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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习家军全面上位,但也有失意者,甚至成为习家军内斗的牺牲品。近日落马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是浙江帮(所谓“之江新军”)的一员。以中共总理李强为首的浙江帮遭遇重挫。大内总管蔡奇的浙江帮,则在朝中独大。中共后习时代的内乱将临。 习亲选的前司法部长倒台 浙江帮遭重挫 4月2日,唐一军在中共江西政协主席任上落马。次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会声称“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唐一军之前任部长的司法部,现任部长贺荣也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表态称对中央查办唐一军“坚决拥护”。 这种高调表态拥护中央打贪的情形,已经许久未见。最近一次应是针对被指“野心极度膨胀”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以及唐一军的前任司法部长傅政华,但这已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唐一军并非是现届中央委员,相比两名前国务委员和现届中央委员秦刚和李尚福,官方处理秦、李二人低调诡秘,对唐一军则有雷霆之势,到底为何? 在笔者看来,唐一军出事,可能更具习家军内斗色彩,一众高官幸灾乐祸,无非是看内斗大戏。 唐一军曾长期在浙江任职,他先后任舟山市委秘书长、舟山市委常委,浙江省纪委秘书长、省纪委常委,宁波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等职;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2020年4月任中共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2022年唐一军在中共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2023年1月即被贬到江西政协。 据财新披露,唐一军主要的经济问题,发生在主政浙江宁波和辽宁期间。 在宁波期间,唐一军纵容家人干预工程,当地人对此意见很大。还有人称,唐一军妻子在幕后经商,性格十分强势霸道。他担任辽宁省长两年半,恒大集团大举在辽宁投资房地产项目,并帮助恒大老板许家印拿下盛京银行的控股权,又缺乏监管,导致盛京向恒大输血超过千亿,留下烂账。 尽管有人说唐一军也曾通过老领导刘枫攀附现任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但唐一军边贪边升官,成为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北上辽宁任省长,并能当上司法部长,必然也是要习点头。 根据中共新华社报导,十九届、二十届中委、候补中委,都是习亲自担任考察领导小组组长,习把关选定。 唐一军在二十大前已被发现问题,调到江西政协只是调虎离山。但随著李强当上总理,浙江帮成为众矢之的。去年9月恒大老板许家印被抓,供出唐一军更多贪腐问题,唐一军于是就被抛出。 另外,接任司法部长的贺荣是女高官中少有的习亲信。贺荣因为在陕西省纪委书记帮习查办秦岭违建别墅案,拿下大批赵乐际旧部有功,而获习赏识,之后官升正部,成为最高法院二把手。唐一军被调离司法部后,贺荣肯定也在司法部调查唐一军的老底,配合中纪委书记李希,直接促成了唐一军的落马。 当然,作为管过中共黑暗的监狱事务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本身也是酷吏之一,倒台也是报应之一。 李强势弱 蔡奇受宠 笔者曾以籍贯或仕途经历地,归类列出习家军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帮、浙江帮、新上海帮、陕甘宁帮、党校帮和清华帮等,当中包括习的嫡系习家军,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员曾在浙江当习大秘的李强,作为名义上党内二号人物,是浙江帮的大佬。 李强在2023年3月当上总理后对习极尽逢迎,主动配合改造国务院,定位听命党中央的政治机关。 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上,李强被取消了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引发国际围观。随后一众外国商界大佬参加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本来结束时有个总理座谈会,也被取消了。这表明李强对外树立形象的机会也失去了,已经不像一国的总理。 2024年3月27日,《经济学人》分析中共经济管理团队的浮沉,指出2027年换届时,李强也许将因年满68岁而卸任,预测接班人可能会是副总理丁薛祥。 虽然只是预测,但这代表了国际上都对李强不看好,认为他现在尸位素餐,只是等退休罢了。 相反,身兼“大内总管”的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让蔡奇受宠,中南海“习蔡”畸形体制形成。 《南华早报》2024年3月28日报导,三名知情的官方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已将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网信委)的领导工作交由蔡奇负责。蔡奇已在去年上半年接管该委员会,但官方至今未公布相关任命。 据官媒此前报导,中共全国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2023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时,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总理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习指示。 中央网信委(过去叫中央网信领导小组)过去是习近平亲自掌控,习是主任(原来是组长)。 2018年4月20日到21日,全国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举行,中央网信委主任习近平出席并讲话,副主任李克强主持,另一名副主任王沪宁做总结讲话。 但2023年这次会议,蔡奇成为最大领导,李强靠边站。 如果这算习近平“分权”的话,他对蔡奇和李强,也是厚此薄彼。(当然习不会真的分权,所有人都要听他的“指示”。) 尽管李强也担任了中央金融委主任一职,但是他的实权被“福建帮”的副总理何立峰架空,何同时是中央金融办主任和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蔡奇主管网信委,底下的网信办主任庄荣文,本身也是福建帮人马。庄是福建泉州人,也是习的福建旧部。 蔡奇从李强手中夺权的情况,去年也有一次颇为明显的情况。 2023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所未有地将党政的秘书长大会合并,由党委系统来开,蔡奇是与会的最高领导,传达习的指示。过去由总理管理的政府秘书们,现在听命于蔡奇,包括李强的大管家、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吴政隆。 2023年9月下旬,李强妻子、女儿的详细信息及其涉贪腐的政商关系在网路上被曝光。这种爆料很可能是习家军内部因争宠而互攻的表现,蔡奇有很大的嫌疑。 故此,李强和蔡奇现在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今年3月的“两会”闭幕期间,李强突然俯下身去,左手伸到桌子下面似要捡拾什么东西。坐在李强左手边的蔡奇,微闭双目,表情冷漠,这似乎折射出两人水火不容的关系。 浙江帮势力消退 福建帮朝中独大 现在中共红朝中,因为习曾在福建工作时间最长(17年),再加上习一直有统一台湾的野心,对台工作吃重,出身福建的官员因此受重用。 中共的国台办(中央台办),主任宋涛虽是江苏宿迁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县当知青,从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并与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密切。现任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是福建泉州人,他曾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转赴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和蔡奇、黄坤明以及宋涛是福师大校友,与副总理何立峰则是厦大经济系校友。 现任中共高层官员中,福建籍的除了蔡奇、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公安部长王小洪,发改委主任郑栅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裴金佳,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锐,山西省委书记林武,江西省长叶建春、江苏省长许昆林、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中科院院长侯建国、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等。 副总理何立峰是广东兴宁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早年在福建任职就是习的铁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江苏东台人,生于福建南平,曾是驻守福建的31军军头;中央军委委员苗华是江苏如皋人,生于福州,他早年在31军当政治部主任,与习近平交好。 本来浙江帮在高层的人数也众多,但除了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比较高调,掌军委办公厅的钟绍军属于习的心腹,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虽老仍被重用之外,其他权势显赫者不多。 浙江帮中,李强现在沦为“跟班总理”角色,曾传是习接班人的陈敏尔,现在相对低调。楼阳生主政的河南天灾人祸不断,民众上访不断,在官场中被笑话。 与福建帮近些年几乎无人落马不同,在唐一军落马之前,还有属于广义上的浙江帮成员出事,包括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为2021年7月造成重大伤亡的水灾背锅,被撤职;与马云密切的前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2021年落马,他曾被认为是“之江新星”。 此外还有被外界视为“之江新军”成员的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受秦岭违建别墅案牵连,2019年被贬任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 至此,福建帮在朝中已是一帮独大。但这对习近平未必是好事。 传中南海有“两个中央” 后习时代来临 北京官场流传一个说法:中南海现在实际上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习中央,另一个则是蔡中央。除了习的几个嫡系亲信之外,各地“报送中央批准”的“奏折”,名义上是报给习批准,实际上都要先报给中央办公厅,也就是要蔡奇先批准,蔡奇阅后呈报习批准。 依据当今中共中央党内排名,总书记缺位时,推断的代理继任顺序,第一顺位应是总理李强。但可能有变数。 习近平年纪大了,经常脚步不稳,未来几年间,身体肯定有大问题,人也容易犯糊涂。等不到统一台湾,后习时代已悄悄来临。 蔡奇一副奸相,他绝对不是诸葛孔明,顶多是司马懿。习一旦暴毙,蔡奇虽然年纪也不小,同样有野心夺权。 蔡奇早在主政北京时就要求基层对民众要“刺刀见红”,大规模清理所谓“低端人口”,本是酷吏一个,不得人心。 到习死,中共气数也到尽时,内忧外患之下,党内习家军有各帮派,还有习夫人彭丽媛的势力,还有军方。连云南党校退休教师子肃前几年还被指控策划武装暴动,可见党内想造反者大有人在,只是找时机,而习死时是一大机会。 在中共党外,国内秘密准备起事的政商圈子一直存在。海外民运最近也举行了首次国是会议,誓言推翻中共。欧美各国,中国周边国家,都在盯紧中南海变局。在这种情形下,蔡奇未必能成事,他很可能在习家军内斗或与国内义军的交战中身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马英九再度访中,甚至准备“马习二会”,各方褒贬不一、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马英九以一己之力努力创造两岸和平、避免战争,应该给予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对中共本质及其对台政策的“错误期待”。对中共来说,和平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并吞台湾才是目的,目的绝对不能合法化手段(The end can’t justify the means);对中共来说,“交流”是要台湾交出政权,“谈判”是要谈出台湾投降。换言之,中共绝不会为了与台湾和平相处而放弃并吞台湾的目标。只要是并吞,和平就不可能是台湾方面片面的期待或主观幻想。这种幻想,实质上只是一种惧共心理下的畏战与怕死。 “马式天真”不是可爱 而是误国 天真,如果出自于有别老奸巨猾的童心未泯,叫做可爱,但若是出自于有影响力之人的固执与误判,那就是误国。 中共认为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赖清德仅仅赢得40%选票,但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选举中赢得了多数,所以赖清德并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意见。怪了,中共什么时候用“民意”来衡量政治的合法性了?一个从来没有选举的地方有什么立场和标准,用“主流或非主流的民意”来判定任何一个台湾政党的“代表性”?即使40%的选票没有主流民意的代表性,难道国民党内部的“马系”-马英九派系-就具有台湾民意的代表性?实际上,“马系”既代表不了台湾人的“民意”,也代表不了国民党内的“党意”,它只代表中共对台湾的“虚情假意”! 魔幻马英九现象 一语直问,国共之间频繁的会面,就能缓解两岸的紧张关系?试问,中共全年无休的军机扰台有因此而减少吗?中共的军舰穿越海峡中线的次数有因为马先生的造访而减少吗?中共有因为马英九来访,就关闭先前片面恢复的台海M503航线吗?乃至于因为金门翻船事件,中共还说“金门禁限海域”已经不存在了呢!事实胜于雄辩,所谓“国共会面”丝毫没有减少中共对台湾的侵扰与威胁,也根本没有增加台湾对中国的信任。直白地说,马英九根本没有能力扭转中共并吞台湾的野心。 综合马先生先后两次访中,可以归结为“三个吊诡”、“两个糊涂”、“一个罪状”。所谓“三个吊诡”,包括“认同错乱”、“历史倒置”、“时空迷航”,我称之为“魔幻马英九现象”!所谓“两个糊涂”,包括“九二共识的迷思”和“认知偏误”(confirmation bias)”,所谓“一个罪状”就是“台湾吴三桂”。 三个吊诡之一:认同错乱 在台湾,人们一般尊称马英九为“马前总统”,给予其“八年任期”的合法性。但是“马办”主任萧旭岑却宣称:“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那就意味“马前总统不是一个他所承认之国家的卸任元首”!如此一来,“马前总统”岂不是“无国总统”?这何其吊诡?何等错乱! 进而言之,马先生是领有中华民国卸任元首待遇的“前总统”,但依其所谓“台湾不是一个国家”的立场,这就意味马先生的元首待遇来自一个“非国家”财政俸给,来自一个“非公民”的税捐支出。如此一来,马先生的特殊待遇岂不成了“幽灵待遇”或“不明来源”? 三个吊诡之二:历史倒置/两个中华民国 马系人士或许辩称:马前总统是“中华民国”的卸任总统。但实际上,在马先生的认知中有“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1949年以前的“古典的中华民国”,一个是被中共宣称已经寿终正寝的、1949年以后迁居台湾的“续存的中华民国”。 从中共刻意安排、马先生也乐于参访的“历史古迹”和“民国旧物”来看-例如安排参观门前竖立一个“中华民国墓碑”的“中山陵”-中共正是利用一个“前国家元首”去参拜一个“古典的中华民国”。实际上,缅怀、吊念与追思一个“古典的中华民国”,就是图谋来否定和泯除移居台湾的“续存的中华民国”。换言之,让你缅怀过去的记忆,就是诱你否定当下的存在,这就是中共“历史转译”的统战手法!就是中共阴狠暗黑的“历史辩证法”。对于中共这种“怀旧贬今”的巧计与诡思,马先生若不是认识不清,就是甘之如饴!换言之,马先生的所谓“和平之旅”,正是直入中共的统战圈套,深陷中共诱拐的认同断裂,我称之为“历史倒置”。 三个吊诡之三:时空迷航 所谓时空迷航,是指马先生似乎活在与当代世界平行隔离的另类时空,经常把想像的中华民族“连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把中共视为中华民族的继承者或代表人,继而以“民族同源论”来洗白中共早已背离民族文化的“马列红色基因”。特别是当马先生宣称此行要去见习近平这位“老朋友”时,一场时空迷航就开始上路。 当今世界,除了包括美国总统拜登直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华人社会反讽习近平为“总加速师”,国际社会普遍认定习近平为“系统竞争者”或“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之外,大概只有普丁或金正恩会尊称习近平为“老朋友”。换言之,在国际形象上,习近平堪称“邪恶轴心的总会长”,位居“独裁联盟的总头目”。马先生自愿参加这个名誉破产的“习近平之友会”,对一个信用扫地的独裁者“以友相待”,这就证明马先生若不是游离于国际社会的时空之外,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灵魂出窍!简单地说,与一个世界公敌为友,就是近墨者黑,就是“投名状”,就是与世界为敌。 国民党整天说台湾不要充当美国的棋子,马英九却率先充当中共灭台的棋子!这就是“为了下架民进党,不惜上架共产党”。 两个糊涂之一:九二共识的迷思 当前的“九二共识”早已变质和走调,早已不是当年新加坡“辜汪会谈”以及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的创造性发明,而是习近平在2019年“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中,将其窜改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换言之,“九二共识”早已失去“同属一中、一中各表”的含意,而是“台湾属中、一中一表”;这里所谓“一中”,绝非中华民国的“宪法一中”,而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马先生还是高喊并坚持“九二共识”,那就是坚持食用一个过期的食品,那就是食物中毒,马先生蓄意接受中共改名换姓的旧把戏,那就是甘效犬马之劳,甚至等同慷慨接受台湾就是中共的一部分。 如果“九二共识”的内涵是“同属一中”,那么马先生的卸任元首待遇就应该“国共各出一半”,以减轻台湾人民的纳税负担;如果同属一中,长江、黄河就应该开放给台湾渔民前往捕鱼;如果同属一中,那么大陆14亿人口的所得税应该半数缴给台湾的国税局。如果中共不允许,那九二共识就是“玩假的”! 两个糊涂之二:认知偏误 对于中共的倒行逆施和人权迫害,例如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镇压,对香港自治与人权的迫害,特别是香港基本法23条的立法,甚至中共对台节节进逼的武力威胁,包括一年365天有增无减的共机扰台,出身香港且曾经热衷“保钓”的马先生,竟一向采取“选择性过滤”或根本只字不提。 这是马先生极具封建色彩的“大一统”意识的表现,是“大中国/小台湾”的差别认知,是“心仪中国/嫌弃台湾”的权贵心态。如果要缅怀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何千里迢迢前往中山陵焚香祭拜?何不就近前往国父纪念馆肃穆瞻仰?如果要纪念“黄埔精神”,何必跋山涉水远赴黄埔旧址怀思追念,何不前往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慰问师生?这种舍近求远的心态,一句话:看不起台湾! 即使远赴中国同温相抱,即使会见中共高官以示显赫,也不足以掩饰中共对台湾的各种威胁。马英九何不去内蒙看看,那里的“阿拉善左旗”有一个“全尺吋”的台湾总统府,那是解放军用来攻打台湾的训练标靶。马英九应该参访位于南京的解放军东部战区,那里有全套的攻台部署与计画。马英九何不会见王沪宁,质问其所谓“两岸融合”究竟是“谁融合谁”?既然“两岸同属一中”,是否也应开放厦门作为“台湾民主示范区”? 一个罪状:台湾吴三桂 马先生自以为凭其一己之力就可以“创造两岸和平”,这是对中共终极并吞台湾之意图的刻意掩饰,也是马先生“猛刷存在感”的自我膨胀,一善不抵百恶,天真有馀,识见不足。马先生自以为大陆之行是在寻求自身的历史定位,实际上是误蹈历史的定罪。 马先生在台湾总统大选前接受《德国知音》的访问中说:“无论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也永远无法获胜”,实际上,国内外各种兵棋推演,多次证明中共的攻台行动都是失败的。马英九还说:“如果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实现与中国的统一,台湾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典型的“未战先败”、“弃甲投降”!马英九甚至痴心妄想,中共会用和平与民主的方式善待台湾!在此意义上,马英九显然患有“恐共症候群”与“台湾失败论”,这就是我所说的“台湾吴三桂主义”。这种“台湾无论如何无法抵抗大陆”的观点,多数的台湾人民不会接受!。 媚共毁台 背叛台湾 中共就是既不承认又要利用“(中华民国)马前总统”的光环,对台散布和平假象,马先生则是迎合跟唱,藉中共的铺张厚待以寻求历史定位,看似笑脸握手,实则暗藏玄机。 什么玄机?中共以和平糖衣毒化台湾,马先生以友谊之名不义台湾,两厢情愿,千古之罪,其对台湾的恶劣影响,难以估计。一句话:媚共毁台,背弃台湾!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即便身在纽约,也能感受到“成都迪士尼”带来的快乐。 成都迪士尼不是一个游乐场,甚至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种“行为”(没艺术家使用这个词时那么严肃)。 据说是说唱歌手糯米,因为选秀落选,成都玉林一个老小区录了一段MV,调侃评委、歌手谢帝,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 就因为这句话,“成都迪士尼”应运而生,很多年轻人都跑去MV拍摄的场景打卡,尤其是视频中的老年人健身器材,大家都要上去耍一下。 社区不得不搞了一个限流措施,让大家排队,还建议大家不要在健身器材上唱歌。当然,“限流”本身又成为了新的噱头。 通常来说,谐音梗是“笑料”中比较低级的,但是四川中的谐音可能例外,因为它们总是能产生一些意外的、有趣的东西,“diss你”变成迪士尼,就是典型。 当然,很多地方都可能产生谐音梗,但是创造了“迪士尼”还能一本正经去打卡,可能只有成都人干得出来。 一句话,“闲得慌”。当下的中国人,都很辛苦,有那个空闲,去送外卖多挣几百块不更好吗?他们不知道,对成都人来说,“闲”本身就是他们要追求的价值,甚至是核心价值。 成都人当然知道“成都迪士尼”的可笑之处,这是一种土味的、本地化的享乐,也隐藏着真正的文化密码。 在“正经人”看来,这样的打卡毫无意义。一些外地人说,都说四川人很“神”,这下算是见识了。这个“神”,是“神经”,是“不正常”,那么,什么才是“正常”,就是严肃、功利,一切都有目的性,最好能变成钱。 这种“沉迷无意义的快乐”,就是我所理解的成都人的精神。本地人用一个字就概括了这种精神,就是“耍”。就连谈恋爱,也变成“耍朋友”。 “耍”是享乐主义的,有时候是无厘头的。很多事在外地大家笑后会斥为“无聊”,但是成都人一定会接着“创作”,很多人参与进来,让它变成一个“作品”。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总是欢声笑语。所以成都人又总是会聚在一起。 想一想典型的成都生活方式,在河边晒太阳喝茶,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就那么把时间打发过去。这种快乐,岂是北方人能明白的。北方不缺太阳,但是“无意义”却可能让他们心慌。 很多地方拼命搞文旅创意,不过是为了卖烧烤和麻辣烫,功利心很强,想象力不足,这就决定了那种“特种兵旅游”只是一阵风;成都每天都是烧烤和麻辣烫,每个人都有“耍”的心态,反而不会弄得那么功利。 这个“成都迪士尼”成了打卡点,没有任何商业意味,社区工作人员也很配合,有些外地人说这样会让社区人员很辛苦,这就是“劳动者”的世界观,而成都人(当然也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则是“享受者”,在这种“好玩儿”中感受到满足。 2013年,谢帝一曲成名,“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巴士的板”,这种快乐只有用成都话唱出来才行。那时经济还很红火,这种“不上班”的快乐,外地人很难理解。10年过去,“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凭空带来了一个“成都迪士尼”,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在当下,这种“无意义的快乐”越来越稀有了。成都来了很多人,也快从“耍都”变成“卷都”了。据说纽约客有一篇文章讲述去年的中国,“见到的每个人都不开心”,作者可能没去成都。在成都,总会有人开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已成为美中新贸易战的一个爆发点,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强调了这一问题,此事也得到了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的关注,他在竞选活动中发表了与之相关的言论。 中国大幅增加了廉价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的产量,而拜登行政当局则推动通过立法来支持美国的许多此类行业。不仅是美国,欧洲和墨西哥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将寻求通过一波出口来提振本国陷入困境的经济,这可能会导致其报价低于外国工厂。 美国贸易组织美国制造联盟(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在2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领先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最近推出了一款电动SUV,价格“低得惊人”,为1万4千美元。报告称,中国汽车工业对美国汽车制造商构成“生存威胁”。 川普上个月末在俄亥俄州的一次集会上指责中国将寻求通过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汽车。美国目前对来自中国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这基本上阻止了来自中国的汽车,但墨西哥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川普承诺以新关税阻止此类进口,但表示如果拜登连任,这将是对汽车行业的一场“大屠杀”。 那么中美之间这轮新的贸易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下是一些相关的问题和解答: 来自中国的威胁是什么?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称,经过十多年对汽车制造商的补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汽车产业,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60%。 然而,美国制造联盟表示,中国企业每年生产的电动汽车据估计比其在国内的销量多出1000万辆。这促使他们向海外销售更多汽车。其他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例如太阳能电池板、电池以及钢铁等更传统的领域。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正在许多行业全面增加大量产能,包括这些新技术领域,如果国内需求没有增长,他们将寻找国外市场。” 这与之前的美中贸易战有何不同? 非常相似。美国官员表示他们以前见过这种情形。 耶伦周六在中国广州发表讲话时,回顾了一周前对佐治亚州诺克罗斯(Norcross)太阳能电池制造商苏尼瓦的访问,强调了拜登行政当局的担忧。 耶伦表示,该公司“与多个行业的其他公司一样,一度被迫关闭,因为它无法与中国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出口的大量商品竞争。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十分重要。”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国。美国太阳能公司桑尼瓦(Suniva)于2017年倒闭,但在拜登当局《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补贴帮助下正在重启生产。 大约十年前,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支持增加产量,该国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的数量激增。2017年川普执政期间,这些进口产品受到关税打击。拜登上台后保留了这些关税。 “新的情况是,对一些尖端行业产能过剩的担忧变得更加严重,”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奥巴马政府前财政部官员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表示。“中国显然已经建立了惊人的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以及同样大量的电池生产能力。现在它开始出口汽车了。” 美国不是也在补贴这些行业吗? 是的,拜登当局推动了几项立法,为清洁能源和半导体生产商提供财政支持。中国甚至向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提出申诉,指控拜登对购买电动汽车的部分补贴违反了贸易规则。 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以美元计算的话,中国2019年的工业补贴是美国支持规模的两倍。 普拉萨德和塞策都补充说,中国对商品生产提供补贴,但在刺激本国公民的消费上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美国通过多轮刺激措施支持了更高的消费。 下一步是什么? 目前,双方主要同意就这一问题举行会谈。中国尚未承诺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美国的担忧,并声称其廉价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绿色产品正在帮助世界开展代价高昂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 但中国政府也承认,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消费支出疲弱是其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面对的挑战。 电动汽车产量的快速扩张引发了激烈的价格战,预计将导致一些制造商破产。产业政策专家黄汉权(Huang Hanquan)表示,中国需要更好的政策协调,这样才能鼓励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是推动每个省都推广同一个产业以及企业过度投资。 耶伦周六对记者表示:“我认为中国意识到我们非常担心他们的产业战略对美国的影响,担心他们的出口产品可能会涌入我们的市场,从而使美国公司难以与之竞争。” “这个问题不会在一个下午或一个月内解决,但我认为他们已经听到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她说。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因未成年、共同犯罪、有预谋、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多种标签,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如今最高检的核准决定使之成为“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第一案。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传来后续报道,最高检于近日依法对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本案从3月10日案发、3月11日嫌疑人被全部抓获,到3月21日当地公安局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再经过检察机关层报,最后到最高检依法核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这个核准决定,从最高检在三月下旬的一系列调研中可见征兆。在对一些基层检察院的公开调研中,最高检检察长应勇频繁提到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治理。比如,“预防就是保护,治理也是挽救”;以及“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重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责”。 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回应河北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也意味着在此案中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法定最低年龄刑事责任”条款成为可能。此条款于2021年生效,虽然对已满十二岁不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具有一定的威慑性,但并未阻却此类恶性行为。在过去三年,最高检十分低调地核准过几起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但不为公众所知。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因未成年、共同犯罪、有预谋、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多种标签,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主流的声音都是不可姑息、依法严惩。如今,最高检的核准决定,使得本案成为被媒体报道的“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第一案,那我们就应该格外关注实质条件和正当程序: 什么样的案件能够满足追究低龄刑事责任的核准条件?核准过程中应当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呢?这些思考将使我们的讨论超越个案。 核准条件:如此严格为哪般? 据媒体援引检察机关的审查意见,认为涉案3人作案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故意杀人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节恶劣,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看起来启动核准很简单:只要把人杀死了就具备核准条件。但其实刑法的第十七条第三款不仅有对行为的描述,还有对后果和情节的要求。行为、后果和情节三个条件都具备了,才能报请核准。 行为条件和后果条件都不难理解,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就已经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法条中的后果条件,还包括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解释一下立法背景,草案原本只有“致人死亡”一种后果,人大代表在审议时提出,如果是特别残忍的情形、特别严重的后果难道就不追究吗?立法采纳了这一意见,在表述时就增加了导致重伤、严重残疾的后果。 网络图片 “以特别残忍手段”,根据司法解释,是指故意要造成他人严重残疾而采用毁容、挖人眼睛、砍掉人双脚等残忍手段。写到这里,难免心生寒意,据说人类是自然界唯一一种可以从折磨同类中获得快感的生物。 最后,要重点强调的是情节条件——如何才算“情节恶劣”呢?有人认为,人都死了,没死也重伤或者严重残疾了,这还不恶劣吗?但,立法语言中的“情节恶劣”,是需要重新评估的。它不是对于结果的重述,而是在结果基础上的进一步限制,这体现了立法者在追究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审慎态度。 这就意味着,“情节恶劣”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结合犯罪的动机、手段、危害、造成的后果、悔罪表现等犯罪情节综合进行判断。比如,少年的主观恶性很大、有预谋有组织、手段残忍、多次实施、致多人死亡或者重伤造成严重残疾、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等情形。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恶意补足年龄”,也就是说,虽然行为人年龄不够,但通过其行为表现,证明其心智、恶性已经超过了真实年龄,所以才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还有个兜底问题,假如行为、后果和情节要件都具备,是不是应核尽核呢?其实也不是必然,否则就没有单独设置核准程序的必要。除了前面提到的实质条件审查,还需要考虑追诉必要性,即综合评估后认为适用专门矫治教育仍不足以降低其再犯可能性及社会危害性的,才会核准追诉。 换句话说,即便杀人少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仍要考虑哪一种改造方式对他更有利。是去专门矫治学校,还是去少年监狱?这种考虑,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他好”,也为了社会好。因为他即使服刑完毕,也才二十几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是要给社会留下隐患,等着他二进宫、三进宫,犯下更多的罪行;还是负责任地让他有机会重新开始?哪一种选择都有风险,所以只要社会还需为这些少年负责,就必须慎重考虑追诉必要性。 此时,就必须提交涉案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心理测评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行为人家属也会努力谋求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条件严格、程序复杂、流程冗长,这是我们对最高检核准程序的印象。也因此,本案的核准速度打破了外界惯常对于最高检核准流程的预期,这也许是最高检积极回应人民关切、为法治担当的体现。 网络图片 最高检核准追诉又该如何保障权利? 讨论本案时,常常遇到一种指责,那就是为什么面对这样没有人性的犯罪,仍然要强调权利保护? 因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功能,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成年人都要保护,更何况未成年人。 最高检的核准,决定了该案是作为刑事案件办理,还是作为保护处分案件办理。假如最高检核准追诉,就进入刑事程序,按照普通刑事案件处理。如果不核准,则会作为保护处分案件适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措施,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在核准之前,本案就会处在一种未决状态,因此刑事诉讼里的很多规定,都不能直接适用于涉案的当事人。比如,现在可以立案吗?立案的条件,是有犯罪发生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万一未来最高检不核准、不追究刑事责任呢?已经立案的,就需要撤销案件。 撤案倒好办,但现在能不能执行强制措施呢?比如拘留、逮捕。按照法律保留原则,在最高检核准追诉之前,对已满 12 周岁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一般不能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那么,如果本案中的几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采取了强制措施,这是否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但是反过来,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又是否有更好的途径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达到降低其人身危险性和保证其接受审判的目的呢?恐怕这时候把他们交给家庭严加管教,会是一个更坏的选择。 如果我们继续从程序法角度考虑,就会继续发问:这个核准是书面审还是听证审呢?前文已经提到最高检会审查大量的书面材料,在书面审查之后,也应当讯问涉案的嫌疑人,听取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以及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这样才能保障审查的严谨和客观。 网络图片 上述正当程序和权利保障都是必须的,因此关于最高检的这一特殊核准程序的司法解释也应当及早出台。而最高检核准追诉也只是本案进入刑事程序的第一步,此后的公诉和审判,被告人权利也应该得到充分的保障,他们应当被如何定罪量刑,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从轻、减轻要如何体现,都会被持续关注。 这是一个可能会被写进最高检明年的工作报告的案件。 反思性平衡:如何对待“小恶魔”的罪行? 《法治理想国》专栏针对此案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作者们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自的观点。考虑到此案还有后续——还要起诉和审判,它势必会变成一个跨年的报道,只要本栏目存在,我们也将一直关注案件的进展。 罗翔老师在《刑事责任年龄的路径与选择》一文中说“对于犯下弥天重罪的孩子,依然要进行必要的惩罚,只有惩罚才能带来改造的效果,让人知罪悔罪”。这让很多人误会他是一个重刑主义者,想要继续下压刑事责任年龄。但其实,他的观点是:年满多少岁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交给个案去解决,而不应像我国刑法目前规定的那样“一刀切”。 但这个建议恐怕也很难实现,因为“一刀切”是大陆刑法的传统,英美刑法的法官裁量权是建立在陪审团和辩护制度的基础上的。我国如果放开基于年龄的刑事责任的裁量权,也许最简单的公平和“同案同判”也难以做到。 但与此同时,像他说的一样,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治理的路径确实有虚伪的嫌疑。把他们送进专门矫治学校能解决问题吗?留守儿童的问题提了多少年了,有变化吗?校园霸凌是犯罪的根源吗?责任不在孩子而在社会?这个锅到底该谁来背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在审视并考验自己的道德。也许我们一直觉得自己的道德感很强,也从不双标。但它在个案中被质疑并动摇;又或者在个案中,我们发现我们与身边的好朋友看法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修正。 比如,直觉认为杀人就应该偿命,把这个直觉放进我们的道德里进行平衡,如果像日本纪实报道《43次杀意——一宗少年被杀案的深层调查》里揭示的那样,凶手同时也是被他人霸凌的被害人,也许答案就变得不那么唯一。又比如,直觉认为年纪小应该教育挽救,如果通过个案了解到更多不忍卒视的细节,也许也会修正自己的功利主义观点。 罗尔斯认为,在反思之后,人们的原则和直觉会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原则和直觉之间的辩论和反思,就是描述我们道德感的最好做法。 《法治理想国》,也正是展示这一反思过程,也许存在悖论,也许左右互搏,但这种讨论带来的是更能被广泛接受的折中结果,这才是我们进行公共讨论的意义所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网络图片 这个代表我们中国人始终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神仙各位应该还记得吧,毕竟他也是这两天才开始驰名中外。刚刚又在网上看到一些新消息,好家伙,这人还是老板,据说在美国有大量资产。 这……tmd,实在忍不住不笑啊。是不是你们每一个支持俄罗斯的人,都喜欢把钱转移到美国,去美国买房子?前有司马南,现在又冒出个单浩东。咋的,俄罗斯的房子它不香吗?非要去给俄罗斯的敌人送钱,说好“普京的忠实粉丝”呢? 网络图片 这样的人,他说他坚定的支持俄罗斯,你信吗?前两天还觉得俄罗斯的学生轻蔑一笑,是把这傻叉里面外面看透了。现在才发现,他们这是互相看透啊。 “你以为他表达支持俄罗斯的样子像个傻子,其实这正是他的表演所需要取得的效果。” 而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在国内比比皆是。 通过宣传“假爱国”的方式来积聚一大批脑残,达到从他们身上收割的目的。这可不是什么“二流路子”,赚钱的很呢。 比如这单浩东同志,就是开食品公司的,旗下两款食品在他的旗舰店里销售量都是10万+。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每个人给我一块钱,14亿人我就有了14亿。倘若他在俄罗斯这波操作把“名声”打响了,何愁卖货不赚钱?一单赚一块,都得发呀。 可惜的是,半路夭折了。此事发生之后,大量正常人开始7天无理由退货,吓得这货直接电话关机,产品下线,连淘宝新店都关了。 那些坚定的俄罗斯粉丝呢?为什么没有去支持一下他们的新偶像? 这里面又有一些门道和逻辑——蠢人和坏人是两种类型。 简单点说,你可以收割那些蠢蠢的家伙,因为他分不清虚情假意和真情实感,所以在很多时候会错把豪情售与狗,以为你挺俄罗斯是真有多爱国,就被收割了。 但这些人里更多的是坏种,现在普遍九年义务教育,能有多少彻头彻尾的蠢货。因此另一部分不仅不蠢,还品质低劣,平常跟你起起哄就算了,你要真想占他们的便宜,痴人说梦。 司马南这段时间销声匿迹,其实他也没闲着,跑去拍了一部电影。可你别看这家伙全网粉丝3000多万,其实电影拍出来没多少真金白银去支持他的。据说是一个星期前上映的,但票房20万不到,B站上播放次数200多,搞得现在制作方决定,将于4月20日重新定档再映。 这尴尬的,连司马南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院士、96岁高龄的何祚庥都跑出来说“实在对不住、无语了。” 网络图片 这不就是一样的逻辑吗?司马南是笃定了爱国、温情这碗饭吃起来简单,可拍这类电影不仅是门外汉,入场还晚。坏的感觉不值,蠢的新茬还没长出来。就这么个道理。 别看现在战马战狼粉红闹得起飞,事实上起哄的都是同一批人了。换句话说,只要参照什么单浩东,毛星火之类便能清晰的看出来,他们想搞事情,很简单。但想靠着这种方式学他们的“前辈”继续收割,只会越来越难。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央广网的消息,说网友周某某在短视频平台上刷视频,留了一条评论“永川人自己的KK园区”,因此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处罚。 因为这是“谣言”。 网络图片 说实话,我没看懂,也感到震惊。因为一句话,受到行政处罚。这行政处罚的门槛是不是也太低了点? 假话和谣言,还是有区别的。我说“姚明是个矮子”,这是谣言吗?显然不算,它和我说“郭敬明是个巨人”本质上并无区别,最多姚明觉得我是在骂他,而郭敬明会以为我在夸他。 骂和夸,当然都够不上造谣。 同理,若在该产业园下面评论一句“永川人自己的KK园区”就是造谣,那么是否意味着在下面评论一句“永川人自己的天堂圣地”也等同于造谣? 辱骂是辱骂,造谣是造谣,若连这两者都没有界线,可以随意混淆,再利用公权力抓人。那国人还能说话吗? 我说某某是个乌龟王八,这是侮辱。因为正常人都知道,某某不是个乌鬼,亦不是王八。 我说某某在外面包养情妇,说某某贪污腐败我有证据。这才可能被称作造谣。 若所有对负面的“比喻”都能被称作为“造谣”,是相当可怕的,那是权力不受约束,肆意妄为的一种表现,更没有任何辟谣的效果。 网络图片 晚上我还看到了另一个新闻,说村民发布了一个视频,7名男子围着一名女子,其中4人是身穿执勤服的,并与女子发生肢体冲突。而该女子用手机拍摄,遭到拖拽衣服、卡脖子抓头发以及抢手机的对待。 这个热搜的标题就叫“平顶山执法人员被曝抢夺妇女手机。” 网络图片 其实很早之前公安部就发布了视频称“群众围观拍摄,执法民警不得强行干涉”,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很多时候普通人用手机拍摄留下证据,是非常用力监督。 可事实上,执法时阻止拍摄的事情早就不是第一次发生。于是一些本身没问题的执法,却因为阻止群众拍摄而上了热搜,引发了舆论。因为你一阻止,人们就会猜疑:心里没鬼,为什么不允许大家录视频?为什么不敢接受公民监督?甚至还要抢别人手机? 反过来,这种“不让拍摄”的行为一旦频繁出现,一旦成为了一种新的“默认和允许”,那么群众就真的不能在执法者执法时录视频监督了。 同样,如果随便一句对负面问题的评论,或者是辱骂,就能直接找到当事人行政处罚,那么大家是不是只能一板一眼,像个机器人一样生活和说话? 有些谣,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谣言,不去辟反而会更好,会更无人知晓。因为它可能只是普通人对你不满且很随意的一句负面评价或者辱骂,就像我写一篇稿子,后台还有人骂我“老逼登打得钱又到账了吧”,我当然没有收什么老逼登的钱,可难道他在造谣吗? 当然不,他这就是一句单纯的辱骂,是他表达的一种不满,和我回骂他一句“傻x”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我们连这种简单地“粗俗与负面”都容忍不了,那可能比粗俗与负面本身的影响和破坏更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唐一军被抓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标题为《唐会咬出他的恩公吗?》的短文,说的是”唐一军被指后期升迁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协主席刘枫,刘枫找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因为刘枫曾长期在青海工作,是赵乐际的老领导”。 话说的确实没错。不过外界从未报道过的事实真相是,调浙江前曾长期在青海工作的刘枫与赵乐际曾经的密切关系,首先还不是上下级,而是刘枫与他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之间的“革命情谊”甚至是“患难与共”。这才是日后赵乐际对自己从四岁就开始尊为“刘叔叔”的刘枫“有求必应”的最根本原因。 刘枫是河北隆尧人,生于1937年2月,1957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与河北老乡艾宝元同窗四年。这里说明一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调干生,还有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培训,基本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调。 这里特别提及这个艾宝元,是因为刘枫当年所在的人大新闻系57级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真正在中国内地的新闻界能够被称得上“人物”的,只有这个艾宝元。此人1961年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随改名艾丰。 1978年,这个艾丰以40岁高龄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从此名声大噪。 此公已于2019年去世,生前有许多学术职务,新闻界的最高职务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官至副省部级。 而整个人大新闻系57级的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混至正省部级者,好像只有刘枫一个。 和艾丰同乡、同窗却不同命。1961年8月艾丰被留在北京,而刘枫却被安排“支援三线”,在北京车站对着送行的艾丰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便头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车,到青海省电台报道去了。 笔者当年在西北地区有一位恩师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艰苦地区“的原因是当年进入大学后虽然只赶上了反右斗争的尾巴,但却不幸又迎来了”反右倾运动“,被“错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刘枫本人是大学毕业的当月才被发展入党,所以应该不属于被“发配”性质,而是属于为了争取入党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达青海省会西宁之后,刘枫很快就结识了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当时的赵乐际才4岁。虽然口吃学话晚,但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开口学叫“刘叔叔”了。 那个年代的青海省内,无论是省直机关的党政干部还是省内的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基本组成人员都是“支边”的工农干部和少数当地提拔起来的干部,绝大多数的实际学历只相当于当今圣上的初中辍学甚至更低,能够被刘枫这位当时整个青海省境内唯一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所佩服的,只有一个“留苏“背景的赵喜民。 赵喜民是陕西西安人,年长刘枫4岁,当年也是“调干生“。1954年在“习仲勋亲自领导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任职期间,有幸与当时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钱其琛等人一同被时任团中央主要领导人胡耀邦选拔推荐到前苏联的中央团校受训。两人是同班同学。据中共党史史料记载:”应苏联团中央的邀请,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学生共152人。他们在苏联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等政治理论知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在延安时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刘端棻“文革”初期曾经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习仲勋一起接受批判游街……。他的儿子刘斌在其追忆文章《往事悠悠忆习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亲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叫《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间,在延安办教育的往事。也记录了他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同志亲自关心和安排了此书的出版。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由此说来,日后的赵乐际之所以能够受到习近平的格外青睐,也是首先得益于“父辈之间的革命情谊”。 当年入学苏联中央团校后,钱其琛未等完成学业便被选拔留在中共驻苏大使馆工作,赵喜民则是学成归国后自己主动要求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组织系统“西北局”,并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团省委任职,日后又调进省委任省委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继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长子赵乐际在内的四个儿子都是在青海西宁出生的后来。 刘枫在青海省电台的编辑和记者职务一直持续到“文革”初中期。期间,无论是“文革”前参加“四清”工作组还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都是和已经被工农干部出身的省直机关造反派们“拉下马“的赵喜民为伴。 当时他们去的这个“五七干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时,位于“黄河源头第一镇”康扬,早期称康扬劳改农场,曾大批关押从内地送去的各类“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见出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之艰苦。 “五七干校”劳改期间,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的赵喜民时常都会得到”比亲弟弟还亲“的刘枫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之间确实称得上是”患难之交“。 结束“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生活后,刘枫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主要任务是负责省委内部刊物《青海通讯》的编辑出版。赵喜民则是赶上了”整团建团“,被安排到恢复组建的团省委担任副书记。不久即因担任团干部已经年龄偏大,被安排为《青海日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77年初,军队“支左干部“出身的时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被中央下令调出青海,此前曾担任过长达5年时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接掌了青海。 当年毛泽东见到他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谭启龙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许是受他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响,比较尊重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刘枫迎来了“政治上春天”。 谭启龙到任没有几天,召集省委办公厅全班人马开了个会之后,即宣布刘枫担任他本人的政治秘书。 谭启龙主掌青海的具体时间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间他只让刘枫在自己身边呆了一年多,即于1978年4月提拔他为至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调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谭启龙又推荐刘枫到中央党校受训,7个月后刘枫回到西宁即被谭启龙提升青海省委书记助理。 这段时间的刘枫被谭启龙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谭启龙欣赏他的个人原因,也是因为大力提拔重用(党内)知识分子的大环境驱使。 也就是在刘枫开始担任了青海省委要职期间,决定了赵乐际日后的命运。 1980年,赵乐际的父亲被接替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长。当时的赵喜民才47岁,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让他积累一两年地方领导资历即可提拔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职负责人,但赵喜民主要因为身体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陕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赶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当年赴苏留学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见的赵喜民借机向胡耀邦表达了自己的“退意”。于是,胡耀邦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年也是习仲勋老部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确定为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成员的马文瑞,于是,赵喜民于1981年2月被如愿调回他的陕西老家,平级出任了商洛专区的行署副专员。 当时的赵喜民回到陕西不久,夫人即携赵乐际的三个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个赵乐际被赵喜民“托孤”给了刘枫。 赵乐际的母亲带着他的三个弟弟当年是直接回到了陕西省城西安,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而赵喜民在商洛任职的时间不到两年即回调回西安,先担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随即奉命主持组建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 如此说来,当年的赵乐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时代入仕的学历基础,都是靠父辈们的安排才得到的。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赵乐际和习近平的早期政坛经历。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比习近平年轻4岁,正式步入中共政坛之前,两人一个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结业时间一个是1979年,一个是1980年。不过当年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是四年制,北大则是三年制,所以习近平的入校时间比赵乐际早两年。 成为工农兵学员之前,习近平是在农村入党,赵乐际也是。 1974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后的赵乐际因为是家中长子,难逃上山下乡命运,于是成了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插队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当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职青海省商业厅当了通讯员。 当年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知道,下乡知青被招工或者招干的首要一个前提就是插队时间至少两年。而当时的赵乐际为什么就能够“搞特殊化”呢?因为他的爸爸当时已经是青海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更重要的是他的刘枫叔叔已经是虽然级别不高但说话特别好使的省委办公厅秘书。 1977年,已经是省委第一书记政治秘书的刘枫又不失时机地要求省有关部门把北京下来的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分配给省商业厅一个。于是,赵乐际便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我们在多年前的相关文章中即已经介绍过当年从陕西梁家河大学“转学”进了清华的习近平离开清华校门时没有按照党的工农兵学员“从哪里来到哪去”的毕业分配原则,而是以“参军入伍”的形式直接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军委会议主持人耿飙手下当了政治秘书,官拜副营级(正营级?)。 而当时的赵乐际不过一介在青海省会西宁当地才数得上号的官二代,北京大学是没有可能让他享受习近平一样的“特殊化”的。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普通班”的三年学习期满,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原则,赵乐际于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继续供职省商业厅,职务是政治干事。不久即因为其北大学历而被安排进商业厅下属的商业学校当教师,并兼任了校团委书记。而就在这期间,赵喜民在被同意调回陕西老家之后,就赵乐际自愿留在西宁一事郑重征求了当时已经官拜省委书记助理的刘枫的意见。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宁就是图了个“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刘叔叔的了……. 再到后来发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赶在刘枫本人离开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赵乐际29岁那年,就已经被提拔到了副厅局级,为日后成为最年轻的副省级、正省级干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到此为止听众和读者们已经能足够明白日后的赵乐际高就中央领导人之后,为什么对刘枫会有求必应了。 前面说了刘枫当年的“伯乐”谭启龙在赴青海之前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和省委第一书记。更何况这个谭启龙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后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职务,同时还是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间对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而这就是刘枫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离开艰苦地区的念头之后,很快就能够平调至浙江省的关键原因。 1089年10月刘枫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后,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主任干事的唐一军从1991年开始在他身边担任专职秘书,直到1997年调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 而刘枫本人则是从1993年1月开始兼任省政协主席。5年后专任省政协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结束任期。而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已经换成了习近平。如此说来,这个刘枫应该是习近平也要给点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 月底,沈舒羽收到一个来自前公司的快递,里面有个 U 盘。打开其中的视频,她看到自己走出门、上下地铁,走进现公司,脸部完全暴露。几天前,她接到过来自法院的电话,告知她被前公司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名义起诉。这视频内容就是证据——证明她确实入职了一家跟前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她被前公司起诉索赔近 30 万元。两年前她应届毕业进入这家公司,对竞业相关问题懵然无知,被起诉后,才试图弄清楚什么降临在自己身上。 曾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曾悦被跟拍超过三个月。他看到的视频里,拍摄者离自己只有半臂距离,而他浑然不知。另一些因同样原因被追诉的人被拍到的场景是在现公司内部活动中。 被起诉前,让孙岩和家人感到异常的是两次陌生人来访。一次是有人敲门确认 “是不是 xx 家”。另一次,一个男子按响可通话门铃,“你知道你们在违法吗?” 不久后,他收到了起诉书和前公司雇用第三方跟拍他上下班的视频证据。 公司提交起诉周涵的视频证据中,没有他的容貌特征。他习惯在出门前戴上头盔,但他通勤的摩托车暴露了他的新去向。前公司查询车牌号,确认这辆车登记在他的名下。这一证据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公司常常最大化地计算起诉金额。在一两年之间,一些公司将索赔金额从当事人此前收入 2 倍升至 10 倍,甚至更高。还有多位被起诉的人发现,前公司把加班费也纳入违约金的计算。他们面对这样的荒诞因果:过去加班越多,现在被索赔越多。 大多数互联网大公司员工多少了解竞业限制的问题。比如,收到过公司通报的警示消息。不过很少有人认真阅读那些通报,简短的字句也无法提供更多信息。很多人不觉得那与自己切身相关,意识不到其中风险,直到亲身经历。 根据《劳动合同法》,竞业限制协议适用于通称 “两高一密” 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限制他们在最多两年内从事与前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工作。最近几年,竞业限制协议在大公司不断下沉至基层员工、应届生、实习生甚至外包人员。 一位在跨境电商平台仓库负责打包的外包劳务人员说,他们从 2 月起和公司签订的新合同中,也有了竞业限制条款。这个跨境电商平台目前雇用了约 5 万名外包劳务员工。 被起诉违反竞业限制协议,对个体来说可能会背上沉重的违约金,面对与大公司打官司的精神压力。 2023 年春天,曾悦接到被起诉的电话时,以为是诈骗。起诉书上的索赔金额是 100 多万元。他的职务、工作年限甚至都被写错了。后来他推测这是一套模板,被起诉的可能不止他一人。 也在那段时间,在北京另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的韩宇锐出差时接到父母打来的视频 , 两人坐得板正,显得紧张。“儿子,你被起诉了。” 他被前公司索赔 60 万元。 去年年底以来,数位当事人在社交媒体分享他们被前公司起诉的经历,让 “应届生被起诉违反竞业限制” 引起关注。一部分人同情其遭遇,也有不少人质疑当事人:你是不是签了协议?公司是不是支付了补偿金?你是不是在约定期限内入职了竞业范围内的新公司?——法庭上的问询重点也是这些基本的法律事实,“是,或不是?”。 沈舒羽的答案都是 “是”,确实签署了,确实在限制期内入职前公司的竞对公司。但她还是想不通,自己不算 “两高一密” 人员,“连 10 万都没挣到手,现在让我赔 30 万。” 我们对话了三十多位被前公司起诉违反竞业限制的人,他们被要求赔偿的违约金从十余万元到千万元不等。其中一些是应届生或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没印象入职时签过竞业协议;而有的人工作了二十几年,曾签过几十份大小竞业和保密协议——过去这些纸张从未真的起作用,意外于这次签署要付出巨大代价。 被起诉的当事人中,一部分人签署了协议、但在竞业期限内加入了竞业限制名单上的公司,做和过去有一些关联的业务。他们辩称的理由有以下几个: 一些人自认无起诉价值,比如应届生、实习生甚至外包人员,自己的去向并不会对公司造成真实的损失。他们质疑竞业限制范围的下沉、扩大。也有一部分人加入的新公司不在竞业限制名单上,但因为公司营业执照经营业务范围重叠(如都包含 “网络、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被起诉。 一些当事人与公司在 “涉密” 与否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位当事人追问为什么被启动竞业的是自己,对方的回答是,“你比较核心”。她不认同 8000 元底薪的工作算 “核心”。同期离职的、职级岗位相似的其他同事也没有被启动竞业。 另外,他们质疑签署竞业、启动竞业的程序中,存在隐性的压力、模糊的威胁、含混的潜规则。多位当事人离职时,被提示不签署竞业启动通知书,他们将拿不到离职证明,还有人提到 HR 有类似 “不签也没用,公司可以单方面启动竞业” 的表达。 最后,他们自我辩护的理由还出于真实的生存压力。几位应届生过去很大部分收入来自加班费,但公司在竞业限制期的补偿通常是基础工资的 30%,几位应届生员工每月收到补偿金 2000 多元,难以维系在一二线城市的生活。大公司们不断推进新业务,竞对公司名单也普遍越来越长。多家互联网大公司的竞业限制适用地域覆盖全球。几家新能源领域大公司的竞业限制范围蔓延至产业链上下游。当事人们在被启动竞业的那一刻,发现在同行业求职的路几乎被堵死。 竞业限制本来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减少不正当竞争。竞业限制起源于英国普通法,被美国大部分州沿袭。硅谷所在的美国加州是个例外: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加州就立法禁止竞业协定,促进人才自由流动。有学者认为,硅谷的繁荣受益于此。 在中国,2007 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竞业限制制度。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完善,公司信息管理不够成熟,大公司更倾向于用竞业限制协议制约员工,因为这是一种比较低成本、便捷的约束手段。 早年,互联网行业并不怎么严格执行竞业。这个行业的参与者真诚地试图营造一个单纯的工作环境,以吸引中国教育体制的胜出者。年轻人从大学进入 “大厂”,身边的人不是 “同事” “同志” 而是 “同学”,就算遇到公司创始人,也可以直呼其名。办公室不但提供免费餐食,有的 HR 部门还会细致规定下午茶苹果的甜度以及食堂牛肉面里的牛肉克重,对供应商说 “要把这些员工当成宝宝。” 短短几年十几年里,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从民宅创立的小公司成为价值数百上千亿美元的巨头。他们的早期员工每天超长工作,也确实得到其他行业难以比肩的超额回报。 但当所有巨头都逐渐变成同一个样子:算法推荐内容、卖商品、收广告费,竞争就不再有边界,对效率的追求也不再有上限。曾经百般呵护员工的部门,现在需要严格杜绝员工离职后的风险,竞业协议是最趁手的工具。 一些公司不断扩大竞业限制范围甚至于 “全员竞业”。个别公司 HR 部门设立专项团队,与法务部门共同处理竞业限制的事务。一些公司的法务或 HR 背上了竞业追诉相关的 KPI,追讨的数量、金额与他们的绩效、年终奖金直接挂钩。平日里开展业务的增长目标和管理方法被套用在执行竞业,前员工们在另一个视角感受到了公司是怎样的强大。 行业已经被高度竞争推着完成了工业化分工,没有人不可替代,而有的是人愿意为这份薪酬接受更严苛的条件。 在互联网行业 “降本增效” 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来之不易的入职机会等到限制期结束就没了,一些人选择在职业生涯收入的高点跳槽,一些年轻人的离职原因仅仅是过度疲劳——这都是 “冒险” 的原因。有人用假身份入职,每天戴帽子戴口罩上班,避免使用实名软件,避免一切职场社交,避免被人认出或被前公司拍到行踪。 违背竞业限制协议,冒险入职新公司之后,他们不得不过上这种 “新” 生活。 更多对象、更长的限制名单 李晓志对被起诉感到不解。他是技术工程师,约三年前从一家电商公司离职,竞业限制期 1 年。期间他加入了一家几十人规模的安全公司——不在前公司划定的竞业名单上。但是,前公司以两家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重合为由(都包含 “网络、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判断存在竞争关系,向他索赔 71.2 万元。 被索赔 450 万的孙岩情况相似。他离职后加入了一家小公司,不在前公司划定的竞业名单上。被起诉理由同样是公司经营范围重合。这是他生活里又一个坏消息。几年中,他的家人患上癌症,前后花费数十万治疗费用。巨额的索赔让他喘不过气。 当下,不少互联网公司会在竞业限制名单上列出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不仅是有直接业务竞争的公司,还包括那些公司投资后持股超过 20%、为其提供任意形式服务的公司,均禁止离职员工加入。一些公司在明确列举的竞业限制名单末尾加上 “等”,进一步扩大范围。实际情形中,如孙岩、李晓志等经历的,加入不在名单中的公司也可能被起诉。 就李晓志的情形,前公司在庭审时提出的质证是,该公司用户服务协议规定,该公司会使用各种安全技术和程序防止用户信息的丢失、不当使用、披露等,以此证明公司业务范围内包括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技术。前公司认为,他入职的安全公司官网描述的 “专注于账户安全等互联网安全服务”,与前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一审、二审期间,李晓志和律师举出公司出具的证明和各种业务文件,试图展示两家公司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均未获得法院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李晓志赔偿 71.2 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一些公司会提前圈定竞业范围,即便自身没有实际开展业务。周涵签署的竞业协议的限制名单中,除阿里、美团、京东等国内互联网公司及其持股超过 20% 的公司外,还包括 Akulaku、Shopee、Lazada […]
网络图片 在山西静乐县,一位200多斤的19岁青年,倒在了春天来临前。 第一个发现他的,是父亲赵志杰。2024年1月15日,午饭过后,儿子虚弱地躺在床上,连衣服都没力气穿。父子体格过于悬殊,他跑到家对面喊亲戚帮忙,想合力扛他起来。 几人的力量还是没能将被朋友称呼为胖的青年托起来。再后来,医院也无力回天,宣告19岁男孩生命终结。 次日,父亲在儿子陈旧的床垫底下,发现了他从未被人知晓的经历。 儿子赵伟有一本供血浆证,还有一张被认定情况“危”的“入院证”。静乐县人民医院在1月5日诊断,赵伟“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悲伤的父亲经儿子朋友的提醒,将矛头对准了在过去8个月里抽了赵伟16次血浆的“中国生物忻州血浆站”(以下简称“忻州血浆站”)。 这个血浆站,在城区有一栋四层楼房。四层血浆站开外,豪华高耸的小区正拔地而起,发出突突声的机器打着地基,为下一座高楼做准备。 很少有人注意到,很多像赵伟一样的县城青年,每隔约半个月,会坐上一次献血浆的大巴或出租车,朝市区驶去。那里,他们的血液会被一个比平常抽血更粗大的针头抽出来,分离出血浆,再将红细胞等血细胞回输体内。 血浆站得到一袋600克的黄色血浆;被抽血的人,会换来一笔误工费,200-400元不等,附加一顿饭。 在山西,这通常是一碗面;在山东,是大肉包子;在江西,那就是小笼包。 这类人有相似的处境:学历不高,收入低,自己为自己兜底。许多时候,他们在这片大地上保持沉默,沉默得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杨树,被众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理应在不利的环境里,自寻生路。 男孩之死 在忻州市区向西120公里外的静乐县城,人烟罕至的黄土高原与盎然的绿无缘,灰色才是三月的主色调。 赵伟就在忻州人眼里“又偏远又穷”的县城长大,没离开过。他的家位于县城外围的公路旁,对面是加油站,大货车与客车从此呼啸而过,路人的眼睛总被吹进风沙。 3月,阳光逐渐毒辣,县城青年之死开始引发骚动。 张乐的文具店离赵伟家600米。她扯着尖嗓门告诉我,前不久,一个年轻的男孩“抽血浆,抽死了”。“我们一般家庭哪会献血浆卖钱啊?”在这位老板娘眼里,献血浆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举动,她无法理解。 文具店再隔几个店铺,去年秋天新开了一家绿色招牌的站点——“中国生物忻州血浆站静乐宣传点”。赵伟的离世曝光后,它已经停业。 网络图片 张乐曾往里头张望过,平日站里人不多,有三四位护士。但她经常能看到门口停着车,将聚集在此的人“拉走”。 但对于死去的赵伟具体是谁,绝大数人是无知且沉默的。 他生前在离家约2公里的网吧工作。在空气不流通的网咖一层,横七竖八地摆放了二十多张电竞桌椅。聚集在此的年轻人和中年男人多数都在打游戏,有的趴在桌子熟睡。没人想得起曾在此工作过1个月的赵伟。 父亲赵志杰声线沙哑,告诉我,孩子去年12月在县城网吧当网管,每天早晨出门,晚上11点下班,到家后还要算网吧的账。在死前约一周的时间,他开始生病——出现一种疑似感冒的症状。 “我给他喝药吃罐头,每天给孩子兑水。我还以为这孩子累着了,让他好好休息。” 但在外工作久未归家的父亲也不知道,在赵伟开始献血浆的2023年里,自己的孩子在哪工作,平日会去哪里。 住在赵伟家楼下,早点店老板娘李艳对这个胖小伙倒是有些印象。 网络图片 她家与赵家共享一个院子和一幢二层平房。小伙子的生活轨迹,通常是经过她厨房后门吱呀作响的楼梯,走出或回到二楼靠近公路的家。 这个二层的家,里头也像二层建筑的外墙一样,陈旧且简陋。靠近走廊的窗户落了厚厚的灰,家里的白墙老得有点发黑。在向北窗边的小房间里,只摆放了一张床,连衣柜也没有。 李艳记得,赵伟身上总穿着那么几套衣服,但“小孩爱干净”,平时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 赵伟有动静时,她总能听到——因为体重很重,楼梯会发出沉重的响声。 还是因为胖,李艳回忆,赵伟来店里吃饭,她会做招牌上没写的加大份馄饨。每当这时,他还会从兜里掏出一包方便面,也不愿麻烦她煮,将干面饼泡在馄饨汤里。 这位从云南迁徙而来的女人也曾细心地发现了“生病”前后的区别。1月时,李艳还和家人说过,楼上的小孩走路不再有发出沉重的响声、听上去很重的声音。 他的脚步愈发轻,愈发爱拖着地板走。 直到1月15日,死亡突然降临楼上的家庭。 另一个世界 无法承受的父亲查看医院单子、儿子的手机才发现,孩子还有另一个世界。 去年5月,赵伟主动给一名李姓友人发微信,问他:“抽血浆的活,现在还能不能行了?” 他至少在一年前就得知血浆站的存在。红星新闻报道称,2022年,没钱上网时,赵伟曾和朋友开玩笑,“不行也跟(李某)一样,卖卖血”。 赵志杰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023年5月3日,赵伟开始和一名微信备注为“吕姓忻州血浆站”男子,沟通到血浆站献浆。 网络图片 2023年5月18日,吕某问他,“明天来不?”他果断地回复,“来”。这是他人生第二次献血浆,获得了比第一次更多的280元“误工费”。 之后的2023年6月1日和6月20日,赵伟都主动询问吕某,他是否能够再次献血浆。从此以后,他像搭上了时代的快车般兴奋,几乎每半个月,就坐车前往忻州,在8个月共计献血浆16次。 他还曾在2023年7月发微信给吕某,主动询问他,“静乐分站什么时候弄了?” “我想去了么。”他说。 对于儿子去年热衷“献血浆”,赵志杰认为,这是血浆站用金钱诱惑、拉人头等方式,“诱导”其献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网络图片 1月5日,赵伟前往静乐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该医院入院证显示,赵伟入院情况为“危”,诊断其为“心悸原因待查,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疑出现造血功能障碍。血清检查报告单显示,赵伟的“血清总胆红素测定”“血清总蛋白测定”等多项指标已不在正常值。 赵志杰说,事发后,他曾通过报警、拨打市长热线等方式反映赵伟情况,但都未得到答复。过年后,他四处联系律师,准备走司法程序,调查孩子献浆的忻州血浆站。 忻府区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在3月19日答复媒体时表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赵伟去世,需要医学损害鉴定或者司法鉴定,只有这样才能划清死因责任与单采血浆站有没有联系。但1月15日当天赵某就已经入土安葬,距今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要想通过司法鉴定或者医学损害鉴定,还需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网络图片 忻府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也在3月19日发布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处置工作专班,展开调查。涉事企业已停业整顿。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献浆青年 每两周献血浆会否给身体带来损害? 赵伟的好朋友,22岁的赵魏站向支持的一方。 赵魏也在静乐县长大。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喜欢自己晒开车的视频,以及对着镜头抽烟、吞云卷雾的模样。 2021年,他经朋友介绍,与小2岁的赵伟认识。后者打得一手好游戏。 赵魏记得,网吧有一个游戏排名榜,赵伟每次都拿第一,而且是“断崖式地领先”。“别人都拿一两千分,就他三四千分。” 这一年,也是赵魏第一次知晓“献血浆,赚补贴”的产业。他回忆,2021年,忻州血浆站的宣传人员,将摊位摆到了县城的中心广场上。 广场位于静乐县城人流最集中的便民市场对面。等待接孩子的家庭主妇、老人,无所事事的绿头发青年,都会来此打牌、唠嗑或单纯晒个太阳。于是,当一个新鲜事物来临,哪怕是发传单的人,都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网络图片 “包车接送,对身体有好处,每次还能得到一定的误工费。”赵魏记得工作人员的话术。他在忻州血浆站的摊位上,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 与献全血不同,献血浆是仅捐献血液中的液体部分,约占人体血液的55%。而根据我国《献血浆者须知(2021年版)》规定,献血浆的两次间隔不得少于14天,成人一年内累计献血浆次数不得超过24次。 与此对应的,采集血浆的主体也与献全血有区别,单采血浆站的运营主体一般是企业。采集的血浆被其用于制造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各类血液制品。 网络图片 区分两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献全血通常无偿,而献血浆者会有一笔补贴。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对南风窗解释,献血浆的补贴标准在全球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并且可能会随时间调整。 “在中国,血浆站给予的补贴通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营养和交通补助费,另一部分是根据献血浆量和频率提供的奖励金。” 山东一县城“80后”林明月,正因为补贴和丰厚奖励,从2021年开始献血浆。 他给我拍了献血浆时粗壮的手臂,上面有纹身,插着粗粗的针管。 与赵伟一样,每过国家规定的14天最短间隔时间,他就坐上车,朝市区的血浆站走去。过去3年,他每年都献了“顶格”——24次血浆。 “顶格”的好处,林明月说,不仅可以拿到更多的误工费,连年末的奖品都是最多的。“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一年捐1-5次(浆),血浆站就发5斤大米;5-10次的话,他就发20斤大米。” 至于为什么图每个月多出的600余元,他显得轻描淡写:“不图什么,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有多少花多少。”但说到血浆站周年庆、春节举办的抽奖活动,“一等奖有洗衣机、冰箱”,李明月的语气又变得兴奋。 2023年,林明月收获了血浆站奖励的最高等级的礼品,一个沉甸甸的坚果大礼包。 3年前,走上的献浆之路,似乎对他的身体没有带来太多改变。“献浆完缓几个小时,多喝水就好。”林明月告诉我。他暂且没发现献血浆给身体带来的负面反应,“(就算有)无所谓”。 重要的是,献浆的钱,比他在学校食堂上班的日薪200元,“来得轻易得多”。 赵魏也是为了拿补贴,在2021年连续献了三次血浆。但他发现,献完血浆后,“身体虚脱得厉害”,具体的表现是浑身没力气,又没了精神。这个症状通常要在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好转。 他接下来发现,自己身体免疫力出现下降。他变得容易生病,小病也需吃药控制。 从此以后,赵魏极少献血浆。 于是,2023年5月,好兄弟赵伟问他忻州血浆站人员的联系方式,他没回复。 钱 一切还是没能抵挡住,19岁的赵伟通过另外的朋友,走上了献浆道路。 “缺钱,我家娃娃性格内向。”这是赵志杰解释的儿子献浆原因。 他发现,没钱时,赵伟也不向家人求助。而翻看儿子的聊天他才发现,赵伟曾因为3元向朋友借钱。 而在赵魏的眼里,认识赵伟的三四年,他一直都是“自力更生”。父亲长期不在家,他的母亲有精神疾病。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一家之主”,要给母亲做饭,照顾两人起居。 网络图片 多位邻居也记得,这位少年从小学毕业就开始辍学,与母亲共同生活。多年来,他靠到网吧当网管,或者当服务员维生。” 这位“条件差”的孩子也没有县城青年标配的电动车,出门全靠走路。赵魏回忆,一年的多数时候,性格内向的好朋友就愿意“宅”在家里。男孩们出去玩,无非是“打桌球、打游戏,出去吃个饭”,赵伟很少出现。 “只有我叫他,他才会愿意出来。” 他也是少数到过赵伟家的人。 赵魏评价,这个家“完全没有家的样子”。房间格外阴暗,“家徒四壁”。走进去,屋内没配备打英雄联盟需要的电脑,没有安装电视,甚至,也没有沙发。 网络图片 到了冬季,赵魏记忆里的赵伟家,光又暗了些,暖气似乎也不起作用。因为不够暖和,赵伟的妈妈整天裹在被子里,”也不下床走动“。 这种情况下,赵魏也认为,献血浆是好朋友缺钱不得不做的举动。血浆站补助的两三百块,“对他来说相当于别人两三千,能维持他很多天的吃饭”。 赵志杰也想知晓,儿子的钱到底用在了哪里。但血浆站多数时候补助的是现金,而儿子逝世时,微信余额和钱包,都已经没钱了。 他从聊天记录发现,2023年下半年,赵伟很多线上的金钱往来,给了网吧。他愿意让别人垫钱上网,也会自掏腰包补上网吧账单的缺口。 有人问他借钱,10元、15元、20元,只要他有钱,都愿意借。 他最后一笔大开销,是去年12月买的一部新手机。 网络图片 那个月,山西已经供暖。赵志杰在过去4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一家三口得以团圆。 他没想到,他这个刚成年,体重200多斤的儿子,会细心地注意到,自己在用亲戚给的老式手机。 半个月后,赵伟直接把一部智能手机摆在他面前,对他说,“爸爸你用新的吧”。 他在儿子去世后才知道价格,这部智能手机,花费了赵伟950元。 1月13日,生病的赵伟没忘记让父亲帮他取快递。 快递盒子直到他去世后才被打开。 那是一双价值68元的女鞋,妈妈的鞋码和款式。 可能的漏洞 冲着钱捐献血浆,是众多“赵伟”“赵魏”等县城青年主要的心思。 202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者在一篇论文里,对比了全血捐献者与单采血浆捐献者的人群,发现两个群体之间显著的差异。 前者,捐献全血人群,随着学历的提升而人数增加,大专/大学学历及以上人群占比最大。而血浆捐献人群恰好相反,初中学历的人占比最大,大专/大学及以上献浆的仅占4.5%。 群体之间的悬殊,研究者在论文指出,这是因为“我国对献血浆者有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对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吸引力更大”。 另一组数据也说明了不同人群的参差——血浆捐献人群家庭年收入小于3 万元的占比最大,比例高达三分之二。 容易被金钱刺激的低收入群体,支撑起了需求庞大、竞争激烈的血液制品市场。 赵伟献浆的忻州血浆站,母公司是1998年上市的北京天坛生物。在3月28日公布的年报中,天坛生物披露,2023 年有79家在营血浆站,共计采集血浆2415 吨,同比增长了18%。这个浆量,约占行业总采浆量的20%,居行业第一,成为天坛生物年报中列举到的“公司优势”。 当商业的力量推动采浆,长期研究医疗健康法的邓勇认为,企业有可能滋生的漏洞分为几类:一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未充分告知捐献者可能的风险。 二是过度采集,为追求利益而忽视捐献者的健康状况; 三是,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 赵魏对南风窗回忆,忻州血浆站为了招揽客人,鼓励他们14天期限一过就来献血浆,这样给的补贴更高。赵志杰也从儿子聊天记录中看到,如果赵伟在上次献浆后隔14天后迅速献浆,“忻州血浆站就能多给他几十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