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中方将领朝乌克兰喊话，说要考虑乌克兰人民生命的价值，不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网络图片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少将的意思是呼吁乌克兰人尽快放弃抵抗，避免更多伤亡。 这话的初衷当然是极好的，以人为本，保护生命，呼吁停战，都很好很正确。但是有几点小小的问题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更周全些。 第一，呼吁侵略战争停战，应该朝侵略者喊话。 俄乌这场战争是由俄罗斯一方发起的，进攻到乌克兰领土的侵略行为，乌克兰属于被动卷入，是保家卫国。战争以来，俄乌双方人民都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呼吁停战当然是对的，但是，这话似乎应该朝着俄罗斯那边喊才符合基本常识吧？ 网络图片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饱受侵略的国家，我作为一名中国人，对于其他国家抵抗侵略的决心与勇气是特别能够感同身受的。面对野蛮国家的入侵，即便实力有所不敌，也可以倾尽全力去保卫亲人，保卫自由。 作为第三方国家，如果基于政治或利益方面的考虑不能对遭受侵略的国家给予实际支持，至少也不该落井下石，那不道义，更不该劝人投降，那太猥琐。 第二，在文明的世界里，人的生命价值是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但并不是唯一的。 与生命的价值并列的，至少还有自由的价值，正义的价值。当乌克兰全体国民的自由受到严重威胁，当国际社会的正义受到粗暴挑战，乌克兰人只能无奈地拿生命作为代价去抵抗侵略，去争取自由、维护正义。这很惨烈，但是逼不得已也只能如此。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援助支持也是为了这两点，珍视自由与正义的人们无法对乌克兰的遭遇无动于衷。 第三，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已经坚持了两年多，是有机会取胜的，不至于战斗到最后一人的。 自2022年初开始的俄乌战争进展早已表明，在国际社会的援助支持下，俄罗斯并不具备吞并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再多几次军事动员也于事无补，甚至大概率会一批不如一批。 至于核战争的可能性，其实如果俄方领导人稍有智商的话是不可能发动核打击的。 一方面，俄方一旦对乌克兰实施核打击，必定激起国际社会的剧烈反弹，多个核大国可能会直接参战，要么彻底解除俄罗斯的武装，要么全球陷入毁灭。 另一方面，乌克兰曾是有核国家，并于30年前在国际社会压力下销毁全部核武器。作为回报，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核大国都曾庄严承诺不会对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如果俄罗斯真的对乌克兰发动核打击，中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也不会坐视不理。 所以，虽然我们很难预见俄乌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会以什么方式收场，但绝对可以确定的是，乌克兰不会被俄罗斯完全吞并，乌克兰也不至于战斗到最后一人。 其实，虽然同情，但现在的形势下我其实并不太担心乌克兰的前途命运，毕竟人家乌克兰总统都在满世界开会发言了，而俄罗斯总统能串门的国家就屈指可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新加坡 相对来说，我更关心咱们国家的情况。如果中方高级将领是这个见识水平的话……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 “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他们是那样勇敢” “现在我们的形势特别特别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国人支持我们！”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当晚，上千人将北大“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她说。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策划于密室的武力镇压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吴国光说：“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 但是吴国光也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是真枪，是真干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 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天安门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诸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一个20岁的学生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是变革的前夜吗？ 35年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名年轻的北京女性对美国之音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说。“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捍卫者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 “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以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说，维园的烛光让人们看到， “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说：忘掉过去，向前看。 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她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徐辉将军，咱们国家也被侵略过…… 看到咱们的将军关于小泽的“发炎”，俺直接忍不住了……到底是谁侵略谁了？难道抵抗入侵也错了？要学习咱们大清签投降协议吗？抵抗侵略者不是咱们自古以来的爱国教育？知道咱们为啥如此痛恨八国联军和小日本吗？这一顿操作，都不知道以后怎么爱国了？咱们是不是忘了大毛搞了咱们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了？ 俺们老百姓啊不在乎这些云里雾里，只在乎收入多少生活咋样，天天撤某某形式确实没意义。如果有个国家来搞咱们，是不是也要“攘外必先安内”，学学以前那套？咱们的爷爷就后代打下了抵抗的桩子，对任何入侵者必须打出去，还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都六百年不写社评了，看到这个直接，哎呀。既然天天支持巴勒斯坦，为何不支持被入侵、被轰炸的乌克兰？大毛给了多少好处才跟喝了尿一样到处撒野？同理心去哪了？小日子搞咱们的时候，不是也有救兵帮过忙？统一抗法西斯不是也弄过同盟吗？就怕这类所谓的“采访”胡说八道，难道大毛不是侵略是自卫反击战？人家搞你土地了？大国沙文主义还在横行真有点儿？支持你的都是些啥？逢场作戏倒是无所谓，人家小泽也在公开支持被打的“巴勒斯坦国”。 咱们也是挨过巴掌的民族……就是忘了疼，只能所谓的坚持“立场”。但是这个“立场”的价值又有多大？难道就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邻居”有些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害怕的五体投地？关心乌克兰的方式对吗？人家愿意死人？不是大毛入侵？不能抵抗了？坐在家里等着枪毙？是不是必须接受侵略者提出的“割让协议”？ 咱们是“局外人”，还是少说话为好！没必要为了某些国家公开整破防，还是提升国民经济吧。对抗容易引起，和平很难缓和……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既然如此，劝和就好，不要拉偏架，拉偏架的角色都没有好下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码头水鬼
政府出手管制可能应该更谨慎一些。无论行业是否饱和，网约车司机们的“卷”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至少他们没有躺平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监管部门发出了“网约车饱和”预警，公开提醒人们“慎入”网约车行业，引发了广泛关注。 5月20日，江西景德镇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通告”，称市区网约车运力趋于饱和，提示谨慎进入网约车市场。通告称，目前景德镇市区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在15单左右，单车日均运行收入240元左右，网约车市场运力趋于饱和，已经有部分网约车平台因订单少导致车辆闲置； 5月16日，莆田市、商丘市交通运输局在同一天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通告，声称本地网约车运力接近饱和； 4月16日，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了网约车投资经营风险提示；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于4月11日发布了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均声称本地网约车市场已趋于饱和； 各地对网约车市场饱和发布预警并不是新鲜事。在2023年，也有多个城市先后发布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风险预警的通告，提醒网约车运力已趋于饱和。 网约车市场真的饱和了吗？倘若已经饱和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进入这个市场呢？ 01 对待网约车，为何中央政府松，地方政府紧？ 对于网约车市场，有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即中央政府的态度似乎比许多地方政府更加开放。 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约车新政出台，并于当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然而，在中央政府打开了大门之后，不少地方政府却在实施细则中加高了门槛，例如在运营车辆的车龄和轴距、司机的户籍等方面设置了障碍。 例如，一个相当奇葩的规定是限制网约车司机的户籍：两座超大城市要求网约车司机是当地户籍，这意味着，在当地网约车市场上，不少网约车司机严格来说是“黑车司机”，因此导致两个城市的网约车合规率长期未能超过80％，并在重点监测城市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而时不时地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甚至暂时停止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证核发相关审批业务，也属于对网约车市场的干预。“饱和预警”相当于一种“窗口指导”，而暂停审批是直接的准入障碍。 但其实，略微把时间线延长一点，会发现地方政府对网约车市场是否饱和的判断通常是不准确的。 早在2018年4月19日，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就曾经联合发布通告，宣布从4月21日零时起，该市交通运输局暂停受理出租汽车（含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新增运力许可事项。 2018年是什么时候？那是网约车市场刚刚进入快速成长期的时候。 网络图片 2020年，银川称要把网约车投放数量暂时控制在3000辆以内，后续逐步调整运力规模，有序发展网约车。武汉表示自2020年7月起暂停受理网约车平台、车辆经营许可。太原宣布2021年1月26日起，暂时停止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证核发相关审批业务。大庆在2021年2月初表示市区巡游车和网约车出现刚性竞争，要求网约车平台暂停扩容，关闭了带车加入通道。 然后在2022年4月和5月，深圳和重庆两地相继暂停受理网约车车证申请，对网络车数量进行调控。深圳还于2022年12月9日发布了《关于建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力规模动态调整机制（试行）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建立网约车运力规模动态调整机制，引导网约车市场供需关系动态平衡。 进入2023年后，也有济南、温州、东莞、遂宁、三亚、珠海、长沙、贵阳等多个城市发布了网约车饱和预警，提醒从业者谨慎“入场”，其中有的城市宣布暂停受理网约车车证申请。 而另一方面，新入场的网约车司机却一直络绎不绝。 2019年2月28日，交通运输部有关领导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止2018年底全国已经发放了网约车驾驶员证68万本。当年12月27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称当时全国各地网约车驾驶员证已经发放了185万本。 2022年10月以后，交通运输部开始通过“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逐月公布全国网约车市场相关数据。2020年10月底，全国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254.5万本。到2021年6月30日，这个数字上升为349.3万本，2022年6月30日为453.0万本，2023年6月30日为579.0万本。 进入2024年后，仍然在继续增加，至第一季度末为679.1万本。截至2024年4月30日，全国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696.4万本。 “年年都在说饱和，但每年还是有那么多人在进入”这个现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网约车市场可能并没有真的饱和。至少，在几年前就说网约车市场饱和的那些人，现在来看可能判断错了。 那么，今天说饱和的人，是不是同样有可能判断错了呢？ 02 判断网约车市场是否饱和，需要司机们“用脚投票” 当然，网约车用户（或订单数量）的增长，跟不上网约车司机数量的增速，这确实也是事实。 根据交通运输部“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历次发布的数据，自2020年10月以来，全国网约车行业每月订单数量如下表所示。 网络图片 结合前面给出的网约车驾驶员证发放数量来看，分摊到每位网约车司机身上的订单数量显然有所下降。 假设一本网约车驾驶员证代表一位司机（这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领了证的人不一定开网约车，但仍然可以说明问题），在2020年10月，254.5万位司机瓜分每个月的6.3亿个订单；而在2024年4月，却是696.4万位司机瓜分每个月的8.97亿个订单。 每位司机可以获得的订单确实大幅减少了。 网络图片 网约车用户数量也提供了佐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截至2020年12月底为3.65亿，截至2023年12月底为5.28亿人，3年增长不到50％，而网约车司机的数量却增长了近两倍。 但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网约车行业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进入了稳定期，甚至饱和期呢？ 也许还不一定。 首先，不同的城市情况不一样。 例如，在江西景德镇，根据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通告，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仅15单左右，营收大约为240元，与普通蓝领收入差不多。而苏州的情况就好得多。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苏州全市网约车共计71944辆，其中市区57616辆，比2023年第四季度末新增3466辆，单车日均营收为350元左右。 其次，网约车市场其实像一块神奇的海绵，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也会表现出非常大的弹性。 以杭州为例。杭州有13万辆车办理了网约车证，考取了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达到35万余人，平均每天投入运营的网约车在7万辆左右，单日平均网约车订单接近120万单，最高订单量可以达到160万单上下。 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出租汽车处有关人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说，2024年大年初一杭州是60万单，清明假期每天都有130多万单，亚运会期间最高一天曾经达到过165万多单。 订单量如此巨大的波动，本身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比如说，对网约车的潜在需求可能仍然非常大，也许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怎么会已经饱和呢？ 关键是，即便是在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相比前几年明显有所下降，有些地方甚至降低到了与普通蓝领收入差不多的情况下，仍然不断有新司机加入。 一个行业由快速增长期转为进入稳定期甚至饱和期的标志是，从业者收入和行业吸引力都会明显下降。 虽然网约车行业从业者收入下降了，但是吸引力似乎仍然相当大，以至于一些地方的政府不得不发声预警甚至冻结审批、对新司机进入设置障碍。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现在经济环境的压力，才显得网约车行业如此有吸引力。但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网约车行业没有进入饱和期，只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显露出了一些已经进入饱和期的行业的样子？ 03 政府出手管制则可能应该更谨慎一些 近来，网约车行业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问题，如司机工作辛苦且收入不高，用户体验下降（包括大家普遍觉得网约车内的气味越来越大了），等等。 许多人认定，导致司机收入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平台抽佣。但是，一定的平台抽佣是必不可少的，仅仅是做到匹配用车需求这一点，平台就需要算法、软件和硬件上投入巨资，更何况现在平台还得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守护司乘安全、并随时根据监管要求调整运营规则，此外还要进行市场推广（包括给司机发放“冲单奖”等等），这些支出，全都来自抽佣。 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聚合模式下的多重抽佣和转卖订单上面。 在中国，网约车平台有三种：纯自营、自营和聚合相结合以及纯聚合。现在大多数平台实际上都是自营和聚合相结合的平台，如滴滴出行；有的是纯聚合功能，如高德打车。 在聚合模式下，消费者选择目的地后，平台会将订单转卖给旗下入驻的网约车公司。它的优点是，消费者不必安装多个App就能在最短时间内打到附近的车，司机也可以利用平台优势接到更多的单。 但是，每多一层平台，抽佣也会多一次，司机收入就会更少。 如何破解？有人马上想到，必须请政府出手强化监管。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聚合模式之所以流行，一定意义上正是以往监管带来的结果。 几年前，滴滴出行在合并了优步中国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受到监管，扩张势头被打断。随后，一大批网约车平台乘势而起。2020年10月底，全国共有207家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截至2024年3月底，这个数字上涨到了345家，相比2020年10月，增长了66.7％。 网络图片 平台企业的优势就在于规模效应。在网约车行业，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台不是越来越集中了，而是数量越来越多，这种分散化的结果，必然带来效率的下降。 根据各地公布的情况，在众多网约车平台中，有的平台接入车辆低于50辆，有的平台日均单量小于1000单。这些平台没有选择，只能采取聚合模式。而聚合导致的多重抽佣，会导致司机收入下降。 再进一步说，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真正切肤之痛还不是佣金高，而是订单少。 只要单子不断，那么佣金高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每天的营收算的是总账。因此，对于网约车行业这个就业蓄水池，开源显然要比节流好，重心还是应该放到怎样才能让订单增加这个问题上来。 这需要各方努力。网约车司机完全有理由呼吁平台降低佣金，从而降低乘客出行成本，以此来拉动总订单量的上升，进而提高司机和平台的总收入，然后平台和司机再共同采取措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这种乐观不是没有理由的，从2023年7月份以来的月订单数量来看，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平台，而且呈现出了向上突破的迹象。如果真能向上突破，那么网约车行业就可能不会显得那么饱和了。但是，政府出手管制则可能应该更谨慎一些。 无论行业是否饱和，网约车司机们的“卷”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至少他们没有躺平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很多人从小就习惯于被安排，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选择，从而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上学、求职、工作，直至老去。 又到了毕业季，近来关于考公考编的新闻有点多。 这两天让人大跌眼镜的一个消息是，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苏某，出现在安徽省某县乡镇公务员考察对象公示名单上。 网络图片 随后，网友查询了苏某的就学经历，更是让人感慨万千。 简单讲，苏某是属于“学霸中的战斗机”这种类型的学生。高考成绩是学校理科第一名，本科毕业于中科大物理学院，获得郭沫若奖学金。据称这个奖学金含金量非常高，获得者大多去往国内外一流高校或研究所深造。 苏某在没有毕业前，就已经拿到了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邀请。后来他选择到QS大学排名全球第五的斯坦福大学读研，拿的也是高额奖学金去的。 所有这些光鲜的履历，与其当下选择回老家报考乡镇公务员，对比愈加强烈。学历是个“王者”，就业却成了“青铜”。从网上评论看，多数表示不理解、想不通。 此前，也有世界名校海归“上岸”乡镇、街道办公务员的报道。比如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生入职杭州某街道办，耶鲁大学毕业生成为郑州郊区某乡镇公务员，近日还有一名东京大学硕士，同样进入了安徽某街道当公务员。 于是有人发出灵魂一问：哈耶普斯麻的终点，难道也是考公吗？ 01 我并不反对任何人考公或考编，如果要多说一句，我尤其不反对留学归来的毕业生考公考编。 同样是考公，海归和国内的毕业生对比，正常来讲视野可能更开阔一些，如果能把所见所学用于工作中，说不定更有想象的空间，能够激发更多的可能。 民国时期，留学海外归来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知道的许多不同领域的名人，都有“海归”这一身份。 近些年来，国内家庭自费供孩子出国留学的数量大增，毕业后回国就业的人数自然也随之增加。这些人在国外学到了各种知识，回国后进入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工作，对社会经济整体而言都是有益的，其中当然也包括进入公务员队伍。 过去总有人发问，为什么国内培养的人才，出国留学了不愿意回来？如今越来越多人选择回国，为何又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声音？难道留学回来，就不能参与到考公考编的行列吗？这从道理上就说不通。 网络图片 同时，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于每个人所作的选择，应当先从个案去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以偏概全。某哈佛大学硕士考公，与某耶鲁大学毕业生考公，虽说都是考公，但这并不说明，两人是抱着同样的理由这么做的。 具体说到斯坦福大学出身的苏某为什么报考老家的乡镇公务员，目前本人并没有出来解释，网上的各种说法也都只能是猜测。其实，苏某本人说不定有非常合理的解释，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想不到而已。 我就注意到，有人说苏某并不是斯坦福的博士毕业生，而是硕士毕业生。根据资料可以确定的是，苏某于2016年赴美留学，而有人查到他一篇作于2022年的博士论文。这里就有两种不同解释，或者苏某的博士论文未通过，没有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或者从博士毕业到考公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在国外找工作、生活不顺心，诸如此类。 这些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不能排除不会发生。 至于他没有选择留在国外，或者回国后没有选择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也还有别的可能，比如“不得其门而入”，或者家人不同意，等等。这些情况同样不太可能发生，同样也不能排除不会发生。 我的意思是，猜测归猜测，与苏某的个人选择不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作出选择，而别人的看法和感受，毕竟都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罢了。哪怕苏某毕业于斯坦福，哪怕这所大学出来的人，在全世界都可以“横着走”，而苏某却一心只想着考公，这又与我们何干？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 有人割肉离场，有人急于抄底，双方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默念一声SB。 以上都是一个意思，你有你的道，我有我的理，在个人选择面前，不见得谁比谁高明。 02 问题就在于，回国报考乡镇公务员，真的是苏某的个人选择吗？换句话说，考公务员，真的是苏某的个人志趣吗？ 这才是真问题，也是我没想明白的一点。 照理说，苏某一路走来，专业选择一直保持稳定，本科学的是物理学，留学读的也是物理学，为何报考的却是与专业毫无关系的乡镇公务员？ 倘若苏某学的是人文学科，考公可能多少还能派上用场，但我相信乡镇公务员，大抵是用不上应用物理学专业知识的。也就是说，一旦走上工作岗位，苏某过去十数年学的专业知识等于归零了。 如果物理学不是苏某的个人兴趣，从本科到研究生一直以物理学为专业，这是他个人的悲哀。如果考公才是他的志向所在，那么出国留学研究物理专业，也是他个人的悲哀。 因为他的个人选择错位，这还造成了人才损失与资源浪费的后果。从此，物理学领域少了一个专业人才，而乡镇公务员队伍里，又多了一个不能学以致用的人员。 网络图片 虽说对于苏某的选择我表示尊重，而现在也还不能对苏某的未来下什么结论。但不得不说，苏某今年应该30岁了吧，这时候人生和职业拐了那么大一个大弯，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选择，又是何等不幸的教训。 说到底，这就是个人兴趣与专业（职业）方向不匹配造成的悲剧。 我经常在招聘面试的时候问应聘者：你个人有什么兴趣爱好吗？有些应聘者的回答，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比如，有人说自己的兴趣是上网。还有人说，个人兴趣是，玩游戏。当然，上网、玩游戏也是一种兴趣。但这和我想问的“兴趣”，完全不是一回事。 偶尔碰到几个回答算是正确的应聘者，答案也是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就说招新媒体编辑吧，碰到有人回答自己的兴趣爱好是读书的，我难免会追问一句：那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有人就开始只支支吾吾，想半天也说不出一本书名；还有人承认，上大学后就很少看书了；有些人则只能回答，读过东野圭吾。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或者应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说实话，许多人的兴趣爱好都是被逼出来的，要么是父母帮忙选的兴趣爱好，要么是为了今后好找工作而选择的兴趣爱好。 本来，每个人在上大学之前，别的事情都可以放一放，怎么找到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才是大事。就算年少时茫然无知，到了大学阶段，总要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了吧。 网络图片 从小我们就被追问，你的理想是什么？其实，所谓理想，就是一个人愿意长期从事的工作。而这如果不是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又能够走多远，支撑多久？一辈子干着与自己兴趣爱好毫不沾边的活儿，这得多拧巴，多无趣？ 好的教育，就是帮助一个人在学习中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而确立个人的志向与职业。但我们的现实往往是跳过了兴趣爱好这个环节，直奔“什么是好的工作”这个主题。 一说到兴趣爱好，父母立刻想到的是以后容不容易找工作、收入高不高这些问题；一到填报志愿，父母马上想到的是，这个专业有没有前途、竞争厉不厉害这些问题。“爱好是爱好，工作是工作”，“爱好当不了饭吃”，“工作和爱好可以两不误”，都是父母打击子女个人兴趣选择的理由。 就这样，很多人从小就习惯于被安排，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选择，从而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上学、求职、工作，直至老去。 我不反对任何人考公考编。但我要问一句：那么多人考公考编，都是出于个人志趣和选择吗？当然不是。 很多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03 除了“斯坦福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这事情，最近还有一则“选调生不满分配嘉峪关选择离职”的事，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这事情的大致来龙去脉是，武汉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女研究生顾某因对选调分配的地方嘉峪关市不满意，在校园网发表题为《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的“小作文”，吐槽“嘉峪关就是落后的戈壁滩小县城，我在那里被禁锢，动弹不得”（其实还有更激烈的措辞），最终在不到一年后选择离职（本人申请取消录用资格）。 网络图片 这事情讨论的人很多了，武汉大学有关方面也已作出回应。别的且不说，我觉得这其实又是一个兴趣爱好与专业、职业不匹配的悲剧性事件。 顾某本科在兰州大学上的是德语专业，研究生在武汉大学选的是德语语言文学，而她在“小作文”中自称“文学出身”，这说明她的兴趣爱好是文学。 爱好文学而本科选择了德语这个小语种专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而研究生转为攻读德语文学，好不容易和文学搭边，只是属于文学领域的一个专业方向，大概与她自己热爱的文学不完全是一回事。 问题在于，“文学出身”的她，作为2023年应届生，手里拿着“9个offer”，最终却选择了与文学毫不相关的考公，考选调。 考选调生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分配到哪里。她想的是，考选调生后能够留在自己的出生地兰州。原话是，“按照这个分数，再加上还算拿得出手的学校，就算省上再盲分，也能留在兰州留在家了吧”。 甚至，按照她自己所说，“我自己在多年来的读书生涯中其实一直并未把公务员这份工作列入职业规划中”。 一个爱好文学的女研究生，一个对考公并不热衷的应届生，最终却选择了去考选调生，为的是找一份能留在兰州而且“体面”的工作，这难道还不算离谱吗？ 这至少是双重的错配。兴趣爱好与职业不匹配，这是第一重错配；择业方向与实际岗位不匹配，这是第二重错配。如果她上大学只是因为别的缘故（比如考虑招录原因）而选择德语专业，这可算是第三重错配了。 网络图片 我不知道，她的“9个offer”中有没有与德语或德国文学相关的职位，按理说这个方向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但是显然她直接就放弃了。这或者说明，她学德语或德语文学也并非出自个人兴趣爱好。 这意味着，悲剧的根源早就已经埋下了。 直至她被分配去所谓“钱少事多离家远”的嘉峪关市直部门单位，认为啥也没“捞着”，这才彻底崩溃，可是已经悔之晚矣。 一个人读到研究生毕业，还不知道自己想追求什么，哪怕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了，也听由父母亲友的安排，相信什么“公务员多好啊！工资高地位高”“一个姑娘家家的找个稳定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这还怪得了谁呢？ 多说一句，选调生被称为“公务员中的VIP”，与公务员不一样的是，它属于组织部门培养的后备干部（公务员属人事部门管理），在基层历练后，上升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作为选调生，也有明确规定要有两年时间在基层工作。 对这些信息，顾某应该是知道的。既然如此，因为没有被分配在兰州而怨天尤人，即便不是“精致利己”，也是非常不成熟。更可悲的是，她似乎没有为自己的爱好和理想而做过任何实质的努力。 04 斯坦福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也好，选调生不满嘉峪关分配选择离职也罢，作为个例都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忽视背后可能存在的共性因素。 “考公热”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话题，但我认为，兴趣培养与教育，个人选择的原则，也非泛泛而论，这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个人该怎样去过好自己的一生？ 或许有人会说我奢谈什么兴趣爱好，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说我“爹味”十足什么的。确实，年纪大一些，终于可以倚老卖老地说几句人生感悟了。 迄今为止，我的人生就是一个为兴趣与理想而打拼的过程。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还是打住吧。 让我们记住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其实，还有一句话更简短精悍，出自古希腊德尔菲神殿的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我后来把这句箴言加上了尼采的另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即： 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这是一桩发生在河北曲阳的“污染环境”案。两车皮革垃圾历经几次“转手”，最终被货车司机倒在村边。 在检测报告无法证明这批垃圾属于“危险废物”的情况下，货车司机、工厂负责人、转运垃圾的中间人等6人，都卷入案中，被控污染环境罪。 案件历时五年，经历了立案、一审有罪判决、重审，最终以检方撤诉告终。而回顾整个办案过程，多个环节仍值得事后深思，其中牵出的警察涉嫌索贿的线索，也待查办。 网络图片 无人接收的垃圾 李晓雷今年37岁，是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货车司机，他的半挂货车撑起了整个家，也将他卷入了一起刑事案。 2019年1月15日下午2点左右，李晓雷和冉永会先后从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联源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源皮业）的边角料存放仓库装上两车垃圾，每车约20吨，去往收货人指定的地点。 冉永会与李晓雷是同乡。他们在货运平台接到这单活时都很开心，因为目的地距家近，不用空跑，还能赚2000元的运费。在源联皮业装货时，两人第一次见面，互留了手机号。他们都没想到，这是一单“奇怪的活”。 1月16日凌晨1点左右，两人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驱车约300公里，先后到达无极县与新乐市交界的一条县道旁，但没见到收货人。他们几次电话催促对方来卸货，对方都说让等等，于是两人便在车里睡下。 早上7点，他们继续电话催促对方，但对方一会儿说“等电话”，一会儿又说“环保查的紧，不敢卸”，最后提出“每车1500块钱，你们自己找地方卸”的方案。 装车时，两人观察过这些垃圾，是皮革下角料混合着废水污泥，用塑料纺织袋装着。中午气温稍高，污泥散发出恶臭味。他们担心“有污染，会出事”，坚持让收货人指定卸货地点，但最终得到的回复是：“等一天也不一定能卸车，等下去造成的损失我不管”。见此情况，两人在微信上收了卸车费，各自开车回了村。 当天傍晚和夜里，两人各自找了村边空地卸下这些垃圾。李晓雷卸货影响了过路，第二天开铲车将一部分垃圾铲到别处。这也是出事后，有三个垃圾检测样本的原因。 先出事的是冉永会，他卸车的地方是曲阳县内唐河河道，河道处于干涸状态，他不知道卸车处属于国有的支曹林场。 根据在案材料，支曹林场的安保人员在2019年1月17日巡逻时发现了河道边的垃圾，18日报了警。冉永会、李晓雷先后被曲阳县公安局找上门。 冉永会、李晓雷在接受警方询问时，都说是从山东滨州的联源皮业装的车。他们告诉警方，装货的库房、垃圾旁边都没有危险提示标识，发货人、收货人都没有给过危险提醒。 记者采访获知，负责处理这批垃圾的是联源皮业的生产经理林建滔，当时临近春节，处理这批垃圾是他放假前的最后一项任务。 据联源皮业时任总经理林冬兰介绍，工厂通常会将这些垃圾进行晾晒、烘干、分解，然后用于另一种产品的生产。但2019年1月气温低，烘干设备无法适用，林建滔才另想办法处理，但林建滔处理前并没有向她汇报过处理方式。 林建滔说，他当时想起一个叫张占红的人曾帮工厂处理过垃圾，便打电话过去，说厂里有两车“烂肉垃圾”，问能不能拉走。张占红提出每车收费6000元，林建滔答应了。 张占红是河北无极人，1973年生，曾在天津经营皮革厂，与林冬兰相识。2017年，他曾帮联源皮业处理过一次烂肉垃圾。 张占红是内行，知道“烂肉垃圾”里有很多“皮块儿”——指牛皮去毛后，经加工、裁剪，剩下的小块边角料，样子像碎生肉，是熬制明胶的原料。 2017年时，张占红曾让工人从“烂肉垃圾”里把“皮块儿”挑出来。当时，每吨皮块儿上千元，在帮了林冬兰的同时，他还挣了一笔“皮块儿钱”。 2019年，接到林建滔的电话，张占红本想再挑些“皮块儿”赚钱，他在货运平台下了货运单。但因突发疾病，无暇顾及，便托朋友刘永军帮忙找地方卸车，每车给了刘永军2000元。 刘永军是河北定州人，1977年生，高中文化程度，在村里经营一家汽修店，与张占红相识多年。刘永军就是李晓雷、冉永会轮番打电话催促的收货人。刘永军说，他联系的垃圾场都临时拒绝收货，最后只能每车支付1500元，让李、冉自行卸货。 让货车司机自行卸货的事，刘永军没告诉张占红。曲阳警方顺着李晓雷、冉永会的叙述，找到了联源皮业，层层问下来，刘永军才知道“出事了”。 网络图片 不达标的“危险废物” 在案资料显示，曲阳县公安局自接到报警以来，进行了现场勘验、废物检验等相关工作。 2019年1月18日上午8点半左右，接到支曹林场安保人员报警后，曲阳县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大队（以下简称环安大队）将警情通报给了刑警大队。 刑警大队三名刑警到场，进行了45分钟的现场勘查，制作了《曲阳县东旺乡支曹林场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这是“危险废物”这个专业名词在案件中首次出现。 在环境污染罪相关司法解释中，“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律师告诉北青深一度，截至18日现场勘验结束，曲阳警方并未对倾倒物进行任何检测、鉴定，不掌握倾倒物具体化学成分及其含量。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将倾倒物定性为“危险废物”，缺乏证据支持。 律师解释，从倾倒“危险废物”这个方面来认定污染环境罪，需要证明倾倒物为“危险废物”及倾倒物“严重污染环境”。曲阳县公安局环安大队围绕这两方面做过调查。 根据我国现行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液总铬浓度超过15mg/L，固体废物才可以鉴定为“危险废物”。2019年1月30日，保定市民科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倾倒物进行第一次检测，出具了两份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显示，三处倾倒物浸出液总铬浓度分别为：0.0668mg/L、0.0773mg/L、0.189mg/L，未达到认定危险废物的最低值。 其次，还需证明危险废物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相关司法解释，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是：含铬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据此，涉事三处倾倒物浸出液总铬含量要分别达到15×3=45mg/L，才能证明倾倒物“严重污染环境”。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曲阳县公安局并没有搜集到污染环境罪的客观证据。但警方没有停止侦办，而是依据口供，最终立案。 在案材料显示，2019年1月18日，接警当天，环安大队对司机冉永会进行了询问。 冉永会讲述了接单、装货、运货、卸货的过程。起初，他对所装货物有三种称谓：皮革下角料、皮革下角料和垃圾、废纸废塑料皮革泥浆。 询问笔录后半部分，被问到“你如实讲，你到底知道拉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物品吗？”他回答称“我现在明白了，应该属于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并称“应该交由有资质的回收机构处理”。 但记者就“危险废物”一事采访冉永会时，他表示自己在接受警方询问时，没说过“危险废物”这个词，而且不懂什么是危险废物。 1月21日，环安大队办案人员传唤另一名司机李晓雷。询问笔录显示，他称所装货物为“皮革碎料和废水污泥”，被问到“你如实讲，是否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后，他回答“现在想想应该是废品垃圾和皮丝污泥垃圾”。 “皮丝污泥垃圾”是指含有蓝皮丝的垃圾。蓝皮丝是含铬皮革加工业的一种下角料，被收录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李晓雷说，他在被询问时没有说过“皮丝”，且不知道什么叫皮丝。 2月21日，环安大队办案人员在联源皮业，询问了企业负责人林冬兰。询问笔录显示，林冬兰介绍，联源皮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含铬污泥和含铬皮革碎料，这些确实是有毒有害的固体废物，但都交由有处置资质的企业处理，并能提供转运单据。 这次询问中，办案人专门问了“含铬污泥和含铬皮革碎料的特征”。林冬兰回答：含铬污泥有一股恶臭味，从铬泥池捞出来压干装车运走；含铬皮革碎料，装编织袋，再装车运走。 林冬兰对生产过程、碎料特征的介绍笔录，被曲阳警方挑选出来，作为联源皮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危险废物的一项证据。 在林建滔第一次询问笔录中，他介绍了皮革生产流程，说流程中产生的烂肉、皮丝中含铬，属于危险废物。还说联源皮业的烂肉垃圾在2019年1月15日被两辆半挂车拉走。 林建滔称，笔录中“烂肉垃圾属于危险废物”的表述，不是他的本意。但这一说法也被曲阳警方挑选出来，作为两车倾倒物为危险废物的证据。 2019年2月26日，曲阳县公安局决定正式立案侦查，并将案件命名为：曲阳县东旺乡支曹林场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 网络图片 涉嫌编造的讯问笔录 2019年2月下旬，曲阳县公安局立案前几天，办案人员找过张占红两次。第一次他不在家，第二次他看到家门口的警车，没敢回，躲了出去。 曲阳县公安局于立案次日，对张占红做出拘留决定，2月28日，将张占红列为在逃人员。得知被网上追逃，张占红关了手机，搭顺风车去了外地。 2019年4月23日，张占红投案。4月24日，曲阳警方对张占红进行讯问，并制作了他到案后的第一份笔录。 张占红称，这份笔录记录的内容，不是自己表达的意思。 被问及被网上追逃的原因，讯问笔录中记载的张占红的回答是，“因为我帮联源皮业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事”。但张占红告诉深一度，他当时的原话是“因为我们往曲阳拉过两车垃圾、烂肉”。 另一个问题是他一共帮林冬兰处置过多少危险废物。张占红称，他的原话是：倒卖过皮革，从联源皮业拉走的成品皮革有八九车。但笔录上记录的是：大概处置过八九车，每车约20多吨，共200吨左右。 这份笔录中，张占红还说“2017年下半年，林冬兰想让我帮她倾倒、处置厂里的危险废物，给我好处费，我俩合作到2019年1月”。张占红称，他的原话是“帮林冬兰处理烂肉垃圾一共三车，除2019年1月那两车，大约2017年底还拉过一车”。 这份笔录共7页，在案记录的询问人是时任环安大队大队长李伟、环安大队警察王红章，记录人是环安大队辅警闫茂，记载的讯问时间是“11时15分到14时55分”，持续3小时40分钟。但张占红称，他这天做了两回笔录，全程只有闫茂在场。 张占红回忆，第一回大概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他否认李晓雷、冉永会拉走的两车垃圾是危险废物。之后，李伟进到审讯室，看到笔录后，把笔录摔在桌子上，当着张占红的面骂了一句脏话，说完就走了。 张占红说，李伟走后，闫茂两次将他拉到别的屋子里，用拳头揍他，扇他耳光。之后他被拉回审讯室，做第二回笔录，也就是在案的笔录。 张占红称，这份笔录是闫茂“自己审，自己答，自己记”的，从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8点多才弄完。闫茂没让他看内容，就让他签了字。笔录上的主要内容不是他的真实意思。 对此，闫茂曾手写情况说明称“未对张占红刑讯逼供”。针对此事，记者2024年5月30日联系了李伟。李伟称，自己已不是队长，不接受采访。深一度多次联系曲阳县公安局政治处，工作人员表示不接受采访。 按照在案的这份笔录记载，张占红承认了帮林冬兰处置“危险废物”。但张占红接受采访时说，直到自己投案，也没有见过两车垃圾实物，即便见过，也无法通过肉眼观察确定是“危险废物”。 这份笔录的询问地点是曲阳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审讯同步录音录像按法律规定应当完备。介入案件的辩护人曾申请调取录像，但环安大队出具《情况说明》，称因办案地点及执法办案中心搬迁，相关视频资料丢失。 网络图片 微信传图辨认总经理 作为联源皮业的总经理，林冬兰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涉案。一来她认为这些烂肉垃圾并非危险废物，二来她自称对倾倒垃圾的事情毫不知情。 张占红的第一份讯问笔录记载，他曾交代：我昨天投案之前和林冬兰联系，她说让我别供出她，可以给我钱。张占红的这一“交代”，成为林冬兰涉案的重要依据。 张占红告诉深一度，投案前，他没有与林冬兰联系过，笔录中的话，不是他说的。他逃亡的两个月里，“连自己的手机也不敢用，也不知道林冬兰是什么情况，哪还敢和她联系？”。 另一项证明林冬兰涉案的证据是司机李晓雷的辨认笔录。 司机冉永会称，到联源皮业装货时，接待他的是“林经理”，是位男士，后来证实此人为林建滔。 但货车司机李晓雷称，去装货时，他到联源皮业办公室，说要找林经理装垃圾，一位女士带他装车。李晓雷说，这个女林经理，应该是公司的总经理或者负责人。 辨认笔录显示，2月24日，曲阳警方组织李晓雷辨认，他成功从12张不同女性照片中辨认出林冬兰就是接待他的林经理。 李晓雷告诉深一度，他不确定装车的“女林经理”是不是林冬兰。辨认开始前，辅警闫茂从微信上发来林冬兰的照片，说照片上的人就是“林经理”。 但林冬兰称，拉走垃圾的前一天，她坐联源皮业的货车，去了山西谈生意，没在厂里。后来林冬兰了解到，接待李晓雷的“女林经理”实际姓“李”，与林冬兰长相上相差甚远，是滨州当地人。滨州方言中，“林”与“李”发音相近。 认定林冬兰涉案的依据还有一份手机通话记录。 张占红说，接到让他处理垃圾的电话时，来电显示的确实是林冬兰的手机号码，但说话的人是林建滔。他在第一次被讯问时，说过这个细节，但笔录里没有写。 2019年4月29日，办案人员第一次询问林建滔。询问笔录记载，林建滔称没有联系过张占红，且林冬兰对处理垃圾的事情知情。 林建滔告诉深一度，林冬兰有一部手机相当于工作手机，她外出的话，会把手机放在办公室。2019年1月15日，他用林冬兰的手机联系的张占红。林建滔称向警方说过这一点，但他的笔录中没有相关记载。 最终，曲阳警方根据林建滔、张占红的在案笔录，李晓雷的辩认笔录，以及林冬兰手机与张占红手机的通话记录，认定林冬兰涉案。 关于林建滔第一次询问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辩护人在案件审判阶段申请调取，以查证笔录真实性，但曲阳县公安局环安大队的《情况说明》称已丢失。辩护人还向合议庭申请调取闫茂与李晓雷的微信聊天记录，以查证辩认活动是否造假，未获批准。 网络图片 索贿及转账记录 依据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内容，警方最终认定林冬兰涉案。 2019年4月29日上午，办案人员一行4人驾驶一辆河北牌照民用车辆到了联源皮业工厂，要传唤林冬兰。这天林冬兰不在厂里。 4人中，除一名司机外，分别是曲阳县公安局警察王红章、辅警闫茂及保定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支队民警。 林冬兰说，这天上午，王红章给她打电话，自称是曲阳县环安大队指导员，有30多年办案经验。还说“我一个人给你打电话，看你是不是有时间，我们见一下，商量一下你们这个事情”。 林冬兰只有小学文化，没有经历过刑事案件，不懂法律程序。她找了两个朋友跟她一起去见了王红章。 5月3日，他们在曲阳县公安局附近的快捷酒店开了3间房。王红章到林冬兰的房间里，两人单独进行了一次对话。 林冬兰回忆，王红章很凶的样子说，两车垃圾是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了环境，事情很严重。还称“你的垃圾含铬，把我们白洋淀都污染了，轻的要判3年以下，重的要判7年”。 林冬兰反驳说，李晓雷、冉永会装走的那两车是烂肉垃圾，是有机肥料，以前在温州是要卖钱的。两人戗了几句后，才缓和下来。 林冬兰还记得，对于曲阳警方对她进行传唤的事，王红章劝她说“不要去，去了就被抓了”，王红章还让她放心，说“这个事情我替你把它处理了”。 林冬兰觉得，王红章主动私下见面的目的是“为了要钱”。她担心，王红章达不到目的，会在案子上动手脚。临别时，在酒店大门外，王红章收下她带来的两条雨花石香烟和5万元现金。林冬兰的两个朋友见证了这个过程，并一起吃了晚饭。王红章留了林冬兰朋友的电话，说有事会通过林的朋友联系。 四五天后，王红章给林冬兰的朋友打电话，说案子需要“活动”，打点一下，并提供了一个尾号为6878的银行卡号。应王红章要求，林冬兰的朋友在2019年5月8日往这张卡上转了账5万元，5月23日又转了10万元。 此后到6月底，林冬兰多次通过朋友向王红章询问事情进展，王红章回话说，和环安大队领导进行过沟通，还拿出检测报告，说检测出的指标不够危废标准。 但事情并没有向王红章所说的方向发展。 7月15日，林冬兰被环安大队列为在逃人员。王红章给林冬兰的朋友打电话，让林冬兰躲起来。 后来事件的发展证明，王红章没能“处理”掉这个事情。林冬兰的朋友告诉深一度，王红章后来找过来，说如果有人查20万的事，能不能说是“他（王红章）小舅子做了工程，打过去的工程款。 2024年5月30日，记者联系王红章核实20万一事，对方表示“不知道在说什么”，随后挂掉电话。但深一度获得的视听材料显示，有第三方知情人询问王红章收取20万元一事时，王红章未否认此事，并称无法归还。 此外，张占红向深一度称，王红章通过中间人分两次拿走他33000元，说在案件中照顾张占红，曲阳县公安局纪委过问后，王红章将其中30000元退回。 网络图片 不具腐蚀性的“危险废物” 深一度从曲阳警方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在对张占红第一次讯问之后，环安大队的个别办案人员已经意识到主、客观证据均不支持污染环境罪名成立，且有警员曾向环安大队长及曲阳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提出中止调查的建议，但未被采纳。 案件材料显示，2019年5月中旬，曲阳县环境保护局作为委托方，第二次对倾倒物样本进行“危险废物鉴别”。这次检测的是固体废物的腐蚀性。 腐蚀性是危险废物的特征之一。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等一种或几种危险特性的，列入本名录。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被检物PH值≦2.0或者PH值≧12.5的，可被认定具有腐蚀性。也就是说，被检物PH值介于2.0 至12.5之间的，不具有腐蚀性。 5月15日，保定市民科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在案3个固体废物样本的PH值分别为8.40、4.72、6.81，均不具有腐蚀性。 5月24日，曲阳县公安局环安大队李伟、王红章等人将涉案垃圾进行称重，想要确定这批垃圾是否“严重污染环境”。 根据环境污染罪相关司法解释，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称重证明显示，他们对“祼露在土渣外面的废料”进行称重，所得重量分别为3.63吨、4.28吨，均超过可认定“严重污染环境”所要求的重量标准。 但依据司法解释，达到这个重量标准的前提是所称重物品为“危险废物”。介入案件的辩护人认为，这次称重没有意义，因为全案并没有证据证明倾倒物为危险废物。 辩护人认为，侦查至此，客观证据不足以确定环境污染罪名成立，但案件程序仍在推进。 5月29日，张占红被曲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曲阳县公安局在对张占红的《提请批准逮捕书》中，直接将倾倒物称为“危险废物”，并未阐述涉案行为危险后果，未提及“严重污染环境”构罪的必要条件。 此后，李晓雷、刘永军、冉永会、林冬兰、林建滔陆续被警方控制。 网络图片 “内心确认”的危险废物 2019年7月29日，曲阳县公安局将案件移送至曲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曲阳县检察院审查期间，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两次将案件退至曲阳县公安局补充侦查。 警方补充部分口供后，曲阳县检察院认为，李晓雷等6人违反法律规定，倾倒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遂将案件诉至曲阳县法院。 庭前会议记录显示，案件审判阶段，因核心证据缺失及案件中存在非执法人员办案、办案人员涉嫌伪造证据等问题，合议庭曾三次召开庭前会议，主要围绕非法证据排除展开。 庭前会议上，辩方首先提出将冉永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这份笔录记载，冉永会曾说“我感觉拉的这些是危险废物，应该交由有资质的回收机构处理”。 […]
61，是个神奇的数字。 6月1日，上海重回常态，而从4月1日浦西封控时算起，上海全市层面的封控管理恰好持续了61天。 在重启自由的欢呼声中，那些曾经铭刻于心的人和事，此刻，或许正从我们的脑海中渐渐淡去。 为了减缓记忆的流速，IP SHANGHAI随机梳理了61位“小人物”在这61天里和时代的落灰奋力搏斗的故事——与所有的“大事件”一样，这些微末而光辉的片段，也是城市珍贵的历史。 愿上海记得住，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爱与痛。 01.黄健才 60岁 带着骨灰回家的男人 网络图片 黄建才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外 参考资料：澎湃新闻 箱子里装的是亡妻殷桃香的骨灰，黄健才走在上海空荡荡的街头，想起32年前带着未婚妻子来上海的场景，东西买完就回家结了婚。 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两个月前妻子从常州来上海化疗，5月6日病逝于沪。 第二天黄健才徒步7个多小时，20多公里，走到火车站，他紧紧抓着行李箱的把手一路没停，只有在碰到过桥的时候，会放慢一点脚步。 故乡有一种说法，亡灵自己过不了桥，要喊名字带着过桥。“不然她不认识路，要跑丢掉。” 02.叶鸣 108岁 03.王漫如 93岁 高龄患者和他的战友 网络图片 王漫如（左）、莫韵竹（中）和叶鸣（右）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合影 参考资料：澎湃新闻 穿越70多年的风霜岁月，两位战友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5月14日，108岁的叶鸣老先生出院。这也是此次上海疫情以来出院的最高龄患者。 巧合的是，叶老先生的一位战友，正是此前广受关注的93岁新冠重症患者王漫如。年轻时，他们曾在同一家医院工作过，也同为医院派出的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队员。 当时的王漫如20岁出头，是一名儿科护士，叶鸣30多岁，是一名麻醉师。 04.周良铁 72岁 马路魔术师 网络图片 周良铁表演马路魔术 参考资料：劳动观察 空荡的马路是他的舞台，葱郁的梧桐是他的观众。 年过古稀的周良铁在疫情中的复兴中路举行的个人魔术秀，成为封控中上海人优雅气质的特写。 保安、邻居、快递小哥，感受着他带来的快乐与治愈。他说上海的抗疫并不是死气沉沉的，要把市民的心火点燃。 05. 王开心 95后 病倒的“团长 网络图片 王开心的朋友圈 参考资料：益美传媒 成为“团长”后，新疆姑娘王开心成了整个小区最期盼的人。 整合资源、盘活物资、联络人员、处理矛盾……王开心天天要与这些问题打交道。 东西丢了，货品损坏了，一般都是自己垫赔。她还写了一份详细的word版群公告，争取解决大家99%的疑问。 终于，为2万人送菜，管理20个群，倒赔几千块后，她病倒了。她在朋友圈写下：“放弃很容易，但是坚持一定很酷。” 06.何军 生命“摆渡人” 网络图片 参考资料：澎湃新闻 疫情最艰难的时候，何军报名了转运司机，每天驾驶一两百公里接送社区重疾患者，连续多天没有好好休息，瘦了十几斤。 母亲劝他歇歇，老何只说“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到底”，带着保心丸又上路了。 4月25日，何军驶入高速公路时突发不适，凭着最后一点意识，他把车开到应急车道停下，守护了一车病人。一起工作的伙伴谁都不敢再提起他，害怕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说，“歇会吧，我来”。 疫情让一个自由职业者变成了生命摆渡人。 07.于夫 脱口秀演员当上外卖骑手 网络图片 参考资料：上观新闻 为了写段子，注册了外卖骑手，却没想到疫情期间送了几百单药。 脱口秀演员于夫，开始只想寻找喜剧冲突的效果，却看到上海人不改原先的“分寸感”，待人接物很“适怡”。 期待他再次走上舞台，带给大家更精彩的段子。 08.刘强 方舱里的跑者 网络图片 参考资料：冰点周刊 刘强做了一件不少马拉松跑者不敢想像的事——在方舱里跑出了四个马拉松的距离。 刘强把进方舱当成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体验”。他跑步，听播客，侃大山，给压抑着情绪的舱友做“心理按摩”。 他跑步的走廊也是一名15岁姑娘的“琴房”。她从温州赶来上海参加音乐学院的小提琴考试，被疫情困住了。在方舱，她每天坚持练琴5小时以上。 09.漪安 89岁 10.涂小鹿 90后 上海奶奶和武汉姑娘 网络图片 漪安奶奶写给涂小鹿的信 参考资料：澎湃新闻 漪安今年虚岁90，涂小鹿是一个“90后”。一个住10楼，一个住25楼。楼上楼下，五年十年没说上几句话。 直到疫情来了，志愿者小鹿敲开了独居老人漪安的家，两个人成了彼此的依靠。奶奶喜欢喝点咖啡，小鹿就为她众筹了咖啡。母亲节，小鹿给漪安送了一束风铃花；漪安给小鹿回了一封信：“拥抱你，我的姑娘”。 11.“电话亭女士” 52岁 网络图片 电话亭女士和她的小狗 参考资料：中国青年报 从浦西封控开始，她牵了一只狗，走进了小区对面的红色电话亭。整一个月，她都住在里面。 小区封闭，没人能接近那个电话亭。有居民飞了一架无人机，这是和电话亭女士第一次正式打招呼，还做成视频：“电话亭的日常——邻居们关注的马路邻居。” 她告诉记者，自己是山东人，来上海20年了。常去上海图书馆，或者福州路的书城，“福州路的书城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人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她说，要慢慢感受城市的底蕴，分得清“上只角”“下只角”。 12.杨页 29岁 13.米周 33岁 在天台结婚的新人 网络图片 参考资料：澎湃新闻 封控楼里新婚的食物需求是那么简单，有一点情趣就满足了。米周和杨页要结婚了，他们的新婚愿望是吃上薯片。 婚礼当天，这对楼长夫妻上午依旧穿着大白服装，组织核酸检测。下午在楼顶天台合了影，跳了舞。 晚上，全楼的人开始送上祝福和礼物。他们收到的礼物都很独特，比如自热米饭、挂耳咖啡、酒、水果、薯片和巧克力。 14.朱峰 药品互助群群主 网络图片 “我们不是药神”志愿者团队整理的表格 参考资料：剥洋葱people 朱峰和一群朋友拉起了一个上海药品互助微信群，群名就叫“我们不是药神”。 白天，朱峰要到处拉资源，找关系。晚上，“我们不是药神”团队需要开会、整理、复盘、分配任务。 他戏称，自己仿佛在经营一个初创公司。志愿者们说，以前创业的时候，最怕被问到商业模式，这次没有商业模式，就是服务他人。 15.李建明 视障人士 网络图片 李建明收到的大米、腊肉、鸡蛋、青菜铺满了宿舍的地板 参考资料：剥洋葱people 视障人士的生活可能成为封控时期的一个盲点，但盲人技师李建明却感受到了向他投来的注视和关心。 封控后他和几十位同事被困在狭小的宿舍里。 他们搞不定抢菜软件，面包、泡面一天天减少，4月5日后，他们只在清晨喝一碗白粥。 李建明开始求助，随后他们一天就接了近100个援助电话，收到了一堆快递。 李建明不知道是谁帮助了他，“食物已经够吃了，您把东西送给需要的人吧。” 16.别瑞 90后 母婴店店长 […]
1982年，日本通产省启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科技项目——开发第五代计算机。为了配套，他们打算举全国之力，搞个硅谷日本分谷。包括千叶市、横滨市在内的26个地区，全都大干快上，大搞创新创业。 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想法，把美国吓了一跳。一年后，美国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招标会。 标的是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公司（MCC）。这是一家由微软、波音、通用电气等20家美国顶尖科技公司组成的联盟。一旦中标成为MCC的所在地，对任何一座城市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招标消息放出后，全美27个州58个城市，都赶来竞争。最后杀出重围的，是得克萨斯的奥斯汀。 奥斯汀和千叶横浜，就这样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争取成为下一个硅谷。 几年之后，互联网泡沫席卷全球，但风暴过后，这些城市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人口不过三十万的小城奥斯汀，已经是仅次于硅谷的风投高地，被看作是能接班硅谷的城市。特斯拉美国超级工厂就在这里。 而千叶、横浜，却在泡沫破裂后长期深陷泥潭，互联网的地图中，早已没有它们的踪影。 1 2001年，大阪有了一家特殊的博物馆——企业家博物馆。 大阪是日本创业氛围最浓、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城市，相当于中国的浙江。松下电器的松下新之助、夏普的早川德次、伊藤忠的伊藤中兵卫、野村证券的野村德七、三得利的鸟井信治郎、大金工业的山田晁……都是在大阪创业发家的。 孙正义的软银，也是在大阪接到软件流通的第一单生意，从无名之辈走向风投明星。靠着大阪前辈的点拨，孙正义少走了很多弯路，并拿到了资金和资源。 对于企业家精神，美国人挂嘴边的是“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浙江人的精神则是，得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浙商后来被总结成“四千精神”：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大阪企业家博物馆也总结了日本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七个关键词： 壮志、变革、预见性、挑战、创意、自助、意志。 日本历史上的创业潮，前后有过三次。 最早是明治维新那会，一批武士不堪黑船来袭的精神冲击，决心弃武从商，以商业表达武士道； 接下来两次分别是大正时代和二战后。尤其是战后，一批尖精专的隐形冠军走出国门，帮助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崛起，成为了当时全球经济第二强的国家。 这些企业家的名字，都被大阪企业家博物馆写在了墙上。但大阪企业家的名单，在1999年戛然而止。数字一直停留在： 105位。 那几年开始，日本的经济学家突然发现，曾经让日本迅速崛起的创业精神，慢慢都开始消失了： 大家都不愿意再冒险了。 日本总务省做了个经济活动调查，从2012-2016这四年里，大阪就少了2.7万家公司，小企业数量下降超过了10%，小企业的员工人数更是下降得厉害，说明活着的企业也在收缩。 作为日本民营经济的窗口，大阪中小企业的兴盛荣衰，也是日本经济的风向标。 2019年，孙正义对日经商业周刊的记者感叹，整个日本的创业精神正在消退。日本年轻的创业者对海外市场提不起兴趣，出国留学的人也少了很多： 日本商人变成了食草动物。 2 日本政府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点。失去的第二个十年里，频繁制定刺激创业的支援政策。 先是在1999年，把促进创业列入中小企业基本法，实施创业促进法，明确了中小企业的补贴、担保、期权等。此后又在十年时间里，先后推出了6部法规修改实施。 但即使这样，日本中小企业家们依旧心如止水。体现在经营数据上，就是开业率仍一直低于倒闭率。 根据日本中小企业厅的调查，他们开业率的水平，相当于英国美国的一半。明确表示不想创业的年轻人，也是33个国家当中最多的。 要知道，日本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力度，包括政府担保，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人们渐渐明白，日本人丧失创业精神， 和支持措施和资金也没多大关系，而是心真的累了。 在日本，创业有一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定律： 5-50定律。 意思是说，大约50%新注册的商业公司，将在五年内注销或并购。 就算是创业者迈出了第一步，投资人的问题也足以让他们窒息。过去有过什么样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拿到资金。 资本在用脚投票。在日本资本圈，司空见惯的情节是，创业公司只要挺到上市，马上就会有股东套现跑路。 日经杂志在去年还做了调查，说国外的VC几乎不投资日本的初创企业。他们宁愿把鸡蛋放在中美的篮子里。 日本人成了世界上最害怕创业失败的人群之一。整个国家的创业活跃度，排到了世界倒数第五。 年轻人的偶像不再是企业家，变成了一郎或大谷翔平这样的运动员。除了广冈浅子和涩泽荣一这样的老古董，日本电视剧里几乎没有关于企业家的题材。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也变成了： 公务员。 3 上周，领导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座谈会上，出现了风险投资行业的代表——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听了创新与投资的发言后，领导追问： 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过去的2023年，中国新增了15家独角兽，仅仅是2018年的十分之一。横向对比，美国新增了179家独角兽，全球新增了500多家。 类似的问题，其实日本人也问过。企业家食草化的现象出现后，很多经济学家做了反思。他们得出了一个比较《意林》的结论。 他们发现，美国人会把企业家精神放进课本，创业从娃娃抓起；而日本的教科书教的却是，如何成为合格的消费者。 美国第一次把企业家精神当作课程，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一位叫熊彼特的哈佛教授创办的。50年后，已经有20万美国学生接受了理论的熏陶。在熊彼特的眼里： 只有企业家，才能重振经济。 他们的创造性毁灭，足以破繁荣、衰退的周期，带动市场经济走向新一轮的复苏和繁荣。 2000年2月，成立不过1年的PayPal，注册用户从十万到百万，打破了硅谷的记录。 2个月后，马斯克的X.com想合并PayPal。他开着100万刀的迈凯轮F1去找投资人，路上向副驾同伴炫耀加速性能，结果却撞上马路牙子。迈凯轮也报废了。 犹如这辆迈凯伦一样，硅谷接下来命运也骤转。当月，纳斯达克指数达到顶峰，微软被判垄断，股市再而衰，三而竭，一泻千里。互联网泡沫破灭了。 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流入人口很快负增长，每幢大楼都冷冷清清，员工的失业率也飙升到了11%。到了2001年5月，整个硅谷只剩下两家公司还在招聘： 谷歌和PayPal。 但泡沫过后，美国走出了和日本完全不一样的曲线。 很多年后，有哈佛商学院专家写论文，专门研究大衰退中的企业。 4700家上市公司当中，有17%破产消失，剩下的仍铆足着劲。而效益利润最好的公司，大都一个共同特点——稳中，求进。 衰退后的三年，一味降本的公司，利润平均只增长了6亿美元；而稳中有进的公司，平均利润增长达到了66亿美元。 同样是办公用品零售商，Office Depot选择裁员，Staples则末位淘汰了一些工厂，同时为新业务大批招人。 结果Staples的利润比同行高出了三成。 美国仅次于沃尔玛的零售百货Target，在2000年那会，不仅扩张门店、和亚马逊合作，还创立了B2B电商平台。一通操作下来，利润率比泡沫破灭前还要高。 PayPal的创始人复盘过活下来的经验——他们没有躺平，而是裁员、精打细算，把烧钱的速度降到最低。但同时，打磨杀手锏级的产品，在废墟中找生机。 濒临倒闭的亚马逊，当时本来还想搞点新业务，通过新业务来救公司。顾问吉姆柯林斯赶紧摁住了杰夫·贝佐斯，他组织亚马逊高管去思考，亚马逊之前为什么成功？ 最终他们走上了拼多多之路，以更低的价格来吸引流量，守住了现金流和利润，走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后来，吉姆柯林斯写了本书，《基业长青》。 与此同时，日本的索尼和NEC（日本电气）在干什么呢？ 一位叫汤之上隆的教授写过一本书，认真分析了日本企业走向颓势的原因。 在他看来，很多日本企业的匠人精神过犹不及，没把低成本量产的核心竞争力当回事。而且因为太关注性能，投入了很多没必要的成本，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显得沉重笨拙。 汤之教授最后总结，日本制造业如果想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必须放下身段，像当年那样，创造性模仿，然后创新。这是唯一的路，也是最快的路。 曾有人用了8个字总结日本现在的工业特性： 精耕细作，循规蹈矩。 有位曾供职天马航空的台湾机长吐槽，日本的机师们会把客机擦得锃光瓦亮，连旋钮缝隙都不放过，用了10年的飞机和新的一样。 只是飞行员的喊话和动作，还在遵循二战时的准则。 4 2008年，张一鸣还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摸鱼。上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看闲书。其中有一本就是稻盛和夫的《活法》。 不止张一鸣，《活法》在中国曾经影响了一大批创业青年。2010年那会儿，稻盛和夫的微博三个月就有300万关注。地摊书堆里最好卖的，除了《活法》，就是各种企业家自传。 但在日本，《活法》的销量几乎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出书的时候，稻盛和夫已经70多了。老人家到了古稀之年，都还在召唤日本年轻人的企业家精神，不遗余力地疾呼： 要有燃烧的斗魂。 为了点燃日本人的斗志，稻盛和夫自己先举了个栗子。在77岁那年，硬是把濒临倒闭的日本航空干到上市。 小说家米亚·科托曾经说过，不被烧死最好的办法，是活在火中。 只是活在火中的日本人，几乎只存在于漫画里。后来，孙正义就开始哀叹： 日本商人变成了食草动物。 大部分时候，经济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在同一个时代发展逻辑不变的情况下，资产跌久了一定会反弹，熊市久了一定会迎来牛市。 但如果时代变了呢。 时代比人的寿命短，一个时代过去了，属于这个时代的人还活着。这很残酷，也很常见。日本的平成一代，就是这样。 前些日子，我跟日本一位造园师野村勘治聊，作为经济低谷时期成长的一代，他说自己2006年时第一次来中国时，中国年轻人眼里的光，让他印象深刻： 很像日本八十年代年轻人。 但这两年，野村再来中国，发现中国年轻人眼中的光，也少了一些。 有时候，一些关键企业能不能有突破，带领行业走出颓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精气神。 中国新能源车行业和芯片行业的一些突破，此时此刻就格外宝贵。大家看到，还是有人不甘心只做食草动物的。 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有什么不一样？ 食草动物的眼睛，大多长在头的两侧；而食肉动物的眼睛，大多长在正前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