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實施演員署名新規 「華為小公主」姚安娜真名曝光
2026 年 8 月 12 日
近日亲共传媒不断传出，北京将会大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包括可能会把已推迟一年的立法会选举，再进一步取消，大改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方法，以及2022年的特首选举办法等等；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则接受访问指《中英联合声明》之内，对香港特首的选举要求，只需要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因此即特首不再是由选举产生，而只是由协商产生的话，英国也不能指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因此北京可以放弃由选举来选特首，而改由协商来产生特首云云。 然而这种说法真的非常奇怪。首先北京不是经常都对人说，《中英联合声明》只不过是历史文件吗？既然已经是历史文件，以及过往已经有多次被英国指控违反联合声明的纪录，那么为何还要斤斤计较，是否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呢？如果英国指控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事情，中国根本不关心，亦不放在眼内，那么再来讨论特首产生方法，是否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又有何用？难道中国还关心外国的看法吗？中国外交部近日，几乎日日都对英美等国家抗议，那么还有甚么可以害怕的？ 当然大家又会记起，当中国一再指出《中英联合声明》只不过是历史文件，但这份历史文件所附带的英方备忘录，有关于“英国属土公民”（BDTC）这种已经早在1997年6月30日后，成为“历史护照”，不会拥有居英权的英方保证，却被中国指是违反“国际条约”；基本法委员副主任谭惠珠，近日更表示“因为两个国家签署备忘录，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国际上的协议应有约束性”云云。 然而英方对BNO政策的改变，在于指控中方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即中方在联合声明正文上，声称香港50年不变，拥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终审权的部份呢？还有香港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呢？如何可以令一条国际条约的正文不受国际法约束，而只令条约下的备忘录受到约束呢？这绝对是一条宇宙级的难题。 然而更奇妙的，是以往多次人大释法之中，声称香港可以在2017年后普选特首，而只是要通过“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此多次推迟以往全面普选特首的承诺；那么如今人大是否要再次释法，例如把“循序渐进”四字，有如2004年的释法一样，解释为“循序”即可以“不循序”，“渐进”即可以“渐退”呢？又或者“协商”原来是“循序渐进”的一部份？还是“协商”比起“选举”，更符合“民主”的原则呢？ 因此特首选举以至立法会选举，都应该有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样，改为“政治协商”产生，那么香港就可以省下几亿计的选举费用，全面废除“不民主”的选举，改为“民主”的“协商”制度了！这种领先全地球的政治制度，为何还要担心外国的反应呢？真奇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正如我希望我的听众和读者能够证实的那样，我一生都在努力理解人性和人类行为。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2020年，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时期都要多。 最大的启示之一涉及到一个一直困扰著我的问题：如何理解《德国好人》（根据约瑟夫-卡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这个术语用于描述一个普通的、应该还算不错的德国人，他既没有伤害过犹太人，也没有帮助过他们，也没有破坏过纳粹政权。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维希时代的普通法国人，还有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普通俄罗斯人，以及数百万在独裁统治下没有帮助过同胞的其他人。 近几年来，我学会了不要那么快就判断安静的德国人、俄罗斯人等等。当然，我仍然要对那些帮助过纳粹的德国人以及以任何方式伤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作出评价。但是如何评价那些甚么都没做的德国人呢？还不能急于评价。 我改变了想法，因为我看到了在美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很轻松地接受了对他们的自由，甚至包括谋生的自由，做出的非理性的、违宪的、前所未有的警察国家式的限制。 大多数美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了推特和所有其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猖狂审查。 例如，即使是医生和其他科学家，如果为羟氯奎和锌在早期治疗COVID-19提供科学支持，他们也会被剥夺言论自由。协会认证医生弗拉基米尔．泽连科曾将数百名COVID-19患者从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但是却被禁止在推特上发布他的救命药物羟氯奎和锌的使用方案。 有一半的美国人，也就是非左派的那一半，害怕在所有大学、电影制片厂、大公司，甚至在每一个工作场所说出自己的想法。教授们一旦说话冒犯了左派，有终身教职的会担心被排斥，没有的会担心被解雇。人们因为与“黑命贵”（BLM）的观点不同而被社会排斥，被公开羞辱，或者被开除，因为这个群体历来仇恨美国、仇恨白人，但是很少有美国人会仗义执言。 相反，当BLM的抗议者要求餐馆外的用餐者举起拳头表示对BLM的支持时，几乎每个用餐者都会这样做。 美国人面对的是左翼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但不是左翼的秘密警察或再教育营。（至少目前还没有。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我毫不怀疑左派会把直言不讳的保守派送进再教育营。） 我开始理解生活在纳粹主义制度下的普通德国人和生活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俄罗斯人，他们还有另一个原因：媒体洗脑的力量。 作为一个研究独裁统治的学生，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当时的名字）读研究生开始，我就一直认为只有在独裁统治下，一个社会才会被洗脑。我错了。 我现在明白，大规模洗脑可以发生在一个名义上自由的社会。 持续不断的左翼鼓声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几乎所有其他主要报纸，加上《大西洋月刊》、《纽约客》、CNN、ABC、CBS、NBC、PBS、NPR，以及好莱坞的全部，几乎每一所学校，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都像德国、苏联等国家一样，有效地洗脑了至少一半的美国人。成千上万的学校将要传授《纽约时报》的“1619项目”中的谎言，而这只是无数例子之一。 在封锁之前的那一年，我几乎每周都坐飞机，所以经常会有认识我的人来找我。我越来越注意到，人们会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听得到的范围内，然后近乎耳语地告诉我说：“我支持川普”或者“我是保守派。”最后一次人们环顾四周对我窃窃私语，是在我经常去苏联的时候。 上周末，在魁北克省，大家可以在一段疯传的视频中看到，有一家人被罚款，被逮捕，因为六个人聚在一起庆祝新年。一名邻居告发了他们，庆祝者随即被逮捕。魁北克政府赞扬了告密者，并要求公众更多的“合作”。 在美国的一些民主党执政的州和城市，告密者同样受到赞扬和鼓励（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希提三月份说“告密者有奖赏”），在澳大利亚则受到左翼政府的鼓励。许多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很乐意告发那些拒绝把自己的生活封锁起来的人。 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集中营、没有盖世太保、没有克格勃、没有再教育营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就是为甚么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地判断普通德国人了。面对暴政时的冷漠并非德国人或俄国人的特点。我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美国。 （来源：经济学黑板报）
杜斌是我的朋友加老乡。他老家住在山东省临沭县，距离我家所在的双堠镇不到100公里。2001年我们认识时，他还在《工人日报》做摄影师。因为《工人日报》对我的一篇采访，主编无言女士安排他到我住的宾馆拍照时我们认识了，并且成为了朋友。因为摄影技术高超，当时《纽约时报》驻中国分社社长周看先生非常喜欢他拍的照片，后来杜斌转而到《纽约时报》北京分部作摄影记者。 杜斌诙谐、精明、头脑灵活，对中共如何控制它的喉舌十分了解，因而也精通绕行之道。因此，他一直关心发生在中国的公共事件、社会问题，不断利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着中共系统的各种罪恶，并运用各种可能予以曝光。虽然国保、国安等党卫军一直盯着他，总算还是有惊无险地走过了二十年。 他写的揭露“马三家劳教所”如何迫害法轮功女学员的小说《小鬼头上的女人》，当时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让世界进一步认清了中共政权的罪恶。 2006年12月27日，我的律师李方平和李劲松冲破中共党卫军的阻挠，从北京出发去看守所会见我时，在临沂临西五路被中共指使的打手用铁棍打得头破血流，伤口深达颅骨。当时报警，警察不出警，任凭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其实谁都知道这就是他们自己干的，出什么警）。两位律师只好到医院简单处理了伤口后，返回北京治疗。 一回到北京，很多律师朋友把方平和劲松两位律师接到某个饭店的大堂。当时大堂里布满了国保警察，形势一片红色恐怖。就在活动即将结束时，杜斌不知从何处突然出现，用手中的相机迅速地拍了一组照片，记录下方平头上缠满绷带的历史场景后，迅速离去……。 记得2002年夏天，我带着他和另外一位记者到蒙阴县一个赤脚律师家里采访。就在采访完毕我们准备离开时，村书记带着蒙阴县宣传部的人走进了院子，非要邀请我们到村委办公室谈谈，说宣传部的领导在那里等着（可见村里有多少眼线随时汇报敌情）。他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是要求我们跟他走。应付后，我们乘出租车离开，宣传部的人随后便驾车追了上来。无奈山路狭窄，我们不让路，他们的车虽然性能好得多，却无法超过我们。我在车上说： “很可惜，没能拍下他们的照片。” 杜斌说： “我早就拍下来了。他们一进院子，我就拍了……。” 一直走到几公里以外的大路上后，还没等他们超到前方，我们便停下来与他们周旋……。 杜斌，一个用相机记录中国的优秀公民， 2020年12月18日被中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到今天（2021年1月20日）为止已经五个星期了，没有他任何新的消息传出来。 我的朋友杜斌！你在看守所里能吃饱饭吗？成为党国的敌人，这也是一种光荣崇高的认证……，高墙电网下，最关键的是保重身体。我们会一直与你并肩作战，直到共产专制灰飞烟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有感于一位网友的文字：“89年我们是暴徒，2019年我支持的香港学生年轻人也是暴徒，今天，我与上百万的爱国者来到DC，结果，我们又成了暴徒。这都他‘马’的啥世道？” 因为我去了DC，投身于百万人海，所以，我也就成了“暴徒”。没时间详细写，报告一些亲见亲历的细节。 到DC的时间晚了，但川普总统的演讲也推迟了，正好赶上。 人山人海，挤不到前面，转而登上华盛顿纪念碑前缓坡，这里视野良好，可以看见马路对面一个巨大屏幕。没想到纪念碑北侧（面对白宫）草坪被踩得一片泥泞，前两日下过雨，草地吸足了水。鞋漏水，就在人缝中穿行，想找一块稍微干点的地方。但人太多，诺大草坪全部被踩出了泥水，最后挤到纪念碑下石铺地面。无论从这里望下去，还是从下面望上来，场面足够壮观，华盛顿可以骄傲。主流媒体说不过几万人，最简单的办法是拿镜头摇一摇全景。 年岁不饶人，感觉累了，坐在纪念碑石墙下小憩。 旁边一老人，手里拿著一弯曲的羊角，长约一米，角尖截去，吹起来居然可发出嘹亮声音。我明白这就是圣经里说的那羊角，以色列人遵照神的吩咐绕耶利哥城七周，然后祭师们吹响羊角，众人齐声呐喊，厚重的城墙就崩塌了。后来发现有不少人都有这种羊角号，想必是懂生意经的小商贩卖的。 有人双手扶在石墙上祷告。 川普讲话很长，就去纪念碑东侧上厕所。排队的人很长，比我想像的有耐心，不慌不忙的，没有一位性急插队的。近前的三棵樱花树竟然开花了，提前了好几个月，天地人间都紊乱了。大约排了半小时以上，进去一看，五个便器，两个堵了。出来找了根竹旗杆去捅，无济于事。虽然我修管道有经验，手无寸铁，也只有作罢。排队如厕的人都向这个失败的老头面露微笑，伸大拇哥。 演讲结束于1点7分，但早已有人流开始往国会山走。美国式散漫。 临走时也双手扶在冰凉的石墙上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以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你格外看顾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先贤们建立在你根基上的国度朽坏了，请你赐我们力量重新扶正。请你再次赐下信仰与公义的墙角石，坚立我们的信心。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你，从今时到永远！以上祷告、祈求、感恩奉基督耶稣之名。阿门！” 纪念碑街对过有小丘，是华裔的集结点。有两顶白色帐篷，有饮水、食物。组织得很好，印制了黄色T恤，扯著近百米的长条幅，擂著大鼓，喊著口号往国会游行。 膝关节不适，走得慢，不断有人群超过。年轻人集体哼唱著爱国歌曲，如《美丽的亚美利加》、《布朗之歌》。不是中国游行时那种同仇敌忾的吼唱，温和而深情，使我回忆起911纽约恐怖袭击当日傍晚，我在国会大台阶上见到那些中学生，唱的就是《美丽的亚美利加》。《约翰．布朗之歌》是一首战歌，也唱得温柔。我随他们哼唱，心说早就该唱这首歌了。我写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对这首歌很熟。约翰．布朗是一位白人牧师，致力于帮助南方逃亡黑奴到北方。后忍无可忍，发动武装起义，占领军火库，旋即被军队攻陷。他的儿子们牺牲，本人受伤被捕，被判处绞刑。故事发生地离我家不算远，常带国内友人去。叫哈伯斯渡口（Harpers Ferry），位于马州、宾州、维州交界处波托马克河畔。布朗殉道那天，北方各地的教堂钟声齐鸣，到处挂满黑色挽幛。两年后，南北战争开始，人们高唱《约翰．布朗之歌》走上战场。至今，每年独立日盛典，都有军乐队演奏这首歌，同时礼炮齐鸣。今天特地写了这番感受，是想说约翰．布朗才是暴徒，我们远远不配。 还没走到山下大水池，就发现国会大厦西面左边台阶上已挤满了人，接下来有人开始爬铁栅栏。看来是受到鼓舞，右边台阶上的人也开始向上冲。很快，两侧台阶和正中廊柱下台阶都被示威者占领。数十个穿黄色服装的警察慢慢走上去（不是冲上去），试图驱赶人群。我心想，如此警力，怎么能控制这么大场面？当我慢慢走到水池边坐下，奇迹出现：几十个警察居然把正面台阶上人群驱赶到左下角。赶羊也不能这么容易吧？ 国会山西面，人群分为两部份，以大水池为界，主体在坡上，不少人则麋集在坡下水池以西。有一个人身穿独立战争时衣装，挥舞一面旧国旗，趟过刚没腿肚的浅水，向对“岸”前进，并不时回头呼喊，张开双臂。人群发出欢呼，明白这是仿效华盛顿度过冰封的特拉瓦河，却并没有我想像的万众跟随。又有几个人跳下水池，召唤人们前进，依然只是欢呼，无人下水。前后有近10人下水，仍未鼓动起人群再现历史场面。几次有冲动。不过几十米距离，即便冰水，也能趟过去的。想想还是忍住了。遥想三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相去甚远，这是无组织的人群。 风很大，坐久了全身发凉。就慢慢绕过大水池，进入主要的历史画面。和一群人一起低头祷告，想必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圈内主祷的几个人互相下跪扶肩，接力祷告。有人垫了黑色垃圾袋，没垫的人就跪在草地渗出的泥水里。远处有人吹响高亢的羊角号。 一直在想，始终在想：这是一个十分温和的民族，在心里我是在拿八九民运的中国人作比。八九民运诚然和平，没有砸一块玻璃，但那种决一死战的气氛和表情是今日之DC所不及的。历史记载中的美国先民似不如此，“不自由，毋宁死！”不是很勇猛剽悍吗？是和平的日子太长久了吗？是被富裕生活和“政治正确”驯化了吗？四处详和。拥挤中人们温文有礼。自由来往。没有组织。不像是一场决定美国和人类命运的决战，更像嘉年华会。无数面星条旗和川普旗在大风中猎猎飞舞。一面数十米长的大国旗被人们托举起，沿台阶缓缓上移。欢声震天。几次听见有人议论“revolution”，这个单词是不会听错的。 人们议论，警察开枪打死了一位16岁女孩儿。不太相信。至少国会大厦西面没有冲突，警察似乎也没佩枪。过一阵，还是传说打死一位16岁女孩儿。 风越来越大，骨头寒透了。就慢慢往回走，今天就是这样了。 身后突发枪响。比枪声要大。回头看去，国会台阶上浓烟升起，看得清是警察在扔催泪弹。山丘下警灯闪闪，警车一队队飞驰。DC那位要拆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的黑人女市长下令宵禁。他们要清场了。 看到了不少坐轮椅的老人，很了不起。去地铁站路上，见到一位像是外地来的老人，携了旗子、标语牌，背著行囊，步履蹒跚，一个人，一步步往警车呼啸的国会山方向走。岁数比我大得多。 地铁上人们大声交流讯息。打死16岁女孩儿不像是谣传了，太年轻了，无比痛心。 回家打开电脑，方得知今日之全貌： 国会东侧有人冲进去了。议员们转移会场继续认证大选结果。 进入国会时有示威者喊：这是我们的大楼！ 有人举证，率先冲进去的有安提法。那末，是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 打死的不是16岁女孩儿，是前海军女兵。一米多远，近距离开枪，是谋杀。有网友称今天打死的不止一人。 彭斯玩大了，在最后一刻背信弃义。原先信誓旦旦，现在自我毁灭。他是基督徒，将来怎么面对自己的神呢？ 川普发推，体会大家心情，呼吁人们回家。坦克还没有包围白宫，就是包围了，叶利钦还站坦克上发表了一个演说。 百万人和平示威，史无前例。说这些都是暴徒、愚众，那“We The People”在哪里呢？ 1月6日我去了，我祷告了，呐喊了，歌唱了，如一朵小小浪花融入大海。无论成败得失，我会终生自豪。
美国政府在川普执政最后几天，公布了武汉肺炎调查结果。从结论来看，这个调查还只是初步性质，因为有些语焉不详，大部份缺乏内情。这不奇怪，因为中共的封锁信息和转移目标，使调查不可能顺利进行。 美国政府为何选择在川普告别白宫的最后几天前公布一份并不彻底的调查报告?主要原因是，世卫的调查组刚刚去了中国，这份报告提醒调查组，早在大规模爆发前，武汉P4实验室已经有3个员工中招住院，其症状与后来的肺炎症状相当接近，此事应该追踪。 其次，拜登过几天就就任总统了，以拜登与中共的关系，可能不会继续政府级别的调查，甚至会喝停进行了一半的调查，如此一来，该调查可能永远不见天日。现在提前把它公布了，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有一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全世界都会追问这份报告最终的结果，那就谁也不可能掩盖了。 最后，调查没有终结，全世界要求追责的国家，有责任继续把真相追到水落石出。 根据这份调查，至少有几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是病毒来自武汉P4实验室，二是病毒经过人工改造，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三是武汉P4实验室与军方生化武器研发有关系。 关于第一点，在武汉肺炎流行初期，我们已可以从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看出来。政府关闭了华南海鲜城，并进行全面清洗，若不是P4实验室曾将做过实验的动物转手到海鲜城出售，导致疫症大流行，那何必关闭和清洗海鲜城？紧跟著，中共派出军方生化专家陈薇到武汉接管该实验室，如非疫症流行与该实验室有关，那派陈薇去做什么？随即，中共又在全国范围禁售野生动物，推动野生动物宰杀和售卖的立法工作，这都是对事件的严重后果作出的亡羊补牢。 关于第二点，美国政府发现，早在大流行之前，已经有3个实验室员工被感染而住院，当其时，病毒并未大规模流行，证明病毒的传染性与致命性都不算高，及至后来的迅速扩大，死亡率攀升，有理由相信都是病毒改造的结果。 至于第三点，则从生化武器专家陈薇接管实验室的安排便容易推测出来。 从李文亮吹哨起，到锺南山拍胸脯不会人传人，到中央压住消息搞春节晚会，到最后压不住了才宣布武汉封城，中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明被政府当局延误，而造成大规模流行。这一点，从武汉市长公开地方不能未经批准擅自公布疫症消息的自辩中，也早已暴露无遗。 中共战狼外交部，多次试图转移目标，又说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军队运动会，又说是早在一年多前在美国就已发现武汉病毒。依常识推断，如果病毒最先在美国生成，那为何没有在美国大规模爆发，而要远渡重洋，跑到武汉去爆发?难道病毒不喜欢美国，偏偏要到中国去为难中国人? 限于调查的时间和难度，川普政府已经来不及把调查彻底完成了，他们担心拜登政府与中共勾兑，导致调查半途而废，索性把半成品公开了，提供给世界各国一个初步概况，让其他有心追责的国家，把调查进行到底。 世卫派到中国去的调查组，当然只是做做样子，以显示世卫做了该做的事，中国也做了该做的配合。最终调查没有结果，那就证明病毒来源不是武汉，不是P4实验室，更与军方生化武器没有关系。 一举多得，所花的也不过是十个成员的来回机票食宿，更不必说那笔钱还开在联合国名下。如此帮中共甩掉一个大黑锅，世卫“功德无量”也。 但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全世界中招的已近一亿，死亡数百万，各国经济几近停摆，七十亿人类的生活，从此无复旧观，这笔帐不可能一手抹去。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历史，武汉疫症大流行这一灾难事件，不可避免要记到中共头上，川普在是这样，川普不在也是这样。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标题为：《武汉病毒是生化武器，中共势必被历史追责》）
一月六日，在美国发生国会山叛乱事件的同一天，香港也发生“一六大搜捕”，警方出动上千警力，在当天一早就上门拘捕了五十五名组织和所有参加去年7月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其中包括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众多前立法会议员和现任区议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民主派的活跃分子几乎一扫而空，震惊香港。有人把它和台湾美丽岛事件相提并论：美丽岛事件中也把当时的党外精英逮捕殆尽。在平时，这件事本来应该上国际头条新闻，可是国会山事件的震惊程度更大得多。此事在国际新闻中只能落到二三线。很可能，这正是中共和港府精心安排的时间节点。现在大部分人都获得保释，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即将面对“违反国安法”的起诉。 根据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和警方的说法，拘捕他们的原因，是他们参加的民主派初选，是组织者之一戴耀廷的“揽炒十部曲”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歹毒计划”企图瘫痪香港，触犯国安法第22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具体而言，戴耀廷在2020年4月28日在苹果日报撰文《真揽炒十步 这是香港宿命》，在设想的“揽炒十部曲”中，计划民主派先在获得立法会多数（即35+）后，再否决财政预算案，导致特首需要解散议会，再在重选议会中再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下台。戴耀廷参加了初选的组织工作，就是为了推动35+。有参选人签署了《墨落无悔 坚定抗争》的“抗争派立场声明书”，表明“我会运用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权力，包括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 在政治上而言，中国这样做当然是再次“教训”香港民主派，结合中国想要单方面修改香港选举程式的传闻，中国有意把“安全系数”加到最高，彻底封杀民主派“夺权”的希望。在国际政治而言，此举则趁美国动荡的政局，在拜登上任前美国无暇实质性还击之际，在香港尽量放手大干一场，固化在香港的政治红线，同时也为以后和拜登政府周旋积聚筹码。 那么在法律上，中共所为是否行得通呢？在此，先撇开国安法是否合理，香港法官是否能守住底线之类的争议，单从条文分析一下。此案的争议有几个。 第一，民主派初选不等于“揽炒十步曲” 民主派初选不是“非法”的，也没有“违反基本法”。在文明社会，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都是可以做的。建制派经常说“初选是违反基本法”的。其实，这大概只是指在基本法没有规定“初选”，这只能说明“初选”的结果没有法律效力，而不是“非法”，也没有“违反基本法”和违反香港的任何法律。 戴耀廷虽然提出“揽炒十部曲”，也确实有一些候选人签署将否决财政预算案的声明，但这不表明，组织初选和参加初选本身，是“揽炒十部曲”的一部分。 在“揽炒十部曲”中，第一步为“政府广泛取消民主派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包括现任议员。民主派由Plan B继续参选。”其中政府DQ是政府主动做的，民主派派出Plan B参选，无论有没有这个揽炒十步曲，都是民主派必然会做的。 第二步“策略投票，使民主派成功取得35席或以上”。在尚存选举制度中，每个派别通过选举赢得议会控制权，是一种合理合法的目标。同样，无论有没有这个“揽炒十步曲”，都是民主派必然会做的。 而早在前几年，民主派内就一直有初选的实践，已可视为民主派协调参选的一种恒常机制。 因此，初选不是揽炒计划的产物，相反，戴耀廷反而是希望借助初选机制实现自己的计划。这里的时序和因果关系必须清晰。 更何况，很多参加初选的民主派人士都不支持揽炒，有不少还明确反对揽炒。不能因为一些主张揽炒的人，加入了初选（参选和组织），就认为所有参加的人，都支持揽炒。这在道理上无疑不成立。 第二，追溯力成疑 戴耀廷发表“揽炒十部曲”（4月）、参选人签署“抗争派协议书”（6月）、初选组织和竞选绝大部分发生在国安法颁布前。在六场初选论坛，有四场发生在发生在国安法颁布前。初选本身也是刚刚颁布国安法不久就进行（7月11-12日）。 很多人在国安法颁布后退出政坛，不少组织在国安法颁布后宣布组织解散一样。根据国安法没有追溯力的原则，他们此前发表的言论和活动都不应被追究。 同理，参选者即便此前表态支持“揽炒”，也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颁布国安法后，放弃“揽炒”的主张。如果没有找到，在国安法颁布后，他们依然支持“揽炒”的证据，那么根据香港法律，以及国安法本身第五条也规定“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的“疑罪从无”原则，就无法把他们入罪。 同样，退一万步，对被拘捕的组织者而言，即便初选真的带有“揽炒”的原意，那么也是在国安法颁布前。必须证明在国安法颁布后，初选组织者还有这种意图，才能算是违反国安法。至于举证责任，在控方（证明他们还有这种意图），还是在辩方（证明他们放弃这种意图），或会是一个争议点。但这是无法缺失的一环，而且同样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似应由控方举证才更合理。 第三，“揽炒十部曲”规定的否决财政案是否“非法手段” “揽炒十部曲”的核心部分是第四步到第七步，即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在国安法22条与本案相关的有两个定罪元素，第一必须是“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第二必须是“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否决财政预算案是否“严重干扰、阻挠……政府依法履行职能”？又是否“非法手段”？这都存在很大争议。 根据基本法七十三条，立法会有“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的权力。这种“通过”的权力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礼仪性的。当宪政性档说明立法会拥有某种“批准”的权力时，当然也默认了它同时拥有“不批准”的权力，否则和橡皮图章何异？正如中国强调在基本法四十五条中，中央人民政府对特首的“任命权”是实质性的权力一样。更何况，在基本法五十条和五十一条中，均规定立法会有“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的权力。 又有人认为，“揽炒”派的否决预算案计划，不是针对预算案本身，而是胁迫政府接收“五大诉求”，不管财政预算案如何都否决，所以是非法手段的。 这有一定道理，大致上可以说，“揽炒”派这种计划是“不符合基本法原意的”，或者更上纲上线一点就是“违反基本法”。但关键还在于，否决财政案本身不成为一种“非法手段”。 同样，当基本法已规定了在财政预算案被否决后的步骤，这说明，立法者已预期这是“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一部分，如此说来，这又是否算的上“严重干扰、阻挠”呢？难道基本法自己也批准了“严重干扰、阻挠”政权机关吗？ 况且，即便“否决财政案”是“违反国安法”的“非法手段”。但不等于这些计划每一步都是非法的。其中第一到第二步，如前所述，本来就是正常的选举。 第四，“揽炒十部曲”是一个计划，还是一个“预测” 在戴耀廷的文章中，不是用“计划”形容，而是用“推算”（“按我的推算，这条香港揽炒宿命路的时间线可能是这样”）。 在戴耀廷的“计划”中，如前所述，第一到第二步本来就是正常的选举的一部分。第三步“特首DQ民主派议员，但民主派继续主导立法会。这只能说是预测选举获胜之后的情形。第四到七步迫使特首辞职可算是计划。 之后，“第八步（202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中央政府把国家安全法直接适用于香港，解散立法会、成立临时立法会、下届特首由协商产生，大举拘押民主派领袖。第九步（2021年12月后），香港社会街头抗争变得更加激烈，镇压也非常血腥，港人发动三罢，令香港社会陷入停顿。第十步（2022年1月后）。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 应该承认，最后这三步可算得上“歹毒”，特别是第九步预期“镇压非常血腥”，更令人不安。但这似乎更多是“纸上谈兵”。看起来更像一种预测或博弈。而且这种预测也是错的。 其实在基本法第五十三条，已经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短期不能履行职务时，由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依次临时代理其职务。”2005年，董建华也因“脚痛”辞职，香港没有乱，曾荫权先按照基本法成为署理行政长官，香港再进行特首补选，曾荫权当选后经过中央任命成为新正式行政长官。 这表明，即便根据基本法五十二条，特首因预算案再次被否决而不得不辞职，也不是“天塌下来”的事，香港照样有程式解决。所谓“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等并非必要。如果中央不“配合”，就是戴耀廷的一厢情愿。 第五，计划缺乏逻辑性，而且相对遥远 就算以上都是“计划”，戴耀廷的书生意气，把“计划”吹得很大，其实各步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整个计划好比有个笑话：一个人今天买一只母鸡，母鸡生蛋，每个蛋都可以孵出母鸡，母鸡又再生蛋，这样下去，这个人自己就变成大富翁了。如果这个笑话有下文，这个人再吹，自己变成大富翁就可以招兵买马做皇帝了。这样难道他买了一只母鸡就违反国安法了吗？ 而且，确切地说，在目前“十步曲”中，除了所谓第一步“政府广泛取消民主派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包括现任议员。民主派由Plan B继续参选”之外，其他均未发生。“组织初选”可以算是配合第二步中的“配合策略投票”，但第二步刚开始就胎死腹中，中国直接推迟选举一年。这距离“计划”距离核心部分，即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还相当遥远。可以肯定，这也会是法庭争议的重点。 综上所述，香港一六大拘捕，按照香港的法律传统，在法律上是很难定罪的。即使直接策划人（比如戴耀廷）和签署了“抗争派协议书”的初选参选者（有人参加初选胜出后还被DQ了）定罪可能性更大，其他没有签署的初选参选者（更何况明确反对者）根本无法入罪。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一次过把所有参加民主派初选的人都拘捕，很多被“违反国安法”而拘捕的人，大概率最终都达不到起诉的标准。当然，现在香港不能用常理推测。 （※作者为国际关系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新旧政府过渡之际，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后临时生变，改由她和总统蔡英文进行视讯会议，但即使未创造1971年来美国现任驻联合国大使访台先例，却也引来中国官方疯狂批判，不只中国外交部警告华府要为“错误言行付出代价”，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在同一时间连发九段推特，斥责克拉夫特支持台湾的言行违反“一中原则”。 蓬佩奥离任前加促台美关系的诸多举措，有媒体将之解读为对中国最后的强硬手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称那是“最后疯狂”。造成中方激烈反应，尤以克拉夫特所具的指标意义。一来她尚是美国现任驻联合国常代，和台湾官方的公开互动，有强化台湾国家地位的宣传作用，二来她多次发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甚而明指“没有台湾的联合国是自欺欺人”，更直接触及中国敏感神经，因为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战略目标，从未仅止于赢得联合国代表权，还包括彻底结束中华民国，并将台湾这块土地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版图。 因而，自1971年近半世纪以来，中共一方在联合国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将所谓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合法权利问题”的2758号决议，朝其自我设定的一中原则诠释推进。即，2758号决议写到的仅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不过，在克拉夫特和蔡英文结束视讯会议后，中国外交部的声明除重申：“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活动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重要原则。”其前一段话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文字段落一前一后，中方便是又一次刻意把1971年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迳自嵌入自己国家“1982年宪法序言”和“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的综合体，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大段，尤其“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是中国自己加的，跟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一点关系也没有。简单讲，中国是把自己之后的主观想往，套上之前的联合国决议，再拿联合国当年的决议，去为自己今天的意图背书，然后讲得好像一直以来大家都这样认为。 其实两岸环绕在2758号决议上的纷扰早数不胜数，扁、马执政时期都吃过亏，差别只在马英九不承认吃亏而已，因此也才会在当年针对世卫大会邀请函上，附加联合国2758号决议及一中原则文字时，同时接受且回函。马英九当时所持理由，即他认知的是“一中原则”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中，接续附和马英九的，就是今天甫提案修正《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他支持马英九的解释是：尽管前总统蒋介石当年拒绝承认2758号决议，但如今（2016年）时空背景已完全不同，“一中”是指中华民国。 问题其实就来了，你说“一中”是指中华民国，中共说“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当中共积极透过联合国舞台，铺天盖地落实将“一中”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的“一中”可以如何展现？再进一步说，当中共今天已将“九二共识”硬生生转换成“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同时也硬生生在联合国借由它日益壮大的影响力，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焊接成当年2758号决议的解释，“一中”的中华民国如今安在？当下时空背景又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对克拉夫特这位“即将卸任的驻联合国大使”需要这么气急败坏的原因，观察克拉夫特的“挺台论”，其实从头到尾她仅针对“台湾”发言肯定，未及过去中华民国和联合国的历史渊源等等，这势必直接冲击早被中国搞得面目全非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国欲以2758号决议除尽中华民国，并据此再进一步框架台湾的发展，她身为驻联合国常代，却对2758号决议只字不提，连中国长期对当中的错解也不理会，便已意谓“今天的台湾和半世纪前的2758号决议并无关系”，就其外交辞令，谁能说她是不懂外交的“煤炭业老板娘”（其夫婿为美国煤炭业老板）。那么，再回头看克拉夫特每回“不经意”让象征台湾意识的台湾黑熊玩偶随之入镜，还在访台不成后把“台湾黑熊”夹带入联合国，就的确是非乱入的意在言外了。 今天之前，“中共版的2758号决议”长期以来已意同骗子向国王献上那根本不存在的衣服，或有台湾友邦在联合国直言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说法相当误谬，而克拉夫特毕竟是美国现任大使，她本身虽无三头六臂，惟美版“国王的新衣”寓意终究又高一层。可以理解，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连九段推特斥责克拉夫特，正如一位裸身国王被戳破幻象后恼羞成怒的反应。 （全文转自上报）
推特宣布对川普永久封号，此事使川普与社交媒体的战争达到最高烈度。永久？就是川普从此再也不能通过推特发表任何个人意见。 这件事唯一的好处是，证明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和平民在言论自由方面，基本上享受同等待遇。推特可以对任何一个平民永久封号，它也有权对总统永久封号。在独裁国家如中共国，如果习近平也用社交媒体与国民沟通，你能想像习近平被永久封号吗？那个社交媒体还想不想活了？ 看看马云，只不过说了几句唔（不）顺气的话，现在已经下落不明。 推特有权对用户封号，问题是他们订出来的标准是怎么样？谁来决定和衡量那些标准？整个程序是如何操作的？有没有投诉机制？有没有上诉机会？ 按理说，川普虽是总统，但他不应享有特权，但如果因为他的总统身份而受针对，那也是不对的。推特根据自己的标准，认定川普某一则推文有违规定，把那则推文删掉，那是无疑义的，当然，衡量的标准应该统一。 但是，推特因为川普可能发过一些不符规则的推文，担心他会重施故技，干脆把他永久封号，剥夺他的所有发表机会，这是有意针对川普的惩罚性措施，对川普是不公平的。 川普有权发表他的推文，推特有权删除他们认为违规的推文，但推特无权随便剥夺一个用户的权利。除非推特证明川普以后的每一篇推文都会危害社会，都会造成即时的危险。而实际上，谁也无法证明这一点。 川普利用推特来与国民沟通，这是他的一大发明，值得各国领袖效仿。国家领袖从来都高高在上，莫测高深，但一个总统打理一个国家，他心里在想什么，与亿万国民息息相关。总统每日利用推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又从平台上了解人民的想法，与国民保持密切联系，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革命性”的改革，不但不应该禁止，还应该提倡。 川普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或许正确或许错误，如同他不公开发表政见，但他签署的政令，也一样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关键只在于，他公开发表的意见，有没有恶果？有没有煽动社会动乱？他的推文可能有个别的影响，但不可能所有的推文都发生负面影响，如果推特要防止总统言论挑动社会动乱，那他们能做的，只能针对具体的推文，而不能针对总统的发表权利。 就冲击国会事件来看，川普固然不应该鼓动国民到国会山集会，因为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预感，几十万情绪激昂的民众集中在那么接近国会的地方，一旦情绪失控，极大可能发生不愉快事件，身为总统，应该一早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更加不智的是，他又跑到集会现场去演讲，火上浇油，如此造成暴力冲击就几乎不可避免了。 如果推特要删文，那应该删掉川普鼓动集会的推文，那就言之成理，但事情过去了，川普会不会因此被追究，有待法庭裁决，那已经不是推特的事了。现在推特对川普永久封号，明显是惩罚性的措施。推特如此重手，几乎把川普等同于恐怖分子了。 据说推特并没有对伊朗恐怖集团和中共的宣传机构作出封号的惩罚，意味著在推特眼里，川普比伊朗和中共更危险，这显然太过份了。 社交平台是新生事物，因为用户太多，管理起来的确有很高难度。美国法律已豁免社交媒体的法律责任，一个社交媒体，也不应该扮演社会言论的审查机构，他没有那么多的人力，也不应该有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实际上，如在社交媒体上涉及毁谤等罪行，当事人可以走法律途径去控告，此外，对于一些公开的言论，要相信普通国民都有分辩是非的能力。即使有人煽动，得逞于一时，也不可能长久控制人们的思想。只要言论场域内永远保持自由的状态，不同意见交锋，每个人自有分数，不劳社交媒体为我们操心。 我认为，推特对川普永久封号，虽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下总统与平民一视同仁的优越性，但此事做得太过，推特有权删文，但无权对总统永久封号。 顺便说一句，早前我有两篇文章被脸书删除，事后又恢复，经我向熟悉脸书的人打听，据说可能因为五毛的集体投诉。或许脸书有规则，凡有大量投诉，就先删了再说，删了再经有关程序审核，不该删的再恢复。如果是这样，那可以理解，因为文章实在太多，他们只能通过预先设定的程序来筛选。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以这篇文章纪念逝去的2020年。 文章题名，其实是香港词人林夕写给黎智英的一首诗，“不愿自扫门前雪，却向人间要是非”，数度被抓进监狱的黎智英，前几天被香港律政司演出“抓放黎”剧本，很多人担心黎智英会被送到中国审判，未来命运难料，对于这样一个事业有成的媒体人，却生在香港最艰困的年代，当然外部的环境确实不好，以他的财力，要自扫门前雪，绰绰有馀，如果想更进一步登上青云，只要向左转，跪地朝拜独裁者即可，偏偏黎智英选择反抗，为了“爱香港”而反抗，为了爱自由反抗，你说，这不只是找死而已，知道山有虎，却向虎山行，所以林夕写下这样的心境，“明知人间无是非，却偏要向独裁者问是非”，下场可以预知。 2020是悲壮时代 2020年，最悲壮的时代，有悲壮的英雄，中国的武汉瘟疫吹哨人李文亮、任志强、许章润，香港的黎智英，以及刚刚被逮捕的学运领袖，一干香港学者、律师、人权运动家以及民主派议员，这些敢于询问人间是非者，全数遭到黑牢的命运，如同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所说，“未来要面对的是冰冷的墙壁”，虽然不是立即死亡，日子肯定比死亡更难过。 对照香港困境，还有另一位悲剧英雄川普(特朗普)，他可能是美国这个时代，最矛盾的化身，左右冲突最激烈年代的代表，在中共和美国建制派官僚联手之下，美国大选爆发一大堆历史上从来没见过的舞弊事件，舞弊案件和手法多到无法详列，但是这些舞弊却被主流媒体刻意掩盖，一股打倒川普的浪潮在美国发酵，但是，尽管很多支持川普的选票被故意掩埋，支持他的选票还是创下7,500万的历史新高，选票证明川普这个人争议很多，但是政治经济成就受美国人民肯定，连民主党支持者也有30%承认拜登是舞弊当选的总统。 建制派或称影子政府，长期控制美国国家政府，其言行不一的丑陋行径，也因为选举舞弊被一一揭发，原来华府的沼泽是如此深层可怕。 如果川普聪明一点，就接受拜登作票当选的事实，向躲藏背后的深层政府屈服，2024再来宣战即可，这就是务实派，那么命运可能不同了。但是，川普的个性决定悲剧命运，他和黎智英一样，敢向人间要是非，结果却被是非缠身。 中美共管美国时代 1月6日，国会联席会议对大选认证，被视为川普最后翻盘机会，由激进左派团体“黑命贵”导演的冲撞国会事件，目前证实有左派团体和右派“川粉”卷入冲撞行列，但是，冲撞国会的罪名，却必须由川普承担，正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怂恿暴民暴动算是轻罪，民主党已经想好弹劾的罪名，“鼓动政变”。 说来真的很荒唐，从大选投票争议到现在，川普以及律师、顾问，所质疑的就是，“拜登阵营在中共支持下的选举政变”，而这个罪名却轻易回到川普头上，如果弹劾成立，川普也创下总统被弹劾两次的纪录。 美国大选揭露了摇摆州的肆无忌惮舞弊，更揭露两党的建制派联手，企图置川普于死地，更大的揭露则是中共近十几年来对美国渗透到了极致，从华尔街散布出去的八爪手，透过美金网络渗透到各州政府，甚至联邦，包括联邦大法官到总统当选人，以及所有科技媒体贵族大咖，甚至左派主流媒体，几乎无法说清楚和中共的利益纠缠，眼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拜登上台，就是一个中美共管的美国，华府大沼泽无法一举抽干净，最后的结局就是美国不再伟大，川普看到危机逼近，却无力回天，这是悲剧英雄的处境。 美国总统大位不只是被窃取，根本就是被强盗，这是民主的悲哀，应该维护民主的检警调，国家安全单位完全失灵状态，法律是民主的基础，却率先崩溃，以至于把舞弊当作正常，或者视若无睹。 国会冲撞事件后，川普发文被推特阻挡，一个美国总统居然没有言论自由，他和黎智英一样，失去询问是非的权利，左派的社群大咖，学习中共网络管制的删贴策略，用专制独裁方式，统治美国言论的世界已经来临，这是美国悲哀，也是台湾要警惕的所在。 中美共管的美国未来走向如何？想来，越觉得可怕。
香港政府一夜之间滥捕五十三位民主派人士，理由是他们响应戴耀廷揽炒香港政府的建议。 戴耀廷的文章是在国安法颁布之前发表，国安法明言不设追溯期，中共又一次搬龙门。连自己订立的恶法都不遵守，那这部国安法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中共订的任何法律，签定的任何协议，公布时拍胸口对天发誓，真正实行时就乱搬龙门，他们的法治，从来治百姓不治自己，这种强盗逻辑，我们都惯了。 最没用是那个李桂华，居然把大抓捕比喻成开车与打劫，连最起码的思维逻辑都没有。他说一个人开车没问题，但开车去打劫就是犯罪。问题是，一个人好好地开车，你突然说他想打劫，但他并没有真正去打劫，那他犯了什么罪？所有犯罪行为，都要在实际做出来那一刻才算犯罪，与他在想什么、怎么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说民主派参选人响应戴耀廷的号召，准备参选去推翻林郑，那也要在这些参选人当选了，进到立法会，行使议员的法定权利，在审议预算案时一致投反对票，导致预算案流产，到那一刻，你要说他们想颠覆政府，那才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议员们不但没有实际行动，他们也没有当选，连他们参选时都没有任何涉及颠覆政府的言论，那么他们的罪从何而来？ 如果有人说，李桂华要开车去打劫，即使李桂华真有这样的想法，也要在他打劫之后，有真凭实据，才能确定他有犯罪，想一想并不犯罪是吗？这是法律常识，李桂华作为执法人员，有没有正常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共把这种思想水平低劣的人找来做国安法“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真是有辱中共门庭，应该考虑换一个人，免得冇面（丢脸）。 在美国总统大选至今形势未明之际，在欧盟与中共刚刚签了中欧投资协定之时，中共在香港实行大抓捕，是基于时机合适，要把清算香港人的事情，赶紧把它做完。 虽然拜登候任国务卿有出几句声，但也是不痛不痒，聊补于无而已。欧盟因为刚刚签了中欧投资协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一直关心香港的彭定康和一些美国日本的政治人物发了声，但还是相当微弱。 习近平在去年以来的美中冲突中，受尽冤屈气，川普政府穷追猛打，习近平几乎是唾面自干，尊严大受打击。以他在中国大陆“定于一尊”的不可一世，竟然被美国人当著全世界的面刻意羞辱，香港人更在太岁头上动土，无论如何，习近平一口气吞不下。 一则要教训香港人，二则要儆戒大陆百姓，习近平一定要重手惩罚香港抗争者，以立他的大独裁者之威，国安处的大清算，便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习近平也多少拿捏到美欧各国的短处，知道他们各有各的难题，各有各的盘算，在香港问题上未必肯付出更大代价，最大可能是口惠而实不至，打打嘴炮，伤害性不大。 不得不承认，香港对美欧各国来说，并没有那么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美欧固然有足够的手段制裁中共，但一旦撕破脸，他们自己也要付出代价，问题是这些西方政客肯不肯为维护普世价值制止中共扩张付出代价而已。 香港人还是要自强，要靠自己，同时也要继续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习近平向美欧叫阵，对香港下重手，是在挑战美欧政客的底线，看看他们能容忍到什么地步，这种踩底线的做法，最大的风险是不断积累西方国家人民的愤怒。西方政客固然首鼠两端，但西方国家人民不会有利益考量，他们眼见普世价值受尽挑衅，只会感同身受，更支持香港人的抗争。 民意是不断积累的，西方国家人民对中共越反感，越会有力地施压政府，推动政府对中共的制裁。西方国家并非没有足够的手段制裁中共，只是政府还在观望摇摆而已，民意汹涌之时，政府不出手都唔得（无法不出手），到时，就是全世界清算中共的时候。 中共种下香港人的仇恨，种下世界各国人民的义愤，迟早要收获自己种下的恶果。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