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

“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

“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他们是那样勇敢”

“现在我们的形势特别特别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国人支持我们!”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当晚,上千人将北大“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她说。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策划于密室的武力镇压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吴国光说:“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

但是吴国光也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是真枪,是真干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 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天安门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诸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一个20岁的学生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是变革的前夜吗?

35年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名年轻的北京女性对美国之音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说。“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捍卫者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

“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以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说,维园的烛光让人们看到, “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说:忘掉过去,向前看。 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她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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