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親歷「六四」的平庸親友──寫給「六四」34周年

我在中國國內有四位參加過「六四」的親戚、前同事和朋友，他們沒有像來到海外的許多「六四」親歷者一樣的民運領袖風采，更沒有像郭飛雄（楊茂東）那樣在國內經歷諸多磨難仍保有不滅的政治志向。他們是在當年「六四」承受過打壓後迅速後退的一批人。在我眼裡，他們是平庸的。

校園裡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學特級教師，在教學和為人方面都頗有口碑。他沉默少語，僅憑他一臉正氣和嚴肅的表情，就足以讓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慣於吃喝玩樂者不是一類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個「秘密」：

1989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之際，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幾名年輕中學教師在校內自發遊行慶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隨著學運被強力鎮壓，他們受到了嚴厲處理……有的被貶到邊遠小學，有的雖然留校，但今後不能晉級、升職。他們都要寫一份向黨檢討自己的材料，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憑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後，獲聘到一個發達城市的貴族學校，月入幾萬，後來房子有好幾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學校，再過兩年就要退休了。

每當我和姐夫談到中國社會弊端和變革的理念時，他都認同，只是表態不多。對於我經常在社會上揭露共產黨迫害人民的黑暗現實，他有時只是說「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為民請命的擔當。也許，他看到強權如此，自己無法與之抗爭，而將心志轉移到教書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體制下，所謂的教書育人又能對社會起什麼推動作用呢？當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過了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課程。

近幾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話，當談到海外自由資訊時，他都是默默地聽，從不表態。最後說：「謝謝」。

總而言之，姐夫是那種後來逃避政治的「六四」親歷者。

罵黨的貪官大哥

20年前我還是縣城機關的年輕幹部，後來因為受到政治迫害，被貶到基層。一位比我年長几歲的前同事在為我爭取待遇方面幫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時，已是一名中層領導幹部，我稱他為大哥。

早年共事時我們就相互信任，他願意跟我講心裡話，在我離開當地之前，我們一直有聯繫。

大哥也是「六四」親歷者。1989年，在廣州讀大學時，他是響應北京民運的學生之一。

他主管經濟，在當地有改革派官員之名，還有升職空間，但是，我知道他是個貪官。當地也曾流傳一些對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沒有人能動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裡喝茶，他居然問我：「兄弟，我的錢夠多了，以後這錢太多了怎麼辦好？」

那時我也很閉塞，不清楚如何轉移資產這些事。

我對貪官沒有負面想法，共產黨的錢，本來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讓這個政權垮吧！特別是大哥思想開明，起碼對我不像別人那種歧視，反而充滿同情和理解。

大哥經常私下罵共產黨，比如對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發下來又不得不應付下。我從香港帶回的禁書，他也敢看，有關「文革」的歷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輪功真相的資料都敢看，還收藏了一本《九評共產黨》。

不過他說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響，他從來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說講出真相了。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產黨的天下里盡力撈錢。他還記得「六四」時的理想，只是已經放在一邊。可能人們會說這是精緻利已主義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好的體制，他的狀態就不會是這樣。那時，他的聰明才智同樣會使他獲得名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出國多年，和大哥沒有了任何聯繫，畢竟他是官場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監控比過去嚴重，所以我也不想給他添麻煩。但願他在習近平的內鬥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許，他內心的正義感和對共產黨惡魔的牴觸，能讓上天保佑他。

「國學」圈裡隱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間學者。

任先生來自北京，相貌堂堂，經常著一襲長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國學」圈子裡的名人，還是個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問他的真名實姓，他的名片上寫著姓任，據別人說這只是化名。

當時我已從體制出來，在南方某市的企業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個社區設有一家國學書院。也是因為緣份之故，不記得什麼時候起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講過他的過去，他說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經在長安街冒過危險的那批學生之一。因為「六四」問題的影響，以他的專業，本是進機關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為自由職業者。

任先生談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當年受到較大衝擊。他對於當前政治處於非常消沉和悲觀的狀態，也說過不願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國學」其實是變異的。我看到任先生的書院裡有佛教居士捐贈的宗教類普及書籍，都有著中共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的印記，並不是真正敬重神靈。後來我發現他只是在這個圈子裡求得名利而已，「國學」是個幌子，就不知不覺和他疏遠了。

踲入空門的民主青年

最後一位我想介紹的，是「六四」後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實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稱他為德先生。

大約是在2008年，在城市裡一輛行走較長路程的公交車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見如故，而且談起時事話題很投契。和尚也能談政治，且在公共場合聲量大也沒有顧忌，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不過當年在社會上，確實還沒有現在習時代這麼多隨機告密者。

德先生對我說，「六四」後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經被短暫抓過，女友先獲釋後去了國外，並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獲釋後不想離開中國。民主路斷，情緣已了，心灰意冷，於是踲入空門。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夢縈繞，所以每每有所抒發，其他僧人甚至戲稱他為「政治和尚」。

德先生說，「政治和尚」並不可惡，其實就是憂國憂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貪污淫亂的黨棍僧官們，德先生自認是清白的。但他說自己是行動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麼，說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長談。因為佛家講隨緣，他也不想留什麼聯繫，到站時揮揮手下車而去，僧袍飄飄。

回頭看看這四位與我有緣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點。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在中國的嚴酷政治環境下，經歷打壓後迅速自我掩蓋，沒有繼續對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踐行。但是相對於普通民眾，他們思想境界較高，還保有對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們，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難起而行和恆久堅持的。

也許，他們現在是平庸的人群，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在日後形勢急轉，當那些在國內一直飽經磨難而不屈的大志者們振臂一呼之時，他們也能夠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願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