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幫遭挫 福建幫獨大 後習時代將臨

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開啟第三任期,習家軍全面上位,但也有失意者,甚至成為習家軍內鬥的犧牲品。近日落馬的前司法部長唐一軍,是浙江幫(所謂「之江新軍」)的一員。以中共總理李強為首的浙江幫遭遇重挫。大內總管蔡奇的浙江幫,則在朝中獨大。中共後習時代的內亂將臨。 習親選的前司法部長倒台 浙江幫遭重挫 4月2日,唐一軍在中共江西政協主席任上落馬。次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會聲稱「堅決擁護黨中央決定」。唐一軍之前任部長的司法部,現任部長賀榮也主持召開黨組擴大會議,表態稱對中央查辦唐一軍「堅決擁護」。 這種高調錶態擁護中央打貪的情形,已經許久未見。最近一次應是針對被指「野心極度膨脹」的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以及唐一軍的前任司法部長傅政華,但這已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唐一軍並非是現屆中央委員,相比兩名前國務委員和現屆中央委員秦剛和李尚福,官方處理秦、李二人低調詭秘,對唐一軍則有雷霆之勢,到底為何? 在筆者看來,唐一軍出事,可能更具習家軍內鬥色彩,一眾高官幸災樂禍,無非是看內鬥大戲。 唐一軍曾長期在浙江任職,他先後任舟山市委秘書長、舟山市委常委,浙江省紀委秘書長、省紀委常委,寧波市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政協主席,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等職;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等職。2020年4月任中共司法部黨組書記、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 2022年唐一軍在中共二十大上落選中央委員,2023年1月即被貶到江西政協。 據財新披露,唐一軍主要的經濟問題,發生在主政浙江寧波和遼寧期間。 在寧波期間,唐一軍縱容家人干預工程,當地人對此意見很大。還有人稱,唐一軍妻子在幕後經商,性格十分強勢霸道。他擔任遼寧省長兩年半,恆大集團大舉在遼寧投資房地產項目,並幫助恆大老闆許家印拿下盛京銀行的控股權,又缺乏監管,導致盛京向恆大輸血超過千億,留下爛賬。 儘管有人說唐一軍也曾通過老領導劉楓攀附現任人大委員長趙樂際,但唐一軍邊貪邊陞官,成為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北上遼寧任省長,並能當上司法部長,必然也是要習點頭。 根據中共新華社報導,十九屆、二十屆中委、候補中委,都是習親自擔任考察領導小組組長,習把關選定。 唐一軍在二十大前已被發現問題,調到江西政協只是調虎離山。但隨著李強當上總理,浙江幫成為眾矢之的。去年9月恆大老闆許家印被抓,供出唐一軍更多貪腐問題,唐一軍於是就被拋出。 另外,接任司法部長的賀榮是女高官中少有的習親信。賀榮因為在陝西省紀委書記幫習查辦秦嶺違建別墅案,拿下大批趙樂際舊部有功,而獲習賞識,之後官升正部,成為最高法院二把手。唐一軍被調離司法部後,賀榮肯定也在司法部調查唐一軍的老底,配合中紀委書記李希,直接促成了唐一軍的落馬。 當然,作為管過中共黑暗的監獄事務的前司法部長,唐一軍本身也是酷吏之一,倒台也是報應之一。 李強勢弱 蔡奇受寵 筆者曾以籍貫或仕途經歷地,歸類列出習家軍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幫、浙江幫、新上海幫、陝甘寧幫、黨校幫和清華幫等,當中包括習的嫡系習家軍,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員曾在浙江當習大秘的李強,作為名義上黨內二號人物,是浙江幫的大佬。 李強在2023年3月當上總理後對習極盡逢迎,主動配合改造國務院,定位聽命黨中央的政治機關。 在今年3月的中共「兩會」上,李強被取消了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引發國際圍觀。隨後一眾外國商界大佬參加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本來結束時有個總理座談會,也被取消了。這表明李強對外樹立形象的機會也失去了,已經不像一國的總理。 2024年3月27日,《經濟學人》分析中共經濟管理團隊的浮沉,指出2027年換屆時,李強也許將因年滿68歲而卸任,預測接班人可能會是副總理丁薛祥。 雖然只是預測,但這代表了國際上都對李強不看好,認為他現在尸位素餐,只是等退休罷了。 相反,身兼「大內總管」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讓蔡奇受寵,中南海「習蔡」畸形體制形成。 《南華早報》2024年3月28日報導,三名知情的官方消息人士透露,習近平已將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中央網信委)的領導工作交由蔡奇負責。蔡奇已在去年上半年接管該委員會,但官方至今未公布相關任命。 據官媒此前報導,中共全國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2023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時,蔡奇出席會議並講話,副總理丁薛祥在會上傳達習指示。 中央網信委(過去叫中央網信領導小組)過去是習近平親自掌控,習是主任(原來是組長)。 2018年4月20日到21日,全國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舉行,中央網信委主任習近平出席並講話,副主任李克強主持,另一名副主任王滬寧做總結講話。 但2023年這次會議,蔡奇成為最大領導,李強靠邊站。 如果這算習近平「分權」的話,他對蔡奇和李強,也是厚此薄彼。(當然習不會真的分權,所有人都要聽他的「指示」。) 儘管李強也擔任了中央金融委主任一職,但是他的實權被「福建幫」的副總理何立峰架空,何同時是中央金融辦主任和中央金融工委書記。 蔡奇主管網信委,底下的網信辦主任庄榮文,本身也是福建幫人馬。庄是福建泉州人,也是習的福建舊部。 蔡奇從李強手中奪權的情況,去年也有一次頗為明顯的情況。 2023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北京召開,前所未有地將黨政的秘書長大會合併,由黨委系統來開,蔡奇是與會的最高領導,傳達習的指示。過去由總理管理的政府秘書們,現在聽命於蔡奇,包括李強的大管家、國務委員兼秘書長吳政隆。 2023年9月下旬,李強妻子、女兒的詳細信息及其涉貪腐的政商關係在網路上被曝光。這種爆料很可能是習家軍內部因爭寵而互攻的表現,蔡奇有很大的嫌疑。 故此,李強和蔡奇現在的關係十分微妙,在今年3月的「兩會」閉幕期間,李強突然俯下身去,左手伸到桌子下面似要撿拾什麼東西。坐在李強左手邊的蔡奇,微閉雙目,表情冷漠,這似乎折射出兩人水火不容的關係。 浙江幫勢力消退 福建幫朝中獨大 現在中共紅朝中,因為習曾在福建工作時間最長(17年),再加上習一直有統一台灣的野心,對台工作吃重,出身福建的官員因此受重用。 中共的國台辦(中央台辦),主任宋濤雖是江蘇宿遷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縣當知青,從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並與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時密切。現任國台辦副主任潘賢掌是福建泉州人,他曾就讀於福建師範大學數學系,之後轉赴廈門大學攻讀研究生。他和蔡奇、黃坤明以及宋濤是福師大校友,與副總理何立峰則是廈大經濟系校友。 現任中共高層官員中,福建籍的除了蔡奇、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公安部長王小洪,發改委主任鄭柵潔,退役軍人事務部部裴金佳,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網信辦主任庄榮文,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銳,山西省委書記林武,江西省長葉建春、江蘇省長許昆林、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中科院院長侯建國、中組部副部長黃建發等。 副總理何立峰是廣東興寧人,生於福建省永定縣,早年在福建任職就是習的鐵杆;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是江蘇東台人,生於福建南平,曾是駐守福建的31軍軍頭;中央軍委委員苗華是江蘇如皋人,生於福州,他早年在31軍當政治部主任,與習近平交好。 本來浙江幫在高層的人數也眾多,但除了國安部部長陳一新比較高調,掌軍委辦公廳的鐘紹軍屬於習的心腹,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雖老仍被重用之外,其他權勢顯赫者不多。 浙江幫中,李強現在淪為「跟班總理」角色,曾傳是習接班人的陳敏爾,現在相對低調。樓陽生主政的河南天災人禍不斷,民眾上訪不斷,在官場中被笑話。 與福建幫近些年幾乎無人落馬不同,在唐一軍落馬之前,還有屬於廣義上的浙江幫成員出事,包括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為2021年7月造成重大傷亡的水災背鍋,被撤職;與馬雲密切的前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2021年落馬,他曾被認為是「之江新星」。 此外還有被外界視為「之江新軍」成員的前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受秦嶺違建別墅案牽連,2019年被貶任黑龍江省人大副主任。 至此,福建幫在朝中已是一幫獨大。但這對習近平未必是好事。 傳中南海有「兩個中央」 後習時代來臨 北京官場流傳一個說法:中南海現在實際上有兩個黨中央,一個是習中央,另一個則是蔡中央。除了習的幾個嫡系親信之外,各地「報送中央批准」的「奏摺」,名義上是報給習批准,實際上都要先報給中央辦公廳,也就是要蔡奇先批准,蔡奇閱後呈報習批准。 依據當今中共中央黨內排名,總書記缺位時,推斷的代理繼任順序,第一順位應是總理李強。但可能有變數。 習近平年紀大了,經常腳步不穩,未來幾年間,身體肯定有大問題,人也容易犯糊塗。等不到統一台灣,後習時代已悄悄來臨。 蔡奇一副奸相,他絕對不是諸葛孔明,頂多是司馬懿。習一旦暴斃,蔡奇雖然年紀也不小,同樣有野心奪權。 蔡奇早在主政北京時就要求基層對民眾要「刺刀見紅」,大規模清理所謂「低端人口」,本是酷吏一個,不得人心。 到習死,中共氣數也到盡時,內憂外患之下,黨內習家軍有各幫派,還有習夫人彭麗媛的勢力,還有軍方。連雲南黨校退休教師子肅前幾年還被指控策劃武裝暴動,可見黨內想造反者大有人在,只是找時機,而習死時是一大機會。 在中共黨外,國內秘密準備起事的政商圈子一直存在。海外民運最近也舉行了首次國是會議,誓言推翻中共。歐美各國,中國周邊國家,都在盯緊中南海變局。在這種情形下,蔡奇未必能成事,他很可能在習家軍內鬥或與國內義軍的交戰中身敗。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宋國誠專欄:三個弔詭兩個糊塗一個罪狀─冷評馬英九二度訪中

馬英九再度訪中,甚至準備「馬習二會」,各方褒貶不一、見仁見智。有些人認為馬英九以一己之力努力創造兩岸和平、避免戰爭,應該給予肯定。但是這種肯定,是對中共本質及其對台政策的「錯誤期待」。對中共來說,和平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并吞台灣才是目的,目的絕對不能合法化手段(The end can』t justify the means);對中共來說,「交流」是要台灣交出政權,「談判」是要談出台灣投降。換言之,中共絕不會為了與台灣和平相處而放棄并吞台灣的目標。只要是并吞,和平就不可能是台灣方面片面的期待或主觀幻想。這種幻想,實質上只是一種懼共心理下的畏戰與怕死。 「馬式天真」不是可愛 而是誤國 天真,如果出自於有別老奸巨猾的童心未泯,叫做可愛,但若是出自於有影響力之人的固執與誤判,那就是誤國。 中共認為在2024年的總統大選中,賴清德僅僅贏得40%選票,但是國民黨在立法院選舉中贏得了多數,所以賴清德並不代表台灣的主流意見。怪了,中共什麼時候用「民意」來衡量政治的合法性了?一個從來沒有選舉的地方有什麼立場和標準,用「主流或非主流的民意」來判定任何一個台灣政黨的「代表性」?即使40%的選票沒有主流民意的代表性,難道國民黨內部的「馬系」-馬英九派系-就具有台灣民意的代表性?實際上,「馬系」既代表不了台灣人的「民意」,也代表不了國民黨內的「黨意」,它只代表中共對台灣的「虛情假意」! 魔幻馬英九現象 一語直問,國共之間頻繁的會面,就能緩解兩岸的緊張關係?試問,中共全年無休的軍機擾台有因此而減少嗎?中共的軍艦穿越海峽中線的次數有因為馬先生的造訪而減少嗎?中共有因為馬英九來訪,就關閉先前片面恢復的台海M503航線嗎?乃至於因為金門翻船事件,中共還說「金門禁限海域」已經不存在了呢!事實勝於雄辯,所謂「國共會面」絲毫沒有減少中共對台灣的侵擾與威脅,也根本沒有增加台灣對中國的信任。直白地說,馬英九根本沒有能力扭轉中共并吞台灣的野心。 綜合馬先生先後兩次訪中,可以歸結為「三個弔詭」、「兩個糊塗」、「一個罪狀」。所謂「三個弔詭」,包括「認同錯亂」、「歷史倒置」、「時空迷航」,我稱之為「魔幻馬英九現象」!所謂「兩個糊塗」,包括「九二共識的迷思」和「認知偏誤」(confirmation bias)」,所謂「一個罪狀」就是「台灣吳三桂」。 三個弔詭之一:認同錯亂 在台灣,人們一般尊稱馬英九為「馬前總統」,給予其「八年任期」的合法性。但是「馬辦」主任蕭旭岑卻宣稱:「台灣不是一個國家」!那就意味「馬前總統不是一個他所承認之國家的卸任元首」!如此一來,「馬前總統」豈不是「無國總統」?這何其弔詭?何等錯亂! 進而言之,馬先生是領有中華民國卸任元首待遇的「前總統」,但依其所謂「台灣不是一個國家」的立場,這就意味馬先生的元首待遇來自一個「非國家」財政俸給,來自一個「非公民」的稅捐支出。如此一來,馬先生的特殊待遇豈不成了「幽靈待遇」或「不明來源」? 三個弔詭之二:歷史倒置/兩個中華民國 馬系人士或許辯稱:馬前總統是「中華民國」的卸任總統。但實際上,在馬先生的認知中有「兩個中華民國」,一個是1949年以前的「古典的中華民國」,一個是被中共宣稱已經壽終正寢的、1949年以後遷居台灣的「續存的中華民國」。 從中共刻意安排、馬先生也樂於參訪的「歷史古迹」和「民國舊物」來看-例如安排參觀門前豎立一個「中華民國墓碑」的「中山陵」-中共正是利用一個「前國家元首」去參拜一個「古典的中華民國」。實際上,緬懷、吊念與追思一個「古典的中華民國」,就是圖謀來否定和泯除移居台灣的「續存的中華民國」。換言之,讓你緬懷過去的記憶,就是誘你否定當下的存在,這就是中共「歷史轉譯」的統戰手法!就是中共陰狠暗黑的「歷史辯證法」。對於中共這種「懷舊貶今」的巧計與詭思,馬先生若不是認識不清,就是甘之如飴!換言之,馬先生的所謂「和平之旅」,正是直入中共的統戰圈套,深陷中共誘拐的認同斷裂,我稱之為「歷史倒置」。 三個弔詭之三:時空迷航 所謂時空迷航,是指馬先生似乎活在與當代世界平行隔離的另類時空,經常把想像的中華民族「連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把中共視為中華民族的繼承者或代表人,繼而以「民族同源論」來洗白中共早已背離民族文化的「馬列紅色基因」。特別是當馬先生宣稱此行要去見習近平這位「老朋友」時,一場時空迷航就開始上路。 當今世界,除了包括美國總統拜登直稱習近平為「獨裁者」,華人社會反諷習近平為「總加速師」,國際社會普遍認定習近平為「系統競爭者」或「國際秩序的破壞者」之外,大概只有普丁或金正恩會尊稱習近平為「老朋友」。換言之,在國際形象上,習近平堪稱「邪惡軸心的總會長」,位居「獨裁聯盟的總頭目」。馬先生自願參加這個名譽破產的「習近平之友會」,對一個信用掃地的獨裁者「以友相待」,這就證明馬先生若不是遊離於國際社會的時空之外,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靈魂出竅!簡單地說,與一個世界公敵為友,就是近墨者黑,就是「投名狀」,就是與世界為敵。  國民黨整天說台灣不要充當美國的棋子,馬英九卻率先充當中共滅台的棋子!這就是「為了下架民進黨,不惜上架共產黨」。 兩個糊塗之一:九二共識的迷思 當前的「九二共識」早已變質和走調,早已不是當年新加坡「辜汪會談」以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的創造性發明,而是習近平在2019年「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講話中,將其竄改為「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方案」;換言之,「九二共識」早已失去「同屬一中、一中各表」的含意,而是「台灣屬中、一中一表」;這裡所謂「一中」,絕非中華民國的「憲法一中」,而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馬先生還是高喊並堅持「九二共識」,那就是堅持食用一個過期的食品,那就是食物中毒,馬先生蓄意接受中共改名換姓的舊把戲,那就是甘效犬馬之勞,甚至等同慷慨接受台灣就是中共的一部分。 如果「九二共識」的內涵是「同屬一中」,那麼馬先生的卸任元首待遇就應該「國共各出一半」,以減輕台灣人民的納稅負擔;如果同屬一中,長江、黃河就應該開放給台灣漁民前往捕魚;如果同屬一中,那麼大陸14億人口的所得稅應該半數繳給台灣的國稅局。如果中共不允許,那九二共識就是「玩假的」! 兩個糊塗之二:認知偏誤 對於中共的倒行逆施和人權迫害,例如中共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鎮壓,對香港自治與人權的迫害,特別是香港基本法23條的立法,甚至中共對台節節進逼的武力威脅,包括一年365天有增無減的共機擾台,出身香港且曾經熱衷「保釣」的馬先生,竟一向採取「選擇性過濾」或根本隻字不提。 這是馬先生極具封建色彩的「大一統」意識的表現,是「大中國/小台灣」的差別認知,是「心儀中國/嫌棄台灣」的權貴心態。如果要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何千里迢迢前往中山陵焚香祭拜?何不就近前往國父紀念館肅穆瞻仰?如果要紀念「黃埔精神」,何必跋山涉水遠赴黃埔舊址懷思追念,何不前往高雄鳳山的陸軍官校慰問師生?這種捨近求遠的心態,一句話:看不起台灣! 即使遠赴中國同溫相抱,即使會見中共高官以示顯赫,也不足以掩飾中共對台灣的各種威脅。馬英九何不去內蒙看看,那裡的「阿拉善左旗」有一個「全尺吋」的台灣總統府,那是解放軍用來攻打台灣的訓練標靶。馬英九應該參訪位於南京的解放軍東部戰區,那裡有全套的攻台部署與計畫。馬英九何不會見王滬寧,質問其所謂「兩岸融合」究竟是「誰融合誰」?既然「兩岸同屬一中」,是否也應開放廈門作為「台灣民主示範區」? 一個罪狀:台灣吳三桂 馬先生自以為憑其一己之力就可以「創造兩岸和平」,這是對中共終極并吞台灣之意圖的刻意掩飾,也是馬先生「猛刷存在感」的自我膨脹,一善不抵百惡,天真有餘,識見不足。馬先生自以為大陸之行是在尋求自身的歷史定位,實際上是誤蹈歷史的定罪。 馬先生在台灣總統大選前接受《德國知音》的訪問中說:「無論台灣如何自衛都永遠無法抵禦與大陸的戰爭,也永遠無法獲勝」,實際上,國內外各種兵棋推演,多次證明中共的攻台行動都是失敗的。馬英九還說:「如果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實現與中國的統一,台灣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是典型的「未戰先敗」、「棄甲投降」!馬英九甚至痴心妄想,中共會用和平與民主的方式善待台灣!在此意義上,馬英九顯然患有「恐共症候群」與「台灣失敗論」,這就是我所說的「台灣吳三桂主義」。這種「台灣無論如何無法抵抗大陸」的觀點,多數的台灣人民不會接受!。 媚共毀台 背叛台灣 中共就是既不承認又要利用「(中華民國)馬前總統」的光環,對台散布和平假象,馬先生則是迎合跟唱,藉中共的鋪張厚待以尋求歷史定位,看似笑臉握手,實則暗藏玄機。 什麼玄機?中共以和平糖衣毒化台灣,馬先生以友誼之名不義台灣,兩廂情願,千古之罪,其對台灣的惡劣影響,難以估計。一句話:媚共毀台,背棄台灣!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成都迪士尼,本年度最有趣的發明

即便身在紐約,也能感受到「成都迪士尼」帶來的快樂。 成都迪士尼不是一個遊樂場,甚至不是一個建築,而是一種「行為」(沒藝術家使用這個詞時那麼嚴肅)。 據說是說唱歌手糯米,因為選秀落選,成都玉林一個老小區錄了一段MV,調侃評委、歌手謝帝,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謝帝謝帝,我要diss你。」 就因為這句話,「成都迪士尼」應運而生,很多年輕人都跑去MV拍攝的場景打卡,尤其是視頻中的老年人健身器材,大家都要上去耍一下。 社區不得不搞了一個限流措施,讓大家排隊,還建議大家不要在健身器材上唱歌。當然,「限流」本身又成為了新的噱頭。 通常來說,諧音梗是「笑料」中比較低級的,但是四川中的諧音可能例外,因為它們總是能產生一些意外的、有趣的東西,「diss你」變成迪士尼,就是典型。 當然,很多地方都可能產生諧音梗,但是創造了「迪士尼」還能一本正經去打卡,可能只有成都人幹得出來。 一句話,「閑得慌」。當下的中國人,都很辛苦,有那個空閑,去送外賣多掙幾百塊不更好嗎?他們不知道,對成都人來說,「閑」本身就是他們要追求的價值,甚至是核心價值。 成都人當然知道「成都迪士尼」的可笑之處,這是一種土味的、本地化的享樂,也隱藏著真正的文化密碼。 在「正經人」看來,這樣的打卡毫無意義。一些外地人說,都說四川人很「神」,這下算是見識了。這個「神」,是「神經」,是「不正常」,那麼,什麼才是「正常」,就是嚴肅、功利,一切都有目的性,最好能變成錢。 這種「沉迷無意義的快樂」,就是我所理解的成都人的精神。本地人用一個字就概括了這種精神,就是「耍」。就連談戀愛,也變成「耍朋友」。 「耍」是享樂主義的,有時候是無厘頭的。很多事在外地大家笑後會斥為「無聊」,但是成都人一定會接著「創作」,很多人參與進來,讓它變成一個「作品」。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總是歡聲笑語。所以成都人又總是會聚在一起。 想一想典型的成都生活方式,在河邊曬太陽喝茶,有一句沒一句的聊天,就那麼把時間打發過去。這種快樂,豈是北方人能明白的。北方不缺太陽,但是「無意義」卻可能讓他們心慌。 很多地方拚命搞文旅創意,不過是為了賣燒烤和麻辣燙,功利心很強,想像力不足,這就決定了那種「特種兵旅遊」只是一陣風;成都每天都是燒烤和麻辣燙,每個人都有「耍」的心態,反而不會弄得那麼功利。 這個「成都迪士尼」成了打卡點,沒有任何商業意味,社區工作人員也很配合,有些外地人說這樣會讓社區人員很辛苦,這就是「勞動者」的世界觀,而成都人(當然也包括社區工作人員)則是「享受者」,在這種「好玩兒」中感受到滿足。 2013年,謝帝一曲成名,「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巴士的板」,這種快樂只有用成都話唱出來才行。那時經濟還很紅火,這種「不上班」的快樂,外地人很難理解。10年過去,「謝帝謝帝,我要Diss你」,憑空帶來了一個「成都迪士尼」,內在精神上一脈相承。 在當下,這種「無意義的快樂」越來越稀有了。成都來了很多人,也快從「耍都」變成「卷都」了。據說紐約客有一篇文章講述去年的中國,「見到的每個人都不開心」,作者可能沒去成都。在成都,總會有人開心。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美財長耶倫訪華強調:中國電動車等已成美中新貿易戰爆發點

中國蓬勃發展的電動汽車和其他綠色技術已成為美中新貿易戰的一個爆發點,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對中國進行為期五天的訪問期間強調了這一問題,此事也得到了前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關注,他在競選活動中發表了與之相關的言論。 中國大幅增加了廉價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的產量,而拜登行政當局則推動通過立法來支持美國的許多此類行業。不僅是美國,歐洲和墨西哥也越來越擔心中國將尋求通過一波出口來提振本國陷入困境的經濟,這可能會導致其報價低於外國工廠。 美國貿易組織美國製造聯盟(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在2月份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領先的汽車製造商比亞迪最近推出了一款電動SUV,價格「低得驚人」,為1萬4千美元。報告稱,中國汽車工業對美國汽車製造商構成「生存威脅」。 川普上個月末在俄亥俄州的一次集會上指責中國將尋求通過墨西哥向美國出口汽車。美國目前對來自中國的汽車徵收25%的關稅,這基本上阻止了來自中國的汽車,但墨西哥與美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 川普承諾以新關稅阻止此類進口,但表示如果拜登連任,這將是對汽車行業的一場「大屠殺」。 那麼中美之間這輪新的貿易戰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以下是一些相關的問題和解答: 來自中國的威脅是什麼? 總部位於巴黎的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稱,經過十多年對汽車製造商的補貼,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汽車產業,佔全球電動汽車銷量的60%。 然而,美國製造聯盟表示,中國企業每年生產的電動汽車據估計比其在國內的銷量多出1000萬輛。這促使他們向海外銷售更多汽車。其他行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例如太陽能電池板、電池以及鋼鐵等更傳統的領域。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正在許多行業全面增加大量產能,包括這些新技術領域,如果國內需求沒有增長,他們將尋找國外市場。」 這與之前的美中貿易戰有何不同? 非常相似。美國官員表示他們以前見過這種情形。 耶倫周六在中國廣州發表講話時,回顧了一周前對喬治亞州諾克羅斯(Norcross)太陽能電池製造商蘇尼瓦的訪問,強調了拜登行政當局的擔憂。 耶倫表示,該公司「與多個行業的其他公司一樣,一度被迫關閉,因為它無法與中國以人為壓低的價格出口的大量商品競爭。不讓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十分重要。」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國。美國太陽能公司桑尼瓦(Suniva)於2017年倒閉,但在拜登當局《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補貼幫助下正在重啟生產。 大約十年前,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支持增加產量,該國出口到美國的鋼鐵和鋁的數量激增。2017年川普執政期間,這些進口產品受到關稅打擊。拜登上台後保留了這些關稅。 「新的情況是,對一些尖端行業產能過剩的擔憂變得更加嚴重,」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奧巴馬政府前財政部官員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表示。「中國顯然已經建立了驚人的太陽能電池生產能力,以及同樣大量的電池生產能力。現在它開始出口汽車了。」 美國不是也在補貼這些行業嗎? 是的,拜登當局推動了幾項立法,為清潔能源和半導體生產商提供財政支持。中國甚至向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提出申訴,指控拜登對購買電動汽車的部分補貼違反了貿易規則。 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22年的一份報告發現,以美元計算的話,中國2019年的工業補貼是美國支持規模的兩倍。 普拉薩德和塞策都補充說,中國對商品生產提供補貼,但在刺激本國公民的消費上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美國通過多輪刺激措施支持了更高的消費。 下一步是什麼? 目前,雙方主要同意就這一問題舉行會談。中國尚未承諾採取任何措施來解決美國的擔憂,並聲稱其廉價的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綠色產品正在幫助世界開展代價高昂的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 但中國政府也承認,製造業產能過剩和消費支出疲弱是其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所需要面對的挑戰。 電動汽車產量的快速擴張引發了激烈的價格戰,預計將導致一些製造商破產。產業政策專家黃漢權(Huang Hanquan)表示,中國需要更好的政策協調,這樣才能鼓勵新技術的發展,而不是推動每個省都推廣同一個產業以及企業過度投資。 耶倫周六對記者表示:「我認為中國意識到我們非常擔心他們的產業戰略對美國的影響,擔心他們的出口產品可能會湧入我們的市場,從而使美國公司難以與之競爭。」 「這個問題不會在一個下午或一個月內解決,但我認為他們已經聽到了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問題,」她說。

最高檢迅速核准!但追訴邯鄲「小惡魔」的刑責並沒那麼簡單

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因未成年、共同犯罪、有預謀、校園霸凌、留守兒童等多種標籤,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討論,如今最高檢的核准決定使之成為「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第一案。 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傳來後續報道,最高檢於近日依法對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訴。本案從3月10日案發、3月11日嫌疑人被全部抓獲,到3月21日當地公安局提請檢察機關核准追訴,再經過檢察機關層報,最後到最高檢依法核准,只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 這個核准決定,從最高檢在三月下旬的一系列調研中可見徵兆。在對一些基層檢察院的公開調研中,最高檢檢察長應勇頻繁提到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和治理。比如,「預防就是保護,治理也是挽救」;以及「未成年人實施故意殺人等重罪,符合核准追訴條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責」。 很多人認為這是在回應河北邯鄲初中生被害案,也意味著在此案中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法定最低年齡刑事責任」條款成為可能。此條款於2021年生效,雖然對已滿十二歲不滿十四歲的未成年人具有一定的威懾性,但並未阻卻此類惡性行為。在過去三年,最高檢十分低調地核准過幾起追究低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案件,但不為公眾所知。 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因未成年、共同犯罪、有預謀、校園霸凌、留守兒童等多種標籤,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主流的聲音都是不可姑息、依法嚴懲。如今,最高檢的核准決定,使得本案成為被媒體報道的「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第一案,那我們就應該格外關注實質條件和正當程序: 什麼樣的案件能夠滿足追究低齡刑事責任的核准條件?核准過程中應當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呢?這些思考將使我們的討論超越個案。 核准條件:如此嚴格為哪般? 據媒體援引檢察機關的審查意見,認為涉案3人作案時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故意殺人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節惡劣,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看起來啟動核准很簡單:只要把人殺死了就具備核准條件。但其實刑法的第十七條第三款不僅有對行為的描述,還有對後果和情節的要求。行為、後果和情節三個條件都具備了,才能報請核准。 行為條件和後果條件都不難理解,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就已經滿足了這兩個條件。法條中的後果條件,還包括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解釋一下立法背景,草案原本只有「致人死亡」一種後果,人大代表在審議時提出,如果是特別殘忍的情形、特別嚴重的後果難道就不追究嗎?立法採納了這一意見,在表述時就增加了導致重傷、嚴重殘疾的後果。 網路圖片 「以特別殘忍手段」,根據司法解釋,是指故意要造成他人嚴重殘疾而採用毀容、挖人眼睛、砍掉人雙腳等殘忍手段。寫到這裡,難免心生寒意,據說人類是自然界唯一一種可以從折磨同類中獲得快感的生物。 最後,要重點強調的是情節條件——如何才算「情節惡劣」呢?有人認為,人都死了,沒死也重傷或者嚴重殘疾了,這還不惡劣嗎?但,立法語言中的「情節惡劣」,是需要重新評估的。它不是對於結果的重述,而是在結果基礎上的進一步限制,這體現了立法者在追究十四歲以下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審慎態度。 這就意味著,「情節惡劣」需要根據案件情況進行全面評價,結合犯罪的動機、手段、危害、造成的後果、悔罪表現等犯罪情節綜合進行判斷。比如,少年的主觀惡性很大、有預謀有組織、手段殘忍、多次實施、致多人死亡或者重傷造成嚴重殘疾、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等情形。我們可以把這稱為「惡意補足年齡」,也就是說,雖然行為人年齡不夠,但通過其行為表現,證明其心智、惡性已經超過了真實年齡,所以才追究刑事責任。 最後還有個兜底問題,假如行為、後果和情節要件都具備,是不是應核盡核呢?其實也不是必然,否則就沒有單獨設置核准程序的必要。除了前面提到的實質條件審查,還需要考慮追訴必要性,即綜合評估後認為適用專門矯治教育仍不足以降低其再犯可能性及社會危害性的,才會核准追訴。 換句話說,即便殺人少年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仍要考慮哪一種改造方式對他更有利。是去專門矯治學校,還是去少年監獄?這種考慮,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他好」,也為了社會好。因為他即使服刑完畢,也才二十幾歲,人生才剛剛開始。我們是要給社會留下隱患,等著他二進宮、三進宮,犯下更多的罪行;還是負責任地讓他有機會重新開始?哪一種選擇都有風險,所以只要社會還需為這些少年負責,就必須慎重考慮追訴必要性。 此時,就必須提交涉案少年的社會調查報告、心理測評報告、風險評估報告等,行為人家屬也會努力謀求獲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 條件嚴格、程序複雜、流程冗長,這是我們對最高檢核准程序的印象。也因此,本案的核准速度打破了外界慣常對於最高檢核准流程的預期,這也許是最高檢積極回應人民關切、為法治擔當的體現。 網路圖片 最高檢核准追訴又該如何保障權利? 討論本案時,常常遇到一種指責,那就是為什麼面對這樣沒有人性的犯罪,仍然要強調權利保護? 因為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功能,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權利——成年人都要保護,更何況未成年人。 最高檢的核准,決定了該案是作為刑事案件辦理,還是作為保護處分案件辦理。假如最高檢核准追訴,就進入刑事程序,按照普通刑事案件處理。如果不核准,則會作為保護處分案件適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的措施,接受專門矯治教育。 在核准之前,本案就會處在一種未決狀態,因此刑事訴訟里的很多規定,都不能直接適用於涉案的當事人。比如,現在可以立案嗎?立案的條件,是有犯罪發生且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萬一未來最高檢不核准、不追究刑事責任呢?已經立案的,就需要撤銷案件。 撤案倒好辦,但現在能不能執行強制措施呢?比如拘留、逮捕。按照法律保留原則,在最高檢核准追訴之前,對已滿 12 周歲未滿 14 周歲的未成年人一般不能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那麼,如果本案中的幾名涉案嫌疑人已經被採取了強制措施,這是否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但是反過來,如果不採取強制措施,又是否有更好的途徑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達到降低其人身危險性和保證其接受審判的目的呢?恐怕這時候把他們交給家庭嚴加管教,會是一個更壞的選擇。 如果我們繼續從程序法角度考慮,就會繼續發問:這個核準是書面審還是聽證審呢?前文已經提到最高檢會審查大量的書面材料,在書面審查之後,也應當訊問涉案的嫌疑人,聽取法定代理人、辯護律師的意見以及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見,這樣才能保障審查的嚴謹和客觀。 網路圖片 上述正當程序和權利保障都是必須的,因此關於最高檢的這一特殊核准程序的司法解釋也應當及早出台。而最高檢核准追訴也只是本案進入刑事程序的第一步,此後的公訴和審判,被告人權利也應該得到充分的保障,他們應當被如何定罪量刑,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從輕、減輕要如何體現,都會被持續關注。 這是一個可能會被寫進最高檢明年的工作報告的案件。 反思性平衡:如何對待「小惡魔」的罪行? 《法治理想國》專欄針對此案發表了一系列評論,作者們內部也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形成了各自的觀點。考慮到此案還有後續——還要起訴和審判,它勢必會變成一個跨年的報道,只要本欄目存在,我們也將一直關注案件的進展。 羅翔老師在《刑事責任年齡的路徑與選擇》一文中說「對於犯下彌天重罪的孩子,依然要進行必要的懲罰,只有懲罰才能帶來改造的效果,讓人知罪悔罪」。這讓很多人誤會他是一個重刑主義者,想要繼續下壓刑事責任年齡。但其實,他的觀點是:年滿多少歲要承擔刑事責任,這個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交給個案去解決,而不應像我國刑法目前規定的那樣「一刀切」。 但這個建議恐怕也很難實現,因為「一刀切」是大陸刑法的傳統,英美刑法的法官裁量權是建立在陪審團和辯護制度的基礎上的。我國如果放開基於年齡的刑事責任的裁量權,也許最簡單的公平和「同案同判」也難以做到。 但與此同時,像他說的一樣,以行為主義為基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治理的路徑確實有虛偽的嫌疑。把他們送進專門矯治學校能解決問題嗎?留守兒童的問題提了多少年了,有變化嗎?校園霸凌是犯罪的根源嗎?責任不在孩子而在社會?這個鍋到底該誰來背呢?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在審視並考驗自己的道德。也許我們一直覺得自己的道德感很強,也從不雙標。但它在個案中被質疑並動搖;又或者在個案中,我們發現我們與身邊的好朋友看法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停下來修正。 比如,直覺認為殺人就應該償命,把這個直覺放進我們的道德里進行平衡,如果像日本紀實報道《43次殺意——一宗少年被殺案的深層調查》里揭示的那樣,兇手同時也是被他人霸凌的被害人,也許答案就變得不那麼唯一。又比如,直覺認為年紀小應該教育挽救,如果通過個案了解到更多不忍卒視的細節,也許也會修正自己的功利主義觀點。 羅爾斯認為,在反思之後,人們的原則和直覺會達到一種平衡。這種原則和直覺之間的辯論和反思,就是描述我們道德感的最好做法。 《法治理想國》,也正是展示這一反思過程,也許存在悖論,也許左右互搏,但這種討論帶來的是更能被廣泛接受的折中結果,這才是我們進行公共討論的意義所在。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怎麼這些支持俄羅斯的人,都喜歡在美國買房?

網路圖片 這個代表我們中國人始終跟俄羅斯站在一起的神仙各位應該還記得吧,畢竟他也是這兩天才開始馳名中外。剛剛又在網上看到一些新消息,好傢夥,這人還是老闆,據說在美國有大量資產。 這……tmd,實在忍不住不笑啊。是不是你們每一個支持俄羅斯的人,都喜歡把錢轉移到美國,去美國買房子?前有司馬南,現在又冒出個單浩東。咋的,俄羅斯的房子它不香嗎?非要去給俄羅斯的敵人送錢,說好「普京的忠實粉絲」呢? 網路圖片 這樣的人,他說他堅定的支持俄羅斯,你信嗎?前兩天還覺得俄羅斯的學生輕蔑一笑,是把這傻叉裡面外面看透了。現在才發現,他們這是互相看透啊。 「你以為他表達支持俄羅斯的樣子像個傻子,其實這正是他的表演所需要取得的效果。」 而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在國內比比皆是。 通過宣傳「假愛國」的方式來積聚一大批腦殘,達到從他們身上收割的目的。這可不是什麼「二流路子」,賺錢的很呢。 比如這單浩東同志,就是開食品公司的,旗下兩款食品在他的旗艦店裡銷售量都是10萬+。有句話怎麼說來著?每個人給我一塊錢,14億人我就有了14億。倘若他在俄羅斯這波操作把「名聲」打響了,何愁賣貨不賺錢?一單賺一塊,都得發呀。 可惜的是,半路夭折了。此事發生之後,大量正常人開始7天無理由退貨,嚇得這貨直接電話關機,產品下線,連淘寶新店都關了。 那些堅定的俄羅斯粉絲呢?為什麼沒有去支持一下他們的新偶像? 這裡面又有一些門道和邏輯——蠢人和壞人是兩種類型。 簡單點說,你可以收割那些蠢蠢的傢伙,因為他分不清虛情假意和真情實感,所以在很多時候會錯把豪情售與狗,以為你挺俄羅斯是真有多愛國,就被收割了。 但這些人里更多的是壞種,現在普遍九年義務教育,能有多少徹頭徹尾的蠢貨。因此另一部分不僅不蠢,還品質低劣,平常跟你起起鬨就算了,你要真想占他們的便宜,痴人說夢。 司馬南這段時間銷聲匿跡,其實他也沒閑著,跑去拍了一部電影。可你別看這傢伙全網粉絲3000多萬,其實電影拍出來沒多少真金白銀去支持他的。據說是一個星期前上映的,但票房20萬不到,B站上播放次數200多,搞得現在製作方決定,將於4月20日重新定檔再映。 這尷尬的,連司馬南的老朋友中國科學院院士、96歲高齡的何祚庥都跑出來說「實在對不住、無語了。」 網路圖片 這不就是一樣的邏輯嗎?司馬南是篤定了愛國、溫情這碗飯吃起來簡單,可拍這類電影不僅是門外漢,入場還晚。壞的感覺不值,蠢的新茬還沒長出來。就這麼個道理。 別看現在戰馬戰狼粉紅鬧得起飛,事實上起鬨的都是同一批人了。換句話說,只要參照什麼單浩東,毛星火之類便能清晰的看出來,他們想搞事情,很簡單。但想靠著這種方式學他們的「前輩」繼續收割,只會越來越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涯行路

有些「謠」,不辟更好

央廣網的消息,說網友周某某在短視頻平台上刷視頻,留了一條評論「永川人自己的KK園區」,因此被當地警方依法行政處罰。 因為這是「謠言」。 網路圖片 說實話,我沒看懂,也感到震驚。因為一句話,受到行政處罰。這行政處罰的門檻是不是也太低了點? 假話和謠言,還是有區別的。我說「姚明是個矮子」,這是謠言嗎?顯然不算,它和我說「郭敬明是個巨人」本質上並無區別,最多姚明覺得我是在罵他,而郭敬明會以為我在誇他。 罵和誇,當然都夠不上造謠。 同理,若在該產業園下面評論一句「永川人自己的KK園區」就是造謠,那麼是否意味著在下面評論一句「永川人自己的天堂聖地」也等同於造謠? 辱罵是辱罵,造謠是造謠,若連這兩者都沒有界線,可以隨意混淆,再利用公權力抓人。那國人還能說話嗎? 我說某某是個烏龜王八,這是侮辱。因為正常人都知道,某某不是個烏鬼,亦不是王八。 我說某某在外麵包養情婦,說某某貪污腐敗我有證據。這才可能被稱作造謠。 若所有對負面的「比喻」都能被稱作為「造謠」,是相當可怕的,那是權力不受約束,肆意妄為的一種表現,更沒有任何闢謠的效果。 網路圖片 晚上我還看到了另一個新聞,說村民發布了一個視頻,7名男子圍著一名女子,其中4人是身穿執勤服的,並與女子發生肢體衝突。而該女子用手機拍攝,遭到拖拽衣服、卡脖子抓頭髮以及搶手機的對待。 這個熱搜的標題就叫「平頂山執法人員被曝搶奪婦女手機。」 網路圖片 其實很早之前公安部就發布了視頻稱「群眾圍觀拍攝,執法民警不得強行干涉」,現在是互聯網時代,很多時候普通人用手機拍攝留下證據,是非常用力監督。 可事實上,執法時阻止拍攝的事情早就不是第一次發生。於是一些本身沒問題的執法,卻因為阻止群眾拍攝而上了熱搜,引發了輿論。因為你一阻止,人們就會猜疑:心裡沒鬼,為什麼不允許大家錄視頻?為什麼不敢接受公民監督?甚至還要搶別人手機? 反過來,這種「不讓拍攝」的行為一旦頻繁出現,一旦成為了一種新的「默認和允許」,那麼群眾就真的不能在執法者執法時錄視頻監督了。 同樣,如果隨便一句對負面問題的評論,或者是辱罵,就能直接找到當事人行政處罰,那麼大家是不是只能一板一眼,像個機器人一樣生活和說話? 有些謠,或許根本就不是什麼謠言,不去辟反而會更好,會更無人知曉。因為它可能只是普通人對你不滿且很隨意的一句負面評價或者辱罵,就像我寫一篇稿子,後台還有人罵我「老逼登打得錢又到賬了吧」,我當然沒有收什麼老逼登的錢,可難道他在造謠嗎? 當然不,他這就是一句單純的辱罵,是他表達的一種不滿,和我回罵他一句「傻x」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我們連這種簡單地「粗俗與負面」都容忍不了,那可能比粗俗與負面本身的影響和破壞更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涯行路

趙樂際為什麼會為對唐一軍的前老闆劉楓有求必應?

唐一軍被抓後,在網上讀到一篇標題為《唐會咬出他的恩公嗎?》的短文,說的是”唐一軍被指後期升遷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協主席劉楓,劉楓找了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趙樂際,因為劉楓曾長期在青海工作,是趙樂際的老領導”。 話說的確實沒錯。不過外界從未報道過的事實真相是,調浙江前曾長期在青海工作的劉楓與趙樂際曾經的密切關係,首先還不是上下級,而是劉楓與他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之間的「革命情誼」甚至是「患難與共」。這才是日後趙樂際對自己從四歲就開始尊為「劉叔叔」的劉楓「有求必應」的最根本原因。 劉楓是河北隆堯人,生於1937年2月,1957年以「調干生」身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從此與河北老鄉艾寶元同窗四年。這裡說明一點,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調干生,還有開展一些在職幹部的培訓,基本不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調。 這裡特別提及這個艾寶元,是因為劉楓當年所在的人大新聞系57級一百好幾十號人里,日後真正在中國內地的新聞界能夠被稱得上「人物」的,只有這個艾寶元。此人1961年畢業後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隨改名艾豐。 1978年,這個艾豐以40歲高齡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為「文革」後全國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揭露黑龍江王守信貪污集團長篇報道《觸目驚心,發人深省》,從此名聲大噪。 此公已於2019年去世,生前有許多學術職務,新聞界的最高職務是《經濟日報》總編輯。官至副省部級。 而整個人大新聞系57級的一百好幾十號人里,日後混至正省部級者,好像只有劉楓一個。 和艾豐同鄉、同窗卻不同命。1961年8月艾豐被留在北京,而劉楓卻被安排「支援三線」,在北京車站對著送行的艾豐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便頭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車,到青海省電台報道去了。 筆者當年在西北地區有一位恩師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艱苦地區「的原因是當年進入大學後雖然只趕上了反右鬥爭的尾巴,但卻不幸又迎來了」反右傾運動「,被「錯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劉楓本人是大學畢業的當月才被發展入黨,所以應該不屬於被「發配」性質,而是屬於為了爭取入黨主動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達青海省會西寧之後,劉楓很快就結識了時任省委宣傳部理論處的處長,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當時的趙樂際才4歲。雖然口吃學話晚,但這個時候已經能夠開口學叫「劉叔叔」了。 那個年代的青海省內,無論是省直機關的黨政幹部還是省內的新聞出版單位的編輯記者,基本組成人員都是「支邊」的工農幹部和少數當地提拔起來的幹部,絕大多數的實際學歷只相當於當今聖上的初中輟學甚至更低,能夠被劉楓這位當時整個青海省境內唯一一個大學新聞系畢業生所佩服的,只有一個「留蘇「背景的趙喜民。 趙喜民是陝西西安人,年長劉楓4歲,當年也是「調干生「。1954年在「習仲勛親自領導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委員會任職期間,有幸與當時在團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錢其琛等人一同被時任團中央主要領導人胡耀邦選拔推薦到前蘇聯的中央團校受訓。兩人是同班同學。據中共黨史史料記載:」應蘇聯團中央的邀請,經黨中央批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從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學生共152人。他們在蘇聯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哲學、聯共(布)黨史等政治理論知識。」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當年在延安時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劉端棻「文革」初期曾經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習仲勛一起接受批判遊街……。他的兒子劉斌在其追憶文章《往事悠悠憶習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親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書的寫作……。這本書叫《回首延安——邊區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這本書中,記載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間,在延安辦教育的往事。也記錄了他與習仲勛同志的友誼和習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的社長兼總編輯趙喜民同志親自關心和安排了此書的出版。趙喜民社長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國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他也是習老的老下級。」 由此說來,日後的趙樂際之所以能夠受到習近平的格外青睞,也是首先得益於「父輩之間的革命情誼」。 當年入學蘇聯中央團校後,錢其琛未等完成學業便被選拔留在中共駐蘇大使館工作,趙喜民則是學成歸國後自己主動要求回到自己原來所在的組織系統「西北局」,並志願「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於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團省委任職,日後又調進省委任省委宣傳部的理論處處長。繼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長子趙樂際在內的四個兒子都是在青海西寧出生的後來。 劉楓在青海省電台的編輯和記者職務一直持續到「文革」初中期。期間,無論是「文革」前參加「四清」工作組還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都是和已經被工農幹部出身的省直機關造反派們「拉下馬「的趙喜民為伴。 當時他們去的這個「五七幹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時,位於「黃河源頭第一鎮」康揚,早期稱康揚勞改農場,曾大批關押從內地送去的各類「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壞右」之類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見出那裡的氣候和生活條件之艱苦。 「五七幹校」勞改期間,身體情況一直不太好的趙喜民時常都會得到」比親弟弟還親「的劉楓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兩人之間確實稱得上是」患難之交「。 結束「五七幹校「下放勞動生活後,劉楓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辦公廳當秘書,主要任務是負責省委內部刊物《青海通訊》的編輯出版。趙喜民則是趕上了」整團建團「,被安排到恢復組建的團省委擔任副書記。不久即因擔任團幹部已經年齡偏大,被安排為《青海日報》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1977年初,軍隊「支左幹部「出身的時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賢權被中央下令調出青海,此前曾擔任過長達5年時間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譚啟龍接掌了青海。 當年毛澤東見到他從來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譚啟龍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許是受他少年時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響,比較尊重黨內的知識分子幹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劉楓迎來了「政治上春天」。 譚啟龍到任沒有幾天,召集省委辦公廳全班人馬開了個會之後,即宣布劉楓擔任他本人的政治秘書。  譚啟龍主掌青海的具體時間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間他只讓劉楓在自己身邊呆了一年多,即於1978年4月提拔他為至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省委調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譚啟龍又推薦劉楓到中央黨校受訓,7個月後劉楓回到西寧即被譚啟龍提升青海省委書記助理。 這段時間的劉楓被譚啟龍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譚啟龍欣賞他的個人原因,也是因為大力提拔重用(黨內)知識分子的大環境驅使。 也就是在劉楓開始擔任了青海省委要職期間,決定了趙樂際日後的命運。  1980年,趙樂際的父親被接替譚啟龍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長。當時的趙喜民才47歲,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讓他積累一兩年地方領導資歷即可提拔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職負責人,但趙喜民主要因為身體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陝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趕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當年赴蘇留學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見的趙喜民藉機向胡耀邦表達了自己的「退意」。於是,胡耀邦一個電話打給了時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當年也是習仲勛老部下,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確定為 「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成員的馬文瑞,於是,趙喜民於1981年2月被如願調回他的陝西老家,平級出任了商洛專區的行署副專員。 當時的趙喜民回到陝西不久,夫人即攜趙樂際的三個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個趙樂際被趙喜民「託孤」給了劉楓。 趙樂際的母親帶著他的三個弟弟當年是直接回到了陝西省城西安,進入省委機關報工作。而趙喜民在商洛任職的時間不到兩年即回調回西安,先擔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長 ,隨即奉命主持組建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 如此說來,當年的趙樂際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時代入仕的學歷基礎,都是靠父輩們的安排才得到的。 這裡我們不妨比較一下趙樂際和習近平的早期政壇經歷。 1957年出生的趙樂際比習近平年輕4歲,正式步入中共政壇之前,兩人一個是北大的工農兵學員,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結業時間一個是1979年,一個是1980年。不過當年的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是四年制,北大則是三年制,所以習近平的入校時間比趙樂際早兩年。 成為工農兵學員之前,習近平是在農村入黨,趙樂際也是。 1974年高中畢業(當時的學制是初中兩年,高中兩年)後的趙樂際因為是家中長子,難逃上山下鄉命運,於是成了青海省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的插隊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當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職青海省商業廳當了通訊員。 當年有過知青經歷的人都知道,下鄉知青被招工或者招乾的首要一個前提就是插隊時間至少兩年。而當時的趙樂際為什麼就能夠「搞特殊化」呢?因為他的爸爸當時已經是青海日報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更重要的是他的劉楓叔叔已經是雖然級別不高但說話特別好使的省委辦公廳秘書。 1977年,已經是省委第一書記政治秘書的劉楓又不失時機地要求省有關部門把北京下來的工農兵學員的名額分配給省商業廳一個。於是,趙樂際便成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 我們在多年前的相關文章中即已經介紹過當年從陝西梁家河大學「轉學」進了清華的習近平離開清華校門時沒有按照黨的工農兵學員「從哪裡來到哪去」的畢業分配原則,而是以「參軍入伍」的形式直接在當時的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央軍委會議主持人耿飆手下當了政治秘書,官拜副營級(正營級?)。 而當時的趙樂際不過一介在青海省會西寧當地才數得上號的官二代,北京大學是沒有可能讓他享受習近平一樣的「特殊化」的。於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普通班」的三年學習期滿,按照「從哪裡來回哪裡去」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分配原則,趙樂際於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繼續供職省商業廳,職務是政治幹事。不久即因為其北大學歷而被安排進商業廳下屬的商業學校當教師,併兼任了校團委書記。而就在這期間,趙喜民在被同意調回陝西老家之後,就趙樂際自願留在西寧一事鄭重徵求了當時已經官拜省委書記助理的劉楓的意見。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寧就是圖了個「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劉叔叔的了……. 再到後來發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趕在劉楓本人離開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趙樂際29歲那年,就已經被提拔到了副廳局級,為日後成為最年輕的副省級、正省級幹部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到此為止聽眾和讀者們已經能足夠明白日後的趙樂際高就中央領導人之後,為什麼對劉楓會有求必應了。 前面說了劉楓當年的「伯樂」譚啟龍在赴青海之前已經擔任了5年時間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書記和省委第一書記。更何況這個譚啟龍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後擔任了浙江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職務,同時還是第七兵團兼浙江軍區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間對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話語權的。而這就是劉楓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務副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的情況下,還是產生了離開艱苦地區的念頭之後,很快就能夠平調至浙江省的關鍵原因。 1089年10月劉楓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後,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主任幹事的唐一軍從1991年開始在他身邊擔任專職秘書,直到1997年調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書長。 而劉楓本人則是從1993年1月開始兼任省政協主席。5年後專任省政協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結束任期。而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已經換成了習近平。如此說來,這個劉楓應該是習近平也要給點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被競業之後,把工資加倍還給前公司的人

2 月底,沈舒羽收到一個來自前公司的快遞,裡面有個 U 盤。打開其中的視頻,她看到自己走出門、上下地鐵,走進現公司,臉部完全暴露。幾天前,她接到過來自法院的電話,告知她被前公司以違反競業限制協議的名義起訴。這視頻內容就是證據——證明她確實入職了一家跟前公司存在競爭關係的公司。她被前公司起訴索賠近 30 萬元。兩年前她應屆畢業進入這家公司,對競業相關問題懵然無知,被起訴後,才試圖弄清楚什麼降臨在自己身上。 曾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大廠工作的曾悅被跟拍超過三個月。他看到的視頻里,拍攝者離自己只有半臂距離,而他渾然不知。另一些因同樣原因被追訴的人被拍到的場景是在現公司內部活動中。 被起訴前,讓孫岩和家人感到異常的是兩次陌生人來訪。一次是有人敲門確認 「是不是 xx 家」。另一次,一個男子按響可通話門鈴,「你知道你們在違法嗎?」 不久後,他收到了起訴書和前公司僱用第三方跟拍他上下班的視頻證據。 公司提交起訴周涵的視頻證據中,沒有他的容貌特徵。他習慣在出門前戴上頭盔,但他通勤的摩托車暴露了他的新去向。前公司查詢車牌號,確認這輛車登記在他的名下。這一證據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公司常常最大化地計算起訴金額。在一兩年之間,一些公司將索賠金額從當事人此前收入 2 倍升至 10 倍,甚至更高。還有多位被起訴的人發現,前公司把加班費也納入違約金的計算。他們面對這樣的荒誕因果:過去加班越多,現在被索賠越多。 大多數互聯網大公司員工多少了解競業限制的問題。比如,收到過公司通報的警示消息。不過很少有人認真閱讀那些通報,簡短的字句也無法提供更多信息。很多人不覺得那與自己切身相關,意識不到其中風險,直到親身經歷。 根據《勞動合同法》,競業限制協議適用於通稱 「兩高一密」 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限制他們在最多兩年內從事與前公司有競爭關係的工作。最近幾年,競業限制協議在大公司不斷下沉至基層員工、應屆生、實習生甚至外包人員。 一位在跨境電商平台倉庫負責打包的外包勞務人員說,他們從 2 月起和公司簽訂的新合同中,也有了競業限制條款。這個跨境電商平台目前僱用了約 5 萬名外包勞務員工。 被起訴違反競業限制協議,對個體來說可能會背上沉重的違約金,面對與大公司打官司的精神壓力。 2023 年春天,曾悅接到被起訴的電話時,以為是詐騙。起訴書上的索賠金額是 100 多萬元。他的職務、工作年限甚至都被寫錯了。後來他推測這是一套模板,被起訴的可能不止他一人。 也在那段時間,在北京另一家互聯網大廠工作的韓宇銳出差時接到父母打來的視頻 , 兩人坐得板正,顯得緊張。「兒子,你被起訴了。」 他被前公司索賠 60 萬元。 去年年底以來,數位當事人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被前公司起訴的經歷,讓 「應屆生被起訴違反競業限制」 引起關注。一部分人同情其遭遇,也有不少人質疑當事人:你是不是簽了協議?公司是不是支付了補償金?你是不是在約定期限內入職了競業範圍內的新公司?——法庭上的問詢重點也是這些基本的法律事實,「是,或不是?」。 沈舒羽的答案都是 「是」,確實簽署了,確實在限制期內入職前公司的競對公司。但她還是想不通,自己不算 「兩高一密」 人員,「連 10 萬都沒掙到手,現在讓我賠 30 萬。」 我們對話了三十多位被前公司起訴違反競業限制的人,他們被要求賠償的違約金從十餘萬元到千萬元不等。其中一些是應屆生或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沒印象入職時簽過競業協議;而有的人工作了二十幾年,曾簽過幾十份大小競業和保密協議——過去這些紙張從未真的起作用,意外於這次簽署要付出巨大代價。 被起訴的當事人中,一部分人簽署了協議、但在競業期限內加入了競業限制名單上的公司,做和過去有一些關聯的業務。他們辯稱的理由有以下幾個: 一些人自認無起訴價值,比如應屆生、實習生甚至外包人員,自己的去向並不會對公司造成真實的損失。他們質疑競業限制範圍的下沉、擴大。也有一部分人加入的新公司不在競業限制名單上,但因為公司營業執照經營業務範圍重疊(如都包含 「網路、科技、計算機軟硬體領域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被起訴。 一些當事人與公司在 「涉密」 與否的問題上存在分歧。一位當事人追問為什麼被啟動競業的是自己,對方的回答是,「你比較核心」。她不認同 8000 元底薪的工作算 「核心」。同期離職的、職級崗位相似的其他同事也沒有被啟動競業。 另外,他們質疑簽署競業、啟動競業的程序中,存在隱性的壓力、模糊的威脅、含混的潛規則。多位當事人離職時,被提示不簽署競業啟動通知書,他們將拿不到離職證明,還有人提到 HR 有類似 「不簽也沒用,公司可以單方面啟動競業」 的表達。 最後,他們自我辯護的理由還出於真實的生存壓力。幾位應屆生過去很大部分收入來自加班費,但公司在競業限制期的補償通常是基礎工資的 30%,幾位應屆生員工每月收到補償金 2000 多元,難以維繫在一二線城市的生活。大公司們不斷推進新業務,競對公司名單也普遍越來越長。多家互聯網大公司的競業限制適用地域覆蓋全球。幾家新能源領域大公司的競業限制範圍蔓延至產業鏈上下游。當事人們在被啟動競業的那一刻,發現在同行業求職的路幾乎被堵死。 競業限制本來是為了保護公司的商業秘密、知識產權等,減少不正當競爭。競業限制起源於英國普通法,被美國大部分州沿襲。矽谷所在的美國加州是個例外:南北戰爭結束後不久,加州就立法禁止競業協定,促進人才自由流動。有學者認為,矽谷的繁榮受益於此。 在中國,2007 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競業限制制度。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還不完善,公司信息管理不夠成熟,大公司更傾向於用競業限制協議制約員工,因為這是一種比較低成本、便捷的約束手段。 早年,互聯網行業並不怎麼嚴格執行競業。這個行業的參與者真誠地試圖營造一個單純的工作環境,以吸引中國教育體制的勝出者。年輕人從大學進入 「大廠」,身邊的人不是 「同事」 「同志」 而是 「同學」,就算遇到公司創始人,也可以直呼其名。辦公室不但提供免費餐食,有的 HR 部門還會細緻規定下午茶蘋果的甜度以及食堂牛肉麵里的牛肉克重,對供應商說 「要把這些員工當成寶寶。」 短短几年十幾年裡,這個行業的佼佼者從民宅創立的小公司成為價值數百上千億美元的巨頭。他們的早期員工每天超長工作,也確實得到其他行業難以比肩的超額回報。 但當所有巨頭都逐漸變成同一個樣子:演算法推薦內容、賣商品、收廣告費,競爭就不再有邊界,對效率的追求也不再有上限。曾經百般呵護員工的部門,現在需要嚴格杜絕員工離職後的風險,競業協議是最趁手的工具。 一些公司不斷擴大競業限制範圍甚至於 「全員競業」。個別公司 HR 部門設立專項團隊,與法務部門共同處理競業限制的事務。一些公司的法務或 HR 背上了競業追訴相關的 KPI,追討的數量、金額與他們的績效、年終獎金直接掛鉤。平日里開展業務的增長目標和管理方法被套用在執行競業,前員工們在另一個視角感受到了公司是怎樣的強大。 行業已經被高度競爭推著完成了工業化分工,沒有人不可替代,而有的是人願意為這份薪酬接受更嚴苛的條件。 在互聯網行業 「降本增效」 的背景下,有人擔心來之不易的入職機會等到限制期結束就沒了,一些人選擇在職業生涯收入的高點跳槽,一些年輕人的離職原因僅僅是過度疲勞——這都是 「冒險」 的原因。有人用假身份入職,每天戴帽子戴口罩上班,避免使用實名軟體,避免一切職場社交,避免被人認出或被前公司拍到行蹤。 違背競業限制協議,冒險入職新公司之後,他們不得不過上這種 「新」 生活。 更多對象、更長的限制名單 李曉志對被起訴感到不解。他是技術工程師,約三年前從一家電商公司離職,競業限制期 1 年。期間他加入了一家幾十人規模的安全公司——不在前公司劃定的競業名單上。但是,前公司以兩家公司營業執照上的經營範圍重合為由(都包含 「網路、科技、計算機軟硬體領域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 )判斷存在競爭關係,向他索賠 71.2 萬元。 被索賠 450 萬的孫岩情況相似。他離職後加入了一家小公司,不在前公司劃定的競業名單上。被起訴理由同樣是公司經營範圍重合。這是他生活里又一個壞消息。幾年中,他的家人患上癌症,前後花費數十萬治療費用。巨額的索賠讓他喘不過氣。 當下,不少互聯網公司會在競業限制名單上列出幾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不僅是有直接業務競爭的公司,還包括那些公司投資後持股超過 20%、為其提供任意形式服務的公司,均禁止離職員工加入。一些公司在明確列舉的競業限制名單末尾加上 「等」,進一步擴大範圍。實際情形中,如孫岩、李曉志等經歷的,加入不在名單中的公司也可能被起訴。 就李曉志的情形,前公司在庭審時提出的質證是,該公司用戶服務協議規定,該公司會使用各種安全技術和程序防止用戶信息的丟失、不當使用、披露等,以此證明公司業務範圍內包括網路安全和信息安全技術。前公司認為,他入職的安全公司官網描述的 「專註於賬戶安全等互聯網安全服務」,與前公司存在競爭關係。 一審、二審期間,李曉志和律師舉出公司出具的證明和各種業務文件,試圖展示兩家公司之間不存在競爭關係,均未獲得法院支持。一審法院判決李曉志賠償 71.2 萬元,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一些公司會提前圈定競業範圍,即便自身沒有實際開展業務。周涵簽署的競業協議的限制名單中,除阿里、美團、京東等國內互聯網公司及其持股超過 20% 的公司外,還包括 Akulaku、Shopee、Lazada […]

16次抽血漿的男孩,倒在春天來臨前

  網路圖片 在山西靜樂縣,一位200多斤的19歲青年,倒在了春天來臨前。 第一個發現他的,是父親趙志傑。2024年1月15日,午飯過後,兒子虛弱地躺在床上,連衣服都沒力氣穿。父子體格過於懸殊,他跑到家對面喊親戚幫忙,想合力扛他起來。 幾人的力量還是沒能將被朋友稱呼為胖的青年托起來。再後來,醫院也無力回天,宣告19歲男孩生命終結。 次日,父親在兒子陳舊的床墊底下,發現了他從未被人知曉的經歷。 兒子趙偉有一本供血漿證,還有一張被認定情況「危」的「入院證」。靜樂縣人民醫院在1月5日診斷,趙偉「全血細胞減少,重度貧血」。悲傷的父親經兒子朋友的提醒,將矛頭對準了在過去8個月里抽了趙偉16次血漿的「中國生物忻州血漿站」(以下簡稱「忻州血漿站」)。 這個血漿站,在城區有一棟四層樓房。四層血漿站開外,豪華高聳的小區正拔地而起,發出突突聲的機器打著地基,為下一座高樓做準備。 很少有人注意到,很多像趙偉一樣的縣城青年,每隔約半個月,會坐上一次獻血漿的大巴或計程車,朝市區駛去。那裡,他們的血液會被一個比平常抽血更粗大的針頭抽出來,分離出血漿,再將紅細胞等血細胞回輸體內。 血漿站得到一袋600克的黃色血漿;被抽血的人,會換來一筆誤工費,200-400元不等,附加一頓飯。 在山西,這通常是一碗面;在山東,是大肉包子;在江西,那就是小籠包。 這類人有相似的處境:學歷不高,收入低,自己為自己兜底。許多時候,他們在這片大地上保持沉默,沉默得如同黃土高原上的楊樹,被眾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理應在不利的環境里,自尋生路。 男孩之死 在忻州市區向西120公里外的靜樂縣城,人煙罕至的黃土高原與盎然的綠無緣,灰色才是三月的主色調。 趙偉就在忻州人眼裡「又偏遠又窮」的縣城長大,沒離開過。他的家位於縣城外圍的公路旁,對面是加油站,大貨車與客車從此呼嘯而過,路人的眼睛總被吹進風沙。 3月,陽光逐漸毒辣,縣城青年之死開始引發騷動。 張樂的文具店離趙偉家600米。她扯著尖嗓門告訴我,前不久,一個年輕的男孩「抽血漿,抽死了」。「我們一般家庭哪會獻血漿賣錢啊?」在這位老闆娘眼裡,獻血漿是一個「鋌而走險」的舉動,她無法理解。 文具店再隔幾個店鋪,去年秋天新開了一家綠色招牌的站點——「中國生物忻州血漿站靜樂宣傳點」。趙偉的離世曝光後,它已經停業。 網路圖片 張樂曾往裡頭張望過,平日站里人不多,有三四位護士。但她經常能看到門口停著車,將聚集在此的人「拉走」。 但對於死去的趙偉具體是誰,絕大數人是無知且沉默的。 他生前在離家約2公里的網吧工作。在空氣不流通的網咖一層,橫七豎八地擺放了二十多張電競桌椅。聚集在此的年輕人和中年男人多數都在打遊戲,有的趴在桌子熟睡。沒人想得起曾在此工作過1個月的趙偉。 父親趙志傑聲線沙啞,告訴我,孩子去年12月在縣城網吧當網管,每天早晨出門,晚上11點下班,到家後還要算網吧的賬。在死前約一周的時間,他開始生病——出現一種疑似感冒的癥狀。 「我給他喝葯吃罐頭,每天給孩子兌水。我還以為這孩子累著了,讓他好好休息。」 但在外工作久未歸家的父親也不知道,在趙偉開始獻血漿的2023年里,自己的孩子在哪工作,平日會去哪裡。 住在趙偉家樓下,早點店老闆娘李艷對這個胖小伙倒是有些印象。 網路圖片 她家與趙家共享一個院子和一幢二層平房。小夥子的生活軌跡,通常是經過她廚房後門吱呀作響的樓梯,走出或回到二樓靠近公路的家。 這個二層的家,裡頭也像二層建築的外牆一樣,陳舊且簡陋。靠近走廊的窗戶落了厚厚的灰,家裡的白牆老得有點發黑。在向北窗邊的小房間里,只擺放了一張床,連衣櫃也沒有。 李艷記得,趙偉身上總穿著那麼幾套衣服,但「小孩愛乾淨」,平時的衣服都是乾乾淨淨的。 趙偉有動靜時,她總能聽到——因為體重很重,樓梯會發出沉重的響聲。 還是因為胖,李艷回憶,趙偉來店裡吃飯,她會做招牌上沒寫的加大份餛飩。每當這時,他還會從兜里掏出一包速食麵,也不願麻煩她煮,將乾麵餅泡在餛飩湯里。 這位從雲南遷徙而來的女人也曾細心地發現了「生病」前後的區別。1月時,李艷還和家人說過,樓上的小孩走路不再有發出沉重的響聲、聽上去很重的聲音。 他的腳步愈發輕,愈發愛拖著地板走。 直到1月15日,死亡突然降臨樓上的家庭。 另一個世界 無法承受的父親查看醫院單子、兒子的手機才發現,孩子還有另一個世界。 去年5月,趙偉主動給一名李姓友人發微信,問他:「抽血漿的活,現在還能不能行了?」 他至少在一年前就得知血漿站的存在。紅星新聞報道稱,2022年,沒錢上網時,趙偉曾和朋友開玩笑,「不行也跟(李某)一樣,賣賣血」。 趙志傑提供的聊天記錄顯示,2023年5月3日,趙偉開始和一名微信備註為「呂姓忻州血漿站」男子,溝通到血漿站獻漿。 網路圖片 2023年5月18日,呂某問他,「明天來不?」他果斷地回復,「來」。這是他人生第二次獻血漿,獲得了比第一次更多的280元「誤工費」。 之後的2023年6月1日和6月20日,趙偉都主動詢問呂某,他是否能夠再次獻血漿。從此以後,他像搭上了時代的快車般興奮,幾乎每半個月,就坐車前往忻州,在8個月共計獻血漿16次。 他還曾在2023年7月發微信給呂某,主動詢問他,「靜樂分站什麼時候弄了?」 「我想去了么。」他說。 對於兒子去年熱衷「獻血漿」,趙志傑認為,這是血漿站用金錢誘惑、拉人頭等方式,「誘導」其獻漿,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網路圖片 1月5日,趙偉前往靜樂縣人民醫院進行檢查。該醫院入院證顯示,趙偉入院情況為「危」,診斷其為「心悸原因待查,全血細胞減少,重度貧血」,疑出現造血功能障礙。血清檢查報告單顯示,趙偉的「血清總膽紅素測定」「血清總蛋白測定」等多項指標已不在正常值。 趙志傑說,事發後,他曾通過報警、撥打市長熱線等方式反映趙偉情況,但都未得到答覆。過年後,他四處聯繫律師,準備走司法程序,調查孩子獻漿的忻州血漿站。 忻府區衛健委有關負責人在3月19日答覆媒體時表示,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趙偉去世,需要醫學損害鑒定或者司法鑒定,只有這樣才能劃清死因責任與單采血漿站有沒有聯繫。但1月15日當天趙某就已經入土安葬,距今已經有兩個月的時間,要想通過司法鑒定或者醫學損害鑒定,還需有關部門進一步調查。 網路圖片 忻府區衛生健康和體育局也在3月19日發布通報稱,已成立調查處置工作專班,展開調查。涉事企業已停業整頓。目前,調查仍在進行中。 獻漿青年 每兩周獻血漿會否給身體帶來損害? 趙偉的好朋友,22歲的趙魏站向支持的一方。 趙魏也在靜樂縣長大。在短視頻平台上,他喜歡自己曬開車的視頻,以及對著鏡頭抽煙、吞雲卷霧的模樣。 2021年,他經朋友介紹,與小2歲的趙偉認識。後者打得一手好遊戲。 趙魏記得,網吧有一個遊戲排名榜,趙偉每次都拿第一,而且是「斷崖式地領先」。「別人都拿一兩千分,就他三四千分。」 這一年,也是趙魏第一次知曉「獻血漿,賺補貼」的產業。他回憶,2021年,忻州血漿站的宣傳人員,將攤位擺到了縣城的中心廣場上。 廣場位於靜樂縣城人流最集中的便民市場對面。等待接孩子的家庭主婦、老人,無所事事的綠頭髮青年,都會來此打牌、嘮嗑或單純曬個太陽。於是,當一個新鮮事物來臨,哪怕是發傳單的人,都會成為全場的焦點。 網路圖片 「包車接送,對身體有好處,每次還能得到一定的誤工費。」趙魏記得工作人員的話術。他在忻州血漿站的攤位上,留下了姓名和聯繫方式。 與獻全血不同,獻血漿是僅捐獻血液中的液體部分,約佔人體血液的55%。而根據我國《獻血漿者須知(2021年版)》規定,獻血漿的兩次間隔不得少於14天,成人一年內累計獻血漿次數不得超過24次。 與此對應的,採集血漿的主體也與獻全血有區別,單采血漿站的運營主體一般是企業。採集的血漿被其用於製造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各類血液製品。 網路圖片 區分兩者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獻全血通常無償,而獻血漿者會有一筆補貼。 北京中醫藥大學法律系衛生健康法學教授鄧勇對南風窗解釋,獻血漿的補貼標準在全球因國家和地區而異,並且可能會隨時間調整。 「在中國,血漿站給予的補貼通常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營養和交通補助費,另一部分是根據獻血漿量和頻率提供的獎勵金。」 山東一縣城「80後」林明月,正因為補貼和豐厚獎勵,從2021年開始獻血漿。 他給我拍了獻血漿時粗壯的手臂,上面有紋身,插著粗粗的針管。 與趙偉一樣,每過國家規定的14天最短間隔時間,他就坐上車,朝市區的血漿站走去。過去3年,他每年都獻了「頂格」——24次血漿。 「頂格」的好處,林明月說,不僅可以拿到更多的誤工費,連年末的獎品都是最多的。「我舉個例子,如果你一年捐1-5次(漿),血漿站就發5斤大米;5-10次的話,他就發20斤大米。」 至於為什麼圖每個月多出的600餘元,他顯得輕描淡寫:「不圖什麼,以前大手大腳慣了。現在有多少花多少。」但說到血漿站周年慶、春節舉辦的抽獎活動,「一等獎有洗衣機、冰箱」,李明月的語氣又變得興奮。 2023年,林明月收穫了血漿站獎勵的最高等級的禮品,一個沉甸甸的堅果大禮包。 3年前,走上的獻漿之路,似乎對他的身體沒有帶來太多改變。「獻漿完緩幾個小時,多喝水就好。」林明月告訴我。他暫且沒發現獻血漿給身體帶來的負面反應,「(就算有)無所謂」。 重要的是,獻漿的錢,比他在學校食堂上班的日薪200元,「來得輕易得多」。 趙魏也是為了拿補貼,在2021年連續獻了三次血漿。但他發現,獻完血漿後,「身體虛脫得厲害」,具體的表現是渾身沒力氣,又沒了精神。這個癥狀通常要在兩三個小時後才能好轉。 他接下來發現,自己身體免疫力出現下降。他變得容易生病,小病也需吃藥控制。 從此以後,趙魏極少獻血漿。 於是,2023年5月,好兄弟趙偉問他忻州血漿站人員的聯繫方式,他沒回復。 錢 一切還是沒能抵擋住,19歲的趙偉通過另外的朋友,走上了獻漿道路。 「缺錢,我家娃娃性格內向。」這是趙志傑解釋的兒子獻漿原因。 他發現,沒錢時,趙偉也不向家人求助。而翻看兒子的聊天他才發現,趙偉曾因為3元向朋友借錢。 而在趙魏的眼裡,認識趙偉的三四年,他一直都是「自力更生」。父親長期不在家,他的母親有精神疾病。很多時候,他就是那個「一家之主」,要給母親做飯,照顧兩人起居。 網路圖片 多位鄰居也記得,這位少年從小學畢業就開始輟學,與母親共同生活。多年來,他靠到網吧當網管,或者當服務員維生。」 這位「條件差」的孩子也沒有縣城青年標配的電動車,出門全靠走路。趙魏回憶,一年的多數時候,性格內向的好朋友就願意「宅」在家裡。男孩們出去玩,無非是「打撞球、打遊戲,出去吃個飯」,趙偉很少出現。 「只有我叫他,他才會願意出來。」 他也是少數到過趙偉家的人。 趙魏評價,這個家「完全沒有家的樣子」。房間格外陰暗,「家徒四壁」。走進去,屋內沒配備打英雄聯盟需要的電腦,沒有安裝電視,甚至,也沒有沙發。 網路圖片 到了冬季,趙魏記憶里的趙偉家,光又暗了些,暖氣似乎也不起作用。因為不夠暖和,趙偉的媽媽整天裹在被子里,」也不下床走動「。 這種情況下,趙魏也認為,獻血漿是好朋友缺錢不得不做的舉動。血漿站補助的兩三百塊,「對他來說相當於別人兩三千,能維持他很多天的吃飯」。 趙志傑也想知曉,兒子的錢到底用在了哪裡。但血漿站多數時候補助的是現金,而兒子逝世時,微信餘額和錢包,都已經沒錢了。 他從聊天記錄發現,2023年下半年,趙偉很多線上的金錢往來,給了網吧。他願意讓別人墊錢上網,也會自掏腰包補上網吧賬單的缺口。 有人問他借錢,10元、15元、20元,只要他有錢,都願意借。 他最後一筆大開銷,是去年12月買的一部新手機。 網路圖片 那個月,山西已經供暖。趙志傑在過去4年來第一次回到家,一家三口得以團圓。 他沒想到,他這個剛成年,體重200多斤的兒子,會細心地注意到,自己在用親戚給的老式手機。 半個月後,趙偉直接把一部智能手機擺在他面前,對他說,「爸爸你用新的吧」。  他在兒子去世後才知道價格,這部智能手機,花費了趙偉950元。 1月13日,生病的趙偉沒忘記讓父親幫他取快遞。 快遞盒子直到他去世後才被打開。 那是一雙價值68元的女鞋,媽媽的鞋碼和款式。 可能的漏洞 沖著錢捐獻血漿,是眾多「趙偉」「趙魏」等縣城青年主要的心思。 2021年,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研究者在一篇論文里,對比了全血捐獻者與單采血漿捐獻者的人群,發現兩個群體之間顯著的差異。 前者,捐獻全血人群,隨著學歷的提升而人數增加,大專/大學學歷及以上人群佔比最大。而血漿捐獻人群恰好相反,初中學歷的人佔比最大,大專/大學及以上獻漿的僅佔4.5%。 群體之間的懸殊,研究者在論文指出,這是因為「我國對獻血漿者有一定的經濟補償,這對低學歷、低收入群體吸引力更大」。 另一組數據也說明了不同人群的參差——血漿捐獻人群家庭年收入小於3 萬元的佔比最大,比例高達三分之二。 容易被金錢刺激的低收入群體,支撐起了需求龐大、競爭激烈的血液製品市場。 趙偉獻漿的忻州血漿站,母公司是1998年上市的北京天壇生物。在3月28日公布的年報中,天壇生物披露,2023 年有79家在營血漿站,共計採集血漿2415 噸,同比增長了18%。這個漿量,約佔行業總采漿量的20%,居行業第一,成為天壇生物年報中列舉到的「公司優勢」。 當商業的力量推動采漿,長期研究醫療健康法的鄧勇認為,企業有可能滋生的漏洞分為幾類:一是利用信息不對稱,未充分告知捐獻者可能的風險。 二是過度採集,為追求利益而忽視捐獻者的健康狀況; 三是,缺乏有效的內部控制和外部監管。 趙魏對南風窗回憶,忻州血漿站為了招攬客人,鼓勵他們14天期限一過就來獻血漿,這樣給的補貼更高。趙志傑也從兒子聊天記錄中看到,如果趙偉在上次獻漿後隔14天後迅速獻漿,「忻州血漿站就能多給他幾十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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