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看一篇关于炫富网红的报道，不小心发现了一个时代的盲点。一大批炫富网红已经被清理，但消灭一只蟑螂容易，治理滋生蟑螂的环境难。有没有人想要知道，为什么炫富屡禁不止，甚至会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我看的是“每日人物”的报道《炫富网红，集体消失》。报道主要聚焦的是现象，我们往深处走一点。我走不到的地方，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这些年来，炫富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说从前的炫富主要是懵懂无知的炫富，一些人不知道自己家庭的财富是不能公开展示的，一时兴起便启动了对家人的调查程序。那么现在这种大义灭亲的蠢萌少年，已经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精心设计、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炫富。 “不同于身家清晰的企二代们，这些在互联网毫无顾忌展现富人生活的网红，更像是从天而降。不论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还是奋斗故事，都是一片空白，只有豪宅、名包、动辄七八位数的翡翠，实实在在出现在粉丝面前。” 这些人身上的东西是真的，但人是假的，是包装出来的。包装他们的可能是真正的富人，而他们炫富成功之后，通过流量带货也可能成为真正的富人。这是一种财富的自我实现。 问题在于，那些粉丝就吃这种来路不明的富人人设。这一茬炫富网红，走的都是“老钱”人设。背后的时代心理变化在于，年轻人不再相信励志鸡汤，转而崇拜起那些“一出生就在罗马”的幸运儿。 “阶层跃升之门不再敞开，年轻人们相信，个体拼搏比不上几代人的资本积累。” 这也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真实国情是有多么隔膜。我们这片土地，哪来的老钱呢？往回倒六十年，就那么几个节点，每个家庭的财富积累历程都清清楚楚记在那里。要真说老钱，可能得从安史之乱往前找了，条件放宽一点，也得从“天街踏进公卿骨”的黄巢往前算。 你读张爱玲的文章小说就知道，晚清封疆大吏的家庭生活也很没有老钱范，反而有浓郁的暴发户气质，与后世追慕者想象的所谓“贵族生活”几乎没什么相干。 但年轻人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他们只是看着眼前越来越窄的机遇之门，两手空空，一心茫然，本能地被那些打扮成“老钱”模样的网红吸引。但网红的包装和运营成本，总要有人分担，粉丝们买不起网红身上动辄几位数的那些奢侈品，但买得起单价较低的各种平替品、洗护产品，后者的利润率不一定比奢侈品低。 这门生意的本质大概就是，被现实压力压迫得无法思考的粉丝，却心甘情愿花钱共襄“老钱”的盛举。穷人的消费往往更不理性，于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是健康的价值观不能允许的一种畸形产业。但更值得关注的，显然不是这些网红，而是年轻人的心态转变。 官方打击炫富网红的初衷，也在于引导年轻人走向健康的价值观、生活方式。 问题在于，这可以遏制年轻人对躺平的向往吗？恐怕未必。从年轻人普遍心态来分析，这是一种相当刚性的市场需求。现有的供给侧产能拿掉之后，只会鼓励更多玩家蠢蠢欲动，变着花样填补这个市场空白。 其实仔细分析炫富网红的生长逻辑，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冒出来，是因为我们的网络上缺少真实的展现富裕群体生活的内容。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却是许多乱象产生的基本背景。比如有的有钱人，是财富积累的过程说不清楚，但还有很多有钱人，钱能说清楚，依然不能或不敢随意展示自己的真实生活。网络就是个黑暗森林，你不知道猎人在哪里，你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因为除了法律，我们还喜欢谈“导向”，谈“带坏小朋友”，谈“责任担当”，等等等等。 所以真正的富人，早已从网络上消失，只留下一些完全人畜无害的剪影。年轻人对于富裕生活的向往，只能由那些假冒的富人来满足，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网友不许励志，官方不许躺平。这中间的空档，就是网红们的绞肉机。其实励志的并不都是骗人的鸡汤，躺平也不是洪水猛兽。双方都是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那倒霉孩子就是人性真实复杂的本来面目。 简单来说，我们迄今没有建立一种具备充足合法性的富裕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已经抑制了我们的社会活力和经济潜力。就谈到这里吧，因为我虽然人微言轻，只是在角落里默默思考一点真问题，也免不了总有人来质问我“你到底替谁说话”。可我觉得，人人都不说话，我们必然会被类似的盲点卡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大周末的，我们今天不谈宏观，不谈数据，就聊聊天，说说直观感受，好不好？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友在绣球公园遛弯，给我发来一组照片： 网络图片 嗯，看到的是兴高采烈的老年人。 以及他回家的时候，10点半吧，看到一个年轻人点了外卖正在拿着回家： 网络图片 垂头丧气的年轻人。 就是那个段子说的： 满大街都是超期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想死不敢死的中年人，以及时而神经，时而精神，学的像个傻x的小朋友。 继续聊大天哈。 前两天去看父母，那个小区是20年前造的，我还住过几年。我住的时候，自己家孩子还小，整天在小区里疯，那会小孩是真得多。前两天去，又是在晚饭后，正是小朋友出来玩的时间，结果我溜达遍小区，就看到大约5、6个小朋友，爷奶带着外面玩，以前是多少呢？是几十个。 小朋友少的小区，明显感觉冷清了许多。 然后街上果然有这个趋势，一个开了很久的针对儿童的培训结构，关门了： 网络图片 至于今天早晨，在楼下一家咖啡厅坐了一个多小时，除了店员就是我。难得来了个小伙子，我以为是客人，结果是来找工作的咖啡师。 网络图片 坐这里跟店员聊天的时候，偶尔瞅一眼手机，就看到这个图： 网络图片 这倒是能吓阻，吓阻不了，下去刮到绝对没救，倒也一了百了。 群里聊了几句这个话题，有朋友说这也是代际矛盾，而且大城市里老人退休金高，也能让年轻人啃老，也有部分合理性。 或曰，现在是年轻人辛苦，老年人幸福。 没有失业的烦恼，收入稳定，且不用缴纳什么个税和社保，这些都有年轻人承担。 所以能啃老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代际转移。因此退休金高一点也是合理的，没有这部分代际转移，许多大城市的中青年也撑不住的。 结果就有来自农村的朋友反对了，说留守儿童是谁在带呢？那些农村老人怎么说？ 网络图片 他们村这周就有两个老年人自我了断，因为查出了癌症，不想拖累家人。 今天他去新加坡的飞机上，看到的是老年旅游团。 所以，说是代际矛盾，也不确切。拿着100块退休金的和5000的，不是一个人生，拿着5000的跟一年躺高级病房一年花数十甚至数百万的，更不是一个人生。说代际矛盾，轻浮且孟浪。就像男女对立一样，真的是性别的对立吗？ 同样是老人，命运大不同。或者，就这是命运了。 现在有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现象，以前在公共交通设施上，给老人让座的还是有的，还有些不肯让的，大家都会指责一下。 这10年我见到这样的都少了。满脸疲惫的年轻人，好像也没这么多爱心可以往外付了。想想也是，社保已经付了那么多，为啥还要给身体比自己好的让座呢？ 有一定合理性，也说明某些价值体系的崩塌。 社科院曾经出过一个养老精算报告，我买了也认真看过，但我今天不想聊这个。 数据再真实，也替代不了直观的感受。 直观感受给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儿童在减少，年轻人眼里没光，中年人则很疲惫，老年人还挺幸福——仅限大都市。 现象就是这么个现象。建议没有，人微言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很多事，也只能自我调节以及为自己很可能不太幸福的老年做些可能没啥用的准备罢了。 下面是去杭州的时候西湖边上拍的，讲真我挺羡慕的。你羡慕吗？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羽财经
在这个大人小孩都开心的日子，浇一盆冷水，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但是真的，“六一“越来越变味，变得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我们在这一天努力制造儿童快乐的氛围，然后在这一天之外的时间大肆扼杀儿童的快乐——从而实现对儿童世界“快乐”的精准控制。孩子们用一天的快乐，来交换一年的不快乐，实在太讽刺了。 好像只要这一天儿童集体按要求快乐了，大家都以为儿童快乐了，因此大家都快乐了。而事实是，儿童节早已变成“儿童劫”，当代孩子的快乐，早就被献祭了。 不要忘记，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也不要忘记，小时候的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网络图片 01 变味的“六一” “六一”越来越变味，变得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节日年年没落下，落下的是儿童的生死疲劳和成长幻影，是孩子们心中的快乐和眼中的神光，在一年年一天天一点点地耗尽。 讽刺不在于是否快乐本身。而是儿童节，它一开始的确不是用来庆祝的，它是用来铭记的。 就像“三八节”不是为追捧什么“女神”而设立，而是为了提醒女性权利的缺位和被长久践踏；“五一节”不是为了表彰什么劳模，而是提醒曾经贱如蝼蚁的劳工用鲜血抗争换来的生存权利。 儿童节，是为了提醒人们铭记二战中被无情抹杀的近百位幼小生命，铭记人类的耻辱，保障儿童权利。提醒人们，强者对弱者制造的灾难有多么可怕，将随时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 所以这些节日，它的源头不是快乐，而是悲伤。 但每年的这一天，你不难发现，中、小学、幼儿园，大家都在编排节目、载歌载舞，于这一个沉重的日子，让孩子们去快乐！ 可怕的是，我不相信那些占领制高点的教育产业链完全不知道，我不相信号称鸡娃世界无敌的家长们完全不知道。 网络图片 儿童节，它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又无比重要。它带给你两种完全冲突的体验： 微不足道的是对儿童节源头的忽视，无比重要的是对儿童世界“快乐”的精准控制——大家在这一天努力制造儿童快乐的氛围到底为了什么，如同在这一天之外的时间大肆扼杀儿童的快乐一样，都让人费解。 这不值得深思吗？这一天，我们对待儿童节的态度，与整个社会与教育与儿童的关系，到底有多少诚意？ 网络图片 这代儿童自上学始，接到的不可违抗的指令，全是不计后果、不计伤亡、不管代价的冲锋：“学海无涯苦作舟”、“决战起跑线”、“头悬梁锥刺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孩子们化身为一个个祭品，为了那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毫无意义的目标，献祭一切，不惜一切。快乐，早就献祭出去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关键还来一个，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幼小的心灵不断被催眠、被自我暗示。 世界上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孩子们最终被催眠成功了，累了伤了病了麻木了，再也快乐不起了。成人赢了，然而快乐的、不容置疑的儿童节到了。 这不是对儿童节的讽刺，也不是对儿童的讽刺，而是对成人世界的讽刺。 02 用一天的快乐 来交换一年的不快乐 “我都做一整天题了，出去玩会行吗？” “少找理由，继续做，今天又不是儿童节……” “我想趁假期去找我的朋友，作业都做完了，我只有一个好朋友，三年没见面了……” “不去，作业做完了就预习新课！今天又不是儿童节！” “我好累，想休息……”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死不了，就给我往死里做！今天又不是儿童节！” …… 这些台词是不是似曾相识？背后是一种强悍的逻辑在支撑，强悍到毫无道理可讲。 网络图片 儿童偶尔不快乐是个小问题，儿童长期不快乐是个相当严重的大问题，这是不用置疑的。原本快乐的童年是每个孩子理应拥有的基本权利，但多少人在事后回忆起来却只有无尽的痛苦。 不快乐的童年会让孩子从此生活在压抑中而无法释放天性，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隐匿起来，性格大变。 同时，成年后为了弥补小时候所丧失的美好，在一些在意的事情上，会变得偏激和疯狂，因此三观也会跟着变动和错位。 网络图片 “积极心理学”之父、美国心理学会主席马丁·塞利格曼说，儿童长期不快乐会养成悲观性格。因此，他认为，童年和少年的不快乐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是一剂“毒药”。它造成的心理创伤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外化成生理创伤。对千百个成人和儿童做了仔细的跟踪研究，他得到的结论是，在以下三方面，悲观者的表现更差： 1.他们更容易抑郁。 2.他们在学校、工作、运动场上取得的成绩都低于他们的自身潜力。 3.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不如乐观者。 而且，孩子的悲观可能成为他终身的“心理习惯”和“行为习惯”。 中国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被抑郁症阴影笼罩的现象，可以溯源了吧？ 有人立即会站出来反驳，哪用担心，不是每年有个儿童节吗？这一天，我把一年亏欠的都给补上，孩子一定会很快乐！ 其实能不能真正补上已不重要。对于孩子来说，当他们养成悲观性格，就会认为痛苦是永久性的，而快乐是暂时的、是父母（权力）赏赐给自己的。 孩子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什么是代价，有多昂贵。在“六一”这天快乐了，之后的一年就与快乐无缘，一年苦难就是儿童节的代价。账是有点算不过来，虽然弱者在强者面前，没有选择。 网络图片 但孩子们永远无法明白的是支撑父母和老师的那个逻辑：好像只要这一天儿童集体按要求快乐了，大家都以为儿童快乐了，因此大家都快乐了。 那叫“政治正确”的快乐。 若是儿童节后想要再接着快乐，一直快乐，每天快乐，就没有了“正确”性，就“失控”了，大家都不快乐。 孩子永远无法明白的是，自己的未来可以不是自己的未来，但必须是很多人的未来。 其实道理也简单：过一个“快乐”的节显然很容易做到，显然很多方面也需要；但让儿童天天快乐显然不容易做到，而且显然也有很多人不需要。 父母和老师，是儿童成长之路最关键的引路人和启蒙者，可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及格线以下，他们习惯了“短平快”，这就是当下文化的特征，也是当下教育的本质，也是让儿童节变味的核心驱动力。 03 消失的儿童本位 最近有个很火的视频。视频中，爸爸去接初三的女儿，孩子一直大哭。 爸爸问怎么了？女儿边哭边说，“我感觉每天都过得很急，晚上一回来，吃完东西洗完澡、洗完衣服就写作业，作业写完要背书，晚上11点多才睡觉，早上5点多就起床，我那时候真的太想睡了。但是老师要求6点半到学校，我上早自习的时候都直打瞌睡……” 下面5万多条评论，有几条高赞的评论是这样说的： “孩子太累了，教育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是）所有孩子的哭泣……” “现在的教育对孩子是一种摧残！” …… 早上6点上课，晚上10点下课，再算上写作业的时间，每天的强度超过17小时。全中国有哪个工种、哪个职业可以做到？像小女孩一样的孩子，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大家的目标是“清北”，但搞不好前往目标的中途就变成精神病医院。最近十年全国抑郁症的大爆发和低龄化，就能说明问题。 网络图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说，对孩子而言，当下即未来，没有当下健康身心，就没有未来。教育应该明白对于人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健康和当下。 如果幼儿园是为小学准备的，小学是为初中准备的，初中是为高中准备的，高中是为大学准备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为下一个阶段做牺牲的话，那整个儿童的生命和生活，完全就被损害了。 所以，儿童节如果是“用一年为一天准备”，就不奇怪了。 黑格尔说，这个世界上有部分人生活在奴隶意识里面，永远是卑微的，站不起来，永远伏倒在权力面前，而丢掉主人意识，不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黑格尔指的，其实就是那种从幼儿园到大学近20年，攀爬在一条拥挤踩踏的路上，不敢有一厘米一毫米的差错，最终把自己活活累死的孩子们。 网络图片 李玫瑾说，人的问题，都是出在早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病人，为什么这么多人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的成长环境被破坏了。与过去的60年代的穷和70年代的乱相比，现在更可怕。真正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早年，早年的成长环境被破坏，到后面再去教育再去弥补是没用的。 《最强大脑》选手王昱珩说，滥用教育和错误的学习，还不如虚度光阴。像一个个螺丝钉一样，伏在流水线上，没有人有独立思考和分辨能力，是件可悲的事情。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你去适应社会的病态，不是让你去安于被现实奴役，教育的目的是让你摆脱现实的奴役。 这代孩子的悲摧，天可怜见。学校和家庭两口“高压锅”，一把焦虑的大火，天地间熊熊燃烧。小小身躯架于其上，整天周旋其间，拧过来再翻过去，真的快熟了。 那些本该被童真填满的地方，再也难以看到儿童的身影。比如说：春游、秋游、池塘边、秋千上、田野里、山坡下、周末、寒暑假……所以常常让人产生错觉：儿童不见了，要见儿童，只能在儿童节。 网络图片 上个月教育部发布了“禁令十二条”，指向学校安全底线失守、日常管理失序和师德师风失范等三方面问题，详细列出12项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包括教师漠视纵容学生欺凌行为、侵占课间休息时间、提前开学、推迟放假并利用寒暑补课等。教育部给各地的时间并不多：5月底启动实施，9月底学校自查，12月底总结反馈。 有媒体形容，“禁令十二条”在“重视程度”和“惩治力度”方面的强化，达到“空前”规格。 不见得“禁令”就是奔着“六一”来的，不见得“禁令”就能立竿见影解决问题。但从今年儿童节起，有一个新的开始，总归是好的。 只是，“禁令”只能针对学校，而家庭的“禁令”，谁来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半夏的自留地
战场 在一群快步移动的跑楼阿姨中间，谢明霞的努力很醒目。车流之中，她先预判出外卖骑手停车的位置，飞奔过去拦下对方，催促着问：几楼几楼？然后拽下餐盒，出示付款码，在餐袋上记下房间号，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还植入一点广告，指着嘴边的黑痣说，“阿姨这个是独一无二的”，许多骑手听完就笑，记住了她。 每天临近中午十二点，52岁的谢明霞进入这样的战斗状态。“赛格赛格，有没有送？”她的吆喝声带有金属的音色，越来越密。交战方是和她一样的代送阿姨，大多五十来岁，手里握一支马克笔，脖子上挂着塑封的支付二维码。 骑手送餐到华强北，阿姨们一哄而上：“给我！”“我来！”骑手扫码付款之前，一切都乾坤未定，已经拿到手里的餐，很可能别人一扯就抢走了。 你抢我我抢你，是谢明霞总结出的生存法则。之前她招手喊停的骑手被其他阿姨截胡，她去理论，骑手却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不爽就吵架，底线是不打架，在骂战中她还会嘲讽几句打斗过的人，“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这里是赛格广场，深圳知名摩天大楼，楼高355.8米，有72层，号称华强北宇宙中心。跑楼大妈的主战场，就在楼下狭窄的马路。各自挑选一个黄金地段，占领一个转角、一扇门、一把遮阳伞，站得稀稀疏疏。每当戴着黄头盔、蓝头盔的外卖骑手出现，就像是随机掉落的移动金币，阿姨们都被吸过来——成功接上一单赚两块，偶尔有超重的聚餐单或超市单，可以讲价到三五块，甚至十块。 大厦里面错综复杂，走过一个路口，又出现一个路口。仅在45层，就至少有16部电梯，分为中区梯、高区梯、消防梯、货梯、中转梯，是上还是下，停单层还是双层，去哪里换乘，都要仔细甄别。还有几个神秘电梯，没有标识，它们通往哪里，资深人士才清楚。 这钱只能阿姨挣，赛格广场的一位保安说，楼下不让停电动车，高峰时段送餐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骑手间也有句话——没有跑楼阿姨，全都得“挂壁”，“午高峰电梯打死都上不去，一上一下时间耽误完，手里的单子一堆红（即将超时），就没法干了”。在华强北，他们随口就能报出二三十个有跑楼阿姨驻扎的大厦，赛格算是好赚的，代送半天能有百来块收入。 网络图片 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谁都可以做。代送员之间不知道彼此姓名，说起谁来，多用籍贯指代。而辨别籍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过脏话，云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听到各种骂“婊子”的方言。一说“假毛”都明白是谁，一个戴假发的阿姨，骂人和抢餐都厉害，送一趟至少20块，这样惹眼的人总会拥有一个外号。 还有一个“矮胖女”，是谢明霞都抢不过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谢明霞也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这个评价传到谢明霞耳朵里，她解读为对自己努力的认可——能抢意味着收入高。之前她在假发厂打工，自我评价就是厂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别人休息她也一直干活，在广州一屁股坐了17年。 后来她做了个梦，梦里拿个棍子，钓了好大一条鱼。正赶上工厂搬迁，夫妻俩拿了两三万补偿款，是厂里最高的，但也就没了工作。 补偿款对应上了那条大鱼，“一辈子捡都没容易捡一分钱”。她在出租屋里回忆过去，做了猪蹄莲藕汤，冰可乐只剩半瓶，是她爱的饮料，没汽儿了还在喝，“感觉一辈子下来都没好好休息过，一天到晚都是个毛毛绿绿（忙忙碌碌）的”。 我见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里的外卖拿不过来，帮着送了几单。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费代送，每次送完都会再次被她支配：“这几单你先送一下，那边又来骑手了”“这单超时了，特别急”……努力、坚持、加油干，是她的口头禅，絮絮叨叨换着说。 谢明霞年轻时，家里安排了一门亲事，她没看上，加倍赔了彩礼悔婚。她喜欢现在的老公，比她大5岁，勤勤恳恳，吃得了苦。离开假发工厂，两人到华强北开了一家档口，做翻修手机转卖的生意，疫情后连爆款都卖不动了，就一起做代送。 谢明霞四处吆喝张罗着抢单，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楼，这种夫妻档很受骑手欢迎。但算下来赚得也不多，老公“升级”去做了骑手，几乎全年无休——雨天有激励活动，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可以多赚。谢明霞骑车头晕，还是做代送。每天走两万步，跑几十层楼，做老板娘时爱穿蕾丝裙子，现在换成了T恤。 没人打配合了，她尝试在同行里寻找伙伴——被她抢走单的也不放过。她去问人家能不能带个餐，还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楼层的餐换到一起送，每个人都少爬些楼。不过挺多人知道她，“让别人带的多，自己带的少”，每当谢明霞找来，就装听不到。 帮她带过餐的一个阿姨说，外卖送上楼，顾客直接把话甩到了脸上：40分钟了！原来顾客早就催过骑手，骑手也催过谢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时的单，找别人当替罪羊，当然这只是带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后来谢明霞再找她，她转过脸就走，心里发誓：不会再给你带了。 网络图片 系统末端 在跑楼江湖中，骑手或许算是这片地界的“老板”，可以选择给谁单子。 他们首选熟悉的、没出过错的阿姨，其次优先同乡。上了年纪的阿姨普通话大多不好，在两句话之内，就能判断出来谁是老乡。骑手孟灵灵记挂着一个阿姨，两人交流并不多，只是一次扫码付款时，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虑别人。 孟灵灵知道，有些阿姨能抢，另一些内向害羞，容易受欺负。但忙起来顾不上分辨，就随便把单给先抢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会干预。有两个单的话，一人给一单平息战火。有时就没这么幸运了，只有一单，付完代送费赶紧溜走。拉架可万万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两个月工资都赔不起”。 张玉英是个年过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关节炎，偶尔会得到一些骑手的偏爱，多给一块钱——因为她拿到一两单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着“这就送”，往大厦挪几步，等骑手走了，又回到马路边继续接单。单多了就放地下，攒到实在拿不动了才上楼去送，这是跑楼阿姨的一种常见战术：送餐耽误抢单，一趟多送点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骑手觉得两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给出了第一单，就要等最久，不如给拎着很多餐的阿姨，看起来很快就会出发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钟，甚至一小时才送，会为骑手招来罚款，一条差评罚50，投诉200，超时被取消罚500。 网络图片 这是专送骑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们人虽然不在骑手系统中，效率早已被计算进去。 孟灵灵是附近外卖站点的骑手，她当过“单王”，明白跑楼阿姨在系统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点130多个骑手，要送完2500-3000单，系统安排每个人同时送8-12单，多的时候，甚至能派到18单，专送骑手无法拒单。如果自己送，等电梯上楼要十几二十分钟，这些时间用来找阿姨，足够交给她们七八个餐。 单量直接关系到骑手工资，对于外卖站点，数据也同样重要。在跑楼阿姨的参与下，孟灵灵所在站点，每个骑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单，“所以华强北站点是赚钱的”。骑手人效和投诉率、超时率、准时率一样，都影响着外卖站点的评级、单量、单价和收益。 把餐交给跑楼阿姨之后，大多数骑手就点了“送达”。72层的楼高和跑楼阿姨的劳动，一起隐入云端，似乎在系统里消失了。 提前点“送达”是违规行为，但一些骑手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酒店里的送餐机器人，把餐交给机器人，输入房间号，给顾客打电话，然后点送达，“这些阿姨不就是相当于那些送餐机器人吗？” 为了维护一个好的数据，孟灵灵每天送70-100单。每月送1000单以下，一单挣6.9元；超过1000单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时候，她每晚八九点才吃当天的第一顿饭，饿了就喝脉动，或者买一杯粥吸两口，她的生活被算法支配着。 而在算法管辖之外，依附外卖系统而生的跑楼大妈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们穿梭车流的时候。保安大超负责疏通门口马路，会劝上几句：往边上走两步，磕了碰了没有保险。“给面子的真只挪动两步，70%的时候都不配合，倚老卖老，也不能拿她们怎么着”，大超说。偶尔也有骗子混进来，骗钱骗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 在赛格工作的大多数打工人，早已习惯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长的等待时间，顾客的默许，也为这片江湖的生长提供了空间。 我跟着谢明霞送餐的时候，明白了什么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样，但到了客户门口，她会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和音量，轻轻推开门，说句“你好，老板”。轻轻关门之后立刻加速，飞奔向下一个楼层。 网络图片 不能朝顾客发火，这是职业素养。哪怕有的顾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离开电脑，袜子和鞋脱了，两只脚晃荡着指挥她们放这儿放那儿。遇到要投诉骑手的，谢明霞会过去说好话：我们才挣几块钱，骑手给我两块，自己挣四五块，不用投诉了吧，没必要。 每一个出问题的单子，都会成为跑楼阿姨热议的焦点，也牵动她们的情绪。谢明霞送错了一个单，她回去道歉，客人说已经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没找到，忍住没在现场吵架。进了电梯，开始疯狂输出：“吃了还不承认……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一群男孩子，品质太坏了”。站在她身边男士神色尴尬，不时瞟一眼楼层显示屏。 遭遇投诉时，骑手和跑楼阿姨的责任往往难以理清。送错了，餐洒了，态度差，甚至有抖音视频拍到两个代送员打架，把外卖抡起来当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统只能罚到骑手，骑手则只能默默记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给餐。阿姨们就在挣钱和个人声誉之间极限拉扯。抢不到单子的时候，她们也骂骑手，“狗眼看人低”“没你这两块钱我还活不了了”。 网络图片 高龄闯入者 作为外来闯入者，混进跑楼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赛格大楼1-10层是电子市场，档口大小不一，两米就能安放一个，货物随老板心意摆放，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死胡同。高楼层有近800家公司，写着门牌号，但有的被装饰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灯下反光。包含数字4的门牌号，被老板们发挥创意，改成了6688之类的吉祥号码。 兼职做骑手之前，31岁的保安大超也做过一周代送员。为了搞清每层楼都是哪家哪户，他给商铺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个单，立刻就查出在什么位置，能少跑很多弯路。 但外来的阿姨不懂这个技术。大大小小的公司门上，经常贴有“非请勿进、中介勿扰、谢绝推销、不办信用卡”等标志，显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60岁的张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宝华大厦的单，问了一嘴“是不是A座”，骑手马上翻脸了，问她是不是没送过？ 张玉英是我在华强北见过的最较真的跑楼阿姨。门牌号写在外卖袋哪个位置，怎么写最醒目，张玉英都有自己的规范。在她的要求下，骑手付代送费时，要把送餐门牌号写在备注里，方便确认送错了是谁的责任。 她退休后和丈夫来到深圳，看不懂导航，连坐地铁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赛格广场修手机，发现了这个营生。但向同行问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点一点摸索，深夜还在楼里，把没走过的路都走一遍。 网络图片 比起找路，更复杂的是同行的套路。张玉英是徐州人，据她观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灵活，南方阿姨哪怕差着辈分，冲年轻骑手一律喊“靓仔”“小弟”，骑手听了高兴，就会给个单，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换餐，拿23楼的换45楼，她不肯，“45楼有直达电梯，谁都想上45楼，就想占年龄大的便宜。” 有时候骑手停在眼前，同行过来搭话，顺势就站到前面把餐抢走了——原来搭话只是障眼法。刚从她手里抢了餐，还好意思问一句“姐姐你几楼？帮我带一个”。这些常见伎俩，都是她的愤怒点。老伴少言寡语，同行当他透明人一样直接抢，张玉英见一次气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较真：“她看见不公道，就想给它扭转过来，有那个时间，我可能又多接一个对吧？” 最激烈的一次争抢，张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骑手要给她单，被另一个阿姨掀了箱子抢到手。骑手不肯，对方对张玉英的恨意突然爆发，拳头密集地落下来，她胳膊被打青了。报警调监控，她非要论出个对错。耽误了一下午挣钱时间，对方耗不起了，赔100块了事。 代送员冯泉目睹了打架过程，伸腿挡住攻击，才中止了战斗。后来张玉英频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负，他说别再提了，有那时间再赚两块钱。 70岁的冯泉满头灰发，来深圳已经30年了，是跑楼江湖中为数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见过他跟老外讲英语。女儿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来生了病，家里一直在花钱。他借弟弟的身份证跑了七八年外卖，跑到弟弟也年过55，超龄了。冯泉再想找工作，什么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在福田区和南山区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个下铺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个洗手间。跑楼的时候他不争不抢，每天挣够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处拍照，拍深圳的公园，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发到朋友圈，会被人瞧不起是手机拍照，算不上摄影。除了吃饭租房，他还想攒点钱，买个二手的70-200镜头。 原本他独来独往，自从拉过架，很多同行开始找他说话，主动帮他带餐。冯泉经常出现在人少的傍晚，谢明霞接单多，总是待到很晚才走，两人就认识了。看他总被抢单，谢明霞想让一单给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沦落到这儿。没想到骑手生了气，谁也不给了。她得出结论：在外面还是不能顾别人，不然自己也没有了。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电动车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刹车的距离不足半米。个别顾客注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让顾客下楼自取会被骂，但可以试试付给他们3块取餐费，有人就同意了。 在赛格广场，谢明霞已经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找个隐密的柜子把水壶和雨伞一塞，送餐就能轻装上阵；夏天闷热，她知道马路上有一扇门，既不耽误接单，还能透过门缝吹空调。 没单的间隙，手里的视频电话随时都在接通，另一头是两个孙子。谢明霞往屏幕前递鸡腿、鸭脖，一岁多的小孙子会伸手来抓，往嘴里放，谢明霞乐得哈哈笑，他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面。下一秒有骑手经过，她又响亮地喊一句：有送吗？孙子在屏幕另一端大声回答她：没有！ 网络图片 赛格广场楼下还有一群拉货的女人，了解大厦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关小月是其中一个，已经落脚近20年了。最早她跟着十几个老乡到深圳打工，做厂妹，日夜加班，睡觉时间都不够。那也比在山区老家强，家里靠喂猪过活，每天要割很多猪草，全村人都在抢，很难割到，太阳一晒，猪草就蔫了。 那是深圳造富神话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马化腾就是在赛格科技园租下一间办公室，成立了腾讯。华强北街道的一位书记说，“这块面积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走出了50多位亿万富翁。” 当时卖电子产品的大厦里，最火的就是赛格。关小月在这里找到了拉货的工作，没空休息，有货就得送，货梯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拉货的女人们见证了跑楼江湖的出现——大约十年前，她们聚在树下打牌，零星有赶时间的骑手来问，能不能帮忙送餐上楼，每单给三块钱。玩兴正浓的女人不愿搭理——拉货的活儿一趟30块还干不过来，代送很不划算。 后来骑手们一个传一个，来问的越来越多，加上拉货生意日渐不景气，她们也开始接代送。早期竞争并不激烈，只有拉货阿姨，一中午轻松赚七八十。慢慢开始有外来代送员加入，同样是跑一中午，只能挣到三四十。 广东人王红对外来者是最看不顺眼的，寸土不让，“这里是我们打下来的”。争抢中，她跟谢明霞结下梁子：“她才来多久啊？好像这边是她的地盘，我们去接（单）她还不高兴！我说你算老几？”谢明霞就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能怪我那样子的（抢单），都是靠这个吃饭，让了就等于自己没收入”。 如今的代送员中，有赛格广场保洁，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换，直接送餐。有在低楼层卖货的，傍晚送几单，挣到买菜钱就回家。有一对夫妇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时做钟点工，打扫卫生、帮人煮饭，老公送完餐就去饭店帮忙，一直干到凌晨两点。“兼职做得多，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主题永远是挣钱。 “今天好像跟你关系特别好，以后回了老家，谁也不认识谁，有什么人情啊？”拉货的女人们当着彼此的面说。疫情之后，她们的生意更加难做，没多少货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时间就在货梯对面的通道等活儿，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网络小说，“我们要淘汰了”，关小月说。 网络图片 辉煌不复往昔的赛格广场，如今容纳了更多无处可去的人。今年华强北的“鬼市”关了，卖表卖包的摊贩搬进赛格，跑楼阿姨们又多了一个营生。她们左手拿外卖，右手还能拿一张宣传卡片，逢人就问，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单，能拿到一笔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样子，“阿姨们还是要钱不要命”，保安大超说。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两个字常常挂在嘴边。 五月的一天，一个阿姨临时放在电梯口的外卖离奇消失，大超查监控才破了案。原来一个对手怀恨在心，盯着她的行踪，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实的就是张玉英。她送的外卖也丢过，拜托大超帮忙查，事情发生在监控盲区，查不到，张玉英主动赔了钱。 她之前在煤矿上做保管员，跟老伴原本有一笔积蓄，两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7000块。直到儿子要在深圳买房，他们交了首付，剩的钱也被儿子拿去炒股，还欠了亲戚朋友的债。反正付着利息，儿子不着急还，张玉英受不了负债，做代送攒下的，就先还一部分。两代人因为金钱观爆发了冲突，老两口从儿子给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从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个城市，也极少跟儿子联系。 他们喜欢在晚上送餐，随着赛格广场的灯一盏盏熄灭，竞争对手越来越少，能躲开白天激烈的争抢。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买打折的食物。张玉英的老伴上午在体检机构兼职做眼科医生，下午到华强北跟她汇合。 在老伴原本的计划里，两人积蓄够在南方小城买个房间，再到处旅旅游。但张玉英坚持多存些钱留给儿子，老伴的旅游愿望只能埋在心里，“跟她在一块我都不敢消费，真出去玩她肯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 谢明霞的大孙子上小学后，她离开了赛格，过去帮忙照顾，老伴还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还打算回赛格挣钱。谢明霞今年52岁，老伴57岁，社保缴费都不够年限，每月保险要交两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费，固定支出近五千，怎么也要坚持几年，熬到领养老金。 在深圳，她找过做包装的兼职，老板没要。熟人还给过洗碗的活儿，从晚上9点做到凌晨2点，20块一个小时，听说其他地方25块一小时，她也就没去了。多年攒的积蓄，都用在老家盖房子。但多数时间，她住在赛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摆一张上下铺，阳台被改成两块，一块是厨房，一块是厕所。每天出门前，她会给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紧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会招老鼠。 跑楼的时候，赛格广场的楼道里一条广告反复播放：“我相信努力就会是人生赢家”。为了多挣几块代送费，谢明霞就是这样做的——她在系统中不存在的70层高楼里跑得飞快，和飞奔的城市融为一体。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日益频发的跳桥跳楼事件，已不限于一时一地一域。 时至今日，我已不忍直视任何一个与此有关的视频。 那些决绝而去的生命，曾经和我们一起栖息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最终姓甚名谁、因何轻生，都一概不知。 连一个抽象化的数字都没有，只是作为冷冰冰的符号，被宏大叙事所遮蔽，即刻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那些跳桥跳楼的轻生者，近乎被简单地视为历史进程中，无足轻重的存在。 哪怕再多的“连跳”，事发地当政者都波澜不惊，云淡风轻，讳莫如深。 面对公众置喙，有地方官员回应称：这都属于个人行为。 或许在这些官员看来，要自寻短见，最好找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跳桥跳楼简直是给本地抹黑、给政府添乱。 基于这种认知的内在逻辑，官方的作为，便只能是机械性地安排一些巡桥守楼，甚至加以封堵。 迄今为止，未看到一个地方提出，开启系统性的干预与救助机制，惊人的一致选择是避而不谈。 层出不穷的跳桥跳楼事件，仅仅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开来考察的特殊事件么？ 晚清民国时期，工商业界人士、失业、无业人员出现大量轻生现象。李大钊就此指出：“世变愈急，人生苦痛，且随之益增，而生活艰窘，饥寒更相困迫”，自绝便成“解脱之一路“。 李大钊进而指出：“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如今，将连续跳桥跳楼轻生者的群像，置于低迷的经济场景中，就不难得出一个确切的诠释。 一系列的极端个案，固然有各自的个体特征，但也昭示他们遇到了共同的生计难题，诱发出共同的心境，以至于选择了同一种惨烈的自我了断方式。 自尽行为，自古中外皆有之，似乎很难有医治的灵丹妙药。 但当它成为一种集中性、群体性的社会病态时，政府作为政治权威，动用各种资源予以应对，展开救治和救济，是一个现代政府所应有的良知和责任。 当务之急，是把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跳桥跳楼现象，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和对待。 持续改良社会，使得人人更易于生存其中，此乃长期理想，但绝不意味着时下全然无计可施。 跳桥跳楼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病态现象，对于一个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预的任务不能归给任何一个既有的政府部门，然其能从消极的设定出发图谋预防的设计。 至少应该通过知识分子、社会组织与各级政府的努力，形成三位一体的干预与救助机制，让民众看到当局拯救困厄者的应有姿态。 能补上的社会短板，补上一点是一点；能救助的困窘者，救一个算一个。 毕竟如作家冯骥才说说：“任何时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经历，才是这时代真正的经历。” 如果承认这一点，就请拿出正视跳桥跳楼问题的勇气，别再讳而不言、虚荣藏短、夸饰逞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