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又來討飯了」，這是我們互聯網上很多網友的措辭，我借用一下。 其實我還可以借用著名媒體人胡錫進昨天的用詞，「布林肯的懇求之旅」。不過這詞兒亢奮小組群里的正能量們早就用過了，並且更一步到位：求饒來了。 網路圖片 不管是來談判，還是下通牒，亦或者求饒，有些事實都可以聊一下。 在布林肯這次來之前，美國曝出了一個消息，那就是要把我們從Swift系統踢出去，以此威脅我國不要和俄羅斯「做生意」。 這個消息財聯社其實有報道，但說的比較委婉。 網路圖片 很多俄粉認為，這是美國為了布林肯訪華提前給出的一個「籌碼」，他們不敢這樣做，因為這種方式是「徹底脫鉤」，除非美國瘋了。 不管如何，我都希望這些俄粉說得對，也希望美國不敢這樣干。 Swift系統是什麼？簡單點說，這就是一個「美元結算的金融體系」，也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金融體系。畢竟全球都能流通的，除了黃金，也就是美元了。 那麼，被踢出去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呢？ 很簡單，就是我們的錢沒法用來換美元。解決的辦法是有的，先把錢換成歐元、或者加幣、泰銖等等，只要是第三國的錢，再去換美元就行了，麻煩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另外兩點。 第一，美國帶頭踢我們，歐洲國家，還有什麼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國家，會不跟嗎？如果他們跟了，我們的錢也沒法換成這些國家的貨幣，那還怎麼中轉。 第二，舉個例子，我們的錢不能換成美元了，也不能換成那些跟牌的國家的貨幣了，但可以換成泰銖。可泰國人要那麼多我們的錢，怎麼花出去呢？也就是他們只能把這些錢用來跟承認它的國家做貿易，比如我們。這裡面就是個量的變化了，大家自己體會。 有的人可能會說，我不出國，影響不到我。 錯，無法進行國際支付的話，外貿產業就舉步維艱。對應帶來的，就是經濟的嚴重打擊。能不能影響到「反正不出國」的人，真有那一天，你會知道的。 有網友說，美國不敢踢，因為美國若是把我們踢出來，我們就會組建自己的「Swift系統」，他們是在找死。 這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如果做的到話，我也希望如此，那代表我們國家變得更強大。但有個問題，既然這麼簡單，咱為什麼不自己退，送美國去死呢？百思不得其解。 借網友吉言吧，希望美國認清現實，也認清我們並沒有支持俄羅斯的現實，認清我國一直在俄烏問題上中立、勸和的態度，不要自誤，更不要做踢出SWIFT這種相當嚴厲的金融宣戰之舉動。 還能怎麼說呢。。 為期3天的訪問，明天是最後一天，靴子終將落地。希望布林肯只有先禮，而無後兵，兩國合作，共贏才是長久之道。美國人應該好好想想，說不定真誤會了。畢竟你說咱圖什麼呀？真的，我哭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劍客寫字的地方
相信不少人最近都刷到了一個視頻： 說江西上饒的一個一位85歲的老人在菜市場門口擺攤，賣自家的筍。 但生意還未開張，就被菜市場的管理人員收了10塊錢攤位費，也沒開發票，所以搞不清這個錢是誰收了。 而老人一天賣筍的收入： 只有8元。 據路人透露，老人事故走路過來，可能一整天都沒喝水吃飯，蹲坐了一天，倒貼2元。 網路截圖 85歲，還出來擺攤，或許是他操勞一生的習慣，也可能是他自食其力的方式。 畢竟，如果他不是什麼退休幹部，沒有好的孝順兒女，那一個月的收入可能只有100到300的養老金，顯然是不夠生存的。 至於向老人收攤位費的有關人士，我想元代那首出名的佚名小曲就能很好概括： 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 鵪鶉嗉里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 這樣的人，你還上去要攤位費，你怎麼下得了手的？ 開發票嗎？ 你不開發票，誰知道這錢進了誰的口袋。 也就是前不久，上饒還創造了「提燈定損」這一成語，豐富了中華文化的成語寶庫。 說是上饒一違建房東打著探照燈，逐一檢查牆壁、馬桶、傢具等損耗情況，並開出數萬元的損失費，來訛詐租客。 後來調查組進場，說是房屋違建，要拆，算是給到社會一個說法。 但到現在，記者去採訪的時候發現，房子還是沒拆，還有人住在裡面…… 網路截圖 從周公子到鼠頭鴨脖再到今天的貪婪無度、黷貨病民。 這幾年魔幻的事兒，為何多發生在江西？ 也就是前幾天，我和一個籍貫江西的年輕記者聊了聊，問了他這個問題。 作為江西人，他苦笑道： 「反正我考出來，就沒打算回去。」 在談到為何江西的營商、政經生態為何如此的時候，他是這麼說的： 首先，是天高皇帝遠，管不到這。 其次，疊加了革命老區buff，關係鏈複雜，不敢多動，不敢深究。 再次，就是那麼多年，什麼都講關係，很多外地調過來的官，來到這也被污染了。 前不久，前司法部部長唐一軍被雙規，他也是在江西鍛煉過…… 等於說，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網路圖片 我不是江西人，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 要想凈化江西的生態，光派孫悟空不行，至少也要是觀音菩薩這種級別的過去，而且，他還得有地藏王那種百折不撓的鐵面無私。 同時，我也想徵求一些江西朋友的想法，到底怎麼能讓自己的家鄉變得更好。 畢竟，調查個「鼠頭鴨脖」，都要出動聯合調查組，水太深了。 想想周公子事件吧，到今天有個說法嗎？ 現實往往要比短視頻展示的東西，更加豐富。 大伯，還是那個正處級的大伯。 大爺，不管多老，都是要收攤位費的大爺。 我希望，他們都能有一樣光明的未來。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一） 最近，連續幾個新聞衝擊著人們的神經。 先有「重慶燃氣暴漲事件」，輿論嘩然，官方不得不嚴肅處理，以平民憤。最終確認重慶燃氣集團多計多收燃氣費，責成給市民退錢，該市燃氣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車德臣被免； 隨後，成都步重慶後塵，通報對燃氣公司確認多收取的燃氣費全額退款。 這世界變化快，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連燃氣表都跑得快了一些。 （二） 不但燃氣表跑得快了一些，公安機關辦案的腳步也快了不少—— 網路時代，跨省辦案成了家常便飯。這年頭，連境外的電詐份子都有了業績指標，你搞不清哪一個匆匆走在路上的行人可能就在違法犯罪的路上，空氣中彷彿飄浮著可疑的氣息。 這兩天，中國經營報一個關於「逐利性執法」的報道，個中細節讓人驚掉下巴（《用戶過億APP涉賭 跨省辦案被划走3億資金！》）： 報道稱，廣東佛山順德公安跨省去湖北武漢，將當地一家用戶幾千萬的語音直播平台（伴伴APP）給「辦」了，刑拘了這家公司的高管、員工及公會、主播25人，涉嫌的罪名是開設賭場罪； 而蹊蹺的是，警方最初立案的理由是平台上嵌入了「砸金蛋」「大轉盤」等賭博遊戲插件，但實際上，伴伴APP從來沒有這兩個項目；直到抓了人之後，辦案人員才從海量的用戶里發現有順德人參與，於是，終於找到了順德公安管轄的連接點； 公安將武漢的公司8名財務人員關進看守所，要求財務人員將公司及關聯公司銀行賬戶資金3億巨資全部轉入順德公安的賬戶，公司股東個人賬戶的資金也被划走約2000萬元； 為了實現看守所內轉賬，公安還親自給公司股東已經欠費的手機充值、帶股東外出看守所重新辦理銀行卡，要求家屬將身份證郵寄到順德，以及調整每日轉賬限額等方式實現轉賬；就連銀行的大額存單也被要求強制贖回，直接划到順德公安賬上，僅利息一項便損失幾百萬元。 一系列的違法操作，這家公司直接就停擺了，昨天還發出了停業書（《失去「伴伴」的365天 ——武漢常相伴公司告全體員工、主播及合作夥伴停業書》）。而公司也在喊冤，表示在被划走的資金中，包括母公司及旗下所有子公司、部分合作公司的賬戶資金，其中大部分公司的資金與順德公安偵查的開設賭場沒有任何關係。 於是，武漢的這家公司公開表達了憤怒：這是辦案還是打劫？！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報道還稱，湖北有關方面也很有意見，不但向湖北省政府作了專題報告，還專門派人與廣東有關方面進行交涉。 可見，一起跨省查辦的刑事案件，還搞出了兩地政府的「交鋒」，但結果顯而易見，胳膊沒能拐過大腿，違法划走的3億巨資，並沒有如公安部所規定的要「原渠道退回」。 （三） 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便將嫌疑公司銀行賬戶的錢划到自家賬上，有關法律法規是怎麼說的呢？公安部是怎麼規定的呢？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據規定查詢、凍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 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37條規定：「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查詢、凍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匯款、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期貨保證金等資金，債券、股票、基金份額和其他證券，以及股權、保單權益和其他投資權益等財產，並可以要求有關單位和個人配合。對於前款規定的財產，不得劃轉、轉賬或者以其他方式變相扣押。」 2020年，公安部下發《關於進一步依法嚴格規範開展辦案協作的通知》進一步強調：「對於涉案人員、企業金融賬戶內的財產，只能依法採取凍結措施，嚴禁以劃轉、轉賬或者其他任何方式變相扣押。對於違法扣押的賬戶內財產，公安機關應當按原渠道退回；上級公安機關發現下級公安機關違法扣押的，應當責令其按原渠道退回。對於經審核確系涉案財產的，可以依法採取凍結措施。」 2021年公安部還專門發布了《公安機關禁止逐利性執法「七項規定」》，明確規定要「嚴格區分違法犯罪所得、合法財產和其他涉案財物，禁止超許可權、超範圍、超數額、超時限查封、扣押、凍結，禁止以劃轉、轉賬、上繳財政或者其他方式變相扣押，禁止以刑事凍結措施凍結違法行為人的賬戶；嚴格涉案財物管理和依法處理，禁止辦案人員自行保管涉案財物和訴訟程序終結之前違規違法處置涉案財物；嚴格採取羈押性強制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審查，禁止以上網追逃、限制人身自由相要挾，迫使當事人『主動退贓退賠』、『認罪認罰』或者達成『和解』協議結案；嚴格履行異地辦案協作手續，落實歸口接收、審查要求，健全案件管轄、定性處理等爭議解決機制，禁止違規違法爭搶有罰沒收益的案件管轄權」。 對於「逐利性執法」，公安部可謂三令五申，嚴厲禁止。 如果說重慶、成都的燃氣費事件被網友們質疑是「偷」，那麼在偵查階段就直接划走企業賬戶上的錢，也難怪被質疑「明搶」了。 網路圖片 （四） 網路時代，總有不同的新詞突然就冒出來了。比如：以刑化債、提燈定損，形象而生動地擊中了社會上的某種情緒、某些痛點。 最近，在法律圈有一個新詞在流行，叫「遠洋捕撈」。意指那些明顯以「搞錢」為目的的跨省跨區域的「逐利性執法」，張三到李四的地盤上辦案，李四到王五的地盤上抓人，辦的都是大案，人多、錢巨。甚至很多案件都沒有任何協作函件。 六大禁令、七項規定的，禁令出了一大堆，為什麼就是禁不住各地的逐利衝動？ 今年兩會期間，就有知名平台型企業58同城的老總姚勁波上了一個「摺子」：提出要嚴格規範跨區域執法司法的審批流程，罰沒款應收歸中央財政，從根本上破解地方政法機關逐利型執法司法，更好保護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嚴格規範留置和邊控措施，讓企業家群體更安全，減少對企業正常經營的干擾。 企業家們感同身受。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律俠客
愛德華·薩義德和漢娜·阿倫特，都是我讀碩士時候喜歡的思想家，一個是巴勒斯坦裔，一個是經歷了納粹迫害的猶太人。 他們幾乎奠定了我認知巴勒斯坦問題的知識框架，他們取得成就，都是在美國。 去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對猶太人的恐怖襲擊，那時候我還在成都，正在準備訪學的簽證申請。我當然痛恨哈馬斯，和很多朋友一樣，我也支持以色列發動對哈馬斯的戰爭。 第一天到哥大，我還沒來得及辦手續，就看到了抗議現場。在Low圖書館前，聲援巴勒斯坦的同學在集會。我在後面看著，覺得新奇，卻沒有太大感覺。 去學校外逛了一圈，等我想重新回到校園的時候，發現需要刷卡才能進。在大門外，支持以色列的人在集會。 這就是我第一天看到的，兩邊的聲音，都得到表達，也看到了某種「緊張」。 後來在學校看到很多次集會。每次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更多，但是舉著以色列和美國國旗的同學，也會在旁邊站著。 這就像我當年做新聞編輯的時候，在版面上要盡量平衡各種聲音。我心中更偏向支持以色列的同學，因為在抗議現場他們是少數派。 這種局面在最近被打破了。這是因為學校當局感受到來自國會的強大壓力，要求制止學生集會。學生不能在標誌性的Low圖書館前活動，只有在學校四處遊走。最終，他們「佔領」了大草坪。 到現在，我也很難說就改變了對中東問題的認知。追溯歷史，這是相當複雜的事情，兩面都有指責對方的理由。 但是很多次近距離觀察集會，對我還是有很大衝擊。我開始看到去年10月7日的恐怖襲擊之後的事情，開始去了解戰爭對巴勒斯坦婦女兒童的傷害。那些不再是冰冷的數字，而變成了新聞——已經發生的事實。 支持以色列的朋友，可以堅持這樣認為：戰爭總會波及無辜，這難道不是哈馬斯造成的嗎？（你無法反駁）哈馬斯把婦女兒童當作肉盾，巴勒斯坦人要自由，首先應該反抗哈馬斯；那些傷亡數字都是巴勒斯坦當局公布的，不可信…… 坦白說，我以前也是這樣看問題的。我必須忽視10月7日之後發生的事情，不然會給自己造成痛苦。 實際上，這是一種偷懶或者膽怯。因為如果去注視和思考戰爭中具體的苦難，就會損害自己的已有認知，會動搖「自己的世界」。 在這樣的習慣中，巴勒斯坦的事情被概念化、抽象化和非人化。我們把它變成歷史知識，變成地緣政治，變成策略——中國人是多麼善於宏觀思考人類和民族的命運。 但是，近距離接觸那些學生，來自中東的面孔，年輕的美國白人，以及熱忱的中國留學生，我至少改變了自己的目光：這個世界還有另一種聲音。 一個哥大學生給我留言說，薩義德的書是人類學必讀，但是直到現在他才意識到，那不是理論，而是「活的巴勒斯坦」。他的評論讓我慚愧，因為我也從來沒有真正關注過巴勒斯坦，那非常遙遠，也和我無關，我一直關注的是「理念」。 最近寫了幾篇哥大學生抗議行動的觀察，大部分都發在這個公號上，沒有留言功能，但是仍有很多人發私信過來。可以看出，中國人在這一問題上的撕裂程度，一點都不亞於美國。朋友們的留言很激烈，有時候我都不敢細看。 固化的、越來越極化、立場先行的，這就是當今的世界。區別只是美國社會充分呈現出來，而中國則是潛流而已。不要說「改變認知」，甚至嘗試傾聽不同意見，都變得困難。 下去去見Andrew Nathan教授。他說，就他所在的國際關係學院來說，絕大部分教授都反對校長請警察進學校清場的行為，他也簽了好幾次名了，反對處分學生。教授們都認為，校內和校外是兩回事，學生的抗議是和平的，也是哥大的傳統。 他是一個猶太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有一天，我希望加沙會出現和平紀念館 上周末在多倫多最繁華的商業廣場趕上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千人以上的規模。現場物料豐富，秩序井然。看得出來，組織者是專業的老手。連啞語主播都有兩個，輪班倒。參加集會的不光是阿拉伯人，也有正統尤太人，西方人，還看到韓語的牌子。 主持人在台上喊，讓所有人拿出手機對著他拍照片，發各類社交媒體。主持人身後，有助手張開雙手，手上各有一根短棒。彩色的煙從棒子中冒出來，很奪目。 加沙那場戰爭現在已是兩場戰爭。一場在加沙，一場在全球的各個角落，在手機上，社交媒體上，廣場上，以及政治家與學者的對峙中。前一場戰爭是火與血。後一場戰爭是巴勒斯坦民族新自覺運動與以色列的國家保護神形象的對抗。各方都在生產必要的情緒與內容產品，竭盡所能在各個觀念市場中售賣有利於己方的情緒、敘事和知識，品類繁多，眼花繚亂。加沙的戰爭是後一場對抗最主要的原材料來源，時刻噴射著恐懼、仇恨與哀傷。可以想見，加沙戰事結束後，還會有大量來自當事者的敘事、記憶與相關的內容原料噴涌而出，繼續被加工成適合消費的內容商品，輸送到全球的社交媒體上。 這可能是當下戰爭和過往戰爭最大的區別之一。在過往，戰爭狀態下的內容生產是嚴格管控甚至是壟斷的。權力部門會有審查，統一口徑，遏制干擾戰時動員的內容。比如，傳遞戰爭的恐怖，販賣媾和。但今天的戰爭不同，審查無法消滅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無法遏制戰爭的親歷者直接上場售賣個人「偏見」與宣洩。 第一場戰爭，顯而易見是以色列在勝利，但時間拖得越久，以色列在第二場戰爭中面臨的挑戰卻會越來越大。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支撐以色列的是10月7日一天，而加沙遭到的破壞已經2個多月，持續地在輸出著苦難。 挺巴勒斯坦一方現在最常見的口號是「種族滅絕」，這個口號其實和支持以色列者的反恐是相通的，裡面都隱含著同一對象，己方的平民受害者。當哈馬斯殺害以色列平民時，是恐怖主義。當以色列消滅巴勒斯坦平民時，是種族滅絕。 隨著戰事的延續，早期不同觀點的爭吵、論戰急劇減少，知識型的科普在退場。人們的目光似乎更集中在兩件事上，一，展示己方的受害者。二，否定對方的受害者。比如，挺以者會展示哈馬斯多麼殘忍反人性，加沙醫院沒死那麼多人，孩子是塑料的。挺巴者則當然是展示加沙的慘狀，指責以色列軍隊的不人道，以及試圖「拆穿」以色列的「謊言」。 於是社交媒體上的爭論變得越來越像是在受害者間的比慘。 挺以者談到敵人的平民死亡時，往往會作為抽象的統計數字出現，默認為己方行動的外部效應。有人算過以軍平均殺死一個哈馬斯會死N個平民。也有人說要絕後患，說白了就是今天多死點，是為了未來少死點。這個說辭，當年美軍往廣島、長崎扔核彈的時候也說過。 剛剛死去的巴勒斯坦詩人在推特上為哈馬斯武裝辯護的一個理由則是，在襲擊以色列的行動中，以色列的死者將近一半是武裝人員。統計數字沒有情感連接，但是，坦白說，我不認為刻意忽視對方的受害者，屬於缺乏同情心的道德問題。它更像是天然的心理機制。 隨著更多受害者以及相關內容的出現，各類刻板與冰冷知識似乎在退場。無論所持何種觀點，人們都要去面對影像與報告中的鮮活細節。這或許是討論中最讓人感到積極的部分，即人們總要去想一下，到底該如何看待敵人的受害者的問題。 在我的上一篇觀察《當真相供給不足，人們如何討論以巴戰亂》的評論區，有人說，「聯合國到現在都不認為哈馬斯是恐怖襲擊，而在譴責以色列製造大屋別略的人道主義危機。」另一位網友則評論說，「美國投降日本的原子彈造成的平民傷亡也應該被譴責，原子彈不能精準識別平民和軍人。在軍國主義的死亡螺旋下，普通日本人是螺旋升天還是螺旋入地好像是沒得選。是讓病情慢慢惡化流毒天下還是一刀斷根永絕後患，怎麼選？長痛不如短痛！」 據我所知，廣島的核彈，直接與間接造成了估計30萬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平民，也有韓國的皇族，還有來自中國的勞工與留學生。當時流行的說法是，為了快速結束戰爭，所以在廣島投下了核彈。 當加沙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死亡時，我也在社交媒體上和朋友討論，假設讓你決定要不要在廣島投擲核彈時，你會怎麼選。我是認真的，為了想明白這個問題，我專門找了本研究戰後廣島反思戰爭的書，美籍日裔學者Lisa Yoneyama的《廣島之痕（Hiroshima Traces-Time,Space,and the Dialectics of Memory）》。這本書研究的對象，是戰後廣島人處理核爆的歷史。這當然是廣島和日本社會各界都要參與的事情。 1947年上台的廣島市長浜井信三牽頭策划了廣島和平紀念廣場等一系列的紀念空間，在戰爭時期，那裡的規劃本來是展現日本帝國大東亞繁榮成果。紀念空間刻意保留了一些核爆的廢墟。市長說，從視覺上消失的東西，必然會從心理上消失。隨即，紀念空間成為旅遊勝地、搞活動的場所，也就是成為販賣核爆記憶的市場。 以這些空間為基地，核爆倖存者和各路社會活動家、知識分子、文學家紛紛參與到對核爆炸的反思當中。簡言之，核爆造就的創傷沒有被匯聚為對實施者的仇恨，而是被刻意升華為對人類和平的祈求，從而讓廣島人承擔的痛苦變為為人類受難。受難者被賦予更為神聖的意義與使命。 讓受害者成為合格的受難者、乃至反核佈道者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Yoneyama女士的書中，她提到倖存者敘事的尷尬。有人認為講述者只是那些和平觀光景點的導遊。實際上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尷尬。2006年，我在廣島參觀和平紀念空間。一位廣島核爆的倖存者坐在我和另外幾個中國記者對面，講述她的故事。她說幾句日語，同行的日本翻譯給我們講中文。看得出來，故事講的很嫻熟，兩人配合也算默契。只是我有點不適應這種聽故事的方式，總是走神。我不知道這是她第多少次向別人講述自己遭受的恐怖。可能這種講述已經是她的工作。很快我的注意力被她的手吸引，上面有三個大號戒指，其中一個好像是紅寶石的。 反覆演講痛苦成為一種機械的工作。對於核爆親歷者而言，那一刻的恐懼體驗獨一無二，以至於無法通過轉述或其他手段準確且真實的傳遞出去。有太多部分不可言說。我相信這也是此次巴以戰亂，乃至人類所有戰亂、苦難中都存在的現象。 但是，受害者面向公眾售賣記憶與反思，依然是有效果的，是重要且值得尊敬的事情。書中提到一位廣島社會活動家沼田鈴子便是例子。請允許我簡單介紹一下她的故事。 1945年8月6日上午，22歲的廣島市交通部職員沼田鈴子在核爆炸中失去左腳腳踝，後因耽誤治療，左腿截肢。此前一個月，她的未婚夫，一名日本侵略軍軍人在東南亞陣亡。 身心的創傷，與當時社會對殘疾人和核輻射受害者的歧視導致她抑鬱發作，一度試圖自殺。在17000名廣島與長崎核爆的倖存者中，類似的經歷並不罕見。隨後，沼田女士成為一名高中老師，從業20餘年。 1980年前後，年近60的沼田女士偶然捲入日本反核與反戰運動，並成為一名頗有影響的社會運動者。 1980年代，日本經濟已經騰飛，日本重新大國崛起，自信心爆棚，保守派與民族主義意識抬頭。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自由派因危機感而激起反彈。日本的和平抗議運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彼時，到廣島旅行接受核戰爭洗禮是各個中學盛行的項目。老師們帶著孩子去參觀核爆炸的遺址、參觀和平紀念館等。同期，核爆倖存者的平均年齡也超過了60歲，面臨退休，不用再為生計操心。與周圍人的歧視相比，自我反思與情感安撫成為人生最大的功課。他們中不少人成為講述者，將死亡與核彈的恐懼講給來遊學旅行的晚輩。沼田女士是其中之一。只是她做的事情更多些。去海外演講，與廣島核爆的韓國倖存者、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馬來西亞屠殺的倖存者以及越南凝固汽油彈轟炸倖存者見面。 在未婚夫戰鬥過的馬來西亞，沼田看到歷史的另一端。日本陸軍第五師團步兵第11聯隊駐紮在馬來西亞，並執行過成規模的屠殺。這一團部的總部恰恰在廣島。在沼田的回憶里，廣島年輕的女孩子很喜歡11聯隊的軍人。而且，當聽到日軍告捷的消息時，她和其他的市民會提著燈籠遊行慶祝。而在馬來西亞，當人們聽到廣島和長崎遭到核彈轟炸時，也會慶祝。 沼田女士成為廣島反思戰爭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我認為這與她能夠將自己的受害與其他被她的國家傷害的人連接在一起有關係。通過這些連接，人們可以尋找到戰爭被忽略的隱秘卻無比真實的一面。人們通常都會忽略敵國的平民受害者。如果沒有核爆和後來的反思，沼田女士也不會認為她的未婚夫是邪惡的戰犯、殺人者。 在書中讀到沼田女士的故事時，我想起在日本無言館受到的震撼。無言館在日本的山區，松本城郊外的山上。它有兩個陳列館，第一個陳列館是十字架型的。無言館裡的牆壁上掛著畫。這些畫是幾十年前日本美術院校大學生的作品。作品右下角的標籤上寫著作者的名字，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和死因，比如在1944年的菲律賓戰死，在1945年的中國東北因槍傷死在戰地醫院等等。 美術是美的，這些大學生學習的是以美的角度觀察世間萬物，形成自己獨到的感受和見解，通過專業的技巧做成作品。我能感受到他們的部分情感，從景物畫、自畫像等等。很真實，依然新鮮。這些畫作告訴我，他們是鮮活的，有著正常心智的生命。我沒看到邪惡。如果沒有戰爭，很可能我和畫作者能坐下來喝一杯酒，聊聊天。 但是，在看畫時，我又不得不去想，假如我生活在那個年代，與這些作者年紀相仿，一個很大的可能是，我正在這些作者的對面埋伏著。我們互相拿著武器，琢磨著如何把對方殺死，毫不留情，毫無心理障礙。當然，我認為他們是邪惡的。我也會像馬來人一樣，慶祝沼田女士和她的親鄰們被原子彈轟成人干。不知道那些作者里，有沒有沼田或她同學的未婚夫。 12月7日，巴勒斯坦的英文教授、詩人Rafaat Alareer被空襲炸死。他的推特賬號從10月下旬開始發表，主要內容有，指責以色列是納粹、謊言製造者，為哈馬斯辯護，加沙的慘狀，和其他人的互動等等。這些發言中最出名的有兩條，一條是他在哈馬斯用微波爐烹飪以色列嬰兒那條下面回復，到底有沒有加香料。作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這條被廣受攻擊。但是我看到他其實還有回復稱，你們這些以色列人在說謊。綜合這個作者在推特上的其他發言，我認為他的發言更傾向是諷刺挖苦對方造假，他不相信哈馬斯會幹出如此邪惡的事情。而不是他真的仇恨以色列到支持哈馬斯去干反人性的事情。 他的推特是加沙戰亂受害者的文獻彙編，記錄著兩個月以來，一個詩人的憤怒、絕望、偏執與苦澀。詩人的另一條推文讓他舉世知名，是一首預言一樣的詩。 “如我必須死（If I Must Die)” 如我必須死去 你必須活下去 講我的故事 賣掉我的所有 買一塊布，得一捆線（做一白風箏綴長的尾） 加沙一隅的小孩朝天尋那天國 等他那炮火中頓失的父親 來不及跟誰訣別 就如此骨肉分離 頃刻枉死 若能見這風箏 傾我所有，得你所制，在那天空 剎那間以為有天使 帶回了愛 如果我必須死去 讓它帶來希望 讓它成為一個傳說 廣島核爆以後，日本出現過核爆文學，比如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小說。核爆倖存者中也有詩人峠三好（Sankichi Tōge）。後者最著名的詩句是，「還我人性」。 在Alareer的這首絕筆詩里，能看到共通的東西。他像是在和友人囑託，幫助照顧自己的孩子。裡面不是憤怒和仇恨，而是哀傷和牽掛。 加沙有沒有可能像廣島一樣出現一座和平紀念館呢？一進門，可以看到Rafaat Alareer的詩，當然，也應該有以色列人的詩。不行的話，就把「還我人性」幾個字掛上去。館內一邊是以色列受害者的傾訴，一邊是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傾訴。再擺上一些遺物什麼的。 人們進入這個館，直面戰爭受害者的現實。我不知道，這會不會讓人放下憤怒和仇恨。當然，這很可能不現實，很幼稚。或者要等一百年，但是誰知道呢。 某種程度上說，紀念館其實就是交易記憶的市場。人們把過去包裝成記憶商品在紀念館裡售賣，過去發生了什麼是一回事，現實的人們該如何記住過去，接受哪種記憶才是重要的事。多聽聽各方受害者的記憶，總比仇恨記憶強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
在一個半月時間裡，66歲的女保安陳淑芬遭遇了三次性侵。侵犯她的，是她所在保安隊的隊長。作為幾乎沒有反抗能力的老年女性，她像一隻獵物那樣走進一層層的陷阱。 警告是無效的，自衛是失敗的。內外的雙重壓力讓她忍耐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犯，在憤怒中保持沉默，壓得她甚至吐了血。掙脫不開，她三番兩次想到了「死」。 最終的發聲，始於一個極小概率的偶然。如果沒有那件事，誰也不知道等待著她的會是什麼。 1 陷阱 2月24日，夜間9點，長沙楓雅名苑小區，有業主要從平日上鎖的消防通道開車外出，執勤的王師傅找不到鑰匙。總鑰匙串平時都放在監控室，監控室的胡明誠告訴他，鑰匙很早就被保安隊長於免拿走了。沒人知道他拿走鑰匙做什麼。 王師傅詢問於免，這才把車放了出去。 很小的事。今年53歲的於免在這個小區工作了10多年，比他的直系領導，物業項目經理吳懷秋待的時間還久，他沒有義務去向一個普通保安解釋什麼。但是這一天的他，在同事的眼裡還是有點反常。 拿走鑰匙之前，於免和胡明誠吵了一架，他不允許平日負責監控室的胡明誠在晚飯之後繼續在監控室工作，兩個人各不相讓，都拍了桌子。「這個人一定是要幹壞事去了，不是去打牌，就是去搞女人。」胡明誠說。 隨後，於免被目擊到在小區三四棟打牌，和他一起打牌的人後來說，「那天晚上他輸了400塊錢」。至於「搞女人」，則是流傳在楓雅名苑員工宿舍里的「閑談」，不止一個人看過他在公共場合拍保潔阿姨的屁股。但奇怪的是，這麼多年以來，從來沒有坐實的「受害者」。 和同事吵架之前，於免給楓雅名苑唯一的女保安陳淑芬打了兩個電話。 第一個電話在下午4點12分，響了12秒，陳淑芬「不想接」。好不容易一個月里被排到休息，能住在女兒家裡，今年66歲的她，當時正在帶孫子。下午5點55分，電話又響了，於免催陳淑芬，明天是她的白班（7點上到19點），要她今晚必須到小區。 2月24日，於免給陳淑芬打來的電話 /南風窗記者 趙佳佳攝 女兒沒在家，接連的電話引起了女婿的疑心。「打這麼多幹嘛，人有點傻吧。」在他看來，於免的要求沒有根據——家裡有車，對於第一次來城裡上班的丈母娘，他一直包接包送。陳淑芬也沒有遲到過一次，甚至在同事的眼裡，她總是早到的。「我也來撒了（我也生氣了），明天的班，我不會遲到啦，我又不是第一回上班。」陳淑芬說。 但她仍然服從了保安隊長的安排。和家人吃完晚飯，女婿把陳淑芬送到了楓雅名苑。洗漱完，她在於免隔壁的員工宿舍入睡。睡覺之前，她特意反鎖了門，在門的後面抵了一把木凳子。 宿舍內部，陳淑芬用凳子抵住房門 /受訪者供圖 凌晨1點，有人見到於免離開打牌的地方回到宿舍。他並沒有睡覺。凌晨2點左右，陳淑芬從夢裡驚醒，發現一個男人在自己身旁躺下，她「嚇得魂都掉了」。不知道於免用什麼辦法，走進了門被反鎖且抵了凳子的宿舍。當晚，他對陳淑芬實施了性侵。 那天是元宵節，為了防止火災事故，監控室的胡明誠和執勤的王師傅都要巡邏。煙花和鞭炮一直在響，一兩點才安靜下來。兩個人沿著巡邏路線，繞電梯、樓道、地面、地庫走了兩圈，員工宿舍不在巡邏範圍內。「救命啊！抓賊啦！」這是陳淑芬那個瞬間能想到的、最能喊出口的求救語，她「一路喊一路哭」，但沒有迴音。 4月，陳淑芬提起衣服的一角，露出她左側肋骨處長達幾厘米的，棕色的瘢痕，是元宵節那晚後，在傷口上新翻長出來的肉。於免的指甲很長，在反抗的過程中，指甲掐進了陳淑芬的肉里。這樣的傷口，在肋骨附近，還有好多。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於免性侵。對於66歲的陳淑芬而言，噩夢早就已經開始。 1月6日，她和老伴劉建華在女兒劉芸的介紹下入職楓雅名苑小區當保安，這是他們在城市中的第一份工作。兩夫妻住在同一個宿舍，幾乎是一個不可能有犯罪空間的條件。但是，陳淑芬與劉建華的工作時間和地點「巧合」且完美地被錯開了。 2024年2月的排班表顯示，陳淑芬一整月都上白班（早上7點-晚上7點），劉建華都上夜班（晚上7點-早上7點），陳淑芬在大門附近的東門崗，劉建華在地下車庫前的鐵道崗。兩夫妻在同一個宿舍里，過錯開的「舍友」生活。 保安部2024年2月排班表，上面方框是陳淑芬的排班，下面是丈夫劉建華的排班 /受訪者供圖 這份表格的制定者就是於免，安排保安的排班是他作為保安隊長權力的一部分。 元宵節那天，原本陳淑芬應該和丈夫孩子一起，在老家為親戚弔喪。但當女兒劉芸打電話給於免為父親母親請假的時候，他只批了父親的假，留下了母親繼續上班。劉芸記得當時他給出的理由是，「同時兩個人休，搞不贏咧」。 情況是複雜的，「保安隊長」的身份為於免帶來的甜頭，日益加劇著權力結構中其他人受到的侵蝕。 有一位保安的孩子上高中，每個月只有2號才有比較長的月假，他想把自己的4天假期集中在 2 號。有一次當他嘗試去溝通，於免拒絕說：「你為什麼不早點講？這個月沒你的休息。」可是在給他買了兩包煙後，假期被批准了。 這是常態，不止一個同事反映，自己在排班和假期上受到了於免的「吃拿卡要」——他的工資2700元，普通保安2300元，但是他使用自己很小的一點權力，得到了源源不斷的免費肉、米、油、煙等等。已經離職的保安說他「太貪」，「如果不送東西，（他）就會為難你」。 第一次進城市工作的陳淑芬和劉建華很默契地沒有給他送禮。「坐在這裡本來只有幾十塊錢一天，送東西，半斤四兩的他也看不上，一送多了我自己也划不來。憑什麼？憑什麼要送東西給他？」陳淑芬說。 更可能的是，彼時的他們是木訥的，沒有想要違反什麼規則，也沒有想到要利用什麼規則，他們只當把老家的土地搬到了長沙這個小區的水泥地上進行耕種，盼著每個月發工資的那天能夠有所收成。當農民幾十年，他們精於忍耐。 「我爸不準洗熱水，不準用空調，不準用洗衣機。」女兒劉芸憤怒地說，這些事情她後來才知道。和這些一起被滯後知曉的，還有於免在一家人眼皮子底下實施的、對母親多達三次的性侵。 這支由8個人組成的安保隊伍里，氣氛早就不好了，很悶，一種雷雨天到來前那種特有的沉悶。項目經理吳懷秋髮現，於免從去年年底開始，變得特別頹廢，事也不好好做，天天在宿舍里喝酒。「老於這次不出事，早晚都會出事。」他說。 陳淑芬入職一周後，她收到了一個命令，於免要求她去貼消防標籤。 事後，有保安指出，按照規定，坐崗亭的保安不需要負責貼標籤，但陳淑芬不知情。這種不合規的指派，與於免平時的「吃拿卡要」相比，並不引人關注。但胡明誠知道，在陳淑芬之前，有一個接近60歲的女保安也曾經被於免帶去貼過消防標籤。那件事情發生在2022年夏天，為了讓那位女保安去貼標籤，於免特地來找當時正在休假的胡明誠去頂了她將近一天的白班。 女兒劉芸也知道母親被要求貼標籤這件事。那段時間她剛好去宿舍給母親送了一些吃的，因為陳淑芬不識字，標籤上的字都還是他們一家人幫忙寫好的。一整個小區的標籤紙和貼條，厚厚一摞，裝了幾大袋。 當時，於免帶著陳淑芬貼了一棟樓的消防標籤，先到頂層，然後一層層往下貼。貼了一棟之後，於免要求陳淑芬在15分鐘內把飯吃完，然後去接鐵道崗羅師傅的班。「我媽（因為不會說普通話也聽不懂他的方言）沒去接羅師傅的崗，羅師傅罵於免，於免就罵我媽。」劉芸說。 「我聽錯了，我以為他讓我繼續貼，（於免）那臉一下子就垮下來了，好赫人（好嚇人）。」陳淑芬說。很陰沉，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於免而感覺到害怕。 1月13日，於免說要帶她去貼地下車庫。第一次下車庫，陳淑芬很馴順地跟著他，一直往裡走。走到車庫中部水泵房的門口，她不敢走了，「我怕，裡面烏漆嘛黑。」陳淑芬說。可是於免先走進去，在她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伸出手一把將她拽進了水泵房。 那是一個偏僻的密閉空間。楓雅名苑有保安曾經跟著工程師進去過一次水泵房，裡面很吵，水泵聲，電流聲混合在一起，轟轟地響。而且去水泵房需要專門的鑰匙，業主和普通保安都無權進入，只有在這裡工作了十幾年、每個月都要去檢查消防設施的保安隊長於免，才有水泵房的鑰匙。 陳淑芬清晰地記得，那天，她曾很大聲地求救，但就算是在白天，也沒有人來。那個空間在她的形容里，是冷、伸手看不清五指的黑暗、嘈雜的噪音，還有酒。她記得自己聞到了於免身上濃重的酒味。 陳淑芬從水泵房裡出來的時候，於免已經走了。一個不識字、聽不太懂普通話、不會坐公交地鐵的老太太，很難擁有概括複雜感受的能力。唯一可以用以回溯她內心處境的細節是，那天，她知道自己的老伴就在小區值班，近到從地下車庫走出去就能和他見面，但她沒有去。 她悄悄回了宿舍，坐著，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是真的好氣勒，想死在這裡算了，但是我崽女都不在身邊，我死了，他們連我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安慰自己之後，陳淑芬為了完成工作，帶著傷口，貼完了當時手裡剩下的消防標籤。這是她入職第8天，第一次被性侵。 2 沉默 1月13日，在水泵房被性侵；1月20日，她上夜班，老伴上白班，白天被入室性侵；2月25日，老伴不在長沙，凌晨被入室性侵。一次比一次更暴力，累積了3次。於免威脅她，「要是說出去，就掐死你」。 保安隊所屬的育天物業公司董事長黃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於免和陳淑芬的關係，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隨後，在4月的內部會議里，有朋友偷偷告訴劉芸，黃長對著相關員工把這件事情澄清為，「前兩次是（陳淑芬）自願的」。 陳述這些的時候，劉芸憤怒到臉上青筋微鼓。 本來是一個好心的決定。劉芸在育天物業公司的另一個項目擔任項目經理，因為父親在近年生了一場大病剛剛治癒，幾個孩子想把父母接來長沙，一家人之間方便照應，就安置在育天物業公司負責的楓雅名苑小區當保安。 楓雅名苑小區地下車庫前的崗亭，事發前，陳淑芬（化名）的丈夫常在這裡值班 /南風窗記者 趙佳佳攝 但在事後不斷的追索和回想中，劉芸才逐漸意識到，從進入楓雅名苑開始，母親就活在一種隱形「監控」里。 母親沒有機會當面向家人吐露自己的遭遇。每個月休息的四天，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在女兒家，女婿和兩個孫子都在，她不好開口。甚至因為孫子經常要用她的手機玩「兒歌點點」，她自行刪除了很多於免發給她的黃色圖片。 唯一的縫隙是，劉芸有空會去看望父母，給他們帶點水果，餃子之類的小東西。 但是每次劉芸去，於免都會出現，即便他一開始並不在宿舍，也會在很短的幾分鐘之內趕來。「我有時候想跟我爸爸媽媽聊聊天幹嘛的，哪怕我把門關了，他都會推門進去。」知道性侵事實後，劉芸才回憶起其中的恐怖。不僅如此，於免還會私下對陳淑芬說：「陳姐，為什麼你女兒來不喊我？你是不是對我有什麼意見？」 她有努力透出一些異樣。 入職之後不久，她就開始問劉芸要「門搭子」，類似於防盜鏈的一種五金配件，她說的是，「怕賊」。1月11日，劉芸買了兩個門搭子，拍照片發給母親確認。後來，父親把其中一個安裝在了門外，本應裝在門內的另一個，由於螺絲釘不適配，沒法安裝。1月13日之後，母親的態度變得急迫起來，她向劉芸索要第二個門搭子上的螺絲釘，問女兒要不到就問兒子要，自己要不到就讓劉建華繼續要。 「你媽好多名堂。」劉建華對女兒說。劉芸記得，自己當時站在了父親的這一邊。「我跟我爸爸認為，她可能是因為錢財之類的要裝門搭子，所以我們就給她裝到外面了，他之前的鎖就是很普通的那種防盜門的鎖。」 沒有人知道一眼看上去就有明顯老態的陳淑芬，會在66歲遭遇性侵。她想把搭子裝在門裡面，這樣門就無法從外面打開，她才能感到安全。 那段時間，她經常和劉建華拌嘴。劉建華在屋子裡洗腳的時候，於免走了進來。陳淑芬質問他：「你為什麼把他招惹進來？」在劉建華的視角里，於免只是有些東西放在這個房間，進來拿東西很正常。陳淑芬就說，想把屋子裡所有別人的東西都甩出去。 還有刀的事情，宿舍床頭有一張桌子，上面放了一張砧板，他們平時在上面切菜切水果。因為擔心刀放在那裡會有危險，劉建華就把刀收了起來。陳淑芬看到了，責怪他：「為什麼你要動我這把刀？」這些情緒，被蒙在鼓裡的劉建華不能理解。 沒有機會開口，她也不好意思開口。「怕丑。」這是回憶這件事情的過程里，除了「害怕」之外，她說得最多的一個詞。 她是農村裡最常見的那種女性，只在年輕的時候留過長發，劉芸沒有見過她穿一次裙子。以前她給母親買過一條長度到膝蓋的短褲，夏天穿著涼快點兒，但是穿了一次之後沒有再穿過。這些女性在生育完後，就沉默著成為了母親，成為了奶奶和外婆。 這是律師朱丹第一次經手老年女性被性侵的案件。他說，這根本不是什麼桃色故事，事件的受害者是一名「老年女性體力勞動者」，一位普通的鄉下老太太。朱丹為她錄視頻陳述情況的時候，中間掐斷了四五次，他需要停下來，去為她解釋各種辭彙的含義，比如，什麼叫做「你的姓名」。接受採訪的時候，一句話就問完的問題，需要劉芸用至少五句話向她描述問題的意思。 「真的丟臉不起，丟臉不起的，孫子都那麼高了。」在被問到當時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不說出來的時候，陳淑芬回答。 她的恥感在她和女兒的聊天記錄里能找到痕迹。在水泵房第一次被性侵後，1月13 日，一整天，她沒有給劉芸發一條微信消息。直到14日晚上，在崗亭里上夜班，沒有前言後語地，發給了劉芸一個孫子唱歌的小視頻。13日之後的幾天，也是沒有任何原因的情況下，她又發了4個孫子的視頻到劉芸的微信。這些視頻對她來說，彷彿是一種短效「止痛藥」，能通過反覆觀看讓自己忍下去。 她也試過去威脅於免，說要揭露他，可是被反問，難道你不怕丑嗎？對方比自己，還要更清楚老年女性的軟肋，他利用了她的軟肋。 第一次性侵結束後，她在監控室找到他，發出了第一次警告：「你不要再騷擾我，你不要再來，你再來的話，我就去告你。」在她的回憶里，於免不以為然，有一句話的大意是「這有什麼了不起的，這是我們的私人關係。」這句話直接點爆了她。「我何不生氣（我怎麼可能不生氣）？我和你什麼關係啰？我認得都不認得你！你個矮子（於免的外號）！」 事情繼續惡化。1月20日，陳淑芬上完晚班在宿舍睡覺，於免直接開門躺在了她的床上，對她進行了第二次性侵。她記得自己的手被掐出清晰的手指印，還有因為穿著薄衣服睡覺而更嚴重的傷口。於免再次威脅她，要是說出去，就把她殺了。 直到她終於開口和女兒說，「不想在這裡做了，想回老家」。劉芸只能想到她是不是哪裡不舒服，想帶她去醫院看看，但是能方便說出來的理由只有：「坐那兒一身痛，坐得腰痛。」 她和劉建華也說不想做了，給的理由更接近真相一點，「不想看見那個矮子」。「不想看就不看嘛……在這裡上班兩口子在一起，不管是做飯吃還是搞什麼，都有個伴，熱鬧一點。」她得到的回復是這個。 更重要的是，那段時間，劉芸收到育天公司的調崗通知，她就快要去楓雅名苑當項目經理，當於免的直繫上司。陳淑芬覺得好像有盼頭了，女兒快來了，女兒一定會保護自己。 不能說，又走不掉，在等待的僵局裡，第三次性侵來得比女兒要早。她努力去夠砧板上的刀，「想砍死他」，可是「夠不到」，她伸手掐他的脖子，已經掐到了，「想掐死他」，但是沒有用。酒後的於免面部通紅，一身的蠻勁。她徹底崩潰，說一定會告他，「搞死他」。事後，她「坐在地板上哭」，「我真的哭，哭得要死勒」，她被氣得吐了幾口血。 那個晚上，她再也沒有合過眼。心中所存的僥倖一個個全都落空了——第一次被性侵，她退讓，想著不跟著他去任何地方也許就好了，但是於免來到了她的房間。等待女兒過來保護自己，但就算是消息已經出來了，他還是猖狂地又一次下手。肯定還會有下一次。「這樣也是丑，那樣也是丑。」她心想。 2月25日上午，項目經理吳懷秋出來，整理鋪在小區台階兩邊的蛇皮袋。他走下來的時候，陳淑芬正在東門崗亭上白班。不知道鼓了多大勇氣，陳淑芬喊出來：「吳經理，吳經理。」她喊了兩聲，但聲音太小了，他聽不見。 吳懷秋沿著台階，一路抖動蛇皮袋上的雨水，一路往上走，從最上面的一個台階消失了。 她再一次陷入沉默。 3 點頭 保安隊內，同時醞釀著另一場風暴。而這場風暴，極其偶然地，成為了這樁隱秘性侵案的出口。 2023年，項目經理吳懷秋就想過要換掉於免，但怎麼都「換不掉」。 他說，於免這兩年不負責任，開會講的事情都不去落實，甚至從去年年底開始，天天在宿舍里喝酒。但當吳懷秋把情況上報給公司的時候，得到的反饋是，「暫時不動」。至於為何不能動，他也沒法解釋，只說，可能公司有公司的考慮。 在性侵案發前半年，於免的妻子曾和小區食堂做飯的阿姨打架，鬧到了派出所，導致於免和食堂阿姨都被開除。但有員工證實，事後不久，於免又回到了保安隊，且仍然擔任隊長。 該公司董事長黃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他才53歲，在公司做了10年了，找到一個53歲的人不容易」。 從公司層面表現出來的對於免的縱容，使得保安隊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加劇。胡明誠是隊內唯一敢跟於免互相拍桌子的人，從他2022年夏天入職以來，雙方吵了無數場架。直到今年2月25日的午後，矛盾到達即將爆發的臨界點。 同一天，凌晨遭遇第三次性侵的陳淑芬感受到自己心裡再也「背不住了（承受不住了）」。劉芸說，「我媽已經崩潰了當時」。 她的崩潰似乎終於嚇到了於免。當天晚上，他試圖給她送去塗抹傷口的膏藥，但她拿起膏藥就往他身上扔，一邊咒罵一邊說：「我不要你的！」上午10點左右，於免在微信上發紅包給她，她直到紅包過期都沒有領取。臨近中午，他買了橘子想送給她兩個，在東門崗亭，陳淑芬把橘子朝他砸去。她還舉起手機對著地上滾落的橘子錄視頻，像在凝視一種極其骯髒的東西。 第三次性侵後，於免給陳淑芬發來紅包，她直到紅包過期都沒有領取 /受訪者供圖 求助吳懷秋的努力落空後，陳淑芬在長達半天的時間裡都沒有繼續求救。 她認生，語言不通，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邊，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誰。直到當天下午，胡明誠執筆寫下一封長達三頁的舉報信，在其中詳細敘述了於免的所作所為，由王師傅出面去找其他保安簽字。陳淑芬不識字，當這三頁紙出現在她面前時，她只知道，這是用來「搞於免的」。 原來不僅只有自己在恨他。漫長的忍耐後，陳淑芬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夠「有人撐腰」。一直以來於免用來加劇她保持沉默的權力結構，在這次意外的匯合里破碎了。 她對王師傅說，昨天夜裡，宿舍里進了賊。王師傅問，是哪個？她說，是矮子。 下午6點，胡明誠在監控室接到王師傅打來的電話，他聽見王師傅在電話那頭說：「聯名信不用寫了，陳淑芬被於免強姦了。」 胡明誠的直覺告訴他，陳淑芬肯定沒有說謊。大家每天聚在一起在食堂吃飯，他留意到陳淑芬身上發生的變化。剛來上班的時候，她還常常和他們打招呼，到後來，她變得不再高興，吃飯板著個臉。胡明誠曾對王師傅說，「這個老太太有點怪，怎麼不做聲呢？」當王師傅帶著陳淑芬來到監控室的時候，胡明誠發覺她渾身發抖，講話結結巴巴，一直說「怕」。 陳淑芬的丈夫劉建華說過一嘴，胡明誠是個好人。胡明誠會在陳淑芬上晚班的時候跟她說，如果有什麼事，可以找他幫忙。出於「同情受害者」，他頂住壓力跟我們見面。哪怕挨到了深夜，也還是要陪所有記者把採訪做完，因為「不願失信於人」。 當天傍晚，在陳淑芬的丈夫和兒女都不在身邊的情況下，胡明誠決定和王師傅一起，帶她去派出所報案。面對瑟縮的老人，他安慰她：「21世紀了，是法治社會，你不要怕。」但陳淑芬沒有講出實情。66歲，她第一次去警察局，甚至害怕警察抓捕的會是她自己。旁邊的胡明誠急壞了，急到在報案的時候，受到警察的警告：「你不要說，讓她自己說，你在誘導她。」 當時問話的是個年輕的男警察，她好不容易開口告訴對方，於免把她的下體抓爛了，對方要她拍個照，但她不好意思拍，最後，只說被脫了褲子，被按在床上，沒有說出後續的情況。 聯名信的出現，讓庇護於免的隱形條件產生裂縫，然而恥感依然圍困著老人，這正是於免的隱秘武器。 在報警期間，於免和他的妻子先後來到派出所。在陳淑芬記憶里，於免走進詢問室後，第一時間就朝她跪下，磕了三個頭，求她：「陳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喊你娘要得不？你不要說了。」陳淑芬氣極了，直接當著所有人罵他，說：「我沒有你這樣的兒子，我要是有你這樣的兒子，我就一腳把你踹到河裡淹死。」 緊接著，他妻子也來了。陳淑芬說，在派出所，他妻子從包里翻出像爆米花一樣的東西到處撒，說要死在這裡。女人用很髒的話罵她，說陳淑芬年紀這麼大了，還勾引別人老公，揚言要打死她。家人不在身邊，胡明誠和王師傅也不能進來，她獨自面對這對夫妻，更加不敢講話。「嚇傻了，嚇得不敢說。」 胡明誠記得，那天於免的妻子被三位警察架住，倒著才拖出詢問室。 晚上10點10分，在老家弔喪的兒子劉志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她說剛從派出所報完案出來，認不得路，不知道自己要去睡在哪裡。在這通僅持續了61秒的電話里，母親首次向兒女揭開她傷痕的一角。劉志記得她說，「於免這個畜生，昨天晚上進了我的房間」。 胡明誠和王師傅是在派出所門口的橋洞下找到她的，天色昏黑，長沙下大雨，老太太全身都濕透了。那天，由於陳淑芬的隱瞞，派出所按所能掌握的信息將這起案件定性為猥褻。 她開不了口，再次往回緊縮。這是排除職場這個條件後，老年女性性侵案常常出現的死結，沒有子女的介入，性侵她們幾乎不會被發現，而只要不被發現就不產生任何代價。 第二天，劉志早飯都沒吃，帶著姐姐、妹妹和父親趕回長沙。為了瞞住父親，劉志讓妹妹劉芸單獨去找母親詢問情況。而陳淑芬沒有開口，母女面對面，長時間地枯坐。 劉芸耐心安慰她，不是她的錯，但話都說盡了，陳淑芬就是沉默。直到她說：「媽媽，我們整個家族裡面女孩子占多數，本身女性是一個很弱勢的群體，你懂弱勢是什麼意思不？受欺負的都是女的。對於你來說，確實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你看，這個小區裡面這麼多小孩子，不管是年輕的老的，如果大家受到了這種侵犯都不說，這個畜生是不是會更加肆無忌憚？他也受不到任何的制裁，只慣著他一味地囂張。」 老太太不識字，根本分辨不了「強姦」和「猥褻」，因為報案需要簽名，在公安局，她才第一次學會了畫自己的名字。女兒這番話，撬動了她心裡最底部的情感。「我要是不講出來，害了我都是小事，還要害別人。要講出來，醜死了都要講出來。」 最關鍵的問題，劉芸措辭了好久，問她：「那個人有沒有做爸爸對你做過的事情？」 陳淑芬點頭。一個半月里所有怪異的碎片，在此刻凝聚起來。 劉芸終於知道在母親身上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白髮迅速爬上她的頭頂，腰背突然變得佝僂。「我能夠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反反覆復在折磨她。之前她最喜歡跟我們講，人低頭了火焰就低，要我們抬頭挺胸。她從來不會塌腰駝背走路。但（那段時間）我特意提醒我媽媽，你脖子這裡挺不直還是怎麼的？她說，有這麼回事嗎？完全沒意識地就塌了。」 為了瞞住父親，兄妹謊稱於免只是對母親「動手動腳」。他們不敢告訴他真相。僅僅是聽說於免「摸了」「抱了」母親，年近七旬的父親就「炸了」，差點衝出去殺人。 沒有家人能在這件事情里保持理智，哪怕是自稱最為冷靜的劉志，也被憤怒支配。得知實情後，他前往楓雅名苑小區的保安隊宿舍，使勁地踹於免的門。門沒踹開，他從父母所在的房間翻窗出去，進入了於免的房間。後來他慶幸房間里沒人，否則他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