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规培生之死,背后是百万“免费牛马”

这里是不定期上线的她刊“对话”栏目。

每期邀请一位或一组,素人或明星来到这里,聊个人的生活和经历,谈个体的想法和见解。不代表所有人,更不涉及任何拉踩。

希望这些故事汇总在一起,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今天是第32期。

当我第一次跟我的医学博士朋友,聊起前段时间“规培医生轻生”的新闻时,我才发现我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

相信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像我一样震惊:他们只有二十多岁,有几位还是高校医学生,为什么放着大好前程选择了轻生?

但隔着手机,我那位朋友的语气毫不震惊,“这样的事发生,我不意外”。我之后又视频问询了几位医学生,对这件事,我在她们的脸上也看不到震惊。

当我继续向那位朋友追问“什么是规培医生”时,他尴尬地回了我一句,“我现在就是规培医生(苦笑),新闻里有几位都是专硕生”。

我事后才弄明白这些专有名词的含义,所谓“规培”,全称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可以将这项培训粗浅地理解为“实习”,由于医学领域极为依赖临床经验,这项“实习”从2014年全国施行以来,便是从国家层面强制执行的。到了2020年,按照规定,所有想要当临床医生的都必须参加规培,规培的时间是三年。

国内的规培生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面向社会招收的规培生(“社会人规培”),第二类是原医院单位委派到其他规培基地的规培生(“单位人规培”)。由于规培基地大多是当地的三甲医院,不是所有医院都可以成为规培基地,所以第二类规培生结束规培后,需要回到原单位工作。第三类就是研究生,通常是医学专硕生,他们前5年在大学里学习,后3年就在规培基地培训。

而新闻中的年轻人,大多数属于第三类。我试图通过大量的对话,拼凑出他们的生活,找到问题的症结。

01

48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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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拨通规培生多特的电话,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她反复跟我道歉,说自己比约定时间晚了半小时,手机刚刚充上电。能感受到,她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她本以为自己这次会连续上36个小时的班,即从前一天上午8点一直到当天上午8点,又接着上到当晚8点。万幸,她当天下午4点左右就回到家了。

值完24小时的夜班,不能直接休息,而要接着把当天的班上完,这是多特所在医院的规定。目前,多特一个月要值一次这样的夜班,“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变成一周一次呢?”,她的语气很俏皮。

丁香园2020年调查了3000多位规培医生,统计发现55.2%的人表示每周要上1次夜班。只不过,值完夜班需不需要接着上班,就因每家医院而异了。

我从没上过夜班,对此很诧异,询问多特中途是否有较长段的休息时间。她在的是医院住院部,值班当晚,理论上是可以睡的。但由于她是所在的层楼唯一一位一线值班医生,那个楼层住了将近100个病人,有什么情况都会第一时间联络她。遇到处理不了的情况,她才会联系二线值班医生。

因此,实际值夜班时,多特根本不可能睡整觉,顶多就是抓紧眯一两个小时。第二天的午休也是,理论上有两个小时,但实际也经常被排满了手术,或者要安排新的病人入住等,不太可能睡得了。

多特还有一次上了48个小时的班,她回忆,早上7点左右,她在见不到太阳时去的医院,又在没有太阳的凌晨回到家。当我,躺在床上,一想到自己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去医院上班了,她就又睡不着了。

为什么规培生会忙到没有休息时间呢?这是因为,在一些没有规培生的医院,住院医师是整个医院最基层、最累的医生,往上分别是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通常,住院医是科室人数也是最多的,维持着医院的正常运转。

但在一些有规培生的医院,住院医师的工作通常被规培生大大分摊了。甚至,丁香园之前流传过“一个科室十个医生,八个均为副主任医师与主任医师,一个住院医师,其余十几个都是规培生”的讨论。

丁香园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28.3%的规培生认为自己比住院医师的工作强度大、时间长,55.6%的人认为跟住院医师差不多。同时,55.8%的规培生表示工作时长在8~10个小时。多特在工作中,也能感到自己“来得比其他医生早,走得比他们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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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中途,我一想到多特快36个小时没睡觉了,就很心疼她。但她当时毫无困意,她被一种进退两难的情绪拉扯着——一方面是,她不想再回到医院,回归48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另一方面,她不清楚能否承担“退培”(即中断规培)的代价。

她说,“退培”的代价,“重则终身不能参加规培(即终身无法当临床医生),轻则两到五年不能再参加规培”。有的医院,还会要求“退培”之后,补贴规培期间的全部工资与补贴。

“我要放弃985的硕士吗?我要放弃学了这么多年的医吗?”,多特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而且,留给她思考的时间也不多了,她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几年前,多特通过高考从一个偏远的省份考入一所医学一流大学。一年前,她又成功考进如今985大学的研究生,她回忆当时,“觉得自己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一定能改变医疗的现状”。

“就像记者会憧憬站在镜头前说话的那一刻,我们也会憧憬踏入医院,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任何‘更像一名真正的医生的时刻’,都是充满光环的”,她说,她当时对规培生活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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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自己肯定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她这样想。但规培了快一年后,她现在只希望下班的时候能离开医院,透透气。

为了在下班时间不待在医院,多特没有住在学校提供的免费宿舍,而是在医院周边租了一个房。即便每月的房租费远远超她领到的生活补贴——每月800块,而她也到了不好意思问父母要钱的年纪。她今年二十多了,身边其他专业的同学都慢慢开始经济独立了。

当我问多特800块钱够不够日常花费时,她忍不住笑了出来,她说,“我在医院每顿饭要花20块钱,光吃饭都只能吃20天,连包洗衣液都买不起……”。

像多特这样的专硕规培生,属于三类规培生中工资最少的。丁香医生2020年的调查显示,“社会人”的规培收入最高,每月平均收入补助3000元以上,“单位人规培”其次。专硕规培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足1000元,其中包括20%的人没有收入。

但考虑到“社会人规培”与“单位人规培”,很多都是医学博士或研究生,都步入了要养家的人生阶段。即便3000元以上的收入,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少的。

工作压力最大的那阵子,多特已经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些病理反应,比如她会无缘无故地生病,病了又很难彻底好起来。

有一次,多特结束了一天工作回家,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不假思索地去开了门,结果发现门口没人。她愣了一会儿,才把门关上。

偶尔,她也会突然听到手机铃声响,她害怕是医院打来的电话,急着去接,可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都没发现有任何通话显示。

她事后才知道,自己是出现了“幻听”。

02

不能说不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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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生这样的特殊职业来说,过劳工作几乎是不可以拒绝的。我联系的好几位医生,每次在微信给他们留言,大概率都要好几天,甚至一周后才能收到回复。

我问过一个北京的规培医生会不会抱怨规培制度时,他回答我说,“全员都很累,与是不是规培生已经无关了”。虽然加班多,但他对规培制度没什么抱怨。我从他的回答中,能听出某种“平等精神”。

但多特所面对的状况,并不是这样的。每次回到医院,多特都需要戴上那块白色的牌子,上面写明了她的姓名、研究生身份与所在的院校。从表面上看,这块牌跟其他正职医院的没什么区别,但只有多特才知道不同职位牌之间的天差地别。

比如,医院大食堂的三楼是不对戴“研究生牌”的她们开放的。多特说,食堂的一二楼吃一顿,一般要花20块。但听说在食堂三楼,正式职工吃饭几乎是不花什么钱的。正职员工可以去一二楼,但她们想偷溜也上不去。

还有,每次想去值班房休息时,多特会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医院的值班房是按医生与护士分的,如果多特去医生值班房呢,一旦床位告急,就会有男医生呵斥她,“你不是本院的医生”。可要去护士值班房呢,护士也会以“你不是本院护士”赶她出去。她现在学聪明了,一声不吭溜进护士值班房,只要不说话就发现不了。

由于自己与正职员工的身份差异,一旦多特在工作中需要向他们汇报,她就会陷入极度内耗的状态。每次值夜班时,当她遇到一个自己处理不了的状况,她必须要跟上级沟通时,她都要斟酌5-15分钟再打这通电话。

她需要再三确认这个病人的情况是否真的紧急,有关这个病人的情况她是否全部了解清楚,她还要考虑说每句话的语气、语调。通常情况是,她说,“看这个病人实在情况紧急,然后我再小心翼翼地拿起电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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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多么谨慎,她仍然需要承担风险,即会不会碰到一个有“起床气”的上级医生。如果碰到了,多特说,对方就会劈头盖脸地骂过来。丁香医生在2022年对规培医生的调查中,只有2.6%的规培医生,觉得自己在医院感受到被尊重。

我之前试图以自己在媒体做实习生的经历,来理解多特所遭遇的一切。实习阶段的我,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工作个体。多特也没有独立的工号与正职身份,所有行为的落款人与负责人均是带教老师。由于规培生需要跳去不同的科室之间工作,即轮科,所以她的带教老师可能是她的研究生导师,也可能不是。

每个工作日,多特都会在医院那台老旧、笨重的电脑上敲病历。多的话,有十五六本、少则五六本,这几乎要花去她一整个下午的时间。但她没有权利在任何一本病历上署名,可只有署了名,你才能在医院的系统里查出这是你的工作量。

多特跟我调侃说,她们做的都是“无用的幽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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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后来才发现,多特与实习阶段的我,所面临的困境是无法等同的。研究生导师在多特能否顺利完成毕业论文、能否顺利毕业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我有选择去或留的权利,但多特是没有选择权的。

甚至哪怕只是想请假,业内医生罗志华在新京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假都不敢请,医院规培生为啥这么难》的评论文章中说,“规培生假都不敢请、请假也不会批、批了也没有用。即便请假获批,但病历不能落下,查房不能省,请假获批也就等于没批”。多特所在的医院,一旦请一周以上的长假,通常就意味着“延毕”。

研究生导师与规培生,与其说是师生关系,不如说更像是师徒关系。多特在跟我交流中,也会脱口而出“师姐”、“大师兄”这样的词语。相比其他行业,医学中有太多需要用经验把握的东西。在医院内部,“医生越老会越吃香”是个共识。通常来说,一个医生的经验越丰富,就能在医院的体系里爬到越高。

在医学行,多特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如此有天赋,完全不靠前人的经验。由于面对的是人命,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后果会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导师与规培生的关系就变得更微妙了。一方面,规培生需要讨好导师,以期换取更多的经验,导师也有培养徒弟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导师需要随时警惕翅膀变硬的徒弟,会不会有天爬到自己的头上。多特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几乎是所有老医生不得不警惕的一点。

对同科室的规培生来说,他们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而导师是经验与资源的提供者,这样一来,他对规培生的控制也就得到了加强。

多特回忆,跟导师一起聚餐的氛围很微妙,聚餐前,所有人恐怕都会在心里斟酌导师应该坐哪个位置,自己应该坐哪儿——如果坐得太远,导师会不会觉得自己与他疏远?坐得太近,会不会又有点抢风头呢?

聚餐时,哪怕再饿,如果导师没动筷,其他人是不能吃的。吃饭途中,一旦导师想到什么要说两句,其他人必须立刻停下筷子,所有人重新把目光聚在他身上。

不想饿肚子的多特,现在学会了一招,那就是抓住导师动筷子到他下次说话的这段时间,抓紧把饭吃完。“要不然,等他一开口说话,饭又吃不着了”,她委屈地说。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多特说起一桩发生在她学姐身上的事——学姐的导师要求她们科室的人,只能周一、周三洗头,还规定她们染发的颜色,以及指甲的长度等。

我问多特,这些规定是工作需求吗?

多特回答我,跟工作无关,只是导师的个人喜好罢了。

03

格格不入的女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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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特的女性身份,她感受到的医院的管控又多了一层。我眼前的她,一头长发、声音脆甜,笑起来有些羞涩。跟她聊天,能感受到她是自然的、热情的、不遮掩的。

但没想到,她身上的这些女性气质,却经常成为科室调侃的对象。比如, 她那一口脆甜的声音,会被调侃成“这个女学生怎么这么爱撒娇”。还有,每当需要搬重物时,她也会被以“你太瘦了”为由,被迫站到一旁。

在一次值完24小时班后,她感到身体很强的不适感。她想了很久,鼓足勇气跑去跟导师请假。但得到的回复却是一句略带玩笑的话,“你身体是不是太弱了”?被拒绝之余,矛盾被成功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本质上,她进一步说,他们对医生有一种默认的期待,“他们期待一种更像男性的声音与体型等”。这种性别期待也充斥在整个医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多特说,医院的值班房是按医生、护士来划分的,而非按性别,这是默认医生是男的、护士是女的。那幺女医生该睡哪儿呢?

多特也能感受到导师在对待她与其他男规培生的微妙区别,她平时虽然很少被骂,但她说,“导师对我的宽容,就像是爸爸对女儿的宽容一样,他压根就没想过女儿会是儿子的竞争对手。最后,他只会把所有遗产都留给儿子”。

多特所在的胸外科,只有一位正职的女医生。这位女医生曾对多特寄以厚望,希望她能留下来,这样科室里就有两位女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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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医生在科室的生存之道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女汉子”,从发型、说话到工作方式等。多特也想过变得更“女汉子”一点,但她做不到。做不到是因为,她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拒绝否定身上的女性特质。

她经常能听到一些对男医生的夸赞,包括“男性在应付紧急情况下,比女性更冷静。比如在手术时,病人已经被麻醉了,但突然大出血,这时候男医生就会更冷静”。这一句话也通常被用在描述男女的差异上,即男性是更冷静的,女性是更情绪化的。

但多特觉得这种说法是没道理的,“面对突发情况时更冷静,并不是因为他是男医生,而是因为他经验更丰富。仅此而已,跟性别无关”。面对“女性的力量没有男性强”的调侃,她承认,自己的力量确实没有一些男性强,但不代表女性就比男性的力量差。她说,“这世界存在力量比男性强的女性,也存在力量不如女性的男性”。

但从结果上来看,女医生受歧视的现象发生在日本,也包括美国等。虽说在国内我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但多特的观察是,男医生在求职上比女医生更吃香。她说,甚至在一些看起来不需要男医生的科室,比如妇产科,她们也会希望招一些男医生。

多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公感,她觉得女医生有太多无法被男医生取代的优势。“你能想象当你张开双腿时,对面站着一个男医生吗?”,多特说完,我们尴尬一笑。我确实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立刻就能回忆出当时尴尬的感觉。

事实上,即便在一些看起来男医生更擅长的领域,比如做手术,女医生也可以做得更好。2021年,两位加拿大医学博士沃利斯(即Christopher J. D. Wallis)与杰拉斯(Angela Jerath),他们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追踪了超过130例患者,并将患者分成四类——男外科医生与男性患者,男外科医生与女性患者,女外科医生与男性患者,女外科医生与女性患者。

结果发现,当外科医生与患者的性别不一致时,术后不良结果的发生率会增加。其中,相比于女外科医生治疗男性患者,男外科医生治疗女性患者的术后不良结果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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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觉得,与各个科室争抢男医生的现状相反,她觉得任何一个科室不能没有女医生。“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女医生的科室,你知道吗?”她说。我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女医生”的瞬间,顿时眼泛泪光。

04

本不该被牺牲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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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发出前,我最后一次联系多特,她终于决定要迈出第一步,试试跟学校申请暂停规培。她想给自己一年试试转行,既然对未来不确定,那就停下来试试看。

当我问多特讲述在医院的遭遇,会不会有些残忍时,她做了一个哭哭的表情,她说,那是因为她已经决定转行了,她是半只脚踏出医院的人了。

也因此,多特在讲述中会有一种“将自己抽离出来看全貌”的感觉。对于她们遇到的困境,她冷静地告诉我,不该怪到任何个人或任一方头上。“哪怕在某个瞬间,你很想把气撒到谁的身上,但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她说。

多特想,能怪哪一个医生吗?进入医院后,她放下了之前对医生的光环,“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而已”,她说。入行前,她期盼自己成为一个好医生,一个耐心对待所有病人与学生的好医生。但她现在越来越怀疑,爬到那个位置的她,是否会变成一个当年自己讨厌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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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常提到的一个口号是“医教研”,即临床医疗排第一,教学工作排第二,最后才是搞科研。但据一些业内医生透露,实际上,科研是排第一,医学排第二,最后才是教学。原因很简单,前两者与医生的升职加薪直接相关,而搞教学没法获得这些。

同时,由于规培生是附属于带教老师的,一旦规培生在平时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带教老师也要为此负责。久而久之,带教老师宁可丢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给规培生。

多特也想过,能怪哪一家医院把她们当劳动力用吗?她理解医院作为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必须依赖像她们这样没什么经验的“劳动力”去完成一些工作。

至于待遇问题,公立医院的资产负债是个不争的事实,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梳理历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自2009年至今,公立医院负债总额不断增长。2009年我国政府办医院负债总额3687.28亿元,2021年政府办医院负债总额增至19150.69亿元。

多特回忆,自己到医院规培的近一年时间内,她每月的800块生活补助就曾停发过大半年。

“难道要去质疑病人想花更少的钱看病嘛?”,多特更觉得他们没有错。她说,“看起来所有人都没错,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些东西,而我们只是被牺牲的那部分而已”。

但在国内,并非没有地方践行良好的规培制度。三联在采访一名南部省会知名三甲医院参与规培生教学的医生时,对方介绍了他们的规培制度。

我从中归纳了几大要点,一是规培基地的管理者对教学的重视,比如医生从事教学工作的收入,等同于相同时长临床工作的三倍;二是为了提高规培生待遇,医院有额外补助,算下来,研究生一年级的规培生每月至少有5千元。年级越往上,收入还会增长,以及保证他们一周有一天的休息等。

2022年8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宣布全面实施临床学生或学员(包括规培生)的基本奖和绩效奖同岗同酬制度。换句话说,是把规培生当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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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据多特说,之后北京与上海的多家医院也都开始了这项“同岗同酬”制度。我事后找到了一些规培医生求证,他们拿到的工资跟其他正职医生是差不多的,且身边人都觉得这是个好政策。

写到最后,我不断地想到多特说的那句“我们只是被牺牲的那部分”。但她们本不该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没有人理应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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