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Archives for 看新闻 > Page 152
礼拜场所是和平与供人祈祷的地方。无论是何种宗教的信徒,他们来到礼拜场所聚会的时候,永远都不应该感觉受到威胁或不安全。作为代表新南威尔士州多元化宗教社区的信仰领袖,我们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仇恨与暴力。 我们为所有受害者祈祷,并呼吁各个社区将我们关爱和同情的声音传播给每个人。 我们信任警务部队和急救人员,对他们的工作充满信心。警务人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为保护社区安全而遭受攻击。我们目睹了伤人事件后发生的冲突。任何人,尤其是有信仰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宗教信仰永远不能成为实施暴力的借口。 虽然我们经历了艰难的一周,但是我们是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坚强的社区。我们呼吁每个人,将善良与相互尊重付诸于实际行动。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加需要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是一个充满爱心和团结的社区。 本声明由新南威尔士州信仰事务理事会全体成员同意发布: *Michael Stead博士,圣公会悉尼总教区主教 *Gawaine Powell Davies先生,新南威尔士州佛教理事会主席 *Shadi Alsuleiman伊玛目,澳大利亚全国伊玛目理事会主席 *Ali Al Samail博士,澳大利亚Ahl Al Bait伊斯兰教中心常驻学者(谢赫) *Surinder Kumar Jain先生,澳大利亚印度教理事会副主席 *Monica Doumit女士,天主教悉尼总教区公共事务与参与部主任 *David Ossip,新南威尔士州犹太教代表委员会主席 *Steve Bartlett博士,浸信会新南威尔士州与首都领地事工主任 *Manas Ghosh博士,联合教会牧师,联合教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与首都领地教务会 *Kamal Weerakoon博士,澳大利亚长老会牧师 *Darshan Singh Gill先生,澳大利亚锡克教协会(ASA)(Gurdwara Sahib Glenwood)赞助人 *Christophoros Krikelis神父,希腊东正教澳大利亚总教区教长 *Ralph Estherby牧师,澳大利亚基督教会全国主任/澳大利亚牧师团首席执行官 *Darren Bark先生,Better Balanced Futures(Faith NSW)联合主席 *Murray Norman先生,Better Balanced Futures(Faith NSW)首席执行官 *Heather Joyce Topp,新南威尔士州佛教理事会资深慈护师和跨信仰佛教士 *William Crews牧师,澳大利亚员佐勋章获得者,亚士菲教区传教团教长 *Katherine Xavier女士,天主教巴拉玛打总教区跨信仰委员会委员 *Monica Chahoud女士,默基特希腊礼天主教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洋洲默基特慈善基金会主席 以下团体支持本声明: *Mar Meelis Zaia大主教,东方亚述教会 *Amel Shamon Nona大主教,澳大利亚加色丁礼天主教会 *Antoine-Charbel Tarabay主教,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洋洲马龙尼礼主教 * Rateb Jneid博士,澳大利亚伊斯兰教理事会联盟主席 *Hafez Alameddine先生,黎巴嫩穆斯林协会主席
这里是不定期上线的她刊“对话”栏目。 每期邀请一位或一组,素人或明星来到这里,聊个人的生活和经历,谈个体的想法和见解。不代表所有人,更不涉及任何拉踩。 希望这些故事汇总在一起,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今天是第32期。 当我第一次跟我的医学博士朋友,聊起前段时间“规培医生轻生”的新闻时,我才发现我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 相信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像我一样震惊:他们只有二十多岁,有几位还是高校医学生,为什么放着大好前程选择了轻生? 但隔着手机,我那位朋友的语气毫不震惊,“这样的事发生,我不意外”。我之后又视频问询了几位医学生,对这件事,我在她们的脸上也看不到震惊。 当我继续向那位朋友追问“什么是规培医生”时,他尴尬地回了我一句,“我现在就是规培医生(苦笑),新闻里有几位都是专硕生”。 我事后才弄明白这些专有名词的含义,所谓“规培”,全称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可以将这项培训粗浅地理解为“实习”,由于医学领域极为依赖临床经验,这项“实习”从2014年全国施行以来,便是从国家层面强制执行的。到了2020年,按照规定,所有想要当临床医生的都必须参加规培,规培的时间是三年。 国内的规培生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面向社会招收的规培生(“社会人规培”),第二类是原医院单位委派到其他规培基地的规培生(“单位人规培”)。由于规培基地大多是当地的三甲医院,不是所有医院都可以成为规培基地,所以第二类规培生结束规培后,需要回到原单位工作。第三类就是研究生,通常是医学专硕生,他们前5年在大学里学习,后3年就在规培基地培训。 而新闻中的年轻人,大多数属于第三类。我试图通过大量的对话,拼凑出他们的生活,找到问题的症结。 01 48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 AI生成图片 我第一次拨通规培生多特的电话,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她反复跟我道歉,说自己比约定时间晚了半小时,手机刚刚充上电。能感受到,她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她本以为自己这次会连续上36个小时的班,即从前一天上午8点一直到当天上午8点,又接着上到当晚8点。万幸,她当天下午4点左右就回到家了。 值完24小时的夜班,不能直接休息,而要接着把当天的班上完,这是多特所在医院的规定。目前,多特一个月要值一次这样的夜班,“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变成一周一次呢?”,她的语气很俏皮。 丁香园2020年调查了3000多位规培医生,统计发现55.2%的人表示每周要上1次夜班。只不过,值完夜班需不需要接着上班,就因每家医院而异了。 我从没上过夜班,对此很诧异,询问多特中途是否有较长段的休息时间。她在的是医院住院部,值班当晚,理论上是可以睡的。但由于她是所在的层楼唯一一位一线值班医生,那个楼层住了将近100个病人,有什么情况都会第一时间联络她。遇到处理不了的情况,她才会联系二线值班医生。 因此,实际值夜班时,多特根本不可能睡整觉,顶多就是抓紧眯一两个小时。第二天的午休也是,理论上有两个小时,但实际也经常被排满了手术,或者要安排新的病人入住等,不太可能睡得了。 多特还有一次上了48个小时的班,她回忆,早上7点左右,她在见不到太阳时去的医院,又在没有太阳的凌晨回到家。当我,躺在床上,一想到自己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去医院上班了,她就又睡不着了。 为什么规培生会忙到没有休息时间呢?这是因为,在一些没有规培生的医院,住院医师是整个医院最基层、最累的医生,往上分别是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通常,住院医是科室人数也是最多的,维持着医院的正常运转。 但在一些有规培生的医院,住院医师的工作通常被规培生大大分摊了。甚至,丁香园之前流传过“一个科室十个医生,八个均为副主任医师与主任医师,一个住院医师,其余十几个都是规培生”的讨论。 丁香园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28.3%的规培生认为自己比住院医师的工作强度大、时间长,55.6%的人认为跟住院医师差不多。同时,55.8%的规培生表示工作时长在8~10个小时。多特在工作中,也能感到自己“来得比其他医生早,走得比他们晚”。 AI生成图片 通话中途,我一想到多特快36个小时没睡觉了,就很心疼她。但她当时毫无困意,她被一种进退两难的情绪拉扯着——一方面是,她不想再回到医院,回归48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另一方面,她不清楚能否承担“退培”(即中断规培)的代价。 她说,“退培”的代价,“重则终身不能参加规培(即终身无法当临床医生),轻则两到五年不能再参加规培”。有的医院,还会要求“退培”之后,补贴规培期间的全部工资与补贴。 “我要放弃985的硕士吗?我要放弃学了这么多年的医吗?”,多特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而且,留给她思考的时间也不多了,她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几年前,多特通过高考从一个偏远的省份考入一所医学一流大学。一年前,她又成功考进如今985大学的研究生,她回忆当时,“觉得自己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一定能改变医疗的现状”。 “就像记者会憧憬站在镜头前说话的那一刻,我们也会憧憬踏入医院,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任何‘更像一名真正的医生的时刻’,都是充满光环的”,她说,她当时对规培生活充满了期待。 AI生成图片 “三年之后,自己肯定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她这样想。但规培了快一年后,她现在只希望下班的时候能离开医院,透透气。 为了在下班时间不待在医院,多特没有住在学校提供的免费宿舍,而是在医院周边租了一个房。即便每月的房租费远远超她领到的生活补贴——每月800块,而她也到了不好意思问父母要钱的年纪。她今年二十多了,身边其他专业的同学都慢慢开始经济独立了。 当我问多特800块钱够不够日常花费时,她忍不住笑了出来,她说,“我在医院每顿饭要花20块钱,光吃饭都只能吃20天,连包洗衣液都买不起……”。 像多特这样的专硕规培生,属于三类规培生中工资最少的。丁香医生2020年的调查显示,“社会人”的规培收入最高,每月平均收入补助3000元以上,“单位人规培”其次。专硕规培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足1000元,其中包括20%的人没有收入。 但考虑到“社会人规培”与“单位人规培”,很多都是医学博士或研究生,都步入了要养家的人生阶段。即便3000元以上的收入,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少的。 工作压力最大的那阵子,多特已经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些病理反应,比如她会无缘无故地生病,病了又很难彻底好起来。 有一次,多特结束了一天工作回家,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不假思索地去开了门,结果发现门口没人。她愣了一会儿,才把门关上。 偶尔,她也会突然听到手机铃声响,她害怕是医院打来的电话,急着去接,可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都没发现有任何通话显示。 她事后才知道,自己是出现了“幻听”。 02 不能说不的绝对权威 AI生成图片 对医生这样的特殊职业来说,过劳工作几乎是不可以拒绝的。我联系的好几位医生,每次在微信给他们留言,大概率都要好几天,甚至一周后才能收到回复。 我问过一个北京的规培医生会不会抱怨规培制度时,他回答我说,“全员都很累,与是不是规培生已经无关了”。虽然加班多,但他对规培制度没什么抱怨。我从他的回答中,能听出某种“平等精神”。 但多特所面对的状况,并不是这样的。每次回到医院,多特都需要戴上那块白色的牌子,上面写明了她的姓名、研究生身份与所在的院校。从表面上看,这块牌跟其他正职医院的没什么区别,但只有多特才知道不同职位牌之间的天差地别。 比如,医院大食堂的三楼是不对戴“研究生牌”的她们开放的。多特说,食堂的一二楼吃一顿,一般要花20块。但听说在食堂三楼,正式职工吃饭几乎是不花什么钱的。正职员工可以去一二楼,但她们想偷溜也上不去。 还有,每次想去值班房休息时,多特会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医院的值班房是按医生与护士分的,如果多特去医生值班房呢,一旦床位告急,就会有男医生呵斥她,“你不是本院的医生”。可要去护士值班房呢,护士也会以“你不是本院护士”赶她出去。她现在学聪明了,一声不吭溜进护士值班房,只要不说话就发现不了。 由于自己与正职员工的身份差异,一旦多特在工作中需要向他们汇报,她就会陷入极度内耗的状态。每次值夜班时,当她遇到一个自己处理不了的状况,她必须要跟上级沟通时,她都要斟酌5-15分钟再打这通电话。 她需要再三确认这个病人的情况是否真的紧急,有关这个病人的情况她是否全部了解清楚,她还要考虑说每句话的语气、语调。通常情况是,她说,“看这个病人实在情况紧急,然后我再小心翼翼地拿起电话来”。 AI生成图片 但不管多么谨慎,她仍然需要承担风险,即会不会碰到一个有“起床气”的上级医生。如果碰到了,多特说,对方就会劈头盖脸地骂过来。丁香医生在2022年对规培医生的调查中,只有2.6%的规培医生,觉得自己在医院感受到被尊重。 我之前试图以自己在媒体做实习生的经历,来理解多特所遭遇的一切。实习阶段的我,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工作个体。多特也没有独立的工号与正职身份,所有行为的落款人与负责人均是带教老师。由于规培生需要跳去不同的科室之间工作,即轮科,所以她的带教老师可能是她的研究生导师,也可能不是。 每个工作日,多特都会在医院那台老旧、笨重的电脑上敲病历。多的话,有十五六本、少则五六本,这几乎要花去她一整个下午的时间。但她没有权利在任何一本病历上署名,可只有署了名,你才能在医院的系统里查出这是你的工作量。 多特跟我调侃说,她们做的都是“无用的幽灵工作”。 AI生成图片 我是后来才发现,多特与实习阶段的我,所面临的困境是无法等同的。研究生导师在多特能否顺利完成毕业论文、能否顺利毕业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我有选择去或留的权利,但多特是没有选择权的。 甚至哪怕只是想请假,业内医生罗志华在新京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假都不敢请,医院规培生为啥这么难》的评论文章中说,“规培生假都不敢请、请假也不会批、批了也没有用。即便请假获批,但病历不能落下,查房不能省,请假获批也就等于没批”。多特所在的医院,一旦请一周以上的长假,通常就意味着“延毕”。 研究生导师与规培生,与其说是师生关系,不如说更像是师徒关系。多特在跟我交流中,也会脱口而出“师姐”、“大师兄”这样的词语。相比其他行业,医学中有太多需要用经验把握的东西。在医院内部,“医生越老会越吃香”是个共识。通常来说,一个医生的经验越丰富,就能在医院的体系里爬到越高。 在医学行,多特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如此有天赋,完全不靠前人的经验。由于面对的是人命,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后果会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导师与规培生的关系就变得更微妙了。一方面,规培生需要讨好导师,以期换取更多的经验,导师也有培养徒弟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导师需要随时警惕翅膀变硬的徒弟,会不会有天爬到自己的头上。多特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几乎是所有老医生不得不警惕的一点。 对同科室的规培生来说,他们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而导师是经验与资源的提供者,这样一来,他对规培生的控制也就得到了加强。 多特回忆,跟导师一起聚餐的氛围很微妙,聚餐前,所有人恐怕都会在心里斟酌导师应该坐哪个位置,自己应该坐哪儿——如果坐得太远,导师会不会觉得自己与他疏远?坐得太近,会不会又有点抢风头呢? 聚餐时,哪怕再饿,如果导师没动筷,其他人是不能吃的。吃饭途中,一旦导师想到什么要说两句,其他人必须立刻停下筷子,所有人重新把目光聚在他身上。 不想饿肚子的多特,现在学会了一招,那就是抓住导师动筷子到他下次说话的这段时间,抓紧把饭吃完。“要不然,等他一开口说话,饭又吃不着了”,她委屈地说。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多特说起一桩发生在她学姐身上的事——学姐的导师要求她们科室的人,只能周一、周三洗头,还规定她们染发的颜色,以及指甲的长度等。 我问多特,这些规定是工作需求吗? 多特回答我,跟工作无关,只是导师的个人喜好罢了。 03 格格不入的女性气质 AI生成图片 由于多特的女性身份,她感受到的医院的管控又多了一层。我眼前的她,一头长发、声音脆甜,笑起来有些羞涩。跟她聊天,能感受到她是自然的、热情的、不遮掩的。 但没想到,她身上的这些女性气质,却经常成为科室调侃的对象。比如, 她那一口脆甜的声音,会被调侃成“这个女学生怎么这么爱撒娇”。还有,每当需要搬重物时,她也会被以“你太瘦了”为由,被迫站到一旁。 在一次值完24小时班后,她感到身体很强的不适感。她想了很久,鼓足勇气跑去跟导师请假。但得到的回复却是一句略带玩笑的话,“你身体是不是太弱了”?被拒绝之余,矛盾被成功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本质上,她进一步说,他们对医生有一种默认的期待,“他们期待一种更像男性的声音与体型等”。这种性别期待也充斥在整个医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多特说,医院的值班房是按医生、护士来划分的,而非按性别,这是默认医生是男的、护士是女的。那幺女医生该睡哪儿呢? 多特也能感受到导师在对待她与其他男规培生的微妙区别,她平时虽然很少被骂,但她说,“导师对我的宽容,就像是爸爸对女儿的宽容一样,他压根就没想过女儿会是儿子的竞争对手。最后,他只会把所有遗产都留给儿子”。 多特所在的胸外科,只有一位正职的女医生。这位女医生曾对多特寄以厚望,希望她能留下来,这样科室里就有两位女医生了。 AI生成图片 这位女医生在科室的生存之道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女汉子”,从发型、说话到工作方式等。多特也想过变得更“女汉子”一点,但她做不到。做不到是因为,她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拒绝否定身上的女性特质。 她经常能听到一些对男医生的夸赞,包括“男性在应付紧急情况下,比女性更冷静。比如在手术时,病人已经被麻醉了,但突然大出血,这时候男医生就会更冷静”。这一句话也通常被用在描述男女的差异上,即男性是更冷静的,女性是更情绪化的。 但多特觉得这种说法是没道理的,“面对突发情况时更冷静,并不是因为他是男医生,而是因为他经验更丰富。仅此而已,跟性别无关”。面对“女性的力量没有男性强”的调侃,她承认,自己的力量确实没有一些男性强,但不代表女性就比男性的力量差。她说,“这世界存在力量比男性强的女性,也存在力量不如女性的男性”。 但从结果上来看,女医生受歧视的现象发生在日本,也包括美国等。虽说在国内我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但多特的观察是,男医生在求职上比女医生更吃香。她说,甚至在一些看起来不需要男医生的科室,比如妇产科,她们也会希望招一些男医生。 多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公感,她觉得女医生有太多无法被男医生取代的优势。“你能想象当你张开双腿时,对面站着一个男医生吗?”,多特说完,我们尴尬一笑。我确实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立刻就能回忆出当时尴尬的感觉。 事实上,即便在一些看起来男医生更擅长的领域,比如做手术,女医生也可以做得更好。2021年,两位加拿大医学博士沃利斯(即Christopher J. D. Wallis)与杰拉斯(Angela Jerath),他们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追踪了超过130例患者,并将患者分成四类——男外科医生与男性患者,男外科医生与女性患者,女外科医生与男性患者,女外科医生与女性患者。 结果发现,当外科医生与患者的性别不一致时,术后不良结果的发生率会增加。其中,相比于女外科医生治疗男性患者,男外科医生治疗女性患者的术后不良结果要更多。 AI生成图片 多特觉得,与各个科室争抢男医生的现状相反,她觉得任何一个科室不能没有女医生。“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女医生的科室,你知道吗?”她说。我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女医生”的瞬间,顿时眼泛泪光。 04 本不该被牺牲的那部分 AI生成图片 稿件发出前,我最后一次联系多特,她终于决定要迈出第一步,试试跟学校申请暂停规培。她想给自己一年试试转行,既然对未来不确定,那就停下来试试看。 当我问多特讲述在医院的遭遇,会不会有些残忍时,她做了一个哭哭的表情,她说,那是因为她已经决定转行了,她是半只脚踏出医院的人了。 也因此,多特在讲述中会有一种“将自己抽离出来看全貌”的感觉。对于她们遇到的困境,她冷静地告诉我,不该怪到任何个人或任一方头上。“哪怕在某个瞬间,你很想把气撒到谁的身上,但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她说。 多特想,能怪哪一个医生吗?进入医院后,她放下了之前对医生的光环,“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而已”,她说。入行前,她期盼自己成为一个好医生,一个耐心对待所有病人与学生的好医生。但她现在越来越怀疑,爬到那个位置的她,是否会变成一个当年自己讨厌的医生? AI生成图片 医疗行业常提到的一个口号是“医教研”,即临床医疗排第一,教学工作排第二,最后才是搞科研。但据一些业内医生透露,实际上,科研是排第一,医学排第二,最后才是教学。原因很简单,前两者与医生的升职加薪直接相关,而搞教学没法获得这些。 同时,由于规培生是附属于带教老师的,一旦规培生在平时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带教老师也要为此负责。久而久之,带教老师宁可丢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给规培生。 多特也想过,能怪哪一家医院把她们当劳动力用吗?她理解医院作为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必须依赖像她们这样没什么经验的“劳动力”去完成一些工作。 至于待遇问题,公立医院的资产负债是个不争的事实,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梳理历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自2009年至今,公立医院负债总额不断增长。2009年我国政府办医院负债总额3687.28亿元,2021年政府办医院负债总额增至19150.69亿元。 多特回忆,自己到医院规培的近一年时间内,她每月的800块生活补助就曾停发过大半年。 “难道要去质疑病人想花更少的钱看病嘛?”,多特更觉得他们没有错。她说,“看起来所有人都没错,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些东西,而我们只是被牺牲的那部分而已”。 但在国内,并非没有地方践行良好的规培制度。三联在采访一名南部省会知名三甲医院参与规培生教学的医生时,对方介绍了他们的规培制度。 我从中归纳了几大要点,一是规培基地的管理者对教学的重视,比如医生从事教学工作的收入,等同于相同时长临床工作的三倍;二是为了提高规培生待遇,医院有额外补助,算下来,研究生一年级的规培生每月至少有5千元。年级越往上,收入还会增长,以及保证他们一周有一天的休息等。 2022年8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宣布全面实施临床学生或学员(包括规培生)的基本奖和绩效奖同岗同酬制度。换句话说,是把规培生当自己人。 AI生成图片 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据多特说,之后北京与上海的多家医院也都开始了这项“同岗同酬”制度。我事后找到了一些规培医生求证,他们拿到的工资跟其他正职医生是差不多的,且身边人都觉得这是个好政策。 写到最后,我不断地想到多特说的那句“我们只是被牺牲的那部分”。但她们本不该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没有人理应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她刊
4月14日,北京半程马拉松结束。这一次,“圆满”与“顺利”终于不再是媒体报道的“标配”。事实上,围绕中国著名马拉松运动员何杰“被保送夺冠”的质疑成为了当天最热门的话题。那么,北京半程马拉松究竟是如何陷入这场舆论漩涡的呢? 网络图片 郎导,体育正能量的代表 在陈述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说一段题外话。4月12日,微泰医疗推出了自己的新一代动态血糖仪AiDEX X,并在上海召开了发布会。配合这次新品发布,微泰医疗还联合几家公益组织推出了“不扎手指 无感测糖”公益活动,著名教练郎平则成为了这项公益活动的公益大使。我在参加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与微泰医疗的创始人郑攀博士有过一段闲聊。他问:现在马拉松比赛这么火,你为什么没有涉足这个领域?我答:马拉松比赛牵涉到的人和事太多,水太深!为何说马拉松比赛“水太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来得及向郑攀博士详述。我想,现在,透过这次北京半程马拉松所暴露出的问题,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为何这里的“水太深”了。 网络图片 冲线时,谁更高兴? 回到何杰被三名非洲运动员“保送冠军”这件事本身,稍有分析与判断能力的人应该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方三人中哪怕有一人想超越,那么最终获得冠军的应该都不是何杰。从一路“陪伴”,到挥手示意何杰超越,再到何杰冲线瞬间的振臂欢呼,只能说三名分别来自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实在是“太憨厚”了,几乎让人一眼便看出了他们的“纯朴”来。竞技体育,奋勇争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外界给出的分析是:他们都是特步签约的运动员。好像有道理,但至少到15日晚上这个时间,尚未见特步方面就此给出说法。同样没有公开表态的,还有比赛的主办方北京市体育局。 网络图片 非洲选手,一路相伴 众所周知,就在短短的二十天之前,何杰才在无锡马拉松比赛中刷新由其本人保持的全国纪录。所以,称何杰为当今“中国马拉松第一人”,相信不会有人反对。也正因为如此,有圈内人士事后为何杰开脱:他又不缺这一个冠军,犯不着,问题不在他。话虽如此,那三名非洲运动员也同样没有理由“宁要亚军,不拿冠军”呀?!更何况,几乎尽人皆知,目前辗转中国各地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这批非洲运动员,就是为了冲着奖金而来的,而冠军的奖金高过亚军,这同样是常识。所以,事出反常,背后必有妖孽!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三名非洲运动员惊人一致地“礼让”何杰,一定不是简单的“个人情感”在主导,而是某种利益在驱使。现在,不论是对于赛事的主办方北京体育局来说,还是对于利益的相关方特步来说,都需要拿出详尽的调查报告,并给出令人信服的处理意见来。否则,黑不提白不提的,不仅对北京半程马拉松这项赛事有伤,对特步的品牌同样有害,再说大一些,甚至对马拉松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都将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 网络图片 回头相望,意味深长 说到“令人信服”,其实北京半程马拉松组委会在4月13日便已经让人不那么信服一回了。4月12日,著名跑者贾俄仁加通过社交媒体质疑北京半程马拉松临时取消自己参赛名额的合理性,矛头直指组委会及赛事的赞助商特步。这一次,组委会反应的速度倒是够快的,第二天便给出了情况说明,核心意思概括起来有这样三点:其一,贾俄仁加通过官方渠道报名未中签,于是便通过了赞助商渠道报名;其二、贾俄仁加通过赞助商报名,伤害了另一赞助商的权益,故应取消参赛名额;其三、组委会事先已经与贾俄仁加本人进行了沟通。总而言之,取消贾俄仁加的参赛名额合理合法。 针对组委会的情况说明,贾俄仁加也是第一时间便进行了回击,概括起来如下:官方渠道报名未中签后,贾俄仁加通过赞助商M(当为蒙牛)及K(当为康比特)两个途径报名,短信通知其报名成功。4月9日,两赞助商均通知他的报名因为违反赞助协议,组委会将取消他的参赛名额。考虑到自己是两处报名,贾俄仁加同意赞助商K取消自己的报名。接下来的几天,贾俄仁加称一直可以在网上看到自己报名成功的信息。直到4月12日中午,他在登机由昆明赶往北京的航班上,才发现自己的名额被取消。究竟原因,则显然是因为他本人签约了中乔体育,而赛事的赞助商为特步,二者属于竞品。而且,由始至终,组委会并没有与其本人联系。 网络图片 跑过鸟巢,五环衬托 针对北京半程马拉松组委会的做法,有圈内人士表示理解:这是商业比赛,理应保护赞助商的利益。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既然是公开举行的比赛,便应该遵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因,而不应该因为运动员个人的赞助品牌是所谓的“竞品”便将其拒之门外。甚至还有人举例说:如果只要赞助商说不便可以取消运动员的参赛资格,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只要蒙牛说不,便可以将个人签约伊利的何杰也同样拒之门外呢? 网络图片 保护赞助商,还是保护体育? 其实,放眼全球,保护赞助商的利益固然是所有商业赛事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只要是公开进行的比赛,便不应以运动员个人赞助品牌与赛事赞助商竞品为理由取消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这个道理,就像奥运会或世界杯也分别有自己的赞助商,但不论是国际奥委会还是国际足联,在决定相关运动员或运动队的参赛资格时,从来就不曾考虑其赞助品牌是否是自己赞助商的竞品。某种意义上来说,允许“百花齐放”、支持“各显神通”,也恰恰是体育产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因素。北京半程马拉松的历史据称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环城赛,说起来也是相当具有历史与沿革的了,现在突然“卡”在了赞助商权益的问题上,不知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北京半程马拉松“保送冠军”的舆情如何才能消解?按理应该是“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吸取教训,诚恳道歉”,但这一次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毕竟,“严肃处理”三名非洲运动员不难,如何处置即将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何杰,似乎已经超出了赛事主力方的“权力范围”。于是,一句“水太深”似乎也就成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 网络图片 何杰,亚运会夺冠时刻 最后,顺便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当你在家中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暗处已经挤满了蟑螂!这几年中国马拉松比赛呈井喷式发展,春季更是办赛的高峰期,当大家这一次突然发现让自己难以接受的“保送冠军”问题时,,其实各种隐藏的问题与交易,已经不知道存在多少及持续多久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酷鹿体育
人类是一种永远不满的生物,在人类的词典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类又是一种超级可悲的生物,在追逐“更好”的过程中,失去 所以才有句话说,要静极思动。太平日子过久了,不折腾一下不舒服。 19世纪的欧洲,除了在世纪初有过拿破仑的大战外,牵动国力以死相拼的战争基本没有,整个100年都沉浸在和平之中。 几次战争都是有限战争,地方是局限的,参战国是局限的,战争目标也是局限的。 比如克里米亚战争,那就是英法奥斯曼和俄罗斯的事,虽然在黑海打的惨烈,但圣彼得堡的人感觉不到,更别说巴黎伦敦。 普奥战争一周就结束了,普法战争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其他至于法奥战争,意大利统一战争,都不值一提。经常是战争在几十里外打,城里马照跑,舞照跳: 网络图片 为啥呢?因为战争的目的是有限度的,并不是以灭国屠族为目标,无非是些利益上的得失,成本如果太高,失去也就失去了,不会没完没了的搞总体战。 所以你算算看,从普法战争结束后,欧洲主要大国间就基本没有战争了,到20世纪比如1910年,普法战争那年出生的人,都快40岁了,大半生在和平中度过,而后面出生的年轻人,战争也只在书本和小说上才看到过。 1913年的欧洲,茨威格在他《昨日世界》中是这样描写的:1913年的生活舒服极了。他写道,那时候的人们都有普遍强烈的安全感,公务员翻着日历就知道升迁的日子;知道皇帝就算死了还有继承人;维也纳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一场演出的好坏;战争不过是报纸上野蛮人的低级趣味而已,离文明世界已经远去… 那一年,大英帝国在庆祝他们称霸世界的辉煌战绩,开始想象2013年的帝国图景;伦敦的妇女们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到处投放炸弹;暴发户德国则时刻准备着与世界较量一下;法国则歌舞升平烂醉如泥,以为从此不会再有战争了;俄罗斯在庆祝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自信自己才是世界的未来;罗马教皇很不高兴地看着飞机飞过教堂,感慨人类对上帝越来越不尊重了。 所以在一战爆发的那一刻,各国的年轻人都兴高采烈,觉得自己的阵营会快速获胜,然后他们得到勇士的荣光和美人的青睐。 德国柏林爆发了盛大的欢庆游行,年轻人走上街头笑逐颜开。皇帝终于响应了他们的心声,向俄国开战,向法国开战,向英国佬开战。在德国青年的眼里,战争最多半年,孱弱不堪的俄罗斯工业水平和现代化水平远不如德国,法国?那是早就在普法战争中证明,德国人要击败法国人只需要一次战役。英国佬更不用提,或许他们在海上还有一点优势,敢上岸?只要一个回合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就将告诉他们,什么是陆军。 网络图片 他们踊跃参军,军列上写的,打到巴黎去的字样: 别说德国人,就连比利时这种小国,年轻人也对上战场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你看他们的笑容,是真诚的: 网络图片 英国参战后,刊发的海报,也是激动人心,人人参与: 网络图片 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欲回家而不得了。堑壕和机关枪,足以灭杀一切对战争的浪漫想象,泥泞的坑道和随处可见的断臂残肢,告诉这些在和平岁月长大的年轻人,到底什么是战争。好好的城市,轰成这个屌样: 网络图片 本来可以坐在街头喝咖啡的青年,是这个屌样: 网络图片 上去容易下去难。现代国家动员能力在那摆着,不打到人死牛瘟绝不算完事。为啥停不下?因为打仗要花太大的代价,如果不分个胜负,谁买单?只有熬死对方,让对方赔钱,本国政府才撑得下去。 你看,就这么简单。那么等到德国实在撑不下去,皇帝流亡德意志帝国完结的时候,各国付出多少代价呢? 1913年,英国的军费开支约为6.8亿美元,法国为6.7亿美元,俄国为8.5亿美元,德国为8.8亿美元,战争爆发后各国军费成指数上涨协约国方面英国到1915年军费攀升到167.9亿美元,战争结束前总军费高达810.4亿美元,法国1915年攀升到123.5亿美元到1918年总共花费了770.8亿美元 这只是钱,而人命呢?死亡人数约为1000万人,受伤人数2000万人。比如后来的德国希特勒,就是在一战中身负重伤,可惜没死。 这些数字很冰冷,然而具体到国家,就是不可承受的代价。比如法国,法国军人死亡131.5万、伤残超过280万,战时生产和前线勤务等原因导致劳动人口损失136.5万人。损失的人口大多为青壮年男性,有句话可以形容一战法国的损失: 长平式的惨败 长平之战,是赵国最后灭亡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的年轻男人,都死光了。后来二战前,英法如此绥靖,也是因为实在不想打了。 俄罗斯,为了退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我相信都知道了,沙皇倒台不算,二月政府也倒台了。最后是谁承诺退出战争,俄国人民就支持谁,不管他的过往有多么的不堪…. 无需到战后,那些战争中的年轻人,已经后悔不迭,那些参战的zf都已经后悔不迭了吧。 然而又怎么样呢?老的知道害怕了,新的炮灰长大了…20年后,欧洲再来一次,这次之后,欧洲终于丧失了一切战斗的心愿,连自卫的本能都快失去了。 好吧,现在想想那些战争爆发时人们的反应,是有多可悲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限之外
记得去年年底和今年初中共官媒高调对外宣布撤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长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小军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后,因为也已经被失踪好几个月的中共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和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仍然没有消息,所以外界一直十分关注,而且尤其关注袁洁,因为他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对他的党内最终处理,和对秦刚、李尚福等人的最终处理一样,都要等到三中全会的召开见分晓。 结果呢,就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等人的处理过程一样,如今对袁洁也是先免去其行政职务再说。 据“中国航天科工自己的”微信公号消息,该集团总部于4月12日被要求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会议,由中组部负责人宣布调升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锡明任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消息中只字未提袁洁。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就在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到航天科工宣布任命令的同一天,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也奉命举行领导班子会议,由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任命张玉金为该集团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免去其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党委常委职务。消息中也是只字示提陈国瑛。 众所周知,正常情况下的官员任命,特别是一把手的官员任命,都应该是在任命新人的同时免职旧人,或者是提前先免旧人。仅以这个袁洁当年的上任为例。当时是这个航天科工的上级国资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抢发的消息,说是2020年6月18日上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袁洁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免去高红卫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 那么,如今袁洁和陈国瑛各自的职位已经换人,而对袁洁和陈国瑛不但没有说明去处,更没有说明他们两人到底是被免职还是被撤职。委实不正常! 当初被袁洁取代的高红卫生于1956年9月,交棒袁洁时已经64岁,比60岁副省部级的正常退休年龄已经超过了4岁。而接棒高红卫的袁洁比高红卫年轻9岁,此前的职务是航天科技集团的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请注意,航天科工集团和航天科技集团是中共政权航天系统的两个不同单位,同为副部级央企。因为在中国内地的普通人对这两个集团的区别大都分不清楚,甚至混为一谈。所以有好事者特别为它们之间的区别编了这么一个精辟的段子:科技是把人送上蓝天,科工是把人送上西天;科技的对象是自己人,科工的目标是敌人;科技干的是光明正大显威扬名的活,科工干的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活;科技中的成功人士能在报纸上看到,科工的优秀代表只能将来在历史书上找;科技的成功对外说叫宣传,科工的成功对外说叫泄密;科技是为了和平事业往天上飞,科工是为了战争事业往天上扔;科技向上面要钱打着和平的旗号,科工要钱打着战争的旗号;科技飞向蓝蓝的太空,科工飞向敌人的舰船;科技是英雄,科工是凶手……。 段子有点长了,如上仅仅是节选。而且段子终归是段子,事实上航天科技也做各型战略和战术导弹,而航天科工也做卫星等各类航天产品。中国内地的一位叫“航天狗”的发烧友对此介绍的内容最为详实。如有读者听众对此有点好奇,不妨上网搜索这条“航天狗”的长文,涨知识! 现在继续说袁洁。此人1986年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飞行器系统工程专业,从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的前身航天工业部下属研究员的设计员干起, 2008年就熬成了航天科技集团的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0年后升任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而当时被他接替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职务吴燕生则就地升任该集团一把手。 吴燕生比袁洁年长两岁,在航天系统的仕途上也一直领先于袁洁,直到袁洁接棒航天科工老总,两人开始“并驾齐驱”,一直到去年晚些时间一起被“失踪”。 不过呢,即使是在担任吴燕生副手的时候,袁洁在中共媒体上的被关注程度就远高于吴燕生。比如2018年6月下旬被“长安街知事”首发的一篇报道文章,以《大国重器总指挥再获提拔,被评遇事不惊,忙中不乱》为题,说是“国之重器再传捷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新技术试验双星。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抓总研制,长安街知事App发现,该集团(2018年6月27日)上午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会上宣布:袁洁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此前他担任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原任总经理职务的吴燕生已于今年5月履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把个袁洁从他的当过空军,进过飞机制造厂的父亲开始夸起,把这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本事吹得天花乱坠, 其中特别强调的“对质量的重视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令笔者不由得联想起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口中的“虚假战斗力”。 显然,在一大票航天科技领导人中,中共高层对袁洁也是另眼想看。相对吴燕生只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袁洁则在升任航天科工老总的两年多后被安排进入了二十大主席团,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委选举”过程中,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笔者去年的12月15日在本专栏发表了《二十大上落选中委的那批人》,文中介绍了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重型国企主要负责人中产生,其中就包括二十大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袁洁。而他们中的相对年轻者,就有可能被安排进入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从而成为为当届中央委员差额选举的“陪选”人。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比如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就是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本来,当时的中共高层也只是让张庆伟“陪选”的,没成想那届党代表中有好几个地方代表团都在私下里“策反”,在“分代表团酝酿”过程中集体不投中央指定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某个时任本省副职领导人的赞成票,其中最典型的受害人就是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因为和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省长季允石同时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建议名单而在本省代表团中大量跑票,相信在其他地方省的代表团里也有跑票,结果就楞是在中委分组预选过程被“差额”掉,所幸进入候补中委名单后顺利当选,得票数也还勉强说得过去。 除了当时已经被内定为江苏省委书记接班人的李源潮,十六届中委预选过程中因在本省代表团大量跑票而落选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至少还有当时的内定河南省长候选人李成玉。 接下来的故事是李源潮在十六大刚刚开完,刚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之后的第三天即被中组部的时任常务副部长张柏林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升任江苏省委书记,接替已经“当选”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回良玉。按照中共官方当时的公开报道,张柏林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狠夸了一通李源潮后,特别强调了一句“中央认为,李源潮同志任江苏省委书记是合适的”,意思是你们服得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至于李成玉则是在十六大开过的一个多月后被宣布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升任省长。 那么,在十六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有“受害者”自然就有“受益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当时自己也不敢想虽然被安排进了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但居然会真得当选的张庆伟。而二十多年前的十六大党代表们之所以对他另眼相看,是因为他是当时已经成功发射的“神五”、“神六”的实际负责的副总指挥,“大长了民族志气,大灭了美国和西方航天发达国家的威风”。 说起来这个张庆伟已经是从十六大至前年二十大的连续五届中央委员了,但他在2007年连任十七届中央委员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安排了一个新职务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直到十八大召开的才一年才被升为河北省的副省长、代省长……。 当然,前年的二十大时,开始连任第五届中央委员的张庆伟就已经被内定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但是,相比在航天系统都比他张庆伟晋升得晚,但却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荣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袁家军和马兴瑞,就证明他张庆伟的晋升副国级不过是对一个五连任中央委员的“元老”人物的政治安慰而已。 不过呢,当年张庆伟的如同中了彩票一样的政治幸运在习近平时代就很难发生了,道理就在于习近平时代的全国党代会代表们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一般不敢与中央意图对着干,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唐一军在二十大上的落选中委了。用一位知情人的话说,二十大上浙江代表团和辽宁代表团上上下下都对唐一军义愤填膺,而两个代表团的团长也故意不对代表们做说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届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的那部分当时还是地方在任副职者大都当选,自然也就轮不到本来就是被安排陪选的包括袁洁在内的央企老总中的几个“年富力强”的陪选人。 前面已经介绍完了袁洁是从航天科技到航天科工两企业窜来窜去的,而别看前面介绍的陈国瑛是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岗位上“失踪”的,他本人其实是和袁洁一样的航天专家出身,而且在2022年2月调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之前,先是从2018年5月开始在高卫东手下担任航天科工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继而又在袁洁手下担任该集团的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等于在同一单位里被升了半格。 除了这个陈国瑛,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位置上被于去年12月底宣布撤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刘石泉,更是航天系统的老资格而且还是“特等功臣”,因为“中国寻航导弹之父”的称号而连任过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此人2013年初就已经被任命航天科工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19年2月就地升任该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2年5月才转换跑道,调升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总之,已经被撤消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四个人加上在很可能会在未来三中全会上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袁洁以及袁国瑛六人,全都是“火箭军窝案”的同案犯。另外一批同案犯则已经在上个月被以罢免或被“辞去”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形式对外证实,他们分别是:2022年之前任火箭军副司令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副参谋长张振中、火箭军装备部前部长吕宏、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前前司令员周亚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张育林、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饶文敏、火箭军前副司令员李传广……,再加上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前火箭军司令员)和当年分管卫星发射基地的装备部长出身的李尚福。再往前追的话,至少还应包括2022年二十大前先当选党代表又被取消的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中将司令员,曾担任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的尚宏中将。 当然,整个火箭军窝案的涉案人肯定远不止这些,特别是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下属部门的司局级以下贪官以及火箭军、总装备部内少将及少将以下的中级将军中截止目前已经失踪了多少,外界很难知晓。比如前面说到的王小军,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区区一个研究院院长,被秘密关押个几年都很难被外界知晓,除非其至爱亲朋斗胆主动对外曝光。 不过,无论是火箭军还是总装备部,无论是航天科技还是航天科工,其中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失踪的高级将领们和副部级老总们如今的“下落”都已经明了。这也许说明对整个“火箭军窝案”的调查已经进入尾声,接下来就是要等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对他们中的够级别者进行的党内处理结果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看到很多人问:网红猫一杯为啥造假会玩脱,到底是不是因为她无意触碰了“学生减负”这个问题? 此外,一个千万粉丝的网红,为啥要造这么个假?图什么? 网上的答案五花八门。 作为一个“准专业人士”复盘下。就不多作什么道德评价了,网上讨论已经很多了。只是就事论事。 猫一杯造假为啥玩脱?“假的真不了”这些不言而喻的也不讲了,直接原因,应该是因为那个“假舅舅”。 或者说,她和团队都料不到“假舅舅”接了招。 从最开始捋起。猫一杯造假的时候,肯定是作了风险评估的。 她和团队当时应当是认为,“巴黎捡到作业”这个事是安全的,因为这个事儿有个特点:不落地。 什么叫不落地?就是它不牵涉到任何具体的地方,也不牵涉任何具体的政府部门。 注意看,她只编了一个“一年级八班秦朗”,没有说任何省市区,也不肯说学校名字。这就是鸡贼的地方。 中国那么大,有无数个一年级八班,也有无数个秦朗。这样一个无头事件,它就不落地。 况且作业本来就是假的,所以也不会有当事人;没有当事人,事件就永远是无头事件。 这是他们造假遵循的两个“硬指标”: 第一故事千万不要太恶劣,只能捡到作业,不能捡到孩子。 第二信息千万不要太具体,只能捡到秦朗,不能捡到铁岭莲花乡池水沟子秦朗。 这样就不容易玩脱。 此处再插一句:为啥又会想出编个捡作业呢? 因为是挺老的常见套路了。早在几年前,各个地方都有博主捡到过学生作业了。23年在意大利都还捡到过。 当然,之前那些“捡作业”未必是假的,但总之这个梗很陈旧了,尤其近几年短视频流行之后,捡作业的次数涨得很快。 有网民就发现,猫一杯“巴黎捡作业”故事刚出来,就有视频博主说必假,结果当时还被围攻。为什么能看出假?就是太套路了。同行看同行,还不是一眼懂,你穿不穿马褂都知道你是小说相声的。 只有单纯的网民,到处找秦朗。 有人说,呵呵,猫一杯“捡作业”,会显得学生负担重,会被零容忍的懂不。 事实上不至于。一两本作业,非常严重吗?并没有。请记住,她造的谣,是捡到两本作业,并不是捡到两书包作业,更没有故意拿书包去称重。 孩子旅游,带上两本作业,不算什么不能接受的事件。毕竟不是带着作业上手术台对不。 毕竟她只是要流量,并不是要去死。她的造假视频,也根本没有敢往课业负担上去引导。 再者,在后来的网民评论上也没出现“延烧现象”,往孩子的课业负担问题上去烧。倘若这个发生了,倒是危险的,可事实上也并没有。 如果你还不信,可以看看各地官微、官号当时的反应。它们之中有不少去凑热闹转发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不落地”的事件,这个谣是个“不落地”的谣。 就算有某个学校给一年级学生多布置了点作业,小小地违规了,又咋滴呢?铁岭的学校,风陵渡的教委,绝情谷的公安,会去查证回应吗?不会啊,不挨着人家啊。 所以猫一杯就认为自己基本安全。 然而几天之后,随着事态发展,她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凭空跳出来一个“孩子舅舅”。 当时跳出来的亲戚其实有好几个,但这个舅舅最扎眼。他说秦朗是我外甥,是西场小学的,而且IP是江苏。 这一下麻烦了。本来“不落地”的事情,一下子给整落地了,给猫一杯脸朝下硬着陆了。 这就像量子力学,不观测就不坍缩,一观测,就坍缩了。又好比薛定谔的猫,本来不会死,结果被舅舅一榔头把箱子给豁开了,猫也死里边了。 江苏有几个西场小学?很好找啊。纯情的网民“全网寻人”,都去问候学校:你们咋不回应啊!你们出来致个谢啊!猫一杯那么善良可爱,你们学校不感动吗? 甚至主流媒体搞不好还要跑去采访,看能不能做几条短视频完成工分。 这下人家当地不能坐视了,你硬Q到人家头上了啊,搅得学校不安生啊。 那人家不得来了解了解啊。不是我要查你,是你自己挂了我的号,进了我病房,躺我这儿了,还非说肚子疼。 那你还怨我嘎你阑尾啊? 不然广大患者误以为我医生没医德啊。 这下口子就揭开了,“舅舅”是假的,那丢作业是不是假的啊。她属地是杭州啊,人家杭州也要查查啊。一排查出入境信息,没有这个秦朗啊。 此刻猫一杯是真的慌的。团队对这个事应该是始料未及的。 之前她们以为,不怕假的家长来认领,因为解释权在我,我宣布他是假的就行了,这个事就可以继续不落地。 然而她忘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只要观测,就会坍缩;不只是真舅舅会导致坍缩,假舅舅也会导致坍缩。 西游记里的葫芦记得不,答应真名被装,答应假名要也被装。 于是猫一杯只好推拒,不要啊大夫我没病,不要听诊器,我怕凉。还赶紧出声明,说孩子找到了,到此为止打住吧。她们当时应该特别希望找个秦朗出来,把该死的作业认了。 可事情到这个时候由不得你了。一查,果然造假,于是事情就这样摊开了。 那么处理不处理?当然处理啊。造假实锤,影响又大,怎么不处理呢。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最后还有一点,也是网上很多人好奇的: 一个千万粉丝的网红,造这么个假,图什么? 这是大家不了解网红对失去流量的恐惧。 网红的一大典型特点,就是没有作品。如果有作品,那就不叫网红了。 好比余华在网上也很红,但余华并不会恐惧大家不谈论他。他靠《活着》活着。 网红是不行的,一个热点只能维持两天,撑死一周。在一波流量之后,就要马不停蹄去炮制下一波流量,剃网民的头。 一着急,就忘记了一句老话:正月剃头死舅舅。 原来并不是害死舅舅,而是一个被动句:死于舅舅之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虽然不是爱好者,但看到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的这一幕,我还是被震惊了: 最后几百米的冲刺阶段,某中国选手,在三名非洲选手的陪伴下,以1秒的微弱优势反超,并取得冠军。 中国选手咬牙坚持,旁边的三位非洲选手却气定神闲,疑似放慢速度。还有人回头,为中国选手指引,并摆手示意中国选手赶快换到冲刺赛道。 网络图片 这意味深长的一幕,连央视直播的解说员都给整不会了。 解说员1:这四个人是并排齐跑啊 解说员2:对,齐头并进 解说员1:我们的特邀外籍选手,是在和何杰沟通的吗? 解说员2:好像也在给何杰加油鼓劲? 解说员1:对对对,是的 解说员1:我们看四个人很有默契啊 解说员2:对,今天在全程的路程中,这四个人都是保持在一起 解说员1:是的,还有沟通和交流 解说员2:这样是不是也是选手之间的一种相互促进? 解说员1:对的,是一种积极的促进 四个人,全程在一起,还有沟通和交流,似乎还有人给中国选手加油鼓劲。 这已经不是默契能说明白的了。 怪不得有网友说,这个半程马拉松,就是赤裸裸的“伴程马拉松”。 这跑的哪里是马拉松啊,分明就是人情世故。 网络图片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观?媒体的报道客观而含蓄: 公开资料显示,特步是今年北京半程马拉松的赛事合作伙伴,何杰是特步签约运动员。 而另一个可能相关的事实是: 中国健将级选手贾俄仁加,半马记录是62分23秒(何杰本次是63分44秒),本来是有资格作为特邀选手直接参赛的。但他却自己报了名,4月12日落地北京后,却被赛事组委会取消了参赛资格。 很多人表示,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贾俄仁加是中乔签约的运动员。 体育比赛之中存在品牌方之间“权力的游戏”,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像取消比赛选手比赛资格的暗箱操作,也都可以想象。 但我竟不知,也不敢相信,弄虚作假,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把戏,什么时候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堂而皇之了? 《小窗幽记》中说,为恶而畏人知,恶中犹有善念。但这次伴马保送,在首善之区,有央视直播,朗朗乾坤,众目睽睽,他们怎么敢的?就不怕人发现吗? 有一个不太严谨但我认为还算靠谱的推断是: 他们之所以为恶而不畏人知,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他们敢这么干,知道即使这么干,也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大不了发几句“正在核查”“会有后续”之类的通报,越来越多的事情,不都是这么处理过来的吗? 不让作恶之人之组织,付出无可挽回的代价,让他们及试图效仿者不敢再这么干,那么他们就敢一直这么干。 顶多再下次的表演中,换几个演技更好的演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今年4月15日是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作为中共党内曾经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胡耀邦对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哪些贡献?又为何被迫辞职下台?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对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 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树》) 这是词作家邹友开1989的4月15日在听到胡耀邦的死讯后,创作的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并成为中国民众对他表达哀思的象征。 胡耀邦忌日被上岗 高瑜: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35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对胡耀邦的纪念始终不断,而当局则仍在采取严控打压措施。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贴文说:“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国都有公民被上岗,从昨晚站到今晚,24小时限制自由。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反党’行为。” 她还说:“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爱戴,否则他的离世也不可能激发起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 中共当前号称‘全过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领导人胡耀邦的第35个忌日,用上岗这种专制威慑,阻止人民的纪念,更是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体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顾 胡耀邦出生于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浏阳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农红军。抗战期间,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委、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共建政后,胡耀邦历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检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国在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领导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党内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检讨并辞职。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民众自发对其悼念,并由此引发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胡耀邦的政治遗产与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后,曾对家人自评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 对于胡耀邦的政治遗产,现在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总结说:“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大胆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异议人士,也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等。” 其一: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现在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真相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社会所了解。 蔡霞说:“直到2018年,(中共)还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功劳归于后来的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福明,其实这里有一个严重的歪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胡福明一个人的提出,真正要讲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党校这边。” 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诉本台,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党校内部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党内的各种是非教训,从而引发党校内就如何看待毛泽东、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问题的讨论,并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恰好,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胡福明此后不久也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最后,在胡耀邦主持下,将党校内和胡福明的观点整合修改,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首发。这为文革后破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支点。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 消除“政治贱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诉本台,虽然这些平反工作是从党内开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着眼点却是在全国范围。当时从干部、右派、各领域精英到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和军人,再到农村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上其亲属及被株连者,上亿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复政治名誉,不再有“政治贱民”。 “他的这个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几千万、上亿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觉得他心里是怀着人民的,并不是上面有指示。没有人指示他。” 蔡霞认为,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行动,在组织上打开了政治桎梏,为中共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其三:主张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 胡耀邦在当政时期,还主张“解放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他曾在中央党校内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张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这也体现在胡耀邦反对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并支持保留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众在西单贴大字报,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时称“民主墙运动”。1979年3月25日,当时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提醒中国社会须警惕邓小平成为另一个独裁者。魏京生因此被当局逮捕,后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当年的6月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很明确地提出,他不赞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享有最大的自由。” 胡平认为,胡耀邦在面对体制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下,依然能如此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非常难得。虽然胡耀邦在当时看起来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见,但这番话就已经足够分量。 “因为共产制度说到底就是剥夺、压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坚持要维护人们的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这种主张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就是对共产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胡平说。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至今,一些学者依然认为,胡耀邦在任时期并没有提出过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续了“打倒四人帮”后有限度放松政治管控的趋势。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经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胡耀邦提出,我们要改革的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搞全面改革。” 她说,胡耀邦刚提出这一观点时就遭到党内很多人的反对,但是隔了一、两年,他再次谈到政改问题。 “胡耀邦的改革意识、解放思想,敢于往前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如果讲这方面的魄力,没有人超过他。”蔡霞认为,邓小平后来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给政治体制改革划下了不可触碰的“红线”。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为何在中共体制内无法存活? 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为了清算四人帮,让老干部回来。同时,胡耀邦也参与推动了改革开放,把共产党的统治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民众的支持并没能让他得以继续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终,他还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干部打倒。 程晓农说:“他的悲剧本身说明,共产党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想要凭着本心,多为民众着想,而不是为一批官僚和他们的子弟着想,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统治机器所不容的……。尖锐点的话就是说,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开放。如果是容得了开放,这个统治就不稳定了。” 蔡霞也认为,胡耀邦并不是一个中共体制的反叛者,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胡耀邦的假设还是“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做了错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党弄好。而中共实质上就是一个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两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里从来都是装着有人的。他把每一个人当人,而共产党把每一个当工具。这个本质上是不同的。” 蔡霞说,“你要站在人民一边,那跟共产党的谋私利,它就是极端对立的。” 胡耀邦与邓小平、习近平的差异 作为中共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与邓小平及习近平有怎样的差异呢? “胡德华的名言是,邓小平搞改革是为了救党、胡耀邦搞改革是为了救民、救老百姓。” 蔡霞认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就是他一心为民的最明显例证。同时,从胡耀邦很多讲话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于党的位置,而邓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这个位置上。 蔡霞认为,虽然邓小平也讲改革,但他与胡耀邦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产党本质上的生存的权宜之计,而胡耀邦他们不是。他们本着一种信念,经历了风雨、经历了坎坷,他们还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国 )推向前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注定了邓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习近平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而且注定了习近平会比邓小平倒退得更厉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旨在实现党内民主、保护不同意见,并且限制老干部们的权力。习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过其目的却是帮助强化其党内权位。胡耀邦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而习近平却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次数的限制,为实现专制独裁铺路。她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就没有讲过党内民主,也不讲人民的民主。” 呼唤体制内良心 促成中国早日民主化 谈到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诉本台: “胡耀邦的这段历史,证实了中国老百姓可以拥有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被打压,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更好?如果没有习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个样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现在的中国会完全不一样。” 蔡霞也强调,现在纪念胡耀邦,不等于是期望习近平能够继续深化政治改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于呼唤党内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产党是坏的,但不等于共产党里的人都是恶魔。其实像胡耀邦那代人,他们到改革开放以后谈人民、谈民主、谈政治改革,他们是有信念的。他们经历了中共的政治运动,深深地看到了这个党的问题。”蔡霞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有信念、有良知者的杰出代表。 “这个良心并不仅仅是出于人性的本能,而是出于他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才能在那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他们所能,去推动思想的解放,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华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变局,走向现代民主社会,一定要有胡耀邦这样的人,作为民族脊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不论他是来自党内还是体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远远超出了所谓“共产党里的人”,他其实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艰难向前的一个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纪念胡耀邦是对体制内官员的一种召唤,唤起他们内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这个历史有所松动,有可能往前走,我们需要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在那个时候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选择顺着历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为这个体制去卖命。解脱自己, 也是为中国历史做点事情。” 胡平则认为,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要发扬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努力让中国的民间力量东山再起, 透过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国早日迈向民主化。
联合早报引述路透社报道,一位同济大学学生向德国总理舒尔茨提问:听说德国大麻合法化了,我想去德国学习,不想吸大麻怎么办? 网络图片 看起来这真不像是有正常智商的人能提的问题。 不过,如果这样的活动有记者在现场,不至于把问题听错。有网友进一步核实,证明路透社不会是瞎编的。 网络图片 我也查证了一下,舒尔茨访问中国,第二站是在上海,到同济大学和同学们交流。据说,同学们外语都很好,全程用德语表达。 可能存在使用外语不够精确的问题。但是大致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德国刚实行大麻合法化,这位即将去德国留学的学生很担心,也可能是故意的幽默,他才这么提问。 他潜在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大麻合法化,等于人人都要吸大麻,等于宿舍种大麻,等于自己不吸很麻烦…… 不要觉得这样的人是少数,在德国驻华大使馆微博关于舒尔茨访华内容,点赞最多的评论就是这样的: 网络图片 估计有关方面也很头疼。要知道,在现在这种环境下,主要西方国家的领导很少愿意到中国来,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舒尔茨,还碰到这样的“幽默”。 同济大学前段时间很火,因为很多学生去听了张维为的演讲,和他一起合影,都露出了自信而迷人的微笑。有人为那些学生辩护说,大家其实是去看笑话的,并不是真的喜欢张维为。 在很多文章里我都支持现在的年轻人,但是我知道对大学生不要寄希望太高(据说毕业后会好一点)。同济大学的学生,肯定支持张维为的居多,不光是同济,其他大学也一样,否则,反而是“不正常的”,校领导也会睡不着。 不管合影中的那些同学是否赞成张维为,都不会影响他们快乐合影,因为那就是他们要向世界展示的面孔:爱国的,快乐的,一致的。 我不知道这个提问的同学有没有去听张维为的演讲,但是他和网上流传的张维为那些发言思路是一致的。他德语不错,张维为据说外语也很好,对国外生活很熟悉,他们不是真的不知道外国的情况,而是一种“习惯性贬损”,一种发言习惯。 这是当下互联网常见的“爱国幽默”,也是一种常见的逻辑。在公号后台,我几乎每天都看到类似的留言。只要是欧美或者日本的,一律都是坏的;因为在纽约访学,发文章的地址现实纽约,几乎每天都有人指责“在美国还写我们中国的事干嘛”。 不太相信这些是AI,或者是什么“踩缝纫机的”,相反,他们就是生活在身边的人。其实据我观察,一些人还是读过大学的,但是在当前舆论日复一日的塑造下,养成了一种下意识反应。 这种“反应”,是安全的,“正确的”,因为其“安全”和“正确”,又会有更多喝彩者。不断重复操练之后,就是一种“真实思考”。他会发自内心那样认为。朝鲜群众流下的眼泪,成分和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十几年前,还要组织同学们在网上发这样的评论,还要发补贴,现在几乎是自动的、下意识的生物反应,至少节省了一批经费。 我也很理解他们,因为他们这样做,其实有利于提升或者维持自己的幸福感,要是多思考,多了解现实,人只会感到更痛苦。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