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地疑为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受困于金钱与意识 刘丽在镇上买的房子，烂尾了。 她今年45岁，北京人，2018年心甘情愿掏出家底，想换一个在山清水秀的小镇安静养老的未来。 镇上的楼盘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她交钱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小镇热闹的一年。 镇上一家地产公司工作日志里写着：xxx推荐到访549名客户、成交14套房（总价值3360万元）；日常接待人数：15946人。在一本被遗弃的工作笔记里，一个人为2019年定了计划：卖掉10套房，拿提成。 这些充满斗志的故事还有另一面：把房子卖给刘丽的那家地产公司后来没钱了，账单显示，他们欠着菜农22598.5元的菜钱。 小镇地产项目遗落的文件资料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菜农是否拿回了钱，没人知道，但刘丽的房子和钱都没拿到，尽管赢了官司。 现在的小镇就像一场大马戏结束，客人离场，大象回笼，剩下的人在场子里，漫无目的地清理垃圾。 镇上旅馆老板李怡成了这样的角色。今年67岁的他在暗夜里倚靠在旅店门口，叼着一根烟，对偶尔住店的人报出228元一晚的房价——在曾经繁荣的镇上，这个价格很合理。 但时过境迁。游客只要穿过镇口，就能轻易找到一家80-100元上下的旅店。 李怡说，自己和小镇一样，心里藏着一个通过土地实现繁荣的梦，真实又遥远。 铁矿小镇转身 回溯前半生，李怡捏着烟蒂猛嘬了两口：“失控了。” 这个小镇在华北地区，人口大约两万，附近有清朝皇帝旅居的行宫，镇内的河水流进为京城供水的水库，镇上的人对这一点很骄傲。 李怡也很骄傲。 他思想传统，对“水”着迷，认为这条河是祥瑞之兆，能够带着小镇和他一起致富。所以他的旅店就在河边，用他的话说，这是风水宝地——水流不断，生意不断。 除了河，小镇还有山，有耕地。 这类华北平原村庄形成大约有600多年。元末明初交替之际，明太祖结束了长期的战乱，鼓励垦荒并向华北移民，之后的明成祖将都城从南京迁往现在的北京，也就是明朝的永乐年。 用汉学家杜赞奇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小镇提供了大量关于农耕经济为主题的样本。直到城市发展，现代工业崛起，小镇因为探测丰富的铁矿，逐渐脱离农耕的生活生产方式，但600多年农耕所形成的思考方式依然存在。 “怎么能赚钱过日子，就做什么……”，镇上人说，这是属于他们的循环。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大兴土木。李怡承包了镇上一个小铁矿，每周往北京送几卡车的铁精粉和铁砂石。 十数年，矿机不眠不休地运转，让他攒够了资本，在当时花十几万买下镇上的三亩地，摇身一变，从矿老板变成地产“大亨”。三亩地至今仍被握在李怡手里，他在上面盖了四间商铺，用来收租。 那些年，小镇经济围着铁矿转，每年一千万吨的产量，贡献了当地75%左右的GDP。 历史学博士李里峰在《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提到，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是国家权力逐渐延伸到乡村，传统的乡村社会逐渐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进而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这个小镇就是挖着铁矿，投入国家建设大潮的。 2011年，省里把绿色经济写进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那之后，李怡发现来矿上做安全检查的人多了，到2015年末，小镇和所属的县城接连关停三四十家矿业企业。 机器的轰鸣声停了，留下的矿机被卖到远乡。李怡变卖了矿上的那些设备，认真打理自己三亩地上的旅馆。 李怡转身很容易。但对于这个传统的小镇来说，失去了经济支柱产业，要换个赛道却不那么容易。 踌躇了两年多，省里在2017年召开了旅游发展大会，小镇嗅到风向，决定发展文旅。 采矿是跟土地要钱，文旅也是。 小镇内的无人居住的地产项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那之后，从县里到镇上，仗着离京近的地理优势，计划新建和续建十余个文旅项目，涵盖40余种旅游业态。 以小镇所在的县城为例，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累计完成104.1亿元，占全部投资比重47.6%，全年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总收入达118万人次和9.8亿元，分别增长35%和38%。 挖矿的时代结束了，土地开发大潮在镇上拉开序章。 文旅故事 土地开发是小镇经济发展的出路，也承担了县里从“矿业”到“文旅”的转型梦想。 十余个文旅项目陆续在2017年前后开工建设，几大耳熟能详的地产开发商带着巨额资金高光入场。 曾参与小镇地产项目前期调研和投标的设计院总工杨晓记得，他和开发商来到小镇后，受到了极大的礼遇。镇领导特意安排他们入住附近景区的酒店，饭局喝的酒提前灌在了矿泉水瓶里。 调研结束后，开发商支付了14697万元，拍下了小镇的2块地。在杨晓提供的项目信息表中显示，该项目初期规划面积70余万平方米，面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相近。 对于从铁矿向文旅转型，李怡说他能理解，“有次和机关的人喝酒。对方说停了铁矿之后，镇上很快就感受到土地开发给财政带来的好处。” 李怡这才知道，卖地赚的不止是土地的钱，还有税——卖地的财政收入尽数留在当地，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来的企业，都得缴税。 空置的商业街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在这种逻辑下，全国各地反复上演土地开发的故事，地产大亨带来巨大的资本浪潮，一个一个县城，一座一座城市的席卷。人们将其视为繁荣的象征之一，对拔地而起的高楼喜闻乐见。 小镇想在这股浪潮中为自己裹上一件与众不同的外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找好市场定位，说好产品故事”。 李怡回忆当年繁华的时候，也去售楼处凑过热闹，对蜂拥而至的外地人，销售的话术是“紧邻金山岭长城、卧虎山长城、司马台长城，坐享文化旅游资源，以后肯定是升值的。” 杨晓曾参与的项目在宣传上，推出了5+2生活方式的概念——周一至周五居于繁华都市；周末就来小镇，体验绿色自然的环绕。 在小镇房价只有5千元/平米的2017年，该项目的销售均价超过1万元/平米，一度飙高至接近2万元。 土地开发让各地的商人、劳动者和生意人像大迁徙一般蜂拥而至。 当地的原住民也把旅馆、餐厅都开在镇中心街道上，那会儿一辆面的一天能跑出300多块钱。 地产“大亨”李怡的旅店也在那，靠着早年在矿上积累的人脉，那些来镇上修铁路、盖房子的老板和包工头都住在他店里。 2018年，小镇脱贫。 也是那一年7月中旬，华北下了一场大雨。 一场大雨 那场大雨，把小镇的建筑垃圾冲进了河里，垃圾混着泥沙流进水库，影响了下游的水源。 被雨水冲刷出来的，还有当地涉河建设项目的违法违规问题。水利部副部长为此亲自挂帅，进驻小镇调查。 中国水利于2019年发布的通报 图源：中国水利网站 在2019年10月的调查报告指出，该镇不少建设项目存在违法违规问题，部分建筑物侵占河道，个别项目严重超挖河道导致河势改变，建筑物紧邻岸线存在防洪隐患等。 同年，当初主导文旅地产项目的县领导被双开。河边盖的100多栋别墅也被推平，筹建中的河边酒店停止施工。 李怡记得，当时不少已经付了全款的业主到镇上登记，要求赔付。但其中有五六套却别墅无人认领——这成了广为流传的小镇轶闻。 连锁反应的序幕拉开。 周边的几个地产项目价格应声下跌，交付定金准业主们要求退订，原本还在观望的则毅然选择退出。开发商先开始拖，让之前卖房的销售来善后。但作为一个责权都没有的打工人，只能反复地回答：退款无法办理。 开发商的资金问题也逐渐暴露。期房卖不掉，也就没办法给供应商结款。随后，部分开发商试图将房子卖给施工方，用于抵消工程款；也有开发商开始清编，原本100多人的销售团队被裁了50多人。 和刘丽一样选择诉讼解决的业主不在少数，但等了快一年，判决下来了，卡在了执行阶段。有业主在群里说，（开发商）肯定没钱了，“新闻说老板跑路了”。 河道的别墅，目前已闲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人们离开了小镇。 李怡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为镇上的人贴上标签——原住民、退不了房的，还有住不起知名景区酒店动辄单价千元的游客。至于，原来那些和地产、基建相关的打工者，现在都散得差不多了。 一份2020年4月的值班表显示，当月只有一个人在册。而这个人在2018年人员花名册中，是经营部负责年终总结的领导。 那位梦想在2019年卖出10套房子的销售人员或许早已经离开了小镇。 但当地人还是不理解，怎么一场大雨，一切都停了。 “都没了” 2023年12月末，雪落华北，傍晚5点，小镇就黑透了。镇上开了路灯，罕有行人。 一天下午，李怡心血来潮，吆喝着要去那些曾经喧闹的项目转转。路上一片雪白，被他的车一碾，露出乌黑的沥青。 离开小镇不到4公里，一排建筑孤立无援地立在坡上，李怡说这几栋是那家顶顶知名地产商的项目。 “这还不算什么”，李怡指着不远处说，那是建到一半的酒店公寓，现在有几间房，还堆着被褥和生活用品。 住在里面的人说自己是“看摊儿”的，可放眼望去，大门、楼栋、销售中心都挂了锁。工作人员自己也说不清，还有什么要“看”的。 “反正一个月有个几千块钱，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一位工作人员自嘲道。 开过河上的一座小桥，李怡一边叼着烟，一边打方向。“华北地区很多山都是向斜构造，就像千层饼的构造，那些开发商竟然想得出在山上建房。” 从小镇到县城，李怡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各式各样的地产项目都会在眼前掠过，有的建成、有的还没。有那么一瞬间，李怡在面对土生土长的原乡之时，觉得有些陌生。 还有点生气的是镇上一处近山楼盘，据说里面住着不到20户来自京城的老人家，开发商在2022年11月15日勉强交付，只不过楼盘还没有集中供暖，要办理供水供电供气之类的手续，得去40公里外的县城。 鲜有人居住的新房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老人们感觉自己像是被遗忘的人。但李怡却觉得他们还不错——至少交了房。 小镇很多事都变得物是人非。李株在学校边上经营一家汉堡店，孩子读4年级，从去年开始，她发现学校加收的杂费和学费都涨了。她和家长在小群里你一言我一语，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钱了。 李怡身边不少朋友向他抱怨，工资和绩效被拖了好久。 一场雨浇灭了小镇的地产梦。 回旅店的路上，李怡嘀咕了一句：“之前靠矿，后来靠房地产。现在两样都没了。” “内卷”与无力 黄宗智在1979至1980年用英文书写《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时候，创造了一个词——involution。当时出版社将此翻译为“内卷”。 他对内卷的定义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是由小农经济孵化出的小农意识产生，这种意识会让人更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长远的发展。 正是因此，一些社会有意识地进行转型，在他们的小农经济往市场转化的一两个世纪里，华北的小农经济，仍是小农经济。 时过境迁，尽管李怡早就摆脱了小农的身份，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的意识仍是。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汉化出版之后不到十年，深圳在1987年拍卖了中国的第一片住宅用地，面积8588平方米。此后，房地产产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 空置的地产项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此后的2009年，央行和银监会联合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地方的城投公司，就是这类融投资平台。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钟宁桦和团队研究认为，地方城投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做了很多非盈利的项目，比如造桥修路。依据一线城市土地价格上涨的规律，当基建完善后，土地便会升值，通过拍卖以获得更高的溢价。 小镇所属的城投公司，也在2009年成立。 依照当时的政策，小镇把公有企事业单位的资产纳入城投，比如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等，更好地发挥投融资平台的作用：一方面减轻了当地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能有效提升的土地价值。 次年6月3日，镇上卖出3万多平方米的土地，这条消息挂在小镇所属的国土资源局的网站，这是网站里最早一条土地拍卖的信息。这笔交易比“中国第一拍”晚了13年，但卖出的面积是深圳的3.5倍，入局稍晚，但步履不停。 李怡试图进入城投体系，为新建的商品房做终端的净水设备。他用尽了自己的私人关系，可没成功。 跟着一线城市的规律，小镇很快尝到了甜头，土地价格随之上涨。但十数年下来，被授权拥有土地拍卖资质的地方城投，为了基建，以及没有及时收回土地拍卖款项，累计了高额债务。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用“饮鸠止渴”来形容想要依靠卖地而走出发展困境的县城。他觉得，（房地产）不是解决县城困境的方式，也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道路。 县城规划馆一角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
提起精英荟萃的地方，美国硅谷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科技是这里的代名词，海量的工作机会和可观的薪水吸引着无数科技人才在此汇聚，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亚洲移民。 然而在光鲜的背后，很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今年二月份，一个16岁的华裔女高中生卧轨自杀，让硅谷的高中在美国互联网又引起了讨论。 网络截图 网友们叙述着自己在硅谷上学时的经历，以及对硅谷课业压力的所见所闻。 “我女儿以前去过那里，那个环境就是高压锅。” “移民家庭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竞争激烈得仿佛失控了一样。” 网络截图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过去十几年内，硅谷的高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自杀潮。 这些破碎的家庭都想把孩子培养成课业满分的谷爱凌，然而他们的幻梦都破灭了。 01、爆棚的压力 事发高中名字叫做冈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位于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市，这也是硅谷的主要城市。 在这所亚裔占比近一半的学校里，学生十分优秀，每年约有20名学生进入斯坦福大学。74%的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 与冈恩相距不远的另一所精英中学Paly高中（Palo Alto High School），情况也类似。亚裔近四成，美国高考SAT成绩超出州平均水平近200分。 然而，伴随亮眼成绩一同出现的，是该地区难以忽视的青少年自杀率。 2009年至2010年，帕洛阿尔托有六名高中生自杀。2014至2015年，又有五名高中生自杀。 由于城市里有铁道经过，因此学生们自毁的方式也出奇的一致——卧轨。 网络图片 频繁且大规模的案例让舆论哗然。随后学区采取了多种措施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不过，此后的几年虽然没有再出现过自杀潮，但总还是有零星的案例。 2017年，冈恩一名高年级学生在家中自杀身亡；2021年，已经从冈恩毕业四年的新加坡裔男生卧轨自杀，此前他已与抑郁症抗争多年。 在外人看来，精英学校的孩子家庭富足、前途无量，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令人费解。 事实上，这些悲剧的来源恰恰在于精英文化。 在帕洛阿尔托，学生的首要目标是进入顶级大学。 但申请名校谈何容易？二十几年来，顶尖大学的录取率不断下降。 以哈佛大学为例，1990年的录取率为14.3%，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2%，如今更是只有3.19%。 网络图片 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学生只能尽可能多地选修高难度课程和参加课外活动。即使他们对这些都毫无兴趣。 Paly高中的泰勒·邱，一进学校就参加了水球训练班。此外她还是校游泳队、女童子军、爵士乐队和话剧团的成员。 回到家后，家里也有一些雷打不动的规矩：家庭作业做完才能玩，学校布置的所有任务也必须要完成。 同大多数亚洲父母一样，泰勒的妈妈每天准时到校接她回家，清楚她每一次的考试时间和成绩。 密不透风的作息安排让泰勒喘不过气，但她能做的却只有遵从父母的意愿。 最终在一天夜里，泰勒吞下了一瓶止痛药。好在父亲及时发现，才没有酿成悲剧。 竞争是加剧学生压力的另一大因素。 “有人成功了，就意味着其他人正在落后。”这是帕洛阿尔托学生们的信条。 有时候，这种比较还会延伸到家庭，孩子和父母比，和兄弟姐妹比。当发现自己落后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失望感。 长此以往，没有进入顶尖大学即是失败，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 2015年，当自杀潮被媒体报道后，毕业于哈佛的NBA球员林书豪发帖讲述了自己在Paly高中的心路历程。 网络截图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高一的时候，就坚信接下来四年的平均绩点将成就我的未来，或者毁掉我的一生。” “我每天都在思考，每份作业、每个项目、每次考试都决定着我进入顶尖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决定着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 林书豪还表示，无数个星期日的晚上，他都会从没考好的噩梦中惊醒，一身冷汗。高中短短四年，他就经历了两起同学自杀的事件。 高压程度，可见一斑。 02、更艰难的亚裔 对于亚裔学生来说，面临的压力似乎还要更多一些。 即使他们成绩很好，也容易被招生官视为“学习机器”。很多时候，和其他族裔相比，他们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能进入同一所大学。 这从纪录片《再加把劲》里可以窥见一二。 该片展现了旧金山顶尖公立高中洛威尔高中的学习情况。这所学校亚裔学生是主要群体，东亚人熟悉的“努力”随处可见。 网络图片 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的索菲娅是网球队的队长、慈善组织的联合主席、编程俱乐部的副主席，同时还是校报的编辑。 网络图片 父母来自中国台湾的埃文觉得成绩无法定义一个人，但在台湾习惯了努力的妈妈不这样觉得。 网络图片 同帕洛阿尔托一样，这里的孩子也相信答错一题，整个人生都会不同。因为那意味着：得分从A到B或从B到C，这会影响整体成绩，进而影响平均绩点，最终影响进入哪所大学。 不过，在洛威尔，就算GPA4.0、SAT接近满分，被斯坦福录取的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学校的物理老师直言：“即使你应该被录取但你可能也进不去常青藤大学。因为——你是亚裔。” 网络图片 在名校招生官眼里，洛威尔的学生只会背诵一堆材料。而他们想要的，并不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学生。 纪录片的最后，索菲娅被哈佛、耶鲁等六所名校拒绝，埃文也被所有藤校拒绝。 网络图片 2021年，一位SAT接近满分的亚裔学生接连被六所名校拒绝引起广泛热议。 这名学生直言不讳地表示：“作为亚裔美国人，我有20%的机会被哈佛录取，作为非裔美国人，我有95%的机会。” 当事人Jon Wang 至于原因，不得不提到美国的“平权法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保障少数族裔享有平等进入大学的权利。美国高校依照“平权法案”，为特定族裔学生保留固定的名额。 这原本是促进公平的事情，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亚裔与非裔、拉美裔同时进入候选名单时，该法案却倾向录取非裔等其他少数族裔。 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属于反向种族歧视。 有公平招生组织认为，在亚裔美国学生中，对偏见的感知导致了“异常高”的焦虑和自杀水平。 再加上移民家庭向上流动的压力，与骨子里难以卸下的紧绷，亚裔青少年心理负担更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极端一些的，则走向了更可怕的不归路。 03、“别人家的孩子” 2010年，一场绑架案震惊北美。 来自越南华裔移民家庭的珍妮弗·潘雇凶绑架父母，其中父亲遭遇重伤，母亲不治身亡。 从上学起，珍妮弗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三岁学钢琴，六岁学花样滑冰，家中摆满了奖杯和证书。 学校里的珍妮弗成绩也很优异，小学时门门功课都在85分到95分之间，属于班级的榜样。 整个童年，她都在训练和家庭作业中度过。 滑冰训练到晚上十点——熬夜做功课——第二天早起训练，这一条按部就班的作息成为珍妮弗的日常。 就连周末她也很少去同学家玩，朋友的生日派对更是几乎不参加。 〓 珍妮弗·潘 不过，在严格的教育和模范学生的光环下，珍妮弗渐渐养成了极端完美主义的性格。 如果朋友的成绩超过她，她就会很恼火，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赢回来。不允许自己输的好胜和志气一直根植在珍妮弗的骨子里。 然而到了八年级，珍妮弗还是等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没能当上毕业生代表。 习惯了当优等生的珍妮弗无法接受现实，她觉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 到了九年级，珍妮弗的成绩便开始大幅下滑，各科均分掉到75，从门门得A的好学生变成了中等生。 为了避免父亲看到成绩后的愤怒，珍妮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制造一份假成绩单。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便再也无法关上。于是，珍妮弗的行为愈发大胆。 高中最后一年微积分挂科导致她无法上大学，她制造了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被“录取”后，她每天都背着书包按时“上学”、“记笔记”，实际上则是前往社区图书馆。 后来她又骗父母说自己以优异成绩转学到多伦多大学的药学专业。 这期间，她还瞒着父母交了一个涉嫌贩毒的男朋友。 〓 珍妮弗的男友 可纸哪里能包得住火？谎言越多，被揭穿的压力就越大。终于有一天，事情彻底败露。 大发雷霆的父亲不许珍妮弗再踏出家门。 无法获得自由的日子里，珍妮弗觉得这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杀掉父亲的念头从此在她心里埋下了根。 三个月后，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剧。 讽刺的是，庭审时，珍妮弗的父亲说直到惨案发生前的那一刻，他都觉得家人过得幸福快乐。 网络图片 绩优主义像植入华人家庭中的病毒，你无法抗拒它的魅力，每一个成员都为光鲜亮丽的成绩而着迷。 而一旦超过了它应有的限度，便会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彼此憎恨。 身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的硅谷更是变本加厉，因为如果你的人生样本是谷爱凌，那么不仅仅要上常春藤，而且所有课业都要拿到A。 网络图片 与此同时还要成为单项运动的奥运冠军，出入名利场与各国顶级名流推杯换盏。 网络图片 但是，世界上又哪里有这么多的谷爱凌呢？那一整套的“优秀”模板，又真的适合每一个孩子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
据大象新闻报道： 4月16日，芜湖市调查专班成员、市政府（市营商办）相关负责人在“芜湖市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布会”上回应此前网传某企业“一年内被执法检查超200次”的问题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组织专班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2023年，芜湖市直相关单位和繁昌区对该企业开展检查、走访活动共计65次。 但在这65次之外，相关部门还对该企业开展了安全环保等工作指导25次、宣传走访9次、助企纾困走访5次，65+25+9+5=”104″。 也即，在政府统计中，一年政府官员到这个企业达到了104次。其中，执法检查26次，内容涉及生产安全、环境保护、违法建设等，涵盖交通、生态、水务、应急等领域事项。 但码头承包负责人称，自拿到《港口经营许可证》之后一年的时间内的200余次检查，都“有据可查”。 也即，104次，是不是准确，现在都是存疑的。 这样的事件，其实屡禁不止。 天真的群众或许以为，这是政府机关人员尽心尽责，但只要有过中国社会的常识，就明白，这些执法机关人员的意图是什么？ 不就是吃拿卡要么？ 2022年八月，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在江苏省兴化市对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进行明察暗访时发现，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办理培训证明、出具检测证书、开展现场评审等环节，向当地20多家企业吃拿卡要，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企业沉重负担。 “执法部门三天两头来厂里检查，连门口放个孩子的玩具都被记录说不规范。想在这里办企业，就要先认识有关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认识就得送东西，不送就搞不下去。”一名今年到兴化市创业的企业负责人说，截至目前，他至少转给严某1万余元的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资料整理费、8000元的其他资料费。 “兴化市各个执法部门没事就来厂里查一查，吃拿卡要是常态。我们还必须找执法人员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做检测，每年检测4次要花1万元左右，想在这里开厂不按他们的来不行。”一名企业负责人直言。 随便来几个政府官员，吃顿饭，就得上千。 其间，严某要求杜某在现任科长万某亲属经营的酒楼接待专家组用餐，并支付餐费及烟酒费3000元左右，用餐人员除了2名评审专家，还包括严某、万某及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共9人。 不但要吃，还得拿。 此外，在严某要求下，杜某还向评审专家送红包共计3000元，支付路费1600元、住宿费360元。 企业不仅要承担这些费用，经营上能正常吗？ 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上门检查或是宣传，企业里是不可能派一个普通员工接待的，即使以政府的数据来看，除去周六周末，两天政府就得来一次，企业的管理人员，还能干什么事吗？ 甚至很多企业老板，根本不敢派副总或普通高层去接待，因为官员们会不爽，会认为你瞧不起他。 不管你是多大的老板，哪怕是中国那些大企业企业的老总，不断地接待各种官员，都是一种常态。 你敢不接待吗？不接待，对方说不定就给你穿小鞋了。越大的企业，越害怕这种事情。 中国的大企业们，还往往设立了政府关系部门，聘请原政府官员来专职与政府部门协调各种事务。 有不少幼稚的人骂企业搞政商勾结，绝大部分老板喜欢干这种事吗？不想干的，只要市场是来源于消费者的企业，他们建立这样的部门，就是要应对各种政府检查，以及减少管制对于企业的影响。 而另一些做政府业务的企业，则建立了专业的政府攻关（没写错）部门，既然做政府业务，总得找决策人，不搞政商关系，很难拿到业务。 这一问题，是存在了几十年的一个老问题，每一年都有某些事件成为热点，但是，一直没有改善。 因为始终找不到症结所在。 更多的人将这种问题归结于没有监督，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各种监督不管是舆论上的、体制上的监督机制多如牛毛，但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真正的问题出来在权力本身上面。 这么多官员，能到企业里去检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手上有权力。这些权力具体叫什么呢？来自于各种管制法律。 各种管制法律对企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标准，要求企业必须要达到，那怎么保证他们达到呢？就依赖于政府机关人员频繁地进行各种检查。 正是各种管制授予了官员们管制企业的权力，而任何人拥有了权力，都不可避免会滥用，会用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你不能指望几百万官员们，个个都有着高尚的理想，他们一切行动只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也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希望开好车，住好房。 手上有权力，那么为什么不用他来换钱呢？ 靠监督，是解决不了权力滥用的问题的，因为监督者也会成为权力拥有者，他也会用这个权力换钱，公检法系统的腐败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纪委的官员们，也频频出事。 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权力。 但减少权力，是史上最难的一件事情，他不仅来源于权力部门自身利益保护之必然，还来源于最为广大的民众。 民众们不希望减少权力的存在，才是权力扩张、权力寻租更深层的原因。 食品出问题了，他们希望成立政府部门，从源头、从生产端就开始检查，最好一天查八回，好让民众们吃上安全的食品。 那个楼着火了，民众们希望消防大队最好天天检查每一栋楼，恨不得让所有的楼房都配上几十个灭火器，不配就罚款。 人们对风险的恐惧，催生出他们对管制的呼吁。 这种呼吁的结果 是，瞌睡碰上了枕头，政府部门因此可以光明正大地扩权。 扩权不仅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麻烦，还让全社会的税负在不断上升，你既然要求一个乌托邦式的安全世界，那么，请一亿公务人员也不算多。 所有的管制，其表面目的，都是为了消灭灾难于萌芽之中。 为了防止交通事故，那么车子就需要年检，不年检，不能上路。于是，哪怕你的车天天在4S保养，哪怕现代汽车有着优秀的自检系统，不行，得政府来检查，为了你好啊。 人们呼吁管制的结果，最终让自己的税收不断上升。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存，就取决于你的政府关系，只要你有关系，那么，你受到的管制就少一点，只要你没关系，在很多事上，你寸步难行或是只能接受各种管制下的高额成本。 我不想批评官员或政府部门，因为这种批评毫无意义，给予权力给到大部分普通人，人人都会这么干。 我更希望地传播一个观念，不要追求一个无风险社会，不要为了安全，追求让政府不停地增加管制。 不能因为你保管密码不慎，让孩子在网上消费无度，就要求停止一切直播，甚至一切游戏。 那些天天一碰到各种事故，就疯狂批评政府没管好的人，其实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他们不相信市场，只迷信政府的力量，才导致管制越来越多。 最终，这些管制的成本，每一个人都得承担，对管制的呼吁，只会导致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形成一个拿高薪、有额外红包收入、医疗有特权的庞大群体。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管制导致的营商环境的恶化，最终让企业在这个社会举步维艰，他带来的后果是工资的下降，集体的贫困。 什么时候，碰上任何灾难，我们不呼吁让政府管一管，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否则，这样的事，不但解决不了，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
民生无小事！ 沸沸扬扬的重庆燃气“换表增费”事件持续发酵。 近日，重庆多个区市民集体反映，2023年下半年自更换新的智能燃气表后，使用量未增加，燃气费用却增长了不少。 4月10日，重庆燃气集团回应称，收到个别客户反映燃气费用高、怀疑气表计量不准的情况，“对此，我们秉着高度负责的态度，逐一核实情况，及时回复处置，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4月12日，重庆燃气集团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司“新更换的气表均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具有检定合格的标识”，且“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未发现已复核气表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但上述行为未能平息舆论风波。 网络图片 目前，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重庆燃气集团、凯源燃气等相关燃气企业开展调查工作。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公众的疑惑不会散去。这些天，重庆市民晒出的燃气账单，让网友们大开眼界。 有人反映“新表比飞机都‘跑得快’，家里没什么人，换表之前从来没有上过100元，现在每个月几乎都得200元”。 重庆20万更换了燃气表的居民用户发现，他们的燃气费用，上涨到了原来的2倍不止。 有市民表示家里今年3月份的燃气费用增加了5倍多。更有甚者，有市民发布视频显示，小区停气后，打开水龙头，燃气表仍然在转动，惊呼离奇。 “七年前换了房子，搬进去后电表从几十度涨到几百度一个月。现在最少一个月是421度。这事疑惑好几年了。” 还有人拍视频佐证，家中没人，但燃气表自动在走。 在网上，关于质疑和声讨重庆燃气的舆情迅速引起广泛共鸣和声浪。但重庆燃气公司称，燃气表符合国家规定，不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对此，有人认为，可能是他们人为地将燃气的浓度或气压调低了，导致气量增加，这种手段堪比入室抢劫。 网络图片 我看了下重庆燃气的财务数据： 2020年净利润3.76亿。 2021年净利润4.56亿。 2022年净利润4.02亿。 2023年快报净利润约4.93亿。 从数据上看，2023年的前三季度是低于2022年的前三季度利润，低了约1个亿。 而2023年的第四季度利润却大幅增长，同比增长约824%，达2.19亿，占了全年利润的44%左右。 第四季度利润的暴增，和重庆“换表增费”的时间线高度重合。 网络图片 一边是居民燃气费用出乎异常地翻倍，一边是涉事企业大赚特赚，天然气却没多卖多少，这种巧合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重庆燃气事件的发酵过程说明，光靠燃气公司自查自纠，或让市民和燃气公司来回扯皮，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舆情闹大了，重庆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重庆燃气公司：万一查出点问题，你说这算是违法所得，还是财务造假呢？ 其实燃气，自来水，电力等都是关于民生的相关企业，他们一旦业绩大幅上涨，那么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 他们业绩越好，老百姓就掏的越多，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希望全国都彻底查一查。这是触碰社会底线，更是从群众口中夺食！ 一定要查出这些蛀虫，必须将其绳之以法才能平息群众怒火！ 这不是个例，在全国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甚至在水表，电表上有没有可能做了手脚。 今天又看到媒体报道，在问政四川平台上，有人说自己的房子1年没住人，却出现了燃气费用及违约金。疑似是成都的网友晒出欠费截图，称自家更换新表后，短短20天内竟有高达17000元的天然气费用。 同样是更换新表，同样是费用异乎寻常地暴涨，如果这些反映属实，需要跟进投诉、联合调查组进驻的，可能远不止重庆一地。 我们国家计量仪表，是有强制合格证和检验制度的，走表不准，这么大的批量，是如何能躲过监管的？监管有没有渎职、腐败？这个问题也是核心。 面对水电燃气这样关于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更应该有当地政府来回答、厘清，让每一户有疑问的人家都得到满意的解释，不能让人多花一分冤枉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不开来当保洁了？” 几乎每个转行做保洁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质疑。毕竟在世俗观念中，保洁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干的都是些脏活累活，如果不是别无退路，很难想象有年轻人愿意主动投身其中。 但事实是，年轻的从业者，甚至是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家政行业。 保洁的脏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个月，“90后”江岳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闷热的夏天遇上难度系数较大的单子，垃圾发酵的味道几乎要将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对于入行兼职刚满三个月的“95后”研究生张晓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态。由于过多接触清洁剂，他的双手经常脱皮，指肚上的指纹都快被“烧没了”。陈浩凡仍记得第一单收费的单子是2000元，他和三个伙伴连续做了三天三夜。 张晓的手/受访者供图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江岳觉得，他们这帮做保洁的年轻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后，他们变得更加务实，最终在保洁的“苦”中收获到了自己渴求的价值。 1、一份“纯粹”的工作 走进厨房，映入眼帘是瓷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点以及大片黄色油污，然后是锈迹斑斑的灶台；随手翻开一个纸箱或挪动一个架子，十几只蟑螂逃窜四散，随之而来是尖锐的爆鸣声。 这是陈浩凡团队2021年年底在B站上传的第一个保洁视频。三四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袖与深色背带裤，手脚麻利，分工明确，视频里的短短一分半钟，屋子便焕然一新，变得既整洁且温馨。 陈浩凡今年27岁，安徽人，2018年从部队退伍。在进入保洁市场之前，他在教培行业做过几年销售。据他观察，退伍军人选择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练或销售。不久疫情来袭，教培行业生存困难，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长们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卫生方面有更高的诉求，而传统家政无法满足，于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 艾媒咨询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76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亿元，增长近3倍，未来将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2027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0亿元。据行业协会测算，我国家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是较为少见的供不应求的行业。 年轻的保洁员们与堆满垃圾的屋子/图源：马俐管家 保洁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陈浩凡觉得，这一行的发展潜力大，门槛相对较低，况且部队卫生要求严苛，搞卫生恰巧又是他擅长的领域，值得一试。2021年，他拉了三个退伍的朋友一起，筹了十几万，注册了“超级管家”公司，并经营起自媒体账号，将清洁过程配上欢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进而获取客源。 年轻人爱看这类视频，能从清洁前后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压”，“90后”江岳也爱看，尤其爱看“马俐管家”的视频，他喜欢看把东西打扫干净的过程，也喜欢里头年轻的保洁员们轻松自在的相处氛围。2022年7月，他决定加入这个保洁团队。 江岳厌倦了复杂的办公室生态。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设备公司做销售，对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怨言颇多。譬如，A领导跟B领导不和，但是两个领导同时安排下来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没法不得罪任何一方，总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有同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下级巴结上级，类似的事见多了，他觉得没劲。 他很喜欢目前的状态，虽然身体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纳师，实际做了清洁师，享受把脏乱的屋子收拾整洁带来的成就感。他这两年被调到了运营岗，但单子多起来，他也常去一线参与保洁。两份工作薪资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区间内，但做保洁“更纯粹一点”。他的同事也都是“90后”“00后”，彼此玩得来，偶尔干活会开启“PK模式”，看谁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数量更多，无论输赢都觉得开心。“没有那么多组织框架，大家就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客户的单子做好，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对应的回报。” 垃圾旁，墙面上爬着几十只蟑螂/图源：马俐管家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截图 “（他们）基本都是看过视频，觉得工作很解压，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江岳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除开占相当大比例的退伍军人，还有搞销售的、搞业务的、外卖骑手、进厂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员构成中，本科生的比例达到了50%，大多有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经历。 江岳没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转行的原因，但要说这群人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体很累，但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他们乐意吃保洁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洁 在“乐意吃保洁的苦”的年轻人中，张晓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张晓是“95后”，目前在广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专业读研究生，兼职做个人上门保洁已有三个月。在他接触的做这个兼职的人中，老一辈居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几乎没有。 他刚开始兼职保洁时，是跟着家政团队一块，“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压榨得很厉害”。他一边做一边留心别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学懂了便决定脱离团队，自己单干。再加上本身当过兵，又爱整理，他一路收获了很多好评，如今已积累起稳定的客源，时薪能达到50——60元，“算是比较高的”。 他有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平日里装的是电脑、充电器和书本，做兼职时则装满了除胶剂、除油剂、小苏打、百洁布、地刷等各类清洁工具，大概“两个西瓜重”。周边同学中知道他在干保洁的不多，常调侃他又“出门钓鱼”。 张晓发布的小红书帖子 张晓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六点起床，吃过早餐，七点前抵达离学校１公里的地铁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在客户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到达。跟客户确认过需求，张晓便进入房间，从天花板、墙壁，再到柜子、各种死角，最后再进行收纳、收拾垃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搞干净，到用白手套随手擦拭都不见灰尘的地步。有时上午搞完卫生，他下午就得赶回学校敲论文或参加学术讲座。 得知张晓在读研究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诧。有一次，一个老客户对他说：“只要愿意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你一个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洁？”在更新保洁日常的小红书账号里，评论区也充斥着不解的声音，甚至质疑他故意造人设。他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也猜测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能的表现。 事实上，张晓主动选择保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次尝试，吃过许多保洁之外的苦。 他本科读的是工科专业，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役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跑去国际物流公司做过半年销售。 《不止不休》剧照 销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资和无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积金到手2600元，再减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个月挣来的钱恰巧只够他“拮据”地活着。电话推销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拨50个电话，只能加上两三个客户。他本身不抵触这份职业，但被拒绝多了，每回准备拨打电话时，他甚至暗暗地祈祷对面不要接听。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户维持联络，两人交谈甚欢，以为马上要谈拢了，到头来发现对方业务与公司产品不匹配，只能空欢喜一场。 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感觉物流行业在走下坡路，决定另寻出路，辞职备考。张晓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选择了“多线作战”，同时准备了省考、国考、军队文职考、研究生考试，“几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四点起，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中途还去摆摊卖过“黄酒”，最终意外上岸了花费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张晓选择保洁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时间分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 他的同学大多在大厂实习“镀金”，为日后找工作做准备。对张晓而言，实习需要坐班一整天，时间不自由，补贴少，难以养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单位会给他交社保，让他失去应届生的身份。 《不止不休》剧照 他做过考研咨询老师，但机构太远，需要坐班，遂放弃；他还做过家教，每周给四个学生上课，时薪在80——150之间，但学校课程和授课时间相撞在夜晚，再次放弃。 “在很多人看来（保洁）是比较低贱的”，但张晓对“现实的考虑更胜一筹“，而保洁这份工作确实能够帮他更好地处理当下的状态。他能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自由协调工作时间，时薪较高，他手脚勤快些，每月能赚六七千。这笔钱足够生活，还能额外给家人一些帮补。 “别人能干，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张晓的想法很简单。毕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后都是会感到疲惫的”，保洁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很辛苦，并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洁的事情告知他们。 ２月的最后一天，张晓在自媒体账号上写道：“不管怎么样，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钱多钱少不重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什么都干，存钱最重要。” 3、酸痛，臭味，与成就感 入行保洁的年轻人会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苦。 身体上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张晓爱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两个西瓜重”的书包背多了，再加上搞卫生时需要持续地弯腰，他经常感觉腰酸背痛。有时太痛了，叠衣服时他会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这样的姿势能让他舒服一些。由于经常接触清洁剂，他的手经常脱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纹都被烧没了”，指甲旁还常长出倒刺。 常规单是三四个小时，但碰上开荒保洁或面积特别大的单子，需要连续干八九个小时，更夸张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会早点睡，早点睡觉就是我消除疲惫的一个方法。” 另一个变化是，饮食不再规律。由于体力下降或复杂的现场情况，花在某一单的时间经常会比预想的要长，他只能过了饭点再吃。有时是两个单子时间挨得近，他需要赶去下一单；有时是单子结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铁站搭末班车，张晓总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赶不及吃饭是常事，他一般会到便利店买一两个菠萝包，或者干脆不吃，“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过，不停地在做”。 为了赶上下一单，张晓买了两个菠萝包在路上吃/受访者供图 陈浩凡对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强度深有体会。他至今记得第一个收费的单子，他和另外三个创业伙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两点，睡四个小时，然后五六点又起床赶路到客户家中接着干。这一单的收费是两千元，验收完成的那天夜里，四个人又饿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边摊有卖烤全羊，于是花一千多点了一只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压清洁视频吸引前来的江岳，发现实际面临的工作环境比视频中“还要恶劣几十上百倍”。同事们做过最夸张的一单，垃圾在门口堆得半人高，搞卫生得爬进去，由于老鼠太多，屋里甚至还有蛇。 最可怕的是气味。高温的夏天，狭小的空间，垃圾发酵的味道直窜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没法阻挡。一整天待在里头，人几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实打实的。 张晓在进行清洁工作时，时常会遇到害虫/受访者供图 张晓本身有通过打扫卫生消除坏情绪的习惯，工作时也“把别人家当作自己家”，每当看到焕然一新的整洁房屋，看到客户满意的笑脸，张晓“看了也觉得开心”。客户特别满意时，还会额外给他转个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 成果是可见的，反馈是即时的，干得多挣得就多，干保洁的年轻人喜欢这套简单的逻辑。 对于江岳而言，保洁的意义还在于增长见识和帮助他人。 虽然是只占极少数的情况，但他确实遇到过一些需要帮助的个案，譬如患有囤积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着许多动物尸体的中年男人，长期闭门不出、家中堆满外卖垃圾的年轻人。他起初觉得不解，怎么会有人把家弄成这样？后来发现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 他碰见过一个住在老小区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保健品、洗衣液、调料品，光是酱油、生抽就几十瓶，许多早已过期变质。他站在那里，看到老人的手机屏幕里充斥着各种买东西的群，“很明显就是上当受骗那种”，后来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沟通问题。那一单做了三天，老人不愿意扔东西，他们就把上面的灰尘擦掉，摆放整齐，又细细地叮嘱对方如何维持卫生。 张晓从客户家中清理出来的垃圾/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们陆续回访过几次先前服务过的屋主，发现一些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一个家里脏到“包浆”的老爷爷有意识地改变了卫生习惯，不再被邻居抱怨。习惯是很难扭转的。相当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洁过后又囤积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内，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4、留下的，离开的，徘徊的 近几年，随着服务者地位与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务行业正逐渐被人们重新定义，从业人员开始迎来年轻力量。 《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月嫂、外卖员、保洁等中国蓝领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蓝领与白领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并不乐观的就业环境中，年轻人四处碰壁，变得更加务实，努力地为自己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后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视角下“不体面”的保洁。 但真正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陈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过一位，上一位干了几单后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早早地离开了。“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丝总数超过一百万，和江岳一样带着憧憬前来求职的年轻人很多，但大多数人试岗几天便离开了。大概每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张晓暂时没想过放弃保洁，但在心里悄悄崩溃过。 《不虚此行》剧照 一天早上，张晓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履行提前几天约好的订单，他还是一大早就背着“异常沉重”的双肩包出发，搭乘一个多小时地铁跨越三个区。抵达客户楼下时，他发现对方给他留的钥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当于白跑一趟。 对方提出给他转20块钱，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很难受，但“再累也得继续完成已经规划好的东西”。他赶在下午前回到学校，把双肩包放回宿舍，买了面包，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当没有事发生那样”。 他有往保洁方向创业的想法，但更优的选择依旧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间很抗拒考公，闯社会这几年，想法有所改变，在他的预想中，“考上了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小康”，公务员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行业。 张晓在客户家中清理阳台灰尘/受访者供图 今年３月，他还去考了传说中的“妈妈开心证”——教师资格证，一是满足妈妈长期以来的愿望，二是给自己多留一条出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