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過去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國的禁忌話題，很多中國年輕人也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格局的轉捩點，也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氣候。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習近平上台後拋棄韜光養晦政策，西方國家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面目，但是離開看穿中共還很遠。 六四改變了中國，至今陰影不散 1989年4月15號，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驟逝，成為民眾不滿改革緩慢、腐敗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劑。幾千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並很快演變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國性民主運動。6月4號，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下令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大屠殺，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 六四被視為中國改革的重大轉折點：六四前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十年，中共高層存在三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具有民主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陳云為代表的固守專制體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既想改革經濟體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殺除了對中國高層政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打擊了人民的民主訴求。 林培瑞說：「更重要的一個後果是鎮壓了老百姓的（思維）變化，因為80年代學生能夠出來上街抗議，寫他們的文章，80年代是一種相對來說共產黨最開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後不再開放，一直到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考慮是，用2,000個生命來換20年的穩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樣說，但是很清楚這是他鎮壓六四的一個政治考慮。」 1978到1989年期間，中國民間在反思文革的歷史傷痛，希望推動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但是六四強行把學生和市民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的和平呼聲鎮壓下去，終止了前面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勢頭。 林培瑞當年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北京辦公室主任，他幫助中國異議人士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被中共列上黑名單。他認為鎮壓六四的影響不止20年，至今已經35年了，屠殺的陰影一直旋繞在中國人的頭上，而且很可能還會再發生，比如鎮壓法輪功和香港民主運動，肆意逮捕和拘押維吾爾人等等，雖然鎮壓行動在規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鎮壓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會動真格的。 六四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後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23年里，中國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這個無害的新興市場國家。但是，中國問題專家李偉東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西方對中國六四後發展趨勢的一系列誤判，使中國替代蘇聯和之後的俄羅斯，成為自由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對手。因為西方國家沒有更嚴厲的制裁中國，讓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中國，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 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兼講座教授的漢學家林培瑞說，當年美國和西方國家主要有兩種考慮，一是要跟共產黨保持一個基本關係，一起對抗蘇聯。二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對中國的經濟抱有希望，以為鄧小平又要重新改革開放。 他說：「六四後鄧小平主張的是韜光養晦，把中國強勢的那一方面掩蓋起來，讓外國政府認為中國能改革，會潛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發展，我相信鄧小平是故意讓外國人那樣看。」 林培瑞說，六四後從1989一直到1994年，美國政界曾經把經濟和人權掛鉤，美國國會每年都討論是否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1994年以後，柯林頓總統決定把人權跟經濟脫鉤，影響到今天。 西方至今沒有看穿中國 習近平上台後，通過反腐和壓制異議人士穩固權力之後，公開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開始在全球主動出擊，讓西方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意圖。 紐約時報刊登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評論文章，標題時《習近平，謝謝你》。文章用嘲諷地語氣說，習近平連任第三個任期被視為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為西方不再對習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說，「這些希望不僅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戰爭變成了大規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鎮壓堪比蘇聯的古拉格。你的經濟『改革』相當於讓通常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重新成為主導者。」 林培瑞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說，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經希望中國潛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變，但是大約五六年前北京鎮壓維吾爾人之後，這個美夢破裂。同時，很多到中國去做生意的外國商人發現，中國學會了西方的科技之後，自己創辦公司，搞不公平競爭，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產黨的一些美國商人也開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說，西方社會離開徹底看穿中共還是有相當的距離。 他說：「美國政界商界裡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有那種天真的想法，覺得共產黨也是人，我們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舉個例子，最近關於要不要禁止TikTok的問題，很多好心的美國人說，TikTok是很多美國年輕老百姓很喜歡的東西，可以用它去發揮自己的看法，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工具，等等。他們看不到TikTok的具體作用，因為ByteDance是共產黨所有的，它的那些演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聞標題引到親共，而且在西方世界裡頭搗亂的那種所謂新聞節目。部分人看不到這個，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徹底看穿沒有？還有相當的距離。」 林培瑞警示，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對人類的危害甚至大於希特勒納粹。 他說：「希特勒的集中營是殺人，燒毀屍體，沒有別的能夠跟他作比較，這是壞到不能再壞的一個事件。但是你根據人數，多少人因為毛澤東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殺的人）多得多。大躍進大饑荒的原因是因為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下命令怎麼種菜，等等，引發了世界上最大的饑荒，至少是3,000萬，有人說4,000萬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澤東干出來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數字去衡量這個問題，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壞多了。希特勒殺人是很殘酷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包括習近平時代，殺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殘忍的。」 「中國夢」只能暫時掩蓋傷口，六四早晚會成為中共新的噩夢 中國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鎮壓以及在此之前長達50天的學生抗議活動稱為「政治風波」，把那場後來幾乎由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煽動的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習近平上台後，宣揚中國復興，年輕一代很多人沒有聽說過六四，也對六四不感興趣。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成功地讓中國人擺脫了六四的噩夢？ 前六四學生領袖、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封從德封從德在舊金山參加六四35周年專題研討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每年紀念六四，應該把（被）中共槍決的那些人高舉，把他們的像要刻出來，把他們的名字念出來，這些是我們最應該紀念的人，他們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會在制度和價值層面上成為中共新的噩夢。他說，習近平想跟毛澤東一樣控制人民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在的年輕人的知識範圍廣得多。網路之前的中國老百姓是孤立的個體，所有媒體是從上往下。有了網路以後，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來源是從下往上，現在的年輕人的視野比他們的前輩廣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時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說，目前中國民主進程倒退是習近平壓制的結果，表明上看似平靜，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DNA，因此他對中國的民主前景並不悲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三年前，衡水中學高三學生張錫峰在演講中歇斯底里般喊出了那句「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城裡的白菜」，因為用力過猛、充滿恨意，引發人們的討論。 當時，他還說：「總有一天我會站在金色的舞台上，聚光燈打向我，攝像機對準我，所有人的目光注視著我。我能站在台上侃侃而談，此刻世界就只有我一人。」 在高考中，張錫峰的表現不可謂不出色，河北省第200多名、浙江大學計算機系，這是無數高三學生夢想的頂峰。 但三年後的今天，他在鏡頭前只剩下無奈和迷惘。他不願再提起「鄉下土豬拱城裡白菜」，反而說自己不想成為做題機器，對自己的應試技巧很反感，甚至因此厭惡考試，不想再考研。對於未來，他也充滿悲觀，因為大學乃至大城市的許多事情跟自己想像中不一樣。 他的迷惘，三年前就已經有無數人預見。當時，某平台在張錫峰演講新聞的標題中提煉了「我們不是高考機器」這一元素。我當時就寫道，刻意強調「不是高考機器」大可不必，因為「既然進了衡水，接受了衡水的教育模式，那當然是高考機器，但靠自己努力的機器並不丟人。更何況，社會上大多數工作本質都是機器，大多數人也終究要接受自己的工具人身份，高考機器頂多算是個預演。」 張錫峰當年並不坦誠。他說自己家裡並不是太窮，是輿論流量將之渲染成窮人家孩子。可當年他確實有意往這個方向包裝自己，所以明明家裡有輛帕薩特，卻在演講中喊出「看著一些同學陸續被家長用轎車接走，而我只能背著沉重的書包，一步一步走路回家」。 我從不同情這種投機者，這種打雞血的演講腔，也是我一直反感的。 張錫峰的演講應該是我第二次關注到衡水中學學生演講，第一次是一位衡水中學「優秀畢業生」。 這位名叫萬思遠的畢業生考上了東南大學，曾獲得「東大好青年」「東南大學五四獎章」「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等一系列榮譽，經常代表學校出席各種高大上場合。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前幾年他上了個新聞熱搜——前往山村支教時，他像街頭小混混一般一腳踹飛山村小學生的視頻曝了光。當然，這種人後來混得不錯也不奇怪，社會就是這個樣子。 當時同學扒了許多他的黑歷史，包括「學歷造假、指導他人造假、坑學弟學妹、創業比賽走穴撈金、涉嫌性騷擾女同學、參選最具影響力畢業生跟隊友撕逼」……而且，他以有幾副面孔著稱，在面對領導和面對普通同學時，他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對前者卑躬屈膝，對後者趾高氣揚。 大學期間，萬思遠也曾回衡水中學演講。他顯然習慣了衡水中學打雞血喊口號的風格，所以在網路可見的各種演講與表達中，他的話語模式也糅合了主流演講腔和衡水熱血，看起來很老土和彆扭。 網路圖片 這種演講腔並非衡水中學獨有，隨便找個中小學看一場演講比賽，大家的腔調都好聽不到哪裡去，無非是「土豬拱白菜」多了些太明顯的恨意。所以，咬牙切齒的「土豬拱城裡白菜」，不過是假大空式學校教育的「成果」而已。在中國人的求學經歷中，假大空一直是躲不過去的陰影，誰沒遭遇過呢？。 既然是假大空，就很容易製造虛無的道德感、虛無的成功學，還有虛無的恨。它的最大問題，是讓一個孩子沉浸於虛幻中，設置各種假想敵，卻忽視了具體問題。在這種狀態下培養出的孩子，必然是投機的，吃相也不會好看。張錫峰和萬思遠，不過是兩個路徑有些區別、但本質一樣的例子而已。 但必須承認，張錫峰面對的困境也是真實的。他的「拱城裡白菜」當然粗鄙，但一個社會沒有了「窮小子逆襲」的故事，又說明社會是粗鄙的。 在這種逆襲式個人粗鄙和社會粗鄙中，如果非要選一樣，我選擇接受前者的存在。因為前者存在時，它只會是正常社會中的一部分，且有機會改變和進化。 後者呢？它看似只剝奪了底層的機會，實際上是在漸漸剝奪每個人的機會。那些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贏在起跑線上的人，會發現因為機會越來越少，自己只能讓路給那些條件更「好」的人。而且這種讓路，必然是在非正常競爭狀態下完成，比如一個互聯網大廠的高薪員工，會發現自己在孩子落戶和各種抽籤搖號中比不過一個科長。 到最後，所有人都會失去機會。所謂「垃圾時間」，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剝奪人們正常實現理想的機會。「拱城裡白菜」是一個少年的妄想，但所謂「生活的教育」，比這種個體的粗鄙更為粗鄙。 對於張錫峰來說，真正好的社會，會讓他有審視自己並改變自己的機會，而不是只剩下迷惘。當然，如果這種社會形態存在，那麼他一開始也不會充滿恨意地喊出「拱城裡白菜」。 因為，一個好的社會，不會讓鄉下窮小子變成獵物，被吃干榨凈。一個好的學校，不會讓學生以為自己是能撬動地球、拱城裡白菜更是輕而易舉的土豬，而是會踏踏實實告訴他們，考大學時應該如何選擇城市和專業，如何告別小鎮做題家身份，如何為自己未來的人生打算，如何去愛，如何真誠。 很可惜，張錫峰乃至這個時代的無數孩子，並沒有這樣的機遇。因為，相比「土豬拱城裡白菜」的粗鄙，現實更為粗鄙。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5月31日，被家暴16次的謝女士的離婚糾紛民事案件開庭，法院當庭宣判，准予其離婚，6月7日，她收到了離婚判決書。在結婚兩年的時間內，謝女士不斷遭受到賀某某的嚴重家暴。她曾多次報警，還求助過社區和婦聯，但都沒能阻止暴力的繼續發生。在去年4月24日向法院提交離婚申請當天，她遭受了賀某某的第16次家暴，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謝女士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內臟出血，肝、脾、胃、腎、十二指腸這些都壞了，腸子比較嚴重，直接斷了。醫生說如果晚送一會可能就沒命了」。 經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區分局鑒定，謝女士重傷二級四處、輕傷二級五處、輕微傷一處。30歲的她此後終身都要帶著糞袋生活。案發後，賀某某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他對謝女士的傷害才得以停止。2023年12月，武侯區檢察院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向武侯區檢察院移送賀某某審查起訴。 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瑩是負責謝女士刑事訴訟的律師，執業20多年的她是離婚、家庭暴力領域的資深律師，2015年還創立了專門幫助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公益機構——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在她看來，謝女士代表當前很多被家暴的女性的處境，以下是對李瑩的專訪： 《三聯生活周刊》：您最初是如何接手這一案件？ 李瑩：我們多年來一直在辦理家暴相關的離婚案，今年1月，謝女士通過記者聯繫到我，希望我能提供刑事訴訟部分的法律援助，她的訴求是嚴懲被告即賀某某。離婚民事案件已經有當地的律師在處理。我們本來就在做法律援助，當時覺得這個事情非常惡性，女方受到的傷害很大，所以決定受理。 在庭前會議前幾天，我第一次在成都見到了謝女士。當時她的狀態不太好，已經治療半年多的她，臉色很蒼白，看上很虛弱。她的個子不高，人非常清秀，從她的住所到我這就一兩百米，但她走得非常困難，我看得很難過。即使我已經做了多年的婚姻代理律師，辦理過不少家暴案件，還是覺得震驚，很難想像所謂最親密的人下如此狠手。賀某某對謝女士的毆打的都是致命部位：胃、腸子都打破，左腎完全失去了功能，肚內的內容物全部都被打到了腹腔，晚送一點就沒命了。而且賀某某還涉嫌故意拖延搶救時間，在酒店內施暴後，即使路人打電話報警，賀某某在把謝女士送去醫院的路上還是各種拖延，試圖延誤救治時間。 《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謝女士自2022年被第一次被家暴後，曾多次報警，警方還在2022年1月後下達了兩次《家庭暴力告誡書》，但這些似乎都沒有阻止賀某某繼續施暴。如何理解《家庭暴力告誡書》的作用？ 李瑩：當警方認定施暴者有輕微家暴行為時，就可以下發告誡書。在我們自己辦理的案件當中，針對輕微家暴，警方下達告誡書後，絕大部分人確實沒有再實施家暴行為，所以它有一定的震懾作用。 但針對嚴重家暴施暴者，告誡書的震懾作用並不足夠。告誡書並不會限制施暴者的人身自由，這意味著甚至還沒有達到治安處罰中可以拘留的條件，不會對施暴者有著什麼實質性的懲處。賀某某與謝女士都是二婚，賀某某一婚中就存在長期家暴的行為。對這樣的慣犯，告誡書的作用有限。從案情中我們可以看到，謝女士接連遭受的都是嚴重家暴，比如懷孕時被對方用刀傷害，或者被賀某某將滾燙的砂鍋潑到身上，前胸和後背都被燙傷。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告誡書起到的作用有限，有哪些手段是能繼續約束施暴者的？ 李瑩：第一次發告誡書後，警方其實可以在轄區內對受害人進行跟蹤隨訪，看她是否仍然有人身危險。施暴者如果繼續家暴，公安應該採取更嚴厲的處罰措施，比如拘留。如果受害者傷勢達到輕傷以上，是可以追究刑事責任的。我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加大處罰力度，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家暴，讓施暴者認為反正不會拿他怎麼樣，反而會變成變相地鼓勵家暴。 在謝女士的案子里，我們能看到，在被家暴後，謝女士有過多次報警，也曾求助過居委會與婦聯，但很可惜最後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支持。事實上，婚姻里越來越多的女性已經知道什麼是家暴，也嘗試去報警或尋求其他幫助，可效果都不太好。 《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謝女士在被家暴後，曾多次嘗試和男方協議離婚，但男方均不同意。她試圖不斷逃離賀某某，又總是被他找到，繼續被施暴，這種情形在您辦理的案件中常見嗎？ 李瑩：很常見。家暴的本質是權力控制關係。惡性的家暴案件又往往都是發生在要離婚、分手或剛離完婚的階段。此時施暴人認為要失去控制了，會用更嚴重的暴力去控制對方。而在我們現有的法律下，因家暴起訴離婚非常地難，受害人只能不停地躲避施暴方。謝女士的案件是這樣，我們熟知的拉姆案也是如此，拉姆因家暴要與前夫離婚，在離婚後不久被前夫用汽油燒成重傷，最終救治無效去世。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以家暴起訴離婚很難？ 李瑩：我覺得是多種原因造成的。首先，搜集家暴的證據很難。家暴案件中，經常只有兩個人而沒有目擊證人，有隱蔽性，如果又沒有其他證據證明，施暴方很容易否認。我現在正在辦的一個案子，女方的眼眶都被男方踢到骨折，因為沒有監控，也沒有目擊證人，男方說不是他造成的，是女方自己撞的，這時就要花力氣去找很多輔助證據，比如聊天記錄等等。 另外，法院對家暴認定的證明標準也比較高，甚至有些嚴苛。在具體的案件中，法院要求必須能證明家暴很嚴重或反覆多次發生，我聽說有的法院甚至要求幾次以上才能夠認定為家暴。即使能提供證據證明家暴嚴重或長期反覆，法院的認定也非常謹慎。我們最近有一個案子的判定結果讓我覺得很遺憾：在電梯里，男方把女方的頭髮拽住，一下拽倒在地，然後拚命地毆打女方，有視頻為證。還有一些其他的證據，比如女方申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這意味著之前男方也對女方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比如被打後拍下的傷情照片、醫療報告，但仍然沒被認定為家暴，只是被判定為失當行為。 《微暗之火》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法院的認定會這樣嚴苛？ 李瑩：其實在法律條例中，對家暴的認定並沒有這樣嚴苛。2016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明確規定，對家庭成員進行毆打、殘害、限制人身自由都屬於家暴，沒有對次數和損害後果的要求。只有精神暴力有一個「經常性恐嚇」的限定，身體暴力則沒有的。 我個人認為法院家暴標準的認定嚴格，可能是因為男方對女方的傷害行為被判定為家暴後會帶來以下實質性的後果：在我們的法律中，有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兩種程序，而起訴離婚的程序里，如果被認定為家暴，另一方即使不同意離婚也可以直接判離。比如丈夫打了妻子一巴掌，認定家暴後就可以直接判離，法官可能認為是不是過於輕率，因為這不一定意味著夫妻感情徹底破裂，只是某個時期的呈現。但像我前面提到的案子，我們都提供了錄像，男方確實拽倒女方並毆打，我看了都覺得非常憤怒，這種情況還沒辦法構成家暴，我無法理解。另一個後果是判定家暴後，也會引發離婚損害賠償，且會影響財產的分配、子女撫養權的歸屬等一系列問題。 在我們律師眼裡，次數或者損害後果只是認定家暴的嚴重程度，而不是家暴的構成要件。當家暴認定如此嚴苛時，是避免了直接離婚的後果，但也沒有辦法起到保護家暴受害人的作用。我認為，這與社會對家暴的認識不足有關。 《最佳利益》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當一起家暴案被暴露出來後，常常會引起大眾的憤怒和關注，看上去大家都會認為這是不對的行為。如何理解您說的社會對家暴的認識不足？ 李瑩：的確，從2016年反家暴法頒布到現在，社會的進步很明顯，家暴已經成為社會熱點關注問題，對家暴零容忍成為社會共識。我們工作過程中也會感受到，比如人身保護令的申請時間在不斷縮短，法院在判決撫養權時會傾向於非施暴方。 但也需要看到，對家暴的關注，更多還是落在公共話題的層面，在具體的實踐操作中有待加強。比如，即使《家庭暴力告誡書》的作用有限，但很多基層公安都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全國專業從事反家庭暴力的社會組織也非常少，少到超出你的想像，我估計可能也就是兩位數。 即使是專業人士，對家暴的認識也是不夠的。我們每年都會給心理諮詢師、社區、婦聯等做反家暴培訓，我都會問他們，在此之前是否參加過相關的培訓，舉手的人寥寥。 去年我還給婚姻家事的律師做反家暴培訓，他們已經比普通人專業了很多，但他們中，主動為受害者申請過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人並不多，甚至還有律師不知道人身安全保護令是什麼。反家暴的相關規定已經挺全，更重要的是怎樣有效落實，只有去學習理解，才能談到適用。 《不完美受害人》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再回到謝女士的案子，在庭前會議上，您提出希望法院考慮將檢察官提出的涉嫌「故意傷害」罪改為涉嫌「故意殺人」罪，您是怎麼考慮的？ 李瑩：如前文所說，賀某某對謝女士的傷害其實是以剝奪生命為目的，他毆打的都是致命部位，並拖延送醫救治時間，醫生看到謝女士的情況還以為是遭受車禍後的嚴重撞擊，可見下了非常大的狠手。我們認為，這已經不是「故意傷害」，而是「故意殺人」。 我也希望，通過此案讓司法機關和大眾意識到，惡性家暴案並不是普通的故意傷人案，而是應該被放在家庭權力結構的框架里去理解，是長期家暴的延伸，是長期家暴發展出來的極端後果。最開始可能只是推一下、打個巴掌，如果苗頭出現時，簡單地當成家庭糾紛去輕化處理，最後就可能出現惡性事件。只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才能夠真正地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
一個中國男人會去算命：我命里有兩個兒子。然後重複繁衍。 網路圖片 今天是我妹妹高考開始的日子。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心過這些過去的日子，我已經離開它們快十年了。而我妹妹正在經歷的一切，讓我又不得不重返這種幾乎生、幾乎死的歲月。 雖然高考的恐怖記憶已經從身體上褪去，只留下認知，我終於可以用成年人的眼光、而不再是一個高中生近乎絕望赴死的決心去看待它，但這仍然是我最恨的日子。 我想到的仍然是我妹妹所忍受的苦楚，她為了跳出那個漩渦所付出的一切，而我作為大人、作為成年人竟無能為力，而且還要目睹那麼多和我妹妹一樣大的孩子，目睹他們紛紛跳進去——要有多麼幸運才能順利走出來。我始終認為這是一場不斷折損孩子們精神和軀體的災難，是大逃殺。 就在一星期以前，我妹妹回家休息，她太緊張了，畫了很多畫，還給我畫了頭像。她跟我聊天，聽起來很高興，像是在為高考這個日子即將過去感到慶幸不已，我也被那種情緒感染了，險些忘了她不是去參加慶典，而是參加大逃殺。 後來我們再也沒有說過話，接著就到了今天，漫長高考的第一天，從今天就開始出發和準備。我一醒來就認識到了這個現實，然後內心焦灼，又有種疲憊想吐的感覺，儘管我已經睡得足夠久，幾乎是報復所有醒著的時間，從昨晚十點睡到了今天早上十點。 我還是恨高考，我希望沒有人再經歷它，但還是要目睹每年「超多少多少考生」往裡跳，就好像那是一個什麼慶典，所有的大人們談笑風生，翹首以盼，唯獨忘了自己是怎麼從裡面爬出來的——或許這也有點勉強，從中國的教育情況來看，雖然每年參加高考的人數驚人，但是在高考之前就被教育甩出去的人數只會更加驚人。 根據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為 21836 萬人，包含高職、大專、本科及以上。 當然，還有另一些觸目驚心的數據還包括：約 12 億人沒有護照、超過 10 億人沒坐過飛機，繼李克強宣布「中國約 6 億人口月收入不足 1000元 」之後，據中金公司調查顯示，2022 年月收入 5000 元以下人口累計 13.28 億，佔總人口的 94.8%。 我相信這所有的數據（或者說結果）都是有所關聯的，或者直指一個答案。 我妹妹最焦慮的時候跟我聊天，她說她們班上有個女學生割腕了，然後被通知家長帶回家去「休息」，在那之前有接二連三的跳樓自殺，所有孩子的內心都受到了強烈的波動影響，有的人在教室做題，突然大哭，或者大笑起來。 我想中國今天這種局面，政治高壓、經濟下行，最痛苦的無疑是未成年人，所有的壓力都向最弱者傾斜，毫不誇張地說，他們從睜開眼的那一刻起，就開始面對整個社會的壓力。 微博有一個俗稱「窮廁」的 bot，它記載的大都是這個時代未成年人的精神狀態和處境，非常之恐怖，只要讀過一條，就很久才能緩過來。然後一旦長久地呆在裡面，嘗試不停地往下劃，簡直到了一種直接觸發 PTSD 的恐怖狀態。然而就是這種東西，卻每天都發生在這個國家的未成年人身上。且不在少數，而是最普遍不過。 我覺得有時候要訴說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必須看清在人和人之間究竟橫亘著什麼，不能盲目地將感情塗抹在一面水泥牆上，然而翻過去，那一面仍然寸草不生，什麼都沒有留下，什麼都沒有傳遞過去。在共產國家，就連愛也傳不了太遠。 我和我妹妹的感情也是這樣的，我妹妹肯定不會覺得高考是她必須翻過去的山，她是很敏感的一個孩子，她能覺察到這個世界上的大人都在對他們的遭遇袖手旁觀，還一邊翹首以盼地欣賞這種苦難，她的內心深處是恨的。我就是那種無能的大人，哪怕我是她的姐姐。 既然這個社會能將整體的壓力投射到孩子們身上，又怎麼不允許孩子們的恨意存在。老實說我寧願接受他們的恨，也不願意看到他們自戕。 我受夠了千百年來的哪吒敘事，以自戕實現反抗，這太慘痛了。然而沒有意義，厚顏無恥的大人們還在等待新的孩童，還將觀賞他們新一輪的大逃殺遊戲。 孩子的自殺就和夭折一樣普遍，且能夠被「成熟」的大人們接受，為了某種「效益」的實現，他們還將生產出另一個孩子，另一些孩子——就像那個新聞里，弟弟自殺後，父母決定代孕再生一個兒子，最後被女兒舉報而告終。 但真的就此告終了嗎，一個中國男人會去算命：我命里有兩個兒子。然後重複繁衍。 今年最著名的新聞，不就還有多益網路「煮肘徐波」訴前女友捲走財產，而前情就是這個人通過法律漏洞和女人們生了十多個孩子。嘆為觀止。 我自己來到這個世上都夠煩了，我真的很難忍受所有不被愛的孩子們被製造出來的前前後後，只能看到人類男性糟糕的繁殖慾望。他們得到孩子，然後折磨孩子，就是這麼回事。 你以為我在這裡是寫我與妹妹的關係，實際上我可能是在寫我幾乎素未謀面的爹的關係：不存在，但又幾乎無處不在。只是他早已不值得我用「百感交集、層次複雜」來形容，索性到此為止。 2024 年 6 月 5 日 文章來源：Matters
一種紀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紀念晚會的沿革變化背後，是兩岸三地政治局勢和人們的認同結構35年發展變遷的縮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陰天。 中正紀念堂前一塊被專門划出來的場地內，由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會，於6點40分正式開始。 六四晚會開始前（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晚會舞台的兩側，分別是不同公民組織設立的攤位，除了關注台灣本地議題的組織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關注香港的組織，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色旗幟在不同攤位出現多次。在晚會的入口，豎立著丹麥藝術家高志活作品「國殤之柱」的小型複製品，再往裡走，參與者在地上用燭光拼出了「8964」的字樣。 用燭光拼成的「8964」（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這場悼念晚會被視為目前「華語地區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晚會」，主辦方稱有兩千人參加。雖然規模已數台灣歷屆六四晚會中較大的，但人數仍遠不及曾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晚會。 台灣六四晚會在不同人的眼裡，意味著什麼？在兩岸逐漸走向敵對、台灣本土意識興盛的今天，台灣六四晚會的舉辦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 現場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會的兩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過程中更是用國語和粵語交替進行。在晚會的一開始，主持人便用粵語帶領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責任！」，這是過往每年都會在維園六四晚會出現的口號；在晚會即將結束時，大家亦用粵語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晚上八點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除了幾乎隨處可以聽到的粵語之外，辨別現場的港人還有兩種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這樣一位戴著口罩、身著黑衫的年輕港人，她身形瘦小，語氣活潑，極具親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會組織「職工盟」工作，2022年，「職工盟」迫於壓力解散，Wendy為了避免被捕，決定移居台灣。 香港職工會聯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組織，成立於1990年7月，主張獨立自主、民運與工運密不可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迫於政治壓力宣布解散。（圖片來源：端傳媒 / 林振東 攝） 那時，仍是疫情期間，從香港到台灣需要進行七日隔離，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結束隔離後，第一件事便是來到自由廣場悼念，發覺現場幾乎都是香港人。隔離時的孤單、在港時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氛圍中爆發，那晚，她多次流淚。 從前，在香港，因為在NGO工作，她亦會參與六四晚會，和同事一起在維園擺攤，宣傳、籌款。如今，在台灣，為了謀生，她選擇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時難免覺得可惜」，她說。 「台灣的六四晚會好不同，首先是規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黨在這裡發表演說」，Wendy說，「今年的形式還多了一些，有行動劇等等，我上次（2022年）來的時候，就是請不同的政黨上來講話，一直講一直講，好像變成一個政黨活動。」 這次專程從香港趕來參加六四晚會的Emma，也體會到了差異。她看起來三四十歲的年紀，戴著口罩，手持燭光，一個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人群中。她說，「在香港，我們會唱很多和六四有關的歌，在台灣，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現場基本都是和我年齡差不多的人，很少見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時候都是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與，希望小朋友記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樂組合「達明一派」成員黃耀明在維園晚會中演唱《回憶有罪》，這首歌由「達明一派」為紀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創作。（圖片來源：香港01 / 羅君豪 攝） 她上一次參加六四晚會是在2019年的維園，那也是香港最後一次舉辦六四晚會。六四發生時，她還是一個小學生，「當時太小，只模糊知道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後來才通過書籍和維園六四晚會了解到了更多來龍去脈，之後很多年，她在「天安門母親」組織中做義工，用這樣的方式記住六四。 晚會結束時，Emma再一次感慨：「這裡真的和香港的晚會好不同！」但又很快接著說，「但在離香港這麼近的一個國家，還願意紀念這樣的晚會，很難得，我作為香港人，覺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則覺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無需去比較」。他六十多歲，精瘦，從帽檐露出來的頭髮已經花白，戴著黑色的口罩，身著一件寫著「結束一黨專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訴我，他原本也在香港從事社會運動，組織遊行示威，2020年因為《國安法》被捕，期間和妻子分開，2023年隻身一人移居台灣。 六四發生時，他27歲。他記得那時香港掛起八號風球，120萬市民仍然上街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他也是其中一員。「當時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現場和記者演示，左腳往前挪一小步，右腳再很快跟上。他在電視上看到坦克碾壓學生的場景，至今難忘。從那時起，他每一年都會前往維園參加六四晚會。 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百日祭大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圖片來源：支聯會提供） 去年移居台灣後，他亦每年都來參與。 談起台灣的六四晚會，阿炳說，「台灣不像香港，他們對六四沒有感覺，辦得沒有香港那麼投入」，然後立刻話鋒一轉，「但他們肯辦，我就很高興，要感謝他們。」 香港維園的六四晚會從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間從無間斷，亦是香港每年標誌性的政治集會。維園六四晚會，不僅僅是悼念逝者與銘記歷史，也蘊含著改變中國現狀的政治訴求。 2014到2016年隨著香港本土派的興起，也出現過對六四晚會「行禮如儀」的批評，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聯會分庭抗禮，另外舉辦集會紀念六四，並傳遞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聲音。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建設民主中國」也在那時引來許多爭議，本土派青年挑戰道：「民主中國與我何干？」 Wendy那時也關注到這些批評，但她仍堅持參加六四晚會，「當時感受到中國對香港的影響越來越大，就有一種預感，覺得六四晚會可能有一天會辦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機會」。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維園六四晚會重新被注入現實意義，紀念六四，不僅是悼念亡者，也是當下香港人反抗中國極權侵蝕香港自由的抗爭。主辦方稱當年有超過18萬人參與，僅次於2009年的20萬人（編者註：連同未能進場的市民計算共20萬人）。此後，由於政治空間急劇緊縮，香港無法再舉辦六四晚會。 現場幾位受訪者，都提到「台灣六四晚會不唱歌」這點，他們所指的是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中，每年都會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會戰勝歸來》等。這些歌曲大多為粵語，表達對六四的傷痛和對民主自由的嚮往，許多香港人通過這些熟悉的旋律，傳承著對六四的記憶，一代又一代。 2019年6月4日，香港維園六四30周年集會，六四樂隊演唱《自由花》。（視頻來源：YouTube賬號@Victor Wong） 在台灣的六四晚會，則明顯不同。六四民運學生、在台港人、海外參與「白紙運動」的華人等人物輪番上台發表講話，講述中國對不同群體的打壓，「反中」的意涵明顯，但傳遞出的信號並不是反抗或改變，甚至不是銘記，只是以此說明對岸政權的無情與殘酷，比起香港維園，多了一種旁觀的距離感。 大陸人：「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 在現場的大陸人，更加低調、隱匿，不可辨認。 2019年7月，中國大陸以「鑒於兩岸目前關係」為由，取消大陸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連任後，大陸方面暫停了陸生赴台留學、交換的計劃。疫情爆發後，台灣政府全面拒絕包括大陸遊客在內的所有外國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灣開放了除大陸遊客以外的遊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陸遊客能夠申請台灣的觀光簽證進入台灣。也就是說，此次能夠來到台灣六四晚會的大陸人，要麼是常居海外以遊客的身份而來，要麼是台籍異性伴侶（兩岸同婚尚未通過），要麼是此前已經獲得學生簽證的陸生。 Lou是2011年來到台灣念書的第一批陸生，已經以學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過10年的時間。十年中，她只在剛來台不久時參與過一次六四晚會。 「台灣的六四晚會常常會把西藏議題、新疆議題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並不是覺得這些議題完全無關，而是感到他們想要傳遞的信息是非常簡化的，就是『你看，中國就是這麼邪惡』，真的就只是如此，沒有其他。」 她對這樣的簡化感到失望，又習以為常。Lou本身在台從事中國公民社會的相關研究，「在台灣，當你談到一些中國的勞工運動、維權或者社會抗爭的時候，它們全被都被用來證明『中國多麼邪惡』，沒有人覺得這些抗爭和台灣有任何關係，不管是好的或壞的關係。六四也是一樣，永遠被用來向台灣人喊話：我們應該遠離中國，越遠越好。大家沒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除了大陸的公民社會，她也關注國際議題，曾組織過聲援其他國家社會運動的行動，發現也是關注寥寥，「大家真的只關注台灣本土議題。」 而作為北京人，她對六四卻有著更不同的感情。「我還在母親肚子里的時候，發生了六四。上中學的時候，有一些老師就和我們講六四，講我們的學校在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我在北京路過一些相關的地點時，這段歷史就會在我腦海中跳出來。怎麼說，對我而言，六四不僅是一個理性的認知，更是一個和我的身體相關的記憶。」 在北京讀大學時，同學們也會在每年6月4日三三兩兩地坐在學校草坪上，談論時事。雖然極其隱晦，但也是對六四的一種紀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參與過維園六四晚會，她感到雖然在表面上，香港採用的論述和台灣有相似性，「但如果對香港的主辦單位、參與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談論一個要遠遠踢開的東西，即六四是『與我有關』的，那種切身性與台灣的氛圍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來到六四會場，最終卻決定提前離去，「這麼多年，這一套論述並未改變」，她說。 小點2016年左右從大陸來到台灣讀書，每年六四，她都會看關於六四晚會的報道，卻只在2023年因為恰好路過短暫去過一下現場。她說：「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現場。我甚至覺得，真正關心這個議題的人，是不會去（台灣六四晚會）的。」 「在台灣六四晚會的語境中，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當然，它的確失敗了。但也影響了之後的無數人，就算是89年之後出生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會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這段歷史，拼湊那個碎片。所以在我看來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個後來發生的繼續的過程。但是在台灣的語境裡面，從來都沒有人想要去呈現這個。」 來台灣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與一位台灣人結婚後，一直留在台灣。十年間，他只來過三次六四晚會，今年，他拿著相機在會場拍照，當被記者問到為什麼會來時，他用「我純粹只是來看看」表達自己的失落。 他說：「在台灣，紀念六四的活動跟六四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這裡，大家是想借六四來談論其他議題。比如2014年，大家會談論更多和「太陽花」有關的議題；近幾年，會更多談論香港。我其實能理解他們（台灣人）的角度：『六四這件事我能談什麼呢，其他的我也談不了，我只能談我能談、想談的東西』。我覺得也有一種無力感。你可以看到，現在的這一場基本上就是變成了台灣跟香港為主的一個晚會，它不僅是紀念六四了。」 台灣六四35周年集會，關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灣香港協會」的攤位背後，掛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反送中運動時期的口號。（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在大陸人眼中，六四在台灣被符號化了，它只是一個歷史的證據，用來證明對岸的邪惡和台灣的民主。在這樣的敘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記憶、悼念，和可能的反抗與行動，都被抹除了。記住六四，只是為了提醒人們，台灣一定不能被那個政權統一，而至於對岸政權具體如何發展，則與我們無關。 除了台灣六四的論述讓大陸人感到疏離之外，安全亦是大陸人的一個考慮。小點提到，2023年現場許多攝像機讓她感到「緊張」，所以很快便離開。在今年的現場，記者亦遇到另一位極其低調、戴著口罩的大陸男生，對方婉拒了採訪請求。 舉辦者：他國事物，難道我們就不能關心嗎？ 今年的台灣六四晚會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華人民主書院是一個致力於關注華人社會民主進程的非盈利組織，成立於2011年，當時的發起人有兩岸三地的民運人士，首屆主席是王丹。據了解，2019年後，機構內的香港職員逐漸迫於壓力離開，目前工作人員以台灣人為主。 「華人民主書院」是由兩岸三地民運人士共同創辦的非營利組織，2011年於香港註冊，同年5月30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目的是通過網上教育向華人社會推廣民主。2020年，因《國安法》實施，華人民主書院停止在香港運作。（圖片來源：大紀元） 胡嘉穎是這場晚會的統籌，她今年23歲，亦是第一年作為主辦者參與六四晚會。她是一名年輕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此前，她更多參與台灣本土議題的社會運動，主要關注土地議題。2022年，她曾站在台灣南鐵反強拆的第一線，聲援最後一戶拆遷戶黃春香家，並在強拆現場和警察爆發肢體衝突，但最終仍無法阻擋強拆進程。 「我之前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台獨工作者，我要優先紀念與台灣這片土地有關的事物。而六四，我覺得是他國事務。」 胡嘉穎的自我介紹總是以台語的「大家好，我是嘉穎」為開始，再轉換成國語。 2022年，她作為台灣青年運動者參與了華人民主書院主持的六四相關活動，與香港、中國的青年運動者對談。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原來台灣也有在紀念六四，她也因緣際會地參與到在台灣豎立「國殤之柱」的過程。她說：「那時候發現，原來六四這件事有這麼多國際的關注，我感到我對六四這件事開始有了一份參與。」 在現場豎立的3D列印複製雕像「國殤之柱」。「國殤之柱」是丹麥藝術家高志活為了悼念六四所創作。（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去年開始，她正式加入華人民主書院工作，「一開始其實是對台灣的議題感到疲憊，我想，如果換成中國議題，我應該不會投入那麼多感情吧」，她補充道，「但還是放了很多感情。」 記者追問是什麼樣的感情，她的回答很籠統：「我們都是對世界很關懷的人，自然就會放很多的感情到議題裡面。」 2024年6月4日當晚，六四親歷者、史學家吳仁華在台灣六四35周年集會中發言。（圖片來源：大紀元） 她提及六四參與者和史學家吳仁華。吳仁華是六四的親歷者，六四發生時，他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後來通過「黃雀計劃」流亡海外，近年居住在台灣。多年來，他致力於搜集六四相關資料，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等書。「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吳仁華老師。他一直在努力地書寫，寫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經歷了什麼，寫到直到不能再寫。而且，作為一個很關注這個世界的發展的人，怎麼可能不關心六四呢？所以，每次看到吳仁華老師的背影，我都會問自己，我對這個世界有什麼責任。」她這樣解釋自己對六四的感情，她也坦言「我和吳仁華老師接觸並不多」，但覺得對方很關心一線運動的學生。 舉辦六四晚會，對胡嘉穎來說，是出於對自由民主精神的認可，是需要記住的一個」與人權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因為它與自己的「台灣人」身份有何關聯。 過往多年，台灣對於到底為何要舉辦六四晚會有許多爭論。 最初，台灣的六四晚會由一個在1989年成立的「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血援會）統派組織舉辦，當時六四晚會主要傳遞的信息是，「大陸和台灣是同根同源的同胞，我們關注同胞的民主運動」，更有台灣上百位當紅明星共同錄製了《歷史的傷口》，作為聲援學生、支持六四的重要作品。在之後的二十年間，隨著台灣本土意識崛起，血援會和六四晚會也逐漸被邊緣化，參與人數從一開始的上萬人到2009年最後一次活動的幾十人。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浪潮中，中正廣場也在陳水扁任上更名為「自由廣場」。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萬名台灣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 （圖片來源：中央社檔案照片） 2010年，六四晚會第一次由在台灣大學念書的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在台大校園內舉辦。當時，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正好來台灣教書，接到主辦方的邀請，但因為當時不在台灣無法參加，他介紹了另外一位六四學生領袖王超華去到現場。 當時，王丹在台灣高校教授「中國近代史」，還在課餘辦了「中國沙龍」，和學生們討論中國議題，每年進行的「統獨大辯論」是當時最熱烈的討論。 王丹一直希望能夠在校外舉辦六四紀念活動，2011年，他聯絡台灣不同高校學生會、社團的學生領袖，在校外舉辦了六四晚會。後來，這些學生領袖成立了「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這個組織由港澳學生和台灣學生組成，大家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有的偏藍，有的偏綠。 從2011年開始，到2017年前後，台灣六四晚會主要由「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主辦。組織的創辦者之一、國立清華大學當時的學生會會長周慶昌表示，「從一開始，為什麼要辦六四晚會，就成為我們組織內部和對外的爭論焦點。」 偏藍的學生認為，紀念六四，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而偏綠的學生則認為，紀念六四，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是我們關心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 2011年六四22周年晚會上，當時的學生領袖林飛帆上台發言：「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 林飛帆（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 Artemas Liu 攝） 這一發言立刻引爆了組織內部一直存在的統獨分歧：在紀念六四的場合提到「台灣獨立」，是在消費六四，還是正當的表達？ 周慶昌提到：「大家開始討論，『我們關心六四，到底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關心的？還是說這是鄰國事務，我們只是出於人道主義立場去關心它？』」 這個問題他自己也思考許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獨裁正在影響全世界，包括台灣，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也應該關注中國的民主化，關注六四。」 他理解很多參與六四晚會的香港人、大陸人的失落。「他們心目中是有一個六四晚會的樣子，就是拿著蠟燭，一起悼念；但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樣的晚會是沒有辦法吸引到他們的，但如果辦成可以吸引台灣人來參與的晚會，更側重在台灣視角，又會被另外一邊罵，說我們在消費六四。」 他感受到這樣的兩難。在各種原因下，他和當時其他的一些學生領袖，在2017年左右逐漸淡出六四晚會的主辦。 此後，六四晚會開始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 今年，在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一場公開活動中，這次六四晚會的統籌胡嘉穎提到，她的媽媽是台灣人，爸爸是澳門人。在過去，她一直很怕別人知道爸爸是澳門人這件事，儘管澳門有著自己的歷史脈絡，但從台灣的視角看來，澳門和中國有著更密不可分的關聯。所以，胡嘉穎說，通過參與六四活動的主辦，她更好地和自己的澳門部分建立了聯結。 但她不認同「華人」這樣的身份。 她強調：「不存在『華人』這樣一個群體，我不是華人，我是台灣人」。 胡嘉穎作為當晚六四晚會的主持人之一在台上發言。（圖片來源：台灣綠黨Instagram賬號@greenparty_tw） 「廣場之外」主題徵文：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 長期以來，關於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於北京和廣場的激動人心或驚心動魄，屠殺、流亡與改革夢想的失敗。但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人共同經歷的一段路程。我們相信，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啟迪、指引和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們想在核心抗爭者之外，發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為人知的受難者，在六四之後持續投入新的社會運動的人。或者是在這場運動中，相較於首都和大城市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更為邊緣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農村、少數民族、性少數、教徒、殘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記憶。我們希望藉此讓六四的歷史敘事有著更加多樣的社會肌理。可以是您的親歷，也可以基於身邊的親人朋友的口述或檔案整理，如果您寫作經驗不夠，也可以聯繫「WOMEN我們」，簡單介紹您想寫的主題，或者告訴我們誰願意接受採訪，我們會協助您成文。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WOMEN我們
近日，有網友分享在安徽省立醫院內，一座高18層的樓，竟有7層都是幹部病房。 網傳圖片顯示，在這座樓內，負一是保健食堂與地下停車場，1層為介入學放射中心與CT室，2層到9層為部分科室門診以及手術室。 網路圖片 從10層開始，一直到16層，均標註的是幹部病房，後面括弧內顯示為老年醫院科1-7病區。 資料顯示，安徽省立醫院前身為合肥基督醫院，始建於1898年，2017年12月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直屬附屬醫院。現已發展成為一所設備先進、專科齊全、技術力量雄厚，集醫療、教學、科研、預防、保健、康復、急救為一體的省級大型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 通過該院網站上有關國際醫療部的簡介，也可以得知，該座樓為醫院總部內的醫學保健中心大樓，但並未找到有關醫學保健中心的相關介紹。 文章來源：小蘿蔔絲
作為雄性動物標記領地的一種方式，在特殊地點撒尿的做法可謂歷史相當悠久，最知名的應該屬孫猴子在如來佛掌心撒的那一泡。 6月1日凌晨，一位網名「鐵頭」的華人遊客在日本靖國神社的石碑上撒了一泡尿，並用紅漆塗鴉英文Toilet，意思是廁所。按「鐵頭」的自述，他的做法是為了抗議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所以要把靖國神社變為「靖國神廁」。 網路圖片 視頻傳回國內，引發歡聲一片，也引發罵聲一片，當然，歡呼聲是占絕對多數的。 網路圖片 歡呼的人們普遍認為，在靖國神社撒尿的做法非常解恨，其中既有上世紀日本侵華的舊恨，也有近幾年日本排放核廢水的新仇。這些人認為，雖然沒辦法踏平日本島屠盡小日子，但是有人去靖國神社撒泡尿噁心一下日本，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網路圖片 譴責「鐵頭」的人們普遍認為，用凌晨偷摸撒尿的方式來表達抗議，既不勇敢，也不文明，實在算不上什麼長臉的事情。而且這種做法對日本並沒有任何實質傷害，卻可能會導致日本收緊華人簽證政策，甚至影響在日留學生和華人的安全，屬於不負責任的做法。 這兩種觀點，你更傾向於哪一邊呢？ 評價現實問題太過複雜，我就分析下孫悟空在如來佛祖掌心撒尿的情節，供大家參考，請勿對號入座。 首先是客觀事實層面，孫悟空錯得相當離譜 當年孫悟空和如來佛祖打賭能不能飛出手掌心，孫悟空一個跟頭飛出十萬八千里，以為來到了天地的邊界，錯把如來的五根手指當成了擎天柱，所以撒泡尿來做標記。 之所以犯這麼離譜的錯誤，主要是由於孫悟空法力相對淺薄，認知能力相對較低，搞不清楚核心事實，還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真相。 然後是主觀層面，孫悟空的做法並不能達到他預想的效果 孫悟空在柱子上寫了到此一游還嫌不夠，又用撒尿的方式來加強證明，防止如來抵賴。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此時的孫悟空野性未脫，沿用獸類的本能，另一方面顯然也是想借撒尿這種戲謔做法來消解如來佛祖的權威，侮辱如來的形象。 可惜結果並不盡如猴意，孫悟空的做法並沒有絲毫侮辱到敵人的形象，反而是暴露了自己的潑猴本性，最終還落得個被壓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收場。 面對強大的敵人如來佛祖，孫悟空打不過，潛心修鍊增強法力才是正道，撒尿塗鴉就不免落入自取其辱的境地。 最後，總體來說，在如來佛祖掌心撒尿塗鴉的經歷，是整部《西遊記》中孫悟空形象最糟糕，距離大英雄「齊天大聖」最遙遠的情節。 一點建設性意見： 愛國挺好，抗議靖國神社也很好，但在公共場合把生殖器露出來的，希望還是別自稱愛中國，咱丟不起那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今年高考這個《坦誠交流》的作文題，我可太有感觸了： 網路圖片 容我先吹個牛： 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博主裡面，論才華論影響力我可能排不上號，但是要論坦誠，我排進前十應該問題不大。 坦誠有兩重含義。首先是誠實的誠，不說假話、不說違心的話，才有了坦誠的基礎；然後是坦開，盡量把完整的真相和深層的道理講出來，不藏著掖著，不浮於表面，這才是坦誠的精髓。 這年頭，能在公共寫作中做到誠實的本就不多，能做到坦誠的就更少了。我一直用坦誠的標準要求自己，相信讀者們也能感受得到，要不然我現在也不會是用這個小號來發文章，要不然，大家也不會天天在評論區追著我問有沒有小號的備用號…… 但是別誤會，今天這篇文章不是專門寫來自誇的，恰恰相反，是要坦誠面對自己還不夠坦誠的地方，鞭策自己繼續努力。 什麼樣才叫足夠坦誠呢？舉個例子，王五四那樣的就叫足夠坦誠。 網路圖片 王五四這個名字，可能大部分讀者都知道，還有些不知道的也沒關係，我講一個數據你就明白了： 王五四是微信公眾平台里用過賬號最多的時事評論博主，沒有之一。 當然，換成王五四自己來描述這個事實，他可能會這麼寫： 王五四是微信公眾平台里被封號轉世次數最多的時事評論博主。 表達同樣的意思，我為了賬號安全，會考慮用相對委婉、溫和，沒那麼敏感的寫法，而王五四則會不加遮掩、不作修飾，不計風險地陳述赤裸裸的事實。 這就是真實與坦誠的直觀差別。我能做到真實，但相比王五四來說，遠遠不夠坦誠。 可能有人會說，這是不理智的沖塔行為，是無意義的犧牲。不，你錯了。 王五四不知道怎麼寫更安全嗎？他是沒有指桑罵槐陰陽怪氣的技能嗎？你覺得他很享受發一篇文章就被封號的結果嗎？都不是。 作為職業寫作者，誰還不會幾招規避審查風險的『奇技淫巧』呢？誰又不希望有一個安安穩穩的賬號可以做大做強呢？ 六神磊磊朋友圈截圖 但是在公共領域，困難的危險的那些事總還是要有人去做，我們這個社會，也一直有人在主動擔起這份責任。 更重要的是，這份坦誠絕非無意義的犧牲。 首先，不加遮掩地陳述完整的事實，哪怕發出來後被消失，也依然是無可替代的對時代本來面目的記錄。上了網，傳播到了成千上萬讀者的手機客戶端，就總會有留存，並不會真的煙消雲散。歷史的痕迹可能會被遮蓋，但不可能真正抹除。 出於種種考慮迴避了部分敏感點，使用了委婉表達方式，發動了陰陽怪氣技能的文章，當然也是有意義的發聲，但它們是無法用來還原真實鮮活當代史的。 然後，不浮於表面，不沉迷捏軟柿子的評論，哪怕發出後被消失、被禁言，也依然是人類寶貴勇氣的光芒展現，依然是人心公義與社會共識的一次短暫但有力的凝聚。 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也仍然需要有一個人大聲說出來，大家才能在轉發、點贊，甚至是一次眼神交匯中確認，吾道不孤。 選擇用這樣的方式來寫作，是坦誠，更是赤誠。 或許是累了，或許是空間更小了，現在王五四寫作的頻率相比以前降了好多。我也是前天通過六神磊磊老師的朋友圈才知道，王五四這陣子在賣楊梅。 那沒的說，得幫忙帶貨一波。 我不確定王五四是不是做生意那塊料（文人絕大部分都不是），但我非常確信，這樣一個坦誠的人挑的產品是不會坑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今年2月底，我就貴州六盤水女民營企業家因討債被抓事件寫過一篇《六盤水事件：「以刑化債」還是「惡意討債」？》，其中提到當時《中國經營報》的報道稱，當地民營企業家馬藝珈伊是為了討回自己2.2億的工程款才涉刑的，而地方政府闢謠說，工程款已經還了近90%。我當時的疑問就是，如果債務是真實存在的，政府欠錢也是事實，那馬某等人編造了什麼虛假信息？這答案一等就是三個多月。 6月6日貴州省聯合調查組通報了六盤水市水城區馬某某伊案的調查結果，五名被認定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嫌疑人以及十名被認定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嫌疑人均因情節輕微而不起訴。同時，通報還稱，欠付的3056.35萬元已於2024年5月17日支付完畢，其他的還在民事訴訟程序依法審理之中。言下之意，就是媒體曝光後，不起訴之前，又支付了三千多萬且還沒全部付清！那當初政府信誓旦旦闢謠的底氣何來？ 網路圖片 我當時曾撰文指出，這個案件是把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機和司法的信任危機集中暴露了。欠債還錢原本天經地義，地方有財政困難也可以理解，但在地方政府干預下的公安司法機關，直接動用刑事措施「以刑化債」，也將有損公信力。現在這個結果，固然有律師努力的作用，但更多的可能是輿論的影響，是多方博弈後妥協的結果：你們認罪，給我面子，我放你們一馬！可是，當初各執一詞，到底誰在說謊呢？黑不提白不提了！ 貴州省聯合調查組的通報中說：「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還說要「依法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依法打擊侵害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的行為」。這個我舉雙手贊成。但是，這個案件早就發生了。2022年7月討債，討了一年多，2023年10月24日案發，一個多月後被批捕。周筱贇律師會見她時已經是12月。此後又經歷了一個多月的波折，周律師才於2024年2月6日第一次在看守所會見到馬某某伊。媒體報道之前，討債多不易，法治多艱難啊！ 網路圖片 如果沒有今年2月底的媒體報道，該案大概率會經過檢察院的審查起訴，已經提起公訴。如果快的話，現在已經經過庭審判有罪了。以我近二十年的刑辯經驗，2023年12月1日左右批捕，然後2024年2月1日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由於是捕訴一體，起訴是大概率的，而且負責起訴的就是批准逮捕的檢察官。在快則一個多月，慢則兩三個月的審查期內，或許不退補，或者退補一次，然後會有公訴人和當地律師都勸被告人認罪認罰，水到渠成判有罪。 有人會覺得，馬某某伊不一定會認罪，她有著堅毅不屈的性格。但別忘了，這個案件還有14名被告人，基本上都處於被羈押狀態，信息都不對稱，排名靠後的被告人被安排的可能都是法律援助律師，他們為了早點出去，幾乎都會選擇認罪認罰。而一旦大部分人認罪認罰，排名靠前的被告人無罪辯護的空間就被壓縮，哪怕屆時北京律師介入再做無罪辯護可能也是徒勞！而這是大多數沒有得到媒體曝光的案件的宿命！ 網路圖片 可是能有幾個案件有馬某某伊案這麼幸運呢？她委託的律師，是前知名媒體人，有著豐富的媒體資源和輿論動員能力，參與報道該案的媒體又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再加上當地政府隊伍中的豬隊友威脅記者的騷操作神助攻，讓這個案件獲得了足夠的媒體曝光度。而輿情的影響又帶來了貴州省聯合調查組，以及省檢察院的指定管轄，把案件移出了原利益糾葛之地。這種綜合力量最終促成了該案15名涉案人員的不起訴！ 但同樣進行討債維權的周祿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作為民間維權人士，周祿寶多年以前就曾因在維權過程中舉報江蘇某領導而被報復性地刑拘，變換罪名後追訴。這次周祿寶等十幾人身限囹圄則是跟馬某某伊很相似的討債，所不同的是他是幫一些農民工向欠薪的企業討要工程款和血汗錢。由於他在舉報、投訴的同時也撰文發帖，引發輿情，終被被蘭州市公安局城關分局跨省刑拘，隨後被批捕。何其相似！ 網路圖片 我清楚地知道，所謂的利用信息網路尋釁滋事，一方面行為人在網路上編造、散布的必須是「虛假信息」，而且不是針對特定的自然人而捏造的虛假事實，而是針對不特定的自然人或者單位、公共事件而編造的虛假信息。如果欠薪等事實存在，僅僅是網路發文向特定的欠薪企業維權，不存在構成尋釁滋事的問題。另一方面，入罪還要求「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主要是指導致現實社會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等等。就算這個案件中沒有上述情形，但作為口袋罪的「尋釁滋事」還是張開了大口。 當所有人在歡呼六盤水的全案不起訴是法律的勝利時，我卻覺得有點悲哀。如果撇開媒體報道的影響力，這些人能獲得不起訴嗎？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他們最終被定罪的概率是多大？因為沒有媒體關注的同樣是討債維權的周祿寶，也以同樣的罪名被羈押，他又能不能等到屬於他的公正？難道類似的案件只有輿論的加持，才能避免冤錯案的發生？那又有多少陽光之外的角落中，被口袋罪桎梏的維權者在苦苦期盼神跡？ 文章來源：鳳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