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深夜，港交所编号00001的长江和记挂出一份公告，说自己和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了原则协议，以总价228亿美元卖掉自己全球港口业务的核心资产，其中就包括了巴拿马港口公司9成股权。 消息一出，很多博主都对李嘉诚卖掉巴拿马港口这事儿进行了解读，他们说巴拿马运河一年通行费用就有50亿美元，228亿美元卖掉实在太贱了。 这种煽动性说法很煽动，但是他们都错了。 首先，巴拿马运河有5个港口，李家的两个每年给4成通过运河的货船提供服务，通行费用不是全给李家了。其次，228亿卖掉的不是巴拿马运河的港口，是： 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 星球一个月前写过这事儿，李嘉诚从1997年就控制了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侧和大西洋侧的两个港口，特许经营权合同是签到2046年的。为什么提前放弃了，其实就是美国给的压力太大。 挨了这种闷棍，大家还都对外说自己赢了。巴拿马总统说运河永远属于巴拿马，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Frank Sixt）强调：“这笔交易纯粹是商业决策，与近期有关巴拿马港口的政治新闻毫无关联。”就连长和的股价今天都涨了20%以上。 李家这次卖掉的资产覆盖亚欧美洲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涵盖199个泊位及配套的智能码头管理系统、全球物流网络等核心资源，只留下了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和深圳盐田港这样的国内资产。 港口业务是长和的第三大业务，如果按照去年半年报计算，每年光是中国以外的港口贡献的利润就接近20亿美元。 股民朋友们，你们在高兴什么？ 好了，纠正完媒体和网红们的错误，大星今天再说点别的。 很多人一看长和把港口资产卖给贝莱德了，就都说是卖给美国人了，这种说法对也不全对。贝莱德是拉着一群小伙伴一起买的，除了贝莱德自己，还有他们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合伙企业(GIP)、地中海航运旗下码头投资公司(TiL)。 贝莱德大家都熟悉，创始人拉里·芬克是出生于洛杉矶的犹太朋友，GIP是贝莱德从瑞信手里买下的专门投资全球基础设施的基金，经典案例有收购英国伦敦城市机场啥的。地中海航运旗下码头投资公司(TiL)是啥不熟悉的朋友肯定不熟悉。 地中海航运的创始人是意大利40后詹路易吉·阿庞特，去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里，他净资产331亿美元排第48。 阿庞特先生年轻时平平无奇，直到在一艘船上遇到了一位以色列裔瑞士藉女子，这还得了？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意大利帅船长，那不结婚等啥呢？ 婚后两人用一条船进军航运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庞大的海运帝国。是不是很励志，大星相信，看到阿庞特先生今日的成就，他那位日内瓦银行家岳父一定会非常欣慰。 就这样，在“快速、低调、激烈、有许多报价和意向的”流程中，李嘉诚把这许多优质资产卖给了横跨欧美的犹太朋友圈。 这个大星熟悉，格力当年就是在这样的流程里被快速处置给高瓴的。 这次交易完成后，贝莱德将控制全球10.4%的集装箱码头吞吐量，代替和记成为全球第三大港口运营商。 10年前，官媒还在喊别让李嘉诚跑的时候，和记是全球最大的码头运营商。7年前，李嘉诚退休的时候，和记旗下还有52个港口，全球最繁忙的10个集装箱码头，和记独占5个。 贝莱德CEO拉里·芬克说： 交易充分展示了我们的实力。 所以说这江湖哪有什么人情世故，全是打打杀杀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网络图片 被一次次离谱的判决逼到绝境，西安一位民营企业家胡绪峰，今日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公开信，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这其实是一封公开实名举报信，举报事由是西安市中级法院屡屡胡乱判案，不仅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给害苦了，也害了2000多户购房百姓。 胡绪峰是陕西宏润集团董事长，也是该集团子公司宏润地产实际控股股东、出资设立人。宏润地产是西安市首批最大城中村改造项目“国际幸福城”开发商。 西安套路贷团伙头目李彬及骨干成员竺尧江、王坚、李德安、陈涛等人，盯上了这个高价值房地产项目。 他们分别以600万元、8000万元股权质押借款，以偷偷摸摸加材料造假，先将宏润地产18%股权变更至李彬实际控制的西安中厦公司名下，后又将宏润集团持有的宏润地产75%股权变更至王坚名下。 上述共计93%股权，对应“国际幸福城”40多亿元资产。这件稀奇事，这些年来被媒体无数次报道，舆论称之“蛇吞象”。 网络图片 “鸠鹊之争”，不管官司怎么打、股权归于谁，无论如何得先把楼建起来，别殃及无辜购房百姓啊。 该套路贷团伙控制宏润地产前，“国际幸福城”已有28栋住宅楼如期交付使用。宏润地产股权被非法变更后，楼盘建设陷入全面停滞，10栋住宅楼烂尾至今，涉及2042户购房人。 去年有官媒报道说，西安一市民14年前付全款在该楼盘给儿子购置婚房，如今孙子已经11岁仍未获交房，一家人长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放贷人王坚一方认为，他们是用很低价格购得的股权，自己就是真正的开发商。遂利用该楼盘项目，对外非法集资7亿多元、骗取银行贷款2亿元、骗取政府资金1.85亿元。 说白了，这帮人根本无意于该项目开发建设，而是长期摆烂并图谋处置“国际幸福城”优质资产，直至吃干榨尽，将烂摊子留给社会和地方政府。 围绕股权归属，双方诉讼持续十多年，期间演绎出诸多奇闻轶事。比如官媒报道的省公安厅厅长签发《督办令》没人管、警方伪造胡绪峰询问笔录、胡绪峰想要给群众交房被街道办事处组织五百多人阻拦。 还有，资产价值40多亿元的“国际幸福城”项目，被以“零对价”非法转移至套路贷头目李彬控制的空壳公司；中国信达新疆分公司险些以30.8亿元对价收购该空壳公司100%股权…… 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去年以来“国际幸福城”数百名受害业主联名写信给陕西省和国家有关方面，吁请深挖彻查李彬套路贷涉黑团伙及其“保护伞”。 业主们认为“国际幸福城”烂尾，绝非原开发商宏润地产的问题，也绝非单纯意义上的民间借贷纠纷所拖累，症结在于该项目被李彬为首的套路贷涉黑团伙及其“保护伞”非法控制，黑恶势力和腐败问题长期深度交织其中，再启开发陷入僵局。 为了拿回被非法侵占的公司股权，尽快重启烂尾楼开发实现交房，胡绪峰十三年来被迫打了上百场官司，其中75%股权的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胡绪峰希望通过诉讼，厘清和界定一个核心问题：我是质押股权，不是转卖股权；用法律术语说，是让与担保，不是股权转让。 2019年，（2017）最高法再171号判决书一锤定音，认定案涉75%股权属于让与担保，不产生股权转让效力，宏润集团依旧是实际股东。 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本可就此终结，宏润地产股权理当物归原主。如果“国际幸福城”项目回到正轨，烂尾楼复工交房至多只需半年时间。 而这一最为权威的判决到了陕西，形同废纸一张，西安市市场监管部门就是不肯纠正错误的股权变更。胡绪峰要回股权的官司不得不接着打。 在后续一系列涉及上述股权的官司中，屡屡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宏润地产一审胜诉，西安市中院二审改判，均作出有利于房贷人王坚等一方当事人的判决。 比如：一审法院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第564条、第565条，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若干规定》第25条，判令开发商与西安中厦公司2011年7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已于2020年12月1日解除。 但西安中院在二审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硬是将一审判决给撤销了。该判决所依据的法条，与案件事实八竿子都打不着。 又比如：一审法院查明放贷人王坚，并非宏润房地产公司75%股权的真实权利人，其无权对股东会决议行使表决权，依据《民法典》第146条、《公司法》第43条之规定，确认并判令宏润地产公司2022年3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西安中院在二审中，即承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也认定王坚与宏润集团公司之间为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关系，却故意忽视王坚在12年前曾以诱骗胁迫方式，非法完成75%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认为王坚行使股东权利是“惯常形式”，又给改判了。 在另外几起因75%股权纠纷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中，一审判决均支持宏润集团诉求，西安中院二审却作出有利于放贷人王坚一方的判决。 包括起诉西安市市场监管局错误变更股权的行政案件，宏润集团败诉后，西安市检察院提出抗诉、陕西省检察院支持抗诉，成为该省多年来较为少见的省市两级检察机关支持抗诉的行政案件。 该案指定西安中院再审，宏润集团仍被判决败诉。 西安中院这种大起大落、“另起炉灶”的颠覆式改判，几乎“无边界化”、“无理由化”，形成事实上的“初审判决无用论“，将两审制实际上变成一审制。 上述“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解除案“、“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二审主审法官均为西安市中院民四庭张熠。 该法官不仅公然无视最高院对于案涉股权性质的认定，还拒绝宏润集团一方三次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串通一方当事人伪造证据。 放贷人王坚向法庭提交的“居委会情况说明”、“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区分局治安大队长惠小明情况说明”均被证伪，后者甚至在法庭质证中被证明人撤回。 更为离奇的是，王坚用于证明股东会决议真实性的公证书，已被西安市莲湖区公证处撤销，但张熠仍将该公证书作为关键证据作出错误的二审判决。 一起并不十分复杂的股权纠纷，被西安中院搞得剪不断理还乱，陷入无终点的循环诉讼。 西安中院制造的“诉讼怪圈”，不仅使宏润集团背负沉重诉累，两千多户等待交房群众也接近忍耐极限。 胡绪峰在举报信中说，在西安市，没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个案的审理，如此长时间地诱发负面舆情、引起社会持续关注和议论； 也没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与民众和法律精英的认知与期待产生如此巨大落差，不断打击世道人心、销蚀民众对于司法权威的尊崇。 2025年2月，西安市碑林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放贷人王坚持有宏润地产75%的股权归原股东宏润集团所有。 时隔六年，地方法院判决终于回归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股权性质的认定，2000多户群众苦等十余年的“国际幸福城”房子，有望随着股权回归原主迎来交付。 一审当庭承认75%股权是借款质押而败诉的王坚，已向西安中院提起上诉。 胡绪峰及数千购房群众忧心忡忡的是，西安中院会否再将初审判决，作为二审判决的“草稿”而任意“涂画修改”，再来一次颠覆式改判？ 凭常识、常情、常理以及法理，西安中院二审改判机制运行，有没有出现严重异化？二审主审法官张熠有无枉法裁判嫌疑？ 西安中院的二审改判，不仅一次次将胡绪峰及公司推向绝境，连带祸害了2000多户购房群众，还明目张胆地否定了最高院判决。 一级二审法院、一个主审法官，主观恣意、任性擅断，竟至于斯，实在闻所未闻。 民众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尊崇，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销蚀的么？ 在给最高院院长公开信的前几天，宏润集团在网上发出“悬赏通告”，征集比西安中院张熠法官作出的枉法裁判“更黑”的民事判决，悬赏金额1000万元，在网上引起热议。 二审法院及其法官频频滥用改判权，将一方当事人逼到发布“悬赏通告”的地步，黑色幽默背后的愤懑、忧惧和无奈，夫复何言。 网络图片 我同情当事人胡绪峰，更同情遭受无妄之灾的购房百姓。十余年等待交房的煎熬与艰辛，非亲历不能感知。 这期间，一定有人在楼盘烂尾带来的厄运中，经历了一系列本不该有的变故：债台高筑，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于连带遭遇的不公，这些百姓想必也是提起心头火，挫碎口中牙的。有道是“陕西地方邪，只说不能讦（jue）”。“讦人”就是骂人，“挨讦”就是被人骂。 2000多户购房百姓，有着如此不堪境遇，不讦人才怪。只是这讦声太微弱，西安中院及其法官大人们是听不到的。 今天一直在思忖，这群百姓怎么讦，才能表达心声呢？不免想到陈忠实《白鹿原》中两句经典的讦骂。 其一，白嘉轩要去县里搭救被抓捕的黑娃，因为“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 其子白孝武说：“你救黑娃让原上人拿尻子笑你！” 尻子，俗称屁股、腚。“拿尻子笑“，完整的说法是“不拿嘴笑拿尻子笑”，比喻做事有悖常理，都让人没法正经笑话。 其二，白家长子白孝文自甘堕落，跟“荡妇”田小娥厮混，亲眼看着孝文长大的长工鹿三鄙夷道：“甭看我三老汉熬一辈子长工，眼窝里把你这号败家子还拾不进去！我要是把人活到这步光景，早拔一根㞗毛勒死了……” “拔根㞗毛勒死“，表示一种极端的蔑视和鄙弃，这里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网络图片 胡绪峰控诉的那些烂事，西安中院及某些法官是决计摆不上桌面的。 “拿尻子笑“，“拔根㞗毛勒死“，话糙理不糙，替两千购房户的数千百姓将此奉送西安中院，应该是合适的。 倘若文坛巨匠陈忠实先生再世，听闻西安法官公正判个案子“比球上割筋还难”，不知道会飚出什么更接地气、更为精彩的骂词。 我承认这两句骂语，虽然颇具关中方言俗语的独特韵味，但很不文明，之于西安中院很是不恭。 但是对不起，是你们的“司法不文明”在先，这么“挨讦”算是轻的了。 西安中院衮衮诸公，自己慢慢品吧。事情做得太绝，断绝受害一方当事人的后路，最终未必只是挨百姓几句骂，将来某一天总是要还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网络图片 【“什么样家庭的孩子在社会上最难立足？——老实本分的孩子，家境平平，无家底，却又有家教。（法家锁喉，儒家捏肋，道家困心，佛家化缘）” 这个世道，让老实人无立根之地，大流氓吃香喝辣。】 1 2024年3月28日，一位租客发布了一段视频，让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这个小小的县城，向来不为人知的小地方，一下子火遍全国。 并且因为这段视频，引发出了2024年开年爆词： 提灯定损。 陈女士在上饶玉山县租了一处自建房，退租时被房东拿着灯一点一点检查，最后列出清单要求赔偿一万余元。 视频中，房东和一女子举着探照灯细细检查房间各处：门边、墙面、衣柜、煤气灶，几只红色塑料凳逐一抚摸，在卫生间蹲坑照来照去，龙骨床架翻起细细查看，一只床头柜也贴了4处黄色标签…… 之后，房东详细列出一张长达16项的赔偿清单，另外有一笔2000元的“其他损伤补偿费”，赔偿款合计10884.95元。 然后，这中间还发生了因为“退租纠纷”，房东拿砖头砸租客事件，以及居委会出面调解，房东照样“不赔钱不行”。 最后，报警处理，舆论发酵，全网热搜。 玉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公安、住建、城管、街道办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经教育，房东郭某林现已退还“赔偿金”。 然后调查组发现了一个“神剧情”： 这个房子，竟然还是违建房。 800元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提灯定损，租客竟然要赔偿“房子损伤费”高达一万元。 难怪现在大街上没人抢钱了，这都换了新玩法了。 2 去年有江西上饶提灯定损，今天有广东深圳的“拆窗验灰”。 2025年3月1日，深圳。 袁女士按照合同退租，她提前将房屋彻底打扫干净，满心以为能顺利拿回押金，却没想到二房东百般挑剔，先是称卫生间地板和瓷砖不干净，要求袁女士用钢丝球擦洗。 袁女士照做后，二房东仍不满意，竟直接拆下厨房和卧室的玻璃窗，指着窗户缝隙里的灰尘，坚称卫生不达标，拒绝退还押金。 袁女士无奈之下选择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后表示，租客退房能把卫生做得这么好的已十分少见。 但二房东态度强硬，坚称卫生干净的标准她说了算。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调解，袁女士被迫接受扣除100元卫生费及半个月房租的方案，才拿回了剩余押金。 看见没？玩法升级了。 以前是提灯定损，现在是拆窗验灰，下次就是抠地板缝找泥巴，再后面就是拆马桶找污垢… 有一千种一万种方式，找到不退押金的“房东自述理由”。 3 从江西提灯定损到深圳拆窗验灰，当事人都报警了。 而警察和法律，对这种没有违法犯罪事实只是道德卑劣的“流氓”们，似乎无可奈何。 就是只能调解，只能劝说。 “你别为难人家了，打工人都不容易。” 可房东似乎只认准一个真理，“不行，我得多黑一笔钱才行。” 我就记得此前好像是南京还是西安，有个房东也是各种挑毛病，就是不给租客退押金。 然后租客直接暴走了，拿刀把房东砍进了医院… 还有南通那个拖欠4000块钱工资的，打工人前去讨要了三次，不是被骂就是被羞辱，第四次，打工人又来了，只是这一次，他没要工资，而是直接拿刀把老板和他儿子都砍死了… 所以啊，我不想说这些提灯定损的、拆窗验灰的，究竟有多坏多流氓。 我就佩服一点，这些货胆子是真大。 兔子急了还咬人，现在的人本来生存压力就大，社会戾气就重，你这么把人玩死路上逼，就真不怕对方拿把刀把你砍了？ 钱固然是个好东西，可命只有一条啊。 赚点不要脸的钱也就罢了，大可不必为了这点钱，在老实人面前疯狂秀技突显自己的老流氓形象。 真惹急了对方，哭坟到找不到地方。 网络图片 4 2021年7月，暴雨突袭郑州，一辆黑色轿车被雨水淹没。 危急时刻，李坤朋拿菜刀前去救人，感动了无数网友，被网友亲切地称作“菜刀哥”。 今天，被郑州市授予“见义勇为”奖的菜刀哥李坤朋，因病去世，年仅39岁。 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发生一起“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事件。 南京胖哥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并在此事件中被捅伤。 2021年6月2日，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门作出决定，南京对“5.29”案件见义勇为群体予以奖励。 南京胖哥收到见义勇为证书，人在ICU。 2021年12月，南京胖哥出院，但失去肛门功能。 2023年9月，南京胖哥因女儿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发视频求助。 2023年9月30日，南京胖哥女儿去世。 2023年12月6日，南京胖哥发朋友圈称父亲去世。 2024年4月，南京胖哥被初诊为PTSD。 ……. 你看看这个世道，那些老实人、好人，被“欺负”成了什么样子，再看看那些流氓、小人，都活得光鲜亮丽赚得盆满钵满。 直播间里，那些嫖娼的、卖假货的、杜撰剧本的牛鬼蛇神们，成了大网红，年入千万。 那些失去了唯一的孩子的、失去了健康身体的、走投无路在网上卖点东西赚点钱的老实本分善良淳朴的人，却要接受道德君子圣母婊的审视： “卖惨挣钱，不要脸”。 我最厌恶这个世界的地方，就在于此。 那些流氓和垃圾们，活得光鲜亮丽，突破底线的黑心搞钱，没人把他们拉出来鞭尸喊打喊杀。 偶然几个穷苦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挣了点钱，就被冠上各种欺世盗名的罪名。 流氓，都成了座上宾，好人，都死在了半道边。 提灯定损、深圳拆窗，如此不要脸地大肆敛财，最后永远是“调解处理，协商退钱”。 一转头，卖芹菜获利14元的，官方一出手，就是10万元的天价罚款单。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阿琛，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啊，干脆天下乌鸦一般黑算了，咱也别孔孟之道、儒家君子去熏陶教育让大家做好人、做老实人、做善良的人了。 都当流氓算了，不比谁高尚，就看看谁更无耻。 毕竟，越是无耻不要脸的人，活得越好。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网络图片 2月26日，苏州工业园区发布了一个很黑色幽默的通报，说有个房产中介邵某在网上发短视频： “园区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肯定是他们花钱请的人，200块钱一天”。 经过调查，属于不实言论，对邵某依法刑事拘留。 最后，请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 这事情就很难绷，左上角人家都写得很清楚了“虚构演绎，仅供娱乐”，相关部门居然还上纲上线把人给抓了。 我们当然要谴责造谣者扰乱市场的行为，但当行政拘留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上升到刑事犯罪，当治安案件非要套上寻衅滋事的口袋罪，这种降维打击式的执法背后，藏着比谣言更危险的病灶。 承认造谣就该接受惩罚，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共识。 中介说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都是200一天请来的演员，这类行为确实擦了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边界，如果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罚款，既能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也能给市场吃下定心丸。 但现实却是直接动用刑事手段——这种跳过行政处罚阶梯、直接掏出手枪打蚊子的做法，暴露的不是执法者的雷厉风行，而是对法律工具箱的认知错乱。 根据《刑法》291条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有着严格构成要件，要求行为必须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 从现有信息披露看，该谣言甚至连局部市场波动都没有，未出现任何群体性事件、金融机构挤兑或系统性风险，但它依然处了刑事，真的牛逼。 按这个逻辑推理，房价跌了这几年，那些天天唱多，喊着房价要涨的大V为啥不被抓起来？ 其实有这样的双标，也很好理解，无非就是戳到一些人的肺管子了。 房地产嘛，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地方的钱袋子，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土地财政也就岌岌可危，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了，只有等房地产再次起来，大家可能又会变得大度起来。 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你拿他开玩笑，他可能也就一笑了之，但是如果他已经病入膏肓，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你还拿他开玩笑，说得越是正确，它就越会跳脚，气急败坏。 现在房地产行业就是那么一回事，老夫写文章写了那么多年，可太有感受了，想当年恒大拼命删我文章，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如果当初我写恒大的文章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可能还能救更多的人。 历史反复证明行越用力捂住市场的嘴巴，真相破茧时的破坏力就越惊人。 假话就像池塘里的浮萍，看似铺满水面却伤不了根基；真话却是水底疯长的水葫芦，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正在绞杀整个生态系统的氧气。 我们的调控总在“堵”的层面层层加码，却不愿在“疏”的维度推动发展，这种避重就轻的治理逻辑，终将使所有参与方困在暴涨暴跌的轮回里。 上面这些有点扯远了，回到中介被刑拘的事情上来，我认为法治社会的精髓在于罪罚相当，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尺度是万物的主人”。 苏州这起案件最可怕的不是抓错了人，而是用对了罪名却下错了药量——就像医生给感冒患者开化疗处方，看似疗效显著，实则摧毁了整个免疫系统。 当我们默许随时可以祭出刑事重典来对付行业乱象，这种滑坡效应才是对法治根基的致命侵蚀。 站在历史的维度看，这起案件不过是房价焦虑时代的微观注脚。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某个中介的谣言，而是某些地方把法律当橡皮泥任意揉捏的惯性。 希望当地认真思考一下量刑是否太重，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引言获罪上升到如此高度，只怕对于当地的民众会起到一个很坏的带头作用。 经济规律不会因为你不接受就不存在了，纵观历史，几乎每个大国都经历过一次房地产危机，真应了那句话“人类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在历史中吸取不到任何教训”。 我倒是觉得房地产尽快出清，让房屋回归居住属性，挤掉原来的泡沫，才是当下最正确的选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七叔东山再起
网络图片 把双休日还给高中生，让学习好的孩子每周有两天喘气、调整的时间； 学习不好，高考无望考到好学校的学生，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学一些感兴趣的内容，不用硬往高考这条狭窄的赛道上挤。 文 | 半糖可乐 杭城高一、高二推行双休，有人欢喜有人愁。 上周双休的第一个周末，有老师拍下烟火气满满的视频，感叹终于有时间给家人做一顿美餐；有学生更开心，睡到中午起床，打球放松的时间比之前宽裕了。不过，部分家长强烈反对，洋洋洒洒写下了4点理由和2点建议，投诉到了市民问政平台。 网络图片 高中住校生每天的作息可能是这样的：早上6点左右起床，开始锻炼早读，紧接着就是一天上满满当当的八节课，下了晚自习快10点，洗洗涮涮之后，躺到床上已经是晚上11点。如果是走读生，晚自习回家后有可能继续熬夜学习。背负着巨大的升学压力，一周5天，每天都是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休息的时间。这样的日子，连自称牛马的打工人都觉得苦不堪言。 所以，站在保护孩子身心健康的立场，让高中生双休其实是一个无需讨论的话题。父母难道不心疼早出晚归的孩子吗？当然不是，但现实又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就是竞争的压力。就像杭州这些反对家长说的那样，同一个省份或者同一个城市的高中生要面临的升学压力是一样的，如果只是杭州市区的高中生双休，市区孩子休息的时候，县中孩子们都还在“玩命”学习，一两年下来，这得有多大的差距？想到这里，杭州市区的家长自然是如坐针毡。 如果孩子在家里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能力，家长又不想让孩子白白浪费周末两天时间，就只能再报辅导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高中生周六日继续在学校学习，能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 这就难怪杭州市区众多家长破防。事实上，不只杭州，面对“双休”的最新政策，衡水中学的家长更是如临大敌，家长吐槽“让高中生双休，完全是胡搞”的话，登上了微博热搜。 不管家长们如何反对，高一高二实行双休，恐怕是大势所趋。因为未来对学生的培养，更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重点考核个人的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近期以来，全国不少地方都开始落实了高中双休制度，比如扬州、南通、长沙、广州、东莞、惠州等。 从长远看，政策给学生减负是好事。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把人摁在书桌上学习，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其实是一种无效内卷，不利于培养人的综合能力，也容易催生心理问题。 把双休日还给高中生，让学习好的孩子每周有两天喘气、调整的时间；学习不好，高考无望考到好学校的学生，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学一些感兴趣的内容，不用硬往高考这条狭窄的赛道上挤。 不过，确实也有一部分学生有周末在校学习的需求，相比一刀切，给家长和学生们开放一点自由选择的空间，其实更合适。已经推行双休的一些城市，比如长沙，就没有强制学生周末离开学校，如果学生想返校自习，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连在校自习的选择权都没有，焦虑的家长可能会逼着孩子去外面上补习班。 减负虽好，但只要高考的压力如影随影，年轻人要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家长们就不会停止焦虑。类似要不要上晚自习、寒暑假要不要提前开学，若推行时一刀切，很可能因为无法满足其中一部分家长的诉求，而引发争议。高中周末双休政策的核心，在于“自主”，只要不强制，允许学生周六周日在学自习，不违背教育改革的本意，也更利于教育公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战争可以使许多事情得以澄清，并以深刻的方式重新调整现有的伙伴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的副总裁伊兰·伯尔曼(Ilan Berman)曾经在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说。在他看来，这正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后，以色列和中国关系的写照。 “很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选边站了，”伯尔曼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所指的是中方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这场冲突中站在巴勒斯坦那一边。 在恐怖袭击发生后，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对以色列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为。但是北京却保持沉默。中国外交部最终发表了一份声明，“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并立即结束敌对行动”。中国外长王毅一度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并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实施“集体惩罚”。 以色列看清，中国不是朋友 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中方没有谴责哈马斯的袭击显示了其偏向巴勒斯坦一方的立场。 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部提供咨询的中东问题专家伯尔曼说，外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方的做法在以色列内部引发的巨大影响。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机构确实已经觉醒，中国不是一个朋友，中国参与的一系列区域行为有害于以色列的利益，也有害于西方的利益，”他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间，也就是2016到2020年期间，以色列那时候还对中方是否构成问题半信半疑。时至今日，以色列方面对中方在国家安全领域确实构成威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伯尔曼说，现在我们看到中方试图做出一些补救，试图重新与以色列进行接触。 在最近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举行了会谈。这是自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中以双方最高级别的直接会谈。据中国外交部的消息，王毅在会谈中强调了中以人民的长期友谊，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方面为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这段历史。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在1930-1940年代，在中国执政的是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共没有丝毫关系。 伯尔曼说，无论是以色列政府还是以色列人对于与中国重新进行深入接触的胃口没那么大了。 “就像英语里说的那样，绽放的玫瑰已经凋谢，”他说。“我认为中国会发现–它在那里失去了很多阵地。” 伯尔曼的这个看法得到了有关民调的证实。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2024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引用2024年9月的一份民调指出，以色列民众当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中国对以色列是不友好的；认为中国是友邦的只有16%。相比之下，2019年的时候，皮尤研究公司(PEW Research)的一份调查说，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对中国抱有好感；到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和其他原因，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不到50%。 北京为什么选边站？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大国竞争项目主任格兰特·拉慕里(Grant Rumley)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中方选边站的原因。 他说：“我认为，北京方面的算计是，通过批评跟美国密切的以色列，它可以利用全球南部对加沙的广泛同情而获得好处，同时也间接地把自己摆在敢于挑战美国的位置上。” 该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迈克尔·辛格(Michael Singh)此前撰文说，这与北京过去对中东冲突的冷漠态度截然不同，以往中国官员通常寻求避免卷入其中。这次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新倾向，即利用远离本土的冲突作为削弱美国和在“全球南方”得分的机会。 他进而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当时北京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积极、最重要的后援，并将其视为广义上与西方帝国主义展开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人员西蒙·里普金德(Simone Lipkind)也认为，中方在这次冲突中采取的明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是想要利用这场战争来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并同时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这期间，中方不是没有预料到会对它与以色列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权衡之后，认为利大于弊。 里普金德在署名文章中写道：自从这一轮冲突开始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官方电视台都充斥着反犹太人的内容，包括希特勒的表情包和指责犹太人在美国拥有过大影响力的评论。尽管中国政府拥有强有力的新闻审查能力，但很多反犹太人的评论还都留在了网上，这似乎表明中国政府不认为这些评论威胁到它在这场冲突中当下所采取的立场。” 她还表示，中国在网上的影响力活动宣扬了美国正在推动这场战争的叙事。不过，她指出，中方目前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似乎大多是表面上的，而且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里普金德举例说，在冲突期间，美国宣布给予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价值一亿两千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相比之下，中方仅仅捐助了两百万美元，尽管中国外长在埃及的一次会议期间说是很快要加大援助。 “就目前来看，中方似乎乐见美国在这场冲突中被拖累，而中方在口头上给予巴勒斯坦人支持，”里普金德写道。 前美国驻伊朗和委内瑞拉特使、外交关系协会的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也认为，中国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并没有实际的行动。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中国的盘算就是发表演讲支持阿拉伯，从而与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什么也没做。” 有迹象显示，同情“第三世界”的一些人士也对中方支持“第三世界”“受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诚意有些怀疑，并且也在用现实的目光审视中方的作为。 致力于就各种社会正义问题提供独立报道和评论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实话实说”去年底就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与以色列的联系正在阻碍巴勒斯坦人为自由而战”的文章。这篇文章援引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位学者的话说：“中方有志于巴勒斯坦人的解放这种说法，极其有问题。”文章说，中方实际上是在想借着这次冲突，“不惜以巴勒斯坦人为代价，来提升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官员并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战略谋划官员和发言人凯利·格什奈克(Kerry K. Gershaneck)专门研究中共的政治战，并著有《政治战：应对中国“不战而胜”计划的策略》(Political Warfare: Strategies for Combating China’s Plan to ‘Win without Fighting’）。 ‘在重大问题上与北京同步’ 格什奈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同其他国家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其中有两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这些国家同意让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官方媒体与当地媒体机构合作；二是这些国家同意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北京协调，密切或者是加强协调。格什奈克说，这就是要这些国家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北京“同步”。 他也注意到，受到中共影响的很多国家，在这一轮冲突当中，也都表示支持巴勒斯坦。 美国在以哈冲突中的立场 如果说北京在这一轮中东地区的冲突中试图赢得和弱者站在一起的政治同情票，并且宁愿暂时抛开以色列，那么美国在这一轮冲突中的立场和得失又是什么呢？ 外交政策理事会的副总裁伯尔曼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尽管这种关系的热度会随着不同的政府而起起伏伏，但在美国政治中，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条中线是基本不变的。 他说：“(这)是因为这种支持不是来自行政部门，而是来自国会–众议院第1041号决议案–全面支持以色列–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都有非常显著的多数支持以色列，理解以色列，因为它是中东心脏地带的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了解以色列的战略价值，并愿意为它的成功而投入资源。” 前美国军方官员格什奈克也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分党派的。 他说：“即便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美国，即便是拜登政府，也选择了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这一点，我想其他国家也都注意到了。” 尽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是正式的条约“盟国”关系，但是格什奈克说，“在我看来，‘盟国’不一定就是纸上的。” 美国国务院在描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时说，“以色列是美国很好的伙伴，而对以色列来说，它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美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因我们对民主、经济繁荣和地区安全的共同承诺而紧密相连。我们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
在中国年度政治大戏——全国“两会”开幕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28日召开会议，强调扩大内需、稳定楼市与股市，并防范经济与外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美中贸易争端再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如何稳住国内经济、应对外部挑战，将成为今年“两会”的核心看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经济维稳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习近平主持，主要讨论即将在全国人大开幕式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件。会议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必须高质量完成既定目标任务，为即将开启的“十五五”规划奠定基础。 会议重申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政治安全”摆首位 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国家安全”优先，明确指出“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他表示，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治理思维。 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预计，解放军十几名高级将领可能缺席。 近年来，相较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强调“市场”与“发展”，“安全”正成为中国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关键词。据《日经亚洲》统计，去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安全”29次，“风险”24次，均高于往年，凸显政府对社会与经济稳定的重视。 分析：面对美中新局 经济与维稳成两会基调 中国全国政协与人大“两会”将分别于3月4日、5日开幕。尽管自去年起，原本备受关注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已改为“如无特殊状况，不再举行”，但“两会”仍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动向的窗口。 依据会前中国官方透露的信息，以及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所判断的，今年会议的核心基调或围绕经济稳定与社会稳定发展，特别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美中贸易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北京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备受关注。 中国经济增速目标或将维持5% 按照惯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人大开幕式上宣布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现居美国的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疲软，但“为了面子”，官方仍可能设定5%的增长目标，或至少维持在4%-5%区间。 吴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设定增速目标的关键考虑之一，是应对可能再度升级的美中贸易争端，这将直接影响中国出口。 他解释道，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的17%-20%，过去四年，中国企业通过转单至东南亚、墨西哥来规避关税。但特朗普政府正在向墨西哥施压，堵住这些漏洞，使中国面临更大压力。 吴明德说：“在特朗普上一任签了协议之后，美国和中国互收关税 其实就是美国每一天多收1亿美元的关税，一年收多365亿，过去五年就接近收多了1800亿美金关税，变成中共少赚了1800亿的利润。” 两会看点：财政刺激政策加码?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琮嬿同样认为，在中共高层“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之下，今年经济增速目标仍将维持在5%左右，不会松动。 但她表示，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不仅实现得颇为辛苦，甚至可能有所灌水，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推动货币宽松政策，但效果有限。因此，外界关注今年“两会”是否会推出更多财政刺激政策。 然而，2008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推出的“四万亿”大规模财政刺激，留下了长远的负面效应，加上中国现正面临美国的关税压力，方琮嬿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会选择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财政工具的弹性，不太可能推出更大幅度的扩张策略。 两会看点：如何鼓励私营企业、化解债务风险?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则认为，由于中共面临政治、经济及其自身内部更多不可测的变量，因此今年两会的重要性相对提高，观察重点在于中国政府如何扶植私营企业及化解债务风险。 宋国诚指出，今年两会期间或将提出鼓励私营企业的方案或政策，因为目前看来，中国只有私营的高科技企业，技能与美国企业一搏，又能促进经济复苏，但尽管短期内对官方有利用价值，长远来看，只要中国体制不变，私营经济仍将处于“妾身不明”的窘境。 面对各地债务风险，宋国诚分析，两会中可能出台全国性的化债方案，首先是加大对地方政府“输血”，以资金支持助其处理债务；其次是调整金融杠杆，为房地产企业纾困，此外也可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消费。 两会看点：外长记者会如何论述美中关系?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在总理记者会取消之后，人大会期中的中国外交部长记者会，预料也将是今年两会重头戏之一，而美中关系显然将是重中之重。 宋国诚指出，外界或许有机会在两会期间的各项议题中，解读出中国将如何应对美中贸易争端升级。但比起关税问题，中国政府更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是否可能会推动“联俄抗中”。 宋国诚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最近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两国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邻居，其实这是一种求救信号，也是一种危机意识的反应，所以基本上中共对美国还是采取软性诉求，重申所谓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立场。” 《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 中国对台有新招？ 今年也是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台湾官员近日警告，北京可能在“两会”期间加大对台威慑，甚至对台湾人采取更具危险性的举措。 台湾《联合报》报道，2月26日中共“对台工作会议”结束后，官方通稿删除了往年常见的“和平”一词，引发外界关注是否意味着北京对台政策调整。今年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台湾的表述部分是否会有变化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宋国诚认为，中国可能会借此扩大宣传《反分裂国家法》的合理性与合用性，并通过俄乌战争新进展，进一步渲染移美论，动摇台湾人的反共意志。 方琮嬿则认为，中国政府深知特朗普政府成员中，有许多是对华鹰派，因此目前对于美国介入调停俄乌战争的影响，仍抱持观望态度，在此情形下，对台政策不至于发生大幅变动。 方琮嬿说：“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对台政策调整，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比较可能就是说(中共)他会继续采取融统、促统的策略，继续对台做所谓两手策略，软硬兼施。” 中国政府政策创新有限，维稳或仍是主旋律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危险的关键在于中国未能解决自身经济问题，错误的刺激政策恐经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与不满政府的情绪，所以必须另外制造新的“敌人”来转移视线，对内是反腐，对外就是栽赃台独，加大对台施压。 但另一方面，张俊华也指出，中国虽挟其军事实力，足以成为区域霸权，却受限于中共政权自身封闭、被动的政治机制，而导致缺乏开创思维，终究无法成为操控世界格局的大国。 在此背景下，每年一度的“两会”，隆重场面行礼如仪背后，也难以令人期待会有开创性的成果。 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说：“最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没有创新能力，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所有问题定下框架，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就是说中国不可能从改革角度上，有新的进展，就是不用期待的。”
中共即将于下周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为未来提供路线蓝图。中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新出版《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转型八论 》，提出从习近平的“逆转型”到中国大转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届时的统治可能遭遇挑战。吴国光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由上而下变革的可能，只有大规模的民变才能促发官变和制度之变。吴国光博士从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预测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可能出现四种前景。 习近平“逆转型”将中国历史带入“垃圾时间” 《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在纽约博登书屋出版。这套书推出正值《北京日报》批评的“垃圾时间”和“躺平”这些名词受到高度讨论。 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认为，垃圾时间”谈的是中国的预知结局且无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国改革开放走入死胡同中。”吴国光认为中国的“垃圾时间”是习近平 “逆转型”的结果。吴国光指出，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前夜开启了这种“逆转型”进程，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 他说，过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压维稳，一方面给老百姓发财改善生活的机会，以换取人民不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现在习近平的“逆转型” 减少了中国人曾经享有的若干经济社会自由和发财机会，把中国带入“垃圾时间”。 “垃圾时间”证明北京从前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 不计代价发展经济和进行维稳的制度失败了，因此这也是人们反思这种模式并寻找出路的机会。他指出，如果“垃圾时间”意味“小民绝望”，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个人命运，人民就会开始思考是中国制度框架是否存在问题。 吴国光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的逆转型不意味它必然带来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转型，但这种逆转型为在中国结束共产党制度的大转型带来了可能。 “逆转型”或开启中国“大转型”的破局之门 吴国光乐观地相信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权利有保障和民主的体制之下。他的想法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演变。吴国光曾经在邓小平和胡赵体制时期参与高层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纳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当时他相信“中共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国推到一个进入民主化的门槛”，但最终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收场。 吴国光博士曾经在1990年代提出中国政治转型两阶段论：即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从威权主义转型到民主。他表示这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国引入市场因素改革，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民主化则沦为空想。 时至今日，吴国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国转型“民变论“。吴国光对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说，习近平“逆转型”带来的是大众利益普遍受损和小民绝望带来的诸如白纸革命和陕西浦城职业高中这类反抗事件。他认为这种小型“民变”如果进一步扩大，镇压就难以奏效，并可能在政权内部产生镇压与妥协的意见分歧，这就是民变触发官变论，这个时候破局可能就出现了。 后习近平时代中国“大转型”的四个想象 吴国光博士预测了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四种可能前景。第一是“邓小平二世”模式再现，这种前景的特点是“邓二世”成为中共核心，掌握关键决策权，但高层会有部分权力分享。吴国光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因为这需要中国再现一个邓小平，在细数了李强、蔡奇、曾庆红、温家宝等领导人之后，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邓小平出现的土壤。 第二种是经过权力斗争后再出一个野心家，意即“习的状态被复制或者延续，”也就是 “习二世”模式。吴国光认为这种情形只会持续加剧社会不满，难以成为中共可持续模式。第三种是回到胡赵模式，推动共产党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这种模式只是理论上有可能，现实中还看不到中共里面有新的胡赵这样的人物。 第四种是出现新生社会力量。如果现在习近平完全不掌权了，他说，“那么我相信，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地都会蜂拥而起。”不过，他也不敢断言中国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吴国光之外，其他外国学者也探讨了后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开始观察中国发展轨迹的法国汉学家白夏告诉美国之音，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会变成一个集体领导党，并反省习近平执政时期的错误。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中国研究研究员约书亚•艾森曼和托马斯•S•塞克斯顿（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国《国会山报》发表联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对中国未来政治轨迹“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的诱惑。”他们警告说，中共权力的缰绳很可能最终落入中国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国家机器中默默无闻的官僚，因为他们深谙如何在体制内行使权力。 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将走向那一个方向？吴国光博士说，“民间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动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 。”
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反腐运动已经导致越来越多军中大老虎落网。这个运动扩展的范围越来越大，预料可能有十多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会缺席下周在北京上演的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 今年的两会计划在三月四日开幕。就在上个月底，北京宣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因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而落马。中航集团是一家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和飞机制造商，而且名列《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之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指控他侵吞巨额公共财产，“靠军工吃军工”。 谭瑞松本人或中航集团都未就此发表公开评论。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中国解放军的各级将领对他的个人忠诚，而不是真正对贪腐的关切。过去两年中，超过14名高级官员受到惩处。 有报道说中国国防部长、海军上将董军可能正在接受调查，不过中国外交部去年年底曾否认这一说法。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董军是否会出席下个星期举行的两会。 习近平在2023年就已经将解放军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和他的副手刘光斌解职，而在目前还未结束的第二波整肃行动中又有四名上将、八名中将和两名少将落马。至少还有三名航空工业的高管被中国全国政协解除委员资格。 习近平去年六月在对军方高级将领讲话时明确谈及他对军方进行整肃的目的。 “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习近平说。“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习近平的说法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相似，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有些人认为，目前进行的反腐运动其实反映了中共内部的政争和内斗。 “清洗很可能反映出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习近平越来越大的挑战。那些被怀疑对习近平不够忠诚的军方领导人就有可能最先遭到解职。”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亚太研究教授佐藤洋一郎（Yoichiro Sato）向美国之音表示。 “军中贪腐并不新鲜。贪腐指控是习近平整肃对他统治构成潜在挑战者的一个工具，”佐藤洋一郎说。 反腐运动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政治混乱，因为目标人物也包括了部分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官员，例如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海军上将。 中国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也在2023年被解职或受到惩处。李尚福是在任上落马，而魏凤和是在卸任后被整肃。 魏凤和在2028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间担任中国国防部长，在那之前他是火箭军司令员。 苗华被停职显示，反腐运动已经扩大到军方的政工部门，而这一部门是最高当局监督和掌控军事部门的眼睛和耳朵。在这之前，反腐运动主要集中在被视为腐败温床的与装备采购相关的军事部门，例如火箭军部队和解放军总装备部。 分析人士认为，反腐和清洗有可能强化了习近平的地位，但是也可能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士气因此低落，中共夺取台湾的军事能力也很难不受影响。 “如果习近平不能确保解放军在一场冲突中能够取胜，他是不会甘冒对台湾或在南中国海作战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ICS）首席研究员海伦娜·拉加达（Helena Legarda）指出。“短期看，至少在这第二波反腐运动尚未结束之前，北京发动一次公开冲突的动机可能不会那么高。” 华盛顿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NBR）局长甘浩森（Roy Kamphausen）指出，习近平本人也对解放军组织、实施和完成现代作战任务的能力提出过质疑，称解放军患了“和平病”。 “持续十年的解放军反腐运动对士气产生了负面影响，解放军完成使命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削弱，尽管军队的技术装备水平在不断提高，”甘浩森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切表明，习近平想要以武力夺取台湾的意愿已有所降低。”
过去几年，一个久违的名词，“自己人”，经常不经意地出现在中共的内部讲话中，如同一个长久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隐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巨大矛盾和危机。 尤其刻下，譬如从不久前的“217”会议到春季前后各级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会议，在缺乏实质性利好政策的同时，中共官员们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词，用来表明心迹和诚意，以拖待变。 只是，这种近乎党内“黑话”的话术，不仅难以增进企业家们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剧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认同焦虑。以“自己人”为标志，一场围绕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认同冲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统治话语和治术的贫乏，也表明中国的政治衰败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中国企业家的薛定谔状态 与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传统统战的范畴。历史上，在作为中共自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中，“自己人”并不算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话语。通常只有在党内的偶尔场合，处于需要分清敌我和帮派的两种情形，即或者为了拯救可能被枉杀的同志，或者为了拉拢党内团伙和帮派，才由关键人声称、担保某某是自己人。 这是中共内部组织关系的属人化和主体化，包含着承认、利益和组织等多重认同，既有关个人和团伙的组织承认，类似秘密会社成员对上“切口”、手势后的释然，更被引申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甚或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认同，有着很强的“讲政治”象征。 至于民营企业家，对中共来说其地位和认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间经历了反复变动，从被统战、可团结的民族资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专政对象，从与党政官僚相互依赖、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到“国进民退”的牺牲品、从党内团伙的“金主”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等等，可谓大起大落，可谓是见证着中共意识形态不断剧变的一个关键指标群体。这也是直到今天这个群体仍心有余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还是在江泽民时代。他在任的最后几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第一次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将民营企业家群体吸纳为中共的自己人，承认他们具有先进生产力代表特性，承认他们的社会精英地位，也愿意将他们吸收入党。当然，相比此前在统战层面的党外地位，也就是承认其政治协商即中共执政和资政伙伴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动具有质的变化，一度引发中共党内外的巨大争论，被认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会民主或者民主化转型的开端。 然而，2012年以来中共领导人的更迭终结了民营企业家与中共的蜜月，在国进民退的浪潮推动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处境每况愈下，甚至沦为各地官僚“捕捞、渔猎”的目标、也是新一波义和拳民发泄仇恨的对象。直到新冠疫情结束两年后经济下滑、危机临近，以杭州Deep Seek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间的芯片战争和AI竞赛中的突破性表现，代表了所谓新质生产力，突然间拯救了整个私营部门，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在“2·17”会议上再次向民营企业家喊话，称作“自己人”。 然而，因为其内生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够法律解释、意识形态理论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词的定位是否意味着中共回归了江泽民时代的路线、是否真正承认民营企业家作为统治集团成员都极不确定。仅仅从“自己人”一词，中国民营企业家看不到任何确定的保证或承诺，遑论如何作为中共的“自己人”参与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们今天的处境或如薛定谔的猫一样，无论个体还是集体，不可说，不可看，命运全在一念之间。这或许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 供给侧的政治衰败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营企业家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他们也不相信所谓“自己人”的欢迎辞。毕竟，连根正苗红的企业家任志强，都因对“自己人”的大胆批评而入狱，何况从2013到2023年的十年间，中共以反腐名义清洗了四百万干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万，近五百万干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险一点不小。相比之下，还是作为传统的被统战对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纠结困境，凸显“自己人”一词背后的中国政治衰败。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后，政治衰败几乎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福山所说，当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政治体制便会因为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而走向政治衰败，这正是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政治展现的衰败趋势，包括高度的政治极化和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 在中国，这种政治衰败也几乎同时发生。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治转向封闭和集权，中共统治集团对外部和内部的新兴力量均采取拒绝和镇压的敌视态度，踏上了新毛主义的政治衰败进程中。尔后尽管福山到访北京受到王岐山的亲切接见，却未能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太平洋两岸的政治衰败进程几乎同时开始了，后者反而从中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超级自信。 当然，其中一个插曲今天看起来更意味深长：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的一位中产阶级精英住进了隔离集中营还手握福山这本著作，日读不缀，被全国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时间，此书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精英们对政治衰败到何等程度才会出台如动态清零一般的恶劣治理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认识。或许，这才有2022年底在白纸革命爆发前的中产阶级反抗。 而动态清零猝然结束后至今的政策供给不足，无时不刻印证着中国政治衰败后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会恐慌气氛中，北京当局只剩下“自己人”这样暧昧纠结的文宣安抚，话语能力和意识形态生产极其贫困；另一方面，这种话语贫困和政策供给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来北京供给侧政策的最终失败。这在北京政界和学界几乎成为共识，甚至引发了一家最高级官方经济学智库的大清洗。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中国政治衰败的时候，不仅指福山的理论与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相吻合，即中共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其削足适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与中共意识形态基础相冲突，而且，这种衰败具体表现在过去十数年的供给侧路线上。这是迄今为止北京的统治集团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因此难以摆脱错误路线的桎梏从而为民企、为消费侧改革、为提升公众福祉重新寻找到合适的政策路线。 因为理论上，刘鹤主导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危机政策，却与历史上大萧条之后纳粹德国的央行行长、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实现自给自主的“新计划”政策如出一辙，平行于政治上肃清公民社会和社会新兴力量挑战的镇压政策，性质上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共实行的统制经济模式的翻版，在现实中则从宏观和产业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为国有部门的壮大与控制开辟空间。 而且，表面上作为经济路线的供给侧改革，其后果如同经济领域的清场，或曰动态清零的常态化，事实上加剧了中国政治的全面衰败，激化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封闭集权与社会新兴力量的矛盾和冲突，譬如最近中国航空、航天、军工部门管理层腐败窝案迭出，也将今天的中国私营经济置于无比尴尬的政治夹缝中。如果不对供给侧改革做根本检讨和改变，中国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家们的薛定谔状态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当然，这一改变势必将动摇刘鹤身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只是，如果仅有“自己人”的修辞，无论怎么巧言令色，恐怕都难以从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难以收拾人心。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