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三年前，衡水中学高三学生张锡峰在演讲中歇斯底里般喊出了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城里的白菜”，因为用力过猛、充满恨意，引发人们的讨论。 当时，他还说：“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金色的舞台上，聚光灯打向我，摄像机对准我，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站在台上侃侃而谈，此刻世界就只有我一人。” 在高考中，张锡峰的表现不可谓不出色，河北省第200多名、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这是无数高三学生梦想的顶峰。 但三年后的今天，他在镜头前只剩下无奈和迷惘。他不愿再提起“乡下土猪拱城里白菜”，反而说自己不想成为做题机器，对自己的应试技巧很反感，甚至因此厌恶考试，不想再考研。对于未来，他也充满悲观，因为大学乃至大城市的许多事情跟自己想象中不一样。 他的迷惘，三年前就已经有无数人预见。当时，某平台在张锡峰演讲新闻的标题中提炼了“我们不是高考机器”这一元素。我当时就写道，刻意强调“不是高考机器”大可不必，因为“既然进了衡水，接受了衡水的教育模式，那当然是高考机器，但靠自己努力的机器并不丢人。更何况，社会上大多数工作本质都是机器，大多数人也终究要接受自己的工具人身份，高考机器顶多算是个预演。” 张锡峰当年并不坦诚。他说自己家里并不是太穷，是舆论流量将之渲染成穷人家孩子。可当年他确实有意往这个方向包装自己，所以明明家里有辆帕萨特，却在演讲中喊出“看着一些同学陆续被家长用轿车接走，而我只能背着沉重的书包，一步一步走路回家”。 我从不同情这种投机者，这种打鸡血的演讲腔，也是我一直反感的。 张锡峰的演讲应该是我第二次关注到衡水中学学生演讲，第一次是一位衡水中学“优秀毕业生”。 这位名叫万思远的毕业生考上了东南大学，曾获得“东大好青年”“东南大学五四奖章”“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一系列荣誉，经常代表学校出席各种高大上场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前几年他上了个新闻热搜——前往山村支教时，他像街头小混混一般一脚踹飞山村小学生的视频曝了光。当然，这种人后来混得不错也不奇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同学扒了许多他的黑历史，包括“学历造假、指导他人造假、坑学弟学妹、创业比赛走穴捞金、涉嫌性骚扰女同学、参选最具影响力毕业生跟队友撕逼”……而且，他以有几副面孔著称，在面对领导和面对普通同学时，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前者卑躬屈膝，对后者趾高气扬。 大学期间，万思远也曾回衡水中学演讲。他显然习惯了衡水中学打鸡血喊口号的风格，所以在网络可见的各种演讲与表达中，他的话语模式也糅合了主流演讲腔和衡水热血，看起来很老土和别扭。 网络图片 这种演讲腔并非衡水中学独有，随便找个中小学看一场演讲比赛，大家的腔调都好听不到哪里去，无非是“土猪拱白菜”多了些太明显的恨意。所以，咬牙切齿的“土猪拱城里白菜”，不过是假大空式学校教育的“成果”而已。在中国人的求学经历中，假大空一直是躲不过去的阴影，谁没遭遇过呢？。 既然是假大空，就很容易制造虚无的道德感、虚无的成功学，还有虚无的恨。它的最大问题，是让一个孩子沉浸于虚幻中，设置各种假想敌，却忽视了具体问题。在这种状态下培养出的孩子，必然是投机的，吃相也不会好看。张锡峰和万思远，不过是两个路径有些区别、但本质一样的例子而已。 但必须承认，张锡峰面对的困境也是真实的。他的“拱城里白菜”当然粗鄙，但一个社会没有了“穷小子逆袭”的故事，又说明社会是粗鄙的。 在这种逆袭式个人粗鄙和社会粗鄙中，如果非要选一样，我选择接受前者的存在。因为前者存在时，它只会是正常社会中的一部分，且有机会改变和进化。 后者呢？它看似只剥夺了底层的机会，实际上是在渐渐剥夺每个人的机会。那些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赢在起跑线上的人，会发现因为机会越来越少，自己只能让路给那些条件更“好”的人。而且这种让路，必然是在非正常竞争状态下完成，比如一个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员工，会发现自己在孩子落户和各种抽签摇号中比不过一个科长。 到最后，所有人都会失去机会。所谓“垃圾时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剥夺人们正常实现理想的机会。“拱城里白菜”是一个少年的妄想，但所谓“生活的教育”，比这种个体的粗鄙更为粗鄙。 对于张锡峰来说，真正好的社会，会让他有审视自己并改变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只剩下迷惘。当然，如果这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他一开始也不会充满恨意地喊出“拱城里白菜”。 因为，一个好的社会，不会让乡下穷小子变成猎物，被吃干榨净。一个好的学校，不会让学生以为自己是能撬动地球、拱城里白菜更是轻而易举的土猪，而是会踏踏实实告诉他们，考大学时应该如何选择城市和专业，如何告别小镇做题家身份，如何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打算，如何去爱，如何真诚。 很可惜，张锡峰乃至这个时代的无数孩子，并没有这样的机遇。因为，相比“土猪拱城里白菜”的粗鄙，现实更为粗鄙。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5月31日，被家暴16次的谢女士的离婚纠纷民事案件开庭，法院当庭宣判，准予其离婚，6月7日，她收到了离婚判决书。在结婚两年的时间内，谢女士不断遭受到贺某某的严重家暴。她曾多次报警，还求助过社区和妇联，但都没能阻止暴力的继续发生。在去年4月24日向法院提交离婚申请当天，她遭受了贺某某的第16次家暴，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谢女士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内脏出血，肝、脾、胃、肾、十二指肠这些都坏了，肠子比较严重，直接断了。医生说如果晚送一会可能就没命了”。 经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鉴定，谢女士重伤二级四处、轻伤二级五处、轻微伤一处。30岁的她此后终身都要带着粪袋生活。案发后，贺某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他对谢女士的伤害才得以停止。2023年12月，武侯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武侯区检察院移送贺某某审查起诉。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是负责谢女士刑事诉讼的律师，执业20多年的她是离婚、家庭暴力领域的资深律师，2015年还创立了专门帮助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在她看来，谢女士代表当前很多被家暴的女性的处境，以下是对李莹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您最初是如何接手这一案件？ 李莹：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办理家暴相关的离婚案，今年1月，谢女士通过记者联系到我，希望我能提供刑事诉讼部分的法律援助，她的诉求是严惩被告即贺某某。离婚民事案件已经有当地的律师在处理。我们本来就在做法律援助，当时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恶性，女方受到的伤害很大，所以决定受理。 在庭前会议前几天，我第一次在成都见到了谢女士。当时她的状态不太好，已经治疗半年多的她，脸色很苍白，看上很虚弱。她的个子不高，人非常清秀，从她的住所到我这就一两百米，但她走得非常困难，我看得很难过。即使我已经做了多年的婚姻代理律师，办理过不少家暴案件，还是觉得震惊，很难想象所谓最亲密的人下如此狠手。贺某某对谢女士的殴打的都是致命部位：胃、肠子都打破，左肾完全失去了功能，肚内的内容物全部都被打到了腹腔，晚送一点就没命了。而且贺某某还涉嫌故意拖延抢救时间，在酒店内施暴后，即使路人打电话报警，贺某某在把谢女士送去医院的路上还是各种拖延，试图延误救治时间。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谢女士自2022年被第一次被家暴后，曾多次报警，警方还在2022年1月后下达了两次《家庭暴力告诫书》，但这些似乎都没有阻止贺某某继续施暴。如何理解《家庭暴力告诫书》的作用？ 李莹：当警方认定施暴者有轻微家暴行为时，就可以下发告诫书。在我们自己办理的案件当中，针对轻微家暴，警方下达告诫书后，绝大部分人确实没有再实施家暴行为，所以它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但针对严重家暴施暴者，告诫书的震慑作用并不足够。告诫书并不会限制施暴者的人身自由，这意味着甚至还没有达到治安处罚中可以拘留的条件，不会对施暴者有着什么实质性的惩处。贺某某与谢女士都是二婚，贺某某一婚中就存在长期家暴的行为。对这样的惯犯，告诫书的作用有限。从案情中我们可以看到，谢女士接连遭受的都是严重家暴，比如怀孕时被对方用刀伤害，或者被贺某某将滚烫的砂锅泼到身上，前胸和后背都被烫伤。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告诫书起到的作用有限，有哪些手段是能继续约束施暴者的？ 李莹：第一次发告诫书后，警方其实可以在辖区内对受害人进行跟踪随访，看她是否仍然有人身危险。施暴者如果继续家暴，公安应该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拘留。如果受害者伤势达到轻伤以上，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大处罚力度，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家暴，让施暴者认为反正不会拿他怎么样，反而会变成变相地鼓励家暴。 在谢女士的案子里，我们能看到，在被家暴后，谢女士有过多次报警，也曾求助过居委会与妇联，但很可惜最后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事实上，婚姻里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知道什么是家暴，也尝试去报警或寻求其他帮助，可效果都不太好。 《我回到十七岁的理由》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谢女士在被家暴后，曾多次尝试和男方协议离婚，但男方均不同意。她试图不断逃离贺某某，又总是被他找到，继续被施暴，这种情形在您办理的案件中常见吗？ 李莹：很常见。家暴的本质是权力控制关系。恶性的家暴案件又往往都是发生在要离婚、分手或刚离完婚的阶段。此时施暴人认为要失去控制了，会用更严重的暴力去控制对方。而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下，因家暴起诉离婚非常地难，受害人只能不停地躲避施暴方。谢女士的案件是这样，我们熟知的拉姆案也是如此，拉姆因家暴要与前夫离婚，在离婚后不久被前夫用汽油烧成重伤，最终救治无效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以家暴起诉离婚很难？ 李莹：我觉得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搜集家暴的证据很难。家暴案件中，经常只有两个人而没有目击证人，有隐蔽性，如果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施暴方很容易否认。我现在正在办的一个案子，女方的眼眶都被男方踢到骨折，因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男方说不是他造成的，是女方自己撞的，这时就要花力气去找很多辅助证据，比如聊天记录等等。 另外，法院对家暴认定的证明标准也比较高，甚至有些严苛。在具体的案件中，法院要求必须能证明家暴很严重或反复多次发生，我听说有的法院甚至要求几次以上才能够认定为家暴。即使能提供证据证明家暴严重或长期反复，法院的认定也非常谨慎。我们最近有一个案子的判定结果让我觉得很遗憾：在电梯里，男方把女方的头发拽住，一下拽倒在地，然后拼命地殴打女方，有视频为证。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比如女方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意味着之前男方也对女方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比如被打后拍下的伤情照片、医疗报告，但仍然没被认定为家暴，只是被判定为失当行为。 《微暗之火》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法院的认定会这样严苛？ 李莹：其实在法律条例中，对家暴的认定并没有这样严苛。201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对家庭成员进行殴打、残害、限制人身自由都属于家暴，没有对次数和损害后果的要求。只有精神暴力有一个“经常性恐吓”的限定，身体暴力则没有的。 我个人认为法院家暴标准的认定严格，可能是因为男方对女方的伤害行为被判定为家暴后会带来以下实质性的后果：在我们的法律中，有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程序，而起诉离婚的程序里，如果被认定为家暴，另一方即使不同意离婚也可以直接判离。比如丈夫打了妻子一巴掌，认定家暴后就可以直接判离，法官可能认为是不是过于轻率，因为这不一定意味着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只是某个时期的呈现。但像我前面提到的案子，我们都提供了录像，男方确实拽倒女方并殴打，我看了都觉得非常愤怒，这种情况还没办法构成家暴，我无法理解。另一个后果是判定家暴后，也会引发离婚损害赔偿，且会影响财产的分配、子女抚养权的归属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们律师眼里，次数或者损害后果只是认定家暴的严重程度，而不是家暴的构成要件。当家暴认定如此严苛时，是避免了直接离婚的后果，但也没有办法起到保护家暴受害人的作用。我认为，这与社会对家暴的认识不足有关。 《最佳利益》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当一起家暴案被暴露出来后，常常会引起大众的愤怒和关注，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不对的行为。如何理解您说的社会对家暴的认识不足？ 李莹：的确，从2016年反家暴法颁布到现在，社会的进步很明显，家暴已经成为社会热点关注问题，对家暴零容忍成为社会共识。我们工作过程中也会感受到，比如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时间在不断缩短，法院在判决抚养权时会倾向于非施暴方。 但也需要看到，对家暴的关注，更多还是落在公共话题的层面，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有待加强。比如，即使《家庭暴力告诫书》的作用有限，但很多基层公安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全国专业从事反家庭暴力的社会组织也非常少，少到超出你的想象，我估计可能也就是两位数。 即使是专业人士，对家暴的认识也是不够的。我们每年都会给心理咨询师、社区、妇联等做反家暴培训，我都会问他们，在此之前是否参加过相关的培训，举手的人寥寥。 去年我还给婚姻家事的律师做反家暴培训，他们已经比普通人专业了很多，但他们中，主动为受害者申请过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并不多，甚至还有律师不知道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什么。反家暴的相关规定已经挺全，更重要的是怎样有效落实，只有去学习理解，才能谈到适用。 《不完美受害人》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再回到谢女士的案子，在庭前会议上，您提出希望法院考虑将检察官提出的涉嫌“故意伤害”罪改为涉嫌“故意杀人”罪，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莹：如前文所说，贺某某对谢女士的伤害其实是以剥夺生命为目的，他殴打的都是致命部位，并拖延送医救治时间，医生看到谢女士的情况还以为是遭受车祸后的严重撞击，可见下了非常大的狠手。我们认为，这已经不是“故意伤害”，而是“故意杀人”。 我也希望，通过此案让司法机关和大众意识到，恶性家暴案并不是普通的故意伤人案，而是应该被放在家庭权力结构的框架里去理解，是长期家暴的延伸，是长期家暴发展出来的极端后果。最开始可能只是推一下、打个巴掌，如果苗头出现时，简单地当成家庭纠纷去轻化处理，最后就可能出现恶性事件。只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才能够真正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中国男人会去算命：我命里有两个儿子。然后重复繁衍。 网络图片 今天是我妹妹高考开始的日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这些过去的日子，我已经离开它们快十年了。而我妹妹正在经历的一切，让我又不得不重返这种几乎生、几乎死的岁月。 虽然高考的恐怖记忆已经从身体上褪去，只留下认知，我终于可以用成年人的眼光、而不再是一个高中生近乎绝望赴死的决心去看待它，但这仍然是我最恨的日子。 我想到的仍然是我妹妹所忍受的苦楚，她为了跳出那个漩涡所付出的一切，而我作为大人、作为成年人竟无能为力，而且还要目睹那么多和我妹妹一样大的孩子，目睹他们纷纷跳进去——要有多么幸运才能顺利走出来。我始终认为这是一场不断折损孩子们精神和躯体的灾难，是大逃杀。 就在一星期以前，我妹妹回家休息，她太紧张了，画了很多画，还给我画了头像。她跟我聊天，听起来很高兴，像是在为高考这个日子即将过去感到庆幸不已，我也被那种情绪感染了，险些忘了她不是去参加庆典，而是参加大逃杀。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接着就到了今天，漫长高考的第一天，从今天就开始出发和准备。我一醒来就认识到了这个现实，然后内心焦灼，又有种疲惫想吐的感觉，尽管我已经睡得足够久，几乎是报复所有醒着的时间，从昨晚十点睡到了今天早上十点。 我还是恨高考，我希望没有人再经历它，但还是要目睹每年“超多少多少考生”往里跳，就好像那是一个什么庆典，所有的大人们谈笑风生，翘首以盼，唯独忘了自己是怎么从里面爬出来的——或许这也有点勉强，从中国的教育情况来看，虽然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惊人，但是在高考之前就被教育甩出去的人数只会更加惊人。 根据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836 万人，包含高职、大专、本科及以上。 当然，还有另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还包括：约 12 亿人没有护照、超过 10 亿人没坐过飞机，继李克强宣布“中国约 6 亿人口月收入不足 1000元 ”之后，据中金公司调查显示，2022 年月收入 5000 元以下人口累计 13.28 亿，占总人口的 94.8%。 我相信这所有的数据（或者说结果）都是有所关联的，或者直指一个答案。 我妹妹最焦虑的时候跟我聊天，她说她们班上有个女学生割腕了，然后被通知家长带回家去“休息”，在那之前有接二连三的跳楼自杀，所有孩子的内心都受到了强烈的波动影响，有的人在教室做题，突然大哭，或者大笑起来。 我想中国今天这种局面，政治高压、经济下行，最痛苦的无疑是未成年人，所有的压力都向最弱者倾斜，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面对整个社会的压力。 微博有一个俗称“穷厕”的 bot，它记载的大都是这个时代未成年人的精神状态和处境，非常之恐怖，只要读过一条，就很久才能缓过来。然后一旦长久地呆在里面，尝试不停地往下划，简直到了一种直接触发 PTSD 的恐怖状态。然而就是这种东西，却每天都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未成年人身上。且不在少数，而是最普遍不过。 我觉得有时候要诉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看清在人和人之间究竟横亘着什么，不能盲目地将感情涂抹在一面水泥墙上，然而翻过去，那一面仍然寸草不生，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传递过去。在共产国家，就连爱也传不了太远。 我和我妹妹的感情也是这样的，我妹妹肯定不会觉得高考是她必须翻过去的山，她是很敏感的一个孩子，她能觉察到这个世界上的大人都在对他们的遭遇袖手旁观，还一边翘首以盼地欣赏这种苦难，她的内心深处是恨的。我就是那种无能的大人，哪怕我是她的姐姐。 既然这个社会能将整体的压力投射到孩子们身上，又怎么不允许孩子们的恨意存在。老实说我宁愿接受他们的恨，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自戕。 我受够了千百年来的哪咤叙事，以自戕实现反抗，这太惨痛了。然而没有意义，厚颜无耻的大人们还在等待新的孩童，还将观赏他们新一轮的大逃杀游戏。 孩子的自杀就和夭折一样普遍，且能够被“成熟”的大人们接受，为了某种“效益”的实现，他们还将生产出另一个孩子，另一些孩子——就像那个新闻里，弟弟自杀后，父母决定代孕再生一个儿子，最后被女儿举报而告终。 但真的就此告终了吗，一个中国男人会去算命：我命里有两个儿子。然后重复繁衍。 今年最著名的新闻，不就还有多益网络“煮肘徐波”诉前女友卷走财产，而前情就是这个人通过法律漏洞和女人们生了十多个孩子。叹为观止。 我自己来到这个世上都够烦了，我真的很难忍受所有不被爱的孩子们被制造出来的前前后后，只能看到人类男性糟糕的繁殖欲望。他们得到孩子，然后折磨孩子，就是这么回事。 你以为我在这里是写我与妹妹的关系，实际上我可能是在写我几乎素未谋面的爹的关系：不存在，但又几乎无处不在。只是他早已不值得我用“百感交集、层次复杂”来形容，索性到此为止。 2024 年 6 月 5 日 文章来源：Matters
一种纪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纪念晚会的沿革变化背后，是两岸三地政治局势和人们的认同结构35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阴天。 中正纪念堂前一块被专门划出来的场地内，由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会，于6点40分正式开始。 六四晚会开始前（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晚会舞台的两侧，分别是不同公民组织设立的摊位，除了关注台湾本地议题的组织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关注香港的组织，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色旗帜在不同摊位出现多次。在晚会的入口，竖立着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作品“国殇之柱”的小型复制品，再往里走，参与者在地上用烛光拼出了“8964”的字样。 用烛光拼成的“8964”（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这场悼念晚会被视为目前“华语地区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晚会”，主办方称有两千人参加。虽然规模已数台湾历届六四晚会中较大的，但人数仍远不及曾在香港维园举办的六四晚会。 台湾六四晚会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什么？在两岸逐渐走向敌对、台湾本土意识兴盛的今天，台湾六四晚会的举办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 现场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会的两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过程中更是用国语和粤语交替进行。在晚会的一开始，主持人便用粤语带领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责任！”，这是过往每年都会在维园六四晚会出现的口号；在晚会即将结束时，大家亦用粤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晚上八点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除了几乎随处可以听到的粤语之外，辨别现场的港人还有两种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这样一位戴着口罩、身着黑衫的年轻港人，她身形瘦小，语气活泼，极具亲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会组织“职工盟”工作，2022年，“职工盟”迫于压力解散，Wendy为了避免被捕，决定移居台湾。 香港职工会联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990年7月，主张独立自主、民运与工运密不可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2021年10月3日，职工盟迫于政治压力宣布解散。（图片来源：端传媒 / 林振东 摄） 那时，仍是疫情期间，从香港到台湾需要进行七日隔离，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结束隔离后，第一件事便是来到自由广场悼念，发觉现场几乎都是香港人。隔离时的孤单、在港时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氛围中爆发，那晚，她多次流泪。 从前，在香港，因为在NGO工作，她亦会参与六四晚会，和同事一起在维园摆摊，宣传、筹款。如今，在台湾，为了谋生，她选择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时难免觉得可惜”，她说。 “台湾的六四晚会好不同，首先是规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党在这里发表演说”，Wendy说，“今年的形式还多了一些，有行动剧等等，我上次（2022年）来的时候，就是请不同的政党上来讲话，一直讲一直讲，好像变成一个政党活动。” 这次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六四晚会的Emma，也体会到了差异。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年纪，戴着口罩，手持烛光，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人群中。她说，“在香港，我们会唱很多和六四有关的歌，在台湾，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现场基本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很少见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希望小朋友记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乐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在维园晚会中演唱《回忆有罪》，这首歌由“达明一派”为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创作。（图片来源：香港01 / 罗君豪 摄） 她上一次参加六四晚会是在2019年的维园，那也是香港最后一次举办六四晚会。六四发生时，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当时太小，只模糊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后来才通过书籍和维园六四晚会了解到了更多来龙去脉，之后很多年，她在“天安门母亲”组织中做义工，用这样的方式记住六四。 晚会结束时，Emma再一次感慨：“这里真的和香港的晚会好不同！”但又很快接着说，“但在离香港这么近的一个国家，还愿意纪念这样的晚会，很难得，我作为香港人，觉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则觉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无需去比较”。他六十多岁，精瘦，从帽檐露出来的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黑色的口罩，身着一件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诉我，他原本也在香港从事社会运动，组织游行示威，2020年因为《国安法》被捕，期间和妻子分开，2023年只身一人移居台湾。 六四发生时，他27岁。他记得那时香港挂起八号风球，120万市民仍然上街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他也是其中一员。“当时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现场和记者演示，左脚往前挪一小步，右脚再很快跟上。他在电视上看到坦克碾压学生的场景，至今难忘。从那时起，他每一年都会前往维园参加六四晚会。 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百日祭大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图片来源：支联会提供） 去年移居台湾后，他亦每年都来参与。 谈起台湾的六四晚会，阿炳说，“台湾不像香港，他们对六四没有感觉，办得没有香港那么投入”，然后立刻话锋一转，“但他们肯办，我就很高兴，要感谢他们。” 香港维园的六四晚会从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间从无间断，亦是香港每年标志性的政治集会。维园六四晚会，不仅仅是悼念逝者与铭记历史，也蕴含着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诉求。 2014到2016年随着香港本土派的兴起，也出现过对六四晚会“行礼如仪”的批评，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联会分庭抗礼，另外举办集会纪念六四，并传递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声音。支联会的五大纲领之一“建设民主中国”也在那时引来许多争议，本土派青年挑战道：“民主中国与我何干？” Wendy那时也关注到这些批评，但她仍坚持参加六四晚会，“当时感受到中国对香港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一种预感，觉得六四晚会可能有一天会办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机会”。 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维园六四晚会重新被注入现实意义，纪念六四，不仅是悼念亡者，也是当下香港人反抗中国极权侵蚀香港自由的抗争。主办方称当年有超过18万人参与，仅次于2009年的20万人（编者注：连同未能进场的市民计算共20万人）。此后，由于政治空间急剧紧缩，香港无法再举办六四晚会。 现场几位受访者，都提到“台湾六四晚会不唱歌”这点，他们所指的是香港维园六四晚会中，每年都会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会战胜归来》等。这些歌曲大多为粤语，表达对六四的伤痛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许多香港人通过这些熟悉的旋律，传承着对六四的记忆，一代又一代。 2019年6月4日，香港维园六四30周年集会，六四乐队演唱《自由花》。（视频来源：YouTube账号@Victor Wong） 在台湾的六四晚会，则明显不同。六四民运学生、在台港人、海外参与“白纸运动”的华人等人物轮番上台发表讲话，讲述中国对不同群体的打压，“反中”的意涵明显，但传递出的信号并不是反抗或改变，甚至不是铭记，只是以此说明对岸政权的无情与残酷，比起香港维园，多了一种旁观的距离感。 大陆人：“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 在现场的大陆人，更加低调、隐匿，不可辨认。 2019年7月，中国大陆以“鉴于两岸目前关系”为由，取消大陆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连任后，大陆方面暂停了陆生赴台留学、交换的计划。疫情爆发后，台湾政府全面拒绝包括大陆游客在内的所有外国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湾开放了除大陆游客以外的游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陆游客能够申请台湾的观光签证进入台湾。也就是说，此次能够来到台湾六四晚会的大陆人，要么是常居海外以游客的身份而来，要么是台籍异性伴侣（两岸同婚尚未通过），要么是此前已经获得学生签证的陆生。 Lou是2011年来到台湾念书的第一批陆生，已经以学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过10年的时间。十年中，她只在刚来台不久时参与过一次六四晚会。 “台湾的六四晚会常常会把西藏议题、新疆议题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并不是觉得这些议题完全无关，而是感到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是非常简化的，就是‘你看，中国就是这么邪恶’，真的就只是如此，没有其他。” 她对这样的简化感到失望，又习以为常。Lou本身在台从事中国公民社会的相关研究，“在台湾，当你谈到一些中国的劳工运动、维权或者社会抗争的时候，它们全被都被用来证明‘中国多么邪恶’，没有人觉得这些抗争和台湾有任何关系，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关系。六四也是一样，永远被用来向台湾人喊话：我们应该远离中国，越远越好。大家没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除了大陆的公民社会，她也关注国际议题，曾组织过声援其他国家社会运动的行动，发现也是关注寥寥，“大家真的只关注台湾本土议题。” 而作为北京人，她对六四却有着更不同的感情。“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发生了六四。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就和我们讲六四，讲我们的学校在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在北京路过一些相关的地点时，这段历史就会在我脑海中跳出来。怎么说，对我而言，六四不仅是一个理性的认知，更是一个和我的身体相关的记忆。” 在北京读大学时，同学们也会在每年6月4日三三两两地坐在学校草坪上，谈论时事。虽然极其隐晦，但也是对六四的一种纪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参与过维园六四晚会，她感到虽然在表面上，香港采用的论述和台湾有相似性，“但如果对香港的主办单位、参与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谈论一个要远远踢开的东西，即六四是‘与我有关’的，那种切身性与台湾的氛围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来到六四会场，最终却决定提前离去，“这么多年，这一套论述并未改变”，她说。 小点2016年左右从大陆来到台湾读书，每年六四，她都会看关于六四晚会的报道，却只在2023年因为恰好路过短暂去过一下现场。她说：“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现场。我甚至觉得，真正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是不会去（台湾六四晚会）的。” “在台湾六四晚会的语境中，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当然，它的确失败了。但也影响了之后的无数人，就算是89年之后出生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这段历史，拼凑那个碎片。所以在我看来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个后来发生的继续的过程。但是在台湾的语境里面，从来都没有人想要去呈现这个。” 来台湾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与一位台湾人结婚后，一直留在台湾。十年间，他只来过三次六四晚会，今年，他拿着相机在会场拍照，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来时，他用“我纯粹只是来看看”表达自己的失落。 他说：“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跟六四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这里，大家是想借六四来谈论其他议题。比如2014年，大家会谈论更多和“太阳花”有关的议题；近几年，会更多谈论香港。我其实能理解他们（台湾人）的角度：‘六四这件事我能谈什么呢，其他的我也谈不了，我只能谈我能谈、想谈的东西’。我觉得也有一种无力感。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一场基本上就是变成了台湾跟香港为主的一个晚会，它不仅是纪念六四了。” 台湾六四35周年集会，关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湾香港协会”的摊位背后，挂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送中运动时期的口号。（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在大陆人眼中，六四在台湾被符号化了，它只是一个历史的证据，用来证明对岸的邪恶和台湾的民主。在这样的叙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记忆、悼念，和可能的反抗与行动，都被抹除了。记住六四，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台湾一定不能被那个政权统一，而至于对岸政权具体如何发展，则与我们无关。 除了台湾六四的论述让大陆人感到疏离之外，安全亦是大陆人的一个考虑。小点提到，2023年现场许多摄像机让她感到“紧张”，所以很快便离开。在今年的现场，记者亦遇到另一位极其低调、戴着口罩的大陆男生，对方婉拒了采访请求。 举办者：他国事物，难道我们就不能关心吗？ 今年的台湾六四晚会由华人民主书院举办。华人民主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关注华人社会民主进程的非盈利组织，成立于2011年，当时的发起人有两岸三地的民运人士，首届主席是王丹。据了解，2019年后，机构内的香港职员逐渐迫于压力离开，目前工作人员以台湾人为主。 “华人民主书院”是由两岸三地民运人士共同创办的非营利组织，2011年于香港注册，同年5月30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目的是通过网上教育向华人社会推广民主。2020年，因《国安法》实施，华人民主书院停止在香港运作。（图片来源：大纪元） 胡嘉颖是这场晚会的统筹，她今年23岁，亦是第一年作为主办者参与六四晚会。她是一名年轻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此前，她更多参与台湾本土议题的社会运动，主要关注土地议题。2022年，她曾站在台湾南铁反强拆的第一线，声援最后一户拆迁户黄春香家，并在强拆现场和警察爆发肢体冲突，但最终仍无法阻挡强拆进程。 “我之前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台独工作者，我要优先纪念与台湾这片土地有关的事物。而六四，我觉得是他国事务。” 胡嘉颖的自我介绍总是以台语的“大家好，我是嘉颖”为开始，再转换成国语。 2022年，她作为台湾青年运动者参与了华人民主书院主持的六四相关活动，与香港、中国的青年运动者对谈。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原来台湾也有在纪念六四，她也因缘际会地参与到在台湾竖立“国殇之柱”的过程。她说：“那时候发现，原来六四这件事有这么多国际的关注，我感到我对六四这件事开始有了一份参与。” 在现场竖立的3D打印复制雕像“国殇之柱”。“国殇之柱”是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为了悼念六四所创作。（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去年开始，她正式加入华人民主书院工作，“一开始其实是对台湾的议题感到疲惫，我想，如果换成中国议题，我应该不会投入那么多感情吧”，她补充道，“但还是放了很多感情。” 记者追问是什么样的感情，她的回答很笼统：“我们都是对世界很关怀的人，自然就会放很多的感情到议题里面。” 2024年6月4日当晚，六四亲历者、史学家吴仁华在台湾六四35周年集会中发言。（图片来源：大纪元） 她提及六四参与者和史学家吴仁华。吴仁华是六四的亲历者，六四发生时，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后来通过“黄雀计划”流亡海外，近年居住在台湾。多年来，他致力于搜集六四相关资料，著有《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吴仁华老师。他一直在努力地书写，写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经历了什么，写到直到不能再写。而且，作为一个很关注这个世界的发展的人，怎么可能不关心六四呢？所以，每次看到吴仁华老师的背影，我都会问自己，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责任。”她这样解释自己对六四的感情，她也坦言“我和吴仁华老师接触并不多”，但觉得对方很关心一线运动的学生。 举办六四晚会，对胡嘉颖来说，是出于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认可，是需要记住的一个”与人权相关的议题“，而不是因为它与自己的“台湾人”身份有何关联。 过往多年，台湾对于到底为何要举办六四晚会有许多争论。 最初，台湾的六四晚会由一个在1989年成立的“血脉相连大陆民主运动后援会”（血援会）统派组织举办，当时六四晚会主要传递的信息是，“大陆和台湾是同根同源的同胞，我们关注同胞的民主运动”，更有台湾上百位当红明星共同录制了《历史的伤口》，作为声援学生、支持六四的重要作品。在之后的二十年间，随着台湾本土意识崛起，血援会和六四晚会也逐渐被边缘化，参与人数从一开始的上万人到2009年最后一次活动的几十人。在台湾社会的本土化浪潮中，中正广场也在陈水扁任上更名为“自由广场”。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万名台湾民众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参加“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活动。 （图片来源：中央社档案照片） 2010年，六四晚会第一次由在台湾大学念书的香港学生和台湾学生在台大校园内举办。当时，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正好来台湾教书，接到主办方的邀请，但因为当时不在台湾无法参加，他介绍了另外一位六四学生领袖王超华去到现场。 当时，王丹在台湾高校教授“中国近代史”，还在课余办了“中国沙龙”，和学生们讨论中国议题，每年进行的“统独大辩论”是当时最热烈的讨论。 王丹一直希望能够在校外举办六四纪念活动，2011年，他联络台湾不同高校学生会、社团的学生领袖，在校外举办了六四晚会。后来，这些学生领袖成立了“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这个组织由港澳学生和台湾学生组成，大家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有的偏蓝，有的偏绿。 从2011年开始，到2017年前后，台湾六四晚会主要由“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主办。组织的创办者之一、国立清华大学当时的学生会会长周庆昌表示，“从一开始，为什么要办六四晚会，就成为我们组织内部和对外的争论焦点。” 偏蓝的学生认为，纪念六四，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的一部分；而偏绿的学生则认为，纪念六四，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是我们关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 2011年六四22周年晚会上，当时的学生领袖林飞帆上台发言：“我是台湾人，我支持台湾独立”。 林飞帆（图片来源：关键评论网 / Artemas Liu 摄） 这一发言立刻引爆了组织内部一直存在的统独分歧：在纪念六四的场合提到“台湾独立”，是在消费六四，还是正当的表达？ 周庆昌提到：“大家开始讨论，‘我们关心六四，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关心的？还是说这是邻国事务，我们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去关心它？’” 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思考许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独裁正在影响全世界，包括台湾，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应该关注中国的民主化，关注六四。” 他理解很多参与六四晚会的香港人、大陆人的失落。“他们心目中是有一个六四晚会的样子，就是拿着蜡烛，一起悼念；但对于台湾人来说，这样的晚会是没有办法吸引到他们的，但如果办成可以吸引台湾人来参与的晚会，更侧重在台湾视角，又会被另外一边骂，说我们在消费六四。” 他感受到这样的两难。在各种原因下，他和当时其他的一些学生领袖，在2017年左右逐渐淡出六四晚会的主办。 此后，六四晚会开始由华人民主书院举办。 今年，在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这次六四晚会的统筹胡嘉颖提到，她的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澳门人。在过去，她一直很怕别人知道爸爸是澳门人这件事，尽管澳门有着自己的历史脉络，但从台湾的视角看来，澳门和中国有着更密不可分的关联。所以，胡嘉颖说，通过参与六四活动的主办，她更好地和自己的澳门部分建立了联结。 但她不认同“华人”这样的身份。 她强调：“不存在‘华人’这样一个群体，我不是华人，我是台湾人”。 胡嘉颖作为当晚六四晚会的主持人之一在台上发言。（图片来源：台湾绿党Instagram账号@greenparty_tw） “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 长期以来，关于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于北京和广场的激动人心或惊心动魄，屠杀、流亡与改革梦想的失败。但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人共同经历的一段路程。我们相信，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启迪、指引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们想在核心抗争者之外，发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为人知的受难者，在六四之后持续投入新的社会运动的人。或者是在这场运动中，相较于首都和大城市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为边缘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农村、少数民族、性少数、教徒、残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记忆。我们希望借此让六四的历史叙事有着更加多样的社会肌理。可以是您的亲历，也可以基于身边的亲人朋友的口述或档案整理，如果您写作经验不够，也可以联系“WOMEN我们”，简单介绍您想写的主题，或者告诉我们谁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会协助您成文。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WOMEN我们
近日，有网友分享在安徽省立医院内，一座高18层的楼，竟有7层都是干部病房。 网传图片显示，在这座楼内，负一是保健食堂与地下停车场，1层为介入学放射中心与CT室，2层到9层为部分科室门诊以及手术室。 网络图片 从10层开始，一直到16层，均标注的是干部病房，后面括号内显示为老年医院科1-7病区。 资料显示，安徽省立医院前身为合肥基督医院，始建于1898年，2017年12月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直属附属医院。现已发展成为一所设备先进、专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为一体的省级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通过该院网站上有关国际医疗部的简介，也可以得知，该座楼为医院总部内的医学保健中心大楼，但并未找到有关医学保健中心的相关介绍。 文章来源：小萝卜丝
作为雄性动物标记领地的一种方式，在特殊地点撒尿的做法可谓历史相当悠久，最知名的应该属孙猴子在如来佛掌心撒的那一泡。 6月1日凌晨，一位网名“铁头”的华人游客在日本靖国神社的石碑上撒了一泡尿，并用红漆涂鸦英文Toilet，意思是厕所。按“铁头”的自述，他的做法是为了抗议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所以要把靖国神社变为“靖国神厕”。 网络图片 视频传回国内，引发欢声一片，也引发骂声一片，当然，欢呼声是占绝对多数的。 网络图片 欢呼的人们普遍认为，在靖国神社撒尿的做法非常解恨，其中既有上世纪日本侵华的旧恨，也有近几年日本排放核废水的新仇。这些人认为，虽然没办法踏平日本岛屠尽小日子，但是有人去靖国神社撒泡尿恶心一下日本，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网络图片 谴责“铁头”的人们普遍认为，用凌晨偷摸撒尿的方式来表达抗议，既不勇敢，也不文明，实在算不上什么长脸的事情。而且这种做法对日本并没有任何实质伤害，却可能会导致日本收紧华人签证政策，甚至影响在日留学生和华人的安全，属于不负责任的做法。 这两种观点，你更倾向于哪一边呢？ 评价现实问题太过复杂，我就分析下孙悟空在如来佛祖掌心撒尿的情节，供大家参考，请勿对号入座。 首先是客观事实层面，孙悟空错得相当离谱 当年孙悟空和如来佛祖打赌能不能飞出手掌心，孙悟空一个跟头飞出十万八千里，以为来到了天地的边界，错把如来的五根手指当成了擎天柱，所以撒泡尿来做标记。 之所以犯这么离谱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孙悟空法力相对浅薄，认知能力相对较低，搞不清楚核心事实，还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真相。 然后是主观层面，孙悟空的做法并不能达到他预想的效果 孙悟空在柱子上写了到此一游还嫌不够，又用撒尿的方式来加强证明，防止如来抵赖。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此时的孙悟空野性未脱，沿用兽类的本能，另一方面显然也是想借撒尿这种戏谑做法来消解如来佛祖的权威，侮辱如来的形象。 可惜结果并不尽如猴意，孙悟空的做法并没有丝毫侮辱到敌人的形象，反而是暴露了自己的泼猴本性，最终还落得个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收场。 面对强大的敌人如来佛祖，孙悟空打不过，潜心修炼增强法力才是正道，撒尿涂鸦就不免落入自取其辱的境地。 最后，总体来说，在如来佛祖掌心撒尿涂鸦的经历，是整部《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最糟糕，距离大英雄“齐天大圣”最遥远的情节。 一点建设性意见： 爱国挺好，抗议靖国神社也很好，但在公共场合把生殖器露出来的，希望还是别自称爱中国，咱丢不起那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今年高考这个《坦诚交流》的作文题，我可太有感触了： 网络图片 容我先吹个牛：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博主里面，论才华论影响力我可能排不上号，但是要论坦诚，我排进前十应该问题不大。 坦诚有两重含义。首先是诚实的诚，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才有了坦诚的基础；然后是坦开，尽量把完整的真相和深层的道理讲出来，不藏着掖着，不浮于表面，这才是坦诚的精髓。 这年头，能在公共写作中做到诚实的本就不多，能做到坦诚的就更少了。我一直用坦诚的标准要求自己，相信读者们也能感受得到，要不然我现在也不会是用这个小号来发文章，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天天在评论区追着我问有没有小号的备用号…… 但是别误会，今天这篇文章不是专门写来自夸的，恰恰相反，是要坦诚面对自己还不够坦诚的地方，鞭策自己继续努力。 什么样才叫足够坦诚呢？举个例子，王五四那样的就叫足够坦诚。 网络图片 王五四这个名字，可能大部分读者都知道，还有些不知道的也没关系，我讲一个数据你就明白了： 王五四是微信公众平台里用过账号最多的时事评论博主，没有之一。 当然，换成王五四自己来描述这个事实，他可能会这么写： 王五四是微信公众平台里被封号转世次数最多的时事评论博主。 表达同样的意思，我为了账号安全，会考虑用相对委婉、温和，没那么敏感的写法，而王五四则会不加遮掩、不作修饰，不计风险地陈述赤裸裸的事实。 这就是真实与坦诚的直观差别。我能做到真实，但相比王五四来说，远远不够坦诚。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不理智的冲塔行为，是无意义的牺牲。不，你错了。 王五四不知道怎么写更安全吗？他是没有指桑骂槐阴阳怪气的技能吗？你觉得他很享受发一篇文章就被封号的结果吗？都不是。 作为职业写作者，谁还不会几招规避审查风险的‘奇技淫巧’呢？谁又不希望有一个安安稳稳的账号可以做大做强呢？ 六神磊磊朋友圈截图 但是在公共领域，困难的危险的那些事总还是要有人去做，我们这个社会，也一直有人在主动担起这份责任。 更重要的是，这份坦诚绝非无意义的牺牲。 首先，不加遮掩地陈述完整的事实，哪怕发出来后被消失，也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对时代本来面目的记录。上了网，传播到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手机客户端，就总会有留存，并不会真的烟消云散。历史的痕迹可能会被遮盖，但不可能真正抹除。 出于种种考虑回避了部分敏感点，使用了委婉表达方式，发动了阴阳怪气技能的文章，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发声，但它们是无法用来还原真实鲜活当代史的。 然后，不浮于表面，不沉迷捏软柿子的评论，哪怕发出后被消失、被禁言，也依然是人类宝贵勇气的光芒展现，依然是人心公义与社会共识的一次短暂但有力的凝聚。 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也仍然需要有一个人大声说出来，大家才能在转发、点赞，甚至是一次眼神交汇中确认，吾道不孤。 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写作，是坦诚，更是赤诚。 或许是累了，或许是空间更小了，现在王五四写作的频率相比以前降了好多。我也是前天通过六神磊磊老师的朋友圈才知道，王五四这阵子在卖杨梅。 那没的说，得帮忙带货一波。 我不确定王五四是不是做生意那块料（文人绝大部分都不是），但我非常确信，这样一个坦诚的人挑的产品是不会坑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今年2月底，我就贵州六盘水女民营企业家因讨债被抓事件写过一篇《六盘水事件：“以刑化债”还是“恶意讨债”？》，其中提到当时《中国经营报》的报道称，当地民营企业家马艺珈伊是为了讨回自己2.2亿的工程款才涉刑的，而地方政府辟谣说，工程款已经还了近90%。我当时的疑问就是，如果债务是真实存在的，政府欠钱也是事实，那马某等人编造了什么虚假信息？这答案一等就是三个多月。 6月6日贵州省联合调查组通报了六盘水市水城区马某某伊案的调查结果，五名被认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嫌疑人以及十名被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嫌疑人均因情节轻微而不起诉。同时，通报还称，欠付的3056.35万元已于2024年5月17日支付完毕，其他的还在民事诉讼程序依法审理之中。言下之意，就是媒体曝光后，不起诉之前，又支付了三千多万且还没全部付清！那当初政府信誓旦旦辟谣的底气何来？ 网络图片 我当时曾撰文指出，这个案件是把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司法的信任危机集中暴露了。欠债还钱原本天经地义，地方有财政困难也可以理解，但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公安司法机关，直接动用刑事措施“以刑化债”，也将有损公信力。现在这个结果，固然有律师努力的作用，但更多的可能是舆论的影响，是多方博弈后妥协的结果：你们认罪，给我面子，我放你们一马！可是，当初各执一词，到底谁在说谎呢？黑不提白不提了！ 贵州省联合调查组的通报中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还说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侵害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个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案件早就发生了。2022年7月讨债，讨了一年多，2023年10月24日案发，一个多月后被批捕。周筱赟律师会见她时已经是12月。此后又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波折，周律师才于2024年2月6日第一次在看守所会见到马某某伊。媒体报道之前，讨债多不易，法治多艰难啊！ 网络图片 如果没有今年2月底的媒体报道，该案大概率会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已经提起公诉。如果快的话，现在已经经过庭审判有罪了。以我近二十年的刑辩经验，2023年12月1日左右批捕，然后2024年2月1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是捕诉一体，起诉是大概率的，而且负责起诉的就是批准逮捕的检察官。在快则一个多月，慢则两三个月的审查期内，或许不退补，或者退补一次，然后会有公诉人和当地律师都劝被告人认罪认罚，水到渠成判有罪。 有人会觉得，马某某伊不一定会认罪，她有着坚毅不屈的性格。但别忘了，这个案件还有14名被告人，基本上都处于被羁押状态，信息都不对称，排名靠后的被告人被安排的可能都是法律援助律师，他们为了早点出去，几乎都会选择认罪认罚。而一旦大部分人认罪认罚，排名靠前的被告人无罪辩护的空间就被压缩，哪怕届时北京律师介入再做无罪辩护可能也是徒劳！而这是大多数没有得到媒体曝光的案件的宿命！ 网络图片 可是能有几个案件有马某某伊案这么幸运呢？她委托的律师，是前知名媒体人，有着丰富的媒体资源和舆论动员能力，参与报道该案的媒体又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再加上当地政府队伍中的猪队友威胁记者的骚操作神助攻，让这个案件获得了足够的媒体曝光度。而舆情的影响又带来了贵州省联合调查组，以及省检察院的指定管辖，把案件移出了原利益纠葛之地。这种综合力量最终促成了该案15名涉案人员的不起诉！ 但同样进行讨债维权的周禄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作为民间维权人士，周禄宝多年以前就曾因在维权过程中举报江苏某领导而被报复性地刑拘，变换罪名后追诉。这次周禄宝等十几人身限囹圄则是跟马某某伊很相似的讨债，所不同的是他是帮一些农民工向欠薪的企业讨要工程款和血汗钱。由于他在举报、投诉的同时也撰文发帖，引发舆情，终被被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跨省刑拘，随后被批捕。何其相似！ 网络图片 我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利用信息网络寻衅滋事，一方面行为人在网络上编造、散布的必须是“虚假信息”，而且不是针对特定的自然人而捏造的虚假事实，而是针对不特定的自然人或者单位、公共事件而编造的虚假信息。如果欠薪等事实存在，仅仅是网络发文向特定的欠薪企业维权，不存在构成寻衅滋事的问题。另一方面，入罪还要求“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主要是指导致现实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等。就算这个案件中没有上述情形，但作为口袋罪的“寻衅滋事”还是张开了大口。 当所有人在欢呼六盘水的全案不起诉是法律的胜利时，我却觉得有点悲哀。如果撇开媒体报道的影响力，这些人能获得不起诉吗？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他们最终被定罪的概率是多大？因为没有媒体关注的同样是讨债维权的周禄宝，也以同样的罪名被羁押，他又能不能等到属于他的公正？难道类似的案件只有舆论的加持，才能避免冤错案的发生？那又有多少阳光之外的角落中，被口袋罪桎梏的维权者在苦苦期盼神迹？ 文章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