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看一篇關於炫富網紅的報道，不小心發現了一個時代的盲點。一大批炫富網紅已經被清理，但消滅一隻蟑螂容易，治理滋生蟑螂的環境難。有沒有人想要知道，為什麼炫富屢禁不止，甚至會發展出一個龐大的產業鏈。 我看的是「每日人物」的報道《炫富網紅，集體消失》。報道主要聚焦的是現象，我們往深處走一點。我走不到的地方，大家可以自行腦補。 這些年來，炫富本身也在發生變化。如果說從前的炫富主要是懵懂無知的炫富，一些人不知道自己家庭的財富是不能公開展示的，一時興起便啟動了對家人的調查程序。那麼現在這種大義滅親的蠢萌少年，已經幾乎絕跡。取而代之的是，精心設計、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炫富。 「不同於身家清晰的企二代們，這些在互聯網毫無顧忌展現富人生活的網紅，更像是從天而降。不論家庭背景、教育經歷還是奮鬥故事，都是一片空白，只有豪宅、名包、動輒七八位數的翡翠，實實在在出現在粉絲面前。」 這些人身上的東西是真的，但人是假的，是包裝出來的。包裝他們的可能是真正的富人，而他們炫富成功之後，通過流量帶貨也可能成為真正的富人。這是一種財富的自我實現。 問題在於，那些粉絲就吃這種來路不明的富人人設。這一茬炫富網紅，走的都是「老錢」人設。背後的時代心理變化在於，年輕人不再相信勵志雞湯，轉而崇拜起那些「一出生就在羅馬」的幸運兒。 「階層躍升之門不再敞開，年輕人們相信，個體拼搏比不上幾代人的資本積累。」 這也表明現在的年輕人對於真實國情是有多麼隔膜。我們這片土地，哪來的老錢呢？往回倒六十年，就那麼幾個節點，每個家庭的財富積累歷程都清清楚楚記在那裡。要真說老錢，可能得從安史之亂往前找了，條件放寬一點，也得從「天街踏進公卿骨」的黃巢往前算。 你讀張愛玲的文章小說就知道，晚清封疆大吏的家庭生活也很沒有老錢範，反而有濃郁的暴發戶氣質，與後世追慕者想像的所謂「貴族生活」幾乎沒什麼相干。 但年輕人已經無暇顧及這些，他們只是看著眼前越來越窄的機遇之門，兩手空空，一心茫然，本能地被那些打扮成「老錢」模樣的網紅吸引。但網紅的包裝和運營成本，總要有人分擔，粉絲們買不起網紅身上動輒幾位數的那些奢侈品，但買得起單價較低的各種平替品、洗護產品，後者的利潤率不一定比奢侈品低。 這門生意的本質大概就是，被現實壓力壓迫得無法思考的粉絲，卻心甘情願花錢共襄「老錢」的盛舉。窮人的消費往往更不理性，於此可見一斑。 這當然是健康的價值觀不能允許的一種畸形產業。但更值得關注的，顯然不是這些網紅，而是年輕人的心態轉變。 官方打擊炫富網紅的初衷，也在於引導年輕人走向健康的價值觀、生活方式。 問題在於，這可以遏制年輕人對躺平的嚮往嗎？恐怕未必。從年輕人普遍心態來分析，這是一種相當剛性的市場需求。現有的供給側產能拿掉之後，只會鼓勵更多玩家蠢蠢欲動，變著花樣填補這個市場空白。 其實仔細分析炫富網紅的生長邏輯，不難發現，他們之所以能冒出來，是因為我們的網路上缺少真實的展現富裕群體生活的內容。這個問題相當複雜，卻是許多亂象產生的基本背景。比如有的有錢人，是財富積累的過程說不清楚，但還有很多有錢人，錢能說清楚，依然不能或不敢隨意展示自己的真實生活。網路就是個黑暗森林，你不知道獵人在哪裡，你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因為除了法律，我們還喜歡談「導向」，談「帶壞小朋友」，談「責任擔當」，等等等等。 所以真正的富人，早已從網路上消失，只留下一些完全人畜無害的剪影。年輕人對於富裕生活的嚮往，只能由那些假冒的富人來滿足，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網友不許勵志，官方不許躺平。這中間的空檔，就是網紅們的絞肉機。其實勵志的並不都是騙人的雞湯，躺平也不是洪水猛獸。雙方都是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那倒霉孩子就是人性真實複雜的本來面目。 簡單來說，我們迄今沒有建立一種具備充足合法性的富裕生活。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已經抑制了我們的社會活力和經濟潛力。就談到這裡吧，因為我雖然人微言輕，只是在角落裡默默思考一點真問題，也免不了總有人來質問我「你到底替誰說話」。可我覺得，人人都不說話，我們必然會被類似的盲點卡住。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西坡原創
大周末的，我們今天不談宏觀，不談數據，就聊聊天，說說直觀感受，好不好？ 今天是六一兒童節，老友在繡球公園遛彎，給我發來一組照片： 網路圖片 嗯，看到的是興高采烈的老年人。 以及他回家的時候，10點半吧，看到一個年輕人點了外賣正在拿著回家： 網路圖片 垂頭喪氣的年輕人。 就是那個段子說的： 滿大街都是超期蓬勃的老年人，死氣沉沉的年輕人和想死不敢死的中年人，以及時而神經，時而精神，學的像個傻x的小朋友。 繼續聊大天哈。 前兩天去看父母，那個小區是20年前造的，我還住過幾年。我住的時候，自己家孩子還小，整天在小區里瘋，那會小孩是真得多。前兩天去，又是在晚飯後，正是小朋友出來玩的時間，結果我溜達遍小區，就看到大約5、6個小朋友，爺奶帶著外面玩，以前是多少呢？是幾十個。 小朋友少的小區，明顯感覺冷清了許多。 然后街上果然有這個趨勢，一個開了很久的針對兒童的培訓結構，關門了： 網路圖片 至於今天早晨，在樓下一家咖啡廳坐了一個多小時，除了店員就是我。難得來了個小夥子，我以為是客人，結果是來找工作的咖啡師。 網路圖片 坐這裡跟店員聊天的時候，偶爾瞅一眼手機，就看到這個圖： 網路圖片 這倒是能嚇阻，嚇阻不了，下去刮到絕對沒救，倒也一了百了。 群里聊了幾句這個話題，有朋友說這也是代際矛盾，而且大城市裡老人退休金高，也能讓年輕人啃老，也有部分合理性。 或曰，現在是年輕人辛苦，老年人幸福。 沒有失業的煩惱，收入穩定，且不用繳納什麼個稅和社保，這些都有年輕人承擔。 所以能啃老的年輕人，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代際轉移。因此退休金高一點也是合理的，沒有這部分代際轉移，許多大城市的中青年也撐不住的。 結果就有來自農村的朋友反對了，說留守兒童是誰在帶呢？那些農村老人怎麼說？ 網路圖片 他們村這周就有兩個老年人自我了斷，因為查出了癌症，不想拖累家人。 今天他去新加坡的飛機上，看到的是老年旅遊團。 所以，說是代際矛盾，也不確切。拿著100塊退休金的和5000的，不是一個人生，拿著5000的跟一年躺高級病房一年花數十甚至數百萬的，更不是一個人生。說代際矛盾，輕浮且孟浪。就像男女對立一樣，真的是性別的對立嗎？ 同樣是老人，命運大不同。或者，就這是命運了。 現在有個跟以前不一樣的現象，以前在公共交通設施上，給老人讓座的還是有的，還有些不肯讓的，大家都會指責一下。 這10年我見到這樣的都少了。滿臉疲憊的年輕人，好像也沒這麼多愛心可以往外付了。想想也是，社保已經付了那麼多，為啥還要給身體比自己好的讓座呢？ 有一定合理性，也說明某些價值體系的崩塌。 社科院曾經出過一個養老精算報告，我買了也認真看過，但我今天不想聊這個。 數據再真實，也替代不了直觀的感受。 直觀感受給我的結論是什麼呢？是兒童在減少，年輕人眼裡沒光，中年人則很疲憊，老年人還挺幸福——僅限大都市。 現象就是這麼個現象。建議沒有，人微言輕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很多事，也只能自我調節以及為自己很可能不太幸福的老年做些可能沒啥用的準備罷了。 下面是去杭州的時候西湖邊上拍的，講真我挺羨慕的。你羨慕嗎？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鳳羽財經
在這個大人小孩都開心的日子，澆一盆冷水，好像有點不合時宜。但是真的，「六一「越來越變味，變得充滿了諷刺的意味。 我們在這一天努力製造兒童快樂的氛圍，然後在這一天之外的時間大肆扼殺兒童的快樂——從而實現對兒童世界「快樂」的精準控制。孩子們用一天的快樂，來交換一年的不快樂，實在太諷刺了。 好像只要這一天兒童集體按要求快樂了，大家都以為兒童快樂了，因此大家都快樂了。而事實是，兒童節早已變成「兒童劫」，當代孩子的快樂，早就被獻祭了。 不要忘記，每個大人都曾經是小孩；也不要忘記，小時候的你，長大後想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網路圖片 01 變味的「六一」 「六一」越來越變味，變得充滿了諷刺的意味。 節日年年沒落下，落下的是兒童的生死疲勞和成長幻影，是孩子們心中的快樂和眼中的神光，在一年年一天天一點點地耗盡。 諷刺不在於是否快樂本身。而是兒童節，它一開始的確不是用來慶祝的，它是用來銘記的。 就像「三八節」不是為追捧什麼「女神」而設立，而是為了提醒女性權利的缺位和被長久踐踏；「五一節」不是為了表彰什麼勞模，而是提醒曾經賤如螻蟻的勞工用鮮血抗爭換來的生存權利。 兒童節，是為了提醒人們銘記二戰中被無情抹殺的近百位幼小生命，銘記人類的恥辱，保障兒童權利。提醒人們，強者對弱者製造的災難有多麼可怕，將隨時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 所以這些節日，它的源頭不是快樂，而是悲傷。 但每年的這一天，你不難發現，中、小學、幼兒園，大家都在編排節目、載歌載舞，於這一個沉重的日子，讓孩子們去快樂！ 可怕的是，我不相信那些佔領制高點的教育產業鏈完全不知道，我不相信號稱雞娃世界無敵的家長們完全不知道。 網路圖片 兒童節，它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又無比重要。它帶給你兩種完全衝突的體驗： 微不足道的是對兒童節源頭的忽視，無比重要的是對兒童世界「快樂」的精準控制——大家在這一天努力製造兒童快樂的氛圍到底為了什麼，如同在這一天之外的時間大肆扼殺兒童的快樂一樣，都讓人費解。 這不值得深思嗎？這一天，我們對待兒童節的態度，與整個社會與教育與兒童的關係，到底有多少誠意？ 網路圖片 這代兒童自上學始，接到的不可違抗的指令，全是不計後果、不計傷亡、不管代價的衝鋒：「學海無涯苦作舟」、「決戰起跑線」、「頭懸樑錐刺股」、「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孩子們化身為一個個祭品，為了那些虛無縹緲、不切實際、毫無意義的目標，獻祭一切，不惜一切。快樂，早就獻祭出去了。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關鍵還來一個，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都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幼小的心靈不斷被催眠、被自我暗示。 世界上最殘忍的事莫過於，孩子們最終被催眠成功了，累了傷了病了麻木了，再也快樂不起了。成人贏了，然而快樂的、不容置疑的兒童節到了。 這不是對兒童節的諷刺，也不是對兒童的諷刺，而是對成人世界的諷刺。 02 用一天的快樂 來交換一年的不快樂 「我都做一整天題了，出去玩會行嗎？」 「少找理由，繼續做，今天又不是兒童節……」 「我想趁假期去找我的朋友，作業都做完了，我只有一個好朋友，三年沒見面了……」 「不去，作業做完了就預習新課！今天又不是兒童節！」 「我好累，想休息……」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只要死不了，就給我往死里做！今天又不是兒童節！」 …… 這些台詞是不是似曾相識？背後是一種強悍的邏輯在支撐，強悍到毫無道理可講。 網路圖片 兒童偶爾不快樂是個小問題，兒童長期不快樂是個相當嚴重的大問題，這是不用置疑的。原本快樂的童年是每個孩子理應擁有的基本權利，但多少人在事後回憶起來卻只有無盡的痛苦。 不快樂的童年會讓孩子從此生活在壓抑中而無法釋放天性，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緒隱匿起來，性格大變。 同時，成年後為了彌補小時候所喪失的美好，在一些在意的事情上，會變得偏激和瘋狂，因此三觀也會跟著變動和錯位。 網路圖片 「積極心理學」之父、美國心理學會主席馬丁·塞利格曼說，兒童長期不快樂會養成悲觀性格。因此，他認為，童年和少年的不快樂對孩子來說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是一劑「毒藥」。它造成的心理創傷甚至隨著年齡的增長會外化成生理創傷。對千百個成人和兒童做了仔細的跟蹤研究，他得到的結論是，在以下三方面，悲觀者的表現更差： 1.他們更容易抑鬱。 2.他們在學校、工作、運動場上取得的成績都低於他們的自身潛力。 3.他們的身體健康情況不如樂觀者。 而且，孩子的悲觀可能成為他終身的「心理習慣」和「行為習慣」。 中國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被抑鬱症陰影籠罩的現象，可以溯源了吧？ 有人立即會站出來反駁，哪用擔心，不是每年有個兒童節嗎？這一天，我把一年虧欠的都給補上，孩子一定會很快樂！ 其實能不能真正補上已不重要。對於孩子來說，當他們養成悲觀性格，就會認為痛苦是永久性的，而快樂是暫時的、是父母（權力）賞賜給自己的。 孩子們總有一天會明白什麼是代價，有多昂貴。在「六一」這天快樂了，之後的一年就與快樂無緣，一年苦難就是兒童節的代價。賬是有點算不過來，雖然弱者在強者面前，沒有選擇。 網路圖片 但孩子們永遠無法明白的是支撐父母和老師的那個邏輯：好像只要這一天兒童集體按要求快樂了，大家都以為兒童快樂了，因此大家都快樂了。 那叫「政治正確」的快樂。 若是兒童節後想要再接著快樂，一直快樂，每天快樂，就沒有了「正確」性，就「失控」了，大家都不快樂。 孩子永遠無法明白的是，自己的未來可以不是自己的未來，但必須是很多人的未來。 其實道理也簡單：過一個「快樂」的節顯然很容易做到，顯然很多方面也需要；但讓兒童天天快樂顯然不容易做到，而且顯然也有很多人不需要。 父母和老師，是兒童成長之路最關鍵的引路人和啟蒙者，可惜，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在及格線以下，他們習慣了「短平快」，這就是當下文化的特徵，也是當下教育的本質，也是讓兒童節變味的核心驅動力。 03 消失的兒童本位 最近有個很火的視頻。視頻中，爸爸去接初三的女兒，孩子一直大哭。 爸爸問怎麼了？女兒邊哭邊說，「我感覺每天都過得很急，晚上一回來，吃完東西洗完澡、洗完衣服就寫作業，作業寫完要背書，晚上11點多才睡覺，早上5點多就起床，我那時候真的太想睡了。但是老師要求6點半到學校，我上早自習的時候都直打瞌睡……」 下面5萬多條評論，有幾條高贊的評論是這樣說的： 「孩子太累了，教育怎麼變成這樣了？」 「（這是）所有孩子的哭泣……」 「現在的教育對孩子是一種摧殘！」 …… 早上6點上課，晚上10點下課，再算上寫作業的時間，每天的強度超過17小時。全中國有哪個工種、哪個職業可以做到？像小女孩一樣的孩子，隨時處於崩潰的邊緣。大家的目標是「清北」，但搞不好前往目標的中途就變成精神病醫院。最近十年全國抑鬱症的大爆發和低齡化，就能說明問題。 網路圖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楊東平說，對孩子而言，當下即未來，沒有當下健康身心，就沒有未來。教育應該明白對於人而言什麼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健康和當下。 如果幼兒園是為小學準備的，小學是為初中準備的，初中是為高中準備的，高中是為大學準備的……每一個階段都在為下一個階段做犧牲的話，那整個兒童的生命和生活，完全就被損害了。 所以，兒童節如果是「用一年為一天準備」，就不奇怪了。 黑格爾說，這個世界上有部分人生活在奴隸意識裡面，永遠是卑微的，站不起來，永遠伏倒在權力面前，而丟掉主人意識，不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黑格爾指的，其實就是那種從幼兒園到大學近20年，攀爬在一條擁擠踩踏的路上，不敢有一厘米一毫米的差錯，最終把自己活活累死的孩子們。 網路圖片 李玫瑾說，人的問題，都是出在早年，現在為什麼這麼多病人，為什麼這麼多人讓你覺得不可思議？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很多人的成長環境被破壞了。與過去的60年代的窮和70年代的亂相比，現在更可怕。真正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早年，早年的成長環境被破壞，到後面再去教育再去彌補是沒用的。 《最強大腦》選手王昱珩說，濫用教育和錯誤的學習，還不如虛度光陰。像一個個螺絲釘一樣，伏在流水線上，沒有人有獨立思考和分辨能力，是件可悲的事情。教育的目的不是讓你去適應社會的病態，不是讓你去安於被現實奴役，教育的目的是讓你擺脫現實的奴役。 這代孩子的悲摧，天可憐見。學校和家庭兩口「高壓鍋」，一把焦慮的大火，天地間熊熊燃燒。小小身軀架於其上，整天周旋其間，擰過來再翻過去，真的快熟了。 那些本該被童真填滿的地方，再也難以看到兒童的身影。比如說：春遊、秋遊、池塘邊、鞦韆上、田野里、山坡下、周末、寒暑假……所以常常讓人產生錯覺：兒童不見了，要見兒童，只能在兒童節。 網路圖片 上個月教育部發布了「禁令十二條」，指向學校安全底線失守、日常管理失序和師德師風失范等三方面問題，詳細列出12項基礎教育規範管理負面清單。包括教師漠視縱容學生欺凌行為、侵佔課間休息時間、提前開學、推遲放假並利用寒暑補課等。教育部給各地的時間並不多：5月底啟動實施，9月底學校自查，12月底總結反饋。 有媒體形容，「禁令十二條」在「重視程度」和「懲治力度」方面的強化，達到「空前」規格。 不見得「禁令」就是奔著「六一」來的，不見得「禁令」就能立竿見影解決問題。但從今年兒童節起，有一個新的開始，總歸是好的。 只是，「禁令」只能針對學校，而家庭的「禁令」，誰來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半夏的自留地
戰場 在一群快步移動的跑樓阿姨中間，謝明霞的努力很醒目。車流之中，她先預判出外賣騎手停車的位置，飛奔過去攔下對方，催促著問：幾樓幾樓？然後拽下餐盒，出示付款碼，在餐袋上記下房間號，幾個動作一氣呵成。還植入一點廣告，指著嘴邊的黑痣說，「阿姨這個是獨一無二的」，許多騎手聽完就笑，記住了她。 每天臨近中午十二點，52歲的謝明霞進入這樣的戰鬥狀態。「賽格賽格，有沒有送？」她的吆喝聲帶有金屬的音色，越來越密。交戰方是和她一樣的代送阿姨，大多五十來歲，手裡握一支馬克筆，脖子上掛著塑封的支付二維碼。 騎手送餐到華強北，阿姨們一哄而上：「給我！」「我來！」騎手掃碼付款之前，一切都乾坤未定，已經拿到手裡的餐，很可能別人一扯就搶走了。 你搶我我搶你，是謝明霞總結出的生存法則。之前她招手喊停的騎手被其他阿姨截胡，她去理論，騎手卻說「我願意給誰就給誰」。不爽就吵架，底線是不打架，在罵戰中她還會嘲諷幾句打鬥過的人，「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這裡是賽格廣場，深圳知名摩天大樓，樓高355.8米，有72層，號稱華強北宇宙中心。跑樓大媽的主戰場，就在樓下狹窄的馬路。各自挑選一個黃金地段，佔領一個轉角、一扇門、一把遮陽傘，站得稀稀疏疏。每當戴著黃頭盔、藍頭盔的外賣騎手出現，就像是隨機掉落的移動金幣，阿姨們都被吸過來——成功接上一單賺兩塊，偶爾有超重的聚餐單或超市單，可以講價到三五塊，甚至十塊。 大廈裡面錯綜複雜，走過一個路口，又出現一個路口。僅在45層，就至少有16部電梯，分為中區梯、高區梯、消防梯、貨梯、中轉梯，是上還是下，停單層還是雙層，去哪裡換乘，都要仔細甄別。還有幾個神秘電梯，沒有標識，它們通往哪裡，資深人士才清楚。 這錢只能阿姨掙，賽格廣場的一位保安說，樓下不讓停電動車，高峰時段送餐幾乎沒有其他選擇。騎手間也有句話——沒有跑樓阿姨，全都得「掛壁」，「午高峰電梯打死都上不去，一上一下時間耽誤完，手裡的單子一堆紅（即將超時），就沒法幹了」。在華強北，他們隨口就能報出二三十個有跑樓阿姨駐紮的大廈，賽格算是好賺的，代送半天能有百來塊收入。 網路圖片 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誰都可以做。代送員之間不知道彼此姓名，說起誰來，多用籍貫指代。而辨別籍貫最容易的方法是通過髒話，雲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聽到各種罵「婊子」的方言。一說「假毛」都明白是誰，一個戴假髮的阿姨，罵人和搶餐都厲害，送一趟至少20塊，這樣惹眼的人總會擁有一個外號。 還有一個「矮胖女」，是謝明霞都搶不過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謝明霞也算最厲害的人物之一。這個評價傳到謝明霞耳朵里，她解讀為對自己努力的認可——能搶意味著收入高。之前她在假髮廠打工，自我評價就是廠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別人休息她也一直幹活，在廣州一屁股坐了17年。 後來她做了個夢，夢裡拿個棍子，釣了好大一條魚。正趕上工廠搬遷，夫妻倆拿了兩三萬補償款，是廠里最高的，但也就沒了工作。 補償款對應上了那條大魚，「一輩子撿都沒容易撿一分錢」。她在出租屋裡回憶過去，做了豬蹄蓮藕湯，冰可樂只剩半瓶，是她愛的飲料，沒汽兒了還在喝，「感覺一輩子下來都沒好好休息過，一天到晚都是個毛毛綠綠（忙忙碌碌）的」。 我見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裡的外賣拿不過來，幫著送了幾單。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費代送，每次送完都會再次被她支配：「這幾單你先送一下，那邊又來騎手了」「這單超時了，特別急」……努力、堅持、加油干，是她的口頭禪，絮絮叨叨換著說。 謝明霞年輕時，家裡安排了一門親事，她沒看上，加倍賠了彩禮悔婚。她喜歡現在的老公，比她大5歲，勤勤懇懇，吃得了苦。離開假髮工廠，兩人到華強北開了一家檔口，做翻修手機轉賣的生意，疫情後連爆款都賣不動了，就一起做代送。 謝明霞四處吆喝張羅著搶單，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樓，這種夫妻檔很受騎手歡迎。但算下來賺得也不多，老公「升級」去做了騎手，幾乎全年無休——雨天有激勵活動，加班到晚上十點以後，可以多賺。謝明霞騎車頭暈，還是做代送。每天走兩萬步，跑幾十層樓，做老闆娘時愛穿蕾絲裙子，現在換成了T恤。 沒人打配合了，她嘗試在同行里尋找夥伴——被她搶走單的也不放過。她去問人家能不能帶個餐，還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樓層的餐換到一起送，每個人都少爬些樓。不過挺多人知道她，「讓別人帶的多，自己帶的少」，每當謝明霞找來，就裝聽不到。 幫她帶過餐的一個阿姨說，外賣送上樓，顧客直接把話甩到了臉上：40分鐘了！原來顧客早就催過騎手，騎手也催過謝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時的單，找別人當替罪羊，當然這只是帶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後來謝明霞再找她，她轉過臉就走，心裡發誓：不會再給你帶了。 網路圖片 系統末端 在跑樓江湖中，騎手或許算是這片地界的「老闆」，可以選擇給誰單子。 他們首選熟悉的、沒出過錯的阿姨，其次優先同鄉。上了年紀的阿姨普通話大多不好，在兩句話之內，就能判斷出來誰是老鄉。騎手孟靈靈記掛著一個阿姨，兩人交流並不多，只是一次掃碼付款時，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慮別人。 孟靈靈知道，有些阿姨能搶，另一些內向害羞，容易受欺負。但忙起來顧不上分辨，就隨便把單給先搶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會幹預。有兩個單的話，一人給一單平息戰火。有時就沒這麼幸運了，只有一單，付完代送費趕緊溜走。拉架可萬萬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兩個月工資都賠不起」。 張玉英是個年過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關節炎，偶爾會得到一些騎手的偏愛，多給一塊錢——因為她拿到一兩單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著「這就送」，往大廈挪幾步，等騎手走了，又回到馬路邊繼續接單。單多了就放地下，攢到實在拿不動了才上樓去送，這是跑樓阿姨的一種常見戰術：送餐耽誤搶單，一趟多送點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騎手覺得兩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給出了第一單，就要等最久，不如給拎著很多餐的阿姨，看起來很快就會出發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鐘，甚至一小時才送，會為騎手招來罰款，一條差評罰50，投訴200，超時被取消罰500。 網路圖片 這是專送騎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她們人雖然不在騎手系統中，效率早已被計算進去。 孟靈靈是附近外賣站點的騎手，她當過「單王」，明白跑樓阿姨在系統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點130多個騎手，要送完2500-3000單，系統安排每個人同時送8-12單，多的時候，甚至能派到18單，專送騎手無法拒單。如果自己送，等電梯上樓要十幾二十分鐘，這些時間用來找阿姨，足夠交給她們七八個餐。 單量直接關係到騎手工資，對於外賣站點，數據也同樣重要。在跑樓阿姨的參與下，孟靈靈所在站點，每個騎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單，「所以華強北站點是賺錢的」。騎手人效和投訴率、超時率、準時率一樣，都影響著外賣站點的評級、單量、單價和收益。 把餐交給跑樓阿姨之後，大多數騎手就點了「送達」。72層的樓高和跑樓阿姨的勞動，一起隱入雲端，似乎在系統里消失了。 提前點「送達」是違規行為，但一些騎手是這樣理解這件事的——酒店裡的送餐機器人，把餐交給機器人，輸入房間號，給顧客打電話，然後點送達，「這些阿姨不就是相當於那些送餐機器人嗎？」 為了維護一個好的數據，孟靈靈每天送70-100單。每月送1000單以下，一單掙6.9元；超過1000單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時候，她每晚八九點才吃當天的第一頓飯，餓了就喝脈動，或者買一杯粥吸兩口，她的生活被演算法支配著。 而在演算法管轄之外，依附外賣系統而生的跑樓大媽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們穿梭車流的時候。保安大超負責疏通門口馬路，會勸上幾句：往邊上走兩步，磕了碰了沒有保險。「給面子的真只挪動兩步，70%的時候都不配合，倚老賣老，也不能拿她們怎麼著」，大超說。偶爾也有騙子混進來，騙錢騙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 在賽格工作的大多數打工人，早已習慣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長的等待時間，顧客的默許，也為這片江湖的生長提供了空間。 我跟著謝明霞送餐的時候，明白了什麼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樣，但到了客戶門口，她會放慢腳步，調整呼吸和音量，輕輕推開門，說句「你好，老闆」。輕輕關門之後立刻加速，飛奔向下一個樓層。 網路圖片 不能朝顧客發火，這是職業素養。哪怕有的顧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離開電腦，襪子和鞋脫了，兩隻腳晃蕩著指揮她們放這兒放那兒。遇到要投訴騎手的，謝明霞會過去說好話：我們才掙幾塊錢，騎手給我兩塊，自己掙四五塊，不用投訴了吧，沒必要。 每一個出問題的單子，都會成為跑樓阿姨熱議的焦點，也牽動她們的情緒。謝明霞送錯了一個單，她回去道歉，客人說已經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沒找到，忍住沒在現場吵架。進了電梯，開始瘋狂輸出：「吃了還不承認……這麼一點勇氣都沒有」「一群男孩子，品質太壞了」。站在她身邊男士神色尷尬，不時瞟一眼樓層顯示屏。 遭遇投訴時，騎手和跑樓阿姨的責任往往難以理清。送錯了，餐灑了，態度差，甚至有抖音視頻拍到兩個代送員打架，把外賣掄起來當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統只能罰到騎手，騎手則只能默默記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給餐。阿姨們就在掙錢和個人聲譽之間極限拉扯。搶不到單子的時候，她們也罵騎手，「狗眼看人低」「沒你這兩塊錢我還活不了了」。 網路圖片 高齡闖入者 作為外來闖入者，混進跑樓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艱難。 賽格大樓1-10層是電子市場，檔口大小不一，兩米就能安放一個，貨物隨老闆心意擺放，一不小心就會走進死胡同。高樓層有近800家公司，寫著門牌號，但有的被裝飾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燈下反光。包含數字4的門牌號，被老闆們發揮創意，改成了6688之類的吉祥號碼。 兼職做騎手之前，31歲的保安大超也做過一周代送員。為了搞清每層樓都是哪家哪戶，他給商鋪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個單，立刻就查出在什麼位置，能少跑很多彎路。 但外來的阿姨不懂這個技術。大大小小的公司門上，經常貼有「非請勿進、中介勿擾、謝絕推銷、不辦信用卡」等標誌，顯出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氣質。60歲的張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寶華大廈的單，問了一嘴「是不是A座」，騎手馬上翻臉了，問她是不是沒送過？ 張玉英是我在華強北見過的最較真的跑樓阿姨。門牌號寫在外賣袋哪個位置，怎麼寫最醒目，張玉英都有自己的規範。在她的要求下，騎手付代送費時，要把送餐門牌號寫在備註里，方便確認送錯了是誰的責任。 她退休後和丈夫來到深圳，看不懂導航，連坐地鐵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賽格廣場修手機，發現了這個營生。但向同行問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點一點摸索，深夜還在樓里，把沒走過的路都走一遍。 網路圖片 比起找路，更複雜的是同行的套路。張玉英是徐州人，據她觀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靈活，南方阿姨哪怕差著輩分，沖年輕騎手一律喊「靚仔」「小弟」，騎手聽了高興，就會給個單，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換餐，拿23樓的換45樓，她不肯，「45樓有直達電梯，誰都想上45樓，就想占年齡大的便宜。」 有時候騎手停在眼前，同行過來搭話，順勢就站到前面把餐搶走了——原來搭話只是障眼法。剛從她手裡搶了餐，還好意思問一句「姐姐你幾樓？幫我帶一個」。這些常見伎倆，都是她的憤怒點。老伴少言寡語，同行當他透明人一樣直接搶，張玉英見一次氣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較真：「她看見不公道，就想給它扭轉過來，有那個時間，我可能又多接一個對吧？」 最激烈的一次爭搶，張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騎手要給她單，被另一個阿姨掀了箱子搶到手。騎手不肯，對方對張玉英的恨意突然爆發，拳頭密集地落下來，她胳膊被打青了。報警調監控，她非要論出個對錯。耽誤了一下午掙錢時間，對方耗不起了，賠100塊了事。 代送員馮泉目睹了打架過程，伸腿擋住攻擊，才中止了戰鬥。後來張玉英頻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負，他說別再提了，有那時間再賺兩塊錢。 70歲的馮泉滿頭灰發，來深圳已經30年了，是跑樓江湖中為數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見過他跟老外講英語。女兒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來生了病，家裡一直在花錢。他借弟弟的身份證跑了七八年外賣，跑到弟弟也年過55，超齡了。馮泉再想找工作，什麼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在福田區和南山區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個下鋪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個洗手間。跑樓的時候他不爭不搶，每天掙夠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處拍照，拍深圳的公園，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發到朋友圈，會被人瞧不起是手機拍照，算不上攝影。除了吃飯租房，他還想攢點錢，買個二手的70-200鏡頭。 原本他獨來獨往，自從拉過架，很多同行開始找他說話，主動幫他帶餐。馮泉經常出現在人少的傍晚，謝明霞接單多，總是待到很晚才走，兩人就認識了。看他總被搶單，謝明霞想讓一單給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淪落到這兒。沒想到騎手生了氣，誰也不給了。她得出結論：在外面還是不能顧別人，不然自己也沒有了。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城市，電動車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剎車的距離不足半米。個別顧客註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讓顧客下樓自取會被罵，但可以試試付給他們3塊取餐費，有人就同意了。 在賽格廣場，謝明霞已經找到了生存的縫隙。找個隱密的柜子把水壺和雨傘一塞，送餐就能輕裝上陣；夏天悶熱，她知道馬路上有一扇門，既不耽誤接單，還能透過門縫吹空調。 沒單的間隙，手裡的視頻電話隨時都在接通，另一頭是兩個孫子。謝明霞往屏幕前遞雞腿、鴨脖，一歲多的小孫子會伸手來抓，往嘴裡放，謝明霞樂得哈哈笑，他們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見面。下一秒有騎手經過，她又響亮地喊一句：有送嗎？孫子在屏幕另一端大聲回答她：沒有！ 網路圖片 賽格廣場樓下還有一群拉貨的女人，了解大廈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關小月是其中一個，已經落腳近20年了。最早她跟著十幾個老鄉到深圳打工，做廠妹，日夜加班，睡覺時間都不夠。那也比在山區老家強，家裡靠餵豬過活，每天要割很多豬草，全村人都在搶，很難割到，太陽一曬，豬草就蔫了。 那是深圳造富神話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馬化騰就是在賽格科技園租下一間辦公室，成立了騰訊。華強北街道的一位書記說，「這塊面積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卻走出了50多位億萬富翁。」 當時賣電子產品的大廈里，最火的就是賽格。關小月在這裡找到了拉貨的工作，沒空休息，有貨就得送，貨梯前總是排著長長的隊。拉貨的女人們見證了跑樓江湖的出現——大約十年前，她們聚在樹下打牌，零星有趕時間的騎手來問，能不能幫忙送餐上樓，每單給三塊錢。玩興正濃的女人不願搭理——拉貨的活兒一趟30塊還干不過來，代送很不划算。 後來騎手們一個傳一個，來問的越來越多，加上拉貨生意日漸不景氣，她們也開始接代送。早期競爭並不激烈，只有拉貨阿姨，一中午輕鬆賺七八十。慢慢開始有外來代送員加入，同樣是跑一中午，只能掙到三四十。 廣東人王紅對外來者是最看不順眼的，寸土不讓，「這裡是我們打下來的」。爭搶中，她跟謝明霞結下樑子：「她才來多久啊？好像這邊是她的地盤，我們去接（單）她還不高興！我說你算老幾？」謝明霞就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不能怪我那樣子的（搶單），都是靠這個吃飯，讓了就等於自己沒收入」。 如今的代送員中，有賽格廣場保潔，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換，直接送餐。有在低樓層賣貨的，傍晚送幾單，掙到買菜錢就回家。有一對夫婦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時做鐘點工，打掃衛生、幫人煮飯，老公送完餐就去飯店幫忙，一直干到凌晨兩點。「兼職做得多，一個月能賺一萬多」，口口相傳的故事裡，主題永遠是掙錢。 「今天好像跟你關係特別好，以後回了老家，誰也不認識誰，有什麼人情啊？」拉貨的女人們當著彼此的面說。疫情之後，她們的生意更加難做，沒多少貨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時間就在貨梯對面的通道等活兒，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網路小說，「我們要淘汰了」，關小月說。 網路圖片 輝煌不復往昔的賽格廣場，如今容納了更多無處可去的人。今年華強北的「鬼市」關了，賣表賣包的攤販搬進賽格，跑樓阿姨們又多了一個營生。她們左手拿外賣，右手還能拿一張宣傳卡片，逢人就問，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單，能拿到一筆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樣子，「阿姨們還是要錢不要命」，保安大超說。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兩個字常常掛在嘴邊。 五月的一天，一個阿姨臨時放在電梯口的外賣離奇消失，大超查監控才破了案。原來一個對手懷恨在心，盯著她的行蹤，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實的就是張玉英。她送的外賣也丟過，拜託大超幫忙查，事情發生在監控盲區，查不到，張玉英主動賠了錢。 她之前在煤礦上做保管員，跟老伴原本有一筆積蓄，兩人退休金加起來每月有7000塊。直到兒子要在深圳買房，他們交了首付，剩的錢也被兒子拿去炒股，還欠了親戚朋友的債。反正付著利息，兒子不著急還，張玉英受不了負債，做代送攢下的，就先還一部分。兩代人因為金錢觀爆發了衝突，老兩口從兒子給租的房子里搬出來，從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個城市，也極少跟兒子聯繫。 他們喜歡在晚上送餐，隨著賽格廣場的燈一盞盞熄滅，競爭對手越來越少，能躲開白天激烈的爭搶。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買打折的食物。張玉英的老伴上午在體檢機構兼職做眼科醫生，下午到華強北跟她匯合。 在老伴原本的計劃里，兩人積蓄夠在南方小城買個房間，再到處旅旅遊。但張玉英堅持多存些錢留給兒子，老伴的旅遊願望只能埋在心裡，「跟她在一塊我都不敢消費，真出去玩她肯定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 謝明霞的大孫子上小學後，她離開了賽格，過去幫忙照顧，老伴還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還打算回賽格掙錢。謝明霞今年52歲，老伴57歲，社保繳費都不夠年限，每月保險要交兩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費，固定支出近五千，怎麼也要堅持幾年，熬到領養老金。 在深圳，她找過做包裝的兼職，老闆沒要。熟人還給過洗碗的活兒，從晚上9點做到凌晨2點，20塊一個小時，聽說其他地方25塊一小時，她也就沒去了。多年攢的積蓄，都用在老家蓋房子。但多數時間，她住在賽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擺一張上下鋪，陽台被改成兩塊，一塊是廚房，一塊是廁所。每天出門前，她會給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緊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會招老鼠。 跑樓的時候，賽格廣場的樓道里一條廣告反覆播放：「我相信努力就會是人生贏家」。為了多掙幾塊代送費，謝明霞就是這樣做的——她在系統中不存在的70層高樓里跑得飛快，和飛奔的城市融為一體。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日益頻發的跳橋跳樓事件，已不限於一時一地一域。 時至今日，我已不忍直視任何一個與此有關的視頻。 那些決絕而去的生命，曾經和我們一起棲息在這塊土地上，他們最終姓甚名誰、因何輕生，都一概不知。 連一個抽象化的數字都沒有，只是作為冷冰冰的符號，被宏大敘事所遮蔽，即刻淹沒在歷史長河中。 那些跳橋跳樓的輕生者，近乎被簡單地視為歷史進程中，無足輕重的存在。 哪怕再多的「連跳」，事發地當政者都波瀾不驚，雲淡風輕，諱莫如深。 面對公眾置喙，有地方官員回應稱：這都屬於個人行為。 或許在這些官員看來，要自尋短見，最好找個不為人知的角落，跳橋跳樓簡直是給本地抹黑、給政府添亂。 基於這種認知的內在邏輯，官方的作為，便只能是機械性地安排一些巡橋守樓，甚至加以封堵。 迄今為止，未看到一個地方提出，開啟系統性的干預與救助機制，驚人的一致選擇是避而不談。 層出不窮的跳橋跳樓事件，僅僅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開來考察的特殊事件么？ 晚清民國時期，工商業界人士、失業、無業人員出現大量輕生現象。李大釗就此指出：「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自絕便成「解脫之一路「。 李大釗進而指出：「自殺流行的社會，一定是一種苦惱煩悶的社會，自殺現象背後藏著的背景，一定有社會的缺陷存在。」 如今，將連續跳橋跳樓輕生者的群像，置於低迷的經濟場景中，就不難得出一個確切的詮釋。 一系列的極端個案，固然有各自的個體特徵，但也昭示他們遇到了共同的生計難題，誘發出共同的心境，以至於選擇了同一種慘烈的自我了斷方式。 自盡行為，自古中外皆有之，似乎很難有醫治的靈丹妙藥。 但當它成為一種集中性、群體性的社會病態時，政府作為政治權威，動用各種資源予以應對，展開救治和救濟，是一個現代政府所應有的良知和責任。 當務之急，是把一個特定社會在一段特定的時間裡所發生的跳橋跳樓現象，當做一個整體來考察和對待。 持續改良社會，使得人人更易於生存其中，此乃長期理想，但絕不意味著時下全然無計可施。 跳橋跳樓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病態現象，對於一個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預的任務不能歸給任何一個既有的政府部門，然其能從消極的設定出發圖謀預防的設計。 至少應該通過知識分子、社會組織與各級政府的努力，形成三位一體的干預與救助機制，讓民眾看到當局拯救困厄者的應有姿態。 能補上的社會短板，補上一點是一點；能救助的困窘者，救一個算一個。 畢竟如作家馮驥才說說：「任何時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經歷，才是這時代真正的經歷。」 如果承認這一點，就請拿出正視跳橋跳樓問題的勇氣，別再諱而不言、虛榮藏短、誇飾逞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