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深夜，港交所編號00001的長江和記掛出一份公告，說自己和貝萊德牽頭的財團達成了原則協議，以總價228億美元賣掉自己全球港口業務的核心資產，其中就包括了巴拿馬港口公司9成股權。 消息一出，很多博主都對李嘉誠賣掉巴拿馬港口這事兒進行了解讀，他們說巴拿馬運河一年通行費用就有50億美元，228億美元賣掉實在太賤了。 這種煽動性說法很煽動，但是他們都錯了。 首先，巴拿馬運河有5個港口，李家的兩個每年給4成通過運河的貨船提供服務，通行費用不是全給李家了。其次，228億賣掉的不是巴拿馬運河的港口，是： 全球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 星球一個月前寫過這事兒，李嘉誠從1997年就控制了巴拿馬運河的太平洋側和大西洋側的兩個港口，特許經營權合同是簽到2046年的。為什麼提前放棄了，其實就是美國給的壓力太大。 挨了這種悶棍，大家還都對外說自己贏了。巴拿馬總統說運河永遠屬於巴拿馬，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陸法蘭（Frank Sixt）強調：「這筆交易純粹是商業決策，與近期有關巴拿馬港口的政治新聞毫無關聯。」就連長和的股價今天都漲了20%以上。 李家這次賣掉的資產覆蓋亞歐美洲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涵蓋199個泊位及配套的智能碼頭管理系統、全球物流網路等核心資源，只留下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和深圳鹽田港這樣的國內資產。 港口業務是長和的第三大業務，如果按照去年半年報計算，每年光是中國以外的港口貢獻的利潤就接近20億美元。 股民朋友們，你們在高興什麼？ 好了，糾正完媒體和網紅們的錯誤，大星今天再說點別的。 很多人一看長和把港口資產賣給貝萊德了，就都說是賣給美國人了，這種說法對也不全對。貝萊德是拉著一群小夥伴一起買的，除了貝萊德自己，還有他們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合夥企業(GIP)、地中海航運旗下碼頭投資公司(TiL)。 貝萊德大家都熟悉，創始人拉里·芬克是出生於洛杉磯的猶太朋友，GIP是貝萊德從瑞信手裡買下的專門投資全球基礎設施的基金，經典案例有收購英國倫敦城市機場啥的。地中海航運旗下碼頭投資公司(TiL)是啥不熟悉的朋友肯定不熟悉。 地中海航運的創始人是義大利40後詹路易吉·阿龐特，去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里，他凈資產331億美元排第48。 阿龐特先生年輕時平平無奇，直到在一艘船上遇到了一位以色列裔瑞士藉女子，這還得了？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還有一位義大利帥船長，那不結婚等啥呢？ 婚後兩人用一條船進軍航運事業，發展到了一個龐大的海運帝國。是不是很勵志，大星相信，看到阿龐特先生今日的成就，他那位日內瓦銀行家岳父一定會非常欣慰。 就這樣，在「快速、低調、激烈、有許多報價和意向的」流程中，李嘉誠把這許多優質資產賣給了橫跨歐美的猶太朋友圈。 這個大星熟悉，格力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流程里被快速處置給高瓴的。 這次交易完成後，貝萊德將控制全球10.4%的集裝箱碼頭吞吐量，代替和記成為全球第三大港口運營商。 10年前，官媒還在喊別讓李嘉誠跑的時候，和記是全球最大的碼頭運營商。7年前，李嘉誠退休的時候，和記旗下還有52個港口，全球最繁忙的10個集裝箱碼頭，和記獨佔5個。 貝萊德CEO拉里·芬克說： 交易充分展示了我們的實力。 所以說這江湖哪有什麼人情世故，全是打打殺殺啊。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網路圖片 被一次次離譜的判決逼到絕境，西安一位民營企業家胡緒峰，今日給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發出公開信，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這其實是一封公開實名舉報信，舉報事由是西安市中級法院屢屢胡亂判案，不僅把一個好端端的企業給害苦了，也害了2000多戶購房百姓。 胡緒峰是陝西宏潤集團董事長，也是該集糰子公司宏潤地產實際控股股東、出資設立人。宏潤地產是西安市首批最大城中村改造項目「國際幸福城」開發商。 西安套路貸團伙頭目李彬及骨幹成員竺堯江、王堅、李德安、陳濤等人，盯上了這個高價值房地產項目。 他們分別以600萬元、8000萬元股權質押借款，以偷偷摸摸加材料造假，先將宏潤地產18%股權變更至李彬實際控制的西安中廈公司名下，後又將宏潤集團持有的宏潤地產75%股權變更至王堅名下。 上述共計93%股權，對應「國際幸福城」40多億元資產。這件稀奇事，這些年來被媒體無數次報道，輿論稱之「蛇吞象」。 網路圖片 「鳩鵲之爭」，不管官司怎麼打、股權歸於誰，無論如何得先把樓建起來，別殃及無辜購房百姓啊。 該套路貸團伙控制宏潤地產前，「國際幸福城」已有28棟住宅樓如期交付使用。宏潤地產股權被非法變更後，樓盤建設陷入全面停滯，10棟住宅樓爛尾至今，涉及2042戶購房人。 去年有官媒報道說，西安一市民14年前付全款在該樓盤給兒子購置婚房，如今孫子已經11歲仍未獲交房，一家人長年居無定所、顛沛流離。 放貸人王堅一方認為，他們是用很低價格購得的股權，自己就是真正的開發商。遂利用該樓盤項目，對外非法集資7億多元、騙取銀行貸款2億元、騙取政府資金1.85億元。 說白了，這幫人根本無意於該項目開發建設，而是長期擺爛並圖謀處置「國際幸福城」優質資產，直至吃干榨盡，將爛攤子留給社會和地方政府。 圍繞股權歸屬，雙方訴訟持續十多年，期間演繹出諸多奇聞軼事。比如官媒報道的省公安廳廳長簽發《督辦令》沒人管、警方偽造胡緒峰詢問筆錄、胡緒峰想要給群眾交房被街道辦事處組織五百多人阻攔。 還有，資產價值40多億元的「國際幸福城」項目，被以「零對價」非法轉移至套路貸頭目李彬控制的空殼公司；中國信達新疆分公司險些以30.8億元對價收購該空殼公司100%股權…… 需要交代的一個背景是，去年以來「國際幸福城」數百名受害業主聯名寫信給陝西省和國家有關方面，籲請深挖徹查李彬套路貸涉黑團伙及其「保護傘」。 業主們認為「國際幸福城」爛尾，絕非原開發商宏潤地產的問題，也絕非單純意義上的民間借貸糾紛所拖累，癥結在於該項目被李彬為首的套路貸涉黑團伙及其「保護傘」非法控制，黑惡勢力和腐敗問題長期深度交織其中，再啟開發陷入僵局。 為了拿回被非法侵佔的公司股權，儘快重啟爛尾樓開發實現交房，胡緒峰十三年來被迫打了上百場官司，其中75%股權的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胡緒峰希望通過訴訟，釐清和界定一個核心問題：我是質押股權，不是轉賣股權；用法律術語說，是讓與擔保，不是股權轉讓。 2019年，（2017）最高法再171號判決書一錘定音，認定案涉75%股權屬於讓與擔保，不產生股權轉讓效力，宏潤集團依舊是實際股東。 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本可就此終結，宏潤地產股權理當物歸原主。如果「國際幸福城」項目回到正軌，爛尾樓復工交房至多只需半年時間。 而這一最為權威的判決到了陝西，形同廢紙一張，西安市市場監管部門就是不肯糾正錯誤的股權變更。胡緒峰要回股權的官司不得不接著打。 在後續一系列涉及上述股權的官司中，屢屢出現令人匪夷所思的結果：宏潤地產一審勝訴，西安市中院二審改判，均作出有利於房貸人王堅等一方當事人的判決。 比如：一審法院依據《民法典》第563條、第564條、第565條，以及《最高院關於適用民法典時間效力若干規定》第25條，判令開發商與西安中廈公司2011年7月18日簽訂的《股東轉讓出資協議》已於2020年12月1日解除。 但西安中院在二審中，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硬是將一審判決給撤銷了。該判決所依據的法條，與案件事實八竿子都打不著。 又比如：一審法院查明放貸人王堅，並非宏潤房地產公司75%股權的真實權利人，其無權對股東會決議行使表決權，依據《民法典》第146條、《公司法》第43條之規定，確認並判令宏潤地產公司2022年3月9日作出的股東會決議不成立。 西安中院在二審中，即承認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基本正確，也認定王堅與宏潤集團公司之間為股權讓與擔保的法律關係，卻故意忽視王堅在12年前曾以誘騙脅迫方式，非法完成75%股權變更登記的事實，認為王堅行使股東權利是「慣常形式」，又給改判了。 在另外幾起因75%股權糾紛引發的民事訴訟案中，一審判決均支持宏潤集團訴求，西安中院二審卻作出有利於放貸人王堅一方的判決。 包括起訴西安市市場監管局錯誤變更股權的行政案件，宏潤集團敗訴後，西安市檢察院提出抗訴、陝西省檢察院支持抗訴，成為該省多年來較為少見的省市兩級檢察機關支持抗訴的行政案件。 該案指定西安中院再審，宏潤集團仍被判決敗訴。 西安中院這種大起大落、「另起爐灶」的顛覆式改判，幾乎「無邊界化」、「無理由化」，形成事實上的「初審判決無用論「，將兩審制實際上變成一審制。 上述「股東轉讓出資協議解除案「、「股東會決議效力確認糾紛案」，二審主審法官均為西安市中院民四庭張熠。 該法官不僅公然無視最高院對於案涉股權性質的認定，還拒絕宏潤集團一方三次提出的迴避申請，甚至串通一方當事人偽造證據。 放貸人王堅向法庭提交的「居委會情況說明」、「西安市公安局灞橋區分局治安大隊長惠小明情況說明」均被證偽，後者甚至在法庭質證中被證明人撤回。 更為離奇的是，王堅用於證明股東會決議真實性的公證書，已被西安市蓮湖區公證處撤銷，但張熠仍將該公證書作為關鍵證據作出錯誤的二審判決。 一起並不十分複雜的股權糾紛，被西安中院搞得剪不斷理還亂，陷入無終點的循環訴訟。 西安中院製造的「訴訟怪圈」，不僅使宏潤集團背負沉重訴累，兩千多戶等待交房群眾也接近忍耐極限。 胡緒峰在舉報信中說，在西安市，沒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個案的審理，如此長時間地誘發負面輿情、引起社會持續關注和議論； 也沒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個案件的判決結果，與民眾和法律精英的認知與期待產生如此巨大落差，不斷打擊世道人心、銷蝕民眾對於司法權威的尊崇。 2025年2月，西安市碑林區法院作出判決，認定放貸人王堅持有宏潤地產75%的股權歸原股東宏潤集團所有。 時隔六年，地方法院判決終於回歸最高人民法院對該股權性質的認定，2000多戶群眾苦等十餘年的「國際幸福城」房子，有望隨著股權回歸原主迎來交付。 一審當庭承認75%股權是借款質押而敗訴的王堅，已向西安中院提起上訴。 胡緒峰及數千購房群眾憂心忡忡的是，西安中院會否再將初審判決，作為二審判決的「草稿」而任意「塗畫修改」，再來一次顛覆式改判？ 憑常識、常情、常理以及法理，西安中院二審改判機制運行，有沒有出現嚴重異化？二審主審法官張熠有無枉法裁判嫌疑？ 西安中院的二審改判，不僅一次次將胡緒峰及公司推向絕境，連帶禍害了2000多戶購房群眾，還明目張胆地否定了最高院判決。 一級二審法院、一個主審法官，主觀恣意、任性擅斷，竟至於斯，實在聞所未聞。 民眾對於司法公信力的尊崇，不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銷蝕的么？ 在給最高院院長公開信的前幾天，宏潤集團在網上發出「懸賞通告」，徵集比西安中院張熠法官作出的枉法裁判「更黑」的民事判決，懸賞金額1000萬元，在網上引起熱議。 二審法院及其法官頻頻濫用改判權，將一方當事人逼到發布「懸賞通告」的地步，黑色幽默背後的憤懣、憂懼和無奈，夫復何言。 網路圖片 我同情當事人胡緒峰，更同情遭受無妄之災的購房百姓。十餘年等待交房的煎熬與艱辛，非親歷不能感知。 這期間，一定有人在樓盤爛尾帶來的厄運中，經歷了一系列本不該有的變故：債台高築，貧病交加，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對於連帶遭遇的不公，這些百姓想必也是提起心頭火，挫碎口中牙的。有道是「陝西地方邪，只說不能訐（jue）」。「訐人」就是罵人，「挨訐」就是被人罵。 2000多戶購房百姓，有著如此不堪境遇，不訐人才怪。只是這訐聲太微弱，西安中院及其法官大人們是聽不到的。 今天一直在思忖，這群百姓怎麼訐，才能表達心聲呢？不免想到陳忠實《白鹿原》中兩句經典的訐罵。 其一，白嘉軒要去縣裡搭救被抓捕的黑娃，因為「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這回就能學好。」 其子白孝武說：「你救黑娃讓原上人拿尻子笑你！」 尻子，俗稱屁股、腚。「拿尻子笑「，完整的說法是「不拿嘴笑拿尻子笑」，比喻做事有悖常理，都讓人沒法正經笑話。 其二，白家長子白孝文自甘墮落，跟「蕩婦」田小娥廝混，親眼看著孝文長大的長工鹿三鄙夷道：「甭看我三老漢熬一輩子長工，眼窩裡把你這號敗家子還拾不進去！我要是把人活到這步光景，早拔一根㞗毛勒死了……」 「拔根㞗毛勒死「，表示一種極端的蔑視和鄙棄，這裡也有恨鐵不成鋼的意思。 網路圖片 胡緒峰控訴的那些爛事，西安中院及某些法官是決計擺不上桌面的。 「拿尻子笑「，「拔根㞗毛勒死「，話糙理不糙，替兩千購房戶的數千百姓將此奉送西安中院，應該是合適的。 倘若文壇巨匠陳忠實先生再世，聽聞西安法官公正判個案子「比球上割筋還難」，不知道會飈出什麼更接地氣、更為精彩的罵詞。 我承認這兩句罵語，雖然頗具關中方言俗語的獨特韻味，但很不文明，之於西安中院很是不恭。 但是對不起，是你們的「司法不文明」在先，這麼「挨訐」算是輕的了。 西安中院袞袞諸公，自己慢慢品吧。事情做得太絕，斷絕受害一方當事人的後路，最終未必只是挨百姓幾句罵，將來某一天總是要還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網路圖片 【「什麼樣家庭的孩子在社會上最難立足？——老實本分的孩子，家境平平，無家底，卻又有家教。（法家鎖喉，儒家捏肋，道家困心，佛家化緣）」 這個世道，讓老實人無立根之地，大流氓吃香喝辣。】 1 2024年3月28日，一位租客發布了一段視頻，讓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這個小小的縣城，向來不為人知的小地方，一下子火遍全國。 並且因為這段視頻，引發出了2024年開年爆詞： 提燈定損。 陳女士在上饒玉山縣租了一處自建房，退租時被房東拿著燈一點一點檢查，最後列出清單要求賠償一萬餘元。 視頻中，房東和一女子舉著探照燈細細檢查房間各處：門邊、牆面、衣櫃、煤氣灶，幾隻紅色塑料凳逐一撫摸，在衛生間蹲坑照來照去，龍骨床架翻起細細查看，一隻床頭櫃也貼了4處黃色標籤…… 之後，房東詳細列出一張長達16項的賠償清單，另外有一筆2000元的「其他損傷補償費」，賠償款合計10884.95元。 然後，這中間還發生了因為「退租糾紛」，房東拿磚頭砸租客事件，以及居委會出面調解，房東照樣「不賠錢不行」。 最後，報警處理，輿論發酵，全網熱搜。 玉山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立即成立了由公安、住建、城管、街道辦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 經教育，房東郭某林現已退還「賠償金」。 然後調查組發現了一個「神劇情」： 這個房子，竟然還是違建房。 800元一個月的房租，一個提燈定損，租客竟然要賠償「房子損傷費」高達一萬元。 難怪現在大街上沒人搶錢了，這都換了新玩法了。 2 去年有江西上饒提燈定損，今天有廣東深圳的「拆窗驗灰」。 2025年3月1日，深圳。 袁女士按照合同退租，她提前將房屋徹底打掃乾淨，滿心以為能順利拿回押金，卻沒想到二房東百般挑剔，先是稱衛生間地板和瓷磚不幹凈，要求袁女士用鋼絲球擦洗。 袁女士照做後，二房東仍不滿意，竟直接拆下廚房和卧室的玻璃窗，指著窗戶縫隙里的灰塵，堅稱衛生不達標，拒絕退還押金。 袁女士無奈之下選擇報警。 警方趕到現場後表示，租客退房能把衛生做得這麼好的已十分少見。 但二房東態度強硬，堅稱衛生乾淨的標準她說了算。 最終，經過長時間的調解，袁女士被迫接受扣除100元衛生費及半個月房租的方案，才拿回了剩餘押金。 看見沒？玩法升級了。 以前是提燈定損，現在是拆窗驗灰，下次就是摳地板縫找泥巴，再後面就是拆馬桶找污垢… 有一千種一萬種方式，找到不退押金的「房東自述理由」。 3 從江西提燈定損到深圳拆窗驗灰，當事人都報警了。 而警察和法律，對這種沒有違法犯罪事實只是道德卑劣的「流氓」們，似乎無可奈何。 就是只能調解，只能勸說。 「你別為難人家了，打工人都不容易。」 可房東似乎只認準一個真理，「不行，我得多黑一筆錢才行。」 我就記得此前好像是南京還是西安，有個房東也是各種挑毛病，就是不給租客退押金。 然後租客直接暴走了，拿刀把房東砍進了醫院… 還有南通那個拖欠4000塊錢工資的，打工人前去討要了三次，不是被罵就是被羞辱，第四次，打工人又來了，只是這一次，他沒要工資，而是直接拿刀把老闆和他兒子都砍死了… 所以啊，我不想說這些提燈定損的、拆窗驗灰的，究竟有多壞多流氓。 我就佩服一點，這些貨膽子是真大。 兔子急了還咬人，現在的人本來生存壓力就大，社會戾氣就重，你這麼把人玩死路上逼，就真不怕對方拿把刀把你砍了？ 錢固然是個好東西，可命只有一條啊。 賺點不要臉的錢也就罷了，大可不必為了這點錢，在老實人面前瘋狂秀技突顯自己的老流氓形象。 真惹急了對方，哭墳到找不到地方。 網路圖片 4 2021年7月，暴雨突襲鄭州，一輛黑色轎車被雨水淹沒。 危急時刻，李坤朋拿菜刀前去救人，感動了無數網友，被網友親切地稱作「菜刀哥」。 今天，被鄭州市授予「見義勇為」獎的菜刀哥李坤朋，因病去世，年僅39歲。 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發生一起「駕車撞人並持刀捅人」事件。 南京胖哥見義勇為挺身而出，並在此事件中被捅傷。 2021年6月2日，南京市見義勇為基金會專門作出決定，南京對「5.29」案件見義勇為群體予以獎勵。 南京胖哥收到見義勇為證書，人在ICU。 2021年12月，南京胖哥出院，但失去肛門功能。 2023年9月，南京胖哥因女兒發現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而發視頻求助。 2023年9月30日，南京胖哥女兒去世。 2023年12月6日，南京胖哥發朋友圈稱父親去世。 2024年4月，南京胖哥被初診為PTSD。 ……. 你看看這個世道，那些老實人、好人，被「欺負」成了什麼樣子，再看看那些流氓、小人，都活得光鮮亮麗賺得盆滿缽滿。 直播間里，那些嫖娼的、賣假貨的、杜撰劇本的牛鬼蛇神們，成了大網紅，年入千萬。 那些失去了唯一的孩子的、失去了健康身體的、走投無路在網上賣點東西賺點錢的老實本分善良淳樸的人，卻要接受道德君子聖母婊的審視： 「賣慘掙錢，不要臉」。 我最厭惡這個世界的地方，就在於此。 那些流氓和垃圾們，活得光鮮亮麗，突破底線的黑心搞錢，沒人把他們拉出來鞭屍喊打喊殺。 偶然幾個窮苦了大半輩子的人，突然掙了點錢，就被冠上各種欺世盜名的罪名。 流氓，都成了座上賓，好人，都死在了半道邊。 提燈定損、深圳拆窗，如此不要臉地大肆斂財，最後永遠是「調解處理，協商退錢」。 一轉頭，賣芹菜獲利14元的，官方一出手，就是10萬元的天價罰款單。 「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阿琛，世界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啊，乾脆天下烏鴉一般黑算了，咱也別孔孟之道、儒家君子去熏陶教育讓大家做好人、做老實人、做善良的人了。 都當流氓算了，不比誰高尚，就看看誰更無恥。 畢竟，越是無恥不要臉的人，活得越好。 網路圖片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深涵說
網路圖片 2月26日，蘇州工業園區發布了一個很黑色幽默的通報，說有個房產中介邵某在網上發短視頻： 「園區房產交易大廳工作日爆滿，肯定是他們花錢請的人，200塊錢一天」。 經過調查，屬於不實言論，對邵某依法刑事拘留。 最後，請廣大市民不信謠、不傳謠…… 這事情就很難綳，左上角人家都寫得很清楚了「虛構演繹，僅供娛樂」，相關部門居然還上綱上線把人給抓了。 我們當然要譴責造謠者擾亂市場的行為，但當行政拘留就能解決的問題非要上升到刑事犯罪，當治安案件非要套上尋釁滋事的口袋罪，這種降維打擊式的執法背後，藏著比謠言更危險的病灶。 承認造謠就該接受懲罰，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共識。 中介說房產交易大廳工作日爆滿，都是200一天請來的演員，這類行為確實擦了點《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邊界，如果公安機關依法對其處以行政拘留、罰款，既能讓違法者付出代價，也能給市場吃下定心丸。 但現實卻是直接動用刑事手段——這種跳過行政處罰階梯、直接掏出手槍打蚊子的做法，暴露的不是執法者的雷厲風行，而是對法律工具箱的認知錯亂。 根據《刑法》291條規定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有著嚴格構成要件，要求行為必須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 從現有信息披露看，該謠言甚至連局部市場波動都沒有，未出現任何群體性事件、金融機構擠兌或系統性風險，但它依然處了刑事，真的牛逼。 按這個邏輯推理，房價跌了這幾年，那些天天唱多，喊著房價要漲的大V為啥不被抓起來？ 其實有這樣的雙標，也很好理解，無非就是戳到一些人的肺管子了。 房地產嘛，這麼多年來一直是地方的錢袋子，現在房地產不行了，土地財政也就岌岌可危，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了，只有等房地產再次起來，大家可能又會變得大度起來。 就好像一個健康的人，你拿他開玩笑，他可能也就一笑了之，但是如果他已經病入膏肓，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了，你還拿他開玩笑，說得越是正確，它就越會跳腳，氣急敗壞。 現在房地產行業就是那麼一回事，老夫寫文章寫了那麼多年，可太有感受了，想當年恆大拚命刪我文章，到現在還歷歷在目。 如果當初我寫恆大的文章可以多活一段時間，可能還能救更多的人。 歷史反覆證明行越用力捂住市場的嘴巴，真相破繭時的破壞力就越驚人。 假話就像池塘里的浮萍，看似鋪滿水面卻傷不了根基；真話卻是水底瘋長的水葫蘆，表面風平浪靜，實則正在絞殺整個生態系統的氧氣。 我們的調控總在「堵」的層面層層加碼，卻不願在「疏」的維度推動發展，這種避重就輕的治理邏輯，終將使所有參與方困在暴漲暴跌的輪迴里。 上面這些有點扯遠了，回到中介被刑拘的事情上來，我認為法治社會的精髓在於罪罰相當，正如普羅泰戈拉所說「尺度是萬物的主人」。 蘇州這起案件最可怕的不是抓錯了人，而是用對了罪名卻下錯了藥量——就像醫生給感冒患者開化療處方，看似療效顯著，實則摧毀了整個免疫系統。 當我們默許隨時可以祭出刑事重典來對付行業亂象，這種滑坡效應才是對法治根基的致命侵蝕。 站在歷史的維度看，這起案件不過是房價焦慮時代的微觀註腳。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某個中介的謠言，而是某些地方把法律當橡皮泥任意揉捏的慣性。 希望當地認真思考一下量刑是否太重，因為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引言獲罪上升到如此高度，只怕對於當地的民眾會起到一個很壞的帶頭作用。 經濟規律不會因為你不接受就不存在了，縱觀歷史，幾乎每個大國都經歷過一次房地產危機，真應了那句話「人類可以從歷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在歷史中吸取不到任何教訓」。 我倒是覺得房地產儘快出清，讓房屋回歸居住屬性，擠掉原來的泡沫，才是當下最正確的選擇。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七叔東山再起
網路圖片 把雙休日還給高中生，讓學習好的孩子每周有兩天喘氣、調整的時間； 學習不好，高考無望考到好學校的學生，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時間，學一些感興趣的內容，不用硬往高考這條狹窄的賽道上擠。 文 | 半糖可樂 杭城高一、高二推行雙休，有人歡喜有人愁。 上周雙休的第一個周末，有老師拍下煙火氣滿滿的視頻，感嘆終於有時間給家人做一頓美餐；有學生更開心，睡到中午起床，打球放鬆的時間比之前寬裕了。不過，部分家長強烈反對，洋洋洒洒寫下了4點理由和2點建議，投訴到了市民問政平台。 網路圖片 高中住校生每天的作息可能是這樣的：早上6點左右起床，開始鍛煉早讀，緊接著就是一天上滿滿當當的八節課，下了晚自習快10點，洗洗涮涮之後，躺到床上已經是晚上11點。如果是走讀生，晚自習回家後有可能繼續熬夜學習。背負著巨大的升學壓力，一周5天，每天都是如此高強度的腦力學習，幾乎沒有任何娛樂休息的時間。這樣的日子，連自稱牛馬的打工人都覺得苦不堪言。 所以，站在保護孩子身心健康的立場，讓高中生雙休其實是一個無需討論的話題。父母難道不心疼早出晚歸的孩子嗎？當然不是，但現實又遠沒有這麼簡單。 首先就是競爭的壓力。就像杭州這些反對家長說的那樣，同一個省份或者同一個城市的高中生要面臨的升學壓力是一樣的，如果只是杭州市區的高中生雙休，市區孩子休息的時候，縣中孩子們都還在「玩命」學習，一兩年下來，這得有多大的差距？想到這裡，杭州市區的家長自然是如坐針氈。 如果孩子在家裡沒有自我管理、自我學習的能力，家長又不想讓孩子白白浪費周末兩天時間，就只能再報輔導班，這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高中生周六日繼續在學校學習，能給家裡減輕不少負擔。 這就難怪杭州市區眾多家長破防。事實上，不只杭州，面對「雙休」的最新政策，衡水中學的家長更是如臨大敵，家長吐槽「讓高中生雙休，完全是胡搞」的話，登上了微博熱搜。 不管家長們如何反對，高一高二實行雙休，恐怕是大勢所趨。因為未來對學生的培養，更注重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重點考核個人的學科思維和創新能力。近期以來，全國不少地方都開始落實了高中雙休制度，比如揚州、南通、長沙、廣州、東莞、惠州等。 從長遠看，政策給學生減負是好事。恨不得一天24小時都把人摁在書桌上學習，對於一部分學生來說，其實是一種無效內卷，不利於培養人的綜合能力，也容易催生心理問題。 把雙休日還給高中生，讓學習好的孩子每周有兩天喘氣、調整的時間；學習不好，高考無望考到好學校的學生，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時間，學一些感興趣的內容，不用硬往高考這條狹窄的賽道上擠。 不過，確實也有一部分學生有周末在校學習的需求，相比一刀切，給家長和學生們開放一點自由選擇的空間，其實更合適。已經推行雙休的一些城市，比如長沙，就沒有強制學生周末離開學校，如果學生想返校自習，是完全可以的。如果連在校自習的選擇權都沒有，焦慮的家長可能會逼著孩子去外面上補習班。 減負雖好，但只要高考的壓力如影隨影，年輕人要爭奪有限的社會資源，家長們就不會停止焦慮。類似要不要上晚自習、寒暑假要不要提前開學，若推行時一刀切，很可能因為無法滿足其中一部分家長的訴求，而引發爭議。高中周末雙休政策的核心，在於「自主」，只要不強制，允許學生周六周日在學自習，不違背教育改革的本意，也更利於教育公平。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四環青年
「戰爭可以使許多事情得以澄清，並以深刻的方式重新調整現有的夥伴關係，」美國外交政策理事會(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的副總裁伊蘭·伯爾曼(Ilan Berman)曾經在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的一篇專欄文章中這樣說。在他看來，這正是2023年10月7號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襲擊之後，以色列和中國關係的寫照。 「很明顯，中華人民共和國選邊站了，」伯爾曼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所指的是中方在哈馬斯與以色列的這場衝突中站在巴勒斯坦那一邊。 在恐怖襲擊發生後，世界各國領導人都對以色列的遭遇表示同情，並譴責哈馬斯的恐怖行為。但是北京卻保持沉默。中國外交部最終發表了一份聲明，「深表關切」，呼籲各方「保持冷靜、剋制，並立即結束敵對行動」。中國外長王毅一度指責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超出了自衛的範疇」，並敦促以色列停止對加沙實施「集體懲罰」。 以色列看清，中國不是朋友 在很多觀察人士看來，中方沒有譴責哈馬斯的襲擊顯示了其偏向巴勒斯坦一方的立場。 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國防部提供諮詢的中東問題專家伯爾曼說，外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充分意識到中方的做法在以色列內部引發的巨大影響。 「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機構確實已經覺醒，中國不是一個朋友，中國參與的一系列區域行為有害於以色列的利益，也有害於西方的利益，」他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間，也就是2016到2020年期間，以色列那時候還對中方是否構成問題半信半疑。時至今日，以色列方面對中方在國家安全領域確實構成威脅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 伯爾曼說，現在我們看到中方試圖做出一些補救，試圖重新與以色列進行接觸。 在最近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以色列外長吉迪恩·薩爾（Gideon Saar）舉行了會談。這是自2023年10月加沙戰爭爆發以來中以雙方最高級別的直接會談。據中國外交部的消息，王毅在會談中強調了中以人民的長期友誼，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方面為猶太人提供了避難所這段歷史。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在1930-1940年代，在中國執政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跟中共沒有絲毫關係。 伯爾曼說，無論是以色列政府還是以色列人對於與中國重新進行深入接觸的胃口沒那麼大了。 「就像英語里說的那樣，綻放的玫瑰已經凋謝，」他說。「我認為中國會發現–它在那裡失去了很多陣地。」 伯爾曼的這個看法得到了有關民調的證實。以色列國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2024年底發布的一份報告引用2024年9月的一份民調指出，以色列民眾當中，超過一半的人認為中國對以色列是不友好的；認為中國是友邦的只有16%。相比之下，2019年的時候，皮尤研究公司(PEW Research)的一份調查說，有大約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對中國抱有好感；到2020年，由於新冠疫情和其他原因，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不到50%。 北京為什麼選邊站？ 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大國競爭項目主任格蘭特·拉慕里(Grant Rumley)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了中方選邊站的原因。 他說：「我認為，北京方面的算計是，通過批評跟美國密切的以色列，它可以利用全球南部對加沙的廣泛同情而獲得好處，同時也間接地把自己擺在敢於挑戰美國的位置上。」 該研究所的執行主任邁克爾·辛格(Michael Singh)此前撰文說，這與北京過去對中東衝突的冷漠態度截然不同，以往中國官員通常尋求避免捲入其中。這次反映了中國政府的新傾向，即利用遠離本土的衝突作為削弱美國和在「全球南方」得分的機會。 他進而指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回歸到毛澤東時代，當時北京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積極、最重要的後援，並將其視為廣義上與西方帝國主義展開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研究人員西蒙·里普金德(Simone Lipkind)也認為，中方在這次衝突中採取的明顯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是想要利用這場戰爭來擴大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並同時降低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在這期間，中方不是沒有預料到會對它與以色列的關係帶來負面影響，但是權衡之後，認為利大於弊。 里普金德在署名文章中寫道：自從這一輪衝突開始以來，「中國的社交媒體、官方電視台都充斥著反猶太人的內容，包括希特勒的表情包和指責猶太人在美國擁有過大影響力的評論。儘管中國政府擁有強有力的新聞審查能力，但很多反猶太人的評論還都留在了網上，這似乎表明中國政府不認為這些評論威脅到它在這場衝突中當下所採取的立場。」 她還表示，中國在網上的影響力活動宣揚了美國正在推動這場戰爭的敘事。不過，她指出，中方目前對巴勒斯坦的支持，「似乎大多是表面上的，而且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里普金德舉例說，在衝突期間，美國宣布給予位於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價值一億兩千萬美元的人道援助。相比之下，中方僅僅捐助了兩百萬美元，儘管中國外長在埃及的一次會議期間說是很快要加大援助。 「就目前來看，中方似乎樂見美國在這場衝突中被拖累，而中方在口頭上給予巴勒斯坦人支持，」里普金德寫道。 前美國駐伊朗和委內瑞拉特使、外交關係協會的中東研究高級研究員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也認為，中國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並沒有實際的行動。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我認為中國的盤算就是發表演講支持阿拉伯，從而與阿拉伯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但只是說說而已，他們什麼也沒做。」 有跡象顯示，同情「第三世界」的一些人士也對中方支持「第三世界」「受壓迫人民」解放鬥爭的誠意有些懷疑，並且也在用現實的目光審視中方的作為。 致力於就各種社會正義問題提供獨立報道和評論的非營利性新聞機構「實話實說」去年底就在網站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與以色列的聯繫正在阻礙巴勒斯坦人為自由而戰」的文章。這篇文章援引美國康奈爾大學一位學者的話說：「中方有志於巴勒斯坦人的解放這種說法，極其有問題。」文章說，中方實際上是在想借著這次衝突，「不惜以巴勒斯坦人為代價，來提升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官員並曾在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擔任戰略謀劃官員和發言人凱利·格什奈克(Kerry K. Gershaneck)專門研究中共的政治戰，並著有《政治戰：應對中國「不戰而勝」計劃的策略》(Political Warfare: Strategies for Combating China』s Plan to 『Win without Fighting』）。 『在重大問題上與北京同步』 格什奈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在同其他國家簽署「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時候，其中有兩條特別值得關註：一是這些國家同意讓中央電視台以及其他官方媒體與當地媒體機構合作；二是這些國家同意在重大國際問題上與北京協調，密切或者是加強協調。格什奈克說，這就是要這些國家要在重大問題上與北京「同步」。 他也注意到，受到中共影響的很多國家，在這一輪衝突當中，也都表示支持巴勒斯坦。 美國在以哈衝突中的立場 如果說北京在這一輪中東地區的衝突中試圖贏得和弱者站在一起的政治同情票，並且寧願暫時拋開以色列，那麼美國在這一輪衝突中的立場和得失又是什麼呢？ 外交政策理事會的副總裁伯爾曼說，以色列與美國之間存在一種特殊關係，儘管這種關係的熱度會隨著不同的政府而起起伏伏，但在美國政治中，對以色列的支持這條中線是基本不變的。 他說：「(這)是因為這種支持不是來自行政部門，而是來自國會–眾議院第1041號決議案–全面支持以色列–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都有非常顯著的多數支持以色列，理解以色列，因為它是中東心臟地帶的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 -了解以色列的戰略價值，並願意為它的成功而投入資源。」 前美國軍方官員格什奈克也表示，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分黨派的。 他說：「即便是在非常困難的時候，美國，即便是拜登政府，也選擇了和以色列站在一起。這一點，我想其他國家也都注意到了。」 儘管美國和以色列之間並不是正式的條約「盟國」關係，但是格什奈克說，「在我看來，『盟國』不一定就是紙上的。」 美國國務院在描述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時說，「以色列是美國很好的夥伴，而對以色列來說，它沒有比美國更好的朋友。美國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因我們對民主、經濟繁榮和地區安全的共同承諾而緊密相連。我們兩國之間牢不可破的紐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固。」
在中國年度政治大戲——全國「兩會」開幕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於2月28日召開會議，強調擴大內需、穩定樓市與股市，並防範經濟與外部風險。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加劇、美中貿易爭端再升級的背景下，中國如何穩住國內經濟、應對外部挑戰，將成為今年「兩會」的核心看點。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強調經濟維穩 據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習近平主持，主要討論即將在全國人大開幕式上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稿件。會議強調，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必須高質量完成既定目標任務，為即將開啟的「十五五」規劃奠定基礎。 會議重申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包括「擴大內需、穩住樓市股市，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和外部衝擊」，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 「政治安全」擺首位 同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進一步強調「國家安全」優先，明確指出「捍衛國家政治安全」是平安中國建設的核心任務。他表示，要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並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治理思維。 一年一度的兩會即將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舉行。預計，解放軍十幾名高級將領可能缺席。 近年來，相較於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強調「市場」與「發展」，「安全」正成為中國政府政策制定中的關鍵詞。據《日經亞洲》統計，去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安全」29次，「風險」24次，均高於往年，凸顯政府對社會與經濟穩定的重視。 分析：面對美中新局 經濟與維穩成兩會基調 中國全國政協與人大「兩會」將分別於3月4日、5日開幕。儘管自去年起，原本備受關注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已改為「如無特殊狀況，不再舉行」，但「兩會」仍是國際社會觀察中國政治經濟動向的窗口。 依據會前中國官方透露的信息，以及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所判斷的，今年會議的核心基調或圍繞經濟穩定與社會穩定發展，特別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宮、美中貿易緊張加劇的背景下，北京如何應對外部壓力備受關注。 中國經濟增速目標或將維持5% 按照慣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將在人大開幕式上宣布2025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現居美國的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兼任副教授吳明德認為，儘管中國經濟疲軟，但「為了面子」，官方仍可能設定5%的增長目標，或至少維持在4%-5%區間。 吳明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中國設定增速目標的關鍵考慮之一，是應對可能再度升級的美中貿易爭端，這將直接影響中國出口。 他解釋道，美國市場佔中國出口的17%-20%，過去四年，中國企業通過轉單至東南亞、墨西哥來規避關稅。但特朗普政府正在向墨西哥施壓，堵住這些漏洞，使中國面臨更大壓力。 吳明德說：「在特朗普上一任簽了協議之後，美國和中國互收關稅 其實就是美國每一天多收1億美元的關稅，一年收多365億，過去五年就接近收多了1800億美金關稅，變成中共少賺了1800億的利潤。」 兩會看點：財政刺激政策加碼? 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方琮嬿同樣認為，在中共高層「穩中求進」，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策略之下，今年經濟增速目標仍將維持在5%左右，不會鬆動。 但她表示，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速不僅實現得頗為辛苦，甚至可能有所灌水，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推動貨幣寬鬆政策，但效果有限。因此，外界關注今年「兩會」是否會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政策。 然而，2008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推出的「四萬億」大規模財政刺激，留下了長遠的負面效應，加上中國現正面臨美國的關稅壓力，方琮嬿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會選擇相對保守的財政政策，以確保財政工具的彈性，不太可能推出更大幅度的擴張策略。 兩會看點：如何鼓勵私營企業、化解債務風險? 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則認為，由於中共面臨政治、經濟及其自身內部更多不可測的變數，因此今年兩會的重要性相對提高，觀察重點在於中國政府如何扶植私營企業及化解債務風險。 宋國誠指出，今年兩會期間或將提出鼓勵私營企業的方案或政策，因為目前看來，中國只有私營的高科技企業，技能與美國企業一搏，又能促進經濟復甦，但儘管短期內對官方有利用價值，長遠來看，只要中國體制不變，私營經濟仍將處於「妾身不明」的窘境。 面對各地債務風險，宋國誠分析，兩會中可能出台全國性的化債方案，首先是加大對地方政府「輸血」，以資金支持助其處理債務；其次是調整金融槓桿，為房地產企業紓困，此外也可能採取寬鬆貨幣政策，進一步刺激消費。 兩會看點：外長記者會如何論述美中關係? 除了經濟問題之外，在總理記者會取消之後，人大會期中的中國外交部長記者會，預料也將是今年兩會重頭戲之一，而美中關係顯然將是重中之重。 宋國誠指出，外界或許有機會在兩會期間的各項議題中，解讀出中國將如何應對美中貿易爭端升級。但比起關稅問題，中國政府更擔憂的是特朗普政府是否可能會推動「聯俄抗中」。 宋國誠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最近跟普京通話，強調中俄兩國是患難與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鄰居，其實這是一種求救信號，也是一種危機意識的反應，所以基本上中共對美國還是採取軟性訴求，重申所謂的合則兩利，斗則兩傷的立場。」 《反分裂國家法》20周年 中國對台有新招？ 今年也是中國《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台灣官員近日警告，北京可能在「兩會」期間加大對台威懾，甚至對台灣人採取更具危險性的舉措。 台灣《聯合報》報道，2月26日中共「對台工作會議」結束後，官方通稿刪除了往年常見的「和平」一詞，引發外界關注是否意味著北京對台政策調整。今年中國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關台灣的表述部分是否會有變化也是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宋國誠認為，中國可能會藉此擴大宣傳《反分裂國家法》的合理性與合用性，並通過俄烏戰爭新進展，進一步渲染移美論，動搖台灣人的反共意志。 方琮嬿則認為，中國政府深知特朗普政府成員中，有許多是對華鷹派，因此目前對於美國介入調停俄烏戰爭的影響，仍抱持觀望態度，在此情形下，對台政策不至於發生大幅變動。 方琮嬿說：「要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去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對台政策調整，我覺得可能性是比較低的，比較可能就是說(中共)他會繼續採取融統、促統的策略，繼續對台做所謂兩手策略，軟硬兼施。」 中國政府政策創新有限，維穩或仍是主旋律 位於德國柏林的政治學者張俊華認為，危險的關鍵在於中國未能解決自身經濟問題，錯誤的刺激政策恐經造成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不滿政府的情緒，所以必須另外製造新的「敵人」來轉移視線，對內是反腐，對外就是栽贓台獨，加大對台施壓。 但另一方面，張俊華也指出，中國雖挾其軍事實力，足以成為區域霸權，卻受限於中共政權自身封閉、被動的政治機制，而導致缺乏開創思維，終究無法成為操控世界格局的大國。 在此背景下，每年一度的「兩會」，隆重場面行禮如儀背後，也難以令人期待會有開創性的成果。 張俊華對美國之音說：「最關鍵是現在中國政府沒有創新能力，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因為他已經把所有問題定下框架，不可能越出這個範圍，就是說中國不可能從改革角度上，有新的進展，就是不用期待的。」
中共即將於下周舉行人大政協兩會，為未來提供路線藍圖。中國政治學家、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最新出版《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 轉型八論 》，提出從習近平的「逆轉型」到中國大轉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屆時的統治可能遭遇挑戰。吳國光認為中國已經沒有由上而下變革的可能，只有大規模的民變才能促發官變和制度之變。吳國光博士從不同社會力量的互動，預測中國在後習近平時代可能出現四種前景。 習近平「逆轉型」將中國歷史帶入「垃圾時間」 《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轉型八論》是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最近在紐約博登書屋出版。這套書推出正值《北京日報》批評的「垃圾時間」和「躺平」這些名詞受到高度討論。 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王維正認為，垃圾時間」談的是中國的預知結局且無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國改革開放走入死胡同中。」吳國光認為中國的「垃圾時間」是習近平 「逆轉型」的結果。吳國光指出，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前夜開啟了這種「逆轉型」進程，將中國帶回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 他說，過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壓維穩，一方面給老百姓發財改善生活的機會，以換取人民不挑戰中共一黨專制。現在習近平的「逆轉型」 減少了中國人曾經享有的若干經濟社會自由和發財機會，把中國帶入「垃圾時間」。 「垃圾時間」證明北京從前引以為傲的中國模式— 不計代價發展經濟和進行維穩的制度失敗了，因此這也是人們反思這種模式並尋找出路的機會。他指出，如果「垃圾時間」意味「小民絕望」，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無法改變個人命運，人民就會開始思考是中國制度框架是否存在問題。 吳國光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的逆轉型不意味它必然帶來中國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轉型，但這種逆轉型為在中國結束共產黨制度的大轉型帶來了可能。 「逆轉型」或開啟中國「大轉型」的破局之門 吳國光樂觀地相信中國人會生活在一個權利有保障和民主的體制之下。他的想法經歷過幾個階段的演變。吳國光曾經在鄧小平和胡趙體制時期參與高層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納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當時他相信「中共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國推到一個進入民主化的門檻」，但最終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收場。 吳國光博士曾經在1990年代提出中國政治轉型兩階段論：即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再從威權主義轉型到民主。他表示這是因為自己看到了台灣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國引入市場因素改革，結果是中國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民主化則淪為空想。 時至今日，吳國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國轉型「民變論「。吳國光對美國之音《縱深視角》說，習近平「逆轉型」帶來的是大眾利益普遍受損和小民絕望帶來的諸如白紙革命和陝西浦城職業高中這類反抗事件。他認為這種小型「民變」如果進一步擴大，鎮壓就難以奏效，並可能在政權內部產生鎮壓與妥協的意見分歧，這就是民變觸發官變論，這個時候破局可能就出現了。 後習近平時代中國「大轉型」的四個想像 吳國光博士預測了習近平之後的中國四種可能前景。第一是「鄧小平二世」模式再現，這種前景的特點是「鄧二世」成為中共核心，掌握關鍵決策權，但高層會有部分權力分享。吳國光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因為這需要中國再現一個鄧小平，在細數了李強、蔡奇、曾慶紅、溫家寶等領導人之後，他認為現在中國已經沒有第二個鄧小平出現的土壤。 第二種是經過權力鬥爭後再出一個野心家，意即「習的狀態被複制或者延續，」也就是 「習二世」模式。吳國光認為這種情形只會持續加劇社會不滿，難以成為中共可持續模式。第三種是回到胡趙模式，推動共產党進一步改革。他認為這種模式只是理論上有可能，現實中還看不到中共裡面有新的胡趙這樣的人物。 第四種是出現新生社會力量。如果現在習近平完全不掌權了，他說，「那麼我相信，社會力量在全國各地都會蜂擁而起。」不過，他也不敢斷言中國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吳國光之外，其他外國學者也探討了後習近平時代的各種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開始觀察中國發展軌跡的法國漢學家白夏告訴美國之音，後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會變成一個集體領導黨，並反省習近平執政時期的錯誤。 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中國研究研究員約書亞•艾森曼和托馬斯•S•塞克斯頓（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國《國會山報》發表聯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對中國未來政治軌跡「毫無根據的樂觀主義的誘惑。」他們警告說，中共權力的韁繩很可能最終落入中國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國家機器中默默無聞的官僚，因為他們深諳如何在體制內行使權力。 習近平之後的中國將走向那一個方向？吳國光博士說，「民間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動才是決定中國未來的關鍵 。」
中國正在進行的大規模反腐運動已經導致越來越多軍中大老虎落網。這個運動擴展的範圍越來越大，預料可能有十多名解放軍高級將領會缺席下周在北京上演的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戲「兩會」，即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年會。 今年的兩會計劃在三月四日開幕。就在上個月底，北京宣布，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原黨組書記、董事長譚瑞松因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而落馬。中航集團是一家主要的國防承包商和飛機製造商，而且名列《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之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CCDI）指控他侵吞巨額公共財產，「靠軍工吃軍工」。 譚瑞松本人或中航集團都未就此發表公開評論。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動的反腐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中國解放軍的各級將領對他的個人忠誠，而不是真正對貪腐的關切。過去兩年中，超過14名高級官員受到懲處。 有報道說中國國防部長、海軍上將董軍可能正在接受調查，不過中國外交部去年年底曾否認這一說法。分析人士表示，他們將密切關注董軍是否會出席下個星期舉行的兩會。 習近平在2023年就已經將解放軍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上將和他的副手劉光斌解職，而在目前還未結束的第二波整肅行動中又有四名上將、八名中將和兩名少將落馬。至少還有三名航空工業的高管被中國全國政協解除委員資格。 習近平去年六月在對軍方高級將領講話時明確談及他對軍方進行整肅的目的。 「我們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習近平說。「槍杆子必須永遠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 習近平的說法與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的一句名言相似，那就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有些人認為，目前進行的反腐運動其實反映了中共內部的政爭和內鬥。 「清洗很可能反映出黨的其他領導人對習近平越來越大的挑戰。那些被懷疑對習近平不夠忠誠的軍方領導人就有可能最先遭到解職。」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亞太研究教授佐藤洋一郎（Yoichiro Sato）向美國之音表示。 「軍中貪腐並不新鮮。貪腐指控是習近平整肅對他統治構成潛在挑戰者的一個工具，」佐藤洋一郎說。 反腐運動也會引起相當程度的政治混亂，因為目標人物也包括了部分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官員，例如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海軍上將。 中國前後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與李尚福也在2023年被解職或受到懲處。李尚福是在任上落馬，而魏鳳和是在卸任後被整肅。 魏鳳和在2028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間擔任中國國防部長，在那之前他是火箭軍司令員。 苗華被停職顯示，反腐運動已經擴大到軍方的政工部門，而這一部門是最高當局監督和掌控軍事部門的眼睛和耳朵。在這之前，反腐運動主要集中在被視為腐敗溫床的與裝備採購相關的軍事部門，例如火箭軍部隊和解放軍總裝備部。 分析人士認為，反腐和清洗有可能強化了習近平的地位，但是也可能產生了負面的效果，士氣因此低落，中共奪取台灣的軍事能力也很難不受影響。 「如果習近平不能確保解放軍在一場衝突中能夠取勝，他是不會甘冒對台灣或在南中國海作戰可能帶來的風險的，」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ICS）首席研究員海倫娜·拉加達（Helena Legarda）指出。「短期看，至少在這第二波反腐運動尚未結束之前，北京發動一次公開衝突的動機可能不會那麼高。」 華盛頓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NBR）局長甘浩森（Roy Kamphausen）指出，習近平本人也對解放軍組織、實施和完成現代作戰任務的能力提出過質疑，稱解放軍患了「和平病」。 「持續十年的解放軍反腐運動對士氣產生了負面影響，解放軍完成使命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削弱，儘管軍隊的技術裝備水平在不斷提高，」甘浩森對美國之音說。「這一切表明，習近平想要以武力奪取台灣的意願已有所降低。」
過去幾年，一個久違的名詞，「自己人」，經常不經意地出現在中共的內部講話中，如同一個長久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政治的一個隱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巨大矛盾和危機。 尤其刻下，譬如從不久前的「217」會議到春季前後各級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會議，在缺乏實質性利好政策的同時，中共官員們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詞，用來表明心跡和誠意，以拖待變。 只是，這種近乎黨內「黑話」的話術，不僅難以增進企業家們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劇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認同焦慮。以「自己人」為標誌，一場圍繞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認同衝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統治話語和治術的貧乏，也表明中國的政治衰敗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中國企業家的薛定諤狀態 與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傳統統戰的範疇。歷史上，在作為中共自詡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戰中，「自己人」並不算是其中一個常見的話語。通常只有在黨內的偶爾場合，處於需要分清敵我和幫派的兩種情形，即或者為了拯救可能被枉殺的同志，或者為了拉攏黨內團伙和幫派，才由關鍵人聲稱、擔保某某是自己人。 這是中共內部組織關係的屬人化和主體化，包含著承認、利益和組織等多重認同，既有關個人和團伙的組織承認，類似秘密會社成員對上「切口」、手勢後的釋然，更被引申作為整個統治集團甚或統治階級內部的相互認同，有著很強的「講政治」象徵。 至於民營企業家，對中共來說其地位和認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間經歷了反覆變動，從被統戰、可團結的民族資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專政對象，從與黨政官僚相互依賴、勾結的利益共同體到「國進民退」的犧牲品、從黨內團伙的「金主」到「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等等，可謂大起大落，可謂是見證著中共意識形態不斷劇變的一個關鍵指標群體。這也是直到今天這個群體仍心有餘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還是在江澤民時代。他在任的最後幾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第一次在意識形態的理論層面將民營企業家群體吸納為中共的自己人，承認他們具有先進生產力代表特性，承認他們的社會精英地位，也願意將他們吸收入黨。當然，相比此前在統戰層面的黨外地位，也就是承認其政治協商即中共執政和資政夥伴的有限性，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變動具有質的變化，一度引發中共黨內外的巨大爭論，被認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會民主或者民主化轉型的開端。 然而，2012年以來中共領導人的更迭終結了民營企業家與中共的蜜月，在國進民退的浪潮推動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處境每況愈下，甚至淪為各地官僚「捕撈、漁獵」的目標、也是新一波義和拳民發泄仇恨的對象。直到新冠疫情結束兩年後經濟下滑、危機臨近，以杭州Deep Seek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間的晶元戰爭和AI競賽中的突破性表現，代表了所謂新質生產力，突然間拯救了整個私營部門，也促使中國領導人在「2·17」會議上再次向民營企業家喊話，稱作「自己人」。 然而，因為其內生的隨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夠法律解釋、意識形態理論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詞的定位是否意味著中共回歸了江澤民時代的路線、是否真正承認民營企業家作為統治集團成員都極不確定。僅僅從「自己人」一詞，中國民營企業家看不到任何確定的保證或承諾，遑論如何作為中共的「自己人」參與權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們今天的處境或如薛定諤的貓一樣，無論個體還是集體，不可說，不可看，命運全在一念之間。這或許才是中國資本市場充滿不確定性的根源。 供給側的政治衰敗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營企業家已經是中共黨員身份，他們也不相信所謂「自己人」的歡迎辭。畢竟，連根正苗紅的企業家任志強，都因對「自己人」的大膽批評而入獄，何況從2013到2023年的十年間，中共以反腐名義清洗了四百萬幹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萬，近五百萬幹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險一點不小。相比之下，還是作為傳統的被統戰對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糾結困境，凸顯「自己人」一詞背後的中國政治衰敗。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後，政治衰敗幾乎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如福山所說，當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在現行體制下無法得到滿足，政治體制便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走向政治衰敗，這正是21世紀初以來特別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後美國政治展現的衰敗趨勢，包括高度的政治極化和極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的出現。 在中國，這種政治衰敗也幾乎同時發生。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國政治轉向封閉和集權，中共統治集團對外部和內部的新興力量均採取拒絕和鎮壓的敵視態度，踏上了新毛主義的政治衰敗進程中。爾後儘管福山到訪北京受到王岐山的親切接見，卻未能讓中國領導人相信太平洋兩岸的政治衰敗進程幾乎同時開始了，後者反而從中得出了「東升西降」的超級自信。 當然，其中一個插曲今天看起來更意味深長：新冠疫情期間，武漢的一位中產階級精英住進了隔離集中營還手握福山這本著作，日讀不綴，被全國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時間，此書洛陽紙貴，中國社會精英們對政治衰敗到何等程度才會出台如動態清零一般的惡劣治理有了從未有過的深度認識。或許，這才有2022年底在白紙革命爆發前的中產階級反抗。 而動態清零猝然結束後至今的政策供給不足，無時不刻印證著中國政治衰敗後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會恐慌氣氛中，北京當局只剩下「自己人」這樣曖昧糾結的文宣安撫，話語能力和意識形態生產極其貧困；另一方面，這種話語貧困和政策供給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來北京供給側政策的最終失敗。這在北京政界和學界幾乎成為共識，甚至引發了一家最高級官方經濟學智庫的大清洗。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談中國政治衰敗的時候，不僅指福山的理論與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上層建築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相吻合，即中共對私營經濟的打壓，其削足適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與中共意識形態基礎相衝突，而且，這種衰敗具體表現在過去十數年的供給側路線上。這是迄今為止北京的統治集團們不願意正視的一個基本問題，也因此難以擺脫錯誤路線的桎梏從而為民企、為消費側改革、為提升公眾福祉重新尋找到合適的政策路線。 因為理論上，劉鶴主導的所謂供給側改革，是一種預防性的反危機政策，卻與歷史上大蕭條之後納粹德國的央行行長、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實現自給自主的「新計劃」政策如出一轍，平行於政治上肅清公民社會和社會新興力量挑戰的鎮壓政策，性質上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共實行的統制經濟模式的翻版，在現實中則從宏觀和產業政策嚴格限制私營部門，為國有部門的壯大與控制開闢空間。 而且，表面上作為經濟路線的供給側改革，其後果如同經濟領域的清場，或曰動態清零的常態化，事實上加劇了中國政治的全面衰敗，激化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封閉集權與社會新興力量的矛盾和衝突，譬如最近中國航空、航天、軍工部門管理層腐敗窩案迭出，也將今天的中國私營經濟置於無比尷尬的政治夾縫中。如果不對供給側改革做根本檢討和改變，中國私營部門和私營企業家們的薛定諤狀態也不會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當然，這一改變勢必將動搖劉鶴身後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只是，如果僅有「自己人」的修辭，無論怎麼巧言令色，恐怕都難以從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難以收拾人心。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