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下当代地主阶级的卑微处境

在中国近代史上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的年代,有一个阶级是贪婪、残暴、反动的代表,叫作地主阶级。最典型的两个形象,一个是《白毛女》里面放高利贷的黄世仁,另一个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在这一套历史叙事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却为富不仁、敲骨吸髓,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么,多少土地算多呢?一家上千亩地算不算当代的地主阶级?当代的地主阶级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呢? 近日,发生在内蒙古开鲁县的一则新闻集中展现了当代地主阶级的卑微处境。 网络图片 20年前,张文林等几户人家合伙向开鲁县建华镇双胜村低价承包了5600亩“没人要”的土地用于种草养牛,三十年承包费已全部缴清。经过10多年土地平整、牛粪肥田等操作,原先“兔子不拉屎”的荒草滩变成了可以种玉米的耕地,原先叉着腰看“冤大头”们在荒地上开垦的村民和干部们心里就不平衡了: 这么好的土地,当初怎么能这么便宜的价格承包给你们三十年呢?不行!这得加钱! 网络图片 于是,镇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一起挡在了春耕的拖拉机前,阻止了地主张文林耕地种玉米的行为。要种地,先交钱,200元一亩,近百万元,不交钱我们就要收回土地。 面对地主张文林凭什么收钱的质问,村委会副主任那叫一个坦坦荡荡: 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 网络图片 而镇党委副书记纪云浩回答为什么不按合同办事时,更是豪气冲天: 别问我,我也不懂法! 网络图片 今天看到很多人在网上批评这几位镇干部村干部,开鲁县的最新通报也说要对这位纪云浩副书记免职处理。要说阻碍春耕、工作粗暴,这几位干部的确不冤枉,但仅仅把目光放在“揪出几个坏人”上面,那就太流于表面了。 当下,全国范围内土地承包纠纷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蒙古这一件,背后症结所造成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农民的生计,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 不瞒你说,农村真的是“法外之地” 我做过5年农业记者,所以经常会有各个行业挣了些钱的朋友问我: 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这么重视,我回乡下承包一些土地种植有机农产品,当个良田千亩的地主岂不美哉?你认识那么多农业技术专家和农资厂家,我认识那么多销售渠道,咱们联合起来无敌了。 我的回答也都很干脆: 请停止你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投资重资产长周期高风险这些且先不说,单说承包土地这一项你就搞不定。 有朋友不服气,说我回老家看过了,大家都去外面打工了土地根本没人乐意种,不值钱,包个几百上千亩都很便宜。 是,你说的是实际情况,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当下没人从土地里挣到钱的实际情况?你把土地集中承包下来,亏了钱倒还好,人家只是笑话你几句,要是你不小心挣了钱发了财,你猜村民们会作何感想? 又有人不服气了,我走正规途径承包土地,白纸黑字合同写清楚承包十年二十年不变,他们就算眼红又能怎么样? 对此我只能说,正因为你有法制意识合同意识,所以我才百分百确定你不适合干这个。 网络图片 农村是法外之地,是商业合同约束不到的地方,这和人性善恶无关,和民风是否纯朴无关,单纯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客观结果。 这土地,是农民的又不是农民的 给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们简单科普一下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制情况: 按照我国法律和政策,农村耕地是属于村集体所共同拥有的,每户农民在几十年前根据人口情况从村集体“分到”一定面积的耕地,拥有这些耕地的“承包权”,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分田到户”。 这里有几个重点: 第一,本村村民从村集体里“分到”的耕地虽然也叫承包,但并不需要支付承包费,相反,还能拿到国家的种粮补贴等收入。而且,中央还多次重申了,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因此,在村民的认知中,耕地是自家的财产。 网络图片 第二,村民所拥有的土地“财产”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既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也不能去银行抵押贷款。要想把这个财产变现,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等政府的土地征收,拿一笔补偿款,另一种是把耕地承包权转租出去,按年度收取承包费。前一种情况下,农民通常是没得选择的,要修高速路了,要建工业园了,说征收就得征收。后一种情况下,农民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现实中,大面积的耕地承包都是和村集体签订协议,因为一家一户农民的耕地面积比较小,不具备产业规模效应。 第三,城里人也好,企业主也好,是永远没有途径取得一块耕地“所有权”的,就因为你不是农民,不管你是真心热爱农业还是想通过农业挣大钱,都没用,户籍出身注定了你没有耕地。就算你有钞能力,砸一百亿也只能租到一块耕地若干年的二手经营权,没办法买断,本质上,你租的其实是农民的身份,一种拥有土地一手承包权的身份。 按照公开的说法,这种集体所有制下农村耕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设计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防止农民卖地后变成“失地流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然而现实中,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却成了农业不稳定因素。 古话说,无恒产者无恒心 中国农业当下的情况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 真正拥有耕地长期承包权的小农户,依靠村集体分的那几亩地基本不可能养活全家人,必须得有人去打工做生意,因此农业经营意愿极低,种植技术水平也极低。 而真正有意向经营规模化农业,有资本有技术做高质量农业的人们却不可能取得长期的耕地承包权。 面对通常只有5年10年的租期,面对随时可能被农民和村集体单方面撕毁的承包合同,如果你是农业投资者,你会采用什么经营策略? 答案很显然:在最短的时间内掠夺这片耕地最多的价值,不要考虑保持土壤有机质的问题,不要去考虑土地污染的问题,更不要去做投资巨大的滴灌、大棚设施。因为你不知道明年你还能不能保得住这片土地的承包权。 正如前面内蒙古这则新闻里的情况,几位种植大户以为他们手里拿着30年的承包合同,可以把目光放得长远些,于是花大力气、投下巨资去改良土地,愣是把十里荒滩改造成了千亩良田。可结果呢?等来的是摘桃子的村委会与镇政府。 网络图片 名义上你是坐拥良田千亩的地主,可实际上你只是帮“村集体”和镇政府暂时保管土地的外来户。不听话的,耕地随时收回,人也要抓走,这就是当下中国地主阶级的卑微处境。 因此,只做一年甚至一季的规划,就成了中国大多数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理性选择。无恒产者,无恒心。 与你无关?影响粮食安全食品安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面这个矛盾影响的不仅仅是有意向投资农业生产的人,也影响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一方面,农村土地撂荒问题越来越严重,大量面积分散的良田处于实际无人耕种的状态。有些地方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禁止抛荒,于是很多农户只管种下去,不除草不施肥,任由庄稼自生自灭,你去检查的时候看到田里一片绿油油的,可等到收获的时候每亩都不一定能收100斤谷子(正常产量应该是1000斤以上)。 有一些原本雄心勃勃想要流转土地的种田大户因为前述各种原因折戟沉沙,已经集中的土地再次回到分散状态;有一些依靠资金和技术种田挣到钱的农业企业被撕毁合同、哄抢农产品,落得个血本无归;还有些流转大片土地的地方豪强则通过与镇村干部合谋,用强力弹压“不听话”的农民,他们倒是真的在农村站稳了脚跟。 另一方面,暂时保有着土地承包合同的种植大户、农业企业们,不得已而选择短期的经营策略,农产品的风味品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这些保障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农村耕地所有制的问题极为重大复杂,我只能分享一些粗浅的观察与思考,完全没有信心提出什么一揽子解决方案。 我唯一能够确信的是,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公众的食品安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现状还有很大很大的改善空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十个案例!看看普通人偷燃气的下场!

今天不说别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如果一个普通人胆大包天,胆敢偷窃燃气公司的燃气的话,那么他会遭到哪些处罚。 以下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案例。‍ 1、2020年8月5日,燃气公司职工在日常巡检中,发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北方养生会馆内存在偷盗燃气情况,盗气手段是私接旁通管道为会馆内燃气设备供气,从而达到偷盗燃气的目的。随后,公职人员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取证并报警,最终窦某某因犯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2、2015年12月,接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报案称,位于合泰区域的燃气管线被人长期私接乱搭盗窃天燃气,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接到报案后,侦查民警多次前往合泰区域现场进行勘查,开展走访调查,通过缜密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郭某雷等人并查获其实施犯罪的大量重要证据。经过周密部署,刑侦支队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郭某雷等人,并收缴部分作案工具。后经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该案主犯郭某雷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3、2009年5月12日,沈阳市煤气总公司工作人员在对大东区“民强浴池”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锅炉工吴成毅正准备拆卸盗窃燃气用的管线工具。经查,个体业主吴永久为节省经营成本,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私自连接管线,累计盗用燃气11.1万立方米,价值31万余元。吴永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用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故判处吴永久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万元。 4、2018年11月,北京的褚某用从五金店买来的一根金属软管,在锅炉房的燃气总管道旁边通了一条管道,绕过燃气表再接回总管道,让两条管道同时走气,但燃气表只能记录一条管道的燃气数据。燃气集团通过远传平台对泰然居小区用气量进行数据分析时,发现异常情况。经调查核实,褚某私接管道盗窃了价值4万余元的燃气,后经审理认定,褚某采用打孔等手段破坏正在使用的燃气设备,危害公共安全,被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并向北京燃气集团退赔燃气费和管道修复费用共计5万余元。 5、2019年5月中旬,燃气公司发现异常后报警,经查,洗涤公司的李某某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套干扰设备,安装在燃气表附近的隐蔽位置,干扰燃气表正常运行,经过调查后发现, 李某某共盗窃燃气31万余立方米,价值96万余元。后经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万元。 6、2018年11月,安徽省蚌埠市一起民用用户偷盗天然气案件成功告破,当事人李某某,私下将一根接气管通过主力管道直接连接到采暖炉,这样,便可绕过燃气表具进行盗用,经查,李某某的这种“岔倒”用气的行为,涉嫌盗气,所以,当事人李某某被追缴燃气款31000元,并被处以4000元的罚金,此外他还将面临进一步处罚。 7、2021年,被告人刘某一萌生了私自改造燃气表以节省开支的想法,于是便对自家的燃气表改装,使之可以正常使用燃气但燃气表不走字计量。见一时无人发现,便一直用此方法违法盗窃使用天然气。经统计,刘某共盗窃燃气公司天然气1004立方米,价值5823.2元。经安国市人民法院判决,判处被告人刘某一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8、2021年5月,北京的浦某私自将自己捡来的燃气灶接到了自己家的燃气管道上,他通过私自改装燃气管道,偷盗燃气将近一个月时间,在燃气公司在对燃气进行定期巡检的时候,燃气检查员发现情况后报警处理,最后经法院判定,被告人蒲某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8条。庭审当天,法院没有做出判决。媒体提醒: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9、2023年5月23日,郑州华润燃气工作人员于华(化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两家知名胡辣汤店的燃气表出气口底部有小孔,存在偷盗气行为。经查实,竟有14家某胡辣汤连锁店、12家临街商铺采用相同方式盗窃燃气。相关单位根据线索,迅速抓捕了嫌疑人赵某,经审理后认定,赵某与餐饮店铺相关人员均构成盗窃罪,同为主犯,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判处其他餐饮店铺23人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2年不等刑期。 10、 2019年9月,被告人邓某私自将其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家中厨房内的燃气表出气口改接了一个三通阀门,然后用一根橡胶管将天然气接入两个房间。2020年8月底,邓某再次私自改造天然气管道,将其家中厨房内的天然气能够不经计量使用。2020年9月30日,燃气公司上门检查,发现邓某私接天然气管道后立即报警。最终,被告人邓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同时公安机关将扣押在案的三通阀门、弯头、天然气表依法予以没收。 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普通人偷盗燃气之后被处罚的一些真实案例。‍ 首先必须声明,偷盗燃气,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违法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制止并予以严厉打击。 所以,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确实也能看到,普通人偷盗燃气,我们肯定是予以严厉打击的,这点我也是认同的。‍‍ 普通人“偷气”,我们是给予严厉打击了,可如果是一些大型的公司“偷气”呢?如果是一些手握重要公司大股份的一些大佬们“偷气”呢?我们要不要严厉打击呢?‍‍ 如果只是对普通人严厉打击,而对一些大佬却唯唯诺诺,那,这能说得过去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我是麦杰逊

7.7亿元平安信托延期兑付:被套牢的保险业务员和普通投资者

4月10日,平安信托发布公告称福宁615号信托计划宣布延期。事实上,在公告发出前几日,投资者们已经聚集到了深圳平安集团总部门前维权,其中不仅有福宁615号的投资者,还有佳园468号的投资者。这两款信托产品皆通过平安集团金管家“保尊宝”模块购买。和人们想象的不同,这群信托投资者并不都是富豪。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是平安保险的业务员。还有很多人是平安保险的长期客户,通过自己的保险业务员购买的这笔信托。在过去的几年,他们的财富一直在稳定增长着,没人意识到以这种方式购买金融产品,背后会存在什么问题和风险。 延期兑付的信托 2023年12月的一天,齐晓查看手机上几天后即将到期的信托产品,到期时间突然变成“9999年12月31日”,心一下子沉入了谷底。这枚令她担忧了两年的定时炸弹,终于炸响了。 2021年12月,父母出资300万元,以她的名义购买了平安信托推出的佳园468号信托计划,她手里有10万零花钱也投了进去。在她印象中,金融产品每月或每季度会收到分红,但这笔钱迟迟没有动静,只在2022年6月和9月分别返回了14万和12万元。 为此,齐晓多次找业务员询问情况,业务员告诉她,不用担心,本金和利息最后都会一起返还,让她相信平安,耐心等待,并告诉她“其他到期的信托产品都兑付了”。 虽有些将信将疑,但业务员自己也买了福宁615号,还给齐晓看过购买记录,这成为她的“定心丸”。耐心在产品确定延期后被耗光。延期后,齐晓每周都去找业务员询问一次,业务员有时告诉她再等等,有时不回复。 直到2024年3月末,她突然收到业务员的消息,让她去深圳“维权”,不然钱就要不回来了——原来,业务员自己购买的福宁615号信托产品到期也未兑付,她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这两款产品都“出事了”。 4月10日,平安信托正式发布公告:受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影响,近期平安信托福宁615号信托计划宣布延期,公司正积极推进项目处置。该计划存续期限30个月,截至2024年3月29日,存续规模为7.7亿元。齐晓购买的佳园468号本应截至2023年12月31日,而早在她发现延期前的2023年8月,平安方就公告称,该计划全部存续信托单位提前终止,但由于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无法足额支付全体受益人,自动延期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止。 网络图片 4月中旬,愤怒的投资者们聚集到深圳平安集团的总部,想要讨一个说法。当人们面对面聚在一起,他们发现了一个略显荒诞的事实:投资者中几乎没人有金融方面的相关知识。 他们既不知道这款信托底层资产是房地产,也不了解分红方式,购买前都没有仔细看过合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信托。有人还把它当作平安为客户提供的一项资产增值服务。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平安保险的长期客户,通过寿险业务员购买的这款信托。他们的投资逻辑和信托那句广为人知的宣传语一样,“因为信任,所以托付”。在业务员口中,平安集团是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市值万亿,有国家监管,还有平安保险兜底……最重要的是,这些投资者都是平安的老客户,他们此前购买的保险或金融产品,从来没出过问题。 《故乡,别来无恙》剧照 过去的几年间,财富确实在慢慢增长着,承诺的利息到期都会兑付,这让人们更加相信历史兑付率100%的平安神话。投入的钱也从50万,100万慢慢加码,直到这次的300万甚至更多。本刊采访的近十位投资者中,超过半数因为流动资金不足,通过借贷的方式才凑齐300万的起投门槛来购买产品。正是这样的信任,令他们忽略了信托产品的金融属性和背后的风险。 信任陷阱 延期兑付后,很多曾经没有被投资者们关注到的信息浮出水面。在本刊获得的一份佳园468信托计划推介材料中,第一页免责声明写道:信托产品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较强,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该产品风险等级为R4类(中高风险),为股权投资类产品,资金最终流向惠州市博裕房地产有限公司。 而多位投资者均表示,自己在产品延期前,从没看到过这份推介材料,对其资金流向、风险等级并不知情。他们回忆,不确定业务员介绍产品时是否给出“保本保息”的承诺,但可以确定的是,业务员传递了产品绝对安全,不会出问题的信号。 家住辽宁的卢美惠在佳园468号投资了300万,作为平安的老客户,她对业务员本人和平安集团都有着坚定的信任。她的业务员是女儿高中同学的妈妈,经常请她去吃饭、洗澡,逢年过节都会送礼品。疫情时,她提了一嘴自己有些发烧,业务员立刻送来温度计和药,卢美惠一直很感谢她,觉得她是真的对自己好。 《心居》剧照 2015年之前,卢美惠没做过什么投资,家里的钱都放在银行。之后,都通过这个业务员买了保险,又在2019年左右开始在她这买理财产品,可以说“这些年赚点钱全都给平安了”。对业务员的信任,也到了“她说什么好就买什么”的程度,不仅如此,她还常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业务员做客户。 2019年7月,业务员第一次给卢美惠推荐了平安信托。那时的卢美惠还有些犹豫,回她:“平安信托安全,对吧,心里总没底呢。这么多钱谁都得仔细研究好了。”业务员告诉她,给推荐的这个产品百分百放心,收益也没问题。出于信任,她还是买了,本金与利息如约到账,这增强了她的信心,此后两年,她陆续购买多款理财产品,投资金额从50万,到100万,再到300万,确实没出过问题。卢美惠记得,自己之前买过一款160万元的理财产品到期后,没有利息,本金也只回来了159万。当时业务员带了1万元现金到她家里给她,告诉她,这笔损失由平安来承担。这让她更坚信“平安是个大集团,会给我托底”。 2021年12月9日,卢美惠找到业务员,让她帮忙留意最近有没有150万元的理财产品,业务员问她,买私募还是信托,卢美惠问,信托是不是安全一点?十分钟后,没等业务员回答。卢美惠做了决定:信托吧。其实,对她来说,私募和信托没什么差别——她对这两种产品的概念与风险都一无所知。随后的几天里,业务员不停地推荐这款起投资金300万元的佳园468。 买到佳园468号让卢美惠一度感到庆幸。在业务员口中,这是平安回馈高端客户才推出的产品,利率比其他理财高,安全性没问题,全国只有100个名额限制,需要业务员帮忙提前预约和抢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买到的。这种“饥饿营销”让卢美惠觉得,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当时,她手里只有150万元的流动资金,找亲戚朋友借了六七十万,还差几十万。业务员主动推荐她可以用“保单贷款”的方式,把之前买保险钱的钱贷出来,利率5%,和这款产品7.1%的利率比,还有两个点的收益。卢美惠当时感到“特别谢谢她”,觉得业务员是跟她关系好,才给她推荐这么好的产品,还帮她想办法贷款,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除了找亲戚朋友借的钱,卢美惠还和当时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女儿王佳琪借了几万元。知道妈妈要买这个理财产品,王佳琪第一反应就是“不太愿意”。她对那个业务员并不信任,因为业务员总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让妈妈买产品,她有时让母亲少买点保险,业务员总用“小孩子不懂,咱们大人要多考虑”或“这个我给我家孩子都买了”的话术来劝妈妈。但另一方面,她怕阻拦会让妈妈多想,“我都工作了,不想让她觉得遇到事情我不愿意出钱,想让她感受到,需要钱的时候,我也能帮到她”。 反复和母亲确认了安全性后,她叮嘱:咱们不追求高利率,安全就行。王佳琪一直觉得,这笔信托出了问题,是妈妈太相信那个业务员导致的结局。而直到去了深圳“维权”后,她才意识到,不止母亲,几乎所有投资者都没有意识到购买信托产品是一个有风险性的金融投资。 投资者中,有很多人自己就是平安寿险的业务员。从这个角度说,业务员并没有“欺骗”消费者——他们自己对平安的造富神话都深信不疑。佳园468号的一位投资人张洁是平安寿险的业务员,在寿险工作近20年。她记得,从几年前开始,陆金所专员不定期会对寿险业务员进行线下培训,介绍一些金融产品让他们推荐给客户,有些产品经她手销售出去,是信托还是其他类型,她对此没有任何概念。她只知道,这些都是“高端的,利息比较高,还很安全的内部产品”。 在她眼中,金融产品被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种是高端的,起投资金高,利率也高,不是每个月都有的,需要抢购;另一种是普通的,随时都有,1万、10万就能买,利率只有3到4个点。张洁自己则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买平安的理财产品。那时大家都不想买,还需要领导以“体验产品”的名义动员,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一万块钱,真的拿到了一千元的利息。此后,她的投入越来越多,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依靠在平安的工资和理财利息积累着,后来,投资形成了一种惯性,只要上一笔钱一解套,就会立刻投入下一个产品,这么多年从未出过差错。 《都挺好》剧照 近些年,每次听到“外面的”金融产品爆雷消息,她都会感到庆幸与踏实,“只有这里是安全的”。如果说变化,就是以前培训时经常提到的“保本保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从平安金管家进去买的都是安全的,放心跟客户去讲”,她也没有深究过这种话术变化意味着什么。随着其他公司理财产品爆雷消息这两年越来越多,有些业务员会有意识地在群里问,这个产品安全吗,得到的答复都是放心,没有风险。 看到这种问题,张洁总是心想:“这个业务员蛮天真,哪里爆雷这里都不会爆的。”让她感到庆幸的是,她没有售卖出这款延期的产品。好几个客户当初没有听她的推荐,转投了其他公司利率更高的金融产品,她当时还劝他们:“别的都有风险,只有平安是最安全的”。 在张洁看来,她的客户,大多都和自己一样追求安全。“都是保险客户转化来的,要是想做什么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肯定不会来保险。”“是否安全”是张洁每次购买理财时会例行询问的问题,也是她唯一能想到的问题。买下佳园468时,她依旧问了这句话,对接的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陆金所”)专员在电话里,用一种无奈的语气回答“安全啊”,张洁感觉意思是“怎么这种问题还要来问我”。陆金所是平安集团旗下成员,2011年在上海成立,是金融信息交互平台,帮助金融机构对接中小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投融资服务。 平安信托“佳园468号”宣传图 被问及是否看过合同、资金流向是否知情,作为业务员,张洁和其他投资者的答案相同:“我连它是信托都不知道,哪里会去问投什么项目?”直到产品延期兑付后,张洁找到那位专员,质问对方当时承诺的安全性,专员才告诉她,自己其实也并不了解,是公司要他这样去介绍的。 不规范的销售 延期兑付后,投资者们追溯购买信托产品的整个过程,才意识到该产品的销售其实存在种种问题。投资者们是通过“保尊宝”的渠道购买的产品,这是平安陆金所和平安寿险于2015年联合打造的平台。 保险业务员们接受的培训材料中,对此的介绍是,保尊宝提供的理财产品都经过专业的风控筛选,特供给寿险渠道客户,历史兑付率100%。材料还写道,(给客户)微信群发“平安金管家买保尊宝(陆金所优质理财)保证本金安全的前提下,收益高兑付零风险,让你的钱生钱速度快一些”。 平安寿险公司保险销售人员接受“保尊宝”高端产品培训材料 “如果业务员意识到有风险,他不敢推荐给客户,起码自己不会买”,购买了福宁615号信托的祝融也是平安寿险的业务员,延期兑付带给他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300万本金里,只有150万是夫妻俩这些年的积蓄,其他钱都是亲戚朋友们凑出来的。此前,他从未想过培训材料上的宣传有夸大或误导之处。他回忆,自己似乎看到过这款产品R4风险等级的标注,但专员没有对此做介绍,将培训重点放在从各方面论证安全保障和高收益上,没人想到要去问,R4意味着什么。 祝融在平安寿险工作十余年,他记得,平安很早就开始布局“综合金融”,他平时销售的产品虽以寿险为主,但也包括卖车险、财产险、理财、做普惠贷款等各种各样的业务,他身边的每个业务员几乎都是这样。 但从公司的层面来说,对风险早有规避,寿险业务员销售其他金融产品,拿到的不叫“业绩”,而叫做“推荐奖励”,签单业务员的工号在合同中也不会体现,“实际上和销售没有区别,这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张洁也表示,虽然叫做“推荐奖励”,但不论是陆金所的专员,还是自己的直属领导,都说这些产品他们是可以直接销售的。 “陆金所”对销售成功的平安寿险公司销售人员进行现金奖励记录 早在2015年10月,保监会下发《关于严格规范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的通知》,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的非保险金融产品除外,销售符合通知要求的产品,从业人员也必须符合相应的资质要求。一名投资者提供的材料显示,不完全统计中,有7名直接销售了这款信托的寿险业务员均无信托产品销售资质。 祝融告诉本刊,他在深圳与平安方沟通时,前一天,寿险方代表承认销售过程存在瑕疵,第二天就推翻了这个说法,称是业务员个人行为。 现场视频中,一名业务员当场激动地站起来对峙:“我作为寿险的员工,就是通过寿险的渠道卖给客户的,如果寿险没给这个权力,我哪有那么大能耐?我认识平安信托是什么?”缺乏金融知识的保险业务员去销售金融产品的隐患,在此次延期事件中被充分展现出来。**作为业务员的祝融直言,他自己都看不懂合同。“合同都是制式的,六七十页,在手机上签约字很小,又没有专业金融知识,很难看明白,就是根据提示一直点同意。” 《西虹市首富》剧照 投资者孙志强的妈妈在平安寿险工作十余年,他购买的产品,就是母亲直接销售给他的。他告诉本刊,母亲高中学历,在2012年进入平安之前开了家美甲店,没有任何金融知识,向客户销售产品时,只能以专员提供的话术来介绍。 孙志强记得,妈妈曾经向客户销售过平安银行的“新一贷”产品,她自己连年化利率是多少都不清楚,实际年化18.3,但话术是“优质客户月息6厘,普通客户月息8.5厘,具体月息以客户审批为准”。实际年化率只有在签贷款合同时才有体现,“到了那一步,客户一般不会去关心具体年化率了,更关心贷款什么时候放下来”。这些问题之外,对于投资者的资金来源和身份审核,也有存疑之处。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中,将合格投资者定义为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人,要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 本刊获取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业务员询问收入证明审核不通过时,陆金所专员称“自己做一个证明,很简单”,并提供收入证明模版,盖章则“想个办法,小公司章都可以用”。维权中有投资者身份是“学生”,明显不是合格投资人,为业务员协助伪造虚假收入证明。 此外,多位投资者是通过保单贷款或亲友募集的方式凑够的起投资金,也并不合规。张洁印象中,过去平安对保单贷款几乎没有监管,导致出现贷款进行金融投资的行为,直到去年,她才有客户贷款时被问及贷款目的。齐晓家的信托就是通过保单贷款的方式购买的。 作为投资者,齐晓一直是懵懂的,2021年冬天,她刚大学毕业不久,从未参与过家庭理财的决策,对“理财”两个字也没有任何概念。买下这笔信托是爸妈的主意,妈妈只告诉她,“阿姨(业务员)告诉你干什么你就照做”。和许多投资者一样,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金融背景的家庭。父母今年50出头,只有初中学历,在本地经营着一家超市,连智能手机都不太会用。早在2013年,父母在平安为她和妹妹买了一款叫“财富人生”的保险,她印象中,每年交50万元,连续交几年,每月定期会返一笔钱,到了2021年,她的家庭保险账户里累积了300万元。当时,业务员告诉他们,这300万放着也是放着,贷出来利率5%,用来买这个产品利率7.1%,相当于每年能多十几万元收入。直到信托延期前,父母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买了个金融产品,而是把它当作是业务员为客户做的一个增值服务。 对于投资人反映的种种问题,监管已有关注。2023年12月1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曾披露一起行政处罚,平安信托因为协助保险资金变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净值化管理不到位、嵌套层数不符合资管新规要求、合格投资者人数突破资管新规要求、信息披露管理不到位,被罚款180万元。 房地产的蝴蝶翅膀 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可能引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楼市下行挥动起的蝴蝶翅膀,也意外地影响着这群本以为自己和房地产毫无瓜葛的投资者。王佳琪记得,2021年时,妈妈曾提出要给她买房,被她以楼市低迷,房价未来肯定会下跌的理由阻拦了。 她没想到,这笔没有用来购房的钱,最终以另一种形式投向了楼市。对于大多投资人来说都是这样,他们从没想过家庭命运会与远方的一处楼盘产生联结。 但对于房产相关行业从业者顾龙来说,早已意识到房产市场下行的他,依旧没有逃过被收割的结局。1993年,在国企工作了两年的顾龙辞职下海做起瓷砖生意至今已30年。他的生意一直与地产行业紧密关联着,在房企蒸蒸日上的年岁里,他积累起了最初的财富。2018年,房地产尚未显出颓势时,顾龙听到万科一位老总提出“活下去再说”,几个施工单位也开始欠款,立刻察觉房产市场要走下坡路。一直信奉“两条腿走路”的他,开始停止了对工程方的供货,只做零售,依赖于敏锐的判断,他的生意虽然规模缩小,但没有被房企爆雷影响。 与大部分投资者原是保险客户不同,他是平安银行私人银行的客户。2018年撤出工程后,他可用的流动资金都集中起来,投入平安用来理财。两年间,他投入800万元本金,赚回了几十万元,买的产品一次都没有亏过。不懂金融的他,对投资只有两点要求:一是稳健,二是不投房地产。在购买佳园316前几个月,他的理财产品陆续到期,一直没有合适的新产品可以投,直到业务员推荐了这款,并告诉他很抢手,有名额限制,只有高端客户才能买,“好像要赚大钱的,搞得很紧张”。他记得,当时自己只问了稳不稳,还特意叮嘱了一句,不是房地产就行,业务员应了。 2020年10月的一天,上午十点半,业务员来到他位于建材市场附近的办公室,拿着他的手机帮忙操作,在手机上一直点同意,几分钟就完成了。这个产品是他在平安购买金额最大的一笔,800万的流动资金,他投了500万。直到产品延期后,他找到业务员打印出项目资料,上面赫然写着投资的是云南俊发地产,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买的不是基金,而是信托。此前,他对信托的概念只有家族信托,那是有钱人才会管理资产的方式。 《都挺好》剧照 和多数投资人一样,祝融对房地产没什么概念,延期后,他才知道,福宁615号的合作方正荣地产在信托投资后不到半年时间就爆雷了。 这是最令他不解的一点:老百姓都知道房地产近年频频爆雷,产品号称经过专业的风控筛选,为什么投入了这种明显高风险的项目?事实上,近年来踩雷房产的信托产品并不少见。据财新周刊报道,信托业与房地产业一直高度相关,除了直接注资房产项目外,还有本质为土地开发的城投债、名股实债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等方式,从产品结构深入看,业内估计信托通道业务七八成或与房产相关。 自从2020年末开始,房地产信托违约大幅增加,这也与房企陆续爆雷的节点相契合。这意味着,在过去几年和未来的一段时间,房地产业不景气带来的是,市场上很多信托产品的风险性都将超过预期。 被改变的生活 维权的投资者们渐渐散去,平安集团位于深圳的总部在经历一周的喧嚣后重归平静。而对这些投资人来说,他们被击碎的不仅是信任,还有生活。 相关消息下,“信托不坑穷人”的评论让投资者们感到刺眼。大多投资者都来自普通家庭,有人家里孩子准备结婚,本来和对方说好一家出一半钱在北京买房,现在钱回不来,婚事也黄了;有人准备在今年6月送孩子去美国留学,offer已经拿到了,因为这笔钱计划落空;有人借了亲戚的钱还不上,背负上整个家族的指责和埋怨。王佳琪在现场见到一位业务员,将产品卖给了自己姐姐一家,延期后,侄子三天两头在家里等着打她。她只能来深圳“要钱”,要不回钱,回家就会被侄子打。今年26岁的齐晓在北京一家出版单位工作,这笔信托关系着她的生命轨迹。 此前,她的北漂生活算得上衣食无忧,妈妈每个月都会给几千元零花钱。她已经有计划在北京买车,过些年再考虑买房。这些现在都成了幻想,北京生活压力太大,每天挤在人头攒动的地铁上,她都沮丧地想,如果这笔钱再回不来,就辞职回老家,给父母的超市做收银员。现在,300万本金还没有回来,而保单贷款还在产生5%的利息,齐晓每年要为此还15万元。这些委屈和愤怒,她甚至没法转嫁到业务员身上,因为“她也是受害者”。孙志强今年29岁,这次维权的福宁615号和佳园468号,两支他都买了,共计投入700多万元。其中,近一半的钱来自老家房子拆迁的补偿。今年4月份的清明假期,他开车路过惠州大亚湾龙光城,这是佳园468号的底层资产,距离深圳只有几十公里。楼还没有盖好,售楼部空空荡荡,现场有几台吊机在工作,证明这里还没有变成“烂尾楼”。 半年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家庭的命运会和这个楼盘如此紧密的捆绑在一起。事后,他回想起来,如果是自己直接被其他人推荐信托,一定会问清其中的安全性和风险,但推荐这两款产品的人恰恰是妈妈。母亲2012年进入平安,慢慢的,业绩在地区业务员中名列前茅,年薪达到30-60万。最开始,妈妈没有客户,就要从自己身边亲戚朋友入手,或自己买保险完成业绩来“保工号”。孙志强个人名下现在就有59份各种各样的保险。在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上班,业绩突出,并在平安赚到了第一桶金,这些都加深着母亲对平安的归属感。 正是由于业绩突出,孙志强的母亲被分到了“A班”。信托这种需要高资金投入的产品,往往由A班销售。在母亲看来,这是只有高端客户才能接触到的好产品,自己能买到,本就是一种幸运。于是,所有在平安赚来的钱,又都以理财的方式投回了平安。 《我是余欢水》剧照 在亲戚朋友眼中,卢美惠一直是个“能干的人”。20年前,她在国企办了内退后“下海”,在本地开过“十元超市”,做过出租车生意,后来开了家小饭桌,又开过自习室,几乎每天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12点,有时夜里一两点才能睡下。随着年岁的增长,这几年,女儿王佳琪总能听到她提到腰痛腿痛,身体受不了。正因为把心思都放在事业上,在其他方面,卢美惠的神经有些大条,最初在平安买产品有了回报后,后来的投资行为都成了惯性。 信托的潮水褪去后,最先搁浅的,就是这批缺乏金融知识的中小投资者。过去二十年间,他们靠勤劳双手和拼搏精神积累起一笔令普通家庭仰望的原始资本,又在近几年,搭上金融的东风,让这笔钱不断地增值。钱生钱的逻辑,他们无从探究,也没有深究的能力。 4月19日,平安信托再发公告称,福宁615号为房地产股权投资类产品,未能于2024年3月29日按期退出,主要是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背景下,项目方正荣公司违约所致。目前,平安信托诉正荣各回购方股权回购案件已取得一审胜诉判决,后续将持续跟进。此外,该信托计划的延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网络图片 王佳琪记得,在2021年11月,也就是购买佳园468号的前一个月,妈妈陪着她一起到上海出差。晚上,两人在灯火通明的外滩散步,对岸金碧辉煌。卢美惠突然指向对面一栋圆圆的建筑,自豪地告诉她:“你看,那是平安的陆金所,妈妈所有的钱都放在那里增值。”那时,她并没有在意那栋建筑长什么模样,它隐藏在外滩一片精致的高楼大厦中。但至今她仍记得母亲当时的语气,是那样满怀希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王歧山的两个大秘虽被死缓仍有出头之日 前财务总管可能要牢底坐穿

范一飞从一小小的建设银行下属的分行再下属的支行里的小职员进京高就后,一路提携他的第一个老板是王歧山,第二个就是周小川……。日后范一飞在郭树清手下被提升为建行副行长(正厅局级),继而又在这个位置上再次得益于郭树清的大力推荐,调升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银行董事长,终于官至副部级。 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周小川趁其本人在整个中国金融界里的最当红时段里,再次对范一飞委以重任。 周小川本人在经历了建行行长及接下来的好几个重要金融界职位之后,被任命为央行行长的具体时间是2002年12月底,退位时间是2018年3月,是中共建政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期间一直是党委书记和行长“一肩挑”。而范一飞则是在周小川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之后,于2015年1月被中组部宣布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次月即被国务院任命为副行长。  在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文章里,涉及范一飞的是去年7月3日的《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一文,文中介绍5年前(2018年)的3月26日,央行内部召开干部大会,正式宣布由易纲担任央行行长、党委副书记,郭树清担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此段时间的副行长除了有郭树清外,其余三人分别为陈雨露、潘功胜和范一飞。不过,1966年11月出生的陈雨露于2022年8月被宣布离开央行后,1964年出生的范一飞就是当时的央行中“最年轻的行领导”了。当时的副行长之一,在范一飞被宣布“接受调查”的7个多月之后才先接任行党委书记,继而接替行长职务的潘功胜还年长他范一飞一岁。 也就是说,周小川把这个范一飞再次笼络到自己身边任副手后的三年出头,在央行行长换成了易纲的同时,郭树清也再次成了他范一飞的顶头上司之一。 2022年11月5日,自由亚洲网站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的消息。中纪委办案人员从央行带走范一飞的次日,郭树清就赶紧主持召开央行党委会议,带头表态坚决拥护、划清界限!  而当时的中国境内媒体则更突出报道这位范一飞是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落马的“首虎”。 一般来说,副部级以上的贪官才配得上被称之为“虎”。2013年,据说是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亲自捉刀为习近平起草的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内容中,首次出现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从此,习惯上就把副省部级以上贪官蔑称为“老虎“,够不上级别的贪官则统称为”苍蝇“。 当然,从组织级别上比,范一飞只是“老虎“中的最低级别,在他上面还有正省部级、副国级和正国级。而且,从已经在法庭上被认定的范一飞的受贿金额3.86亿余元,也还比不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贪污、受贿总犯罪金额的四分之一。但是,这位范一飞也自有他自己的过人之处,那就是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已经专门强调过的,持续犯罪时间长达29年。 既然范一飞除了央行副行长这一岗位的特殊,也是因为其“党的二十大之后的‘首虎’“而曾被中共官媒特别强调,那么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将会开列出一串中共二十大之后陆续被判处死缓,或者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金融界贪官们的案例,以看看今年8月才满60岁的范一飞余生中是否还有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而本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则先比较范一飞这位王歧山的前“财务总管”与已经先后被判死缓的两个王歧山的前“大秘”的下场是否会有所不同。 自前年10月闭幕的中共二十大以来已经陆续接受了死缓判决的一票金融大鳄中,离现在时间最近的是中国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于2月5日被湖南省常德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因受贿等一串罪名,被判处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范一飞的受贿时段是1993年至2022年,长达29年。而自愧弗如的田惠宇持续受贿时间只有25年。常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指控田惠宇:1997年至2022年,利用担任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长等职务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贷款审批、业务承揽、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1亿余元。 除了这个有具体数额的受贿罪,田惠宇的其他犯罪内容还包括了他在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长期间,为徇个人私利,违反规定,滥用职权,干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附属机构正常经营决策活动,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上述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身为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证券,或者泄露相关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等等。 笔者注意到,出生于1965年12月的田惠宇虽然比范一飞年轻一岁多,但从官宣简历上看,田惠宇在建设银行北京总行里的资格却要比范一飞“老”了好几年。其官宣简历中说他田惠宇从1987年开始到1998年7月的时段里,一直都在建设银行任职,先后担任过总行的副处长、处长和上海浦东分行的副行长,再到回任北京总行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过,1987年的田惠宇才22岁。大学毕业一经参加工作就是副处长?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1993年6月王歧山即已经从建设银行副行长(正厅局级)位置上被调升为央行副行长(副部级)。但王歧山从1994年2月重回建设银行任一把手后,范一飞就开始被重用……”。而王歧山的建设银行行长职务被周小川接替的时间是1998年2月。 从简历上的具体时间看,当年的田惠宇是在其主子王歧山离开建设银行的几个月后也离开了该行。但他犯受贿罪的开始时间是1997年,此时他还在建行服务于他当时的主子王歧山。 中共人民网曾于王歧山官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次年2013年的5月9日转载了《新京报》的文章《马蔚华将卸任招行行长 建行北京分行行长田惠宇接任》。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田惠宇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PA学位,曾在王岐山执掌建行时期担任王的秘书。2011年11月中美金融高层圆桌会上,中金公司总经理张岚岚称,时任建行行长的王岐山成立中金公司时,其秘书田惠宇即参与筹备。” 很显然,当年中共人民网特意转发这篇文章,目的就是要暗示田惠宇的被重用,是因为他昔日的主子王歧山如今的权势已经是如日中天! 这个田惠宇的落马时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当年4月22日。事后有中国内地的相关报道暗示,直接导致田惠宇被调查的导火索是2021年12月下旬,圣诞平安夜那天,时年56岁的招商银行厦门分行行长赵启柱在该行大厦突然坠亡。虽然时任招商银行老总田惠宇紧急安排回应媒体称,“赵启柱行长因深受抑郁症困扰,于24日上午不幸离世,我行表示沉痛哀悼。”但结果只能是越描越黑。 当时,曾经担任过中共前纪委书记秘书的王友群在他《这一幕 王岐山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一文中写道:王岐山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时(2012-2017),是习近平反腐打虎的主要操盘手。五年内,王岐山助习近平拿下440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他中管干部。(期间)王岐山的“狠”令许多高官胆寒。当年,中共官场有一个说法:“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意思是说,一些高官宁可去死,包括跳楼、跳水、上吊、服毒,也不愿落在王岐山手上。但是,可能连王岐山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后,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期间,他曾经的两个秘书——田惠宇、董宏,竟然都被“认定”为严重腐败分子,被革职查办,投入深牢大狱。 王友群先生在此文中特别强调这两个王歧山的(前)秘书都不是王歧山本人“挥泪斩马谡”,而是王歧山中纪委书记的继任赵乐际(2017.10-2022.10)查办的。田惠宇2022年4月落马;董宏2020年10月2日被抓。 王友群先生认为:赵乐际为什么查王岐山的两个秘书?一是习近平要他查的;二是他自己也想查。 如此说来,身为王歧山的(前)财务总管的范一飞的被查,事实上也是赵乐际主导。虽然赵乐际已经于前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把中纪委书记转让给了李希,但赶在中共二十大落幕不足半月即被官宣落马的范一飞,虽说是中共媒体笔下的“党的二十大之后落马的‘首虎’”,但被官宣落马之前肯定已经被当时还是由赵乐际主导的中纪委不公开调查过一段时间了。 那么,在本专栏上篇文章和本文前半部分介绍的王歧山当年在执掌建设银行期间,其手下的“财务总管”是范一飞,“大秘”是田惠宇,而董宏担任王歧山的秘书又是在什么时段呢? 董宏被官宣落马之前的2014年4月2日,中共驻香港媒体《大公报》曾刊登一个叫马浩亮的记者的文章《解码中央巡视组:王岐山前“大秘”董宏担纲十二组》。文中说“在本轮中央巡视中,13位巡视组组长中包括11名正部级高官和2名副部级官员。其中……第十二组组长董宏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曾长期担任王岐山的‘大秘’。在王岐山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体改办主任、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期间,董宏一路跟随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国务院体改办产业司司长、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他与现任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黎晓宏(曾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如今都再次隶属王岐山麾下,在反腐领域承担重责。” 如上中共自己的媒体“解码”董宏凭什么能够以副部级身份与一票前省委书记并列为13个中央巡视组的组长之一的文章刊出6年半之后,董宏被宣布接受调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2020年10月2日发布的消息内容是:“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日后中共权威媒体发布的相关报道中又说他董宏是“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不过,中共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的细节中也透露这个董宏事实上是在被王歧山调到中纪委参与“巡视”工作之后直到落马之前,担任过不同巡视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而官方报道尽量回避他董宏曾经有的中央巡视组正组长的经历, 无疑是要把这个“内鬼”对中纪委的“恶劣影响”尽量减轻。 2022年1月28日,新华社以《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一审被判死缓》为题的报道内容中强调了“董宏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同时还强调了受贿时间长达21年,敛财金额高达4.6亿的董宏,“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是)鉴于董宏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全部罪行,具有自首情节,且其能够认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到案,具有多个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和董宏一样,两年之后的2024年2月5日,田惠宇被判处的死缓之上,也没有被附加终身监禁。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所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构成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罪所得已全部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现如今,范一飞的犯罪金额虽然比董宏略低,但一是受贿时间比董宏长了8年,二是不清楚是否具备最有“从宽”说服力的“自首情节”,所以,除了几乎可以肯定范一飞也会被判处死缓,笔者也还相信只要他范一飞不能如董宏和田惠宇一样被法庭认定有“自首情节”,在死缓基础上还会被附加终身监禁是大概率的事情。 死缓之上的所谓“终身监禁”,即所谓“把牢底坐穿”,其实是习近平专为自己的党内贪官们制定的家“法”。详细的介绍和解释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进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岁坠亡男孩曾被罚抄词1万遍,家长翻着作业本止不住颤抖

一连几天,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的天空始终阴着,连绵小雨与谷雨节气交融在一起,仿佛应着“雨生百谷”勃勃生机的景象。然而,就在4天前的4月15日,9岁的晨晨(化名)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也想随他而去跟他一起躺在殡仪馆里。”回忆起孩子,晨晨的父亲杨先生眼中带着泪花,“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无助地说。 “‘嘭’的一声,孩子掉下来了” 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本该美满的家就这样遭遇了一场生离死别。 “妈妈给我做个早餐吧,我自己上学去就行。”这是4月15日晨晨出门之前向妈妈提的最后一个要求。晨晨所就读的平江县简青芙蓉学校就在家对面,大概几分钟的路程。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不放心的晨晨妈还是选择在孩子出门后悄悄地跟在了后面。 跟着孩子在小区里走了一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的晨晨妈决定折返回家。但或许是母子连心,在回家的路上她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又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没找到孩子,才再次往家走。正想着自己大概是多疑了,没想到刚走到家门口,“‘嘭’的一声,孩子就从楼上掉下来了。” 晨晨妈觉得天塌了,接到电话的杨先生脑子也是懵的。他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赶到现场的,只记得孩子幼小的身体趴在地上,“我只有抱着他的身体哭,一直哭。” 晨晨所居住的大众安置区是原农村的自建房。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一万遍抄写”** 通过安装在楼顶的监控摄像头,杨先生看到了晨晨生命中的最后几分钟。晨晨先是来到楼顶,转了一圈后放下书包,随后在楼顶上不断地徘徊。先是走上楼顶的矮墙,向边缘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反身回到书包前定定地站着。大约30秒后,晨晨再次跳上矮墙,随后径直走向楼顶边缘,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孩子为什么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去学校?杨先生迫切想要得到答案。 “孩子出事后,我们在学校看了2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大概是一周时长的监控内容。我看到晨晨总是被老师训,一周内被罚13次,经常被打手,还有一天被罚站了4节课。”杨先生始终无法理解,孩子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要遭受这样的惩罚。杨先生还从晨晨妈那里得知,孩子曾被罚抄写一万遍“分级”,她曾想找机会问问老师,但如今似乎已没了意义。这几天,杨先生时不时就要翻看晨晨的作业本,“整整一本都写着‘分级’两个字。”看着孩子的字迹,他的手止不住地颤抖。 晨晨的抄写本。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杨先生从事装修行业工作,常年要在湖南省各地跑,晨晨是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弟弟,妻子则是全职妈妈。对于有娃的家庭来说,学业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杨先生告诉记者,晨晨的学业大概在班里是中游水平,“分数在80分左右,偶尔会有70多分的时候,虽然我们也盯着孩子的学业,但印象中,我也只有2、3次跟晨晨急过。” 事发前的3月22日,晨晨曾称自己肚子疼,不想去学校。“晨晨妈给孩子量了体温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孩子还挺坚持,就给我打了电话。我想当天是周五,就告诉妻子‘要不就让孩子放松放松,算是给他放一个小长假。’”据杨先生回忆,这是事发前孩子唯一一次向他们表示不想去学校。 晨晨坠楼的房顶。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他说长大以后要当警察” 杨先生告诉记者,晨晨是个开朗的孩子,性格温和,平日里也非常听话,每次吃完饭都会帮着妈妈收拾碗筷,有时还会扫地、擦地,哄着弟弟玩儿。晨晨跟同学相处得也不错,从不惹是非,他最喜欢打篮球,经常和同学、朋友去院里的篮球场打球,有时也会去骑骑自行车。 晨晨家楼下的一个篮球场。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晨晨自小与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即使现在学业忙起来,偶尔也会在周末去姥姥姥爷家住一晚。他跟爷爷奶奶走动少一些,但见面也很亲,是一家人的心头肉。 现在,四个老人都守在殡仪馆里,等待最后的结果。 平江县殡仪馆,晨晨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这里等待最后的结果。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聊到晨晨的过去,杨先生一度陷入回忆里难以抽离。“我欠孩子太多,因为忙着工作赚钱,回家的时候比较少,有时候一个月只回来1、2次,没怎么带他出去玩儿过,最远也没有出湖南省,更多时候只是去爬爬山。孩子还经常跟我说,他长大以后要当警察、要当消防员,他是个非常乖巧的孩子。” 只可惜,一切计划和愿景都在那一声从楼上坠落的巨响之后戛然而止。“这一个星期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一躺下就感觉孩子躺在我身边,满脑子都是孩子的模样。”杨先生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好好长大的孩子,就算学业没有那么优秀,也不该有这种遭遇……” “等一个公道”** 4月18日晚,平江县教育局发布了关于晨晨坠楼一事的情况说明——“事情发生后,县委政法委及公安、教育、属地乡镇(街道)等部门单位成立联合调查组,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处理,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详细深入调查,相关善后处置工作正依法依规进行。” 网络图片 “我现在就是不甘心,用词语无法形容的心疼,一想到孩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杨先生几度哭得无法控制,“孩子现在还在殡仪馆里躺着,无法入土为安。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勇气去选择轻生,我宁可也去死,宁可在冰冷的殡仪馆里躺在他身边,陪在他身边。” 孩子被体罚的事情,是杨先生一家心里绕不开的坎。“我们在学校查阅监控的时候,学校的领导也接待我们了,有一说一,态度也挺诚恳,但是班主任始终没有出现,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杨先生告诉记者,校方向他表示“要等结果,可以接受司法介入”。杨先生也决定要等下去,“我现在就是等一个结果,等一个公道。我相信调查组最后会给我一个说法,我也愿意相信最终(调查组)会给我和孩子一个交代。” 晨晨所就读的学校。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我没有‘勇气’去陪晨晨,但我要有‘勇气’继续走好接下来的路途,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杨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俩要把小儿子培养好,让他健健康康地长大。等晨晨的事有了结果,一家人打算去其他城市生活。他希望能去一个遥远的城市,远到可以抹平这段伤痛的记忆。 文章来源:凤凰网

重庆成都严查“燃气刺客”,行业寒气不可传递给普通人

民生无小事,在当下,随着人们对公用事业收费价格的敏感度提高,燃气、水电、电信等领域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主动查一查、治一治? 重庆、成都两地的燃气乱收费疑云,在沸沸扬扬多日后,终于都有了官方处理结果。 4月19日,重庆举行燃气调查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调查结果,免去车德臣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并提请股东大会免去其董事长职务,同时派出工作组入驻重庆燃气集团,对相关问题开展彻查整改。 图/新闻截图 紧随其后,成都于4月20日也公布了调查结果,查明燃气企业存在问题,对确认多收的燃气费,将责成企业全额退款。 对比两地通报,在所通报的问题上颇为相似,两地燃气企业均存在错抄、以估代抄、计费周期混乱以及计价不规范等问题。 而对于燃气表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两地通报一致表示:“从目前调查核实的情况看,尚未发现燃气表计量和质量、燃气质量、通过远程操控改变燃气表计量等问题。” 也就是说,按照官方说法,发生在成渝两地的燃气费异常事件,并不是因为燃气表或燃气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工作不规范、态度不认真、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造成的。 调查也调查了,该处理的处理了,那些立案了还没处理的,相信很快也会公布结果。 照道理,事情到这里应该告一段落,不过联系到整个事件及其背后折射的问题,尚有一些话不吐不快。 01 首先要对重庆有关部门雷厉风行查处这起关涉民生的事件表示赞赏,对成都方面迅速跟进点个赞。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国内罕见的官方亲口承认燃气乱收费的案例。 不难看到,网上关于燃气表读数异常、收费不合理的曝光层出不穷,但是别说有官方出面调查处理,连燃气公司道歉、退费的报道都几乎看不到。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旦出了这种事,燃气公司一般都是私下处理了事;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单个用户要证明燃气表异常、乱收费,实在太难了。 要证明燃气表异常,你得把表送去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取证,这本身就是难度大、成本高的事情。至于燃气公司,总有各种理由来证明设备或抄表不存在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个死结,只要燃气公司咬死自己没问题,用户并没有多少博弈能力。到头来,能让燃气公司退还不合理收费就不错了,但要撬开这个行业不可告人的秘密,没门。 这次如果不是重庆等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哪怕用户再合理怀疑,设若燃气公司还是死咬着不松口,恐怕用户也无可奈何。 知名编剧李亚玲称自家用气量异常(图/微博截图) 而官方的通报,直接揭露了燃气公司常年存在的各种“骚操作”,这就把这个行业的部分秘密暴露在了公众面前。 广大用户多年来的疑惑,也得到了部分证实。事实证明,就算燃气表没问题,燃气企业也有很多办法多收费、乱收费。 基于此,成渝两地的官方调查和通报,其意义超出了一时一地,具有“破冰”之效。自此以后,用户对燃气收费有疑问,也就有了具体指向,至少可以合理地质疑,而不会陷入自我PUA的困局。 过去很长时间内,燃气公司在日常抄表、计费操作中,“不动声色”地乱收费,这种行为类似于“雪糕刺客”,可以称之为“燃气刺客”,让人觉得非常不爽,可又说不出反对的理由。 现如今,有了重庆等地的调查实例,用户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类似不合理收费说不。 02 当然,重庆等地燃气乱收费风波之所以惊动官方介入,进而集结各方面力量进行调查处理,主要是因为投诉太多、问题太大、个别案例过于“惊悚”。 在官方没有出面回应之前,相关投诉在网上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而且涉及的不止三两户家庭。 按照重庆官方通报,“相关企业累计受理投诉2.6万件”。这是何等惊人的投诉量。而成都“老人居家4个月燃气费1.5万元”的报道,更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惊呼不可思议。 显然,在这样的舆论面前,当地有关部门不能不回应,也不能不直面存在问题。如此大量投诉,如此惊人的“消费”,燃气公司如果还坚持自己没问题,那不仅自己成了笑话,也将严重损害当地的政府公信力。 换句话说,正是燃气公司的“吃相”太难看,让相关问题酿成舆论风波,而这种“燃气刺客”现象,又把当地官方逼到了“墙角”。此时不出手,要待何时? 重庆解放碑步行街夜景(图/图虫创意) 值得一说的是,在这次事件中,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都没有查到燃气表本身质量有问题,或者燃气公司存在远程操控燃气表计量问题。这似乎有点不符合公众的“想象”。 尤其是,网上有一个视频片段,拍到燃气表跑得飞快的镜头,更是让人不由得不信燃气表被动了手脚。 现在,按照官方调查结果,成渝两地的燃气企业还算是守住了“底线”,并没有直接通过修改燃气表(不知技术上能否实现)的方式,来达到多收费目的。 如果是燃气表被动了手脚,那以后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而错估、乱估、计价不规范,说起来都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通过撤换负责人、整顿,还有救。如果是“表”坏了,说明“芯”也坏了,那就彻底击穿了用户的信心。信心没了,要再挽回,可就难了。 对此,成渝两地的用户也许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03 这次的成渝燃气风波,其警示作用也超过了单个行业,影响波及水、电、通信等领域。 实际上,平日里很多人不光是觉得燃气表跑得快,感觉电表也经常乱跑,还有手机话费、宽带费,同样经常发生异常收费。 这到底是不是“幻觉”不好说,不过成渝两地官方披露的燃气行业“惯例”,不由让人有了更多“合理想象”。 网上也经常看到投诉,家里的电表怎么跑那么快,是不是电表质量问题,或者电网企业耍什么幺蛾子。既然有些地方的燃气企业存在管理混乱现象,是不是可以说,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在电网、电信企业发生? 图/图虫创意 别的不说,电网的所谓峰电、谷电,很多用户其实都搞不太明白,而手机话费的各种套餐,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宽带不“宽”,光纤不“先”,也是陈年酱缸一样的老问题了。 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主动查一查、治一治?别等出了舆论风波再介入,那又要被动了。特别是,很快就要入夏了,以前大家面对绝对值并不高的电费,可能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但眼下水电气生活成本明显上涨,会不会冒出越来越多较真的人? 这些涉及民生的国企,还普遍存在服务态度不如人意的现象。这里举一个亲身经历:  去年我在某大城市办过一个异地宽带,只需要在手机号码下挂一个宽带账号即可,安装和使用的时候倒是挺方便,没想到注销服务的时候却碰上了大麻烦。当地电信企业非得要求机主本人带身份证到当地营业厅办理手续,上缴“光猫”,才允许注销服务。无论我怎么解释,网上营业厅(服务热线)人员硬是不给我注销。 后来,我是在工信部网站投诉了两次,拨打了一次当地12345热线,反复沟通了多次,并填写了一堆复杂的表格,提交了举着身份证拍的各种证明(委托书),耗时2个月,这才好不容易注销了这个异地宽带业务。 这事情的荒谬性,根本不必多讲。很明显,电信公司就是为了“多收三五斗”,连吃相都不要了。这类事例,其实非常考验用户的耐心,也非常损害企业的形象。 那么,又会有什么具体事件如同成渝燃气风波一样,压倒公众的忍耐极限?所谓民生无小事,在当下,随着人们对公用事业收费价格的敏感度提高,其分量也更加沉重。 04 还有必要分析一下,为什么重庆等地燃气收费异常会演变成全网关注的热点。 据红网舆情中心数据显示,重庆燃气风波在一周时间内舆情呈快速上升趋势,并于4月14日达到波峰。截至4月16日15时,该事件的网上互动声量达2.19亿,影响力值近61.60亿,相关媒体报道和评论层出不穷。 不得不说,除了相关事件波及范围大、事例夸张离奇外,还和这一事件戳中了广大网友的痛处有关。 比如有一种说法,因为眼下地方财政紧张,所以给燃气公司等公用事业的补贴减少了,这才导致燃气公司通过涨价、乱收费等方式来增加企业营收。这一说法似乎得到了很多网友认同。 图/图虫创意 其实,燃气公司有没有政府补贴且不说,对于很多网友来讲,眼下号召的是政府“过紧日子”,而不是百姓“过紧日子”,更不能一边号召政府“过紧日子”,另一边地方国企却想法设法变相乱收费,让自己过好日子,而让百姓“过紧日子”。 所以,别小看是燃气费异常问题,背后涉及的是地方政府部门对“过紧日子”的态度和落实方式。燃气企业多为国企,国企的背后是政府部门。燃气企业乱收费,居民只会怪到政府部门头上。 “哪怕大家一起过紧日子,也不能不让人过日子呀。”我想,这正是成渝两地燃气风波变成全网关注热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幸好,重庆等地及时出手、有错必纠,果断处置了这起舆论风波,让事情转向正轨,也让“民生无小事”有了坚实支撑。重庆等地在这起舆论风波中的态度和做法,我认为值得其他地方关注和学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悉尼最值得期待的6家新餐厅 满足你的亚洲胃!

当你外出用餐时,是否常感到烦恼,不知道该吃些什么?曾经钟爱的餐厅去了又去,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近期,悉尼开了不少亚洲餐厅,涵盖韩式、日式以及东南亚菜系,每一家都能迎合亚洲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家绝对不能错过的新店吧!别忘了将它们收藏起来哦!

地产的底气,统计大哥给的

根据统计数据,2024年一季度房开量为2.2万亿,同比下降了9.5%,其中住宅投资为1.66万亿,同比下降10.5%。 同时,竣工面积也同步下滑,住宅的新开工和竣工面积,都下滑了超20%。 然后统计大哥说了: “不要一谈房地产,大家就觉得没底。房地产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作为支撑,统计大哥说了几个数据: 首先,我们的城镇化没有到头,按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为66.2%,按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不到50%; 第二,我们有1.8-1.9亿的农民工在城里面还没有完全市民化,进城的农民工购房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第三,我们的存量住房中,多数以90平方以下为主,改善住房需求还是很大。 说实话,统计大哥真不容易,又要提供真实数据,又在真实数据中推导出正面的经济预期。 首先要明白,统计大哥说的数据,肯定是真实的。这些潜在的需求,也肯定是事实存在的。但潜在需求,不代表有效需求,但他可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首先是城镇化进程,66.2%可以理解是均值。因此,全国一线、二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肯定是远超这个比例的。如果城镇化进程的边际值是75%,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核心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基本是到达峰值。三四线城镇化进场大概为50%,但后续继续推动的意义并不大。 第二是农民工市民化,要知道农民工的主要工种是建筑和劳务。这些工种是高度依赖地产或地产的下游产业链,过去地产高速发展时带动了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市民化。如今地产投资骤降,拿什么产业支撑农民工收入完成农民工的市民化。 第三是改善需求。要知道,早年的地产产品基本是以大户型为主的。所谓的小三房、1.5房等产品,都是高房价推导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因为购房者买不起大房子,所以买了小房子。是开发商知道购房者买不起大房子,所以选择开发小房子。如今的改善产品盛行,是因为即便是小房子,普通人都买不起了,干脆就不做这批人生意了。 面上看,统计大哥说的是潜在需求,实际上描述的都是结论。 当年福建泉州某个品牌鞋,因市面盛行“假鞋”,为了维护品牌,让销售部专门成立“打假队伍”打击假鞋,结果光顾打假耽误主业,业绩年年败退。 后来新来了一个销售总,叫停打假,老板对此非常生气。销售总给老板解释:“销售部是负责销售的,不负责打假。另外,市面有假鞋,说明我们的品牌有很多潜在需求,是因为他买不起正品,才会买假鞋。虽然市面假鞋盛行,对我们产生了部分影响,实际上也在培育潜在消费。一旦他们的购买力能够接受我们的正品价格,他们自然就会转化为我们的用户。” 如果他们买得起,他们为什么不买? 因此,如今地产的潜在需求,更像是一种错配的阶级。 要么等房价降下来,要么等他们收入涨上去。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什么时候解决,统计大哥没有说。要知道,深圳打螺丝,都不要35岁以上的人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太子相国 

接力地产,躲不掉的能源税

我说过,我们国家通胀价格很好判定,主要依靠电价、油价及公务员薪酬。 电价代表是民生,非不可抗力不涨价,相当于能源税。 油价代表是消费,有能力者均要纳税,相当于消费税。 公务员薪酬代表是核心购买力,是稳定指标。 因此,相比修饰且滞后的CPI数据,电价、油价、公务员薪酬三者联合,有着很强的物价体感。 此次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燃气暴涨,也以“失误”论断告一段落。但类似重庆燃气的“变相涨价”不会终止。 除了重庆,深圳、福州、镇江的燃气也上涨了。此外,其它公共事务费用基本也都在上涨。 比如上海、广州的水费上涨了。 比如安徽、福建的电费上涨了。 比如兰州、沈阳的公交费上涨了。 最低涨幅15%,最高涨幅30%。 按照我之前的逻辑,这信号是温和通胀。但是,由于公务员薪酬并没有上浮,不能直接理解为是温和通胀。 实际上,这次公共事务费普涨,是土地财政的接班人。是能源税,也可以理解为是呼吸税。 水费涨一点,电费涨一点,燃气涨一点,生活成本自然增加,工业服务业成本也自然增加了。一旦面粉涨价,面包的价格自然会随之上浮。 宅家,也要让你增加生活成本,出门,也要让你增加生活成本。 那为什么要在这么困难的时刻,增加人们的生活成本呢? 原因就是,地产滑铁卢,土地金融失灵,财政收入递减。要知道,我们过去享受的低廉能源费用,是有财政补贴的。 财政补贴的钱,一部分是产业发展带来的税收,一部分就是土地财政带来的土地收入。 在过去,人们愿意接受国家意志的引导,参与到地产大转盘中主动上税,入股国家队。但如今,年轻人不愿意了,认为阶层壁垒过高,不想过度内卷。 要知道,我们高速发展几十年,就是通过低廉劳动力和内卷赚取外汇取得如今的成就。一旦我们失去“制造强国”的根基,失去“超级产能”的优势,我们就必定陷入“中级收入陷进”。 因此,既然地产逐渐市场化,产业依赖度逐渐降低。那我们慢慢停掉财政补贴,降低转移支付的比例,必然是我们重构经济生态的前提。 “只要你停下不努力,就有可能失去原本的生活质量。” “幸福生活是靠自己双手努力创造来的。” 本质上说的是一样的。 在未来一两年内,全国范围内肯定会迎来能源、交通等城市基建相关的全面涨价。 买房的,不买房的,都得为地产的新周期,买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太子相国 

清北商科毕业生“疯狂赚钱”的野心落空后

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 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 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 从投行到银行,走上一条更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他们中有人心怀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动让渡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成长,转向对更加稳定和丰富的个人生活的追求。 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和预期的故事,发生在金融业,不止于金融业。 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校园招聘宣讲会 “最聪明的人” 今年春节,徐凯陪母亲到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办卡。营业员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装,头也不抬地给他们讲解办卡的手续,语气不带起伏,一套冗长的流程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隔壁柜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机屏幕贴到玻璃上,拉高声音问对面,“小伙子,这个理财APP怎么用啊?” 徐凯对母亲自嘲,“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即将从清华大学经管类专业硕士毕业的他从未这样预期过自己的未来,直至与残酷的就业形势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华”(指国内四家顶级券商,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以及华泰联合证券)之一的暑期实习即将结束。晚上6点,他合上电脑,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楼,辗转1个小时后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电脑正打算继续加班。“叮”,一封新邮件传来,他点开,加粗的一行字冲入眼帘: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未能进入XX证券的录用环节。瞬间,“心拔凉拔凉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徐凯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军,经过几个月的提心吊胆,终于在今年初收到了国内一家银行总行管培生项目的录用通知。签三方协议书前,他有些犹豫,想等等更好的机会。同学劝他,“现在这个行情下,别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专业类别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优质生源。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华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也曾公开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在国内常被称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鲜尤其令商科生们趋之若鹜,“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样形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业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硕士毕业生入职投资银行。一位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学院做过一个关于 Target Company(目标公司)的调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学的答案——都是投行。 这背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鄙视链”:最顶端的是投行,银行排在末尾。每个人的目光都朝上,没人愿意低头。 但今时不同往昔,“现在这个行情”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几年前“压根不会考虑”的工作。徐凯出身于一个“银行世家”,他的母亲、舅舅、姥爷都是银行工作者。母亲之前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银行总行可好了,待遇好,风光。每次总行管培到分行学习,行长都得陪着。”母亲说的次数多了,他急了,“我去什么银行?” 现实的当头一棒来得突然。首先到来的是远低于往年的暑期实习留用率,许多优质岗位往往在这一环节被锁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诉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实习留用率可以达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紧接着是秋招时明显的缩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计划只有个位数,有的“干脆不招”。  招聘人数和待遇同样稳定的银行在这时变成清北商科生们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尤其受到青睐。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亲戚曾向徐凯透露,2023年,他所在银行的管培生岗位在全国招大约60人,而应聘者中有将近3000人的简历包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求学背景。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徐凯记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学对工作的讨论中甚至从未出现过银行这个选项。 竞争骤然加剧之下,招聘市场供需双方的主动权极大地被逆转。“海投”成为普遍策略。秋招期间,徐凯一共投递了三四百个岗位,最后只收到了三个offer,“之前准备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辛辛苦苦地卷出来,最后被当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拣拣。” “很无力,很不甘心。”他强调,“这是大家一致的感觉。” 徐凯经常在银行的面试现场偶遇同专业同学。第一次觉得巧,第二次觉得挺有缘,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后,大家相视一笑,笑中尽是苦涩。 在投行实习期间,徐凯在学校图书馆加班 市场曲线 金融业曾“高歌猛进”。 中国政府网每年发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勾勒出市场变化的曲线。 2020年的报告中,“增长”“上涨”等类似表述贯穿始终——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显著增长,现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行,市场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显著下行,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换及期货价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大幅上涨,两市成交金额显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员工王安琪的记忆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 2021年,市场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徐凯就是在这样的一年考入清华,那时他们同学间开玩笑时会说,“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吗?”这并非夸张,王安琪记得,那是公司疯狂扩招的两年,“几百几百地招”。 2022年,嗅觉敏锐的人开始注意到行业下行的征兆。 最显性的变化是几份金融业“限薪令”的陆续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8月,财政部金融司发布《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及重要岗位员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薪酬总额的35%,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 当年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中,措辞变得谨慎: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稳有序,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交易量持续增加,银行间衍生品市场成交量保持平稳;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谢超公司的茶水间、卫生间、楼梯间,一些小道消息流传——风雨欲来。 2023年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他们首先迎来的是大幅缩水的年终奖。 谢超在一家业内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惯例,年终奖一般是9-12个月的工资,但2023年只发了2个月的额度,“象征性地发一发。”王安琪听说,有同事收到年终奖后吐槽,“比上一年年终奖缴的税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补贴也在减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标准骤降,原来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万豪,现在只能在如家和汉庭之间选择;谢超公司原来的餐标是一天100元,“多花点也无所谓”,现在则要求严格控制在标准内,且必须在公司附近消费。 2023年8月27日,对投行从业者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明确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资节奏”“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在业内,这道文件也被称作“827新政”。 IPO,意为“首次公开募股”,是企业上市的必经之路。在A股全面实行注册制的当下,企业在提交IPO申请后、成功发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经过受理、审核问询、上市委审议、报送证监会、证监会注册几个环节。 监管收紧之下,很多企业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绊绊。“827新政”推行后,IPO的受理数量明显减少,审核速度显著放缓。2023年1月至8月,沪深市场核发IPO批文213家,启动发行193家;2023年的后四个月内,仅核发批文32家,启动发行44家。时间回拨,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别为428、481、394家。 主动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据公开数据统计,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经有99家排队IPO企业撤回申请,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为274家。王安琪对记者解释,这是因为企业等不起,投资人也着急退出,“再拖拖,企业的财务业绩不一定像当前那样好。”无奈之下,企业纷纷另谋出路。 王安琪告诉深一度,“这种行政管制的妥协空间不大。” 一般来说,IPO的准备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投行正是从这一过程中赚取高昂的承销保荐费用,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随着IPO大量终止,投行收入减少,利润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贵族”之称的中金公司为例,据其2023年年报,投资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减少40.3%,营业利润率同比下滑22.2%。 “利润变差,自然各种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还是人。” 降薪逐步由传闻变成现实。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报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几度陷入争议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为116.42万元,2023年降为69.72万元,降幅达40%。 在这轮集体降薪中,“限薪令”针对的高层员工首当其冲。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平均降幅达15%。《财新》在此前报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时曾表示,中金被股东要求削减工资包,一度传出“得砍去一半”的说法。 随之而来的便是裁员。谢超告诉记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员”,以他所在部门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开始,“主动或被动走掉了快10个人”。据公开信息,2024年以来,中信证券的投行部门进行了人员调整,百余人从IPO股权岗转至债权融资、并购重组、投资等业务条线。 一位业内人士此前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直言,“整个行业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能够转岗而非直接辞退算不错的了。投行做项目,一个IPO团队人数少则十数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员还可能同时跟进几个项目。现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创条线有些机会,部分从业者都是无项目可推进的状态。” 市场收缩的寒意一步步传导到招聘端。 对于就业形势的变化,身为投行内部员工的王安琪和谢超并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会如此之深。”王安琪说。 行业形势变化渗透到人才供给端存在一个时间差。大多数学生和徐凯一样,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发现“没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凯参加过两次学院聚餐。六月时,空气中浮动着燥热,年轻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动,“大家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学们交流完彼此去向后相顾无言,震动、无措、慌恐填满沉默。 对于徐凯而言,投行和银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 两种生活 一次银行面试结束,徐凯走出大楼,一抬头,暑期实习的证券公司就在对面。实习三个月,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对面是什么公司、在里面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人。 一条路的两侧,两种人生走向。 最直观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说差距。谢超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所在的投行,员工入职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万年薪,扣完税也有六七十万。即使面临大幅度降薪,一个月税后工资也有3万多。 至于未来的银行工作,徐凯向在其中工作的学长打听过,第一年税后月收入不到1万。他发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块够一个人活,但要是有婚恋打算的话,挺难。”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稳定,但想到未来的收入,“有些恐婚”。 从本质上来说,这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多位受访者表示,对于“去能力化”的担忧是他们之前很少考虑银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节回老家期间,姥爷、舅舅与徐凯长聊,给他普及银行内部的“文化”,打了两剂“预防针”。 “第一针”是银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规,是风险可控,是不要出问题。 徐凯在心中默默翻译:螺丝钉一样的生活,无趣,没有新鲜感,没有挑战性。 “第二针”,银行是一个重视“人”远高于“事”的环境。 长辈们语重心长,告诉徐凯工作以后要转换思维,高度可量化的考核体系不会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国建设银行曾披露过一个反映各岗位竞争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图,越靠近塔尖,岗位的报录比越高,而岗位的热度和其在体系内的受重视程度紧密挂钩。塔尖一层的职位有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财务会计部等。 透过面试流程和选拔标准,徐凯逐渐感受到“银行体系”的特点。 在徐凯参加过的银行招聘中,一个常见的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更多是软实力”,比如面试者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相较于过往的专业实习经历,候选人的学生工作经历甚至是兴趣爱好更受关注。 他还注意到,银行招聘中,面试官以男性居多,穿着一套规矩的西装,“整体气质很稳。” “去能力化”的结果是跳出银行体系很难,“进去就出不来了”。想到未来的生活,徐凯“一眼望得到头。” 走上一条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徐凯是出于无奈,也有的人是主动选择。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陈墨,在今年秋天将入职“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资投行实习过半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认清投行的“B面”的过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无人性”的工作节奏。那半年,陈墨每天8、9点起床,“干到12点闭眼,一周7天都是这样”。除了加班,还有不计其数的出差。公司内部有一个叫做“出差率”的指标,计算方式是出差天数除以工作日总数,他所在业务组的平均出差率高达105%。 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身体的变化是看得到的”。实习半年,陈墨胖了20多斤,因为完全没时间运动,“每天凌晨回到家,简单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运动?第二天还要上班。”脱发,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扰。 被迫改变的还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陈墨几乎在朋友圈消失,偶尔和朋友见面也都是约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出门一定带着电脑,随时待命。 他观察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惫,“眼里真的没有光”。他记得一个入职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国外工作的男友时隔一年回国,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边的饭馆和男友吃个饭。不凑巧,那天工作特别多,同事实在走不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反反复复按亮手机看时间,“都要哭出来了”。到了晚上10点,工作还是没做完,陈墨看到同事出去打电话,回来时眼睛发红。 职位更高的人从工作中收获的价值感同样有限。一位在一家顶级外资投行任总监的学长曾向陈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虚无和悲凉,“你可以把金融市场当成一个游戏,玩赢了获得游戏币,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让自己沉浸在游戏里面,不敢想太多。” “门口早餐店卖煎饼果子的大妈可能都比我有活着的实感。”陈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语间的萧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填饱一些人的肚子,还能收获对方的一个笑容。” 陈墨也不认同很多人所说的银行“去能力化”。在他看来,能力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国有银行总行的党委办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当地省分行的行长都会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说这种工作不好吗?你能说这种能力不重要吗?” 意识到投行在高薪光鲜之外的另一面后,像陈墨这样果断作出选择、切换道路的人不在少数。在北大学经济的赵漾曾在一家工作强度和薪资同样出名的投行实习了一年多,最后“身体绷不住了”,胸闷心悸、寻麻疹、肠胃炎全都找上门,断断续续住院一个月。出院后,她很快提出辞职,一心一意准备银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发现,另一条路也不好走。银行对于应聘者有着非常明确的偏好—— “硕士,党员,北京人。”赵漾言简意赅。 秋招期间徐凯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关于“预期” 徐凯有记日记的习惯。工作尘埃落定后,他收拾房间,翻出了本科和硕士期间的厚厚三大本日记。 第一本记录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后如愿以偿进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财经类高校,读金融学。翻着日记,第一次穿西装拍职业照的兴奋、第一次到证券公司面试前的紧张一一浮现。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记在第二本。 他曾详细记录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的“coffee chat”。对方谈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国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飞人,住高级酒店,吃人均几千的西餐,与身价数亿的企业老板打高尔夫,和国企高层觥筹交错——都令他心驰神往。 看着熟悉的字迹,但字里行间那种带着懵懂的热忱已经远去,徐凯感到恍惚。 随着他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日记也写到了第三本。 他逐渐见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比如对优绩主义的推崇。尤其是进入2023年后,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开始推行末位淘汰机制,“听到的第一秒会觉得好残酷,但再一想,从这个地方听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几个月间,徐凯记日记的频率不高,因为忙,也因为“丧”。他说,就像面对股市,入局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信心,但一步步走下来,绝望的情绪顺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个秋招期间最忙的一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他面了四家公司,从北京的东边到西北边再到南边,面试之间的时间几乎都在地铁上度过。晚上赶末班车回到宿舍,他筋疲力尽,第二天醒来后记下了这马不停蹄的一日。最后他写道,“希望有好结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个offer都没有收到。焦虑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日记中。他会随手记下投递的岗位。回头看时,他惊讶自己当时“什么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镇银行都投过。 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是他收到银行录用通知那天写下的。“仔细想想,天天坐飞机、住酒店,这种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迹凝住,又继续,“是不是?” 他也在日记中梳理过一些关于职业的思考。 “一切都是预期的问题。”他写道。 预期,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当市场环境震荡,从业者的信心受挫,长期预期被重塑。 徐凯的一个同学放弃了一家内资投行的offer,最后考公上岸。同学解释,他听说了太多降薪、裁员的例子,心有戚戚,“与其说刚进去就被开了,还不如努力进入一个稳定的环境。” 徐凯带着感慨写道,“行情好的时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进入鄙视链中位置相对靠上的公司,对未来预期也乐观,觉得年轻的时候累一点就累一点,只要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努力就有意义。但行情变差,行业偏负面残酷的一面凸显,这时选择进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职业的“效用函数”,对一份工作的偏好取决于物质回报、稳定程度、成长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对于包括徐凯、陈墨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高薪、光鲜、富有挑战性和可能性构成了他们曾经对工作的全部想象。但在逐步感受到行业的寒意后,他们开始主动调低收入和成长性的权重,以换取更稳定、闲暇时光更多的生活。 陈墨庆幸及时调整预期,放弃投行后,他久违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 他终于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阳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欢的餐厅从从容容地吃完一顿饭,再看个电影。 为了抓住最后的学生时光,他还报名了学校的交换项目,接受采访时正在欧洲游玩。“你看我现在还有功夫出国玩,我要是还做投行的话就得一直实习到毕业。”隔着7000多公里的距离,陈墨轻快的笑声仍然感染力十足。 转换轨道后,同样有人满意,有人彷徨。 对于有朝一日跳出银行体系,徐凯仍然隐隐抱着一丝希望。他觉得,人只要活着,就还可以折腾。“现在行情不好,我选了一个偏体制内的工作,等到未来市场转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尝试一下?” 但有时,他悲观地觉得那火光终将熄灭。在银行工作的学长告诉他,很多人刚进银行时都更青睐能发挥和锻炼专业技能的前台岗位,比如金融市场部,但工作几年后,纷纷考虑转岗到中后台部门,如财务会计部、人力资源部。学长开玩笑,“都来银行了,既然这么稳定,不如再‘摆’一点。” 徐凯想,说不准他也会变成一只泡在温水里、不想动弹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会上,徐凯和同届同学一聊,发现有人回家乡,进国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没听过的小私企,他心里挺不是滋味,“虽然刚毕业,但有种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觉。” 在聚会上他还见到了几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学姐。“以后就是两个圈子了。”他既羡慕,又隐隐有点别扭,“错开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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