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随著白宫易主终于尘埃落定。挺川和反川者之间剑拔弩张的极烈争战,终于可以偃旗息鼓。此次选战之乱象横生、聚讼纷纭,为几十年来所仅见,其结果甚至导致一些人绝望美国、怀疑人生。明智的因应之道是,告别亢奋,静下心来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这一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是否像一些人所担心那样就此暗淡?世界大局的“时和势”,是否像中共党魁习近平所说的那样转到了中共党国一边?在这一场选战中进一步分化中国自由派,究竟应如何自处? 美国这盏自由民主的灯塔并未黯然失色 美国此次总统大选,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邮寄投票,本来只是在万不得已情形下的例外,这次大选中一些州的行政部门则以新冠疫情为由临时改变投票和计票规则,使邮寄投票成倍激增,大大扩大了选举舞弊的空间。川普团队发现一些舞弊现象而怀疑选举结果,依法仓促向执法和司法机关投诉,可惜对川普怀有成见的法官们却拒绝立案,堵死了川普团队证据呈堂和法庭控辩的机会,司法救济付诸阙如。再加上诸多左翼主流媒体长期对川普及其支持者进行妖魔化而偏袒民主党,连社交媒体巨头们也运用其权力封杀川普。川普支持者投告无门,群情激昂。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于2020年1月6日达到顶峰。几十万人云集华盛顿游行示威向国会施压,更有上千名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包括挺川和倒川阵营双方的激进人士但所占比例仍待调查)在议员们正在对各州选举人票进行辩论认证时冲进国会,迫使议员们紧急撤离并造成5人身亡,举世哗然。 但是,通过选举产生合法政府的权力和平交替仍然顺利完成,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未崩溃。川普及其律师团队质疑选举结果而在法律框架内提起法律诉讼,直到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接受选举结果,谤议甚多。但是,这个争议与仲裁环节,本来就是选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份。川普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只要不诉诸暴力,也是在民主制度下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民意表达,完全无可厚非。至于川普本人,在众说纷纭、群情汹汹的复杂环境中,仍然保持冷静而坚决拒绝采用武力解决争议,严守民主政治家的风范与准则,也还可圈可点。在行政权力和平交替之后,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结构完整无缺,美国社会也恢复常态而疗治残酷选战所造成的创伤。纽约港自由岛的自由女神像,依然光彩照人;美国这座世界民主灯塔,仍然光芒四射。 时与势没有转到中共政权一边 正因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大本营,这场选情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举世瞩目。全球民主人士固然全身心投入关注这场选举,独裁政权对这场选举的关注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今之世界,有能力和魄力置独裁政权于死地者,非美国莫属。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在确认川普败选之后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启核计划。西朝鲜独裁者习近平,也迫不及待地在2021年1月11日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上宣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习近平幸灾乐祸可以理解,但他关于时来运到、福星高照的判断,却只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实际上,关于民主制度衰败和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衰落的论调由来已久,而且这种论调也并非空穴来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产业重组,造成了民主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壳化和制造业工人的结构性失业,给这些国家带来重创,美国中部传统工业城惨不忍睹的“铁锈带”最为典型;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又使社会结构恶化、分化和断裂,得益于全球化的信息资本、跨国财团、政治权贵、城市白领等踌躇滿志,而在全球化冲击下利益受损的本土工业资本、本土中小业主、本土白领、本土蓝领等满腹愁楚;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也步步加深并展现两极化新态势,以全球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左派为一方,以反思全球化和保守主义的右派为另一方,党同伐异、势同水火。在政治层面,民主政治的绩效严重垮坡,职业政客、顶级富豪和知识精英同流合污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为谋取私利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司法和媒体高度政治化而损害中立与公正,良性的政党竞争时常沦为只论输赢不问是非的政治恶斗;宪政民主制度受到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日益严重的内部质疑、侵蚀和挑战;政商学媒各界都有相当人群对后极权主义党国削弱自由民主秩序的胡作非为以及党国资本主义败坏道德规范的罪恶行径丧失了战斗意志,甚至于降志辱身,背叛自由民主价值和道德原则与后极权主义党国进行浮士德交易。 川普出任美国总统,是一个转折点。2016年揭橥“让美国再伟大”和“抽干华盛顿沼泽”两面大旗的川普,被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选民送上总统宝座。这位完全没有从政经历的异类“政治素人”横空出世,成为气势如虹的政治领袖,体现著美国朝野的新觉醒。川普政府的努力,在“让美国再伟大”和“抽干华盛顿沼泽”这两个方面都初见成效,尽管因为川普本人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等性格弱点和在执政过程中蛮横任性、简单粗暴而广受诟病。 为了“让美国再伟大”,川普政府确立了以资金回流和重建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在税收和福利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保守主义思想路线、回归体现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美国立国精神;确立了以中共政权为头号敌人的国际战略,扭转持续了几十年的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政策,并与中共政权展开硬碰硬的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而且,在执政后期由国务卿彭佩奥团队著手组建以对付中共政权和重塑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全球民主联盟。为了“抽干华盛顿沼泽”,川普政府以多种方式向朝野上下展示职业政客、跨国财团、科技巨头和左翼主流媒体使民主国家误入歧途的风险,并提出了有效约束这些不健康力量的有益构想。 川普及其保守主义支持者对左派“政治正确”的冲击也卓有成效,尽管有矫枉过正之嫌。这里所说的“政治正确”,当然不包括左右两派有高度共识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左派“政治正确”指的是因为对平等和正义的片面理解而走火入魔,形成反噬自由民主的政治禁忌。比如,将捍卫和增进族群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推向极端而陷入道德相对主义,贬低以自由、民主、法治为核心价值的现代西方文明;在保护弱势族群的旗号下袒护专制主义传统和陈规陋习,甚至于义正词严地压制言论自由;将经济平均和结果平等确立为优先目标,使国家福利蜕化成有利于懒汉们不劳而获的剥削机制和不堪重负的赤字财政;给全球化涂上神圣光环,将民主发达国家对民族工业、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就业机会的正当保护妖魔化化为“右翼民粹主义”。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回潮,其主流是对已被“政治正确”扰乱的世界拨乱反正,打破禁忌踏踏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回归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因为左派“政治正确”已经导致极右势力的反弹,回归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削弱激进左翼“政治正确”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冲击,也是抑制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有效途径。 川普团队所开创的事业,不会因为川普败选而终结。他们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会为新的执政党、在野党及美国社会所传承。对川普团队所开出的药方及其疗效,可以见仁见智,但川普团队能确诊病灶并获得社会认可,就已功德无量。过去几个周的政治局势表明,在有条不紊的政府权力交替完成之后,美国朝野上下只能直面川普团队所揭开的问题、努力完成川普团队未能一蹴而就的事业。自由世界和民主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本来就远超中共党国以及与中共党国同床异梦的其他独裁政权。川普团队所开创的新局,已经为重击极权党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试过了川普单挑中共的战法,当今换转为拜登拉盟友一起对中共打组合拳的新战法,但愿能别开生面。 新冠疫情和大选乱象对美国及民主发达国家带来的困扰,并没有撼动他们的根基。反观中共党国,其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基本运数并未改变。表面看来,美国的大选乱象似乎给中共党国提供了浑水摸鱼的难得机会。党国宣传机器和遍布全球的“五毛”们,也确实抓住这个机会疯狂诋毁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对美国大选投入这么多的关注、卷入这么多的讨论和争论,既体现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浓厚兴趣,也给他们提供学习民主制度和民主选举的难得机会,这本身就是对中共党国专制形成挑战。出手重击中共政权的川普在中国民众和全球华人中获得广泛爱戴,折射出他们对中共党国的深仇大恨。 中共执政七十年来,一贯将它所制造的灾难扭曲宣传成为它领导抗灾的无耻庆典。这次也不例外,中共党国似乎又一次成功地将新冠疫情的种种人为灾难,掩盖于对习近平英明决策的歌功颂德、肉麻吹捧之中。但是,对疫情防控“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封锁信息隐瞒疫情造成病毒失控而流行全球的罪错,早已使他的个人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无可挽回的损毁。习近平及中共政权毫无忏悔之心的虚假宣传,只能引起世人更强烈的反感和更大的追责决心。 习近平在登基以来,丧心病狂地系统迫害异议人士、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碾压香港自由民主、对特定族群施行文化灭绝,并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通过选择性反腐大规模清洗政敌,大开历史倒车,重演个人独裁及个人崇拜、妄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拖回到极权社会,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这些暴政恶政已经怨声载道。习近平从政以来从来就没有可资炫耀的政绩,登上大位之后也只是增添了雄安新区、一带一路之类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他倒行逆施不断加速国进民退并重启党组织对经济的直接管控,进一步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的经济滑坡越来越严重,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已经危如累卵。 习近平为了收割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支持来弥补执政合法性的缺失并巩固他个人及中共党国的专制统治,野蛮地推行战狼外交,在中国周边以及全球内张牙舞爪,特别是与美国交恶,使得外强中干的中共政权更加内外交迫、风雨飘摇。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中共党国被历史淘汰之步伐在日益加速。心智清醒、良知未泯的党国庙堂中人何尝不想使中共脱胎换骨、使中国和平演进到宪政民主,以偿还孽债自我救赎。习近平死不改悔,继续带著末日疯狂装神弄鬼,难逃祸起萧墙之噩运。 中国自由派唯有齐头并进 这次美国大选中的意外不幸,是中国自由派的又一次撕裂,而且是范围最广、裂痕最深的撕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本就庞杂。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至少有自由知识份子、中共党内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人士六路人马,在中国企业家阶层等其他社会群体中自由派人士也在所多有。中国自由派有捍卫人权、追求宪政民主的共识,但其内部的思想源流及思想成熟程度差异很大,更不用说他们在政治倾向、对中共的判断、对美国及国际社会的认知、对民主发达国家内部左右之争的体会、对保守主义及其他思想流派的取舍等议题上的种种分歧了。正因为如此,中国自由派一直为内部分裂和纷争所困扰。 中国自由派中的大部份人挺川,至少有两个很简单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他们支持川普团队对中共政权的有效打击。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共政权连续施行姑息和绥靖政策达几十年之久,使中共政权日益壮大成为全球专制主义大本营,并有足够的实力对内全面打压中国的自由民主、对外挑战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川普团队扭转了这种局面,正确地将中国政权确定为头号战略敌手,并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从点到面、由表及里对中共政权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打击。中国自由派挺川人士担心几十年来一贯亲共并与中共政权有利益勾连的拜登会重蹈覆辙、重走对中共政权姑息和绥靖的老路,甚至期待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再接再厉对中共政权施行致命打击。另一个理由是这些对左祸有切肤之痛的中国自由派,几乎对左倾思想深恶痛绝。他们对西左也深怀戒备,因而在美国内政方面支持川普团队的保守主义倾向,赞同他们在政府责任、市场规范、税务负担、公共开支、家庭传统、宗教传统、移民政策等方面的保守主义政纲。 中国自由派中一部份人激烈反川,理由也并不复杂。他们全盘接受西方媒体界和学界同行对川普的指控,将川普定性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偷税漏税的奸商、白人至上主义者、谎话连篇的流氓骗子、破坏美国民主的独裁者。平心而论,川普的政敌们依照门户之见给川普贴上的这些负面标签,言过其实,本不足为训。但川普在个人性格上的瑕疵和鲁莽任性的言行,确实授人以柄、树敌太多、自招其祸。 既然分歧和撕裂因美国大选而起,也应随大选尘埃落定而烟消云散。挺川派所托非人,反川派误判误伤,皆随历史翻篇而成过去。毕竟,双方都激情澎湃地捍卫自由民主,都热切期待中国的宪政民主。国运不佳,中国宪政转型大业一波三折。负重致远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其相处之道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超越内部分歧,同心协力勇往直前;中策是退而求其次,像“反送中运动”中的港人那样,“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最不济的下策则是横炮自戕、相互拆台。慎思明辨,中国自由主义同道没有理由选择自毁前程之下策。 2021年1月30日 来源:纵览中国 作者冯崇义是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
去年缅甸举行五年一度的国会大选,被视为是对昂山素季名望和政绩的验收,结果她带领全国民主联盟(NLD)获得压倒性胜利,以缅甸军方为主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却称选举充斥舞弊,因而拒绝承认大选结果,而有今日军方宛如政变将昂山素季带走。过去外界每每寄望昂山素季藉人权和民主领域的声望,能对缅甸擘划美好前景,甚至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却也理解到昂山素季为求稳定执政,必须和握有枪杆的军方集团做出很大妥协,结果只见民主和枪杆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昂山素季遭软禁期间,因国际声援以及个人坚毅的特质,长期在缅甸享有高声望,历经2011议会补选和2015国会大选,证实了昂山素季的国内影响力。当然,尽管承诺对民主进行改革,甚或还说要政于民的缅甸军方,自始至终一直十分忌惮昂山素季的高人气,仍拥有修宪关键席次的军系国会议员,力守缅甸宪法规定配偶为外国人者不得成为总统的条文,就是不折不扣为了卡住昂山素季成为缅甸真正的领导者,让翁山苏姬支持度再高,至多也只能担任国务资政。 就在昂山素季担任国务资政期间,外界开始察觉昂山素季的民主、人权观似乎出现了些许变化。尤其当路透社逐一披露缅甸军方如何在境内对罗兴亚人进行屠杀时,昂山素季起初默不作声,便让人好奇一位曾不卑不亢面对极权压迫的人权天使,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继之,当罗兴亚人大举逃难孟加拉的新闻、画面被刊出,昂山素季不仅未反对对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的恶行,还一定程度应和他们的立场,否认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屠杀是种族灭绝。尤其当她站上海牙国际法庭,支持缅甸军方处理境内罗兴亚人的方式,她的国际声望更瞬间下滑,连原本最支持她的英国也有要求收回她诺贝尔和平奖的声音。 因为她在法庭上只说缅甸军方可能有做不对的地方,且轻描淡写认为若有犯罪(如杀人、强奸),就处置当事人即可,意谓就算军人有犯罪,影响也不大,根本不到对上百万罗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程度。当然,她个人历史上的认知,实已左右了她如何看待眼前逃难孟加拉的难民。 当时,尽管批评昂山素季的声音不小,认为她有负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小看了世人对她的崇仰以及个人肩负的人权使命,但也不乏为她解释之词,包括她或许仍对父亲一手建立的缅甸军队保有一丝敬意,或者,就因为很清楚军系集团随时等著抓她小辫子要拉她下台,伴“军”如伴虎的她必然如履薄冰,不会在军方执意驱赶罗兴亚人时唱反调,以及,昂山素季在罗兴亚事件上明显不愿维护弱势族群的权利,并非真的支持暴行,而是纯为一种“政治现实主义者”的体现而已,也就是她至少要先巩固自己国内政坛的不败地位,站稳了,才有条件回过头来和军方谈判改革。 但每一项解释其实都很难说得过去,她父亲建立了军队,但当军队借由绝对的武力违反人道并压迫弱势的时候,对他们还有何敬意可言?基于“政治现实主义”,在政治上先求有再求好,则如履薄冰绕了一大圈了,又怎么会在一次国会大选获得超高支持度,眼看已稳居政坛不败地位的时候,没几个月就突然被以选举舞弊为由带走? 可为的解释,就是军方当初释放昂山素季,是为国际社会长年要求缅甸改革的回应,并且也需要昂山素季所代表的民主象征,转而回馈军方掌权的正当性,一旦认为把昂山素季绑在国务资政,也未必就能降低她的影响力,则昂山素季永远都是威胁,是威胁,握有枪杆的一方便随时可以再把昂山素季带走。 没有人否认昂山素季需要考虑国内政治现实,和老虎共事需要实力,要懂得权宜变巧,但同样无可否认,昂山素季国内声望很大一部分的养分来源,是来自她长期受到的国际加冕和肯定,很长一段时间,昂山素季不光是缅甸人的精神领袖,也是国际上许多对民主、人权爱护者的精神标竿,自她掌权后,因政治现实之故,确实伤透过往支持她的外国人,她的国际声望大跌,则即便她的国内声望依旧,如今“有难”,仍旧少不了需要国际力量声援,否则支持她的缅甸人民,能有足够条件直接挑战握有枪杆的军系力量? 昂山素季的转变,若不是被维护她的人修饰为是受制于政治现实主义,才会在自己曾经倡议的信仰价值上反其道而行,今天她的“被带走”,或许就不会成了那么大的讽刺。看昂山素季这样,台面上政客对动辄拿枪杆威吓人的,幻想应该会再减少一点,因为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一群,连“民主”是什么都会帮你决定。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2020年大选过后,赵少康在自己的政论节目上谈到台湾选民的变迁。他说,韩国瑜此次在总统选举中拿到550多万票,这是蓝军的基本盘,蔡英文则是拿了800多万票,但支持韩国瑜的多是老人,支持蔡英文则多是年轻人,老人会凋零,所以蓝军基本盘会愈来愈小。赵少康有点感慨地说,“连我的孩子都认为说我们是台湾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年轻选民,这个政党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赵少康真心信奉他所讲的话,那他暌违台湾政坛近20年后的再次出手,其实是完全违逆了这番政治观察;因为赵少康这次结盟的对象韩国瑜,正是把近年来的国民党推向去年轻化、去台湾化,甚至是深蓝红统化的始作俑者,与他结盟刚好是“请鬼拿药单”。这番作法不是想“中兴”,而是要“夺权”,又或者乡愿地说“只有夺权才有机会中兴”。赵少康深知,国民党的核心党员早被韩粉盘据,结盟韩国瑜,不但让他政治实力倍增,也给了韩国瑜东山再起的机会,俩人各取所需,是他重返政坛的终南捷径。 这种马基维利式的权术思考在政治上并没有对错,比较大的问题是,当赤裸裸地夺权早先于路线思考,一定会在政党内部激起更强烈地反弹。江启臣过去一年带领国民党到处征战,功劳没少苦劳不小,凭什么你赵少康的领导才是领导?只是,当江启臣的否决提名赵为中评委以参选党主席的提议,却反向地弥补提高韩国瑜出马参选的党主席的正当性,也确认了赵韩联盟的坚固性,只要赵韩其中一人拿下半年后的党主席,国民党往后规矩怎么订?人选怎么提?还不摧枯拉朽、望风披靡? 当事情发展至此,现在还掌握党机器的江启臣会怎么做?还想选总统的朱立伦会怎么想?当今民调最高、也是国民党最大诸侯的侯友宜又将如何自处?国民党内怎可能不斗成一团?只是,现在的国民党早已沦落为“丐帮”、“破落户”,这种把同志踩在脚底下的斗争方式,就算斗赢也是输了。 长期以来,国民党的问题不在于谁当党主席,而在于国民党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国民党要走什么样的路也不是透过一场党主席选举,或另一场政党路线大辩论能够有结论,而是要由党内的大老公职带领支持者去领悟:国民党连续两次大选大输了300万票是怎么输的?国民党做错了什么该怎么改进?已经在野的国民党何以迄今无法转身?如果九二共识才是救台湾救两岸关系的唯一出路,那为何选民不接受?如果国民党无法改变台湾选民,难道是要“期待”共产党来教训选民吗? 但赵少康的重返国民党记者会显然仍无意回答这些质问,他不论国民党为何沦落如斯?也不谈国民党的路线问题,而是专心致力地检讨选民,把台湾的现状归咎为“慈禧太后掌控的义和团”、“1450随时出草杀砍把理性的声音通通消灭”、“我哪怕你们,你们有100万、200万、300万我也不怕,我的背后还有4、500万支持我的声音。”赵少康说的是韩国瑜在总统大选得到的552万票,但他没说的是双方还落差265万票。 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国民党而言,最不需要的是标签式的口号来麻痹支持者。少康中兴的问题不在于年纪,甚至也不在于他想跟谁结盟,而在于他这种不问路线、欠缺讨论、没有辩证的夺权斗争,这种斗争从来都是撕裂国民党的温床,30年前主流非主流斗争是如此,30年后的重返国民党之役亦如是。 赵少康的确是个战将,一出手总能设定设定议题、区隔敌我、打击异己。不过,如果赵少康真心要挽救国民党、理解过去2、30年台湾政治的变迁,与其想方设法结盟权力山头主导国民党,还不如温馨地与自己的孩子促膝长谈:为什么年轻人不喜欢国民党?为什么他们自称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而年轻人所认知的国家图像又何在?从了解现在台湾年轻人想法开始出手,会比高来高去的宫廷政治精准多了。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形势胶著之际,听到一个好消息,便是罗冠聪近日获取耶鲁大学硕士学位。 对于他自己,这固然是个人努力的成果,对香港人来说,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毕竟,罗冠聪是香港人的孩子,他是香港反共阵线的一员,是年轻一代的精英代表。 这大半年来,我们一直注意到,罗冠聪在西方国家奔波,出席听证会,接受传媒访问,参加各地的抗议活动,我们都疏忽了,原来他一直在读书。 在他简短的公告里,提到每天挑灯夜读,提到每天跟进香港消息,试过在上学途中,乘坐专车四个钟头来回纽约,只为做一个十五分钟的访问;他也提到为去华盛顿一个演讲,下课后乘六个小时火车通勤,再于次日中午回程。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取得六科相当于香港A级的成绩,顺利完成了硕士课程。而他因为从事民主运动,去年年底获得马格尼茨基人权奖,并由前港督彭定康通过网络颁奖。 我为罗冠聪高兴,因为他是我们香港人的孩子,他又是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年纪轻轻,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被迫流亡后,在海外做了很多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工作,也取得可观的成绩。 罗冠聪这一代,我们认识的还有黄之锋﹑周庭﹑梁继平﹑梁天琦等一众学生领袖,他们都是香港社会培养起来的年轻精英,不但富于道德感,而且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具宣传鼓动性,他们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是未来香港民主社会的栋梁。 黄之锋在联合国那种国际政治家云集的场合,态度不卑不亢,说话有条理有锋芒,与各国政要打交道不亚于成熟的政治家。梁天琦有主见也有勇气,如果没有记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没有选择流亡,选择留在香港坐共产党的牢,证明他也有过人的坚忍意志。至于梁继平,在攻占立法会一役毅然剥下面具,说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那句震聋发聩的话,虽然他选择流亡,但他正在完成他的博士学业。周庭一个弱女子,承担了与她的年龄和责任不成比例的时代重担,前不久还被移囚到条件更恶劣的监房。 想到这些香港人的孩子,我感觉自豪,也为加诸他们身上的苦难深感不忍。 我们最理想的后代,也就像他们这样了。他们有道义感,有学识,有参与现实斗争的历练,他们又利用不同的机会在读书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斗争经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多读书多思考。不要满足于冲冲杀杀的现场抗争,要放长双眼,为未来多作思想和能力的储备。要知道,街头抗争是需要的,但街头运动不是唯一的抗争形式,更长期更有效的抗争,还是思想的抗争。没有思想,抗争会流于形式,抗争的层次不可能提高,不可能团结更多市民,任何政治运动,到最后拼的都是思想。 因此,与其每天为川普和拜登谁好谁不好吵个不休,不如多花一点精力去读一点书,讨论一些正事,我们做好自己的事,然后再看其他西方国家,他们如何做他们的事。 自反送中运动以来,我对“无大台”这种形式一直存疑,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运动,是在无大台的环境下取胜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有自己的领袖,都有一个核心的力量,都有一种足以指导运动的思想。无大台可以是短期的形式,但不可能长期领导运动。无大台更可能造成“无大局”的恶果,使运动分散力量,失去方向,失去凝聚力,失去战斗力。 当然,所谓运动领袖,不是被谁捧出来的,是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磨练和诞生出来的。无大台是否就是香港人民主抗争唯一的长期的方式,至少这一点值得探讨。 现在运动处于低潮,正是年轻人用心武装自己的思想﹑深入检讨和反省运动﹑总结经验﹑讨论长期策略的时候。希望更多年轻人注重思想的装备,提高论政水平,彼此多交流,争取对全局形势与香港人的斗争策略有更多共识。 罗冠聪得到硕士学位,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借此对他表示恭贺,也希望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标题为《民主抗争路正长,装备自己做实事》)
今年1月20日,美国发生两件政治大事。上午,川普提前离开白宫,在安德鲁空军基地举行了告别式。他没有出席当日的新政府就职典礼。中午,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政权和平而有序过渡。这两件大事,具有两大象征意义。前一件大事象征着,2020年的美国大选留下巨大争议。后一件大事象征着,历经两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美国民主与宪政依然稳定,坚若磐石。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政权,密切注视着美国政局的风云变幻。1月6日,美国发生震动世界的国会山冲突事件,中共即在当日(即北京时间1月7日)召开了一整天的高层会议,名为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实为研究美国政局。央视的新闻联播只是以文字和读稿方式报导会议,并不发放任何视频和相片,证明那是一个闭门的秘密会议。 各方面信息显示,中共高层当日判断以为美国陷入了内乱,甚至可能走向内战。为此,习近平等人以为中共的战略机遇又来了,甚至于,武统台湾的机会来了。随后,1月11日,习近平在党校讲话宣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中南海应该没想到,美国国会山冲突仅在短短四小时之内就落幕,国会于当晚八点复会;美国大选争议,也在1月20日之前大致归于平息。 就在美国国会山事件后,连续几天,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旧书《美国反对美国》突然在中国暴热,书价暴涨,在旧书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上,一举涨到每本16666元人民币,比原书价暴涨三千多倍!这个看似离奇现象的背后,反映相当多的中国人也以为,美国由此陷入内乱、甚至内战,美国将不战自败;以为王沪宁当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美国的判断得到应验。 然而两周后,1月20日,美国政权如期、和平而有序过渡,却跌破这部分中国人的眼镜,也让中南海大失所望,这从党媒前后的舆论对照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是王沪宁误判了美国,进而误导了习近平。 王沪宁于1988至1989年访问美国并做学术交流,前后不过半年,只观察到美国的若干表象和皮毛,回去就写了这本书《美国反对美国》,流露他对美国民主的失望,进而批判美国制度。王沪宁的结论来到很简单,仅仅因为他目睹了当年老布什与杜卡斯基在总统竞选中出现个人攻击现象,就断言:“西方现代文明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华。” 殊不知,事实就是,民主制度下,社会和民众道德水平普遍较高,尽管仍然存在人性的缺陷;而专制制度下,社会和民众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甚至沦丧起码的道德和人性底线。 在书中,王沪宁断言日本将超越美国,理由是:日本奉行“集体主义、忘我主义、权威主义”,而美国奉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民主主义”。然而,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即便在经济层面,日本也未能达到美国的高度,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不振而美国经济始终充满巨大活力。王沪宁的判读失准,就如傅高义的判断失准。后者是精通日文、中文的哈佛大学学者,曾于1979年出版著述《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傅高义后来公开承认他判断错误,但王沪宁却从未公开承认他判断错误。 王沪宁从“美国反对美国”的认知出发,预测美国将会因为国内冲突而衰落。其实,从共产中国校园里走出来的当代秀才王沪宁,无法理解也无法达到美国反对美国的境界和高度,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更无法达到中国反对中国的境界和高度。美国的活力就在于:这部分的美国反对那部分的美国;而中国的僵死就在于:不准这部分的中国反对那部分的中国。 其实,身处二十一世纪的王沪宁,他观察世界的水平仍未超出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满清后期,清廷曾先后派出大臣到欧美国家考察,有人惊讶于欧美的经济发达和政治民主,认为值得效法。但也有人居然这样报告皇上:英国罢工,美国示威,如此下去,这些国家迟早会垮台;还说:议员们争得面红耳赤,如此咆哮公堂,成何体统?(随后的事实是:一、两百年过去了,英美依然雄踞于世,大清国早已灰飞烟灭。) 就连思想相对开明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访问美国后,也疑问:“只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为了国家的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鉴于王沪宁被称为中南海三朝智囊、三朝帝师,王沪宁的水平,就代表中共的最高水平,处在中国社会的高端。然而不幸的是,王沪宁的水平,放在正常国家就是最低水平,处在文明世界的末端。王沪宁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写照了中共无法与文明世界兼容、中国将长期停留在政治上的蛮荒状态之冷酷现实。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经历过天翻地覆的2020年,习近平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省部级第一把手讲习班上踌躇滿志地宣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接著又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意即机会在他统治的中国一边。对此各有解读。 习近平的“势”涵盖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 国际大事太多,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华府的1月20日拜登的就职典礼,没太关注习近平说了甚么。中文世界仍然是两极,一是官媒照例地大声赞好;二是批评者照例认为习近平自大吹牛,中国危机深重,接近崩溃。但是,这次习近平真不是吹牛,而是有所依凭,这依凭当然是他的时运太好。 习近平所谈的“时与势”,“时”指时机;“势”在此不是指“形势”,而是“天下大势”。从2019年开始风靡世界的所谓“大重置”,说者纷纷攘攘,其实核心点就那么几条: 政治上,要重新全面检讨过去超过一个世纪建立的“资本主义”,尤其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确切地说,就是主张大政府和为了大众利益缩小个人自由。改革/革除资本主义制度,扩大政府控制管理经济的权限,用政治正确标准审查社会言论—按照这些标准,中国非常符合: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超大政府、全能政府,政府管控土地、森林、河流等重要资源;在管控经济的范围与能力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能出其右。 意识形态方面:世界从全球化到大重置,社会主义思潮已经逐渐占居主流地位—如果说在英美这些国家,信奉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集中在千禧一代与Z世代,中国连华丽转身都不需要。中共一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第一,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二。老一代中毛左不少,年轻一代普遍粉红。全球大重置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就算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争论,那也是同一阵营的正宗与旁支之争,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至于中国是否是民主制度,在2020年之后已经不太重要,中国政府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不会成为争论重点。 经济上,加速全球融合。自美国大选以来的两个多月,东南亚邻国与西方国家都向中国示好,纷纷签订盟约。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我分析过,中国抓住美国大选这个时间窗口,加强推进对外经济合作,签了两个多年未能达成的协议:成果之一是让酝酿了长达八年的RCEP-15正式签署,并将不臣服的“叛离之岛”台湾排除在外,达成整合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产业链的目标,让各国对中国产生更深的经济依赖,延续并加强以往形成的政治控制;成果之二是经过七年的谈判,欧盟和中国原则上同意了一项投资协议。该协议承诺向欧洲企业开放新的中国市场。拜登政府行将正式上任,习近平很有把握,川普时期的中美经济脱钩论应该从此销声匿迹,很快可以恢复前川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因此,新华社在1月15日特地报导了习近平日前写信给美国星巴克公司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希望他帮助修复美中关系,后者作了非常积极的反应。 谁也不能否认,大重置进程中,美、中、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三足鼎立状态已经形成。因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一结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衰落”过时了。他说“时与势站在我们这一边”,则是根据从2019年在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公开亮明大旗的“大重置”的基本内容,以及目前正在西方发生的变化所做的判断。 中国政府对科技巨头有独特的控制力 中国政府为甚么写信给星巴克CEO,而不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这是经过精密算计的。 中国早就收伏了西方,包括美国的各大科技公司。说起来也简单,北京的法宝就是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美国几大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与其他国家都是顺风顺水,独占市场鳌头,就算各国有不满,最多启动反垄断法修理一下,罚点款了事,不敢有大动作。但中国政府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体,立法服从于政府需要,便捷快速。如果想即刻就做甚么限制,可以由政府部门快速出台法规。美国高科技公司为了在中国市场上站稳脚跟并扩大市场占有率,曾实施“以技术换市场”战略,转让给中国许多技术专利,希望中国降低各种门槛,但始终不能如愿。回过头又在美国抱怨说,中国政府迫使它们转让技术,让政府出面找补好处。 Google曾因反对中国政府限制言论于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但受到投资人的压力,为返回中国市场想尽办法与中国方面勾兑,终于在三年之后,以风险投资的名义获得与中国企业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旗下的愿景基金合资的机会,再度进入中国市场。此番苦心终于得到回报,到2016年底,Google终于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上排名第五,到2017年12月,得以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人工智能实验室。2020年,中国的搜索引擎广告收入高达1,557亿元,Google虽然对外不公布其中国市场收入,但外界估计至少占了10%左右。 其他的高科技公司莫不如此。脸书(Facebook)总裁扎克伯格为进入中国市场认真摆出学毛选的姿势,Facebook审核用户发帖也很有名,据Fox主持人Tucker Carlson连线记者Sohrab Ahmari在2020年10月下旬一次报导中说,“FB(Facebook)至少有6名持有H-1B签证的中国公民,负责开发算法,审查用户在Facebook上发布的内容。”至于推特(Twitter)的管理方法,越来越接近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理方式,删除政治不正确言论,给特定人物打蓝标并取消帐号,几乎是中国政府管理微信的翻版。 “大重置”计划当中,由高科技公司掌握全球互联网,控制言论,以超政府地位发挥政治影响。英、法、德、俄、澳等在Twitter封禁川普总统帐号后,意识到必须立法限制其作用,但在中国这里却想都别想。中国将坚持政府超越一切之上,掌控一切。 以上数项,当然会让习近平觉得“时与势站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作为大重置的两个轴心国家之一,其合作意愿与合作程度相当重要。
本周大部分的焦点都著眼于美国新任总统拜登(Joe Biden)的就职典礼。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同日宣布28名美国川普政府前官员的制裁名单。名单内包含了:前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波顿(John Bolton )、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前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前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等多位官员。 公开声明表示,这些人及其家属将被禁止入境中国和香港、澳门,而他们及相关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此项声明刚发布,除了美国政府和相关人员之外,其实许多人仅仅将此视为一个中共报复性的“制裁”行为。然而,这件事却牵涉到美国政府官员多年以来的“旋转门机制”! 旋转门机制(Revolving Door),是指美国政府、企业、律师事务所、智库或谘询机构内人员互换的机制。举例来说:美国国防前部长艾斯培(Mark Esper)在担任部长职务前,是在美国知名军事工业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担任负责政府关系的副总裁。 其他例子像是:美国后任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成立的谘询公司“西方执行官顾问”(WestExec Advisors);近期被提名为印太事务协调官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前几年创立的谘询公司“亚洲集团”(Asia Group)。其他相似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中国这次的制裁正是“瞄准”了此一机制。前几段提到,中共将限制自身与被制裁的美国官员,和其相关企业机构与中国的业务或来往。此影响相当巨大,因为不少谘询公司和企业的业务内容都与中国有关。举例来说,上段提到的西方执行官顾问、亚洲集团这两间谘询公司,与中国相关的业务都并不少。 西方执行官顾问的提供,战略竞争时代管理和中国相关的风险,替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策略建议。而亚洲集团则是负责亚太地区的战略谘询和资本管理。由此可知,未来如果这些被制裁的政府官员,在离开政府机构后,要转进这与中国业务相关的顾问谘询公司难度势必会升高,更有可能因此因被拒之门外。 而中国这样的制裁行动,势必引起美国对于此事的高度关注。毕竟,美国两党许多的政府官员都“受惠于”旋转门制度。如今中国的制裁行动,将“威吓”现任美国官员对中国的态度,间接的向美国现任和未来的政府官员传达:“不要做出任何会影响自身未来和家庭利益的行动”。 此外,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此项“杀鸡儆猴”的制裁行动,是否会影响到未来美国官员对于某些议题的态度或立场呢?因为此次制裁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大部分的官员都曾经以行动或言语的方式的支持台湾,引发中国当局的不满。要是未来是碰到其他敏感议题呢? 并且,若未来美国政府官员在做决策时,因为考虑到未来自身的发展,而没能做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时,这将对美国影响重大。而此议题对美国来说也将成为“国安问题”,而非单纯“个人利益”的威胁。 而美国也并非对此制裁毫无回应。几日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表示,这些制裁是用来威胁拜登政府官员,要是敢站出来反对中共,就将面临到未来个人财政状况被压迫的情况。他甚至建议,拜登政府应对中国官员采取对等行动,使这些官员不该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存取巨额资产、取得美国大学学位,亦或是到华府顶尖智库的实习机会。 中国虽然目前尚未有美国对他国实施制裁的那般有力,但这也算中国首次比较有“战力”一点的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官员的回应。美国藉著二战后建立起的完善国际建制,加上美元本位主义的扶持,得以有力制裁违反美国政策的组织与个人。 中国看来也要学习美国这招,在自己影响力可及范围,让“外国势力”不敢随便招惹中国。尤其目前美国经济因疫情复苏疲软,而人民币真香的状况下,或许未来中国在“经济制裁”的力道上,会逐渐更有影响力。川普政府这些前朝官员们,只是第一波的白老鼠,如果成效彰显,那中国或可顺利拆解美国政商体系、军工复合体中的“旋转门”。 (※文章转载自“FBC²E 雾谷晶策的国际事务”脸书专页,专页旨在帮助更多台湾人了解国际事务相关的正确资讯,进而促进台湾人在国际视野上的持续开拓和更新。)
新冠病毒此刻正在全球肆虐,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线上会议于1月25日开幕。一年多以来,中国在全球疫情中的身份悄然发生转换,从疫情发源国变身为成功的抗疫大国。各国抗疫,既指望中国提供疫苗,还指望中国提供经验,也因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词成焦点,世界主流媒体都作了重头报道。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武汉肺炎不是中国弱点的证明,而是中国优势的写照。 中国“时与势”的奇妙转换 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再度陷入新冠疫情的第二波危害之中,英国变种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更高。中国疫情虽然也非常严重,但全世界都将抗疫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其中因由,除了中国有效控制死亡、疫情数据之外,WHO对中国抗疫的高度赞扬起了不少作用。法新社的报道代表世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中国经济似将挺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但全球仍未走出疫情泥沼。 一年之间,中国从疫情发源地成为世界抗疫中坚,算是习近平总结的“时与势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重要内容。这种奇妙转换有赖三大因素:一是依赖强权控制下的宣传模式;二是强权控制下的隔离方式;三是疫苗的生产与供应。 中国式宣传在国际社会获得成功 政府最初隐瞒疫情,这是天下皆知的公开秘密;然后再利用防疫物资短缺,比如各国需要口罩、检测剂等,让有需要的国家噤声,不敢批评;然后经过WHO的多方表扬包装,中国成了世界上最成功、最负责任的抗疫大国,全世界都欠中国一个道歉。几个月过去,全世界仿佛忘记中国是疫情的发源地,不少国家还养成了对中国的抗疫依赖性。 随着疫苗的推出,到2021年,中共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绝对控制了疫情的叙事。且不说那些中共明里暗里资助的英文媒体,就以Twitter为例,几十个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异议人士”的推号,不厌其烦地宣传美国川普政府抗疫的失败,有的除了强调病毒来自美国之外,中国抗疫的成功更是这类推号的主要宣传内容。对武汉病毒期间封城的恐怖记忆早已消退,如果有人重提武汉肺炎,一定会遭到水军的大声抗议。 1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北京如何把新冠悲剧变为“中国优势”》,文中承认北京疫情宣传的成功:“这场悲剧表明,北京控制中国人民所见所闻所思的能力,甚至超出最为悲观的预料。中共已经显示了它有在下一个危机中 — 无论是灾难、战争还是金融危机 — 把人民团结起来的工具,不管北京的表现多么拙劣。” 中国的隔离方式被认为是成功的模式 2020年疫情初起,武汉封城,全世界舆论哗然,美国主流媒体一致批评侵犯人权。在美国许多地方,连从疫区归来居家隔离都做不到。意大利青年还开始接吻运动,以此抗议该国政府的隔离措施。 但到了2020年3月,新冠病毒在欧美肆虐,中国政府公布的确诊数字不断降低,疫情貌似得到控制。WHO不断奉上肯定与赞扬之词,称颂中国的抗疫实践值得其它各国学习。BBC中文部采访了不少专家与医生,均表示,中国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的确有效降低疾病确诊数字;但认为,大部分国家要仿效中国式的“大规模封城”并不容易,除了没有中国政权的执行力外,也牵涉到经济、社会及人权议题,因此并不适用在各个地方。 同年4月29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Institutional, not home-based, isolation could contain the COVID-19 outbreak》的通讯文章,作者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该文作者比较了大多数欧美国家采用的居家隔离以及中国式的集中隔离对新冠疫情传播的影响,得出结论:相比居家隔离,中国式集中隔离可再减少37%新冠感染。文章作者敦促医疗负担过重的国家,参考集中隔离的方式采取防控措施。 《柳叶刀》发布这篇文章算为中国式隔离正名,从此之后,为疫情所苦的西方国家基本不批评中国的抗疫模式,反而时不时希望本国学习。美联社2020年10月29日发文称,在美国这场已经持续近8个月的疫情危机中,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各级政府负责人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浪费了疫情防控过程中最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记者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国家防灾中心的医学专家欧文·里德莱纳(Irwin Redlener)博士,他的看法是:全美反应的不一致“着实让人沮丧”,即使美国做不到“中国式封城”,但也至少学学加拿大,在重新开放时谨慎行事。 WHO访华的专家组组长、加拿大流行病学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更是称颂说,中国的隔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已被证明确实有效的方法”。当时西方媒体问他:中国的做法不是侵犯人权吗?艾尔沃德回答说“不是,这是伟大的人道主义。” 至此,中国武汉封城及各地的小区封锁,成了西方国家羡慕而无法仿效的方式。 中国的疫苗外交:对世界疫苗供应的控制 2020年9月间,WHO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牵头成立新冠疫苗保障机制(Covax,中国译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中国10月8日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该计划为92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疫苗资金。中国加入该计划之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表示,到年底预计中国疫苗年产能能达到6.1亿剂,2021年能达到10亿剂。按高风险人群、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分层满足接种。其时,已有超过40个国家向中国企业提出了新冠疫苗的采购需求。 掌握着疫苗的供应,中国政府的处境大大改善,除美国川普政府之外,基本不再有国家提出追查病毒来源之议。中国率先实行并大力倡导的健康码制度,大重置计划准备采纳并在世界推广,如果成功,健康码将成为国际人口流动的一项重要“身份证明”。 WHO在中国时势奇妙转换中的作用 最近三个月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好几种传染力更强的COVID-19病毒菌株,比如英国菌株、南非菌株、巴西菌株等。据1月24日WHO公布的情况,中国之外219个国家和地区有感染病例,累计感染者过千例的已达到168个。其中,美国累计感染约2512万例,居全球之首;印度超1066万例、巴西超884万例,分列第二、三位。 1月14日,WHO调查组抵达武汉开始为期14天的防疫隔离,在隔离中度过1月23日的武汉封城纪念日。按照美国之音(VOA)的说法,中国当局和WHO在疫情之初备受诟病的应对表现,以及WHO与北京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再次进入世界舆论的聚光灯下。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追踪病毒来源真相非常困难。但另一个事实却非常明显:作为疫情发源地的中国,其国际地位不仅没受到削弱,反而得到某种加强。这从大重置司令部达沃斯刚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对习近平的高度重视及礼遇可以看出。新冠疫情的流行,一方面削弱了美国的地位、加剧了美国政治纷争;另一方面却成就了中国的时与势,这一奇特现象足以成为解读全球大势逆转的一把钥匙。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拜登刚上台没几天,中共军机就大规模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连续两天分别为十三和十五架次,其中包括大型轰炸机。台湾方面的反应是,地对空导弹锁定入侵的共机,这个动作也是空前对抗性的,指挥官一声令下,导弹就可能飞出去了。 拜登刚上台,中共对台湾的压力明显加大,目的当然是测试拜登政府的反应。虽然拜登政府在美台关系上,不可走川普的回头路,但毕竟两个人的性格很不相同。川普是敢想敢干﹑我行我素的人,做事冲动,不做则已,一做则去到尽;反之,拜登是老油条政棍,凡事瞻前顾后,讲策略讲实效,轻易不翻脸。 在川普任内,中共对台湾的侵扰,一般只局限于试探性﹑象征性,点到即止,目的就是不想招惹川普,因川普的反应不可预测,一时失算,可能后果严重。拜登刚上台,他的性格又比较温吞水,模棱两可,有姿势冇实际,因此习近平敢于大动作挑衅,不怕冲突失控。 当然,拜登现在周身唔聚财,台湾问题不是头等大事,暂时顾不上太多,这也是促使中共敢于用大动作试探的原因。 习近平最大的麻烦,是面对美国新政府,看不到拜登有大开川普倒车的苗头,拜登的候任班子,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国防部长,都对中共口气强硬,虽然尚无实质行动,但来意不善则可以肯定。 最近欧洲议会又推出针对中共的强烈决议,拜登早就声言屏弃川普的单边主义,在国际问题上与欧洲各国共同进退。假以时日,若美欧之间深度协调,制定长期压制中共的政策,那时习近平要面对的,便是更加恶劣的环境。 习近平上台以来,搞坏了美中关系,使中共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恶劣的外部形势。现在大陆经济情况不妙,失业通胀都是迫切难题,外贸死火,高科技断粮,总之头头碰著黑,如果任由内外形势的恶化不断发酵,势必危及中共的统治地位。 因此,拜登可以等,习近平却不能等,拜登在美中关系上可以慢慢来,习近平却不能气定神闲。习近平在拜登未站稳脚跟时,加大对台湾施压的力度,一则是测试拜登的反应能力,二则是对台湾假以颜色,提升施压力度。 以一日十五架次侵扰的规模,如得寸进尺,那台湾方面将如何回应?导弹锁定目标之外,还有什么更极限的应对之策?拜登政府和欧洲各国,除了口头警告,又会有什么实际行动? 台湾方面是被动的,台湾不可能主动去挑衅中共,但对中共的挑衅,台湾军方除非真的按下导弹按钮,导致局部战争爆发之外,有效的对策不多。因此问题便回到拜登手上,拜登是拿不出实际的军事行动,停留在口头抗议的形式,还是祭出更多令中共啃唔落的手段,来回应军事上对台湾的侵扰,这是对拜登政治智慧的严重考验。 中共对台的军事侵扰会不断升级,台湾方面的应对,到某种极限边界,只剩军事手段可用,这是美中双方都不能不面对的严重后果。美国不会舍弃台湾,现在已可以确认,美国不会轻易动用武力,这也可以肯定,美台虽不急,中共却等不得,中共有动作,美台又不能不回应,那事情的发展就很可能是一次偶发的失控,导致冲突扩大,酿成局部战争。 美国国际国内压力都很大,中国国际国内压力也很大,彼此都不好过,彼此都神经过敏,在这种局势下,出意外的可能性比正常年月要高很多,这就是今年台海可能出事的原因。 英国航母伊利莎白号今年计划开到印太地区,法国德国都有此议,日本澳洲印度早已参与美国的海空演习,中共年内也不断以军演示人,双方有大量军力集结在印太﹑南海与台海,爆发冲突的机会无疑大增。 战争打起来,香港虽不会卷入,但一定受影响,中共会不会封关,会不会禁止资金出入?这些可能性都不能绝对排除,希望大家都未雨绸缪。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获得的评价普遍不高,卸任前支持率更和他的继任者奥巴马离开白宫前无法比拟,对他难听的评价尤其在嘲笑他的智商,傻子、笨蛋称号不一而足,甚至怀疑他常春藤名校(耶鲁学士/哈佛MBA)的学历是用买的,任内最大挑战是遭遇911攻击事件,继之在处理伊拉克战争上的挫败,更使他难以获得时势造英雄的伟大总统评价。 但替他“平反”的声音也不少,主要多是看到小布什政治行为之外的特质。比方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对小布什的评价即是“为人直率、直接”,而且不是没有智慧,只是不擅长用在搞政治,例如小布什对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的伤亡,就比很多领导者更有人性感触。 不光如此,小布什卸任总统后,甚少再对政坛“指指点点”,也经常被拿来当作总统卸任者的正面参考。而其所谓“核心道德感”的显现,最近一次就是以共和党籍美国前总统身分参加民主党籍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值此美国内部民心分裂、政党对立、仇恨值增高之际,小布什即使是一个“评价不高的总统”,即使是一个“不是很聪明的总统”,却一定程度以他依照惯例的出席,为政治人物稳定民心做出了示范,他于今出席拜登就职,会比以往任何卸任总统出席新总统就职典礼更具意义。 时间回推到2020年5月,当时美国疫情急遽升高,确诊人数迅速突破百万,举国人心惶惶,任何人都感受到了这场肺炎风暴的初期震撼。甚少公开议政的小布什则罕见地以前总统身分录制了一段3分钟的演说影片,内容大致如下: …这是我们国家充满挑战和庄严的时刻,无形的敌人正威胁著我们的老年人和残弱者…医疗专业人员则正在前线冒著自己的健康风险救助病患,我们深表谢意,且各级官员都在努力保护我们所有人… 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恐惧感和孤独感的爆发,如今有太多令人沮丧的地方…此刻我们不仅要富有同情心,而且还要具备创造力,并发挥团结精神。我们需要记住一些往事,就像那些曾经淬练过美国的时代…如911之后,我看到一个伟大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光荣勇敢的人们一同承担不可避免的新职责。我毫不怀疑,在美国,服务和牺牲的精神总是充满活力的。其次,请让我们记住同情和简单的善良,正是国家复兴重要且有力的工具… 即使社交距离很难熬,我们仍可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以减轻彼此的焦虑并承担彼此的负担…最后,让我们记住并面对这一共同威胁,减少分歧,归根究柢…我们都是人,并非受党派左右的斗争者,在上帝面前皆是同等的脆弱,却又同样的精彩… 小布什这段温情的谈话公布后,没有人会认为他这位卸任总统很啰嗦,也没有人会觉得他是在刷存在感,更多的是受其感动,甚而还消抹掉不少民众对他在位时种种不是的负评,当然,自然有人以小布什的言谈,去对照当时总统川普的防疫态度,而认为川普似乎就是欠缺如小布什一般对人的同理心,才会大敌(疫情)当前,却还是只专注于个人身上。 而今,当台湾因为部立桃园医院院内感染,再度面临疫情危机之际,前总统马英九和其过往班底,却不甘寂寞地让自己卷入(抑或掀起)一场政治口水之战,徒让17年前SARS封院的争议,穿越时空变成眼前疫病风暴下无端的政治攻防,眼前该是马前政府“自我平反”的时机?或者纯粹只是看准了一个可以打趴现任政府的好机会? 谈卸任总统格局或许陈腔滥调,谈同理心可能也太罔顾台湾政治肃杀现实,只是马英九的表现,倒也符合了长期以来关于他个人“缺乏同理心、只在乎自己”的作风标记。可以理解马英九和其昔日班底对目前执政者受到如此“造神”待遇是多么心有不甘,但若能先回到生而为“人”的感知,并能理解小布什于影片中所言“我们并非受党派左右的斗争者,在上帝面前都是同等的脆弱,却又同样的精彩…”,则或许行为反应就会完全不同。如今旁人所见,不就是一个前总统在国家疫病危机的节骨眼,却急如攻心只想为个人讨回17年前的公道,结果真的被拉下神坛的,到头来正是他自己。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