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中方將領朝烏克蘭喊話，說要考慮烏克蘭人民生命的價值，不要戰鬥到最後一個烏克蘭人。 網路圖片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少將的意思是呼籲烏克蘭人儘快放棄抵抗，避免更多傷亡。 這話的初衷當然是極好的，以人為本，保護生命，呼籲停戰，都很好很正確。但是有幾點小小的問題可能需要重新考慮更周全些。 第一，呼籲侵略戰爭停戰，應該朝侵略者喊話。 俄烏這場戰爭是由俄羅斯一方發起的，進攻到烏克蘭領土的侵略行為，烏克蘭屬於被動捲入，是保家衛國。戰爭以來，俄烏雙方人民都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陷入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呼籲停戰當然是對的，但是，這話似乎應該朝著俄羅斯那邊喊才符合基本常識吧？ 網路圖片 中國是一個歷史上飽受侵略的國家，我作為一名中國人，對於其他國家抵抗侵略的決心與勇氣是特別能夠感同身受的。面對野蠻國家的入侵，即便實力有所不敵，也可以傾盡全力去保衛親人，保衛自由。 作為第三方國家，如果基於政治或利益方面的考慮不能對遭受侵略的國家給予實際支持，至少也不該落井下石，那不道義，更不該勸人投降，那太猥瑣。 第二，在文明的世界裡，人的生命價值是最寶貴最值得珍惜的，但並不是唯一的。 與生命的價值並列的，至少還有自由的價值，正義的價值。當烏克蘭全體國民的自由受到嚴重威脅，當國際社會的正義受到粗暴挑戰，烏克蘭人只能無奈地拿生命作為代價去抵抗侵略，去爭取自由、維護正義。這很慘烈，但是逼不得已也只能如此。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援助支持也是為了這兩點，珍視自由與正義的人們無法對烏克蘭的遭遇無動於衷。 第三，烏克蘭的反侵略戰爭已經堅持了兩年多，是有機會取勝的，不至於戰鬥到最後一人的。 自2022年初開始的俄烏戰爭進展早已表明，在國際社會的援助支持下，俄羅斯並不具備吞併烏克蘭的軍事實力，再多幾次軍事動員也於事無補，甚至大概率會一批不如一批。 至於核戰爭的可能性，其實如果俄方領導人稍有智商的話是不可能發動核打擊的。 一方面，俄方一旦對烏克蘭實施核打擊，必定激起國際社會的劇烈反彈，多個核大國可能會直接參戰，要麼徹底解除俄羅斯的武裝，要麼全球陷入毀滅。 另一方面，烏克蘭曾是有核國家，並於30年前在國際社會壓力下銷毀全部核武器。作為回報，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核大國都曾莊嚴承諾不會對烏克蘭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如果俄羅斯真的對烏克蘭發動核打擊，中國出於自身安全考慮，也不會坐視不理。 所以，雖然我們很難預見俄烏戰爭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會以什麼方式收場，但絕對可以確定的是，烏克蘭不會被俄羅斯完全吞併，烏克蘭也不至於戰鬥到最後一人。 其實，雖然同情，但現在的形勢下我其實並不太擔心烏克蘭的前途命運，畢竟人家烏克蘭總統都在滿世界開會發言了，而俄羅斯總統能串門的國家就屈指可數。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到訪新加坡 相對來說，我更關心咱們國家的情況。如果中方高級將領是這個見識水平的話……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一些親眼看見的人說，一個年輕人勇敢地衝過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坦克車，在千鈞一髮之際讓別人拉了回來。」 這是1989年6月5日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們找到了這期節目的錄音帶。 同樣在這個圖書館，我們還找到了另一卷珍貴的錄音。 「現在士兵漸漸隨著最後撤離的隊伍壓過來。紀念碑上已經完全是士兵了。還有幾桿旗子在飄。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可能是被裝甲車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時，最後一批撤離的示威者留下的聲音。錄音帶全長60分鐘，提供者據信來自當年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年輕教師。 1989「六四」慘案35年來，中國當局極力想要抹去這段歷史。在信息鐵幕的背後，今天，很多中國不知道「六四」。 但是歷史沒有被湮滅。 1989年，中國當局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血洗北京街頭後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始建立檔案，為中國現代史上這段重要而慘痛的歷史存證。 宛如塵封的時光膠囊，這 29箱「天安門檔案」承載著那個春夏之交的青春、熱血、壯志未酬，也為當權者的殘暴血腥留下無法抹殺的證據。 「他們是那樣勇敢」 「現在我們的形勢特別特別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國人支持我們！」 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一段錄音。 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萬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要求新聞自由等政治訴求。當晚，上千人將北大「三角地」圍得水泄不通。 35年後，艾倫·裴新(Al Pessin)依然記得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面龐。他是時任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 「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僅僅想要一些變革。學生們滿懷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他說。 那年夏天，美國之音記者於音(Betty Tsu)把錄音機裝進一個破舊的學生書包，蹬著租來的自行車，每天都到廣場去。 「我覺得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們想要政府做出改變的那種熱誠，那樣的初衷，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她說。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輕學子一樣，他們過分誇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認為可以佔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高層談判，甚至可以從廣場凱旋。 裴新說：「他們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接受。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策劃於密室的武力鎮壓 鄧小平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用武力解決學運問題？六四鎮壓35年來，儘管不斷有各種檔案材料、親歷者回憶被挖掘，但是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世人遠沒有足夠信息去了解這些內幕、黑幕。 吳國光說：「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黑匣子，高層的決策，我們很難了解它的內情，特別是這樣非常重大的政治性決策。」 但是吳國光也指出，不管鄧小平何時決定調兵，初衷為何，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那般慘烈收場，背後有一個無法否認的基本邏輯，即「鄧小平作為中共專制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對於民眾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希望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這一點是堅決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來解決的。」 「是真槍，是真幹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橋的嚴歌苓聽到槍響。她跑到樓下，馬路上已經站了很多人。她隨著槍聲往和平門方向走。走了一半時，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車拉著傷員一路跑。 「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她回憶。「大概四、五點鐘吧，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幹了。」 在鐵道醫院，她看到很多屍體。她悲傷至極，感覺像是走在一場夢魘里。 日後成為知名華裔作家的嚴歌苓12歲參軍，曾是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十餘年「人民子弟兵經歷讓她無法想像，「怎麼一下子這個槍口 就可以調轉過來呢？」 天安門大屠殺後，前美國之音記者裴新從北京發回諸多報道，其中最為震撼的一則講述了一個20歲的學生在武力清場時從廣場逃生的經歷： 「軍隊凌晨抵達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名20歲學生對美國之音說，為躲避槍擊，他花了近兩個小時才爬出廣場。他說，一路上他看到數百具屍體。士兵對任何站起來或在動的人開槍。 這名學生說，他看到四名女大學生請求軍人不要殺她們。他說，其中一名女性抓住軍人的腿，軍人的回應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軍人向其她三人開槍。」 這些報道被華盛頓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通過電波傳送回中國。 「我們曉得我們的聽眾非常多，而且也曉得在很多大學裡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後，大學把我們的廣播放在擴音器上，在校園裡面公開地播出，」參與過六四播報的美國之音記者羅大任說。日後他曾出任美國之音普通話組主任。 當年的天安門學生領袖之一沈彤回憶，不僅是學生，老人們也關上門，拉上窗帘偷聽國際廣播，然後他們圍坐在一起，分享自己聽到的信息。 《紐約時報》1989年的一篇報道說：「真實的新聞在共產國家傳不了多遠，至少通過官方渠道。因此當街頭擠滿示威者時，全中國的人都在收聽美國之音。」 這是變革的前夜嗎？ 35年後，在美國大學校園裡，我們邀請人們一同打開這些 「天安門時光膠囊」。他們中有些人親歷了這場運動，有些人當時尚未出生。 「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了，」 1989年六四鎮壓後，一名年輕的北京女性對美國之音說。 羅勝春感同身受：「從我睜開眼睛看中國開始，中國政府就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她說。「它把所有愛國的，想做一些微小改變的人都送進監獄，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進監獄。她的丈夫、人權捍衛者丁家喜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重判，正在中國服刑。 這些錄音讓邵嵐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國安法」通緝的美國公民。 「過去三十幾年來，每年六四前夕都會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有燭光晚會，可以現在，我作為一個學生倡議者被迫流亡，燭光晚會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事。」她說。 《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的作者、加拿大籍華裔學者何曉清也說，維園的燭光讓人們看到， 「有些東西是坦克、機槍、監獄都不能夠拿走的」。 何曉清對美國之音說，經常有人問她，35年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六四」？哪怕當年的一些親歷者也說：忘掉過去，向前看。 但是時至今日，天安門母親依然不能公開悼念她們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國人當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訴求還遙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 「這不止是我一個人的不幸，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她說。 那麼中國還會變好嗎？ 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1989年以後，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維穩體系，把各種可能的大規模抗議扼殺在萌芽中。 但是習近平的個人集權與民眾、乃至精英階層的利益衝突會越來越大，能否長久維持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人權捍衛者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說，她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對於中國的未來，她滿懷樂觀。用她的話說，像她這樣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這個集權專制的運動里」。 華裔作家嚴歌苓說，她一點也不悲觀，事情壞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誕的時候就會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許趙高他們指鹿為馬的時候，那不就是在變革的前夜了嗎？」她說。
徐輝將軍，咱們國家也被侵略過…… 看到咱們的將軍關於小澤的「發炎」，俺直接忍不住了……到底是誰侵略誰了？難道抵抗入侵也錯了？要學習咱們大清簽投降協議嗎？抵抗侵略者不是咱們自古以來的愛國教育？知道咱們為啥如此痛恨八國聯軍和小日本嗎？這一頓操作，都不知道以後怎麼愛國了？咱們是不是忘了大毛搞了咱們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了？ 俺們老百姓啊不在乎這些雲里霧裡，只在乎收入多少生活咋樣，天天撤某某形式確實沒意義。如果有個國家來搞咱們，是不是也要「攘外必先安內」，學學以前那套？咱們的爺爺就後代打下了抵抗的樁子，對任何入侵者必須打出去，還要讓他們付出代價…… 我都六百年不寫社評了，看到這個直接，哎呀。既然天天支持巴勒斯坦，為何不支持被入侵、被轟炸的烏克蘭？大毛給了多少好處才跟喝了尿一樣到處撒野？同理心去哪了？小日子搞咱們的時候，不是也有救兵幫過忙？統一抗法西斯不是也弄過同盟嗎？就怕這類所謂的「採訪」胡說八道，難道大毛不是侵略是自衛反擊戰？人家搞你土地了？大國沙文主義還在橫行真有點兒？支持你的都是些啥？逢場作戲倒是無所謂，人家小澤也在公開支持被打的「巴勒斯坦國」。 咱們也是挨過巴掌的民族……就是忘了疼，只能所謂的堅持「立場」。但是這個「立場」的價值又有多大？難道就因為咱們這個所謂的「鄰居」有些強大的軍事實力就害怕的五體投地？關心烏克蘭的方式對嗎？人家願意死人？不是大毛入侵？不能抵抗了？坐在家裡等著槍斃？是不是必須接受侵略者提出的「割讓協議」？ 咱們是「局外人」，還是少說話為好！沒必要為了某些國家公開整破防，還是提升國民經濟吧。對抗容易引起，和平很難緩和……中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既然如此，勸和就好，不要拉偏架，拉偏架的角色都沒有好下場。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碼頭水鬼
政府出手管制可能應該更謹慎一些。無論行業是否飽和，網約車司機們的「卷」是值得我們敬佩的，至少他們沒有躺平啊。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地方監管部門發出了「網約車飽和」預警，公開提醒人們「慎入」網約車行業，引發了廣泛關注。 5月20日，江西景德鎮市交通運輸局發布「網約車行業風險預警通告」，稱市區網約車運力趨於飽和，提示謹慎進入網約車市場。通告稱，目前景德鎮市區網約車單車日均接單在15單左右，單車日均運行收入240元左右，網約車市場運力趨於飽和，已經有部分網約車平台因訂單少導致車輛閑置； 5月16日，莆田市、商丘市交通運輸局在同一天發布網約車行業風險預警通告，聲稱本地網約車運力接近飽和； 4月16日，重慶市交通運輸委員會發布了網約車投資經營風險提示； 深圳市交通運輸局於4月11日發布了網約車行業運營動態與風險提示，均聲稱本地網約車市場已趨於飽和； 各地對網約車市場飽和發布預警並不是新鮮事。在2023年，也有多個城市先後發布過網路預約出租汽車行業風險預警的通告，提醒網約車運力已趨於飽和。 網約車市場真的飽和了嗎？倘若已經飽和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想進入這個市場呢？ 01 對待網約車，為何中央政府松，地方政府緊？ 對於網約車市場，有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即中央政府的態度似乎比許多地方政府更加開放。 2016年7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網約車新政出台，並於當年11月1日起正式實施。然而，在中央政府打開了大門之後，不少地方政府卻在實施細則中加高了門檻，例如在運營車輛的車齡和軸距、司機的戶籍等方面設置了障礙。 例如，一個相當奇葩的規定是限制網約車司機的戶籍：兩座超大城市要求網約車司機是當地戶籍，這意味著，在當地網約車市場上，不少網約車司機嚴格來說是「黑車司機」，因此導致兩個城市的網約車合規率長期未能超過80％，並在重點監測城市中處於墊底的位置。 而時不時地發布網約車飽和預警，甚至暫時停止辦理網路預約出租汽車運營證核發相關審批業務，也屬於對網約車市場的干預。「飽和預警」相當於一種「窗口指導」，而暫停審批是直接的准入障礙。 但其實，略微把時間線延長一點，會發現地方政府對網約車市場是否飽和的判斷通常是不準確的。 早在2018年4月19日，南京市交通運輸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就曾經聯合發布通告，宣布從4月21日零時起，該市交通運輸局暫停受理出租汽車（含網路預約出租汽車）新增運力許可事項。 2018年是什麼時候？那是網約車市場剛剛進入快速成長期的時候。 網路圖片 2020年，銀川稱要把網約車投放數量暫時控制在3000輛以內，後續逐步調整運力規模，有序發展網約車。武漢表示自2020年7月起暫停受理網約車平台、車輛經營許可。太原宣布2021年1月26日起，暫時停止辦理網路預約出租汽車運營證核發相關審批業務。大慶在2021年2月初表示市區巡遊車和網約車出現剛性競爭，要求網約車平台暫停擴容，關閉了帶車加入通道。 然後在2022年4月和5月，深圳和重慶兩地相繼暫停受理網約車車證申請，對網路車數量進行調控。深圳還於2022年12月9日發布了《關於建立網路預約出租汽車運力規模動態調整機制（試行）的通知（徵求意見稿）》，擬建立網約車運力規模動態調整機制，引導網約車市場供需關係動態平衡。 進入2023年後，也有濟南、溫州、東莞、遂寧、三亞、珠海、長沙、貴陽等多個城市發布了網約車飽和預警，提醒從業者謹慎「入場」，其中有的城市宣布暫停受理網約車車證申請。 而另一方面，新入場的網約車司機卻一直絡繹不絕。 2019年2月28日，交通運輸部有關領導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止2018年底全國已經發放了網約車駕駛員證68萬本。當年12月27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交通運輸部稱當時全國各地網約車駕駛員證已經發放了185萬本。 2022年10月以後，交通運輸部開始通過「全國網約車監管信息交互平台」逐月公布全國網約車市場相關數據。2020年10月底，全國發放網約車駕駛員證254.5萬本。到2021年6月30日，這個數字上升為349.3萬本，2022年6月30日為453.0萬本，2023年6月30日為579.0萬本。 進入2024年後，仍然在繼續增加，至第一季度末為679.1萬本。截至2024年4月30日，全國各地共發放網約車駕駛員證696.4萬本。 「年年都在說飽和，但每年還是有那麼多人在進入」這個現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網約車市場可能並沒有真的飽和。至少，在幾年前就說網約車市場飽和的那些人，現在來看可能判斷錯了。 那麼，今天說飽和的人，是不是同樣有可能判斷錯了呢？ 02 判斷網約車市場是否飽和，需要司機們「用腳投票」 當然，網約車用戶（或訂單數量）的增長，跟不上網約車司機數量的增速，這確實也是事實。 根據交通運輸部「全國網約車監管信息交互系統」歷次發布的數據，自2020年10月以來，全國網約車行業每月訂單數量如下表所示。 網路圖片 結合前面給出的網約車駕駛員證發放數量來看，分攤到每位網約車司機身上的訂單數量顯然有所下降。 假設一本網約車駕駛員證代表一位司機（這是非常不準確的，因為領了證的人不一定開網約車，但仍然可以說明問題），在2020年10月，254.5萬位司機瓜分每個月的6.3億個訂單；而在2024年4月，卻是696.4萬位司機瓜分每個月的8.97億個訂單。 每位司機可以獲得的訂單確實大幅減少了。 網路圖片 網約車用戶數量也提供了佐證。根據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我國網約車用戶規模截至2020年12月底為3.65億，截至2023年12月底為5.28億人，3年增長不到50％，而網約車司機的數量卻增長了近兩倍。 但這種情況是不是意味著網約車行業的高速增長期已經結束，進入了穩定期，甚至飽和期呢？ 也許還不一定。 首先，不同的城市情況不一樣。 例如，在江西景德鎮，根據當地交通部門發布的通告，網約車單車日均接單量僅15單左右，營收大約為240元，與普通藍領收入差不多。而蘇州的情況就好得多。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蘇州全市網約車共計71944輛，其中市區57616輛，比2023年第四季度末新增3466輛，單車日均營收為350元左右。 其次，網約車市場其實像一塊神奇的海綿，即便是在同一個城市，也會表現出非常大的彈性。 以杭州為例。杭州有13萬輛車辦理了網約車證，考取了從業資格證的駕駛員達到35萬餘人，平均每天投入運營的網約車在7萬輛左右，單日平均網約車訂單接近120萬單，最高訂單量可以達到160萬單上下。 杭州市道路運輸管理服務中心出租汽車處有關人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介紹說，2024年大年初一杭州是60萬單，清明假期每天都有130多萬單，亞運會期間最高一天曾經達到過165萬多單。 訂單量如此巨大的波動，本身可以說明很多問題，比如說，對網約車的潛在需求可能仍然非常大，也許遠遠沒有得到滿足。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怎麼會已經飽和呢？ 關鍵是，即便是在網約車司機的收入相比前幾年明顯有所下降，有些地方甚至降低到了與普通藍領收入差不多的情況下，仍然不斷有新司機加入。 一個行業由快速增長期轉為進入穩定期甚至飽和期的標誌是，從業者收入和行業吸引力都會明顯下降。 雖然網約車行業從業者收入下降了，但是吸引力似乎仍然相當大，以至於一些地方的政府不得不發聲預警甚至凍結審批、對新司機進入設置障礙。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因為現在經濟環境的壓力，才顯得網約車行業如此有吸引力。但是不是還有一種可能，網約車行業沒有進入飽和期，只是因為其他原因而顯露出了一些已經進入飽和期的行業的樣子？ 03 政府出手管制則可能應該更謹慎一些 近來，網約車行業確實表現出了一些問題，如司機工作辛苦且收入不高，用戶體驗下降（包括大家普遍覺得網約車內的氣味越來越大了），等等。 許多人認定，導致司機收入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平台抽佣。但是，一定的平台抽佣是必不可少的，僅僅是做到匹配用車需求這一點，平台就需要演算法、軟體和硬體上投入巨資，更何況現在平台還得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守護司乘安全、並隨時根據監管要求調整運營規則，此外還要進行市場推廣（包括給司機發放「沖單獎」等等），這些支出，全都來自抽佣。 最大的問題，可能出在聚合模式下的多重抽佣和轉賣訂單上面。 在中國，網約車平台有三種：純自營、自營和聚合相結合以及純聚合。現在大多數平台實際上都是自營和聚合相結合的平台，如滴滴出行；有的是純聚合功能，如高德打車。 在聚合模式下，消費者選擇目的地後，平台會將訂單轉賣給旗下入駐的網約車公司。它的優點是，消費者不必安裝多個App就能在最短時間內打到附近的車，司機也可以利用平台優勢接到更多的單。 但是，每多一層平台，抽佣也會多一次，司機收入就會更少。 如何破解？有人馬上想到，必須請政府出手強化監管。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種聚合模式之所以流行，一定意義上正是以往監管帶來的結果。 幾年前，滴滴出行在合併了優步中國之後，因為各種原因受到監管，擴張勢頭被打斷。隨後，一大批網約車平台乘勢而起。2020年10月底，全國共有207家網約車平台取得經營許可。截至2024年3月底，這個數字上漲到了345家，相比2020年10月，增長了66.7％。 網路圖片 平台企業的優勢就在於規模效應。在網約車行業，隨著時間的流逝，平台不是越來越集中了，而是數量越來越多，這種分散化的結果，必然帶來效率的下降。 根據各地公布的情況，在眾多網約車平台中，有的平台接入車輛低於50輛，有的平台日均單量小於1000單。這些平台沒有選擇，只能採取聚合模式。而聚合導致的多重抽佣，會導致司機收入下降。 再進一步說，對於網約車司機來說，真正切膚之痛還不是傭金高，而是訂單少。 只要單子不斷，那麼傭金高一點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每天的營收算的是總賬。因此，對於網約車行業這個就業蓄水池，開源顯然要比節流好，重心還是應該放到怎樣才能讓訂單增加這個問題上來。 這需要各方努力。網約車司機完全有理由呼籲平台降低傭金，從而降低乘客出行成本，以此來拉動總訂單量的上升，進而提高司機和平台的總收入，然後平台和司機再共同採取措施提升乘客出行體驗。 這種樂觀不是沒有理由的，從2023年7月份以來的月訂單數量來看，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平台，而且呈現出了向上突破的跡象。如果真能向上突破，那麼網約車行業就可能不會顯得那麼飽和了。但是，政府出手管制則可能應該更謹慎一些。 無論行業是否飽和，網約車司機們的「卷」是值得我們敬佩的，至少他們沒有躺平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很多人從小就習慣於被安排，不敢直面自己的內心選擇，從而隨波逐流、渾渾噩噩地上學、求職、工作，直至老去。 又到了畢業季，近來關於考公考編的新聞有點多。 這兩天讓人大跌眼鏡的一個消息是，擁有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的蘇某，出現在安徽省某縣鄉鎮公務員考察對象公示名單上。 網路圖片 隨後，網友查詢了蘇某的就學經歷，更是讓人感慨萬千。 簡單講，蘇某是屬於「學霸中的戰鬥機」這種類型的學生。高考成績是學校理科第一名，本科畢業於中科大物理學院，獲得郭沫若獎學金。據稱這個獎學金含金量非常高，獲得者大多去往國內外一流高校或研究所深造。 蘇某在沒有畢業前，就已經拿到了包括斯坦福大學、加州理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的全額獎學金邀請。後來他選擇到QS大學排名全球第五的斯坦福大學讀研，拿的也是高額獎學金去的。 所有這些光鮮的履歷，與其當下選擇回老家報考鄉鎮公務員，對比愈加強烈。學歷是個「王者」，就業卻成了「青銅」。從網上評論看，多數表示不理解、想不通。 此前，也有世界名校海歸「上岸」鄉鎮、街道辦公務員的報道。比如哈佛大學碩士畢業生入職杭州某街道辦，耶魯大學畢業生成為鄭州郊區某鄉鎮公務員，近日還有一名東京大學碩士，同樣進入了安徽某街道當公務員。 於是有人發出靈魂一問：哈耶普斯麻的終點，難道也是考公嗎？ 01 我並不反對任何人考公或考編，如果要多說一句，我尤其不反對留學歸來的畢業生考公考編。 同樣是考公，海歸和國內的畢業生對比，正常來講視野可能更開闊一些，如果能把所見所學用於工作中，說不定更有想像的空間，能夠激發更多的可能。 民國時期，留學海外歸來的人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們知道的許多不同領域的名人，都有「海歸」這一身份。 近些年來，國內家庭自費供孩子出國留學的數量大增，畢業後回國就業的人數自然也隨之增加。這些人在國外學到了各種知識，回國後進入不同行業不同領域工作，對社會經濟整體而言都是有益的，其中當然也包括進入公務員隊伍。 過去總有人發問，為什麼國內培養的人才，出國留學了不願意回來？如今越來越多人選擇回國，為何又有這樣那樣的質疑聲音？難道留學回來，就不能參與到考公考編的行列嗎？這從道理上就說不通。 網路圖片 同時，我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對於每個人所作的選擇，應當先從個案去具體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以偏概全。某哈佛大學碩士考公，與某耶魯大學畢業生考公，雖說都是考公，但這並不說明，兩人是抱著同樣的理由這麼做的。 具體說到斯坦福大學出身的蘇某為什麼報考老家的鄉鎮公務員，目前本人並沒有出來解釋，網上的各種說法也都只能是猜測。其實，蘇某本人說不定有非常合理的解釋，只是我們不知道或者想不到而已。 我就注意到，有人說蘇某並不是斯坦福的博士畢業生，而是碩士畢業生。根據資料可以確定的是，蘇某於2016年赴美留學，而有人查到他一篇作於2022年的博士論文。這裡就有兩種不同解釋，或者蘇某的博士論文未通過，沒有順利拿到博士學位，或者從博士畢業到考公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情，比如在國外找工作、生活不順心，諸如此類。 這些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不能排除不會發生。 至於他沒有選擇留在國外，或者回國後沒有選擇進入高校或研究機構，也還有別的可能，比如「不得其門而入」，或者家人不同意，等等。這些情況同樣不太可能發生，同樣也不能排除不會發生。 我的意思是，猜測歸猜測，與蘇某的個人選擇不是一回事。每個人都在為自己作出選擇，而別人的看法和感受，畢竟都只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罷了。哪怕蘇某畢業於斯坦福，哪怕這所大學出來的人，在全世界都可以「橫著走」，而蘇某卻一心只想著考公，這又與我們何干？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星夜趕科場。 有人割肉離場，有人急於抄底，雙方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默念一聲SB。 以上都是一個意思，你有你的道，我有我的理，在個人選擇面前，不見得誰比誰高明。 02 問題就在於，回國報考鄉鎮公務員，真的是蘇某的個人選擇嗎？換句話說，考公務員，真的是蘇某的個人志趣嗎？ 這才是真問題，也是我沒想明白的一點。 照理說，蘇某一路走來，專業選擇一直保持穩定，本科學的是物理學，留學讀的也是物理學，為何報考的卻是與專業毫無關係的鄉鎮公務員？ 倘若蘇某學的是人文學科，考公可能多少還能派上用場，但我相信鄉鎮公務員，大抵是用不上應用物理學專業知識的。也就是說，一旦走上工作崗位，蘇某過去十數年學的專業知識等於歸零了。 如果物理學不是蘇某的個人興趣，從本科到研究生一直以物理學為專業，這是他個人的悲哀。如果考公才是他的志向所在，那麼出國留學研究物理專業，也是他個人的悲哀。 因為他的個人選擇錯位，這還造成了人才損失與資源浪費的後果。從此，物理學領域少了一個專業人才，而鄉鎮公務員隊伍里，又多了一個不能學以致用的人員。 網路圖片 雖說對於蘇某的選擇我表示尊重，而現在也還不能對蘇某的未來下什麼結論。但不得不說，蘇某今年應該30歲了吧，這時候人生和職業拐了那麼大一個大彎，這是一個多麼殘酷的選擇，又是何等不幸的教訓。 說到底，這就是個人興趣與專業（職業）方向不匹配造成的悲劇。 我經常在招聘面試的時候問應聘者：你個人有什麼興趣愛好嗎？有些應聘者的回答，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比如，有人說自己的興趣是上網。還有人說，個人興趣是，玩遊戲。當然，上網、玩遊戲也是一種興趣。但這和我想問的「興趣」，完全不是一回事。 偶爾碰到幾個回答算是正確的應聘者，答案也是讓人不知從何說起。就說招新媒體編輯吧，碰到有人回答自己的興趣愛好是讀書的，我難免會追問一句：那你最近在看什麼書？有人就開始只支支吾吾，想半天也說不出一本書名；還有人承認，上大學後就很少看書了；有些人則只能回答，讀過東野圭吾。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或者應該有自己的興趣愛好，但說實話，許多人的興趣愛好都是被逼出來的，要麼是父母幫忙選的興趣愛好，要麼是為了今後好找工作而選擇的興趣愛好。 本來，每個人在上大學之前，別的事情都可以放一放，怎麼找到自己的個人興趣愛好才是大事。就算年少時茫然無知，到了大學階段，總要明白自己想做什麼了吧。 網路圖片 從小我們就被追問，你的理想是什麼？其實，所謂理想，就是一個人願意長期從事的工作。而這如果不是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又能夠走多遠，支撐多久？一輩子干著與自己興趣愛好毫不沾邊的活兒，這得多擰巴，多無趣？ 好的教育，就是幫助一個人在學習中發現自己，找到自己的興趣愛好，進而確立個人的志向與職業。但我們的現實往往是跳過了興趣愛好這個環節，直奔「什麼是好的工作」這個主題。 一說到興趣愛好，父母立刻想到的是以後容不容易找工作、收入高不高這些問題；一到填報志願，父母馬上想到的是，這個專業有沒有前途、競爭厲不厲害這些問題。「愛好是愛好，工作是工作」，「愛好當不了飯吃」，「工作和愛好可以兩不誤」，都是父母打擊子女個人興趣選擇的理由。 就這樣，很多人從小就習慣於被安排，不敢直面自己的內心選擇，從而隨波逐流、渾渾噩噩地上學、求職、工作，直至老去。 我不反對任何人考公考編。但我要問一句：那麼多人考公考編，都是出於個人志趣和選擇嗎？當然不是。 很多問題，也就出在這裡。 03 除了「斯坦福博士報考鄉鎮公務員」這事情，最近還有一則「選調生不滿分配嘉峪關選擇離職」的事，也是鬧得沸沸揚揚。 這事情的大致來龍去脈是，武漢大學德語語言文學專業女研究生顧某因對選調分配的地方嘉峪關市不滿意，在校園網發表題為《山花尋海樹，不如就春風》的「小作文」，吐槽「嘉峪關就是落後的戈壁灘小縣城，我在那裡被禁錮，動彈不得」（其實還有更激烈的措辭），最終在不到一年後選擇離職（本人申請取消錄用資格）。 網路圖片 這事情討論的人很多了，武漢大學有關方面也已作出回應。別的且不說，我覺得這其實又是一個興趣愛好與專業、職業不匹配的悲劇性事件。 顧某本科在蘭州大學上的是德語專業，研究生在武漢大學選的是德語語言文學，而她在「小作文」中自稱「文學出身」，這說明她的興趣愛好是文學。 愛好文學而本科選擇了德語這個小語種專業，這本身就是一種妥協。而研究生轉為攻讀德語文學，好不容易和文學搭邊，只是屬於文學領域的一個專業方向，大概與她自己熱愛的文學不完全是一回事。 問題在於，「文學出身」的她，作為2023年應屆生，手裡拿著「9個offer」，最終卻選擇了與文學毫不相關的考公，考選調。 考選調生的時候，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會分配到哪裡。她想的是，考選調生後能夠留在自己的出生地蘭州。原話是，「按照這個分數，再加上還算拿得出手的學校，就算省上再盲分，也能留在蘭州留在家了吧」。 甚至，按照她自己所說，「我自己在多年來的讀書生涯中其實一直並未把公務員這份工作列入職業規劃中」。 一個愛好文學的女研究生，一個對考公並不熱衷的應屆生，最終卻選擇了去考選調生，為的是找一份能留在蘭州而且「體面」的工作，這難道還不算離譜嗎？ 這至少是雙重的錯配。興趣愛好與職業不匹配，這是第一重錯配；擇業方向與實際崗位不匹配，這是第二重錯配。如果她上大學只是因為別的緣故（比如考慮招錄原因）而選擇德語專業，這可算是第三重錯配了。 網路圖片 我不知道，她的「9個offer」中有沒有與德語或德國文學相關的職位，按理說這個方向也不至於找不到工作，但是顯然她直接就放棄了。這或者說明，她學德語或德語文學也並非出自個人興趣愛好。 這意味著，悲劇的根源早就已經埋下了。 直至她被分配去所謂「錢少事多離家遠」的嘉峪關市直部門單位，認為啥也沒「撈著」，這才徹底崩潰，可是已經悔之晚矣。 一個人讀到研究生畢業，還不知道自己想追求什麼，哪怕是有自己的興趣愛好了，也聽由父母親友的安排，相信什麼「公務員多好啊！工資高地位高」「一個姑娘家家的找個穩定工作比什麼都重要」，這還怪得了誰呢？ 多說一句，選調生被稱為「公務員中的VIP」，與公務員不一樣的是，它屬於組織部門培養的後備幹部（公務員屬人事部門管理），在基層歷練後，上升空間和潛力巨大。但是，作為選調生，也有明確規定要有兩年時間在基層工作。 對這些信息，顧某應該是知道的。既然如此，因為沒有被分配在蘭州而怨天尤人，即便不是「精緻利己」，也是非常不成熟。更可悲的是，她似乎沒有為自己的愛好和理想而做過任何實質的努力。 04 斯坦福博士報考鄉鎮公務員也好，選調生不滿嘉峪關分配選擇離職也罷，作為個例都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忽視背後可能存在的共性因素。 「考公熱」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話題，但我認為，興趣培養與教育，個人選擇的原則，也非泛泛而論，這涉及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一個人該怎樣去過好自己的一生？ 或許有人會說我奢談什麼興趣愛好，站著說話不腰疼，或者說我「爹味」十足什麼的。確實，年紀大一些，終於可以倚老賣老地說幾句人生感悟了。 迄今為止，我的人生就是一個為興趣與理想而打拚的過程。不過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還是打住吧。 讓我們記住蘇格拉底的一句話：「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其實，還有一句話更簡短精悍，出自古希臘德爾菲神殿的一句箴言：認識你自己。 我後來把這句箴言加上了尼採的另一句名言，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即： 認識你自己，成為你自己。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這是一樁發生在河北曲陽的「污染環境」案。兩車皮革垃圾歷經幾次「轉手」，最終被貨車司機倒在村邊。 在檢測報告無法證明這批垃圾屬於「危險廢物」的情況下，貨車司機、工廠負責人、轉運垃圾的中間人等6人，都捲入案中，被控污染環境罪。 案件歷時五年，經歷了立案、一審有罪判決、重審，最終以檢方撤訴告終。而回顧整個辦案過程，多個環節仍值得事後深思，其中牽出的警察涉嫌索賄的線索，也待查辦。 網路圖片 無人接收的垃圾 李曉雷今年37歲，是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的貨車司機，他的半掛貨車撐起了整個家，也將他捲入了一起刑事案。 2019年1月15日下午2點左右，李曉雷和冉永會先後從山東省濱州市沾化區聯源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源皮業）的邊角料存放倉庫裝上兩車垃圾，每車約20噸，去往收貨人指定的地點。 冉永會與李曉雷是同鄉。他們在貨運平台接到這單活時都很開心，因為目的地距家近，不用空跑，還能賺2000元的運費。在源聯皮業裝貨時，兩人第一次見面，互留了手機號。他們都沒想到，這是一單「奇怪的活」。 1月16日凌晨1點左右，兩人按照對方提供的地址，驅車約300公里，先後到達無極縣與新樂市交界的一條縣道旁，但沒見到收貨人。他們幾次電話催促對方來卸貨，對方都說讓等等，於是兩人便在車裡睡下。 早上7點，他們繼續電話催促對方，但對方一會兒說「等電話」，一會兒又說「環保查的緊，不敢卸」，最後提出「每車1500塊錢，你們自己找地方卸」的方案。 裝車時，兩人觀察過這些垃圾，是皮革下角料混合著廢水污泥，用塑料紡織袋裝著。中午氣溫稍高，污泥散發出惡臭味。他們擔心「有污染，會出事」，堅持讓收貨人指定卸貨地點，但最終得到的回復是：「等一天也不一定能卸車，等下去造成的損失我不管」。見此情況，兩人在微信上收了卸車費，各自開車回了村。 當天傍晚和夜裡，兩人各自找了村邊空地卸下這些垃圾。李曉雷卸貨影響了過路，第二天開鏟車將一部分垃圾鏟到別處。這也是出事後，有三個垃圾檢測樣本的原因。 先出事的是冉永會，他卸車的地方是曲陽縣內唐河河道，河道處於乾涸狀態，他不知道卸車處屬於國有的支曹林場。 根據在案材料，支曹林場的安保人員在2019年1月17日巡邏時發現了河道邊的垃圾，18日報了警。冉永會、李曉雷先後被曲陽縣公安局找上門。 冉永會、李曉雷在接受警方詢問時，都說是從山東濱州的聯源皮業裝的車。他們告訴警方，裝貨的庫房、垃圾旁邊都沒有危險提示標識，發貨人、收貨人都沒有給過危險提醒。 記者採訪獲知，負責處理這批垃圾的是聯源皮業的生產經理林建滔，當時臨近春節，處理這批垃圾是他放假前的最後一項任務。 據聯源皮業時任總經理林冬蘭介紹，工廠通常會將這些垃圾進行晾曬、烘乾、分解，然後用於另一種產品的生產。但2019年1月氣溫低，烘乾設備無法適用，林建滔才另想辦法處理，但林建滔處理前並沒有向她彙報過處理方式。 林建滔說，他當時想起一個叫張占紅的人曾幫工廠處理過垃圾，便打電話過去，說廠里有兩車「爛肉垃圾」，問能不能拉走。張占紅提出每車收費6000元，林建滔答應了。 張占紅是河北無極人，1973年生，曾在天津經營皮革廠，與林冬蘭相識。2017年，他曾幫聯源皮業處理過一次爛肉垃圾。 張占紅是內行，知道「爛肉垃圾」里有很多「皮塊兒」——指牛皮去毛後，經加工、裁剪，剩下的小塊邊角料，樣子像碎生肉，是熬制明膠的原料。 2017年時，張占紅曾讓工人從「爛肉垃圾」里把「皮塊兒」挑出來。當時，每噸皮塊兒上千元，在幫了林冬蘭的同時，他還掙了一筆「皮塊兒錢」。 2019年，接到林建滔的電話，張占紅本想再挑些「皮塊兒」賺錢，他在貨運平台下了貨運單。但因突發疾病，無暇顧及，便托朋友劉永軍幫忙找地方卸車，每車給了劉永軍2000元。 劉永軍是河北定州人，1977年生，高中文化程度，在村裡經營一家汽修店，與張占紅相識多年。劉永軍就是李曉雷、冉永會輪番打電話催促的收貨人。劉永軍說，他聯繫的垃圾場都臨時拒絕收貨，最後只能每車支付1500元，讓李、冉自行卸貨。 讓貨車司機自行卸貨的事，劉永軍沒告訴張占紅。曲陽警方順著李曉雷、冉永會的敘述，找到了聯源皮業，層層問下來，劉永軍才知道「出事了」。 網路圖片 不達標的「危險廢物」 在案資料顯示，曲陽縣公安局自接到報警以來，進行了現場勘驗、廢物檢驗等相關工作。 2019年1月18日上午8點半左右，接到支曹林場安保人員報警後，曲陽縣公安局環境安全保衛大隊（以下簡稱環安大隊）將警情通報給了刑警大隊。 刑警大隊三名刑警到場，進行了45分鐘的現場勘查，製作了《曲陽縣東旺鄉支曹林場傾倒危險廢物污染環境案現場勘驗檢查筆錄》。這是「危險廢物」這個專業名詞在案件中首次出現。 在環境污染罪相關司法解釋中，「危險廢物」是指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或者根據國家規定的危險廢物鑒別標準和鑒別方法認定的具有危險特性的廢物。 律師告訴北青深一度，截至18日現場勘驗結束，曲陽警方並未對傾倒物進行任何檢測、鑒定，不掌握傾倒物具體化學成分及其含量。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將傾倒物定性為「危險廢物」，缺乏證據支持。 律師解釋，從傾倒「危險廢物」這個方面來認定污染環境罪，需要證明傾倒物為「危險廢物」及傾倒物「嚴重污染環境」。曲陽縣公安局環安大隊圍繞這兩方面做過調查。 根據我國現行的《危險廢物鑒別標準》，浸出液總鉻濃度超過15mg/L，固體廢物才可以鑒定為「危險廢物」。2019年1月30日，保定市民科環境檢測有限公司對傾倒物進行第一次檢測，出具了兩份檢測報告。檢測結果顯示，三處傾倒物浸出液總鉻濃度分別為：0.0668mg/L、0.0773mg/L、0.189mg/L，未達到認定危險廢物的最低值。 其次，還需證明危險廢物造成「嚴重污染環境」的後果。相關司法解釋，認定「嚴重污染環境」的標準是：含鉻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三倍以上」。據此，涉事三處傾倒物浸出液總鉻含量要分別達到15×3=45mg/L，才能證明傾倒物「嚴重污染環境」。 根據以上檢測結果，曲陽縣公安局並沒有搜集到污染環境罪的客觀證據。但警方沒有停止偵辦，而是依據口供，最終立案。 在案材料顯示，2019年1月18日，接警當天，環安大隊對司機冉永會進行了詢問。 冉永會講述了接單、裝貨、運貨、卸貨的過程。起初，他對所裝貨物有三種稱謂：皮革下角料、皮革下角料和垃圾、廢紙廢塑料皮革泥漿。 詢問筆錄後半部分，被問到「你如實講，你到底知道拉的這些東西是什麼物品嗎？」他回答稱「我現在明白了，應該屬於危險廢物，污染環境」，並稱「應該交由有資質的回收機構處理」。 但記者就「危險廢物」一事採訪冉永會時，他表示自己在接受警方詢問時，沒說過「危險廢物」這個詞，而且不懂什麼是危險廢物。 1月21日，環安大隊辦案人員傳喚另一名司機李曉雷。詢問筆錄顯示，他稱所裝貨物為「皮革碎料和廢水污泥」，被問到「你如實講，是否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後，他回答「現在想想應該是廢品垃圾和皮絲污泥垃圾」。 「皮絲污泥垃圾」是指含有藍皮絲的垃圾。藍皮絲是含鉻皮革加工業的一種下角料，被收錄在《國家危險廢物名錄》中。李曉雷說，他在被詢問時沒有說過「皮絲」，且不知道什麼叫皮絲。 2月21日，環安大隊辦案人員在聯源皮業，詢問了企業負責人林冬蘭。詢問筆錄顯示，林冬蘭介紹，聯源皮業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含鉻污泥和含鉻皮革碎料，這些確實是有毒有害的固體廢物，但都交由有處置資質的企業處理，並能提供轉運單據。 這次詢問中，辦案人專門問了「含鉻污泥和含鉻皮革碎料的特徵」。林冬蘭回答：含鉻污泥有一股惡臭味，從鉻泥池撈出來壓干裝車運走；含鉻皮革碎料，裝編織袋，再裝車運走。 林冬蘭對生產過程、碎料特徵的介紹筆錄，被曲陽警方挑選出來，作為聯源皮業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危險廢物的一項證據。 在林建滔第一次詢問筆錄中，他介紹了皮革生產流程，說流程中產生的爛肉、皮絲中含鉻，屬於危險廢物。還說聯源皮業的爛肉垃圾在2019年1月15日被兩輛半挂車拉走。 林建滔稱，筆錄中「爛肉垃圾屬於危險廢物」的表述，不是他的本意。但這一說法也被曲陽警方挑選出來，作為兩車傾倒物為危險廢物的證據。 2019年2月26日，曲陽縣公安局決定正式立案偵查，並將案件命名為：曲陽縣東旺鄉支曹林場傾倒危險廢物污染環境案。 網路圖片 涉嫌編造的訊問筆錄 2019年2月下旬，曲陽縣公安局立案前幾天，辦案人員找過張占紅兩次。第一次他不在家，第二次他看到家門口的警車，沒敢回，躲了出去。 曲陽縣公安局於立案次日，對張占紅做出拘留決定，2月28日，將張占紅列為在逃人員。得知被網上追逃，張占紅關了手機，搭順風車去了外地。 2019年4月23日，張占紅投案。4月24日，曲陽警方對張占紅進行訊問，並製作了他到案後的第一份筆錄。 張占紅稱，這份筆錄記錄的內容，不是自己表達的意思。 被問及被網上追逃的原因，訊問筆錄中記載的張占紅的回答是，「因為我幫聯源皮業傾倒、處置危險廢物污染環境的事」。但張占紅告訴深一度，他當時的原話是「因為我們往曲陽拉過兩車垃圾、爛肉」。 另一個問題是他一共幫林冬蘭處置過多少危險廢物。張占紅稱，他的原話是：倒賣過皮革，從聯源皮業拉走的成品皮革有八九車。但筆錄上記錄的是：大概處置過八九車，每車約20多噸，共200噸左右。 這份筆錄中，張占紅還說「2017年下半年，林冬蘭想讓我幫她傾倒、處置廠里的危險廢物，給我好處費，我倆合作到2019年1月」。張占紅稱，他的原話是「幫林冬蘭處理爛肉垃圾一共三車，除2019年1月那兩車，大約2017年底還拉過一車」。 這份筆錄共7頁，在案記錄的詢問人是時任環安大隊大隊長李偉、環安大隊警察王紅章，記錄人是環安大隊輔警閆茂，記載的訊問時間是「11時15分到14時55分」，持續3小時40分鐘。但張占紅稱，他這天做了兩回筆錄，全程只有閆茂在場。 張占紅回憶，第一回大概是上午11點到下午3點，他否認李曉雷、冉永會拉走的兩車垃圾是危險廢物。之後，李偉進到審訊室，看到筆錄後，把筆錄摔在桌子上，當著張占紅的面罵了一句髒話，說完就走了。 張占紅說，李偉走後，閆茂兩次將他拉到別的屋子裡，用拳頭揍他，扇他耳光。之後他被拉回審訊室，做第二回筆錄，也就是在案的筆錄。 張占紅稱，這份筆錄是閆茂「自己審，自己答，自己記」的，從下午4點開始，到晚上8點多才弄完。閆茂沒讓他看內容，就讓他簽了字。筆錄上的主要內容不是他的真實意思。 對此，閆茂曾手寫情況說明稱「未對張占紅刑訊逼供」。針對此事，記者2024年5月30日聯繫了李偉。李偉稱，自己已不是隊長，不接受採訪。深一度多次聯繫曲陽縣公安局政治處，工作人員表示不接受採訪。 按照在案的這份筆錄記載，張占紅承認了幫林冬蘭處置「危險廢物」。但張占紅接受採訪時說，直到自己投案，也沒有見過兩車垃圾實物，即便見過，也無法通過肉眼觀察確定是「危險廢物」。 這份筆錄的詢問地點是曲陽縣公安局執法辦案中心，審訊同步錄音錄像按法律規定應當完備。介入案件的辯護人曾申請調取錄像，但環安大隊出具《情況說明》，稱因辦案地點及執法辦案中心搬遷，相關視頻資料丟失。 網路圖片 微信傳圖辨認總經理 作為聯源皮業的總經理，林冬蘭始終認為自己並不涉案。一來她認為這些爛肉垃圾並非危險廢物，二來她自稱對傾倒垃圾的事情毫不知情。 張占紅的第一份訊問筆錄記載，他曾交代：我昨天投案之前和林冬蘭聯繫，她說讓我別供出她，可以給我錢。張占紅的這一「交代」，成為林冬蘭涉案的重要依據。 張占紅告訴深一度，投案前，他沒有與林冬蘭聯繫過，筆錄中的話，不是他說的。他逃亡的兩個月里，「連自己的手機也不敢用，也不知道林冬蘭是什麼情況，哪還敢和她聯繫？」。 另一項證明林冬蘭涉案的證據是司機李曉雷的辨認筆錄。 司機冉永會稱，到聯源皮業裝貨時，接待他的是「林經理」，是位男士，後來證實此人為林建滔。 但貨車司機李曉雷稱，去裝貨時，他到聯源皮業辦公室，說要找林經理裝垃圾，一位女士帶他裝車。李曉雷說，這個女林經理，應該是公司的總經理或者負責人。 辨認筆錄顯示，2月24日，曲陽警方組織李曉雷辨認，他成功從12張不同女性照片中辨認出林冬蘭就是接待他的林經理。 李曉雷告訴深一度，他不確定裝車的「女林經理」是不是林冬蘭。辨認開始前，輔警閆茂從微信上發來林冬蘭的照片，說照片上的人就是「林經理」。 但林冬蘭稱，拉走垃圾的前一天，她坐聯源皮業的貨車，去了山西談生意，沒在廠里。後來林冬蘭了解到，接待李曉雷的「女林經理」實際姓「李」，與林冬蘭長相上相差甚遠，是濱州當地人。濱州方言中，「林」與「李」發音相近。 認定林冬蘭涉案的依據還有一份手機通話記錄。 張占紅說，接到讓他處理垃圾的電話時，來電顯示的確實是林冬蘭的手機號碼，但說話的人是林建滔。他在第一次被訊問時，說過這個細節，但筆錄里沒有寫。 2019年4月29日，辦案人員第一次詢問林建滔。詢問筆錄記載，林建滔稱沒有聯繫過張占紅，且林冬蘭對處理垃圾的事情知情。 林建滔告訴深一度，林冬蘭有一部手機相當於工作手機，她外出的話，會把手機放在辦公室。2019年1月15日，他用林冬蘭的手機聯繫的張占紅。林建滔稱向警方說過這一點，但他的筆錄中沒有相關記載。 最終，曲陽警方根據林建滔、張占紅的在案筆錄，李曉雷的辯認筆錄，以及林冬蘭手機與張占紅手機的通話記錄，認定林冬蘭涉案。 關於林建滔第一次詢問筆錄的同步錄音錄像，辯護人在案件審判階段申請調取，以查證筆錄真實性，但曲陽縣公安局環安大隊的《情況說明》稱已丟失。辯護人還向合議庭申請調取閆茂與李曉雷的微信聊天記錄，以查證辯認活動是否造假，未獲批准。 網路圖片 索賄及轉賬記錄 依據詢問筆錄和辨認筆錄內容，警方最終認定林冬蘭涉案。 2019年4月29日上午，辦案人員一行4人駕駛一輛河北牌照民用車輛到了聯源皮業工廠，要傳喚林冬蘭。這天林冬蘭不在廠里。 4人中，除一名司機外，分別是曲陽縣公安局警察王紅章、輔警閆茂及保定市公安局環境安全保衛支隊民警。 林冬蘭說，這天上午，王紅章給她打電話，自稱是曲陽縣環安大隊指導員，有30多年辦案經驗。還說「我一個人給你打電話，看你是不是有時間，我們見一下，商量一下你們這個事情」。 林冬蘭只有小學文化，沒有經歷過刑事案件，不懂法律程序。她找了兩個朋友跟她一起去見了王紅章。 5月3日，他們在曲陽縣公安局附近的快捷酒店開了3間房。王紅章到林冬蘭的房間里，兩人單獨進行了一次對話。 林冬蘭回憶，王紅章很兇的樣子說，兩車垃圾是有毒有害物質，污染了環境，事情很嚴重。還稱「你的垃圾含鉻，把我們白洋淀都污染了，輕的要判3年以下，重的要判7年」。 林冬蘭反駁說，李曉雷、冉永會裝走的那兩車是爛肉垃圾，是有機肥料，以前在溫州是要賣錢的。兩人戧了幾句後，才緩和下來。 林冬蘭還記得，對於曲陽警方對她進行傳喚的事，王紅章勸她說「不要去，去了就被抓了」，王紅章還讓她放心，說「這個事情我替你把它處理了」。 林冬蘭覺得，王紅章主動私下見面的目的是「為了要錢」。她擔心，王紅章達不到目的，會在案子上動手腳。臨別時，在酒店大門外，王紅章收下她帶來的兩條雨花石香煙和5萬元現金。林冬蘭的兩個朋友見證了這個過程，並一起吃了晚飯。王紅章留了林冬蘭朋友的電話，說有事會通過林的朋友聯繫。 四五天後，王紅章給林冬蘭的朋友打電話，說案子需要「活動」，打點一下，並提供了一個尾號為6878的銀行卡號。應王紅章要求，林冬蘭的朋友在2019年5月8日往這張卡上轉了賬5萬元，5月23日又轉了10萬元。 此後到6月底，林冬蘭多次通過朋友向王紅章詢問事情進展，王紅章回話說，和環安大隊領導進行過溝通，還拿出檢測報告，說檢測出的指標不夠危廢標準。 但事情並沒有向王紅章所說的方向發展。 7月15日，林冬蘭被環安大隊列為在逃人員。王紅章給林冬蘭的朋友打電話，讓林冬蘭躲起來。 後來事件的發展證明，王紅章沒能「處理」掉這個事情。林冬蘭的朋友告訴深一度，王紅章後來找過來，說如果有人查20萬的事，能不能說是「他（王紅章）小舅子做了工程，打過去的工程款。 2024年5月30日，記者聯繫王紅章核實20萬一事，對方表示「不知道在說什麼」，隨後掛掉電話。但深一度獲得的視聽材料顯示，有第三方知情人詢問王紅章收取20萬元一事時，王紅章未否認此事，並稱無法歸還。 此外，張占紅向深一度稱，王紅章通過中間人分兩次拿走他33000元，說在案件中照顧張占紅，曲陽縣公安局紀委過問後，王紅章將其中30000元退回。 網路圖片 不具腐蝕性的「危險廢物」 深一度從曲陽警方知情人士處了解到，在對張占紅第一次訊問之後，環安大隊的個別辦案人員已經意識到主、客觀證據均不支持污染環境罪名成立，且有警員曾向環安大隊長及曲陽縣公安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提出中止調查的建議，但未被採納。 案件材料顯示，2019年5月中旬，曲陽縣環境保護局作為委託方，第二次對傾倒物樣本進行「危險廢物鑒別」。這次檢測的是固體廢物的腐蝕性。 腐蝕性是危險廢物的特徵之一。根據《國家危險廢物名錄》，具有腐蝕性、毒性、易燃性、反應性或者感染性等一種或幾種危險特性的，列入本名錄。 依據現行國家標準，被檢物PH值≦2.0或者PH值≧12.5的，可被認定具有腐蝕性。也就是說，被檢物PH值介於2.0 至12.5之間的，不具有腐蝕性。 5月15日，保定市民科環境檢測有限公司出具的檢測報告顯示，在案3個固體廢物樣本的PH值分別為8.40、4.72、6.81，均不具有腐蝕性。 5月24日，曲陽縣公安局環安大隊李偉、王紅章等人將涉案垃圾進行稱重，想要確定這批垃圾是否「嚴重污染環境」。 根據環境污染罪相關司法解釋，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3噸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 稱重證明顯示，他們對「祼露在土渣外面的廢料」進行稱重，所得重量分別為3.63噸、4.28噸，均超過可認定「嚴重污染環境」所要求的重量標準。 但依據司法解釋，達到這個重量標準的前提是所稱重物品為「危險廢物」。介入案件的辯護人認為，這次稱重沒有意義，因為全案並沒有證據證明傾倒物為危險廢物。 辯護人認為，偵查至此，客觀證據不足以確定環境污染罪名成立，但案件程序仍在推進。 5月29日，張占紅被曲陽縣檢察院批准逮捕。曲陽縣公安局在對張占紅的《提請批准逮捕書》中，直接將傾倒物稱為「危險廢物」，並未闡述涉案行為危險後果，未提及「嚴重污染環境」構罪的必要條件。 此後，李曉雷、劉永軍、冉永會、林冬蘭、林建滔陸續被警方控制。 網路圖片 「內心確認」的危險廢物 2019年7月29日，曲陽縣公安局將案件移送至曲陽縣檢察院審查起訴。曲陽縣檢察院審查期間，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兩次將案件退至曲陽縣公安局補充偵查。 警方補充部分口供後，曲陽縣檢察院認為，李曉雷等6人違反法律規定，傾倒有毒、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構成污染環境罪，遂將案件訴至曲陽縣法院。 庭前會議記錄顯示，案件審判階段，因核心證據缺失及案件中存在非執法人員辦案、辦案人員涉嫌偽造證據等問題，合議庭曾三次召開庭前會議，主要圍繞非法證據排除展開。 庭前會議上，辯方首先提出將冉永會的第一次詢問筆錄作為非法證據排除。 這份筆錄記載，冉永會曾說「我感覺拉的這些是危險廢物，應該交由有資質的回收機構處理」。 […]
61，是個神奇的數字。 6月1日，上海重回常態，而從4月1日浦西封控時算起，上海全市層面的封控管理恰好持續了61天。 在重啟自由的歡呼聲中，那些曾經銘刻於心的人和事，此刻，或許正從我們的腦海中漸漸淡去。 為了減緩記憶的流速，IP SHANGHAI隨機梳理了61位「小人物」在這61天里和時代的落灰奮力搏鬥的故事——與所有的「大事件」一樣，這些微末而光輝的片段，也是城市珍貴的歷史。 願上海記得住，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愛與痛。 01.黃健才 60歲 帶著骨灰回家的男人 網路圖片 黃建才在上海虹橋火車站外 參考資料：澎湃新聞 箱子里裝的是亡妻殷桃香的骨灰，黃健才走在上海空蕩蕩的街頭，想起32年前帶著未婚妻子來上海的場景，東西買完就回家結了婚。 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兩個月前妻子從常州來上海化療，5月6日病逝於滬。 第二天黃健才徒步7個多小時，20多公里，走到火車站，他緊緊抓著行李箱的把手一路沒停，只有在碰到過橋的時候，會放慢一點腳步。 故鄉有一種說法，亡靈自己過不了橋，要喊名字帶著過橋。「不然她不認識路，要跑丟掉。」 02.葉鳴 108歲 03.王漫如 93歲 高齡患者和他的戰友 網路圖片 王漫如（左）、莫韻竹（中）和葉鳴（右）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的合影 參考資料：澎湃新聞 穿越70多年的風霜歲月，兩位戰友又一次取得了勝利。 5月14日，108歲的葉鳴老先生出院。這也是此次上海疫情以來出院的最高齡患者。 巧合的是，葉老先生的一位戰友，正是此前廣受關注的93歲新冠重症患者王漫如。年輕時，他們曾在同一家醫院工作過，也同為醫院派出的第一批抗美援朝醫療隊隊員。 當時的王漫如20歲出頭，是一名兒科護士，葉鳴30多歲，是一名麻醉師。 04.周良鐵 72歲 馬路魔術師 網路圖片 周良鐵表演馬路魔術 參考資料：勞動觀察 空蕩的馬路是他的舞台，蔥鬱的梧桐是他的觀眾。 年過古稀的周良鐵在疫情中的復興中路舉行的個人魔術秀，成為封控中上海人優雅氣質的特寫。 保安、鄰居、快遞小哥，感受著他帶來的快樂與治癒。他說上海的抗疫並不是死氣沉沉的，要把市民的心火點燃。 05. 王開心 95後 病倒的「團長 網路圖片 王開心的朋友圈 參考資料：益美傳媒 成為「團長」後，新疆姑娘王開心成了整個小區最期盼的人。 整合資源、盤活物資、聯絡人員、處理矛盾……王開心天天要與這些問題打交道。 東西丟了，貨品損壞了，一般都是自己墊賠。她還寫了一份詳細的word版群公告，爭取解決大家99%的疑問。 終於，為2萬人送菜，管理20個群，倒賠幾千塊後，她病倒了。她在朋友圈寫下：「放棄很容易，但是堅持一定很酷。」 06.何軍 生命「擺渡人」 網路圖片 參考資料：澎湃新聞 疫情最艱難的時候，何軍報名了轉運司機，每天駕駛一兩百公里接送社區重疾患者，連續多天沒有好好休息，瘦了十幾斤。 母親勸他歇歇，老何只說「既然做了就要堅持到底」，帶著保心丸又上路了。 4月25日，何軍駛入高速公路時突發不適，憑著最後一點意識，他把車開到應急車道停下，守護了一車病人。一起工作的夥伴誰都不敢再提起他，害怕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說，「歇會吧，我來」。 疫情讓一個自由職業者變成了生命擺渡人。 07.於夫 脫口秀演員當上外賣騎手 網路圖片 參考資料：上觀新聞 為了寫段子，註冊了外賣騎手，卻沒想到疫情期間送了幾百單葯。 脫口秀演員於夫，開始只想尋找喜劇衝突的效果，卻看到上海人不改原先的「分寸感」，待人接物很「適怡」。 期待他再次走上舞台，帶給大家更精彩的段子。 08.劉強 方艙里的跑者 網路圖片 參考資料：冰點周刊 劉強做了一件不少馬拉松跑者不敢想像的事——在方艙里跑出了四個馬拉松的距離。 劉強把進方艙當成一種「特殊時期的特殊體驗」。他跑步，聽播客，侃大山，給壓抑著情緒的艙友做「心理按摩」。 他跑步的走廊也是一名15歲姑娘的「琴房」。她從溫州趕來上海參加音樂學院的小提琴考試，被疫情困住了。在方艙，她每天堅持練琴5小時以上。 09.漪安 89歲 10.塗小鹿 90後 上海奶奶和武漢姑娘 網路圖片 漪安奶奶寫給塗小鹿的信 參考資料：澎湃新聞 漪安今年虛歲90，塗小鹿是一個「90後」。一個住10樓，一個住25樓。樓上樓下，五年十年沒說上幾句話。 直到疫情來了，志願者小鹿敲開了獨居老人漪安的家，兩個人成了彼此的依靠。奶奶喜歡喝點咖啡，小鹿就為她眾籌了咖啡。母親節，小鹿給漪安送了一束風鈴花；漪安給小鹿回了一封信：「擁抱你，我的姑娘」。 11.「電話亭女士」 52歲 網路圖片 電話亭女士和她的小狗 參考資料：中國青年報 從浦西封控開始，她牽了一隻狗，走進了小區對面的紅色電話亭。整一個月，她都住在裡面。 小區封閉，沒人能接近那個電話亭。有居民飛了一架無人機，這是和電話亭女士第一次正式打招呼，還做成視頻：「電話亭的日常——鄰居們關注的馬路鄰居。」 她告訴記者，自己是山東人，來上海20年了。常去上海圖書館，或者福州路的書城，「福州路的書城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 「人活得簡單才能活得自由」。她說，要慢慢感受城市的底蘊，分得清「上只角」「下只角」。 12.楊頁 29歲 13.米周 33歲 在天台結婚的新人 網路圖片 參考資料：澎湃新聞 封控樓里新婚的食物需求是那麼簡單，有一點情趣就滿足了。米周和楊頁要結婚了，他們的新婚願望是吃上薯片。 婚禮當天，這對樓長夫妻上午依舊穿著大白服裝，組織核酸檢測。下午在樓頂天台合了影，跳了舞。 晚上，全樓的人開始送上祝福和禮物。他們收到的禮物都很獨特，比如自熱米飯、掛耳咖啡、酒、水果、薯片和巧克力。 14.朱峰 藥品互助群群主 網路圖片 「我們不是葯神」志願者團隊整理的表格 參考資料：剝洋蔥people 朱峰和一群朋友拉起了一個上海藥品互助微信群，群名就叫「我們不是葯神」。 白天，朱峰要到處拉資源，找關係。晚上，「我們不是葯神」團隊需要開會、整理、復盤、分配任務。 他戲稱，自己彷彿在經營一個初創公司。志願者們說，以前創業的時候，最怕被問到商業模式，這次沒有商業模式，就是服務他人。 15.李建明 視障人士 網路圖片 李建明收到的大米、臘肉、雞蛋、青菜鋪滿了宿舍的地板 參考資料：剝洋蔥people 視障人士的生活可能成為封控時期的一個盲點，但盲人技師李建明卻感受到了向他投來的注視和關心。 封控後他和幾十位同事被困在狹小的宿舍里。 他們搞不定搶菜軟體，麵包、泡麵一天天減少，4月5日後，他們只在清晨喝一碗白粥。 李建明開始求助，隨後他們一天就接了近100個援助電話，收到了一堆快遞。 李建明不知道是誰幫助了他，「食物已經夠吃了，您把東西送給需要的人吧。」 16.別瑞 90後 母嬰店店長 […]
1982年，日本通產省啟動了一個野心勃勃的科技項目——開發第五代計算機。為了配套，他們打算舉全國之力，搞個矽谷日本分谷。包括千葉市、橫濱市在內的26個地區，全都大幹快上，大搞創新創業。 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的想法，把美國嚇了一跳。一年後，美國舉辦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招標會。 標的是微電子與計算機技術公司（MCC）。這是一家由微軟、波音、通用電氣等20家美國頂尖科技公司組成的聯盟。一旦中標成為MCC的所在地，對任何一座城市而言，都意味著巨大的機遇。 招標消息放出後，全美27個州58個城市，都趕來競爭。最後殺出重圍的，是得克薩斯的奧斯汀。 奧斯汀和千葉橫浜，就這樣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爭取成為下一個矽谷。 幾年之後，互聯網泡沫席捲全球，但風暴過後，這些城市的命運卻截然不同。 人口不過三十萬的小城奧斯汀，已經是僅次於矽谷的風投高地，被看作是能接班矽谷的城市。特斯拉美國超級工廠就在這裡。 而千葉、橫浜，卻在泡沫破裂後長期深陷泥潭，互聯網的地圖中，早已沒有它們的蹤影。 1 2001年，大阪有了一家特殊的博物館——企業家博物館。 大阪是日本創業氛圍最濃、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城市，相當於中國的浙江。松下電器的松下新之助、夏普的早川德次、伊藤忠的伊藤中兵衛、野村證券的野村德七、三得利的鳥井信治郎、大金工業的山田晁……都是在大阪創業發家的。 孫正義的軟銀，也是在大阪接到軟體流通的第一單生意，從無名之輩走向風投明星。靠著大阪前輩的點撥，孫正義少走了很多彎路，並拿到了資金和資源。 對於企業家精神，美國人掛嘴邊的是「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浙江人的精神則是，得既能當老闆，又能睡地板，浙商後來被總結成「四千精神」： 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 大阪企業家博物館也總結了日本企業家的創業精神，七個關鍵詞： 壯志、變革、預見性、挑戰、創意、自助、意志。 日本歷史上的創業潮，前後有過三次。 最早是明治維新那會，一批武士不堪黑船來襲的精神衝擊，決心棄武從商，以商業表達武士道； 接下來兩次分別是大正時代和二戰後。尤其是戰後，一批尖精專的隱形冠軍走出國門，幫助日本從一片廢墟中崛起，成為了當時全球經濟第二強的國家。 這些企業家的名字，都被大阪企業家博物館寫在了牆上。但大阪企業家的名單，在1999年戛然而止。數字一直停留在： 105位。 那幾年開始，日本的經濟學家突然發現，曾經讓日本迅速崛起的創業精神，慢慢都開始消失了： 大家都不願意再冒險了。 日本總務省做了個經濟活動調查，從2012-2016這四年里，大阪就少了2.7萬家公司，小企業數量下降超過了10%，小企業的員工人數更是下降得厲害，說明活著的企業也在收縮。 作為日本民營經濟的窗口，大阪中小企業的興盛榮衰，也是日本經濟的風向標。 2019年，孫正義對日經商業周刊的記者感嘆，整個日本的創業精神正在消退。日本年輕的創業者對海外市場提不起興趣，出國留學的人也少了很多： 日本商人變成了食草動物。 2 日本政府顯然也是意識到了這點。失去的第二個十年里，頻繁制定刺激創業的支援政策。 先是在1999年，把促進創業列入中小企業基本法，實施創業促進法，明確了中小企業的補貼、擔保、期權等。此後又在十年時間裡，先後推出了6部法規修改實施。 但即使這樣，日本中小企業家們依舊心如止水。體現在經營數據上，就是開業率仍一直低於倒閉率。 根據日本中小企業廳的調查，他們開業率的水平，相當於英國美國的一半。明確表示不想創業的年輕人，也是33個國家當中最多的。 要知道，日本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力度，包括政府擔保，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人們漸漸明白，日本人喪失創業精神， 和支持措施和資金也沒多大關係，而是心真的累了。 在日本，創業有一條令人聞風喪膽的定律： 5-50定律。 意思是說，大約50%新註冊的商業公司，將在五年內註銷或併購。 就算是創業者邁出了第一步，投資人的問題也足以讓他們窒息。過去有過什麼樣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是否能拿到資金。 資本在用腳投票。在日本資本圈，司空見慣的情節是，創業公司只要挺到上市，馬上就會有股東套現跑路。 日經雜誌在去年還做了調查，說國外的VC幾乎不投資日本的初創企業。他們寧願把雞蛋放在中美的籃子里。 日本人成了世界上最害怕創業失敗的人群之一。整個國家的創業活躍度，排到了世界倒數第五。 年輕人的偶像不再是企業家，變成了一郎或大谷翔平這樣的運動員。除了廣岡淺子和澀澤榮一這樣的老古董，日本電視劇里幾乎沒有關於企業家的題材。最受人們歡迎的職業，也變成了： 公務員。 3 上周，領導在濟南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 座談會上，出現了風險投資行業的代表——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的董事長。根據《人民日報》的報道，聽了創新與投資的發言後，領導追問： 我們的獨角獸企業新增數下降的主因是什麼？ 過去的2023年，中國新增了15家獨角獸，僅僅是2018年的十分之一。橫向對比，美國新增了179家獨角獸，全球新增了500多家。 類似的問題，其實日本人也問過。企業家食草化的現象出現後，很多經濟學家做了反思。他們得出了一個比較《意林》的結論。 他們發現，美國人會把企業家精神放進課本，創業從娃娃抓起；而日本的教科書教的卻是，如何成為合格的消費者。 美國第一次把企業家精神當作課程，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一位叫熊彼特的哈佛教授創辦的。50年後，已經有20萬美國學生接受了理論的熏陶。在熊彼特的眼裡： 只有企業家，才能重振經濟。 他們的創造性毀滅，足以破繁榮、衰退的周期，帶動市場經濟走向新一輪的復甦和繁榮。 2000年2月，成立不過1年的PayPal，註冊用戶從十萬到百萬，打破了矽谷的記錄。 2個月後，馬斯克的X.com想合併PayPal。他開著100萬刀的邁凱輪F1去找投資人，路上向副駕同伴炫耀加速性能，結果卻撞上馬路牙子。邁凱輪也報廢了。 猶如這輛邁凱倫一樣，矽谷接下來命運也驟轉。當月，納斯達克指數達到頂峰，微軟被判壟斷，股市再而衰，三而竭，一瀉千里。互聯網泡沫破滅了。 矽谷所在的舊金山灣區，流入人口很快負增長，每幢大樓都冷冷清清，員工的失業率也飆升到了11%。到了2001年5月，整個矽谷只剩下兩家公司還在招聘： 谷歌和PayPal。 但泡沫過後，美國走出了和日本完全不一樣的曲線。 很多年後，有哈佛商學院專家寫論文，專門研究大衰退中的企業。 4700家上市公司當中，有17%破產消失，剩下的仍鉚足著勁。而效益利潤最好的公司，大都一個共同特點——穩中，求進。 衰退後的三年，一味降本的公司，利潤平均只增長了6億美元；而穩中有進的公司，平均利潤增長達到了66億美元。 同樣是辦公用品零售商，Office Depot選擇裁員，Staples則末位淘汰了一些工廠，同時為新業務大批招人。 結果Staples的利潤比同行高出了三成。 美國僅次於沃爾瑪的零售百貨Target，在2000年那會，不僅擴張門店、和亞馬遜合作，還創立了B2B電商平台。一通操作下來，利潤率比泡沫破滅前還要高。 PayPal的創始人復盤過活下來的經驗——他們沒有躺平，而是裁員、精打細算，把燒錢的速度降到最低。但同時，打磨殺手鐧級的產品，在廢墟中找生機。 瀕臨倒閉的亞馬遜，當時本來還想搞點新業務，通過新業務來救公司。顧問吉姆柯林斯趕緊摁住了傑夫·貝佐斯，他組織亞馬遜高管去思考，亞馬遜之前為什麼成功？ 最終他們走上了拼多多之路，以更低的價格來吸引流量，守住了現金流和利潤，走過了最困難的時候。 後來，吉姆柯林斯寫了本書，《基業長青》。 與此同時，日本的索尼和NEC（日本電氣）在幹什麼呢？ 一位叫湯之上隆的教授寫過一本書，認真分析了日本企業走向頹勢的原因。 在他看來，很多日本企業的匠人精神過猶不及，沒把低成本量產的核心競爭力當回事。而且因為太關注性能，投入了很多沒必要的成本，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當中顯得沉重笨拙。 湯之教授最後總結，日本製造業如果想要拿回曾經屬於自己的一切，必須放下身段，像當年那樣，創造性模仿，然後創新。這是唯一的路，也是最快的路。 曾有人用了8個字總結日本現在的工業特性： 精耕細作，循規蹈矩。 有位曾供職天馬航空的台灣機長吐槽，日本的機師們會把客機擦得鋥光瓦亮，連旋鈕縫隙都不放過，用了10年的飛機和新的一樣。 只是飛行員的喊話和動作，還在遵循二戰時的準則。 4 2008年，張一鳴還在微軟亞洲研究院摸魚。上班有一半的時間都在看閑書。其中有一本就是稻盛和夫的《活法》。 不止張一鳴，《活法》在中國曾經影響了一大批創業青年。2010年那會兒，稻盛和夫的微博三個月就有300萬關注。地攤書堆里最好賣的，除了《活法》，就是各種企業家自傳。 但在日本，《活法》的銷量幾乎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出書的時候，稻盛和夫已經70多了。老人家到了古稀之年，都還在召喚日本年輕人的企業家精神，不遺餘力地疾呼： 要有燃燒的斗魂。 為了點燃日本人的鬥志，稻盛和夫自己先舉了個栗子。在77歲那年，硬是把瀕臨倒閉的日本航空干到上市。 小說家米亞·科托曾經說過，不被燒死最好的辦法，是活在火中。 只是活在火中的日本人，幾乎只存在於漫畫里。後來，孫正義就開始哀嘆： 日本商人變成了食草動物。 大部分時候，經濟是一種周期性現象。在同一個時代發展邏輯不變的情況下，資產跌久了一定會反彈，熊市久了一定會迎來牛市。 但如果時代變了呢。 時代比人的壽命短，一個時代過去了，屬於這個時代的人還活著。這很殘酷，也很常見。日本的平成一代，就是這樣。 前些日子，我跟日本一位造園師野村勘治聊，作為經濟低谷時期成長的一代，他說自己2006年時第一次來中國時，中國年輕人眼裡的光，讓他印象深刻： 很像日本八十年代年輕人。 但這兩年，野村再來中國，發現中國年輕人眼中的光，也少了一些。 有時候，一些關鍵企業能不能有突破，帶領行業走出頹勢，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國家的精氣神。 中國新能源車行業和晶元行業的一些突破，此時此刻就格外寶貴。大家看到，還是有人不甘心只做食草動物的。 食草動物和食肉動物有什麼不一樣？ 食草動物的眼睛，大多長在頭的兩側；而食肉動物的眼睛，大多長在正前方。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獸樓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