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纪念日，自由亚洲电台适时刊登了《“天安门母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报道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的祭文写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当时的政府动用野战军使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在首都长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无视马路上众多的民众，横行霸道、真枪实弹地向人群开枪，用坦克碾压，残暴地镇压了学生和市民们。我们的亲人，他们就是在那个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恶的枪弹下，为了心中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笔者也是八九学潮和六四镇压的亲历者之一。历劫之后的第三天即从当时的一位现役军人，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某领导人的一位秘书口中证实了6月4日凌晨沿长安街由西向东，凭借坦克碾压和和自动步枪实弹射击一路杀进天安门广场的，正是事先被广场上风传已经因为坚信“人民军队爱人民“而“倒戈”的中共“万岁军”第三十八集团军。 而当时之所以有三十八军“倒戈”的风传，则是因此前确曾发生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的“抗命不从”所引发。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徐勤先拒绝率领部队参与戒严、镇压学生的过程：“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所属几个军的）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书中继续写道：“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笔者今年4月21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武大郞开店”的习近平岂容刘亚洲如此“张狂”》一文中介绍了曾经被江泽民选中为三十个军中重点培养对象之一的刘亚洲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证明他绝对没可能得宠于“武大郎开店“心态经营自己干部队伍的习近平。该文中着重介绍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与道德》一文在网上“散布”的刘亚洲2002年11或12月在当时任职成都空军政委时一份内部讲话中的部分内容。不过尚未得来及介绍如下一段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 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句，刘亚洲在他这篇21年前的讲话里，是完全站在坚决支持武装镇压六四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立场上的。 请看他当时讲的如下这段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四’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 而当时的三十八军为什么没有因为军长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当年一本内部出版物《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这样记录：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这是由于部队从上到下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基础。这种觉悟和基础的确立，既靠平时的教育，又靠结合任务进行及时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这里说的集团军党委，随着军长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时任三十八军政治委员王福义的掌握之中。这个王姓政委比出生于1935年的徐勤先年长三岁，从1988年4月开始担任军政委。 正是因为有这个王福义当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对立面，坚决拥护军委下达的提拔时任副军长张美远代理徐勤先军长职务的命令，才令后来的三十八军抢下了进京镇压的头功。 因为配合张美远指挥三十八军坚决执行进京镇压命令有功，这个王福义半年多后即被官升一级，被安排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纪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93年7月被江泽民授予中将军衔。 至于当时的张美远，本来就是已经在三十八军副军长位置上获授与徐勤先同样的少将军衔，并被送进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学习。因为徐勤先抗拒执行带部队进北京参与镇压的命令,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亲自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张任命张美远为代军长的命令交到张美远手中,令他紧急赶回保定军部主持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 此后,张美远忠实执行邓小平的命令,及时将三十八军司令部指挥所移至北京西山,与北京军区作战部联合作业,并将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师、一一三师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时调进北京,为从六月三日晚上开始的镇压行动立下了头功。 6月4日凌晨1时，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乘坐“003号”轻型装甲车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东侧，但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突然熄火，紧随其后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福义和副军长（代理军长）张美远乘坐的指挥车到达天安门金水桥，跟进的“332号”装甲车首先驶入天安门广场，接着，45辆装甲车陆续开进到天安门广场。 如上这一自然段的内容是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在镇压之后为自己请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桥》中亲自描述，该文收录进当时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 而三十八集团军军史对这一段的相关记载是：“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支执行镇压任务最坚决的部队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赞扬,邓小平、江泽民等人都亲自签发过给他们的嘉奖令。张美远在“圆满完成平暴任务”后立刻被正式任命为军长。不过日后有外界报道说他因此而被晋升中将衔的说法是错误的。 接下来，当时的军委工作实际主持人杨尚昆和杨白冰在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四大筹集军内代表时，将暂时还留在三十八军军长职务上的张美远安排进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本来,杨白冰已经计划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张美远进入中央委员之后即提拔他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准备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员职务。当时的王成斌已经六十四岁。 令张美远没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第二个月,不但未能如愿晋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反在被解除三十八军军长职务的同时,接到调到兰州军区所辖的青海省军区任司令员的调令。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邹玉琪的杨白冰亲信，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也被江泽民下令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据说当时向此二人传达中央军委命令时,均要求他们只带一名警卫员,三日内赴兰州军区报道。 有当时的军内人士分析说,因为兰州军区的领导班子与杨家兄弟没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泽民和当时的中办副主任兼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及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杨之后把杨白冰在北京军区培植的政治亲信打发到兰州军区最为放心。说好听了是“平级调动”,说难听了是“控制使用”。 对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之后 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召开的十四大上先后产生的两届中委名单,就不难发现了个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一批本来不够退役年龄的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军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名单上已不见踪影。特别是像张美远这样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军事将领,十四大上曾经被论功行赏,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因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江泽民虽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杨家兄弟一举成功,但因为时间关系,此前已经制定出来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已经来不及更换,以至军队有一批效忠杨家兄弟的高级将领还是在十四大进了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张美远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时正好六十岁,说起来也不算年轻。按照中共军队干部严格的年龄标准,正军职干部六十岁再升不上去的话,就只能退役了。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于十五大召开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签署命令,安排张美远出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仍然享受正军级待遇,军衔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军长职务得到的少将军衔。这样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级别的前提下,“名正言顺”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继任中央委员。 张美远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当时的徐勤先已经刑满出狱，被内部宣布降为副军级待遇安排在石家庄“休养”。据说张美远曾请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长”徐勤先，得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恩准，但却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狱后，徐勤先曾去拜访李锐，谈了有关“六四”的情况。他70岁生日，也曾请李锐到石家庄家中相聚。李锐手书一幅对联送给他：“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李锐先生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将才。他反对‘六四’镇压，人民军队怎么能向人民开枪呢？作为一个将军，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庄离世，享年86岁。自由亚洲电台当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时给以较详细的报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还较少为人知道的当年三十八军的前任军长，时武警部队司令员李连秀也是因对“六四”镇压的命令执行不力而丢官。事情的详细经过，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在中国国内有四位参加过“六四”的亲戚、前同事和朋友，他们没有像来到海外的许多“六四”亲历者一样的民运领袖风采，更没有像郭飞雄（杨茂东）那样在国内经历诸多磨难仍保有不灭的政治志向。他们是在当年“六四”承受过打压后迅速后退的一批人。在我眼里，他们是平庸的。 校园里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学特级教师，在教学和为人方面都颇有口碑。他沉默少语，仅凭他一脸正气和严肃的表情，就足以让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惯于吃喝玩乐者不是一类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个“秘密”： 1989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几名年轻中学教师在校内自发游行庆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著学运被强力镇压，他们受到了严厉处理……有的被贬到边远小学，有的虽然留校，但今后不能晋级、升职。他们都要写一份向党检讨自己的材料，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凭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后，获聘到一个发达城市的贵族学校，月入几万，后来房子有好几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学校，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每当我和姐夫谈到中国社会弊端和变革的理念时，他都认同，只是表态不多。对于我经常在社会上揭露共产党迫害人民的黑暗现实，他有时只是说“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当年对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也许，他看到强权如此，自己无法与之抗争，而将心志转移到教书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体制下，所谓的教书育人又能对社会起什么推动作用呢？当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过了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课程。 近几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话，当谈到海外自由资讯时，他都是默默地听，从不表态。最后说：“谢谢”。 总而言之，姐夫是那种后来逃避政治的“六四”亲历者。 骂党的贪官大哥 20年前我还是县城机关的年轻干部，后来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被贬到基层。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前同事在为我争取待遇方面帮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时，已是一名中层领导干部，我称他为大哥。 早年共事时我们就相互信任，他愿意跟我讲心里话，在我离开当地之前，我们一直有联系。 大哥也是“六四”亲历者。1989年，在广州读大学时，他是响应北京民运的学生之一。 他主管经济，在当地有改革派官员之名，还有升职空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贪官。当地也曾流传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里喝茶，他居然问我：“兄弟，我的钱够多了，以后这钱太多了怎么办好？” 那时我也很闭塞，不清楚如何转移资产这些事。 我对贪官没有负面想法，共产党的钱，本来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让这个政权垮吧！特别是大哥思想开明，起码对我不像别人那种歧视，反而充满同情和理解。 大哥经常私下骂共产党，比如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发下来又不得不应付下。我从香港带回的禁书，他也敢看，有关“文革”的历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都敢看，还收藏了一本《九评共产党》。 不过他说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响，他从来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说讲出真相了。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尽力捞钱。他还记得“六四”时的理想，只是已经放在一边。可能人们会说这是精致利已主义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好的体制，他的状态就不会是这样。那时，他的聪明才智同样会使他获得名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出国多年，和大哥没有了任何联系，毕竟他是官场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监控比过去严重，所以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但愿他在习近平的内斗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许，他内心的正义感和对共产党恶魔的抵触，能让上天保佑他。 “国学”圈里隐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间学者。 任先生来自北京，相貌堂堂，经常著一袭长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国学”圈子里的名人，还是个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问他的真名实姓，他的名片上写著姓任，据别人说这只是化名。 当时我已从体制出来，在南方某市的企业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个社区设有一家国学书院。也是因为缘份之故，不记得什么时候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讲过他的过去，他说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经在长安街冒过危险的那批学生之一。因为“六四”问题的影响，以他的专业，本是进机关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为自由职业者。 任先生谈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当年受到较大冲击。他对于当前政治处于非常消沉和悲观的状态，也说过不愿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国学”其实是变异的。我看到任先生的书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赠的宗教类普及书籍，都有著中共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的印记，并不是真正敬重神灵。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在这个圈子里求得名利而已，“国学”是个幌子，就不知不觉和他疏远了。 踲入空门的民主青年 最后一位我想介绍的，是“六四”后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实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称他为德先生。 大约是在2008年，在城市里一辆行走较长路程的公交车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而且谈起时事话题很投契。和尚也能谈政治，且在公共场合声量大也没有顾忌，确实令人大开眼界。不过当年在社会上，确实还没有现在习时代这么多随机告密者。 德先生对我说，“六四”后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经被短暂抓过，女友先获释后去了国外，并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获释后不想离开中国。民主路断，情缘已了，心灰意冷，于是踲入空门。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梦萦绕，所以每每有所抒发，其他僧人甚至戏称他为“政治和尚”。 德先生说，“政治和尚”并不可恶，其实就是忧国忧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贪污淫乱的党棍僧官们，德先生自认是清白的。但他说自己是行动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么，说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长谈。因为佛家讲随缘，他也不想留什么联系，到站时挥挥手下车而去，僧袍飘飘。 回头看看这四位与我有缘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中国的严酷政治环境下，经历打压后迅速自我掩盖，没有继续对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践行。但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们思想境界较高，还保有对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们，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难起而行和恒久坚持的。 也许，他们现在是平庸的人群，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日后形势急转，当那些在国内一直饱经磨难而不屈的大志者们振臂一呼之时，他们也能够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愿如此！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