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亲历“六四”的平庸亲友──写给“六四”34周年

我在中国国内有四位参加过“六四”的亲戚、前同事和朋友，他们没有像来到海外的许多“六四”亲历者一样的民运领袖风采，更没有像郭飞雄（杨茂东）那样在国内经历诸多磨难仍保有不灭的政治志向。他们是在当年“六四”承受过打压后迅速后退的一批人。在我眼里，他们是平庸的。

校园里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学特级教师，在教学和为人方面都颇有口碑。他沉默少语，仅凭他一脸正气和严肃的表情，就足以让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惯于吃喝玩乐者不是一类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个“秘密”：

1989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几名年轻中学教师在校内自发游行庆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著学运被强力镇压，他们受到了严厉处理……有的被贬到边远小学，有的虽然留校，但今后不能晋级、升职。他们都要写一份向党检讨自己的材料，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凭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后，获聘到一个发达城市的贵族学校，月入几万，后来房子有好几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学校，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每当我和姐夫谈到中国社会弊端和变革的理念时，他都认同，只是表态不多。对于我经常在社会上揭露共产党迫害人民的黑暗现实，他有时只是说“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当年对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也许，他看到强权如此，自己无法与之抗争，而将心志转移到教书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体制下，所谓的教书育人又能对社会起什么推动作用呢？当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过了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课程。

近几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话，当谈到海外自由资讯时，他都是默默地听，从不表态。最后说：“谢谢”。

总而言之，姐夫是那种后来逃避政治的“六四”亲历者。

骂党的贪官大哥

20年前我还是县城机关的年轻干部，后来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被贬到基层。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前同事在为我争取待遇方面帮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时，已是一名中层领导干部，我称他为大哥。

早年共事时我们就相互信任，他愿意跟我讲心里话，在我离开当地之前，我们一直有联系。

大哥也是“六四”亲历者。1989年，在广州读大学时，他是响应北京民运的学生之一。

他主管经济，在当地有改革派官员之名，还有升职空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贪官。当地也曾流传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里喝茶，他居然问我：“兄弟，我的钱够多了，以后这钱太多了怎么办好？”

那时我也很闭塞，不清楚如何转移资产这些事。

我对贪官没有负面想法，共产党的钱，本来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让这个政权垮吧！特别是大哥思想开明，起码对我不像别人那种歧视，反而充满同情和理解。

大哥经常私下骂共产党，比如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发下来又不得不应付下。我从香港带回的禁书，他也敢看，有关“文革”的历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都敢看，还收藏了一本《九评共产党》。

不过他说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响，他从来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说讲出真相了。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尽力捞钱。他还记得“六四”时的理想，只是已经放在一边。可能人们会说这是精致利已主义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好的体制，他的状态就不会是这样。那时，他的聪明才智同样会使他获得名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出国多年，和大哥没有了任何联系，毕竟他是官场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监控比过去严重，所以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但愿他在习近平的内斗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许，他内心的正义感和对共产党恶魔的抵触，能让上天保佑他。

“国学”圈里隐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间学者。

任先生来自北京，相貌堂堂，经常著一袭长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国学”圈子里的名人，还是个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问他的真名实姓，他的名片上写著姓任，据别人说这只是化名。

当时我已从体制出来，在南方某市的企业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个社区设有一家国学书院。也是因为缘份之故，不记得什么时候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讲过他的过去，他说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经在长安街冒过危险的那批学生之一。因为“六四”问题的影响，以他的专业，本是进机关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为自由职业者。

任先生谈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当年受到较大冲击。他对于当前政治处于非常消沉和悲观的状态，也说过不愿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国学”其实是变异的。我看到任先生的书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赠的宗教类普及书籍，都有著中共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的印记，并不是真正敬重神灵。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在这个圈子里求得名利而已，“国学”是个幌子，就不知不觉和他疏远了。

踲入空门的民主青年

最后一位我想介绍的，是“六四”后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实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称他为德先生。

大约是在2008年，在城市里一辆行走较长路程的公交车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而且谈起时事话题很投契。和尚也能谈政治，且在公共场合声量大也没有顾忌，确实令人大开眼界。不过当年在社会上，确实还没有现在习时代这么多随机告密者。

德先生对我说，“六四”后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经被短暂抓过，女友先获释后去了国外，并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获释后不想离开中国。民主路断，情缘已了，心灰意冷，于是踲入空门。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梦萦绕，所以每每有所抒发，其他僧人甚至戏称他为“政治和尚”。

德先生说，“政治和尚”并不可恶，其实就是忧国忧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贪污淫乱的党棍僧官们，德先生自认是清白的。但他说自己是行动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么，说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长谈。因为佛家讲随缘，他也不想留什么联系，到站时挥挥手下车而去，僧袍飘飘。

回头看看这四位与我有缘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中国的严酷政治环境下，经历打压后迅速自我掩盖，没有继续对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践行。但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们思想境界较高，还保有对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们，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难起而行和恒久坚持的。

也许，他们现在是平庸的人群，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日后形势急转，当那些在国内一直饱经磨难而不屈的大志者们振臂一呼之时，他们也能够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愿如此！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