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很多人以为，只要顺从中国共产党，就能换得和平与繁荣。那么，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强力镇压敉平五年之后，香港人如今过怎么样了呢？ 不谈什么民主人权高调，仅就平头百姓柴米油盐之日常来说，香港如今恐怕只能用王小二过年来形容。让我们用数字来说话，港股从当年的28000点，一路跌破两万点苦苦挣扎（2018年高点33484，最低来到14687点），港府赤字年年升高，在社会层面上，大量抓捕民主运动人士，至少24万菁英人才选择了移民海外，其它各项经济数据也惨不忍睹，房地产低迷，贸易额急冻，货物吞吐量萎缩，港人纷纷北上大湾区消费，使得本地百业萧条，中共则趁机大搞腾笼换鸟，公立学校陆生大量涌入，抢夺教育资源。事实上这就是物理上的虹吸现象，高位水一定会住低处流，香港正在为快速的内地化，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 此刻的中国，正处在迈入大萧条前的明斯基时刻，号称十二兆人民币规模的宽松政策，只是以债养债，不仅救不了房市，股市也仅只昙花一现，套牢了上亿的股民韭菜，民间消费急冻，习近平却还在问通缩有何不好，老百姓早已看破中共口水救市的手脚，为了应付日益困窘的财政赤字，中国央行于是便把歪脑筋动到了香港的外汇储备了。 中共是如何染指香港外汇储备的呢？人行行长潘功胜日前宣布，为了做大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签署了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机制，美其名曰为香港的贸易金融服务，骨子里是在抽干香港美元外汇存底，为中国日渐枯竭的外汇储备托底。具体的操作方法是，第一步让香港消耗大量的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香港发行国债或票劵将人民币抽回，如此一来一往，香港的美元迟早会有被抽干的一天。 2025年一月15日，人行开出了第一枪，发行了600亿元人民币的央票，成功的吸引了超额认购，一举从香港抽走了相当于2694亿台币的资金，据公开资料显示，人行在2024年共在香港发行了8次央票，发行总额高达2750亿元人民币（约1.2兆台币），鉴于中共财政日渐空虚，以及川普强硬的关税战术，中共仅有的3.2万亿美元是禁不起长期消耗战的，因此无锚印钞大量放水人民币就成为唯一出路，然后强迫香港用美元储备互换，就是一笔最划算的无本生意，以现今港府唯唯诺诺的奴性，怎敢拂逆北京的圣意？习近平悍然没收一国两制的阳谋，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 截至去年12月12日，香港的外汇储备为4251亿美元，令中共为之垂涎，足够吸血三、五年不成问题，一旦美元消耗到不足以支撑联系汇率，港币就会成为废纸，人民币就可顺理成章取而代之，香港将被彻底同化为一个金融废墟。 台湾有5779亿美元存底，世界排名第六，又有完善的科技产业链，比香港肥美多了，看懂了这个大局，就知道中共为什么对台促统心急火燎，蠢蠢欲动了，立法院那批无理取闹的诸公们，即使不为苍生，也该为自己的命运不致沦为下一个香港而知所收敛吧？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成功的方面，也有已经落后腐朽的方面。现在面临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是需要模仿别人呢，还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的新制度呢？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很多朋友说按照美国的样子就可以了，不必探索自己的模式。我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说法。 首先，国际上成功的民主制度，没有一个是完全模仿别人。每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建立起民主制度，都要考虑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计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才能成功。 其次，民国时期从日本传来的所谓“全盘西化”的想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这种天真的想法。孙中山和那一代精英们的民主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和当时的现实脱离，没有得到社会各界及特别是下层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仅仅是模仿美国的制度，结果一场革命被大多数人理解为改朝换代，而不是社会制度的的革命。脱离社会现实的全盘西化被证明不可能成功。 近距离观察，我们周围成功的亚洲民主国家：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不要说全盘西化，甚至彼此也没有模仿，而是各有各的特色。虽然走向民主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成功的方法却都一样，就是没有模仿，而是根据自己社会的现实和民主的基本原则，设计出各阶层都可以接受，也实行了民主原则的自己的制度。 再例如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的阶段就发现完全模仿苏联的道路，根本就做不到，原因就是各国的社会现实不同。在建国后也发现，完全模仿苏联的制度也不可能。只能是按照一党专政和剥夺人权的原则，按照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制度。 中国的制度传统有其失败的方面，这就是官官相护的官僚阶层。这导致缺乏监督和制约，所以政治逐渐会走向腐败无能，不得不改朝换代。受苦的是人民。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不依赖于皇帝的官僚制度，被西方民主制度学习后，成为完善民主的有效方法。还有试图排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也就是商人不得参与政治。虽然这不公平，但也确实有效地保持了政治不受金钱的影响。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腐败的政治仍然受到了金钱的影响，但比西方现在的商人直接决定政治，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设计。我走访了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各阶层包括政界的人们都在抱怨，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太大，是导致一些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名义上的代议制民主，很多时候并不是由大多数人的意见所影响，而是被金钱带偏了。相比之下，排除商业阶级对政治的操纵，是很重要的设计。 由于现有的决策集团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由他们自己制约自己并不可靠。由他们自己削减自己可得的利益来完善制度，多年的尝试证明很困难。这是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很头疼的问题。 那么我们中国在建立我们制度的开始阶段，在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时，就可以考虑一次性地解决这个难题。作出减少商业阶级对政治影响力的安排，保障多数人意见可以公平的影响决策，减少决策偏差，同时可以停止民主在衰退的趋势。这是个新的课题，我们有可能做得到，所以必须从现在就开始思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民主和任何社会体系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理论。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并为此仔细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对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这些分析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个不要市场经济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够正常运营；或者你对这个有缺陷的体制修正补充，使其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就在这儿分裂了。 列宁、斯大林等人接过了理想，走上了废除私有财产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必要条件就是压制个人愿望和自由，分配极不公平，并且降低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牺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情况下，得到的却是低效率。这和古代的封建农奴制属于同一个类型。 由于压制人权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剧。由于低效率的生产，人们逐渐陷入贫困。外部的对比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这个制度宣布它是一种失败的实验。所有实行列宁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面临着彻底的改变。这是过去一百年实验的最终结果。 另一些接受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政党，实行的是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修正和补充。他们既接受民主的政治体制并融入其中，又对不令人满意的市场制度进行修正和补充，使它更适合人类的生存。毕竟人类上万年来淘汰和筛选出来的经济体制，有其难以替代的特点，不是靠个人的头脑就可以想出一个合理的替代品。 这种修正主义的方法，百年来依靠集体谈判，社会福利等等手段弥补了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发挥了它符合人性并且有较高生产效率的特点，在制度竞赛的一百年里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里成功地发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人类社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缺乏人性的，没有民主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一个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一个是不断制造灾难的农奴制；一个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现代化制度。中国需要哪一种制度？对深受几十年苦难的中国人来说，只能选择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 对市场经济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补补，由谁来主导呢？列宁主义者说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主导。不由自己主导的制度和自己的社会贡献不挂钩，人们也就没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而民主制度则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政府来主导，配合市场经济。你的收入和你的贡献挂钩，你也就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 所以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不能由一帮号称什么阶级的政党来主导，那他们会首先照顾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利益。必须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党，按照选民的利益来选择如何修修补补。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以民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来保障。这就是一百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 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集团，是负责管理国家全面生活的上层。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儿就已经从理论上失败了。民主的修修补补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可以选择的最好的社会制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赖清德日前在出席“郑南榕和自由时代”特展时表示，他将更努力守护台湾主权，保障民主、自由与人权，绝不让过去不幸的历史重演；他希望让每个人明白民主的价值并加以珍惜，要进一步推动“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洗涤每一个人的人生”，让所有人了解，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台大教授左正东表示，赖清德喊改造社会、洗涤人心（生），这种讲法真的很可怕，让人有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名嘴郭正亮也说，要“国家重建”就修宪改国号啊，勇敢一点，“我看美国也在发抖吧！” 在这场致词里，赖清德全程没看稿，用台语演讲，他推崇郑南榕是捍卫100%言论自由的先驱，但也提到言论自由在台湾的挑战，宣示未来就职总统之后有3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坚决守护台湾主权，因为有主权才有民主，也民主才有自由，有自由也才有人权；二是透过不断反省、检讨过去种种事件，让大家更了解自由并非从天而降；他说到假讯息对台湾社会的危害，也是在这里提到“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以及“洗涤人生”的字眼。三是持续推动转型正义工作，让受苦难与迫害的人得到平反。 在一般民进党内部的场合理，上述言论再平常不过。但作为一个众所瞩目的准总统，赖清德这番话立刻衍生了许多问题： 第一、什么叫“社会改造、国家重建”？有人从诗人李敏勇于2006年发表于《自由时报》的一篇专论〈朝“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之路向前走〉找到线索，文章主轴是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不断发生民主化转型的不适应症候群，所以希望从“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的概念，去建构一个独立的、人权和福祉的新台湾。只是，那毕竟是18年前的文章，这18年来，台湾又经历过两次政党轮替，国内外的政经局势与台湾的社会人心都早已发生钜变，现在要套用文章里的观念与作法，实在稍嫌勉强。 第二、所谓“国家重建”的意涵非常多，从赖清德行文的语意上分析，看似非郭正亮所说，会让美国“瑟瑟发抖”的法理台独。但真是如此，恐怕也要反问赖清德：既然都以“推动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为名，那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方略何在？有没有清楚的步骤？如果一切都没有，也就难怪这些名嘴政敌们帮你随意填空，直接诠释；搞到最后，又得花几倍的力气澄清。 第三、这场致词总长6分钟，但总统府发出的新闻稿却只有寥寥995字，特别的是，被名嘴冷嘲热讽的“洗涤每一个人的人生”9个字并没有出现在新闻稿里。这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总统府幕僚自知这字眼不妥，因此主动删去这几个字；二是赖清德看到满场Nylon的支持者，再度脱稿演出，用最贴近他们的体己话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话说回来，什么叫“洗涤人生”？身为民主人自由人，谁会愿意被政治力“洗涤”呢？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政治口水于焉发生。 去年7月，赖清德出席“全国宜兰旅外乡亲赖清德后援会座谈会”，也是面对满场的支持者，赖清德脱口而出要把“走进白宫”当成政治方向与目标。这一番话让美方感到惊愕，一度演变成选战危机甚至是外交危机。当时，本专栏为文〈当总统“没有不读稿的自由”〉，呼吁赖清德往后要谨言慎行，即使再有自信，身为总统参选人，也没有不读稿的自由。事隔10个月，赖清德已是准总统，在这场铭记Nylon言论自由日的致词里，是不是又让外界似曾相识呢？ 做一个总统，说话必须一言九鼎，不确定的事绝对不说，说出口的话一定做到；如果没把握，最好是做了再说，而不是说了不做、说了未必做，或说了做不成。总统就职前夕，赖清德的每场公开谈话都众所瞩目，许多人盯著他的字里行间，试图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特别是来自蓝白红的政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将他标签定性，得以见缝插针政治攻击。这一切的差别在于，赖清德究竟如何期许自己？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
早上起床就看到新闻，施明德先生去世了。回忆施明德先生，最深刻的印象和大多数人不同：不是著名的台独领袖，而是真诚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像他这样有思想的人，是我们可以获得启发，应该永远尊敬的前辈。 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是受国民党总统李登辉的邀请。所以民进党人士都躲着不和我见面。施明德先生是少有的、主动和我见面并且深谈的民进党人。 在中共监狱里只能看到规定的党报，所以我在一九九三年假释之后，结识了周素禧女士和德国记者约根，才知道台湾有个民进党，并且会见了在北京和共产党谈判的陈菊女士。九七年底会见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之后的第二天，在美国第一次见到了民进党人士，曾经的党主席许信良。一起喝咖啡的还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刚刚当选副总统的萧美琴。 血气方刚的小姑娘一上来就问我：支持不支持台湾独立？但被老成持重的许信良先生笑着赶到旁边去，和张旭成先生喝咖啡了。从此我对民进党的台独色彩印象深刻。所以我和施明德先生第一次见面，谈话深入之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台独究竟是什么。 我说中华民国本来就是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什么还要搞独立运动呢？他说其实民进党的前辈，从海外民主运动开始，目标就是要搞民主运动。后来受到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启发，开始了美丽岛运动。所以他一见面就管我叫老前辈，是民主运动的老前辈的意思。 在台湾民主墙时期，他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大多数文化不高的民众很难听懂复杂的民主理论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共产党打过来怎么办？于是美丽岛杂志就发起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我们宣布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就没理由攻打我们了。虽然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但在动员民众支持民主运动的方面，的确很成功。从此就获得了和国民党对抗的资格。 台独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是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开始。我说既然民主已经指日可待了，就应该把这个不合理的台独说法也改一改了。他说很难。因为现在民进党的主力，都是中学时期就摇着小旗子上街支持台独。你现在改了，他们想不通。出于竞选的现实考虑，很难放弃台独的主张，有时候人们是不讲理的。 这时候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坚持台独运动，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华民国没有独立的主权。那不就是给中共攻打台湾制造理由了吗？这也是我后来私下提醒陈水扁，应该重新解释台独党纲，以便竞选的理由。施明德说这个任务不容易，要看年轻人了。 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逐渐成熟，逐渐放弃台独理论也成为现实。刚当选的赖清德总统宣布台湾本来就是有主权独立的国家，没必要宣布独立。那就是理论回归现实的演变结果。这也是帮助台湾维护安全的朋友们，可以名正言顺说话的需要：如果中共攻打台湾，包括台澎金马，友好国家出面干预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你要求别人政策清晰化，你自己首先要政策名正言顺。模模糊糊无法圆满的说法，首先对自己不利，为什么非要坚持无法自洽的理论呢？施明德这些民主的先驱们所说的与大陆和平共处，指的是大陆民主化之后。和狼子野心的共产党独裁政权，谁也无法和平共处。这也是我们当年就进行了的深入探讨，并且达成的共识。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历届台湾大选都有一些国家各方人士组团前往观选，但2024大选观选却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不少自媒体与西方人士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台湾选举程式的公正透明，样板就是最后的计票环节，一致评论为透明度高、距离真实选情最近，选后并无盗票指控。有的评论不惮指出：这一点就值得美国学习。尽管我多次表达过希望美国放下民主指导者身段，学习台湾选举过程的投票计票过程，但这次还是希望再系统地复述一次：应该学习台湾的什么经验。 台湾维护了一人一票、出示证件、选举当日出结果的制度 每个国家的政府财政开支都依赖于本国纳税人所交纳的税，因此，只有本国公民才具有投票资格，而且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这一制度在美国尤其是2020年大选崩坏。所幸的是，台湾执政党虽然亦步亦趋学习美国，在计票验票这点上却没在毁坏台湾自有民主选举以来就坚持的一人一票且需要验证身份的定制。 多家国际媒体早就介绍，根据台湾法律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年满20岁以上，以及在投票地居住达4个月以上，就可以投立委票及政党票，居住达6个月以上可以投总统及副总统票、立委票及政党票。 此外，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以外居住的人民可申请返回台湾行使选举权。受理期间自至今年12月4日止，申请人必须在此期限，向其原户籍地的户政事务所办理返台投票。投票期间，受监护者（比如重大刑案犯人或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等）不能投票。备受关注的2024年台湾大选在当地时间1月13日吸足了全球的注意力。 美国号称民主灯塔，但在2020年不少民主党州就允许17岁的青少年投票，比如加州、新泽西州。早在2018年8月，美国众议员格蕾丝·孟（纽约州民主党）提出了一项决议，提议修改美国宪法，将全国投票年龄降至 16 岁。该决议( HJRes.138 ) 将取代第二十六修正案，禁止各州的投票年龄高于18 岁，规定：“年满16 岁的美国公民的权利，美国或任何州不得因年龄而拒绝或减少投票权。” 作为宪法修正案，该提案需要获得美国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以及四分之三州的批准。如果通过，这将有效地允许十六岁和十七岁的个人在所有联邦、州和地方初选和选举中登记和投票。少数州还宣布重刑犯可以投票，布隆伯格还专门投入资金为民主党购买这种选票。 美国选举自从2020年选举日当晚六大战场州停止计票，出现拜登曲线之后，选举日成了选举月甚至更长。这一改变只有美国民主党觉得自己是在“捍卫民主”。 计票过程透明度高 除了大选结果外，还有一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那就是台湾选举唱票过程相当透明。 德国《明镜》（Der Spiegel）记者科尼利厄斯·迪克曼（Cornelius Dieckmann）在X平台上盛赞台湾唱票的透明度。 “台湾的民主正在发挥作用。每张选票都被（唱票者）高高举起，以便让公众能看到。”迪克曼说，“选票上的结果被（唱票者）大声喊出、并重复喊，然后在一张让外界都能看到的（被贴在展示板上的）纸上进行统计。” “任何人都可以观看、拍照或录影。当投票箱空了时，工作人员会向公众展示投票箱确实是空的。” 这条推文有390万流览量，很多评论者都认为这种做法才是公正透明的。1月13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科技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Twitter上附上了一个类似的台湾大选唱票视频，并称赞说： “这就是台湾人的做法，完全透明——与我们不同。” 台湾大选到现在进行了十六届，选举要求选民亲自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并且采用的是纸张选票。台湾没有缺席投票、提前投票、代理投票或电子投票等其它方式。选票由专人清点，每张选票在计票前都会展示出来供公众监督。台湾选举计票过程一直如此，为何只有今年才被关注到？关键是2020美国大选出现的严重问题，不仅导致本国民众对本国民主信心丧失，还导致世界对美国大选的透明公正产生怀疑。 我专门研究过台湾的选举，早就知道台湾在竞选过程中互相抹黑对手、挖对方隐私并夸大曝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采用各种赠物方式来影响投票倾向，均称得上无所不用其极，但在选举投票过程却始终保持透明公正。2020年美国大选采用大规模邮寄选票、机器投票之后，不少台湾人口头上并不相信美国大选舞弊这一指控，但我与他们在Twitter、Facebook上讨论相关问题时，问他们“台湾愿不愿意学习美国这种大规模邮寄选票、机器投票”时，无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都一致表示，他们坚决反对台湾采取这种投票方式。更有人表示，台湾的民主来之不易， 当初民进党为了防止国民党操控选举，力争建立了这种最简单也最容易防止作弊的制度，对双方都公正，不会轻易改变。 民主制度的建立包括三个重要环节，一是民主程序，主要是选举过程的透明公开；二是民主选举产生委托人代理制，由民选官员治理国家；三是民主的定期修正机制，如果委托人（选民）不满意，可以用选票定期更换。这种选举虽然花费高昂，但远比一场革命实现的政权轮替要低。而民主制的脆弱，就是因其悬在一张张选票上；民主制的保有，基本有赖于民主程序的公开透明，这点关系到选民意志能否得到实现。台湾作为一个3000万人口的小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年数虽然不长，但在民主程序的公开透明上，却已经超过了它的民主导师美国。有美国评论者如彭博有作者说这是为了防止中共介选，实是不了解台湾计票制度的形成历史。 台湾的选民主体知晓自己的长远利益 与欧美国家相比，台湾选举面临的各种外部压力特别大，选举舆论环境的恶劣与外部干扰也相当罕见，尤其是TikTok对年轻世代选民的影响力之大前所未见。也因此，台湾选前预测赖清德会胜选，但赢得的票数最多在几十万至百万之间，极少数甚至判定几万票差距，但最后以558万票胜出，立法院也只比国民党少一票，可说是台湾选民在优先事项的判断上，很清楚何为台湾之“本”，何为“末”，其定力与清醒程度，完全值得欧美国家的选民学习。 自从西方国家实行“选票换利益”以来，欧美国家的选民多关注短期利益，几十美元购买一张Homeless的票、出资让福利院护工收割养老院选票的事情经常发生。但台湾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台湾媒体很少有过相关报导。 在大选之前，我就写过一篇《APEC拜习会后：台湾命运之球已踢到选民手里》，那篇文章我表达的希望是：尽管台湾选民对蔡政府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希望他们在选举日那天踢好这关键一球，做出有利于台湾命运的选择。如今台湾2024大选已经落地，这守护的责任就落到民进党新政府身上。我相信赖清德总统会体察民意，对蔡英文奉行的“进步主义优先于民生”路线加以调整，将台湾人关心的经济民生放在推行各种“进步主义”主张之前。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总统选举结果和此前民调显示的一样，由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对于赖清德选胜的原因，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然而，有一点要注意，中国因素，即台湾多数选民特别是绿营选民对中国的恐惧，可能为他们把票投给赖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湾总统选举或许是自政党轮替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蓝绿白三党推出了各自候选人竞逐，在选前的所有民调中，虽然赖清德都要赢过其他两个候选人，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并不大，两人的得票数也表明了这点，这使得此次选举充满一定悬念。 民进党虽然在台上执政八年，拥有比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更多的资源用于辅选，可客观地说，台湾民众对蔡英文这八年的执政评价有很大分歧，要不能，在选战初期的民调中，有六成选民希望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事实上，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确实也赢得立法院微弱多数。 中国因素促使选民票投民进党 民主国家，如果一个政党执政多年，选民普遍会有一种疲劳心态，想换它的对手上台，尤其是执政党若政绩不佳的话，这再正常不过。原因也很简单，除了选民有喜新厌旧的心理，主要是执政党台上时间长了，总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未必是执政党造成的，但因为是你执政，就得背锅。台湾这次选举，国民党猛打民进党的弊案，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问题，赖清德本人的老宅违建、民进党立委的自拍和偷录等。但是，为什么多数选民尤其是绿营基本盘还把票投给了赖，就值得细细琢磨。 不妨假设，这次选举中国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或者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如果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弊案，很难讲它不会对赖清德的绿营支持者产生影响。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选民虽然会支持本党或者认同的政党候选人，但也会看重他支持的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品格，倘若在选举中该政党或者候选人被对手揭出弊案，他的支持者是否会死心塌地地就把票投给他，其实是说不准的。 然而此种情形在本次台湾选举中没有出现，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赖的老宅违建问题可以忽视，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导致的，这就必须说到中国。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国不存在介选，台湾选举要想撇开中国因素，也做不到。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认为，绿营选民最后把票投给赖清德，不是他们容忍民进党的弊案，或者认为赖的违建无关紧要，乃是在他们看来，只有赖才能确保台湾不被中国“吞并”，免受大陆专制制度的侵袭，而对侯友宜和柯文哲，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信心。 在去年选战开打初期，国民党将本次选举塑造为战争与和平之战，选国民党会带来和平，选民进党会带来战争；民进党则将选举定调为民主与专制之战，选民进党会保住台湾的民主体制，选国民党会给台湾带来专制的灾难。这个口号的喊出，对绿营支持者有极大的鼓动作用，因为他们确实担心，如果国民党上台执政，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台湾会被大陆带坏。中国的专制体制以及由这套体制支配的生活方式借着两岸交流而强势侵入台湾，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活和民心。这是绿营选民不乐见并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专制的中国，台湾本土意识抬头 两岸在过去十几年的渐行渐远以致现在多数台湾人，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总根子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台湾本土意识的生成，成因很多，包括国民党放弃戒严，开启民主转型，民进党执政后修改课纲，有意识地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然而，有一个现象必须提及，也就是在两岸恢复交流，特别是在两岸直航三通后，经贸、文化、旅游交流的频繁并没有弱化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反而加固强化了，让台湾人更体认到，台湾人是台湾人，大陆人是大陆人。 这种身份意识的强化并非只出现在绿营，蓝营也有。在两岸交流的二、三十年里，台湾人意识发酵壮大，成为主流民意，尤其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绝大多数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很多外省二代特别是三代已经完成了身份转变。国民党的新生代也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不只是出于同民进党争夺选民的考量。此次总统选举，不少人注意到，蓝绿白三对正副总统候选人，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态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其他人只称自己是台湾人。也许侯友宜和赵少康怕被民进党贴标签，然而，这种怕的心态不正好说明问题了吗？ 为什么两岸交流越密切，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反而越强烈，对中国越排斥？原因就出在，正是交流的频繁让台湾人认识到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迥异，担忧中国会借着庞大的体量，在两岸交流中变得强势，台湾抵挡不住中国专制体制的侵袭，从而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态，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两岸的大规模交流是在胡锦涛后期和习近平前期，胡虽是弱势总书记，但在他执政后期，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中共变得比过去保守和专制。这种情况到习上台进一步强化，当局对思想、言论的压制达到一个空前强度，对维权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变本加厉，对党内和社会的控制是自毛以来最严重的。习惟我独尊，容不下异己，整个社会的政治风貌完全改观，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那种肃杀状态，没有一点自由的习气。 大陆人对习近平的极端专制都非常痛恨，无法容忍却又不得不容忍，台湾人看在眼里，他们当然害怕大陆的这套体制对台湾自由民主的侵害。虽然出于发展经贸等现实考量两岸不得不来往，但台湾肯定要设置一套防火墙阻遏大陆的专制制度在两岸交流中渗透台湾，就像大陆设置防火墙阻遏台湾的民主制度渗透大陆一样。当中国当局不把中国民众当人来看待，怎指望台湾人亲近中国？结果只能是，两岸交流越密切，台湾人对中国的排斥越强烈，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越淡薄，乃至完全没有。再加上蔡英文八年两岸的紧张态势，终致两岸在不同路径上分道扬镳。 除非中国变革，台湾民意不会认同中国 坦率地说，要想台湾主流民意认同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唯一的可能路径，就是中国大陆必须变革，改变中共的专制体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两岸和平统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中国的民主变革当然首先不是为了统一台湾——相反很可能，由于两岸70多年的分治，即使中国民主化后，多数台湾人依然不愿和中国统一，而是为14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严，受政府尊重；但是，中国民主化后，至少在统一问题上，会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而如果中国还处于习近平极权统治的严酷体制下，连自己的民众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润出来，逃离中国，去强行统一台湾就缺乏道义支撑，遭到民主国家的反对乃是可以想见的。 故而，从中国的角度看，赖清德的选胜告诉北京当局，中国要想赢得台湾民心，缺的不是力，缺的是民主，或者民主之力。不开启中国的民主化转向，仍行3000年秦制，两岸只会愈行愈远。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我在中国国内有四位参加过“六四”的亲戚、前同事和朋友，他们没有像来到海外的许多“六四”亲历者一样的民运领袖风采，更没有像郭飞雄（杨茂东）那样在国内经历诸多磨难仍保有不灭的政治志向。他们是在当年“六四”承受过打压后迅速后退的一批人。在我眼里，他们是平庸的。 校园里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学特级教师，在教学和为人方面都颇有口碑。他沉默少语，仅凭他一脸正气和严肃的表情，就足以让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惯于吃喝玩乐者不是一类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个“秘密”： 1989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几名年轻中学教师在校内自发游行庆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著学运被强力镇压，他们受到了严厉处理……有的被贬到边远小学，有的虽然留校，但今后不能晋级、升职。他们都要写一份向党检讨自己的材料，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凭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后，获聘到一个发达城市的贵族学校，月入几万，后来房子有好几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学校，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每当我和姐夫谈到中国社会弊端和变革的理念时，他都认同，只是表态不多。对于我经常在社会上揭露共产党迫害人民的黑暗现实，他有时只是说“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当年对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也许，他看到强权如此，自己无法与之抗争，而将心志转移到教书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体制下，所谓的教书育人又能对社会起什么推动作用呢？当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过了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课程。 近几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话，当谈到海外自由资讯时，他都是默默地听，从不表态。最后说：“谢谢”。 总而言之，姐夫是那种后来逃避政治的“六四”亲历者。 骂党的贪官大哥 20年前我还是县城机关的年轻干部，后来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被贬到基层。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前同事在为我争取待遇方面帮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时，已是一名中层领导干部，我称他为大哥。 早年共事时我们就相互信任，他愿意跟我讲心里话，在我离开当地之前，我们一直有联系。 大哥也是“六四”亲历者。1989年，在广州读大学时，他是响应北京民运的学生之一。 他主管经济，在当地有改革派官员之名，还有升职空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贪官。当地也曾流传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里喝茶，他居然问我：“兄弟，我的钱够多了，以后这钱太多了怎么办好？” 那时我也很闭塞，不清楚如何转移资产这些事。 我对贪官没有负面想法，共产党的钱，本来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让这个政权垮吧！特别是大哥思想开明，起码对我不像别人那种歧视，反而充满同情和理解。 大哥经常私下骂共产党，比如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发下来又不得不应付下。我从香港带回的禁书，他也敢看，有关“文革”的历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都敢看，还收藏了一本《九评共产党》。 不过他说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响，他从来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说讲出真相了。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尽力捞钱。他还记得“六四”时的理想，只是已经放在一边。可能人们会说这是精致利已主义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好的体制，他的状态就不会是这样。那时，他的聪明才智同样会使他获得名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出国多年，和大哥没有了任何联系，毕竟他是官场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监控比过去严重，所以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但愿他在习近平的内斗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许，他内心的正义感和对共产党恶魔的抵触，能让上天保佑他。 “国学”圈里隐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间学者。 任先生来自北京，相貌堂堂，经常著一袭长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国学”圈子里的名人，还是个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问他的真名实姓，他的名片上写著姓任，据别人说这只是化名。 当时我已从体制出来，在南方某市的企业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个社区设有一家国学书院。也是因为缘份之故，不记得什么时候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讲过他的过去，他说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经在长安街冒过危险的那批学生之一。因为“六四”问题的影响，以他的专业，本是进机关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为自由职业者。 任先生谈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当年受到较大冲击。他对于当前政治处于非常消沉和悲观的状态，也说过不愿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国学”其实是变异的。我看到任先生的书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赠的宗教类普及书籍，都有著中共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的印记，并不是真正敬重神灵。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在这个圈子里求得名利而已，“国学”是个幌子，就不知不觉和他疏远了。 踲入空门的民主青年 最后一位我想介绍的，是“六四”后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实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称他为德先生。 大约是在2008年，在城市里一辆行走较长路程的公交车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而且谈起时事话题很投契。和尚也能谈政治，且在公共场合声量大也没有顾忌，确实令人大开眼界。不过当年在社会上，确实还没有现在习时代这么多随机告密者。 德先生对我说，“六四”后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经被短暂抓过，女友先获释后去了国外，并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获释后不想离开中国。民主路断，情缘已了，心灰意冷，于是踲入空门。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梦萦绕，所以每每有所抒发，其他僧人甚至戏称他为“政治和尚”。 德先生说，“政治和尚”并不可恶，其实就是忧国忧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贪污淫乱的党棍僧官们，德先生自认是清白的。但他说自己是行动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么，说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长谈。因为佛家讲随缘，他也不想留什么联系，到站时挥挥手下车而去，僧袍飘飘。 回头看看这四位与我有缘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中国的严酷政治环境下，经历打压后迅速自我掩盖，没有继续对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践行。但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们思想境界较高，还保有对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们，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难起而行和恒久坚持的。 也许，他们现在是平庸的人群，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日后形势急转，当那些在国内一直饱经磨难而不屈的大志者们振臂一呼之时，他们也能够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愿如此！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