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

以前常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其实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让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难”。这一点,中国也越来越明显。自开放二胎以来,2015年、2017年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仅有1.04和1.20,均远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期的1.8和2.1。这样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低生育意愿已经在全社会根深蒂固。 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方面甚至更为惨淡:不久前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线”。根据《韩国日报》的民调,76.7%的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实实在在的危机,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就研究过,如无移民补充,即便韩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19,韩国人也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预言韩国将是全世界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这还不仅是中韩,事实上整个东亚差不多都是如此:2018年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最低的六个席位中,东亚就包揽了五席,甚至韩国都还算差强人意(倒数第六),港澳台更低,而垫底的新加坡仅有0.83。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数第十五,虽然各家研究机构预测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现在的趋势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减少三分之一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上,东亚各国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领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说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女性的复仇 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复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价太高了”、“负担太重,自己都没钱,还养孩子?”这当然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但如果真以为这就是人们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错了。理由很简单:就算人们有足够抚养孩子的钱,他们也还是不愿意生。我周围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几套房、夫妻俩年薪百万的,但他们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创业、身价上亿的,竟然也以同样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不要二胎。 网络图片 关于“二胎”的讨论,很多人都关注“房价”等“成本”因素 对此,一个盛行已久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李华芳的文章《就算鼓励生十胎,恐怕也没什么用》就旗帜鲜明地认为:“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来,这是规律使然。”这一点就单个国家的人口发展史来看,不无道理,但且不论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生育率反弹的现象,也不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别:2017年各国总和生育率,中国(1.60)和越南(1.81)比美国(1.87)和英国(1.89)还低,而韩国(1.26)更远低于人口总量差不多的法国(2.07)。 显然,这几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不及美国和法国,这至少意味着:就算各国出生率都在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在东亚要快得多,中国的下降尤其快。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间世界平均的总和生育率从4.7降到2.4,美国从3.3降至1.9,印度从5.9降至2.4,日本从3.0降至1.4,均远小于中国从6.0跌到1.6的降幅。 生育孩子是牵涉到诸多方面的复杂决策,远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这么机械的经济学逻辑。表面上看,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仅是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越来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进入职场,女性权利意识提升,开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来夺回对生育的自主权。 即便在世人心目中性别不平等已形成惯例的伊朗,这样的变化也势不可挡:女性开始利用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来反对以性别取人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越具有自主意识:在伊朗,15岁以上受过教育的母亲平均生育2.5个孩子,但不识字的母亲则平均生育6.4个孩子。 在中国也一样,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1925年出生的中国女性90%是文盲,平均18岁结婚,生育5.5个孩子;但之后的女性文盲率和生育率都逐渐下降,1950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降到40%,初婚年龄20岁,平均只生育2.7个孩子。在1940-1970年间,虽然中国人的生活也有好转,但导致生育率降低的更主要因素倒不如说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自主意识的增长——简言之,总体上“读书少生娃多”。 网络图片 现代医学技术大大降低了孕产和婴儿初生死亡率,这和避孕套的发明一样,成为女性解放的福音。 在古代社会,人均寿命短、幼儿死亡率高,其结果是“仅仅为了维持现有人口,每位女性就要平均生育5到6个孩子。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不育和守寡等其他因素,这个数字将上升到接近9个。”但18世纪后,技术的发展、教育普及和现代爱情观的兴起终于逐渐使女性摆脱了生育的重负。 早在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状态”,并带着先知般的语气说,这是因为现代的集体生存已“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现代婚姻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以宗族的延续为使命,而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双方都想成为对方的“生活伴侣”或更高意义上的“灵魂伴侣”(soulmate),“这种选择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从孩提时代起,她所渴望的整个天职,都包括在‘母亲’这个词之中”,但现代的文明女性却不再渴望只是成为母亲,“她们都只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是不生育的”。 网络图片 对于一个现代女性而言,仅仅当一个母亲毫无吸引力——她想成为自己,而不是一堆孩子的母亲。我一位女性朋友看到美国肥皂剧里有位少妇谈到自己的四个孩子如何可爱,脱口而出:“四个孩子?简直恐怖。给我一千万都不干。”不久前美国学者Leta Hong Fincher赞许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以不婚不育来反抗社会,但更确切地说,中国年轻女性往往是缺乏那种“母职的快乐”(joy of motherhood,借用荷兰美素佳儿奶粉的广告词),很多人即便生二胎也不过是随丈夫或双方父母的心愿,而并不是发自内心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是说人们完全不想“成为母亲”,只是这个社会中要达成这个目标和其它目标(例如职场晋升、保持夫妻独处空间)相互冲突,一个女性很难兼顾。 最终,有些人索性选择自己过日子,也就是只致力于自我实现这一个目标——韩国已经出现所谓“三抛世代”(Sampo generation):无亲密关系、不结婚、不生娃。这个2011年由《趋势新闻》创造出来的概念,随着年轻人的不满发酵,从“三抛”发展为“五抛”,乃至“七抛”,恋爱、结婚、生小孩、人际关系、购房、梦想、希望,通通都可以抛弃。到2016年底甚至诞生了“全抛世代”,唯一还未抛弃的就只剩下“生命”本身了。 对很多女性而来,现实生活苦不堪言。韩国2017年上半年最卖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描述了一个女性的生命轨迹:从小家里就重男轻女,长大后受尽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结婚后亲友就关问何时生孩子,还一口断定是她身体有问题才怀不上,等有了孩子,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而丈夫也无法帮上忙,好不容易摆脱精疲力竭的育儿生活,在外喝咖啡喘口气,却听到人嘲讽:“命真好,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去闲晃……” 东亚女性为什么不想生孩子?简单地说,她们缺乏有力的内心激励,所谓“生不起”都只不过是为“不想生”找的借口。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尤为急骤,带来的冲击极为深远,造成两个看似矛盾的后果:一方面,传统价值观的瓦解赋予了女性更多生育自主权和受教育机会,鼓励她们走出家门进入职场,去成就自我;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其结果,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 在韩国的生育率降至1.08时,曾有新闻媒体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生育罢工”。韩国人口学者朴光骏解释说:“劳动市场中存在男女工资待遇上的差异及对女性保护(对生育和育儿的担忧)事业的不关心(甚至反感),在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程度的增加导致了女性生育的延期或放弃,这些是导致韩国生育率极低的原因所在。一句话,正是对女性的歧视才导致了生育率的低下。” 网络图片 很多职场机会对女性仍不友好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东亚和南欧社会均带有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因而也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社会特点,如:以“坚固的家庭”(strong family)作为社会秩序的原理、家长制和男权的社会构造、极低的生育率、啃老或父母照顾子女的现象突出。这样的社会即便经历了现代化,但对女性而言整个社会环境仍然并不友好。今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燃烧》中有句心酸的台词:“女人化妆被说,不化妆也被说;穿得少被说,穿得多也被说。听说过一句话吗?没有适合女性生存的国度。” 日本在三十年前推出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规定禁止职场中对男女的区别对待,在录用、晋升、教育培训、退休、辞职、解雇等方面平等对待女性。这确实推动了女性踏入社会,当初过了二十五岁左右“适龄期”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会被社会诟病,而今四十岁前后的“アラアオー”(Around 40)仍未婚的女性大幅增多,不少人自信地讴歌单身生活。 但尽管如此,日本女性的平权之路仍很漫长。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虽然据说在家里很怕老婆,但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要求日本女性努力多生孩子时,却将妇女称作“生育机器”,招来如潮的抨击。这说到底是这些掌权者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在别人自主意识已经日渐觉醒的情况下,不设法去改善状况、做出让步,却还希望像以前一样,单方面要求“生孩子都是女人的事”,那遭到抵制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杠杆有用吗? 这个问题在中国甚至更复杂: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比日本破坏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彻底。根据2005年夏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的调研,相比起日本女孩将家庭主妇列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中国女孩最理想的职业是公司首席执行官或高级管理层。对中国女性而言,“家庭主妇”仅是自己多个选项之一(所谓“上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当母亲也不错,但没必要多生,何况“超生游击队”对多子女家庭的污名化深入人心,让人感觉多生孩子不仅愚昧可笑,且是导致贫困和不幸的重要原因。 网络图片 逃离“家庭主妇”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 企业的逻辑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不愿意承担这样社会福利的成本,因而现在一些企业招聘时一听说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发誓将来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丁克,结果都是一进来就生孩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除非不打算长期聘用,否则一个女员工的孕产假几乎就是一个不知何时会发作的定时炸弹,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甚至在招聘时就直接问:“你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孩子吗?可以的话就录取你。” 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这是一种在中国社会盛行的逻辑,大体可称之为“有权者的单边主义”: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考虑你的难处。所以国家的潜台词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企业也类似:“是我在挑你,你不愿自有下一个”,等你入职了,最常听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结果,不要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担子被层层转包,直到最弱势的那一方无可推卸挑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她们也撂挑子了。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很难指望每个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况下还能自觉自愿去做一件对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国外这些年来在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设计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国家出面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首先给企业补贴因女性员工孕产假、哺乳假等带来的损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资则由社保解决;其次,让父亲也享有陪产假和育儿假(在丹麦是2周+32周),这样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因为男性也休产假,那么雇主就不会因此而不愿意聘用女性了;最后,给儿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儿园、小学入学予以学费减免。总之这都是为了尽量让人觉得“生孩子并不需要我个人做出难以承受的牺牲”。 网络图片 但这些政策管用吗?很遗憾,在大部分国家,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尽管你可以说,如果不这样,会下滑得更快。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福利开支,这只是能帮助那些想生的不至于“不敢生”,但对那些“不想生”或“不想多生”的则毫无办法。因而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呼吁重视少子化问题时,坦率地承认:“很遗憾,我自己也没孩子,但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为那些想生的人营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环境。” 不过,这仍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在日本,尽管政府近些年来再三推出鼓励举措,但年轻人别说生孩子,连谈恋爱的意愿都在下跌;而韩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绞尽脑汁,花了几百亿韩元,结果却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着每对夫妇只生不到一个孩子。至于中国各地这两年为鼓励二胎推出的一些举措,更被网上嘲讽为“法拉利5元代金券仅限第二辆使用”。 因为这些政策出发点本身,都是为了提高生育水平,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她们毕竟很少真的只是为了响应这些政策号召就去生孩子——就像很少会因为有点促销的小便宜就去买一堆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东西。正如复旦大学人口学教授任远所说的,“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样,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边界”,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支持家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刻意强调“鼓励生育”,生孩子本应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自主决定。 现代女性怎样才愿意生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束手无策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生育率就只能不断下滑而不可逆转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在现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那人类整体的命运也只能是自然灭绝了。 历史上并非没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育率的提升。连日本这样低生育率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下滑到1.26之后,居然也曾在2015年反弹回1.46。在二战前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一代”,一举逆转近两个世纪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4个孩子,但到1950年代却平均生3.2个孩子。 这并不是因为新移民带动(何况此前美国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而只是因为当时在战争和繁荣所激发的情绪下,所有人都在生孩子。在当时美国社会的道德观下,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团结是成功的、健全的个人生活的标志;195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做父母是幸福之路,没有孩子被认为是反常的、自私和可怜的。 网络图片 这种价值观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开始瓦解,美国的生育率再度下滑,但即便如此,美国至今仍有许多年轻女性对生育满怀热望,且是那种非常真诚、狂热地喜欢并想要孩子。这首先恐怕是因为教堂等传统主义的机构从小就在给女孩们灌输一个完美的“美国模范家庭”的形象不能缺少孩子;而美国的个人权利保护相当完善,无论对儿童抚育还是女性权益都很重视,因此女性对亲子生活抱有良好的期许。这在中国社会几乎看不到,中国人历来更多是把生育后代看作是任务(延续后代的使命)、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必须要去做的事,而不是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欢多几个孩子。 不过,即便是美国,婴儿潮的反弹也只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昙花一现,近些年成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出现人口明显回升的是东南欧国家,但真正成功的典范是瑞典和法国。在瑞典,2000年的生育率已低至1.53,但2010年却反弹到1.67,去年更回到了1.88,在北欧各国中仅此一家。 法国更为神奇,2000年是1.75,2010年达到1.97,2017年高达2.07,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成功回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移民的贡献:法国在2008年就估算过,第一代移民的贡献率仅相当于把全国的生育率提升了0.07,按这些年移民占法国人口8%的比值计算,他们也就只比法国本国人平均多生一个孩子。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作为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欧洲的生育率近百年来一直是全世界的“洼地”,而瑞典等北欧国家又是洼地中的洼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国家;但在1980年代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生育率下跌时,北欧却开始不跌反涨,在瑞典尤为成功,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瑞典在1970年代末开始推动一项变革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创新,就是大规模的非正式同居,1980年代更颁布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30年后,近70%生下第一胎的瑞典妇女或是同居女性,或是单身母亲。 网络图片 在法国,自1974年以来生育率就一直较为稳定,有着全球最理想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实现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的。但其实在1970年代之前的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法国上下一直为人口问题深感头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十年里,英国人口增加了1000万,宿敌德国增加了1800万,而法国却只增加了200万,当时无数法国知名人士大声疾呼,试图扭转人口减少的趋势。当时的德国人也得意洋洋地说法国“男人不愿从军,女人拒绝生育,这样一个民族会变得麻木,失去活力,注定要受控于一个年富力强的民族”。 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当时甚至担心法国长此以往将变得像波兰一样,被欧洲其他大国瓜分;随着讲法语的人口减少,法国也将随之丧失文化上的影响力。他说:“虽然我心如刀割,但我还是要说,我正注视着指明我们的国家终将消失的铁证。” 这个问题的原因众多:法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继承法倾向于打压大家族,甚至还有人归结为媒体和戏剧中对“小家庭更好”观念的鼓吹、避孕药的应用,以及反生育运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恩威并行:1920年出台了严厉的反堕胎法案(直至1974年才废除),刑法规定堕胎是犯罪,要被判处6个月到3年不等的监禁,到1942年甚至将堕胎等同于叛国;避孕直至1967年才随着“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过而得到认可,此前提供避孕知识的医疗人员常遭到起诉;同时对多生孩子的家庭给予福利补助。但尽管如此,这些举措却成效甚微。 真正带来改变的是法国女性的觉醒。1971年,经受非法堕胎的343名法国妇女发表宣言“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第二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承认非婚生子女和婚内子女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1975年,以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命名的“韦伊法案”不顾天主教会和右翼的激烈反对,宣布大多数情况下的堕胎合法化。 这被广泛视为启蒙运动的世俗价值理念战胜了传统、自由思想战胜了天主教信仰。避孕越自由,堕胎就越少,其结果,法国在以前靠惩罚和小恩小惠没能做到的人口增长,通过授予女性避孕和堕胎的自主权反倒做到了。这一特殊现象被称为“法式例外”(l’exception française)。 网络图片 1975年法国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推出法案,宣布堕胎合法化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之后,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为止几乎别无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还不够,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在法国和英国,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内从 6%-8%攀升到了40%-42%。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解放、权利和自主权,而不必担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时,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 与此同时,这还需要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则开放同居、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结果可能又变成女性独自承受结果:未婚妈妈更容易贫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 为此,法国在1970年代就制定一项名为“公民同居协议”的新制度,废除亲子关系中对非婚生子女的差别待遇,就算不结婚,长期同居的伴侣也被认可享有与配偶相同的社会权利,并由政府提供丰厚的育儿支持和家庭支援。这已经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简单问题了,而变成整个社会结构、观念和制度都要发生相应的变革。 这也是为何南欧和东亚这些家长制更浓厚、观念更保守的地区在现代化之后生育率更难回升的一大原因:因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会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为,很多孩子被视为“不该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挣扎了。 2008年欧美各发达国家的非婚生子女率都相当高:瑞典54.7%、法国52.6%、英国43.7%,连美国也有40.6%,而日本却仅有2.1%——日本直至2013年才废除非婚生子女在遗产继承权利上的差别,但社会上对非婚生子的歧视仍然存在。 如今很多压力要求女性生二胎,但如果现状没有改善(丧偶式育儿盛行的东亚三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迄今排名倒数),那么在这样的结构下,对一个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多生孩子显然并非人生最佳选择,因为在这社会里,仅仅“做女人”本身就已经够累的了;但要赋予女性充分的自主权,则会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性变化。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没有办法,而是这个办法你敢不敢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的方舟

澳洲住房保费大涨56%,保险公司声称亏本

澳洲保险公司在过去四年的住房保单上损失逾6.5亿澳元,警告称保费将持续上升,除非加强规划法律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成本增加。

降价100万,断崖式卖房的人

  网络图片 如今,对许多卖房人来说,他们正在经历一种“断崖式卖房”的体验。当初他们以为手里握着房子,就是握着一种不会贬值的资产。然而,随着被现实的凉水一次次地浇醒,他们每一次觉得价格到“底”了,但又有更低的“底”出现。 他们因此得出一个惨痛的教训:要珍惜第一个出价的人。就像周星驰在《大话西游》里那段名台词——曾经有一位真诚的买房人出现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他说两个字:“我卖!” 后悔时刻 杨晨璐做梦也没想到,3月初,被他们拒绝的“提着三十米砍价大刀”的那位买家,现在看来,竟然是出价最高的那个。 她要卖的是杭州余杭区一套89平方米的小三房,买入价在290万,算上五年来的利息和税费,成本超过330万。 经过三次降价后,她终于等来了第一个出价的买家。对方是一位刚需年轻人,想在杭州买房立足,像极了当初买房时的自己。不过,对方砍价很凶,给出站到谈判桌前的价格是220万上下,比他们的买房成本足足低了110万。 中介劝夫妻俩去谈,丈夫不愿意,“这个价格没有谈的必要”。 那天,杨晨璐只身一人,从晚上六点多谈到八点。最后,买家同意加价,价格距离杨晨璐的心理底价235万还差七八万。对她来说,心理底线的235万是一个微妙的数字,正好能把亏损控制在百万以内。不过,丈夫仍然不同意。 会面不欢而散之后,杨晨璐没有放弃,经过谈判,买家再次加价——与心理底线的差距缩小到了三四万。为了再争取空间,杨晨璐甚至向中介要求降低中介费,相当于卖房成本再降低了一些。 万事俱备,她觉得已经可以点头同意了,丈夫却不肯,“很坚持,不想贱卖”。他们买下这个房子是在2019年,是夫妻俩的婚房,自住仅有五年,无论是从亏损程度还是对房子的感情来说,都让丈夫下不了降价这么多的决心。 中介的电话天天打过来催,夫妻俩为此产生了巨大的意见分歧。直到两周后,她终于说服了丈夫,同意了买家的出价。结果就如同每一个擦肩而过的故事,“对方已经去考虑别的房子了”。 杨晨璐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最好的买家了?像她一样,在今年的卖房市场里,无数人证明,错过了第一个出价的人,基本就等于错过了卖出的最高价。 网络图片 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24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继续下降。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降幅最大,其中,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9%、0.6%、1.0%和0.5%。 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心中的降幅要比这个数据明显得多。 生活在北京的章伟至今还记得第一个找他出价的人。那是去年9月,他要卖一套位于昌平的小两居。刚把房子挂上平台,没等几天,就有一个买家出价395万。当时挂牌的价格是425万,“虽然没到心理预期,但是想出手的”。 这时,父亲却犯了嘀咕:“算上装修和利息,得赔四五十万啊。”章伟一听,犹豫了。第一次卖房的他,像一个还没学会游泳就踏入大海的小白,只懂得最眼前纸面价值的计算,不了解市场的走向,更不知道卖房市场的深浅。 实际上,去年10月,随着认房不认贷政策的效应逐渐削弱,北京的新房与二手房交易均由升转降,跌幅扩大。根据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10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0653套,环比下降25.3%;同比下降5%,同比降幅较9月扩大4.5个百分点。 事实证明,在如今的市场,每多犹豫一天,价格就有可能降一天。当时章伟想不到,这将是他长达五个月的卖房时间里出价最高的买家。 网络图片 被反复突破的底线 在这场堪称“断崖式卖房”的拉锯战中,几乎所有人都面临一个最头痛的问题——究竟底在哪里? 对杨晨璐来说,她的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反复突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那是去年10月,第一次挂牌时,杨晨璐还抱着“不亏太多”的心态,挂牌315万,这是她最开始的“底”。“当时觉得亏15万已经不少了。”然而,挂上去一个月,一个看房人都没有,反倒是同小区内的成交价一降再降。 在当今买房市场,买房人少,房源太多。以杭州为例,它面临着挂牌量高企和需求乏力的双重压力。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2024年2月,杭州二手房网签2543套,环比下滑62%,价格跌幅也在扩大。截至2月底,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4.99万套,环比新增3815套。 因此,二手房挂价需要根据成交价即时调整,如果挂价高于上一套的成交价,基本没有客流。也就是说,卖得越晚,价格就越低。到了元旦,杨晨璐不得不把自己的价格底线降到260万——因为同小区,已经出现了250万的成交价了。 这还不够。过年回来,小区内的成交价已经突破240万。杨晨璐只好咬一咬牙,再次调整到248万。 像很多卖房人一样,她不甘心比当时的底价卖得更低,“总得稍微定高点,好留个谈价的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她就像是陷入了一场追不上对手的追逐游戏,她徒劳地追逐着那个“底”,弄得自己身心俱疲。 尤其是夫妻两人心里的底线常常不同步,这也加剧了卖房的困难。由于杨晨璐是主力卖房谈价的那个,往往是她接受了,丈夫那边还得过段时间才能接受,因此,等到丈夫反应过来,“(房价)基本就直线下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卖房者发现,过去评估房价的那些要素似乎在一夜之间失效了。在房价上升的年代,包括配套、装修、区位、学区等在内,所有的一切都被明码标价,要估算出一套房子的价值并不难。但现在,过去的那套价格体系失灵后,买房者看中的最主要因素,变成了降价幅度。 在拒绝了第一个买家后,迎来国庆节,章伟收到了第二个买家的报价——370万。时间仅隔半个月,“和上次价格还低了25万”。 对方一眼看中了房子,觉得自带装修、楼层合适,楼下还有幼儿园,设施齐全,后续加价了3万。章伟没有立刻点头。过了十余天,中介劝他:“370万,卖了吧。”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建设,他终于决定同意了。 然而没想到,这回角色调转,“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买家反而又不急了。 网络图片 章伟成了越发着急的那个。过了房地产行业传统的金九银十,房子出价越来越低,当收到360万报价的时候,他心态崩了,“一下差价了30多万,接受不了”。 他感到,自己的底线被逼得一步步往后退,“不仅是价格,也是心理上的。”每一次有人报价,他都要花上几天做思想建设。 一气之下,章伟告诉中介,“不卖了”。 底线被反复突破的滋味并不好受,因为它象征着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怀疑,与此同时,还要承受来自中介的压力。 27岁的北京女孩张沁,一度为卖房一事失眠,甚至做噩梦梦到房子卖不出去。她的房子位于望京中心地段,拥有北京市的重点学区,与万柳书院属于同一开发商。然而,由于户型是一居室,且位于29层的顶楼,挂牌数月,至今无人谈价。 张沁第一次挂牌是在去年3月份,当时小区的成交价在630万,为了留出砍价空间,她定价670万。 中介不断地用各种话术向张沁施压:“不再降一点,就上不了必看好房,就卖不出去。”还拿同小区同户型与她对比,“楼下挂了530万,你是顶楼,要至少比他便宜两个点”。 她的底价不断往后退,从525万到509万,比之去年最开始的挂牌价,整整差了161万。 有一回,她忍无可忍发了火:“我说我不可能再调价了,大不了我把新房退了。”她感到无比气愤,“太欺负人了,这个房子被说得好像一文不值。” 但是气恼过后,她不敢真的和中介翻脸——不仅不能翻脸,甚至还需要讨好,请喝奶茶、请吃饭,因为卖房还得靠他们。 网络图片 必须卖房的理由 孩子,是许多人选择卖房并置换房子的最大原因。 杭州的杨晨璐想换房,“100%为了孩子”。一年前,她迎来了第二个女儿,七十平方米的小三房,容纳包括老人在内的一家五口略显拥挤。大女儿即将上小学,自己在余杭区,教育资源偏弱,她想换到学区更好的位置去,为此,“亏了也认了”。 而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杨晨璐一度不认为“学区、教育”是她考虑范围里的因素。她是在2019年房价高点的时候买下的房子,预算300万以内,“本身选择不多”。 在学区、生活环境、离主城区远近多个因素中,杨晨璐选择弱化了第一项,“有一个学校就行,不想卷”。 她最后挑中的是一个二手房,由万科开发,卖给她的业主在2016年买下,三年后均价从一万五涨到三万,翻了一倍,“前业主净赚100多万”。 如今,时过境迁,轮到她卖房,却是“要亏100多万”。但另一方面,她也安慰自己,换了更好的学区房,两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也不是那么亏”。 在卖房买房的潮流里,杨晨璐深切感到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无措。错过了卖房的高点,错过了房价上涨期,还经常陷入后悔,“如果我很清楚我的底线在哪儿,可能这房子已经卖掉了”。 她偶尔还会想,如果当年选择买新房,“怎么也不会亏”。再或者,倘若能早些卖,去年8月、9月选择抛售,“还能保本”。想得再美好一些,如果在2022年房价上涨到4万一平方米的时候就能想到卖掉,杨晨璐停顿了一下,“……谁知道后来会这样呢?” 除此之外,对于卖房者们来说,还有一个卖房的重要理由,是因为他们想买的改善房也降价了,一出一进,亏损似乎就被抵消了。 多名卖房者甚至表示,他们如果亏100万卖掉了自己的房子,那么,他们就会抱着砍价200万的决心,去买新的房子。于是,在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中,谁都不希望自己成为最后背锅的那一个。 对张沁这样置换型业主来说,她甚至觉得,此时是置换上车的好时机。“努力够一够就能买到。”因此,对于想置换的人而言,面积大、环境好的房子更有市场,而相比之下,张沁手里的一居室,受众群体窄小,卖房变得难上加难。 但动作一定要快。由于张沁已经先定下了新房,所以必须马上处理掉她现在的房子,要不然资金链就断了。 还有一些人卖房,则是因为工作变动或是出国等原因。 比如在安徽蚌埠从事房产工作数年的孙盈,她的房子买在2018年,那是个“谁都在买房”的年代,“只要有点钱都去买房”。她所在的行业,几乎人人手里都有房,甚至买几套房。亲戚朋友凡是聚在一起,房子是必不可少的话题,谁买了新房,谁买的房子升值了,没有房子,就失去了一部分社交属性,在攀比中落了下风。 风气推动之下,孙盈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时候,她将近30岁,房子成为未婚的她的依靠。 网络图片 没想到,买下之后,她工作变动,在另一个城市结婚定居,属于自己的房子一天都没住过。从去年国庆到今年2月底,每每看到“挂牌一年没出手,亏50万”的新闻,孙盈就感到一阵揪心,“上班辛辛苦苦攒的钱,就因为一个选择,亏得血本无归。” 但没办法,等到新房的两年契税一满,她赶紧挂牌出售,不然,她害怕亏得更多。 卖房的代价 最后,许多业主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房子想卖也是能卖掉的,无非是自己愿意支付什么代价。 对张沁来说,她付出的是极大的精力和耐心。甚至,还为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 此番卖房,她向出手了两套房的邻居讨教,对方告诉她:“房主自己住在房间里,自己给客户介绍最好。” 于是,出现了颇为荒诞的一幕——三年前,买下房子后,为了偿还高额的房贷,张沁一直选择租房住,“以租养贷”。而现在,她终于第一次正式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里,却是因为想把房子卖掉。 从前租房住时,她随性惯了,东西随手乱放。现在,搬进家里,到家拆完快递,她立刻把垃圾箱清理干净,每天上班前把床铺铺好,窗帘拉开,“保证屋子采光良好,没有异味”。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过来看房的人留下个好印象。 网络图片 即使周末在家,她也保持“随时进入战时看房状态”。中介通知“十分钟后过来看房”,她会从床上蹦起来,飞速收拾。遇上不在家的时候,她通常选择让中介晚点来,预留出飞奔回家的时间,“我希望尽量是我在家给客户讲解”。 为了推销房子,她还总结了一套优点,从学区到治安,从车位价格到小区密度,甚至搬出了玄学:“租客租了房子后实现薪资翻倍,我搬进来之后也拿到了理想的工作offer。”她把手机壁纸换成“卖房符”,每逢刷到卖房成功的帖子,都在下面留言,“接好运”。 不过,尽管诚心且努力,张沁所作的充其量是锦上添花的事,最重要的仍然是价格。没有“低价”这朵鲜花吸引客户,有时候再多绿叶衬托也无济于事。 而章伟则选择继续降价。他重新找回中介,联系之前有出价意向的买家。买方市场下,作为房东的话语空间不断缩小,挂牌价与成交价之间的议价空间最少20万,有的甚至能达到四五十万,“很恐怖的”。 价格下滑到340万左右时,曾经出价370万的第二位买家,再次报价,344万。这回,章伟已经吃了足够多的亏,万万不敢错过,对方说想要多一点家具,他也同意了,“实在是熬不住了”。 网络图片 章伟签完合同回家的那天,母亲正好来北京陪看孩子。进门看到母亲,想到为了买下这个房子父母操心前后的奔波、借钱,他们几十年辛苦攒下的钱,转头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章伟心里的难受达到了顶点。 房子卖掉之后好几天,他都处在恍惚里。 卖房的时候,遇到第一个出价买家的时候,章伟都没有想到这几个月会如此难熬。经历无数次对心理底线拷打的煎熬,在夜里为卖房唉声叹气辗转反侧,无数次计算亏了越来越多钱时的后悔和心疼,这些情绪拧成一股绳子,把他勒得难受。 也有人快刀斩乱麻,卖房时把头埋进土里,相当于是“鸵鸟式卖房”。 31岁的袁婷,生活在杭州,她在制造业私企工作,负责外贸业务,买下房子后便被外派墨西哥,房子的装修皆交由同在杭州的亲妹妹打理。 买下房子的时候,袁婷对房子的所有构想都围绕家人展开。她想把父母接来山水宜人的杭州居住,不过房子买在郊区,每天上班通勤要花费三个小时,周末规划出行必须计算路上的时间。 对她来说,房子已经成为包袱。这四年,她算了一笔账,她一共还款25万,其中只有5万是本金。 同一时刻,她在卖房平台上刷到了邻居正在出售毛坯房,挂牌才85万,按照这个价格,等于她前面四年都在为跌掉的房价打工。这一刻,关于房子的美好想象突然化为泡影。 她花了三天思考,决定不想再经历痛苦漫长的让价折磨,把目标设立得很清晰,“赚是不可能的,只要求收回还没还完的房贷”。 3月10日当天,她联系中介;一天后,中介上门了解房子;又过了一天,摄影师上门拍照;再过了一天,她在社交媒体为房子发帖引流。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其中一个上门看房的客户,当场便把房子定了下来。 过去一年,对袁婷来说颇具戏剧性。她走完了拿到房产证、装修、入住,再到卖房全部流程。如今,她准备再次买房,这次她的目的就是捡漏一个流通性和抗跌属性都不错的房子,“一定要以一个非常好的价格打动我,让我心甘情愿地再次背上负债”。 更多的人,还在这个断崖式卖房的现状中熬着。 网络图片 “亏100万”,是杨晨璐给自己划定的最终底线。她也有过备选方案,比如把孩子的卧室换成双层床,“怎么也能住”。她家在三楼,如果望向窗外,正好能看见小区里盛开的樱花树。在很多个心情郁闷的时刻,这些景色总能给她带来一些抚慰。 “大不了,我们就不卖了。”杨晨璐说,接下来,她准备把老大的课外培训班再取消几个,日常开销也要更加谨慎。无论如何,她都决定开始省钱了,这也是经历了断崖式卖房之后,她所经历的转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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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媒报道发现:开放性伤口接触的某些东西含致癌物质!

多家澳媒报道了一个惊人发现:一些知名品牌的创口贴/绷带竟含有致癌化学物质,可能对使用者的健康构成威胁!

陈破空:解析习近平与美国商界对谈,尽显其真面目(下)

今年三月下旬,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习近平与美国商界会见。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政治制度。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治理体系(即政治制度)不会改变。中共尊重其他国家、其他形式的治理体系,因此要求其他国家也尊重中国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一党专政,即所谓“全过程民主”。 且不说中共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网攻、水军、金钱贿赂等手段影响美国选举。就说习近平在此处的逻辑,实际上是黑社会的大黑话:我们尊重你们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们也尊重我们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国当真接受这样的忽悠,其结果就是:既然你们是君子,你们就守信重诺、循规蹈矩、处处礼让;既然我们是流氓,我们就无法无天、恣意妄为、上下其手。长此以往,自然是中共胜而美国败,所谓“东升西降”。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首次承认: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显示其再三争取和挣扎后的幻灭。既然已经回不到过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习近平之意,要争取一个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关系。然而,以当前走势,中美关系只有更差、没有最差;未必已经触底,就谈不上更好。 说到芯片和半导体,习近平说:美国不应试图遏阻中国的发展,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这是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来回重复的说法,但苍白无力,听上去很讽刺。因为,美国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没有美国的引领和帮助,中国不可能达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但中共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对谈中,习近平还眉飞色舞地比划着说:“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交流。交流、合作,最后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 “思想上也是一样,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样的,但要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国家之间、家庭之间、家庭内、亲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果真如此?习近平何不与李克强求同存异?党内的习派何不与团派求同存异?中国共产党何不与中国异见群体求同存异? 习近平宣称:“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那么试问:习近平可以会见美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会见中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如马云、张维迎等,而确保他们来去自由、回中国后不受习当局报复? 关于台湾。习近平强调:台湾是一条红线。并称:中方不干涉其它国家的边界,所以其它国家也不应该试图干涉中国的边界。且不说习近平任意把台湾划入其边界,侮辱台湾的主流民意,“乱打台湾豆腐“,就说对周边其他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这些国家的边界、包括其国际法定义下的经济专属区? 据悉,香港不在这次对话题内。因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国发展论坛的各国嘉宾从一开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谈论香港。可见,习当局鸭霸到极点,香港话题,不仅不准中国人触及(以非中共意识形态),而且还不准外国人触及。由此可见香港话题之敏感!香港情况之糟糕、局势之严重、人心之对立,或远超外界的评估和想象。 一位参与闭门会谈的美国公司执行长这样总结与习近平的对谈: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会有任何改变。中国富人们(民营企业家们)处于恐惧状态,正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投资环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毫无信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陈破空:解析习近平与美国商界对谈,尽显其真面目(上)

今年3月2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大佬和学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的重头戏,原本是中共总理职权内的戏份,但,就像总理职权内的其他戏份一样,习近平悍然推开李强,逐一夺权,亲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确:既要剥夺李强权力,而且不能让李强收获名声,让他连虚名都捞不着。可谓架空得彻底。 习近平首演的这场闭门对谈,受邀出席的美国企业高管15人,外加部分专家学者。令外界诧异的是,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并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报道中,库克是风头人物,此行抵达中国时,库克高调表白: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都以为他将是与习近平对谈的座上宾,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笔者判断:习近平借此亮明态度,支持国产货华为而排斥洋品牌苹果。 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声称:去年中国经济增速(5.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又说:中国经济尚未触顶,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知道每年必须为应届毕业生创造至少1000万份新工作。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真有5.2%?其实是习当局自说自话,外界并不相信这个数字。应届毕业生需要1000万份新工作?大致没错,但这恰恰是习当局无法解决的中国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以至于中国青年失业率持续飙高,以至于在去年六月这个数字达到21.3%之后,习当局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中国年轻一代流行躺平,已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新常态之一。 习近平宣称: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但,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状态。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专制王朝不是以崩溃告终?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红朝,既然是专制王朝的重复和轮回,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经济见顶现象屡见不鲜。论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国经济先后见顶;论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国经济先后繁荣见顶、随后还再度沦为失败国家。中国经济明显见顶,盛极而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习不愿承认现实而已。 关于民营企业。有美国高管在会上提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习近平接话更正说,“你说的是小企业”。在这里,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意识形态和心机目的都暴露无遗。囿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把民营企业一律贬低为小企业。然而,阿里巴巴小吗?腾讯、京东小吗?支撑中国城镇就业占80%的整体中国民营企业小吗? 在整个会谈中,多名美国高管多次提到中国的民营企业,习近平每次都把话题转开,把话题焦点转到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支持上。出于极左意识形态,习迷信计划经济,主张“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不仅这么想,还这么做了:任内反复打击扫荡民营企业。 习近平跟美国公司高管们的对谈,有引进外资的目的,其意图竟是引诱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国营企业、即党营企业,绝不愿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对内对外都是“唯我独尊”、“为我所用”的那一套。习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资,都是外国的民营企业,你如此歧视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指望外商外资- 外国的民营企业留恋中国市场? 关于市场经济。在闭门对话中,习近平虽这样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但当与会者提出有关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建议时,习近平一概予以拒绝。美国高管们表示,他们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控制,他无意接受外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亲市场改革的任何呼声。 与会的美国高管向媒体透露: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中,美国企业家们提出了尖锐问题,而习近平都给予了强硬回应。毫无掩饰,习近平尽显其庐山真面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决裂“太子党”

有关前中共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被判重刑的消息在传了一年多以后,终于在近日得到确认。分析人士认为,刘亚洲案不仅是习近平整肃清洗军中异己、排挤和边缘化潜在政敌的一部分,也标志着习近平与曾经帮助他稳固大位的“红二代”“太子党”彻底决裂。 习近平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其父习仲勋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过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是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的情况表明,他和“太子党”的关系并不和谐。 刘亚洲本身就是“红二代”,而且可说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乘龙快婿”。他被判重刑是习近平和“太子党”决裂的最新一幕,也是自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对“太子党”下手最重的一次。 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失宠 习近平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属于“红二代”,被认为可靠。他也和“红二代”们有着久远的关系,其中之一就是他和前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的关系。 刘源曾经担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总后勤部的政委,是“太子党”中的顶级人物。他曾经协助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打掉军中“大老虎”、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 在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2012年11月在德国之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4月底,‘十八大’军委海选在北京完成,无论四总部还是军事院校,总后政委刘源都得票第一。五·一期间,胡锦涛接见刘源,向他祝贺,还说‘你进军委看来没有问题了’。” 刘源也曾经是习近平扫除军中贪腐最有力的盟友。然而就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顶级军中大佬都被反腐反下台之际,在人们普遍估计刘源会更上一层楼进入中央军委,甚至担任军委纪委书记之际,刘源莫名其妙地退出了军界政界,被边缘化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刘源更是已经淡出中国政坛。 习近平和胡耀邦后代 习仲勋家族和胡耀邦家族曾经关系密切;习近平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曾经关系良好。 据北京的知情人说,201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指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东升利用610办公室的传真机向各个海外媒体发出材料,曝光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财产及其来源。当时的9个常委中,只有周永康和总书记胡锦涛没有被曝光。 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财富;而彭博社则在2012年6月29日发布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百万富翁亲属暴露中国精英财富》(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Elite Chinese Fortunes)。 据北京知情人说,彭博社的报道发出之后,习近平的姐姐习桥桥整理了一份材料,详述她名下财产的来历和数量,主要是说明财产来源合法,而且数量远远没有彭博社报道的那么多。习家把这份材料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2012年7月13日,明镜网发表一篇署名特约记者成明的报道,声称对习近平家族进行了商业调查,报道中详细列举了习家财产的来源和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彭博社的报道“夸大其词”,习家财产既没有那么多,来源也是“合法”的。  2012年7月16日和17日,德国之声连续两天发表高瑜的文章《中南海应该成为财产公示的窗口》,详细转述了明镜网的报道,声称“6月29日,美国彭博社因为报道习近平亲属惊人财富,网站当天就遭到中国当局的屏蔽。”“7月13日明镜网发表了特约作者成明对习近平家族的商业调查,这是针对彭博社有关习家族财富调查报道的澄清,也是中共从未有过的最高层家族的一份财产公示。” 据北京知情人分析,这份“调查”很可能是通过胡耀邦家人的关系送到海外的。 2013年2月27日,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新年聚会上,前中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曾经提到习近平单独召见过胡德平,并且对胡德平受到习近平青睐、单独召见表示羡慕。同时希望胡德平借助和习近平的关系,促使他继续走改革之路。 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显示,习近平没有继续改革之路,至少在政治观点上与胡德平和胡德华不尽相同。2016年,胡德平、胡德华和前中国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陆德主持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彻底改组,似乎也表明习近平和胡家的友谊走到了尽头。 习近平为何讨厌“红二代”? 习近平虽然来自“红二代”,而且曾经得到“红二代”的支持,自己也有“红二代”的优越感,但是却在上台后坚决抛弃了“红二代”。北京知情人说,主要原因是:他仇恨毛泽东,仇恨邓小平,同时也仇恨几乎所有的“红二代”。 在毛泽东时代,在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毛泽东让他爸爸习仲勋成了反党分子,并且在文革中坐了8年监狱。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以后,习近平成了“反党分子”的子弟。那个时候,当权的官宦人家都冷落习家,“红二代”们都瞧不起习近平,欺负、歧视和排挤他。当年与他为伍的人多数都是落魄政客的子女,尤其是以自杀身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高岗为代表的落魄的“西北帮”的人,例如高岗的遗腹子高燕生是习近平儿时最好的朋友,还有因小说《刘志丹》而受到整肃的刘志丹弟媳李建彤的女儿刘索拉。 习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也显示,当十几岁的他落魄北京,无家可归时,没有任何人同情和救助他。他也没有办法像刘亚洲那些“红二代”一样参加解放军,只能被迫到陕北的穷乡僻野当下乡知青。这些都似乎会让习近平有理由对于“红二代”、“太子党”心存怨恨。 当年他在陕北农村争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当时恰好被周恩来安排在教育部当学生司司长。由于习仲勋原来是高岗的老战友,据北京知情人说,当年李力群出面帮忙,才使习近平能够进入清华大学。习近平念旧,因此李力群一家后来一直受到中共的优待。 文革以后虽然习仲勋重新出山,但是由于习仲勋不满胡耀邦被撤职,邓小平把他打发到深圳常住,十多年不能回北京定居,此事习仲勋的老友、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生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有所提及,足以佐证。因此习近平也有理由对邓小平时代以后的“红二代”怀有不满情绪。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红二代”还有一个顾忌,就是如果论起家庭背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只是一个“副国级”官员,比他级别高和与他平级的高官很多,这些人的后代未必看得起习近平。 在纽约的作家毕汝谐说:“那些‘红二代’、高干子弟或者干部子弟都会对他有看法的。周围的人应该,说句实话,像到了他们这一个级别的人,真的就是说,(这个级别)家庭出身的人,他们对习近平,无论是习的出身,还是个人素质,都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只不过是觉得他抽中了‘天字第一号’的那个政治彩票。” 毕汝谐说:“我觉得出于习近平性格,他是要把这些‘红二代’都打下去,因为只有老百姓的孩子才服服帖帖的,对他畏首畏尾。” “他更愿意保持当年北京大院里那种子弟,每个大院子弟有时候他周围都有一批所谓‘胡同串子’,也就是市民的孩子来捧着他,让他享受这种优越感。我觉得现在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情况就是当年大院的一个翻版,以一个大院子弟为核心,周围都是一些马屁精。” 在美国的自媒体人王剑也认为,习近平统领的常委班子里多是不学无术的马屁精,搞大政方针和经济不靠谱。他质问道:“习近平政治局里的7个小矮人能搞经济吗?” 台湾资深记者、专栏作家胡文辉在评论中共二十届常委班子的文章中写道:说白了,中共所谓“入常”7人,根本就是“习近平和他的6个小矮人”! 尽管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安排,“太子党”曾经一度非常强势,红遍中国政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副国级官员,每家都至少有一个正部级子女。但是习近平显然不买这一套。如今的中国政坛,太子党几乎绝迹于省部级以上的高位。 在习近平的执政团队中,硕果仅存的“太子党”就是张又侠,尽管已经超龄,仍然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是习仲勋的陕西同乡,曾经一起在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任职,习仲勋是副政委,张宗逊是副司令员,两家人是世交。他们同属以高岗、刘志丹、习仲勋为首的“陕北帮”或者“西北帮”。与其说习近平用了“太子党”,还不如说他用的是“自家人”。 不过最近也有传闻说,习近平现在和张又侠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因为张又侠曾经在2012年-2017年间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后改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而前些时候被习近平清洗的他的继任人、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的李尚福被揭出在装备发展部任职期间有腐败行为,另外还有该部门多名高级军官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 与此同时,多个消息来源说,现在稍微有些知识的“红二代”都比较亲美,基本上都和习近平的三观不合。尽管习近平在文革中受了一些苦难,而且据认为也很恨毛泽东,但他还是公开推崇毛泽东,他学到的也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目前在中国“红二代”中,私下里骂习近平的人很多,对他不满是主流情绪,成为他的心头大忌。

蔡霞: 习近平再造党国体制(二)— 流氓修宪 共和制倒退为准帝制

2018 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将中国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颠覆性改变。当然,毕竟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复皇权帝制,而是打着“党的领导”旗号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此笔者称之为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共党夺得政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五四宪法”,搭起中共一党统治下的共和国制度架构。笔者以为,所谓共和国制,最基本的三点不能缺:选举制、任期制以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的统治模式。尽管“五四”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包装,但为政权合法性所计,毛泽东在世时表面上一直维持着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八二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都是为了延续中共党的统治而维护着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宪法”后来经历过四次修订。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为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修宪,每次修宪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订都是使中国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尽管只是小步前行。回头看,在推动共和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胡耀邦时期“八二宪法”产生过程和胡锦涛作党总书记时的2004年修宪。 请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大是受人民委托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程序:一,明确规定提出修宪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明确规定审查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三,明确规定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议案才算通过。 让我们回看一下“八二宪法”的产生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名单(有 103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付全民讨论,再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审议。 负责主持宪法修改具体工作的,前半段是胡乔木,后半段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负责,历时两年三个月。 《八二宪法》修订颁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阶 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宪法”从修订到颁布的整个过程,有两个亮点: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主持修宪工作;二是全民参与讨论修宪历时 4 个月。 让我们回顾一下胡锦涛时期的2004年修宪。 2004年修宪不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进宪法,不仅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开透明地完成整个修宪过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中国的学术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 2,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3,用时7个月形成修宪建议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案,决定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由各地提出修宪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文本发给各地征求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 7 个月时间。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5,2003年12月22日将《修宪建议》全文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6,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 2004 年修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是: 一是中共修宪小组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两下两上”形成中共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修宪建议文本; 二是提前 3 个月将《修宪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三是2004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 1 年。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的: 从根本上说,2018年的修宪是为习近平个人连任铺平路子而修,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宪法以来的第一回。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所做的中共修宪建议过程说明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宪过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违宪违法点: 1,按照宪法规定,主持修宪工作的法定机关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2018年修宪的全部工作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 王晨说: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权力机关。 王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这次宪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则:一、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 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 德江同志主持召开 4 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 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2、修宪过程违反“民主、公开”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八二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长达四个月;2004 年修宪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修宪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宪,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向全社会提前公开中共修宪建议全文, 不给公众有讨论修宪建议的时间。 3,全国人大自我矮化在国家制度架构中的法定地位。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而王晨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词表明,全国人大违宪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开臣服于党权高于国家权力。 4、中共突然诡异发布2018年修宪建议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英文急电,透露中共修宪的建议之一是:删除宪法第79条中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这条消息瞬间引发世界和中国舆论汹涌。迫于突发的舆论情势, 2小时后中共突然诡异公布修宪建议草案全文。那时,离全国人大开会仅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关部门口头指示国内媒体不得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党组织禁止党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前中国青年杂志社《冰点》栏目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这一修宪建议;中国一位女企业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抗议这一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从此以后,前冰点栏目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专人长期驻守在他们家门外监视他们的行动。 5、恐怖高压阴影笼罩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 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官话套话,或是敷衍搪塞。最明显的暴力威吓是军人押送宪法进入全国人大会场,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僵尸般丝毫不动,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军人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声在大会堂里回响。这一幕100年前曾经发生在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2964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压下的人大会议上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的丑剧:赞成票 2958,反对票 2,弃权票 3,无效票 1。 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这与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人没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实质上是从共和国制向帝制倒退,因而这一消息一经透露,犹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舆论海啸。历史已经证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结束皇权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任何希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欲的工具,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国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凯。尽管后世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渐趋多元,但都对袁世凯称帝持负面评论。 习近平 2018 年修宪,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且退位无期,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习近平步张勋、袁世凯后尘,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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