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地疑為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 受困於金錢與意識 劉麗在鎮上買的房子，爛尾了。 她今年45歲，北京人，2018年心甘情願掏出家底，想換一個在山清水秀的小鎮安靜養老的未來。 鎮上的樓盤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她交錢的那一年，也是這個小鎮熱鬧的一年。 鎮上一家地產公司工作日誌里寫著：xxx推薦到訪549名客戶、成交14套房（總價值3360萬元）；日常接待人數：15946人。在一本被遺棄的工作筆記里，一個人為2019年定了計劃：賣掉10套房，拿提成。 這些充滿鬥志的故事還有另一面：把房子賣給劉麗的那家地產公司後來沒錢了，賬單顯示，他們欠著菜農22598.5元的菜錢。 小鎮地產項目遺落的文件資料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菜農是否拿回了錢，沒人知道，但劉麗的房子和錢都沒拿到，儘管贏了官司。 現在的小鎮就像一場大馬戲結束，客人離場，大象回籠，剩下的人在場子里，漫無目的地清理垃圾。 鎮上旅館老闆李怡成了這樣的角色。今年67歲的他在暗夜裡倚靠在旅店門口，叼著一根煙，對偶爾住店的人報出228元一晚的房價——在曾經繁榮的鎮上，這個價格很合理。 但時過境遷。遊客只要穿過鎮口，就能輕易找到一家80-100元上下的旅店。 李怡說，自己和小鎮一樣，心裡藏著一個通過土地實現繁榮的夢，真實又遙遠。 鐵礦小鎮轉身 回溯前半生，李怡捏著煙蒂猛嘬了兩口：「失控了。」 這個小鎮在華北地區，人口大約兩萬，附近有清朝皇帝旅居的行宮，鎮內的河水流進為京城供水的水庫，鎮上的人對這一點很驕傲。 李怡也很驕傲。 他思想傳統，對「水」著迷，認為這條河是祥瑞之兆，能夠帶著小鎮和他一起致富。所以他的旅店就在河邊，用他的話說，這是風水寶地——水流不斷，生意不斷。 除了河，小鎮還有山，有耕地。 這類華北平原村莊形成大約有600多年。元末明初交替之際，明太祖結束了長期的戰亂，鼓勵墾荒並向華北移民，之後的明成祖將都城從南京遷往現在的北京，也就是明朝的永樂年。 用漢學家杜贊奇的觀點來看，這樣的小鎮提供了大量關於農耕經濟為主題的樣本。直到城市發展，現代工業崛起，小鎮因為探測豐富的鐵礦，逐漸脫離農耕的生活生產方式，但600多年農耕所形成的思考方式依然存在。 「怎麼能賺錢過日子，就做什麼……」，鎮上人說，這是屬於他們的循環。 那是上世紀90年代，全國上下大興土木。李怡承包了鎮上一個小鐵礦，每周往北京送幾卡車的鐵精粉和鐵砂石。 十數年，礦機不眠不休地運轉，讓他攢夠了資本，在當時花十幾萬買下鎮上的三畝地，搖身一變，從礦老闆變成地產「大亨」。三畝地至今仍被握在李怡手裡，他在上面蓋了四間商鋪，用來收租。 那些年，小鎮經濟圍著鐵礦轉，每年一千萬噸的產量，貢獻了當地75%左右的GDP。 歷史學博士李里峰在《土地改革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提到，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基本線索，是國家權力逐漸延伸到鄉村，傳統的鄉村社會逐漸失去獨立性和自主性，進而搖身一變，成為國家建設的一部分。 這個小鎮就是挖著鐵礦，投入國家建設大潮的。 2011年，省里把綠色經濟寫進了「十二五」規劃綱要。那之後，李怡發現來礦上做安全檢查的人多了，到2015年末，小鎮和所屬的縣城接連關停三四十家礦業企業。 機器的轟鳴聲停了，留下的礦機被賣到遠鄉。李怡變賣了礦上的那些設備，認真打理自己三畝地上的旅館。 李怡轉身很容易。但對於這個傳統的小鎮來說，失去了經濟支柱產業，要換個賽道卻不那麼容易。 躊躇了兩年多，省里在2017年召開了旅遊發展大會，小鎮嗅到風向，決定發展文旅。 採礦是跟土地要錢，文旅也是。 小鎮內的無人居住的地產項目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那之後，從縣裡到鎮上，仗著離京近的地理優勢，計劃新建和續建十餘個文旅項目，涵蓋40餘種旅遊業態。 以小鎮所在的縣城為例，2018年第三產業投資累計完成104.1億元，佔全部投資比重47.6%，全年旅遊接待人數、旅遊總收入達118萬人次和9.8億元，分別增長35%和38%。 挖礦的時代結束了，土地開發大潮在鎮上拉開序章。 文旅故事 土地開發是小鎮經濟發展的出路，也承擔了縣裡從「礦業」到「文旅」的轉型夢想。 十餘個文旅項目陸續在2017年前後開工建設，幾大耳熟能詳的地產開發商帶著巨額資金高光入場。 曾參與小鎮地產項目前期調研和投標的設計院總工楊曉記得，他和開發商來到小鎮後，受到了極大的禮遇。鎮領導特意安排他們入住附近景區的酒店，飯局喝的酒提前灌在了礦泉水瓶里。 調研結束後，開發商支付了14697萬元，拍下了小鎮的2塊地。在楊曉提供的項目信息表中顯示，該項目初期規劃面積70餘萬平方米，面積和北京大興國際機場航站樓相近。 對於從鐵礦向文旅轉型，李怡說他能理解，「有次和機關的人喝酒。對方說停了鐵礦之後，鎮上很快就感受到土地開發給財政帶來的好處。」 李怡這才知道，賣地賺的不止是土地的錢，還有稅——賣地的財政收入盡數留在當地，在這片土地上建起來的企業，都得繳稅。 空置的商業街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在這種邏輯下，全國各地反覆上演土地開發的故事，地產大亨帶來巨大的資本浪潮，一個一個縣城，一座一座城市的席捲。人們將其視為繁榮的象徵之一，對拔地而起的高樓喜聞樂見。 小鎮想在這股浪潮中為自己裹上一件與眾不同的外衣，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找好市場定位，說好產品故事」。 李怡回憶當年繁華的時候，也去售樓處湊過熱鬧，對蜂擁而至的外地人，銷售的話術是「緊鄰金山嶺長城、卧虎山長城、司馬台長城，坐享文化旅遊資源，以後肯定是升值的。」 楊曉曾參與的項目在宣傳上，推出了5+2生活方式的概念——周一至周五居於繁華都市；周末就來小鎮，體驗綠色自然的環繞。 在小鎮房價只有5千元/平米的2017年，該項目的銷售均價超過1萬元/平米，一度飆高至接近2萬元。 土地開發讓各地的商人、勞動者和生意人像大遷徙一般蜂擁而至。 當地的原住民也把旅館、餐廳都開在鎮中心街道上，那會兒一輛面的一天能跑出300多塊錢。 地產「大亨」李怡的旅店也在那，靠著早年在礦上積累的人脈，那些來鎮上修鐵路、蓋房子的老闆和包工頭都住在他店裡。 2018年，小鎮脫貧。 也是那一年7月中旬，華北下了一場大雨。 一場大雨 那場大雨，把小鎮的建築垃圾衝進了河裡，垃圾混著泥沙流進水庫，影響了下游的水源。 被雨水沖刷出來的，還有當地涉河建設項目的違法違規問題。水利部副部長為此親自挂帥，進駐小鎮調查。 中國水利於2019年發布的通報 圖源：中國水利網站 在2019年10月的調查報告指出，該鎮不少建設項目存在違法違規問題，部分建築物侵佔河道，個別項目嚴重超挖河道導致河勢改變，建築物緊鄰岸線存在防洪隱患等。 同年，當初主導文旅地產項目的縣領導被雙開。河邊蓋的100多棟別墅也被推平，籌建中的河邊酒店停止施工。 李怡記得，當時不少已經付了全款的業主到鎮上登記，要求賠付。但其中有五六套卻別墅無人認領——這成了廣為流傳的小鎮軼聞。 連鎖反應的序幕拉開。 周邊的幾個地產項目價格應聲下跌，交付定金准業主們要求退訂，原本還在觀望的則毅然選擇退出。開發商先開始拖，讓之前賣房的銷售來善後。但作為一個責權都沒有的打工人，只能反覆地回答：退款無法辦理。 開發商的資金問題也逐漸暴露。期房賣不掉，也就沒辦法給供應商結款。隨後，部分開發商試圖將房子賣給施工方，用於抵消工程款；也有開發商開始清編，原本100多人的銷售團隊被裁了50多人。 和劉麗一樣選擇訴訟解決的業主不在少數，但等了快一年，判決下來了，卡在了執行階段。有業主在群里說，（開發商）肯定沒錢了，「新聞說老闆跑路了」。 河道的別墅，目前已閑置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人們離開了小鎮。 李怡用簡單粗暴的方式為鎮上的人貼上標籤——原住民、退不了房的，還有住不起知名景區酒店動輒單價千元的遊客。至於，原來那些和地產、基建相關的打工者，現在都散得差不多了。 一份2020年4月的值班表顯示，當月只有一個人在冊。而這個人在2018年人員花名冊中，是經營部負責年終總結的領導。 那位夢想在2019年賣出10套房子的銷售人員或許早已經離開了小鎮。 但當地人還是不理解，怎麼一場大雨，一切都停了。 「都沒了」 2023年12月末，雪落華北，傍晚5點，小鎮就黑透了。鎮上開了路燈，罕有行人。 一天下午，李怡心血來潮，吆喝著要去那些曾經喧鬧的項目轉轉。路上一片雪白，被他的車一碾，露出烏黑的瀝青。 離開小鎮不到4公里，一排建築孤立無援地立在坡上，李怡說這幾棟是那家頂頂知名地產商的項目。 「這還不算什麼」，李怡指著不遠處說，那是建到一半的酒店公寓，現在有幾間房，還堆著被褥和生活用品。 住在裡面的人說自己是「看攤兒」的，可放眼望去，大門、樓棟、銷售中心都掛了鎖。工作人員自己也說不清，還有什麼要「看」的。 「反正一個月有個幾千塊錢，什麼賺錢就做什麼。」一位工作人員自嘲道。 開過河上的一座小橋，李怡一邊叼著煙，一邊打方向。「華北地區很多山都是向斜構造，就像千層餅的構造，那些開發商竟然想得出在山上建房。」 從小鎮到縣城，李怡開了一個多小時車，各式各樣的地產項目都會在眼前掠過，有的建成、有的還沒。有那麼一瞬間，李怡在面對土生土長的原鄉之時，覺得有些陌生。 還有點生氣的是鎮上一處近山樓盤，據說裡面住著不到20戶來自京城的老人家，開發商在2022年11月15日勉強交付，只不過樓盤還沒有集中供暖，要辦理供水供電供氣之類的手續，得去40公里外的縣城。 鮮有人居住的新房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老人們感覺自己像是被遺忘的人。但李怡卻覺得他們還不錯——至少交了房。 小鎮很多事都變得物是人非。李株在學校邊上經營一家漢堡店，孩子讀4年級，從去年開始，她發現學校加收的雜費和學費都漲了。她和家長在小群里你一言我一語，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沒錢了。 李怡身邊不少朋友向他抱怨，工資和績效被拖了好久。 一場雨澆滅了小鎮的地產夢。 回旅店的路上，李怡嘀咕了一句：「之前靠礦，後來靠房地產。現在兩樣都沒了。」 「內卷」與無力 黃宗智在1979至1980年用英文書寫《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時候，創造了一個詞——involution。當時出版社將此翻譯為「內卷」。 他對內卷的定義是，「沒有發展的增長」。這是由小農經濟孵化出的小農意識產生，這種意識會讓人更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長遠的發展。 正是因此，一些社會有意識地進行轉型，在他們的小農經濟往市場轉化的一兩個世紀里，華北的小農經濟，仍是小農經濟。 時過境遷，儘管李怡早就擺脫了小農的身份，但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他的意識仍是。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漢化出版之後不到十年，深圳在1987年拍賣了中國的第一片住宅用地，面積8588平方米。此後，房地產產業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之一。 空置的地產項目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此後的2009年，央行和銀監會聯合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台，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 地方的城投公司，就是這類融投資平台。 同濟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鍾寧樺和團隊研究認為，地方城投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做了很多非盈利的項目，比如造橋修路。依據一線城市土地價格上漲的規律，當基建完善後，土地便會升值，通過拍賣以獲得更高的溢價。 小鎮所屬的城投公司，也在2009年成立。 依照當時的政策，小鎮把公有企事業單位的資產納入城投，比如自來水公司、燃氣公司等，更好地發揮投融資平台的作用：一方面減輕了當地財政的負擔；另一方面能有效提升的土地價值。 次年6月3日，鎮上賣出3萬多平方米的土地，這條消息掛在小鎮所屬的國土資源局的網站，這是網站里最早一條土地拍賣的信息。這筆交易比「中國第一拍」晚了13年，但賣出的面積是深圳的3.5倍，入局稍晚，但步履不停。 李怡試圖進入城投體系，為新建的商品房做終端的凈水設備。他用盡了自己的私人關係，可沒成功。 跟著一線城市的規律，小鎮很快嘗到了甜頭，土地價格隨之上漲。但十數年下來，被授權擁有土地拍賣資質的地方城投，為了基建，以及沒有及時收回土地拍賣款項，累計了高額債務。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用「飲鳩止渴」來形容想要依靠賣地而走出發展困境的縣城。他覺得，（房地產）不是解決縣城困境的方式，也不是一個可持續的道路。 縣城規劃館一角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
提起精英薈萃的地方，美國矽谷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科技是這裡的代名詞，海量的工作機會和可觀的薪水吸引著無數科技人才在此匯聚，其中包括數量龐大的亞洲移民。 然而在光鮮的背後，很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卻承受著難以想像的壓力。 今年二月份，一個16歲的華裔女高中生卧軌自殺，讓矽谷的高中在美國互聯網又引起了討論。 網路截圖 網友們敘述著自己在矽谷上學時的經歷，以及對矽谷課業壓力的所見所聞。 「我女兒以前去過那裡，那個環境就是高壓鍋。」 「移民家庭給孩子的壓力太大了，競爭激烈得彷彿失控了一樣。」 網路截圖 更令人唏噓的是，在過去十幾年內，矽谷的高中經歷過不止一次的自殺潮。 這些破碎的家庭都想把孩子培養成課業滿分的谷愛凌，然而他們的幻夢都破滅了。 01、爆棚的壓力 事發高中名字叫做岡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位於加州的帕洛阿爾托市，這也是矽谷的主要城市。 在這所亞裔佔比近一半的學校里，學生十分優秀，每年約有20名學生進入斯坦福大學。74%的學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擁有研究生學歷。 與岡恩相距不遠的另一所精英中學Paly高中（Palo Alto High School），情況也類似。亞裔近四成，美國高考SAT成績超出州平均水平近200分。 然而，伴隨亮眼成績一同出現的，是該地區難以忽視的青少年自殺率。 2009年至2010年，帕洛阿爾托有六名高中生自殺。2014至2015年，又有五名高中生自殺。 由於城市裡有鐵道經過，因此學生們自毀的方式也出奇的一致——卧軌。 網路圖片 頻繁且大規模的案例讓輿論嘩然。隨後學區採取了多種措施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 不過，此後的幾年雖然沒有再出現過自殺潮，但總還是有零星的案例。 2017年，岡恩一名高年級學生在家中自殺身亡；2021年，已經從岡恩畢業四年的新加坡裔男生卧軌自殺，此前他已與抑鬱症抗爭多年。 在外人看來，精英學校的孩子家庭富足、前途無量，做出這樣的選擇實在令人費解。 事實上，這些悲劇的來源恰恰在於精英文化。 在帕洛阿爾托，學生的首要目標是進入頂級大學。 但申請名校談何容易？二十幾年來，頂尖大學的錄取率不斷下降。 以哈佛大學為例，1990年的錄取率為14.3%，到了2015年，這一數字變成了6.2%，如今更是只有3.19%。 網路圖片 為了增加成功的幾率，學生只能儘可能多地選修高難度課程和參加課外活動。即使他們對這些都毫無興趣。 Paly高中的泰勒·邱，一進學校就參加了水球訓練班。此外她還是校游泳隊、女童子軍、爵士樂隊和話劇團的成員。 回到家後，家裡也有一些雷打不動的規矩：家庭作業做完才能玩，學校布置的所有任務也必須要完成。 同大多數亞洲父母一樣，泰勒的媽媽每天準時到校接她回家，清楚她每一次的考試時間和成績。 密不透風的作息安排讓泰勒喘不過氣，但她能做的卻只有遵從父母的意願。 最終在一天夜裡，泰勒吞下了一瓶止痛藥。好在父親及時發現，才沒有釀成悲劇。 競爭是加劇學生壓力的另一大因素。 「有人成功了，就意味著其他人正在落後。」這是帕洛阿爾托學生們的信條。 有時候，這種比較還會延伸到家庭，孩子和父母比，和兄弟姐妹比。當發現自己落後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失望感。 長此以往，沒有進入頂尖大學即是失敗，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 2015年，當自殺潮被媒體報道後，畢業於哈佛的NBA球員林書豪發帖講述了自己在Paly高中的心路歷程。 網路截圖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還是高一的時候，就堅信接下來四年的平均績點將成就我的未來，或者毀掉我的一生。」 「我每天都在思考，每份作業、每個項目、每次考試都決定著我進入頂尖大學還是普通大學，決定著成功與失敗、幸福與痛苦。」 林書豪還表示，無數個星期日的晚上，他都會從沒考好的噩夢中驚醒，一身冷汗。高中短短四年，他就經歷了兩起同學自殺的事件。 高壓程度，可見一斑。 02、更艱難的亞裔 對於亞裔學生來說，面臨的壓力似乎還要更多一些。 即使他們成績很好，也容易被招生官視為「學習機器」。很多時候，和其他族裔相比，他們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能進入同一所大學。 這從紀錄片《再加把勁》里可以窺見一二。 該片展現了舊金山頂尖公立高中洛威爾高中的學習情況。這所學校亞裔學生是主要群體，東亞人熟悉的「努力」隨處可見。 網路圖片 父母來自中國大陸的索菲婭是網球隊的隊長、慈善組織的聯合主席、編程俱樂部的副主席，同時還是校報的編輯。 網路圖片 父母來自中國台灣的埃文覺得成績無法定義一個人，但在台灣習慣了努力的媽媽不這樣覺得。 網路圖片 同帕洛阿爾托一樣，這裡的孩子也相信答錯一題，整個人生都會不同。因為那意味著：得分從A到B或從B到C，這會影響整體成績，進而影響平均績點，最終影響進入哪所大學。 不過，在洛威爾，就算GPA4.0、SAT接近滿分，被斯坦福錄取的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學校的物理老師直言：「即使你應該被錄取但你可能也進不去常青藤大學。因為——你是亞裔。」 網路圖片 在名校招生官眼裡，洛威爾的學生只會背誦一堆材料。而他們想要的，並不是這種千篇一律的學生。 紀錄片的最後，索菲婭被哈佛、耶魯等六所名校拒絕，埃文也被所有藤校拒絕。 網路圖片 2021年，一位SAT接近滿分的亞裔學生接連被六所名校拒絕引起廣泛熱議。 這名學生直言不諱地表示：「作為亞裔美國人，我有20%的機會被哈佛錄取，作為非裔美國人，我有95%的機會。」 當事人Jon Wang 至於原因，不得不提到美國的「平權法案」。 上世紀六十年代，為了保障少數族裔享有平等進入大學的權利。美國高校依照「平權法案」，為特定族裔學生保留固定的名額。 這原本是促進公平的事情，但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亞裔與非裔、拉美裔同時進入候選名單時，該法案卻傾向錄取非裔等其他少數族裔。 在很多人看來，這已經屬於反向種族歧視。 有公平招生組織認為，在亞裔美國學生中，對偏見的感知導致了「異常高」的焦慮和自殺水平。 再加上移民家庭向上流動的壓力，與骨子裡難以卸下的緊繃，亞裔青少年心理負擔更重也就不足為奇了。 極端一些的，則走向了更可怕的不歸路。 03、「別人家的孩子」 2010年，一場綁架案震驚北美。 來自越南華裔移民家庭的珍妮弗·潘雇凶綁架父母，其中父親遭遇重傷，母親不治身亡。 從上學起，珍妮弗就是「別人家的孩子」：三歲學鋼琴，六歲學花樣滑冰，家中擺滿了獎盃和證書。 學校里的珍妮弗成績也很優異，小學時門門功課都在85分到95分之間，屬於班級的榜樣。 整個童年，她都在訓練和家庭作業中度過。 滑冰訓練到晚上十點——熬夜做功課——第二天早起訓練，這一條按部就班的作息成為珍妮弗的日常。 就連周末她也很少去同學家玩，朋友的生日派對更是幾乎不參加。 〓 珍妮弗·潘 不過，在嚴格的教育和模範學生的光環下，珍妮弗漸漸養成了極端完美主義的性格。 如果朋友的成績超過她，她就會很惱火，暗暗下決心一定要贏回來。不允許自己輸的好勝和志氣一直根植在珍妮弗的骨子裡。 然而到了八年級，珍妮弗還是等到了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挫折」——沒能當上畢業生代表。 習慣了當優等生的珍妮弗無法接受現實，她覺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毫無意義。 到了九年級，珍妮弗的成績便開始大幅下滑，各科均分掉到75，從門門得A的好學生變成了中等生。 為了避免父親看到成績後的憤怒，珍妮弗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製造一份假成績單。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後，便再也無法關上。於是，珍妮弗的行為愈發大膽。 高中最後一年微積分掛科導致她無法上大學，她製造了假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被「錄取」後，她每天都背著書包按時「上學」、「記筆記」，實際上則是前往社區圖書館。 後來她又騙父母說自己以優異成績轉學到多倫多大學的藥學專業。 這期間，她還瞞著父母交了一個涉嫌販毒的男朋友。 〓 珍妮弗的男友 可紙哪裡能包得住火？謊言越多，被揭穿的壓力就越大。終於有一天，事情徹底敗露。 大發雷霆的父親不許珍妮弗再踏出家門。 無法獲得自由的日子裡，珍妮弗覺得這一切都是父親造成的。殺掉父親的念頭從此在她心裡埋下了根。 三個月後，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劇。 諷刺的是，庭審時，珍妮弗的父親說直到慘案發生前的那一刻，他都覺得家人過得幸福快樂。 網路圖片 績優主義像植入華人家庭中的病毒，你無法抗拒它的魅力，每一個成員都為光鮮亮麗的成績而著迷。 而一旦超過了它應有的限度，便會將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彼此憎恨。 身在高度競爭環境中的矽谷更是變本加厲，因為如果你的人生樣本是谷愛凌，那麼不僅僅要上常春藤，而且所有課業都要拿到A。 網路圖片 與此同時還要成為單項運動的奧運冠軍，出入名利場與各國頂級名流推杯換盞。 網路圖片 但是，世界上又哪裡有這麼多的谷愛凌呢？那一整套的「優秀」模板，又真的適合每一個孩子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鳳凰WEEKLY
據大象新聞報道： 4月16日，蕪湖市調查專班成員、市政府（市營商辦）相關負責人在「蕪湖市持續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發布會」上回應此前網傳某企業「一年內被執法檢查超200次」的問題時表示已經第一時間組織專班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表明：2023年，蕪湖市直相關單位和繁昌區對該企業開展檢查、走訪活動共計65次。 但在這65次之外，相關部門還對該企業開展了安全環保等工作指導25次、宣傳走訪9次、助企紓困走訪5次，65+25+9+5=”104″。 也即，在政府統計中，一年政府官員到這個企業達到了104次。其中，執法檢查26次，內容涉及生產安全、環境保護、違法建設等，涵蓋交通、生態、水務、應急等領域事項。 但碼頭承包負責人稱，自拿到《港口經營許可證》之後一年的時間內的200餘次檢查，都「有據可查」。 也即，104次，是不是準確，現在都是存疑的。 這樣的事件，其實屢禁不止。 天真的群眾或許以為，這是政府機關人員盡心盡責，但只要有過中國社會的常識，就明白，這些執法機關人員的意圖是什麼？ 不就是吃拿卡要麼？ 2022年八月，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組在江蘇省興化市對群眾通過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反映的問題線索進行明察暗訪時發現，該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員在辦理培訓證明、出具檢測證書、開展現場評審等環節，向當地20多家企業吃拿卡要，干擾企業生產經營，造成企業沉重負擔。 「執法部門三天兩頭來廠里檢查，連門口放個孩子的玩具都被記錄說不規範。想在這裡辦企業，就要先認識有關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想認識就得送東西，不送就搞不下去。」一名今年到興化市創業的企業負責人說，截至目前，他至少轉給嚴某1萬餘元的申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資料整理費、8000元的其他資料費。 「興化市各個執法部門沒事就來廠里查一查，吃拿卡要是常態。我們還必須找執法人員指定的第三方機構做檢測，每年檢測4次要花1萬元左右，想在這裡開廠不按他們的來不行。」一名企業負責人直言。 隨便來幾個政府官員，吃頓飯，就得上千。 其間，嚴某要求杜某在現任科長萬某親屬經營的酒樓接待專家組用餐，並支付餐費及煙酒費3000元左右，用餐人員除了2名評審專家，還包括嚴某、萬某及興化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共9人。 不但要吃，還得拿。 此外，在嚴某要求下，杜某還向評審專家送紅包共計3000元，支付路費1600元、住宿費360元。 企業不僅要承擔這些費用，經營上能正常嗎？ 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上門檢查或是宣傳，企業里是不可能派一個普通員工接待的，即使以政府的數據來看，除去周六周末，兩天政府就得來一次，企業的管理人員，還能幹什麼事嗎？ 甚至很多企業老闆，根本不敢派副總或普通高層去接待，因為官員們會不爽，會認為你瞧不起他。 不管你是多大的老闆，哪怕是中國那些大企業企業的老總，不斷地接待各種官員，都是一種常態。 你敢不接待嗎？不接待，對方說不定就給你穿小鞋了。越大的企業，越害怕這種事情。 中國的大企業們，還往往設立了政府關係部門，聘請原政府官員來專職與政府部門協調各種事務。 有不少幼稚的人罵企業搞政商勾結，絕大部分老闆喜歡幹這種事嗎？不想乾的，只要市場是來源於消費者的企業，他們建立這樣的部門，就是要應對各種政府檢查，以及減少管制對於企業的影響。 而另一些做政府業務的企業，則建立了專業的政府攻關（沒寫錯）部門，既然做政府業務，總得找決策人，不搞政商關係，很難拿到業務。 這一問題，是存在了幾十年的一個老問題，每一年都有某些事件成為熱點，但是，一直沒有改善。 因為始終找不到癥結所在。 更多的人將這種問題歸結於沒有監督，但真的是這樣嗎？事實上，各種監督不管是輿論上的、體制上的監督機制多如牛毛，但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嚴重。 真正的問題出來在權力本身上面。 這麼多官員，能到企業里去檢查的原因是什麼？他們手上有權力。這些權力具體叫什麼呢？來自於各種管制法律。 各種管制法律對企業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要求、標準，要求企業必須要達到，那怎麼保證他們達到呢？就依賴於政府機關人員頻繁地進行各種檢查。 正是各種管制授予了官員們管制企業的權力，而任何人擁有了權力，都不可避免會濫用，會用來服務於自己的利益。 你不能指望幾百萬官員們，個個都有著高尚的理想，他們一切行動只為了「人民」的利益，他們也渴望過上更好的生活，也希望開好車，住好房。 手上有權力，那麼為什麼不用他來換錢呢？ 靠監督，是解決不了權力濫用的問題的，因為監督者也會成為權力擁有者，他也會用這個權力換錢，公檢法系統的腐敗並不比其他領域少。紀委的官員們，也頻頻出事。 要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減少權力。 但減少權力，是史上最難的一件事情，他不僅來源於權力部門自身利益保護之必然，還來源於最為廣大的民眾。 民眾們不希望減少權力的存在，才是權力擴張、權力尋租更深層的原因。 食品出問題了，他們希望成立政府部門，從源頭、從生產端就開始檢查，最好一天查八回，好讓民眾們吃上安全的食品。 那個樓著火了，民眾們希望消防大隊最好天天檢查每一棟樓，恨不得讓所有的樓房都配上幾十個滅火器，不配就罰款。 人們對風險的恐懼，催生出他們對管制的呼籲。 這種呼籲的結果 是，瞌睡碰上了枕頭，政府部門因此可以光明正大地擴權。 擴權不僅僅給企業生產經營帶來了麻煩，還讓全社會的稅負在不斷上升，你既然要求一個烏托邦式的安全世界，那麼，請一億公務人員也不算多。 所有的管制，其表面目的，都是為了消滅災難於萌芽之中。 為了防止交通事故，那麼車子就需要年檢，不年檢，不能上路。於是，哪怕你的車天天在4S保養，哪怕現代汽車有著優秀的自檢系統，不行，得政府來檢查，為了你好啊。 人們呼籲管制的結果，最終讓自己的稅收不斷上升。同時，在這樣的社會生存，就取決於你的政府關係，只要你有關係，那麼，你受到的管制就少一點，只要你沒關係，在很多事上，你寸步難行或是只能接受各種管制下的高額成本。 我不想批評官員或政府部門，因為這種批評毫無意義，給予權力給到大部分普通人，人人都會這麼干。 我更希望地傳播一個觀念，不要追求一個無風險社會，不要為了安全，追求讓政府不停地增加管制。 不能因為你保管密碼不慎，讓孩子在網上消費無度，就要求停止一切直播，甚至一切遊戲。 那些天天一碰到各種事故，就瘋狂批評政府沒管好的人，其實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他們不相信市場，只迷信政府的力量，才導致管制越來越多。 最終，這些管制的成本，每一個人都得承擔，對管制的呼籲，只會導致公務員隊伍越來越龐大，形成一個拿高薪、有額外紅包收入、醫療有特權的龐大群體。 更為可怕的是，這種管制導致的營商環境的惡化，最終讓企業在這個社會舉步維艱，他帶來的後果是工資的下降，集體的貧困。 什麼時候，碰上任何災難，我們不呼籲讓政府管一管，這個社會才能進步。否則，這樣的事，不但解決不了，反而會越來越嚴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古老闆的老巢
民生無小事！ 沸沸揚揚的重慶燃氣「換表增費」事件持續發酵。 近日，重慶多個區市民集體反映，2023年下半年自更換新的智能燃氣表後，使用量未增加，燃氣費用卻增長了不少。 4月10日，重慶燃氣集團回應稱，收到個別客戶反映燃氣費用高、懷疑氣表計量不準的情況，「對此，我們秉著高度負責的態度，逐一核實情況，及時回復處置，得到了用戶的認可。」 4月12日，重慶燃氣集團發布《澄清公告》，稱該公司「新更換的氣表均經法定計量檢定機構檢定合格，並具有檢定合格的標識」，且「截至本公告發布日，未發現已複核氣表存在計量失准問題」。 但上述行為未能平息輿論風波。 網路圖片 目前，重慶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等多個相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已經進駐重慶燃氣集團、凱源燃氣等相關燃氣企業開展調查工作。 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公眾的疑惑不會散去。這些天，重慶市民曬出的燃氣賬單，讓網友們大開眼界。 有人反映「新表比飛機都『跑得快』，家裡沒什麼人，換表之前從來沒有上過100元，現在每個月幾乎都得200元」。 重慶20萬更換了燃氣表的居民用戶發現，他們的燃氣費用，上漲到了原來的2倍不止。 有市民表示家裡今年3月份的燃氣費用增加了5倍多。更有甚者，有市民發布視頻顯示，小區停氣後，打開水龍頭，燃氣表仍然在轉動，驚呼離奇。 「七年前換了房子，搬進去後電錶從幾十度漲到幾百度一個月。現在最少一個月是421度。這事疑惑好幾年了。」 還有人拍視頻佐證，家中沒人，但燃氣表自動在走。 在網上，關於質疑和聲討重慶燃氣的輿情迅速引起廣泛共鳴和聲浪。但重慶燃氣公司稱，燃氣表符合國家規定，不存在計量失准問題。 對此，有人認為，可能是他們人為地將燃氣的濃度或氣壓調低了，導致氣量增加，這種手段堪比入室搶劫。 網路圖片 我看了下重慶燃氣的財務數據： 2020年凈利潤3.76億。 2021年凈利潤4.56億。 2022年凈利潤4.02億。 2023年快報凈利潤約4.93億。 從數據上看，2023年的前三季度是低於2022年的前三季度利潤，低了約1個億。 而2023年的第四季度利潤卻大幅增長，同比增長約824%，達2.19億，佔了全年利潤的44%左右。 第四季度利潤的暴增，和重慶「換表增費」的時間線高度重合。 網路圖片 一邊是居民燃氣費用出乎異常地翻倍，一邊是涉事企業大賺特賺，天然氣卻沒多賣多少，這種巧合很難不讓人產生聯想。 重慶燃氣事件的發酵過程說明，光靠燃氣公司自查自糾，或讓市民和燃氣公司來回扯皮，解決不了問題。 現在輿情鬧大了，重慶市成立了聯合調查組進駐重慶燃氣公司：萬一查出點問題，你說這算是違法所得，還是財務造假呢？ 其實燃氣，自來水，電力等都是關於民生的相關企業，他們一旦業績大幅上漲，那麼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 他們業績越好，老百姓就掏的越多，真的是無法無天了！ 希望全國都徹底查一查。這是觸碰社會底線，更是從群眾口中奪食！ 一定要查出這些蛀蟲，必須將其繩之以法才能平息群眾怒火！ 這不是個例，在全國都有這種事情發生，甚至在水表，電錶上有沒有可能做了手腳。 今天又看到媒體報道，在問政四川平台上，有人說自己的房子1年沒住人，卻出現了燃氣費用及違約金。疑似是成都的網友曬出欠費截圖，稱自家更換新表後，短短20天內竟有高達17000元的天然氣費用。 同樣是更換新表，同樣是費用異乎尋常地暴漲，如果這些反映屬實，需要跟進投訴、聯合調查組進駐的，可能遠不止重慶一地。 我們國家計量儀錶，是有強制合格證和檢驗制度的，走表不準，這麼大的批量，是如何能躲過監管的？監管有沒有瀆職、腐敗？這個問題也是核心。 面對水電燃氣這樣關於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更應該有當地政府來回答、釐清，讓每一戶有疑問的人家都得到滿意的解釋，不能讓人多花一分冤枉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非虛構故事
「年紀輕輕的，怎麼就想不開來當保潔了？」 幾乎每個轉行做保潔的年輕人都經歷過這樣的質疑。畢竟在世俗觀念中，保潔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乾的都是些臟活累活，如果不是別無退路，很難想像有年輕人願意主動投身其中。 但事實是，年輕的從業者，甚至是年輕的高學歷從業者，正不斷湧進家政行業。 保潔的臟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個月，「90後」江岳數不清自己打死過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悶熱的夏天遇上難度係數較大的單子，垃圾發酵的味道幾乎要將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對於入行兼職剛滿三個月的「95後」研究生張曉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態。由於過多接觸清潔劑，他的雙手經常脫皮，指肚上的指紋都快被「燒沒了」。陳浩凡仍記得第一單收費的單子是2000元，他和三個夥伴連續做了三天三夜。 張曉的手/受訪者供圖 但他們並不後悔自己做出的選擇。江岳覺得，他們這幫做保潔的年輕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過各種各樣的苦後，他們變得更加務實，最終在保潔的「苦」中收穫到了自己渴求的價值。 1、一份「純粹」的工作 走進廚房，映入眼帘是瓷磚牆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點以及大片黃色油污，然後是銹跡斑斑的灶台；隨手翻開一個紙箱或挪動一個架子，十幾隻蟑螂逃竄四散，隨之而來是尖銳的爆鳴聲。 這是陳浩凡團隊2021年年底在B站上傳的第一個保潔視頻。三四個20多歲的年輕小夥子穿著統一的黑色短袖與深色背帶褲，手腳麻利，分工明確，視頻里的短短一分半鐘，屋子便煥然一新，變得既整潔且溫馨。 陳浩凡今年27歲，安徽人，2018年從部隊退伍。在進入保潔市場之前，他在教培行業做過幾年銷售。據他觀察，退伍軍人選擇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練或銷售。不久疫情來襲，教培行業生存困難，他決定尋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長們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衛生方面有更高的訴求，而傳統家政無法滿足，於是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機。 艾媒諮詢的一份數據顯示，中國家政服務市場規模從2015年的2776億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億元，增長近3倍，未來將保持平穩的增長態勢，2027年中國家政服務市場規模有望突破13000億元。據行業協會測算，我國家政從業人員超過3000萬，實際需求超過5000萬，是較為少見的供不應求的行業。 年輕的保潔員們與堆滿垃圾的屋子/圖源：馬俐管家 保潔不是什麼高大上的工作，但陳浩凡覺得，這一行的發展潛力大，門檻相對較低，況且部隊衛生要求嚴苛，搞衛生恰巧又是他擅長的領域，值得一試。2021年，他拉了三個退伍的朋友一起，籌了十幾萬，註冊了「超級管家」公司，並經營起自媒體賬號，將清潔過程配上歡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進而獲取客源。 年輕人愛看這類視頻，能從清潔前後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壓」，「90後」江岳也愛看，尤其愛看「馬俐管家」的視頻，他喜歡看把東西打掃乾淨的過程，也喜歡裡頭年輕的保潔員們輕鬆自在的相處氛圍。2022年7月，他決定加入這個保潔團隊。 江岳厭倦了複雜的辦公室生態。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設備公司做銷售，對錯綜複雜的職場關係怨言頗多。譬如，A領導跟B領導不和，但是兩個領導同時安排下來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沒法不得罪任何一方，總是會陷入兩難的境地。還有同事間勾心鬥角拉幫結派，下級巴結上級，類似的事見多了，他覺得沒勁。 他很喜歡目前的狀態，雖然身體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納師，實際做了清潔師，享受把髒亂的屋子收拾整潔帶來的成就感。他這兩年被調到了運營崗，但單子多起來，他也常去一線參與保潔。兩份工作薪資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區間內，但做保潔「更純粹一點」。他的同事也都是「90後」「00後」，彼此玩得來，偶爾幹活會開啟「PK模式」，看誰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數量更多，無論輸贏都覺得開心。「沒有那麼多組織框架，大家就一個目標，就是把這個客戶的單子做好，每個人都能拿到自己對應的回報。」 垃圾旁，牆面上爬著幾十隻蟑螂/圖源：馬俐管家社交平台發布視頻截圖 「（他們）基本都是看過視頻，覺得工作很解壓，相當一部分都是沖著這個來的。」江岳的同事來自各行各業，除開占相當大比例的退伍軍人，還有搞銷售的、搞業務的、外賣騎手、進廠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員構成中，本科生的比例達到了50%，大多有從事本專業相關工作的經歷。 江岳沒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轉行的原因，但要說這群人有什麼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體很累，但天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而他們樂意吃保潔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潔 在「樂意吃保潔的苦」的年輕人中，張曉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張曉是「95後」，目前在廣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專業讀研究生，兼職做個人上門保潔已有三個月。在他接觸的做這個兼職的人中，老一輩居多，本科以上學歷的幾乎沒有。 他剛開始兼職保潔時，是跟著家政團隊一塊，「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壓榨得很厲害」。他一邊做一邊留心別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學懂了便決定脫離團隊，自己單幹。再加上本身當過兵，又愛整理，他一路收穫了很多好評，如今已積累起穩定的客源，時薪能達到50——60元，「算是比較高的」。 他有一個黑色的大雙肩包，平日里裝的是電腦、充電器和書本，做兼職時則裝滿了除膠劑、除油劑、小蘇打、百潔布、地刷等各類清潔工具，大概「兩個西瓜重」。周邊同學中知道他在干保潔的不多，常調侃他又「出門釣魚」。 張曉發布的小紅書帖子 張曉的工作日通常是這樣開始的。六點起床，吃過早餐，七點前抵達離學校１公里的地鐵站，再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趕在客戶早上出門上班之前到達。跟客戶確認過需求，張曉便進入房間，從天花板、牆壁，再到柜子、各種死角，最後再進行收納、收拾垃圾。「從上到下，從裡到外」都得搞乾淨，到用白手套隨手擦拭都不見灰塵的地步。有時上午搞完衛生，他下午就得趕回學校敲論文或參加學術講座。 得知張曉在讀研究生，大多數人的反應是驚詫。有一次，一個老客戶對他說：「只要願意吃苦，就會有吃不完的苦。你一個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潔？」在更新保潔日常的小紅書賬號里，評論區也充斥著不解的聲音，甚至質疑他故意造人設。他明白對方沒有惡意，也猜測自己的選擇在別人看來或許是無能的表現。 事實上，張曉主動選擇保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此之前，他做過很多次嘗試，吃過許多保潔之外的苦。 他本科讀的是工科專業，畢業後當了兩年兵，退役後由於缺乏工作經驗無法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跑去國際物流公司做過半年銷售。 《不止不休》劇照 銷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資和無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積金到手2600元，再減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個月掙來的錢恰巧只夠他「拮据」地活著。電話推銷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撥50個電話，只能加上兩三個客戶。他本身不抵觸這份職業，但被拒絕多了，每回準備撥打電話時，他甚至暗暗地祈禱對面不要接聽。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戶維持聯絡，兩人交談甚歡，以為馬上要談攏了，到頭來發現對方業務與公司產品不匹配，只能空歡喜一場。 當時受疫情影響，他感覺物流行業在走下坡路，決定另尋出路，辭職備考。張曉覺得自己不再年輕，「沒有孤注一擲的資本」，選擇了「多線作戰」，同時準備了省考、國考、軍隊文職考、研究生考試，「幾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時間，他每天四點起，晚上十一二點睡覺，中途還去擺攤賣過「黃酒」，最終意外上岸了花費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張曉選擇保潔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時間分配和相對豐厚的收入。 他的同學大多在大廠實習「鍍金」，為日後找工作做準備。對張曉而言，實習需要坐班一整天，時間不自由，補貼少，難以養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單位會給他交社保，讓他失去應屆生的身份。 《不止不休》劇照 他做過考研諮詢老師，但機構太遠，需要坐班，遂放棄；他還做過家教，每周給四個學生上課，時薪在80——150之間，但學校課程和授課時間相撞在夜晚，再次放棄。 「在很多人看來（保潔）是比較低賤的」，但張曉對「現實的考慮更勝一籌「，而保潔這份工作確實能夠幫他更好地處理當下的狀態。他能夠在不耽誤學業的前提下自由協調工作時間，時薪較高，他手腳勤快些，每月能賺六七千。這筆錢足夠生活，還能額外給家人一些幫補。 「別人能幹，那我為什麼不能幹？」張曉的想法很簡單。畢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後都是會感到疲憊的」，保潔也只是其中之一。不過，他不想讓父母覺得自己很辛苦，並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潔的事情告知他們。 ２月的最後一天，張曉在自媒體賬號上寫道：「不管怎麼樣，脫下孔乙己的長衫，錢多錢少不重要，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什麼都干，存錢最重要。」 3、酸痛，臭味，與成就感 入行保潔的年輕人會很快發現，這份工作比想像中的還要苦。 身體上的疲憊是顯而易見的。張曉愛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兩個西瓜重」的書包背多了，再加上搞衛生時需要持續地彎腰，他經常感覺腰酸背痛。有時太痛了，疊衣服時他會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這樣的姿勢能讓他舒服一些。由於經常接觸清潔劑，他的手經常脫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紋都被燒沒了」，指甲旁還常長出倒刺。 常規單是三四個小時，但碰上開荒保潔或面積特別大的單子，需要連續干八九個小時，更誇張的時候，他一天的工作時長是16個小時。「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會早點睡，早點睡覺就是我消除疲憊的一個方法。」 另一個變化是，飲食不再規律。由於體力下降或複雜的現場情況，花在某一單的時間經常會比預想的要長，他只能過了飯點再吃。有時是兩個單子時間挨得近，他需要趕去下一單；有時是單子結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鐵站搭末班車，張曉總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趕不及吃飯是常事，他一般會到便利店買一兩個菠蘿包，或者乾脆不吃，「一整天沒吃東西的時候都有過，不停地在做」。 為了趕上下一單，張曉買了兩個菠蘿包在路上吃/受訪者供圖 陳浩凡對這種高負荷的工作強度深有體會。他至今記得第一個收費的單子，他和另外三個創業夥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兩點，睡四個小時，然後五六點又起床趕路到客戶家中接著干。這一單的收費是兩千元，驗收完成的那天夜裡，四個人又餓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邊攤有賣烤全羊，於是花一千多點了一隻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壓清潔視頻吸引前來的江岳，發現實際面臨的工作環境比視頻中「還要惡劣幾十上百倍」。同事們做過最誇張的一單，垃圾在門口堆得半人高，搞衛生得爬進去，由於老鼠太多，屋裡甚至還有蛇。 最可怕的是氣味。高溫的夏天，狹小的空間，垃圾發酵的味道直竄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沒法阻擋。一整天待在裡頭，人幾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實打實的。 張曉在進行清潔工作時，時常會遇到害蟲/受訪者供圖 張曉本身有通過打掃衛生消除壞情緒的習慣，工作時也「把別人家當作自己家」，每當看到煥然一新的整潔房屋，看到客戶滿意的笑臉，張曉「看了也覺得開心」。客戶特別滿意時，還會額外給他轉個幾十塊甚至一百多塊。 成果是可見的，反饋是即時的，幹得多掙得就多，干保潔的年輕人喜歡這套簡單的邏輯。 對於江岳而言，保潔的意義還在於增長見識和幫助他人。 雖然是只佔極少數的情況，但他確實遇到過一些需要幫助的個案，譬如患有囤積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著許多動物屍體的中年男人，長期閉門不出、家中堆滿外賣垃圾的年輕人。他起初覺得不解，怎麼會有人把家弄成這樣？後來發現各有各的難處，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會關愛。 他碰見過一個住在老小區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間里，擺滿了各種保健品、洗衣液、調料品，光是醬油、生抽就幾十瓶，許多早已過期變質。他站在那裡，看到老人的手機屏幕里充斥著各種買東西的群，「很明顯就是上當受騙那種」，後來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溝通問題。那一單做了三天，老人不願意扔東西，他們就把上面的灰塵擦掉，擺放整齊，又細細地叮囑對方如何維持衛生。 張曉從客戶家中清理出來的垃圾/受訪者供圖 後來他們陸續回訪過幾次先前服務過的屋主，發現一些人的生活確實發生了積極的改變。一個家裡臟到「包漿」的老爺爺有意識地改變了衛生習慣，不再被鄰居抱怨。習慣是很難扭轉的。相當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潔過後又囤積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內，他們的精神狀態好了不少。 4、留下的，離開的，徘徊的 近幾年，隨著服務者地位與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務行業正逐漸被人們重新定義，從業人員開始迎來年輕力量。 《2023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十年里，月嫂、外賣員、保潔等中國藍領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現穩步增長態勢，藍領與白領群體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在並不樂觀的就業環境中，年輕人四處碰壁，變得更加務實，努力地為自己尋求更多可能性和後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傳統視角下「不體面」的保潔。 但真正留下來的年輕人不多。陳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過一位，上一位幹了幾單後發現自己無法接受，早早地離開了。「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絲總數超過一百萬，和江岳一樣帶著憧憬前來求職的年輕人很多，但大多數人試崗幾天便離開了。大概每十個人里，只有一個人會留下來。 張曉暫時沒想過放棄保潔，但在心裡悄悄崩潰過。 《不虛此行》劇照 一天早上，張曉覺得身體不舒服，但為了履行提前幾天約好的訂單，他還是一大早就背著「異常沉重」的雙肩包出發，搭乘一個多小時地鐵跨越三個區。抵達客戶樓下時，他發現對方給他留的鑰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當於白跑一趟。 對方提出給他轉20塊錢，請他吃午飯，他說不上來具體是什麼感覺，很難受，但「再累也得繼續完成已經規劃好的東西」。他趕在下午前回到學校，把雙肩包放回宿舍，買了麵包，然後參加了一個學術講座，「當沒有事發生那樣」。 他有往保潔方向創業的想法，但更優的選擇依舊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間很抗拒考公，闖社會這幾年，想法有所改變，在他的預想中，「考上了不說大富大貴，但至少能保證小康」，公務員的穩定性優於其他行業。 張曉在客戶家中清理陽台灰塵/受訪者供圖 今年３月，他還去考了傳說中的「媽媽開心證」——教師資格證，一是滿足媽媽長期以來的願望，二是給自己多留一條出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