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親歷「六四」的平庸親友──寫給「六四」34周年

我在中國國內有四位參加過「六四」的親戚、前同事和朋友,他們沒有像來到海外的許多「六四」親歷者一樣的民運領袖風采,更沒有像郭飛雄(楊茂東)那樣在國內經歷諸多磨難仍保有不滅的政治志向。他們是在當年「六四」承受過打壓後迅速後退的一批人。在我眼裡,他們是平庸的。

校園裡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學特級教師,在教學和為人方面都頗有口碑。他沉默少語,僅憑他一臉正氣和嚴肅的表情,就足以讓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慣於吃喝玩樂者不是一類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個「秘密」:

1989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之際,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幾名年輕中學教師在校內自發遊行慶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隨著學運被強力鎮壓,他們受到了嚴厲處理……有的被貶到邊遠小學,有的雖然留校,但今後不能晉級、升職。他們都要寫一份向黨檢討自己的材料,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憑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後,獲聘到一個發達城市的貴族學校,月入幾萬,後來房子有好幾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學校,再過兩年就要退休了。

每當我和姐夫談到中國社會弊端和變革的理念時,他都認同,只是表態不多。對於我經常在社會上揭露共產黨迫害人民的黑暗現實,他有時只是說「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為民請命的擔當。也許,他看到強權如此,自己無法與之抗爭,而將心志轉移到教書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體制下,所謂的教書育人又能對社會起什麼推動作用呢?當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過了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課程。

近幾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話,當談到海外自由資訊時,他都是默默地聽,從不表態。最後說:「謝謝」。

總而言之,姐夫是那種後來逃避政治的「六四」親歷者。

罵黨的貪官大哥

20年前我還是縣城機關的年輕幹部,後來因為受到政治迫害,被貶到基層。一位比我年長几歲的前同事在為我爭取待遇方面幫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時,已是一名中層領導幹部,我稱他為大哥。

早年共事時我們就相互信任,他願意跟我講心裡話,在我離開當地之前,我們一直有聯繫。

大哥也是「六四」親歷者。1989年,在廣州讀大學時,他是響應北京民運的學生之一。

他主管經濟,在當地有改革派官員之名,還有升職空間,但是,我知道他是個貪官。當地也曾流傳一些對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沒有人能動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裡喝茶,他居然問我:「兄弟,我的錢夠多了,以後這錢太多了怎麼辦好?」

那時我也很閉塞,不清楚如何轉移資產這些事。

我對貪官沒有負面想法,共產黨的錢,本來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讓這個政權垮吧!特別是大哥思想開明,起碼對我不像別人那種歧視,反而充滿同情和理解。

大哥經常私下罵共產黨,比如對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發下來又不得不應付下。我從香港帶回的禁書,他也敢看,有關「文革」的歷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輪功真相的資料都敢看,還收藏了一本《九評共產黨》。

不過他說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響,他從來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說講出真相了。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產黨的天下里盡力撈錢。他還記得「六四」時的理想,只是已經放在一邊。可能人們會說這是精緻利已主義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好的體制,他的狀態就不會是這樣。那時,他的聰明才智同樣會使他獲得名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出國多年,和大哥沒有了任何聯繫,畢竟他是官場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監控比過去嚴重,所以我也不想給他添麻煩。但願他在習近平的內鬥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許,他內心的正義感和對共產黨惡魔的牴觸,能讓上天保佑他。

「國學」圈裡隱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間學者。

任先生來自北京,相貌堂堂,經常著一襲長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國學」圈子裡的名人,還是個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問他的真名實姓,他的名片上寫著姓任,據別人說這只是化名。

當時我已從體制出來,在南方某市的企業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個社區設有一家國學書院。也是因為緣份之故,不記得什麼時候起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講過他的過去,他說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經在長安街冒過危險的那批學生之一。因為「六四」問題的影響,以他的專業,本是進機關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為自由職業者。

任先生談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當年受到較大衝擊。他對於當前政治處於非常消沉和悲觀的狀態,也說過不願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國學」其實是變異的。我看到任先生的書院裡有佛教居士捐贈的宗教類普及書籍,都有著中共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的印記,並不是真正敬重神靈。後來我發現他只是在這個圈子裡求得名利而已,「國學」是個幌子,就不知不覺和他疏遠了。

踲入空門的民主青年

最後一位我想介紹的,是「六四」後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實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稱他為德先生。

大約是在2008年,在城市裡一輛行走較長路程的公交車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見如故,而且談起時事話題很投契。和尚也能談政治,且在公共場合聲量大也沒有顧忌,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不過當年在社會上,確實還沒有現在習時代這麼多隨機告密者。

德先生對我說,「六四」後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經被短暫抓過,女友先獲釋後去了國外,並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獲釋後不想離開中國。民主路斷,情緣已了,心灰意冷,於是踲入空門。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夢縈繞,所以每每有所抒發,其他僧人甚至戲稱他為「政治和尚」。

德先生說,「政治和尚」並不可惡,其實就是憂國憂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貪污淫亂的黨棍僧官們,德先生自認是清白的。但他說自己是行動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麼,說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長談。因為佛家講隨緣,他也不想留什麼聯繫,到站時揮揮手下車而去,僧袍飄飄。

回頭看看這四位與我有緣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點。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在中國的嚴酷政治環境下,經歷打壓後迅速自我掩蓋,沒有繼續對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踐行。但是相對於普通民眾,他們思想境界較高,還保有對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們,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難起而行和恆久堅持的。

也許,他們現在是平庸的人群,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在日後形勢急轉,當那些在國內一直飽經磨難而不屈的大志者們振臂一呼之時,他們也能夠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願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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