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对现代中国来说，这个日子既是光荣的，也是黑暗的。“光荣”指的是，自中共全国建政后，乃至中国近代开埠以来，还没有一场群众的反抗运动像六四一样，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参与者如此之众，特别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抗议当局的学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动如此之坚定；“黑暗”指的是，与此同时，也从来没有看到，号称“人民”政权的中共，在这一天撕下了其伪装，命令它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创，酿成了屠杀事件，赤裸裸显露出法西斯的本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很短，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的历史来算，已经相当长了，而如果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则更长。当年参与六四抗议的大多数学生，如今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从一个血气方刚、指点江山的青春少年，变成了肩负家庭重责、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没有了当年的反抗意志，只想过平凡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当年改变中国的梦想仍然还在，并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当时的参与者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必须面对一个冷酷事实：中共政权并未如六四之后一段时期许多人预测的那样，撑不过几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国家，似乎没有垮台的迹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会被反对它的力量打败。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美中全面对抗的加剧，中共又到了一个危机的历史时刻。这再次给了人们反抗的信心和勇气，反对清零的白纸抗议运动就是一个代表。在很多人看来，别看当局全副武装，张牙舞爪到极点，那不过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或者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只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不断加码，中国经济就好不了，经济衰败，国内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和士气就将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阶层在内，对当局的不满只会更加强烈，任何一个当局无法把控的不测事件都会导致政权内部分裂，从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种看法有些太悲观。中共确实藉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在统治人民、掌控政权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监控人民这点上，已经做到炉火纯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经常强调的，决定政权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个政权，已经丧失了民心，纵使物质再强大和手段工具再先进，也是挽救不了衰败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个大概率事情。 后一种看法又有些太乐观。虽然中国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局面临着内忧外患局面，但中国是否崛起到顶，国际学界其实是有着争议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资源和工具，在维护政权，打击反对它的力量这点上，还是不能小觑。加之中国的规模和人口，以及当局在应对美国围堵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护身符，如果没有内部民意的普遍觉醒并付诸于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为中共真的像个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点一厢情愿。 事情或许在两者之间，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在从事针对中共的反对运动中，用得着中共常说的一句话，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也就是，在战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则，反抗运动作为一项事业就没有意义；但在具体的反抗运动的战术和步骤上，要把中共作为一只真老虎看待，正视它目前看似还很强大的事实，也正视中国目前复杂的现实以及反对运动相对还弱小的状况，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步来，积小成多，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 当然，也需要看到，目前这种海内外联动局面，在六四35年来，的确是一个从事反抗中共运动的好时机，甚至称之为“天赐良机”也未尝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乐观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对海外反对运动来说，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创出一种新的反对中共的局面。至于国内，鉴于当局铁桶一般的维稳，使得有规模的反抗几无可能，只能呈现为零散的、个体的抗争，包括一些泄愤事件，从这个角度说，目前有利时机还不能转化为现实可操作的反抗运动，所以暂时还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六四可以给海外反对运动提供一个好的精神资源。 提炼六四精神用以动员大众 在过去的35年，海内外对六四的反思和检讨，基本聚焦于当时运动的领导者策略运用得当与否的问题。反思者经常在以下问题上进行争论：在强硬派愿意谈判的时候，是否应该见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头对准邓小平；是否要听从学生中激进声音的主张，以及是否真的对中国国情有了解等，这些争议当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检讨有助于下一次大的社会运动来临后，避免重蹈过去的失误。但是，在对六四本身检讨的同时，如何将六四化为激励人们抗争的勇气，化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的精神资源和符号，或许是当下海外反对运动在纪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紧的课题。 中国社会包括党内虽然对当局的不满日渐增多，尤其对高居庙堂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于各种考量，特别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考量，以及对当局残酷镇压的恐惧，敢公开反抗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这不能怪大众的利己主义，毕竟在一个专制社会，敢以身试法，挑战专制政权，舍身取义的人在过去每个时代并不很多，更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在压制异端和镇压反抗力量这点上，新时代是集过去各个专制旧时代之大成，早就将社会的维权力量和党内的异议之声扑杀掉了，并对社会进行无死角的监控，个体要去对抗一个组织化和体系化的专政怪兽，确如飞蛾扑火，代价太高。所以，无论是基于害怕还是理性的算计，一个原子化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太可能把对政权的不满和反抗的意志公开化为反抗的行动，充其量是把这种反抗局限在与政治无关的维权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 海外反对运动理应认识到这点，但这当然不是说，在这种现实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对运动可以做的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工具，进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积蓄力量，让海内外民众尤其对当局不满的人意识到，造成中国百年危局的，正是这个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不回归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存在一天，就会将你我带入险境，想岁月静好，不关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从而使人民打破对当权者的幻想，为大变局的到来做好思想乃至组织的准备。 简言之，海外反对运动要做的事情，是在动员中让人民认清中共的本质和新时代的荒诞性，六四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精神资源。因为中共对六四的屠杀最无情地显示它的残暴性和反人类性。有了第一次也许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对中共特别是现政权的认识上，并非很多人都有这种认识，不少人甚至认为，正因为有了中共对学生运动的戒严和开枪，才保得中国的稳定，从而有了之后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才坐二望一，成为敢和美国叫板的全球大国。这是屠杀之“功”。此种糊涂认识弱化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助长了中共专政。海外反对运动必须对此拨乱反正，这就需要对六四的价值和精神，用简单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话进行提炼，以作为动员海内外大众的口号。 在笔者看来，六四是一场热血学生真正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反抗中共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体现了学生大无畏和可贵的对专制政权不服从、不合作的现代公民意识。中国的历史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只有做稳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两种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为赶走一个鸟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国的历史是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社会也就在这种循环中越来越精神萎顿。晚清和民国因为有民族的救亡存图，在西学东渐、图强变革之下，社会一度思想开化，各种主义流行，涤荡了旧时代的腐朽气息。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共一统江山后，带来了比过去更严酷的专制，直至六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它是一个思想全新的反对运动，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带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时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杀扼杀了。 海外反对运动应该将六四反抗专制统治的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橥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为在心里反抗当局的最响亮口号。这是一个播种的过程。 谨以此篇，纪念六四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两种因素 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动物行为也是自然力量。人类历史，则是由两种力量起作用，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改变自然力方向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缔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宫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江青嫉妒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无限风光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这就是理性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决定行为的方向。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 在一国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缘政治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这也是自然力量，而国家的军力 、国家首脑人物的决策都是人为力量。 恢复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历史，如果有一个关系到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当权者竭尽全力要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对正义长年累月的压制，会使正义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都以暴力镇压收场。在现代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最后结果一般造成政府权力的更迭或个别当权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发生，但不会发生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机枪、坦克，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这样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一世纪虽然有局部的战争和革命，但历史的大方向已经改变，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纪。 天安门事件的三大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也有三点：一是要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是恢复当时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个人怕另一个人，在发生冲突时，前一个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力量。邓小平怕毛泽东，而赵紫阳怕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在5月16日这一天，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来源：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后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来源：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6卷第229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恢复历史真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公开宣布六四是的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要把发生大屠杀的法律责任一 一查清，给天安门母亲和所有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关怀和赔偿。 正义的阳光将照遍中国大地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今历时 35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之所以没有恢复历史真相，与六四后邓小平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走“半资本主义”道路，大规模引进外国生产技术，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密切相关。 1789年后，法国大革命失败的真相就摆在全法国、全世界面前，19世纪法国和西欧的政治气候发生大变，争取民主的声音变得微小，这一点与1989年后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在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在19世纪中期，在一个新的专制环境下实现了当时经济的“现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个时代改变的。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级分化，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开始抬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使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在西欧国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为当皇帝，把法兰西共和国改变为法兰西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才使法国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面貌，可以说，天安门学生运动，就是20世纪世界面貌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天安门事件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没有改变中国，中国的当权者以为这样的事情，三十年不讲、不谈，一代人过去，事情就过去了。在21世纪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当代人工智能开拓者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观念，其中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在于历史。在涉及全中国、全人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掩盖历史真相、让人遗忘历史，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国要成为人权得到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文明国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复六四真相，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五年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够。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萦绕在刘晓波的心头，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一刻，这个党撕下了所有伪装，毫不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国家武装侵略本国的例子。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屠杀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7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为的是国家政权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害怕一个87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气，而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想要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忆，我们也共同记忆。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住它，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记忆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时，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转折点，朝着可怕的方向。我们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带进深渊。但我们不知道，只好走着瞧。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种事儿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在脑子里存在。这种事儿难道能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鄙！我们要对抗专制，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对抗专制的唯一方法。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他们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谓的“判断”，那为什么不让人们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说明这个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我在中国国内有四位参加过“六四”的亲戚、前同事和朋友，他们没有像来到海外的许多“六四”亲历者一样的民运领袖风采，更没有像郭飞雄（杨茂东）那样在国内经历诸多磨难仍保有不灭的政治志向。他们是在当年“六四”承受过打压后迅速后退的一批人。在我眼里，他们是平庸的。 校园里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学特级教师，在教学和为人方面都颇有口碑。他沉默少语，仅凭他一脸正气和严肃的表情，就足以让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惯于吃喝玩乐者不是一类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个“秘密”： 1989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几名年轻中学教师在校内自发游行庆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著学运被强力镇压，他们受到了严厉处理……有的被贬到边远小学，有的虽然留校，但今后不能晋级、升职。他们都要写一份向党检讨自己的材料，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凭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后，获聘到一个发达城市的贵族学校，月入几万，后来房子有好几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学校，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每当我和姐夫谈到中国社会弊端和变革的理念时，他都认同，只是表态不多。对于我经常在社会上揭露共产党迫害人民的黑暗现实，他有时只是说“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当年对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也许，他看到强权如此，自己无法与之抗争，而将心志转移到教书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体制下，所谓的教书育人又能对社会起什么推动作用呢？当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过了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课程。 近几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话，当谈到海外自由资讯时，他都是默默地听，从不表态。最后说：“谢谢”。 总而言之，姐夫是那种后来逃避政治的“六四”亲历者。 骂党的贪官大哥 20年前我还是县城机关的年轻干部，后来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被贬到基层。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前同事在为我争取待遇方面帮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时，已是一名中层领导干部，我称他为大哥。 早年共事时我们就相互信任，他愿意跟我讲心里话，在我离开当地之前，我们一直有联系。 大哥也是“六四”亲历者。1989年，在广州读大学时，他是响应北京民运的学生之一。 他主管经济，在当地有改革派官员之名，还有升职空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贪官。当地也曾流传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里喝茶，他居然问我：“兄弟，我的钱够多了，以后这钱太多了怎么办好？” 那时我也很闭塞，不清楚如何转移资产这些事。 我对贪官没有负面想法，共产党的钱，本来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让这个政权垮吧！特别是大哥思想开明，起码对我不像别人那种歧视，反而充满同情和理解。 大哥经常私下骂共产党，比如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发下来又不得不应付下。我从香港带回的禁书，他也敢看，有关“文革”的历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都敢看，还收藏了一本《九评共产党》。 不过他说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响，他从来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说讲出真相了。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尽力捞钱。他还记得“六四”时的理想，只是已经放在一边。可能人们会说这是精致利已主义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好的体制，他的状态就不会是这样。那时，他的聪明才智同样会使他获得名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出国多年，和大哥没有了任何联系，毕竟他是官场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监控比过去严重，所以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但愿他在习近平的内斗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许，他内心的正义感和对共产党恶魔的抵触，能让上天保佑他。 “国学”圈里隐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间学者。 任先生来自北京，相貌堂堂，经常著一袭长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国学”圈子里的名人，还是个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问他的真名实姓，他的名片上写著姓任，据别人说这只是化名。 当时我已从体制出来，在南方某市的企业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个社区设有一家国学书院。也是因为缘份之故，不记得什么时候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讲过他的过去，他说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经在长安街冒过危险的那批学生之一。因为“六四”问题的影响，以他的专业，本是进机关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为自由职业者。 任先生谈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当年受到较大冲击。他对于当前政治处于非常消沉和悲观的状态，也说过不愿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国学”其实是变异的。我看到任先生的书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赠的宗教类普及书籍，都有著中共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的印记，并不是真正敬重神灵。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在这个圈子里求得名利而已，“国学”是个幌子，就不知不觉和他疏远了。 踲入空门的民主青年 最后一位我想介绍的，是“六四”后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实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称他为德先生。 大约是在2008年，在城市里一辆行走较长路程的公交车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而且谈起时事话题很投契。和尚也能谈政治，且在公共场合声量大也没有顾忌，确实令人大开眼界。不过当年在社会上，确实还没有现在习时代这么多随机告密者。 德先生对我说，“六四”后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经被短暂抓过，女友先获释后去了国外，并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获释后不想离开中国。民主路断，情缘已了，心灰意冷，于是踲入空门。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梦萦绕，所以每每有所抒发，其他僧人甚至戏称他为“政治和尚”。 德先生说，“政治和尚”并不可恶，其实就是忧国忧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贪污淫乱的党棍僧官们，德先生自认是清白的。但他说自己是行动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么，说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长谈。因为佛家讲随缘，他也不想留什么联系，到站时挥挥手下车而去，僧袍飘飘。 回头看看这四位与我有缘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中国的严酷政治环境下，经历打压后迅速自我掩盖，没有继续对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践行。但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们思想境界较高，还保有对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们，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难起而行和恒久坚持的。 也许，他们现在是平庸的人群，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日后形势急转，当那些在国内一直饱经磨难而不屈的大志者们振臂一呼之时，他们也能够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愿如此！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上个世纪两场发生在中国的运动，影响了整个世界。一场是发生在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一场是规模更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扩散到了台湾和莫斯科等全球多个国家，是共产主义左派意识形态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共产主义阵营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迅速垮台，走向了民主。 直到今天，国际国内的多数人，仍然在纪念这两场扭转人类命运的运动，特别是1989年轰动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特别是纪念在这场运动中牺牲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因为这些牺牲的先烈们代表着人类的良知，这种人类良知的表现，推动着人类的良性发展。 虽然在中共的高压下，中国人民不敢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同情。虽然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西方政客也不敢公开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同情。但是在人们的内心里，孰是孰非都像明镜一样清楚。即使那些参与和帮助了镇压的、被人们所痛恨的人，内心也很清楚什么是人类共同的良知。 上个世纪末，有一次我在捷克参加哈维尔总统召开的人权民主大会。中间休息时我在那个教堂的巨大的卫生间，碰到了中国人民所痛恨的基辛格博士。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已经准备好了，想记录我们两个唇枪舌剑的爆炸性新闻。基辛格声色俱厉地赶走了记者们，声称谁留在现场就把他告上法庭。 亲自驱赶了记者之后，他回过头来对着脸色不太好看得我说了一句话，也是小布什总统对我说的同样的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请先听我说说”。我只好耐心地听他说。他表情严肃地说：“你们中国人的批评我全都理解，但我们是在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的进步做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 看到我摆出了辩论和斥责的表情，他赶快拉着我的手补充了“比如说促使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从长远来说有利于中国走向民主化。”等等一些说辞，让我不好再打人家的脸。毕竟厕所也不是辩论的场所，哈维尔总统还等着我们进入会场呢。 的确，天安门大屠杀后老布什总统放了邓小平一马，减弱了以至于最后取消了对屠杀者的制裁，保护了美国大企业的利益。在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的时代，转变为给中共最惠国待遇的绥靖政策，以至于现在美国两党政治家都在后悔，资助了一个美国的敌人。这些都是从基辛格的绥靖主义政策开始的。但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辩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 但是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子，不可能昧着良心欺骗自己。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不是宣传和诡辩能够泯灭的。六四的英雄们和八九年的牺牲精神，是人们心目中永不磨灭的纪念。一些不明是非的愚昧民众，跟随共产党的虚假宣传，对一九八九年六四牺牲者和民主运动进行诋毁和诽谤，使得亲者痛仇者快，是浑人和傻瓜行为。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有些人说忘记过去吧，面向未来。但是我要说：忘记了过去，灾难还会重复。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迟早要被淘汰。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而生存下来，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一大特点。 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共产主义阵营却因此而崩溃了。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民主化很快就会迈开其脚步。这是历史的必然，剩下的就是早晚的事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熊焱，我是美国纽约州联邦国会众议员第十选区的民主党参选人，我有27的军龄，33年前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参加过那一次伟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 《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作者：熊焱 “救护车！救护车！伤的年轻人血已流尽。那个晚上的记忆总是自动浮现，枪声与兽行在北京的夜幕中，四百年未曾出现，五千年埋在石头底下的人都冒出来看北京的屠杀看年轻人，看着流血的年轻人。祖国啊，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到今天我的心，即使不是阴天也隐隐作痛。” 大屠杀嘛，政府开枪，动用政府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对我们的人生是影响多大。对一个个体的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何尝不是这样呢。 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爆发于1989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了近两个月，波及全国。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军队对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示威集会进行了武力清场。熊焱，八九学运北京高校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熊焱1986年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西方法律哲学。 当时的北大呀，还是相当的宽松啊开放啊，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有学生运动的传统，所以我们进去以后，86年有一次，88年有一次，然后89年又是很大的一次。所以在那个时代，好像每个学生走上街头，好像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哎呀这个是最感动人的，不是我一个人啊，几十万上百万啊，市民学生群众工人，包括中国的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不是一个人啊，他们都在那里哦。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学生们真诚纯洁善良，想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事，何况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学生们社会各界，希望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跟上来。 当时虽然中国是相对开放的，但是那些老的知识分子，还是不敢说话的，听到北大三角地的广播，天安门广场的广播，那些老知识分子戴眼镜啊，激动地悄悄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好啊，好啊，好啊，时机到啦，好啊，好啊，你们有希望啊，我们有希望啊，好几个人都这样对我说啊，那些老知识分子，这个忘不掉。我流眼泪，好啊，你们了不起啊，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内心的积累嘛。碰上八九民运这一代年轻人无所畏惧走上街头说要民主自由人权宪法改革开放，反官倒反腐败，这是好事啊。 我们那是以火热之心，以纯净之心要为国家做好事为社会做好事。但是我们年轻啊，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复杂性，而且群众的学生的运动是不可控制的，虽然我是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但是到了中期后期，也并不见得我就能够指挥啊，不能啊。 自5月13日起， 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四二六社论》中有关八九学运是“动乱”的定性。 5月14号第二天是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书记）访华，要从天安门广场进去，学生们、临时凑起的学生们，或者学生领袖代表一起开会，我们要不要撤出广场。 在广场上几经争吵好几个小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学生应该让出天安门广场，让戈尔巴乔夫正儿八经地从广场进入，决策做出来。 绝食的同学躺在天安门广场，把这个拿起来又睡倒、把那个拿起来又睡倒了，时间就拖到了天亮了，所以后面的报纸报道啊，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啊，和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群众运动谁能控制呢？群众运动谁能够知道真实的状况呢？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官员与11位学生代表进行了面对面对话，李鹏要求学生终止绝食抗议，学生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不是动乱。熊焱在现场向李鹏提出了问题。 熊焱与李鹏对话：“这样一场运动，不管政府方面及其其它方面是否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历史会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是为什么同学们特别地需要政府方面及有关方面承认呢？我想大家都是表达这样一个愿望，想看一看我们的政府到底还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光荣，说不光荣是假的，同时但也是表示哎呀毕竟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回过头来说是不是还可以把那场运动做得更好呢？比如说对话的时候继续对话和政府的沟通加强。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当然市民参加啊都参加，但是中国的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真的出来，他们有经验，他们有些智慧啊。在89民主运动对话的时候，要是能够更多地倾听来自知识分子的声音啊，某些政府部门官员的声音啊，和其他和我们对话的这个人的声音，如果稍微多听一听，可能可以改变一点方向。虽然我知道历史复杂，不可能按我们想象地去（发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这个努力嘛。第二呢介入了党内高层的纷争，我也不具体了，或者以赵紫阳为首的这一派和邓小平为首的这一派，他们有党内的纠纷，这个我们学生是不知道的，所以学生被夹在中间。最后呢？没有一个真的健康的理性的有强大的力量，出来引导这个学运，学生你能做什么。除了火热的心、纯洁的心想要做点贡献以外，他没有力量啊。当然你能责怪谁？历史可以责怪谁呢？不能责怪谁啊。 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从五大军区调动兵力开赴北京。6月3 日，李鹏会见军队和北京市领导人，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被称为“六四事件” 。 我还真抬过尸体。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抬过尸体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年轻的学生，不会知道止血，看到他流血，把他抬到自行车上进到医院。虽然不是我们杀死他的，但是我们那个负疚感是有的，那样的镜头其实是忘不掉。我们把他抬到自行车上，他失去了平衡。中途还从自行车上掉下来过，掉到地上，那个我现在我回忆不就痛苦吗，又抬上去。到了儿童医院以后，医院里好多尸体躺在平地上啊。 本来我当时6月3号晚上，我正在北京大学，我是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的，但是我和我的几个朋友一定要去啊，过了木樨地还要往广场前进啊，还要匍匐前进啊。我们希望被打死，在那个时刻。我们希望“嘣”把我自己打死。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没有恐惧感了。 六四是个悲剧，是个民族的悲剧、人类的悲剧，要避免那样的悲剧，那是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做的事情，包括人类的、其它国家的、世界的。 6月4日，熊焱跟他的导师张宏生通了电话，原定过两天进行硕士论文答辩。 那是6月4号，我在长安街，我就给我导师打电话。我说张老师张老师啊，我知道我的论文答辩是6月6号啊，但是现在我就在这里啊，天安门广场啊，我估计回不去答辩了。 老师是个老教授对我很好，他说不要答辩了不要答辩了，你的论文是写得最好的。不过他也讲，哎呀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去嘛。老教授很好啊。 大概到了90年好几个月了，我就因为在监狱里头，后来我就给张老师写信，我说我要翻译一本什么样的书，过了好几个礼拜以后没有收到他的书，是通过另一个老师进来的。因为我老提到张老师，他（监审员）说，我说你和你老师关系这么好吗？我说对呀很好啊，他不知是为什么有意无意透露了一点，他说你的导师已经去世了。我当时就哭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去世的。直到我后来出狱以后，1991年1月24出狱，后来我就知道了，是6月13的通缉令在电视上。然后我的导师70多了嘛，他的儿子告诉他说，爸爸，你的学生熊焱出现在电视上被通缉了，大概半小时以后，他就摔倒在地上就去世了。所以后来，哎呀当然我就很难受嘛。 熊焱1989年6月1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被捕，随后在秦城监狱坐牢19个月。 当时不害怕其实有好多考量。第一我们自始至终还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用言辞表达我们的政治观点，而且我在表达的时候还相当理性。第二，年轻啊，看过好多英雄的人物啊。第三我是学法律的，最多判我3、5年嘛，没有什么很坏的后果啊。 苦了家里的人。刚刚提到我刚刚结婚的妻子，他们是不知道我们在里头怎么样，他们的担心是具体的，我母亲也不知道啊，就这孩子哪去了？半年没有消息死了没有啊。因为据说是半年以后他们才知道我们关在哪里，他们的担忧是一天一天的。 大概是90年，我妈妈去坐长沙的火车去北京，旁边坐着一个相当很有气质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正在看一本读者文摘，其中提到毛主席的那个秘书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他说您去哪里啊。我妈妈说我要去北京。他说你去北京做什么。她说我去看儿子。那你儿子在那里做什么？我妈妈不说话，妈妈指着秦城那个字，那个人立刻就明白了，肃然起敬啊对我妈妈。这个是我妈妈给我讲的故事，所以说我妈妈虽然担惊、虽然受怕，但是实际整个社会对我妈妈非常尊敬，当地的人对我妈妈尊敬啊。 熊焱：“这个照片是我1991年1月24走出了北京的秦城监狱。当时的心态就不一般，我说留个纪念，就到了当时北京颐和园旁边的一个照相馆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我们那个时代，就算我们出狱以后，整个社会都关心我们、关怀我们、也暗中帮助我们，是那个社会的气氛。再讲一个有趣的事，这可以说了啊30年过去了，我出来以后没有证件，也没有身份证，都没有。其中有一个同学，可以说了啊，他说我哥哥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可以给你弄个身份证，还真的帮我弄了一个身份证化了一个名，我才有意无意到了深圳，后来就到了美国，意思就是说那个社会相当宽松，令人怀念和留恋，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社会都会向前迈进，让人们有自由，有新生活有健康的生活，向前走嘛。 熊焱1992年6月经香港抵达美国，先后攻读英美文学和神学，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2003年成为随军牧师，2009年获得戈登康维尔神学院神学教牧博士学位。 我是最没有想要来美国的人。 我来美国是太对了，太对了，用基督徒的话说认识了上帝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活、思想、训练、精神、世界观、价值观全改变了。 熊焱：“美国陆军准尉军官学校，我是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任牧师，这是当时一个合照，那些军官啊，那些教官啊，我在这里。” 熊焱的母亲也是基督徒，未能为母亲祷告一次成为熊焱人生的一大遗憾。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亲切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初中吧，我妈妈还给我洗脸呢，哈哈，我妈妈是个非常亲切的人。我妈妈是个民主作风人士。但是遗憾的是，的确她躺在病床上我没给她梳梳头啊，给她洗个脚啊，为她祷告一次啊。 我妈妈2015年，她从三月份开始病危到去世的七月份一直是躺在病床上的，但是现在有手机啊，人们朋友们时不时给我发个母亲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你说我不看？是我妈。你说我看了，看了我久久不能平静，所以那种痛苦是很痛苦的。哎呀，据说我妈妈躺在病床上快要去世的时候，人们总是说这是你的儿子熊焱回来了，我妈妈的眼睛就睁得稍微大一点。 一个女牧师年纪比我大一点，她就问到一个问题。她说你妈妈躺在病床上，她疼不疼啊。那一句话使我立刻泪奔，因为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当一个年老的八十岁的人躺在床上，三五个月不能动，或者说要去世的前奏，她在肉体上的疼痛是个什么状况。 2015年7月，熊焱母亲病逝于湖南，当时熊焱在Fort Bliss美军驻地。 我哥哥来了一个短信，母亲去世，我们等着排队吃饭嘛，立刻一秒钟，我这个心就乱了，还说吃饭吗？立刻就不行了，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给我的上司打电话。哎呀，我妈妈去世了，他们立刻来帮我祷告啊安慰啊。此后，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以后任何时候只要我去排队等什么吃饭什么。哎呀我妈妈去世的那个镜头就来了，这是第一个影响这个挥之不去，好多次好多次，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母亲去世以后那就很痛苦啊。 熊焱曾多次试图回中国探望病危的母亲，但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 中国有一个文化叫做临终关怀嘛，也不留下遗憾嘛。但是后来我的基督教的思想盖过了我这个普通的情感，就是真的我们的永远相见的好地方in Heaven（在天堂），这个也是 从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毕竟I will see you in heaven（我会在天堂与你相见）。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思想和情感。 我1992年来到美国，立刻就拿到了绿卡。当时我们的思想只有一个，学好本事包括学好英文，回到中国，继续民主政治改革开放、继续民主政治、社会活动，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拼命地读书啊，拼命地学习啊等等。10年之内没有想要加入美国籍，都是想着如何要回到中国大陆去。甚至我还加入了美国陆军，这是当时有一个思想。学好本事学好军事，还要回到中国大陆，说不定哪一天还能用得上军事的思想军事的经验。 一件事情改变了我，911。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世界发生了质变，军事发生了变化。国家需要打仗，需要前线的牧师，所以我就说如果不成为美国公民，我就当不了军官，我就去不了战场，几经犹豫我加入了美国籍。加入了美国籍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另一个变化。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了，你说我再回中国搞革命好像也不合适了吧。那么我就要好好为美国服役，要好好来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但是放下了中国的事情没有呢？没有啊，无论是研究、写作，包括研究军事、政治、各种都是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变形做准备。 熊焱：“希望你们幸福啊，能投票的时候投我一票。” 20年前，熊焱以纽约牧师身份奔赴伊拉克战场，2022年以少校军衔退役后回到纽约决定参选国会议员。 我为什么要出来参选？我是个基督教牧师，是不是，我希望进到国会山，能把上帝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能够影响立法者嘛。 第二，中国，不管他经济如何发达、如何发展，物质面貌如何改变，但是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国家的权力过大，把社会的力量压制，所以按我们过去的政治学的观点，一旦国家出了问题，整个社会就崩溃，社会没有一种稳定的健康的真实的力量来接管政权崩溃时候的动乱，哇，14亿人民怎么了得啊。 那么在那种危难到来的时候，如果我是国会议员在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动荡时刻都是美利坚人民、美国政府做出良好的表率、榜样，来维持世界的秩序。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国会议员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讲的中国人民大众啊，他们真需要外援的时候，我不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吗？ 还有一个呢？现实的问题。新冠带来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纽约地铁啊、公共汽车站啊、街道啊，天天发生爆炸的、枪杀的，人们说我们不敢坐火车了，我们不敢坐地铁了。这也不是美国梦。美国梦一定是一个族群和睦团结的梦。华人要强大要健康要提升，还要向不同的族群伸出友爱之手啊。我愿意来做这个工作，和其他人一道。 2022年4月熊焱获得美国国会第十选区众议员参选人资格，他将角逐8月23日的初选。 和我们过去所关注的中国人权民运事业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当然是连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600万华裔在美国的命运都赖于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和平的关系，这个是现实啊，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说美国和中国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摩擦、冲突、甚至武装的冲突。我们这600万华裔何以自处、我们往哪里放？虽然我们不希望美国和中国有这样的不和平的关系，但是谁知道呢？所以这600万华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是要忠于美国、要维护美国的价值，只要美国强大世界就有和平的可能。因此，我们要极力维护美国的健康的发展，不能走下坡路。 2022年1月王丹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2月，熊焱卷入一场 “反对建六四纪念馆”的舆论风波，起因于他受邀参加了一个华人社团于2月16日在纽约法拉盛一家酒店举办的座谈会，该会议邀请函写的是“呼吁社区团结、反对族群分裂”。 我说，反对六四于我来说是不对的，那个人（研讨会发起人）也很开通，好对，那我们就开一个座谈会，不提反对建六四纪念馆，呼吁呼社区团结，新冠时期反对族群分裂座谈会，座谈会就是讨论嘛，研讨会，给我发了邀请信，还给我发了邀请函，2月16我们就去了，到了以后，那个大的餐馆里头赫然写着，呼吁社区团结、反对族群分裂、反对什么？反对在纽约建六四纪念馆。 首先这个大标题的出现是我们不知道的，不是我们做的标语，也不知道他要挂上去啊，邀请函上没有说这句话啊，讲好了的。发现以后怎么办呢？当然也是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想过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撕棋盘，讲笑话，摔个桌子、翻个板凳、高声大喊一声就走了嘛。但是整个事情这么说要动员侨团来支持我，是这么个大前提来的。第三，研讨，但是上去以后没讲话啊。他说哎呀我们错过了餐馆时间，照片就出去了，当然也是我们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在意有这么大的（标语）。后来还在解释诠释，一个照片是不能解释东西的，那里没有我说的一句话呀。当然，你要允许人们骂娘啊。 我们和王丹本身就不是一伙人。不是讲他人不好，他也不错，上次他妈妈去世我还流眼泪了，我在乌克兰他还说你要小心啊，人归人嘛。但是他干的活我们不参加，这个是我们圈子里的人知道，还不用说我现在要参选国会议员，你这明明给我下套。这个和否认六四有关系吗？和否认八九民运青春岁月有关系吗？ 我们和王丹虽然都是从天安门出来的，而且是从北大出来的。但我们走都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美国军队有纪律，要求我们不要和外国政府有任何的经济上的往来，是不是，纪律决定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军队里服役，剩下的业余的时间就是自己独立地搞点民主政治、参与点中国的变革啊、写点文章啊，但是实际我这个人不在他们这个群落里头，所以我属于独立大队。 他们的一切的组织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只是有一次，六四Nancy Pelosi, the Madam Speaker（议长女士南希·佩洛西）邀请我们去的时候，头面人物都要到场啊。 我不参加（王丹的活动）丝毫不是说89年我忘了，我忘了吗？六四的那些惨相我忘了吗？中国未来的民主的变革、人们的福祉我会忘吗？世界的和平我会忘吗？人类的福祉我会忘吗？那是我一脉相承的思想，我可能更努力。 六四的很多重大活动我都参加过，我2009年回到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25万人，我是唯一的一个离开中国17年以后，回到香港的学生领袖，发表了八分钟的演说。 熊焱：“擦干死难者家属们伤心的泪水，抚慰他们惨痛的伤痕。” 25周年的时候国会邀请我们见证、祷告我也参加了的。我不参加你王丹的事情，那我就是背叛了六四了？我现在的使命，我要更对得起我妈，我才来竞选国会议员，我要更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我才来当选国会议员，我要更对得起中国的未来，我才来当选国会议员。 一个联邦国会议员的侯选人，美国的选举，它会高度关注。一方面不允许有任何人对我侵害和伤害，另一个它也保护不失脚啊，不失脚、不能违背美国法律。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合规合矩、中规中矩啊，还有比这个更严格了没有？还有比这个更清楚了没有？ 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披露，来自中国的特务试图破坏熊焱的国会议员竞选。 司法部的文件公布了以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但是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蛛丝马迹呢？有。十一月底的某一天，我和朋友约好开车去印第安纳见朋友，凌晨三点，正好在我开出来的那一秒钟一辆车开进我的parking lot（停车场）。哎，我说咋回事呢？凌晨三点呢，他是不是下夜班呀怎么，就没有多想，总之就是很奇怪嘛，太巧了嘛，一秒之间，然后他看到我开出去，他就退回来就停在我房子的旁边，我就经过他的旁边，我就想看看，那个人低着头，那件事情我就记住了，后来我还写在我的日记里头。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3月9日，熊焱奔赴乌克兰战场，为和平祈祷。 我到了那里后，我就真的感觉到儿童时候我背的唐诗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个时候是春天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句诗还有，立刻变成活生生的场景，深深地进入我的心灵世界。乌克兰人民在战争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他们国破山河在。其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在教堂的旁边弹吉他，我去的时候三月份，乌克兰还是天气比较清冷的，那个吉他的声音，我虽然记不得是什么曲子，清冷、幽怨、低沉。结论是和平好啊，不打仗好啊，国与国之间和睦团结好啊，一旦国破何以自处。 在某种意义上说1989年这场运动过去以后，大浪淘沙。把我这一代人淹没。很多人鼓励我，熊焱啊，你是仅存的硕果。你要对得起死去的亡灵，你要对得起你的母亲，你要对得起中国的未来，你要在美国的政坛上占一席之地。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为人类的未来做贡献，为2000万华人做贡献，将来若有机会还要为中国的未来贡献。 现在我今年57，中国生活了28年，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现在晚上做梦，基本上99%都是中国大陆的储藏的信息和记忆出来。所以中国，你怎么能够忘记呢？ 我有一个极好的家庭，上帝赐我7个孩子，我给他们的取名叫北斗七星。 我不是有两次婚姻吗？我过去20年和我前妻结婚，我每篇文章都有前妻的影子在里头。美国陆军的生活使我们的婚姻生活极其的艰难。因为我们每2年都要流动一次，我在美国流动了17次，当我的孩子们要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不能流动，所以带来很多生活的困难。这是为什么总司令说，我们感谢那些阵亡的将士，我们还感谢那些现在服役的将士，因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是别人不知道的，包括家庭的牺牲。 叶落归根的这个概念我已经没有了，我死了以后，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埋在这个旁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初衷不改，理想更加明天，虽然头发渐稀，理想不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6月4号是中国民间认定的国殇日，中共认定的敏感日，这天凌晨，朋友圈会以帖发蜡烛图案的形式祭奠1989年6月4号被中共军队屠杀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生。有网友发帖说：这个日子成了某些人的忌日，成了某些人的心病，成了某些人恶梦，他们千方百计封锁了几十年，只字也不敢让人们知道，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历史不能掩盖，历史不容篡改，别以为没有人记得，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不会忘记。 那年，一群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他们有梦想，有志向，有担当，他们无惧邪恶，无惧艰险，无惧牺牲，他们在那一年为了向往自由，追求正义，献出了鲜红的热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献出了无悔的青春，他们虽然倒下了，但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无数的有心人。网友@孤鹜独翔2022发帖说：三十多年了，天国的你想必依旧娉婷翩然， 原谅我的怯懦，明天我不敢为你呐喊，今夜就让我用你留在人间的火种点上红烛，烛泪是对光明最崇高的祭奠。 如果说当年广场上的年轻人最大的诉求是反腐败反官倒，对民主的建制与内涵还缺乏清晰的认识，那么经历三十三年的社会变迁，旁观或亲历过那场运的一代人以及他们的晚辈对政治改革有了更成熟的认知思考与更具体的诉求。本周，上海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在朋友圈传播并获得广泛共鸣，公开信作者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现实的角度发出，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公开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上海及全国各界同胞：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时间里，我们部分居住在上海相邻地段的企业主和投资人不得不暂停工作，研判时局，初步达成一些共识。可叹我们这几个稍有所成的创业者和投资人，虽坐拥沪上及全国数千亿人民币投资规模，雇佣员工数百万，却举步维艰，为了填饱家人肚子，忍辱加入高价团购接龙大军，期间屡受街道、居委、警署及不明身份人士逼迫强制隔离、上门消杀诸般威胁，不菲房产根本无法成为我们家人的庇护所……感谢上海这届政府，让我们彻底清醒过来，乃至觉醒起来，我们不再甘为待宰肥羔羊，“解封”在即，我们将不得不接受经济规律为我们做出的命运抉择：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喜迎二十大！ 外部环境四面楚歌，内部政府信用坍塌，“解封”之日即外资离境之日、内资外逃之日，随即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清算将击破民众对经济复苏的最后一丝幻想。“内循环”？“韭菜”已被割了数茬，“法治”沦为“人治”，经济被政治绑架，数百万“新冠”毕业生将不得不融入失业人潮，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何谈“内循环”！ 经济规律作用于所有企业家与创业者群体，甚至所有民众。而我们因应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忍痛向社会公布我们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集体商议后作出的如下举措，并期待社会能有所共鸣：裁撤冗余部门，精简业务；变卖不良资产，准备进入“冰川期”；未来数年不准备或无能力吸收“新冠”毕业生；鼓励现有员工主动降薪，共克时艰；拓展海外市场，为他日国内经济重建存续生机。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半封建半自由”所谓市场经济中努力成长起来的，有着充分自主意识，热望公平竞争，我们期盼公民社会，人民应拿回公民权利，重建国家秩序。为此，我们期盼二十大能为我们带来如下春风：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给经济发展解除政治束缚；严厉惩处疫情防控期间违法乱纪、罔顾民意的各级政府和基层官员，以挽回政府形象，重建政府信用；平反冤假错案，如“任志强案”、“孙大午案”等，追回蒙冤企业家损失；释放平反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他们是民族脊梁、国之瑰宝；释放平反疫情期间为民发声或捍卫个人权益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严惩僭权滥抓滥捕的执法、司法人员，整肃公检法队伍，去其政治化，挽回民心；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尤其应确立私人住宅为永久产权（家庭最后的庇护所）；还权于民，重新制宪，开放党禁报禁，消除特权阶层，取消户籍、政审等封建制度和其他一切违反人类道德良知的不合理制度。我们内心愤懑，本欲断臂求生，“长痛不如短痛”，但念及同胞生计，不罢工罢市，不大规模裁员；作出如上保全举措，已是万般无奈之策。国家一日不改革，政府信用一日无可重塑，自由市场一日不得指望，我们将永无宁日！ 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如果您认同我们的举措，支持我们的主张，请在各种可以发声的社交媒体表明您的态度，我们翘首以待！我们也期待全国高校学人、社会各界精英和广大工商业人士，共同声援我们的举措和主张，同声共气，守望相助！ （全文转自法广）
1989年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3周年之际，当年的遇难者家属群体再次要求共产党当局，尽快公平、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这让人不禁要问：在中共执政下，“六四”问题究竟能否得到公正解决？ “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当局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没有一点进行反思的可能性。没有反思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这是“六四”事件亲历者，“六四”后一度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的四川异议人士陈卫。 当年曾在北京理工大学就读的陈卫周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近些年来每逢“六四”这个敏感时期，当局都会严格控制相关人士的行动自由，并且始终坚持对这起事件的定性。这让他看不到共产党当局对“六四”屠杀的丝毫悔意。 “天安门母亲”：矢志不渝！ 不过，对于几百名“六四”事件遇难者的母亲群体来说，坚持向政府追责看上去不只是个义务，更是个责任。“天安门母亲”群体周三发表祭文说，33年来，“六四”遇难者家属中已有64人相继离世，但他们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出“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诉求，要求通过法律程序与政府对话，以解决“六四惨案”的相关问题。文中说，为了寻求公平正义，他们仍将坚定地走下去。 曾多次探望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成员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社会学者周孝正表示，尽管他认为中共当局绝不可能公正解决“六四”事件，他仍然非常支持和赞赏这些难属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即便不能实现，他们也要提出诉求，这叫‘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天安门母亲’为此努力当然是对的，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周四晚间还拨打了多名身在中国的“六四”事件亲历者、人权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的电话，但犹如历年一样，在“敏感时期”他们的电话大多无人接听。 “六四”定性为何始终未变？ 回顾中国政府历年来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不难看出当局的态度似乎没有任何改变。 早在“六四”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就通过决议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 在2007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中，当局将“六四”事件形容为“戒严部队实行清场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 在2019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当局将“八九民运”形容为一场政治风波，并指出平息这场暴乱捍卫了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 北京时政评论人士华颇说，比起前些年倾向于“冷处理”公开悼念“六四”事件的人来说，中共近年来对这样的公民行动表现得更加冷酷无情：“以前如果有人要纪念六四，当局也就是把人控制住，时间一过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怕把这件事越炒越大……。但最近这些年，如果有人要纪念此事，立马就会被采取司法措施，被起诉、被判刑等等。” 华颇还说，正因如此，他同样认为中共不可能为“六四”事件翻案。 海外民运坚持纪念“六四” 三年前适逢“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英国广播公司(B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等多家外媒的记者，曾在北京街头询问路人对“六四”事件的了解程度。受访者大多表示一无所知，还有些人甚至一听到这个问题就立刻跑开。舆论普遍认为，这反映出在当局长期压制对“六四”事件讨论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已经无法表达鲜明的态度。 但这无法阻挡人们在海外继续纪念“六四”事件的决心。今年6月3日下午，众多海外民运人士筹备的“六四纪念馆”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六四”特别展览开幕式；当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还将在华盛顿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晚会。6月4日上午，各界人士将在华人聚居区马里兰州罗克维尔(Rockville)举行以“六四”事件为主题的纪念集会；当天下午，全美学自联等组织还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办“六四”事件33周年纪念活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