后让妻子声讨（疑似）骗流量，更早的还有一位以田园女权搞流量卖化妆品的女侠登台被王婆识破……到前几天，台下有人向王婆掷物以吸睛。 流量和搞流量的人，都越来越失控。于是，景区更改游戏规则，加强安保，王婆也称病告假一个月。如此，她、景区和开封都缓口气，就像郑屠杀猪，刮掉猪毛，拽出猪下水，大刀劈小刀剔，让肥的更肥，瘦的更瘦，免得惹毛了哪路经略和提辖。 从运营的角度看，只有沉下去还能再浮上来的流量，才能细水长流。一个闹市中的景区，又是景区中的闹市，不能不服从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这样，大宋武侠城里的武侠们，从狮子楼到飞云浦，从山神庙到祝家庄，才好继续做演员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都是小民。在盛世里，做着乱世的迷梦。每天饿不着，偶尔癫狂，多次相亲，时常交配，那才是太平好生活。 别的，不说啦。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卖杏花
“我是律师，自己的合法权益都不能维护，还谈什么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多次致电政府机构座机后，长沙一律师的移动电话号被运营商判定涉嫌诈骗，当日即被紧急停机。随后，当事人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为由，将有关运营商诉至法院，请求后者恢复其电话卡通信功能，并对涉诈号码的监测、核验等规则进行修改。 3月28日，此起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在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梁律师开庭前一日从长沙匆匆赶到成都，准备参加庭审。她今年29岁，2023年正式成为一名专职律师。与梁律师对簿公堂的是四川移动公司，移动公司则是国内四大通信运营商之一。“（被告）出庭人员是移动（四川）公司的代理律师。”梁律师庭后告诉笔者。 网络图片 案涉移动号是梁律师当时唯一的电话号，从大学期间注册使用至今，却因一次联系政府机构的经历遭遇“非法停机”。据梁律师所述，2023年8月1日上午，因所在环保组织的工作需要，她多次致电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有关涂料产品质量的抽查情况，“打了二十多个，因为他们只接了两、三次，所以我就一直打。”此外，梁律师当日上午只拨打过家人的电话。 当日中午，梁律师便收到了移动公司的提示短信，称其电话卡存在“异常使用情况”。该短信称，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一条规定，并结合该电话卡风险等级情况，梁律师需尽快通过四川省归属地指定营业厅重新进行实名核验，“若未核验或核验未通过，（移动）公司将依法对该电话卡进行功能限制。”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一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对监测识别的涉诈异常电话卡用户应当重新进行实名核验，根据风险等级采取有区别的、相应的核验措施。对未按规定核验或者核验未通过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限制、暂停有关电话卡功能。” 收到提示短信后，梁律师的手机号即遭停机。梁律师多次通过“10086”反映称，她常住长沙，号码归属地是成都，无法及时进行核验，“‘028-10086’工作人员表示，那她也没有办法了。” 手机号被突然停机，对梁律师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家人、亲戚、大学同学、同事、领导都是留的这个电话号码，所有银行卡、微信和支付宝也是绑定的这个号码。”梁律师称，专职律师每天需进行大量的电话沟通，“由于手机号被停用，（甚至）无法正常登录软件进行日常工作处理。 ” 网络图片 梁律师认为，移动公司擅自停机的行为违法，侵犯了她的通信自由权，于是一纸诉状将四川移动公司告上了法庭。 除了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恢复案涉电话卡通信功能，笔者注意到，诉请中还涉及相应监测、核验等规则的修改。“依法判决被告一修改电话监测识别规则、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异常电话卡核验规则，并在受影响的区域内以公众普遍容易获知的方式公示一个月，消除原告电话卡再次被错误识别为异常使用并被非法停机的危险。”本案起诉状显示。 梁律师希望通过个案，可以促成运营商在涉诈号码管理规则上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故在诉前调解阶段，梁律师拒绝了被告代理律师的和解请求，“如果我不起诉，我去做了二次核验，然后手机号码正常使用，就是跟其他八百多万人一样默默忍受这种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 梁律师所说的“八百多万人”是根据移动公司提供证据推算的整年停机号码数。 被告提交的四川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协作函》显示，2023年7月31日至2023年8月6日，被要求停机的“涉诈电话号码”多达168715个。“按照这种监测模型，全年365天，需要停机的电话号码会达到（约）8797282个号码，八百多万个被停机的电话里面到底多少是真正的诈骗电话？”梁律师称。 本案庭审中，被告代理律师称案涉行为均由相关行政部门授权为由进行抗辩。被告提交的证据清单显示，被告认为，四川移动公司关停梁律师的手机号是根据《四川省涉嫌诈骗电话监测处置工作机制（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的社会职能，客观上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 对此，梁律师认为，运营商没有告知具体的指定营业厅，没有告知核验的时间期限，在发送通知后直接对监测识别的涉诈异常电话卡用户限制、暂停有关电话卡功能，“明显超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程序也不合法。” 据悉，本案将择期宣判。 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经检索发现，梁律师的经历并非孤例。据赤焰新闻1月24日报道，北京一张姓律师给江西某法院领导发7条短信后，手机曾被莫名停机40小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咸蛋b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