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3日，92岁高龄的退休中共高官阎明复在北京逝世。海外一些以自由民主为志业的人士纷纷借助社交媒体表示悼念，光传媒还为他举办了追思会。中国自由民主人士居然悼念中共高官，坊间有很多人对此表示费解和非议。 其实，中国自由民主人士有充分理由将一些中共体制内人士引为同道。我2009年出版《中共党内的自由主义：从陈独秀到李慎之》一书，曾系统疏理中共党内不绝如缕的自由民主力量，反思从中共第一任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到21世纪初的“胡赵余党”，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在晚年皈依自由主义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媒体界学者杨继绳将这些在晚年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的共产党人称为“两头真”人物，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这些“两头真”人物，经历人生三部曲：起初带着青涩真诚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和富强而投身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共的胡作非为中随波逐流、丧失真诚、丧失自我，晚年大彻大悟、恢复真诚、甚至于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 这些共产党人在不同程度上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有三个。其一，他们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亲眼目睹中共所实施的阴谋诡计、所犯下的反人类罪、所进行的破坏、所造成灾难、所带来的倒退；其二，他们亲身经历中共专制政治、领袖独裁和连续不断的政治清洗，以及他们本人或亲朋好友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痛苦，对独裁领袖操控的绞肉机深恶痛绝；其三，他们有机会接触各种“异端思想”，包括被党斥为“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被党斥为“资产阶级思想” 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主观条件则是他们良知犹存、思考能力尚在，能够与变化的环境形成良性互动。 在当代中国涌现的中共“两头真”人物，有两个高光时刻和两次突破。一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而实现政治和思想突破，积极投身“去极权化”和“思想解放”运动，揭露专制暴君毛泽东及中共的罪错、呼唤改革开放、倡导民主法制（法治），在中共党内形成包括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内的温和派、开明派和改革派。另一个是在“八九民运”之中和六四屠城之后的政治和思想突破，勇敢地站到中国民众一边，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反对暴力镇压，倡导对话协商、倡导人权自由、倡导宪政法治。 阎明复只是“两头真”人物中的普通一员。阎明复一家两代人全部投身中共，却在文革中连同其父身陷囹圄、饱受迫害、父母双亡。他在文革后复出，官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对中国改革开放颇多贡献。在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阎明复挺身而出，作为中共改革派、特别是总书记赵紫阳的代表，殚精竭虑斡旋于中共最高层与抗议学生及知识界之间，谋求妥协未得其果而受整肃降职。 在六四屠城之后，阎明复所做的主要抗争是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借他全家所经历的苦难和不白之冤申诉中共的罪错。其他更为杰出的“两头真”人物在六四屠城之后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被软禁的赵紫阳终生都不低头屈服，而且留下秘密录音展示他抛弃一党专政而拥抱议会民主的坚定立场。李锐、朱厚泽、鲍彤、李昌、李慎之、李普、胡绩伟、杜润生、任仲夷、许家屯、杜导正、谢韬、江平、郭道晖、何家栋、钟沛璋等一批德高望重或曾经位高权重的资深中共党人，或者笔耕不辍，有力抨击毛泽东及专制制度的罪恶、积极传播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或者奔走呼号，奋力纠正中共的弊端、促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对比中共“两头真”人物，习近平这一类顽固派平庸官僚彻头彻尾的虚伪显得特别丑陋不堪。习近平最初加入共产党，就是一场虚伪的表演。1953年习近平出生于特权环境中，其父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秘书长，并在几年后升任副总理。习近平幼年生活上享受高墙之内的高干家庭特供，教育上被送到为高干子弟开设的北京八一学校就读。但是好景不长。1962年习仲勋被指控为陕北帮反党集团的头目，借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被革职查办，遭受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年仅9岁的习近平沦为“黑帮子弟”、“狗崽子”，心灵遭受严重创伤。他曾经反抗过，但反抗的失败塑造了他的终生虚伪。1966年文革之初，他自以为他也有资格投身革命。但他在红卫兵运动中很快就被收监，关进少年犯管教所。他不堪其辱，潜逃回家，却被其母齐心送回少管所。齐心此举不近人情，但她坚定认为这是保护家庭和习近平的明智之举。延安小朝廷建立之后，有一批来自殷实之家的女青年看好红朝前景，勇拿青春赌明天，背叛家庭而以小妾身份委身中共革命干部。齐心是其中佼佼者，深谙以曲求申之道。1944年齐心以18岁幼龄嫁给已婚中年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此后亲身经历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血腥历史，早已在世态炎凉中练就了特殊的生存之道。1969年16岁时习近平被送到陕西农村插队，他进行了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他不堪其苦而逃回北京，又被北京公安抓到学习班再次受管教。其母齐心再次对他进行更为深入的劝导，习近平终于彻底认怂，认定反抗是下策，唯有逆来顺受、积极加入中共，才有翻身机会。于是他带着新的愿景返回陕西农村，将自己装扮成一个被彻底改造好的新人，埋头苦干，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于1972年加入共青团，写了10份申请书于1974年加入共产党。党终于接受了习近平所表出来的忠诚，习近平也就从此带着对权力无限崇拜，以献身于党、充当党的驯服工具换取统治人民的特权，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有意识地将他们父子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当成封官晋爵的政治资本。 1974年入了党并立即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并不真的要“扎根农村”。1975年他便通过后门入读与他的能力完全不相符的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基本有机合成专业。1979年毕业后通过后门担任与他的专业完全不相符的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1982年他再次通过后门空降到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以便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开拓更广阔的仕途。已经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还专门写信给河北省委书记，要求特别关照习近平。当时过分趾高气昂的习近平在河北官场碰了钉子，从此又学会了韬晦之术，后来在福建、浙江等地当官时以谦卑姿态巴结能够帮助他仕途高升的上峰及中共元老，终于登顶中共党魁。 小人得志、入承大宝之后，习近平的虚伪表演也登峰造极。他早就丧失了良知和基本的真诚，不是运用他所得到的权力纠正和废止给他们父子以及广大中国人民带来大灾大难的共产主义极权专制制度，而是竭尽全力复辟和巩固这种邪恶制度，垂死挣扎、倒行逆施、无恶不作。所有大独裁者都是权迷心窍的魔怪，也都为了巩固和扩大其权力而编造自欺欺人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斯大林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建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将红旗插遍全球，希特勒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并优化整个人类，毛泽东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解放第三世界并将红旗插遍全球。习近平本是平庸小丑，却也依样画葫芦，在登基之后装神弄鬼、制造个人崇拜，将他装扮成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并且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领袖”。 20世纪80年代，“两头真”的中共党内温和派、开明派和改革派，曾与中国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朝着开放、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共党内顽固派在政权危机时刻不愿顺应历史潮流放弃权力，而是不惜血流成河而大开杀戒，通过六四屠城打断了中国像苏联东欧一样结束共产主义极权党国的历史进程。六四屠城之后，诸多“两头真”人物并没有偃旗息鼓。他们审时度势，并没有与中共彻底决裂而当烈士，而是忍辱负重，前赴后继、坚韧战斗而寻机待变。可惜颜色革命迟迟没有破局、转型大潮迟迟没有到来，中共“两头真”人物和体制内外诸多自由民主人士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不断被沤烂。岁月无情，随着鲍彤和阎明复最近相继离世，本就花果凋零的中共党“两头真”前辈已告别历史。习近平等极权主义者重新激活极权机制和极权思想，正在肆虐神州大地、戕害中国与世界。已天下苍生为念的中国仁人志士急需调动体制内外一切潜在的社会力量，联手结束中共暴政、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全文转自光传媒）
杨恒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广州白云机场入关时被从北京来的中国国安人员带走，身陷囹圄迄今已整整四年。四年的折磨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摧残，但他的内心依旧刚强。几天前他从狱中向仍然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传话：四年是漫长的时间，我来到这里受苦受难，但我没有被征服；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我对我入狱前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依然充满信心；我绝不放弃我与朋友们共享的价值观，我期待早日重获自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回报世人对我的关爱。 四年之前中共当局抓捕杨恒均，固然是为了报复2018年澳大利亚制定实际上针对中共的反渗透法案以及抵制华为的5G基建项目，就像抓捕康明凯、思巴夫以报复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一样。但是，中共安全机关当年抓捕杨恒均，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颜色革命”。至于“间谍犯罪”的指控，只是中共对杨恒均进行政治迫害的方便借口。2019年有诸多重大事件周年纪念日，包括“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中共当局担心出现“灰犀牛”和“黑天鹅”，担心民间借机发动“颜色革命”，风声鹤唳、如临大敌，2018年下半年就启动了对异议人士的大抓捕和大整肃。被整肃的维权律师有余文生、隋牧青、文东海、谢燕益、李和平、王宇、张凯、刘晓原、常玮平、何伟、玉品健、刘正清、蔺其磊等人；被抓捕的异议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包括秦永敏、黄琦、王怡、蒋蓉、刘飞跃、甄江华、孙林、董瑶琼、朱承志、戈觉平、吴其和、李英强、覃德富、沈梦雨、岳昕、杨舒涵等一大批；被抓捕和整肃的不知名人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公民社会的民间意见领袖几乎被安全部门“斩尽杀绝”， 以至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流水革命”无法在中国大陆引发任何引人注目的呼应。 杨恒均是因为读者众多、在网络世界广有影响力而成为中共当局打击的目标。他2009年在我门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没有选择进入职场谋求生计，而是学业有成、踌躇满志地以职业写手的身份献身于思想启蒙的事业，特别是坚韧不拔地坚持在“墙内”写作以拥有更多天然读者。杨恒均有厚实的自由主义思想信仰和理论修养，但他在写作中力避书卷气。他善于用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生动诙谐的文笔指评时政，切实有效地向国人传播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因而也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中共当局认为杨恒均有发动革命的能量，2011年为防范“茉莉花革命”就曾经将他拘押了一回。2014-2016年间杨恒均的读者群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自发组成以“羊【杨】群” 命名的微信群，真的具备了全国性影响力，中共当局2019年为防范“颜色革命” 而抓捕他就更有“理由”了，尽管他迫于压力于2017年就已远走美国、淡出江湖。 其实，杨恒均只是一位积极议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位力图克尽言责的书生。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传人。在古代中国，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居“四民之首”，而且“士志于道”。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带着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一种士大夫精神，奔走呼号、激浊扬清，致力于创建和维护合乎“天道”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合乎“天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便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像杨恒均那样优秀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带着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勇气，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落实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而尽心竭力。 四年过去了，当今时过境迁。中共当今有改善中外关系以为经济纾困、息事宁人以化解社会危机的双重压力，释放杨恒均以及其他政治犯，甚至于松开“专政的铁拳”以实现与公民社会的和解，显然是很有魅力的选项。不过，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共领导层是否仍有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 （全文转自光传媒）
在中国社会愁云密布、一片萧杀之中，中共刚刚度过了它的101周年党庆。这次党国周年庆典，氛围相当诡异，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想在中共二十大新一轮权力博弈中升迁的趋炎附势之徒，用令人作呕、不堪入耳的奴才词汇和排比句，竞相对习近平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另一方面，官方管控失效的社交媒体上遍布对习近平的反感、鄙夷和嘲笑，还夹杂着习近平被迫下台或到站下车的小道消息，让人感受到反习声浪激增、倒习暗潮汹涌。我的观察是，中共党国已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穷途末路。我判断中共极权党国穷途末路，有三个层面的依据， 分别是共产主义极权演变的大框架、中共极权政权代际传承的中断、极权主义倒行逆施所带来的内外交困和内外夹击。 极权党国穷途末路，宪政中国时来运转。在中共党国黑暗隧道的尽头，大势所趋的中国宪政转型如愿以偿。 一 从极权到后极权、继而从后极权到民主转型的时代大潮 第一个层面，我们从历史演变大框架这个视角，看到中共极权政权走向灭亡。世界上的共产主义政权政权演变的大趋势是从极权党国的建立与兴盛，到极权政权演变为后极权政权，再到后极权政权的民主转型。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政权演变的轨迹，基本曲线是极权、后极权、民主转型三部曲。 共产主义极权党国1918年诞生于俄国，然后像病毒一样向全球传播，特别是在横跨欧亚大陆的的东欧、东亚和中亚传播，在20世纪50年代到达高峰，与西方民主世界势均力敌。登峰造极之后，接下来的演进路径是分裂、衰落、败亡，尽管在衰亡过程中仍然凭借余威赤化一些落后国家。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党国便从极权转变为后极权。后极权是极权的变种，也就是解冻、松弛、失去全民信仰及领袖个人崇拜后的极权。后极权仍然维持着政治上的一元化，仍然残忍地消灭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但是在经济和思想文化两个领域都推行“修正主义”，不再死守一元化而默认实际上的半多元。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所继承的是赫鲁晓夫所开启的改革事业。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则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终于在1989-1991年间，促成共产主义后极权党国的坍塌和成功程度不一的宪政民主转型。 但是，人类历史演变只有趋势和概率，而没有像自然界那样的规律。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存在一个能动的、不确定的变量，也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共产主义极权党国在其缔造者去世之后的演变，有两个耀眼的例外。一个例外是北朝鲜。这个国家直接将朝鲜劳动党的“党天下”和金家的“家天下”合二为一，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确定为“唯一的指导方针”，将党的领袖确定为 “赋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并且由金家祖孙三代世袭。因而，北朝鲜至今保持着极权的原型。 另一个例外是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后极权之后又倒向极权主义复辟。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死后中国的“去极权化”，是朝野上下联手推进的伟业。民间的“去极权化” 努力，实际上在毛泽东行将就木的时候就已开始。在1976年清明节借助悼念周恩来而展开的“四五运动”中，觉醒的中国人就已经写出了告别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的诗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觉醒，与中国民众1949-1976年间令人窒息的领袖崇拜及普遍蒙昧，与当今仍然弥漫于北朝鲜民众中的普遍蒙昧，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去世之后，以“去极权化”为主调的民间刊物如雨后春笋，并迅速形成被称为“民主墙运动”的思想启蒙运动，展现中国民众挣脱党国的精神奴役而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崭新精神面貌。与民间的觉醒相映成趣的是，在体制内开明派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中共政权也展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部分否定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限制个人崇拜和领袖独裁，平反冤假错案，给“五类分子”摘帽、解放政治贱民，给个体和私营经济出让部分空间，有选择地开放国门接纳国际资本主义及民主世界的制度和观念。 在庙堂和江湖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进入后极权时期。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一元化的社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松动的一元化政治、多种所有制混合的半多元化经济、古今中外多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的半多元化文化。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三种大潮汹涌澎湃，极权保守势力则以“反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式进行反扑，掌控中共党国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左右摇摆。展开拉锯战的双方1989年在“八九民运”中摊牌，由于邓小平从改革派阵营倒向极权保守派阵营而且丧尽天良地调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激进派学生领袖拒绝与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党内开明派合作、赵紫阳的软弱和误判等偶然因素，“八九民运”功败垂成。 “八九民运”失败之后，中国体制内外自由民主力量受到极权保守派的全面清洗，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被堵死。在1989-1991年间诸多共产主义后极权党国分崩离析而迈向宪政民主转型的大潮中，中国共产主义后极权党国另辟蹊径而生存下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共高层更进一步达成共识，取消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对党国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否定，转轨到党国资本主义， 寄生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肌体上苟延残喘。从党国社会主义转变为党国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后极权秩序和格局被固化。从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到胡锦涛的“不折腾”，体现后极权中共党国的无奈。 2012年习近平入主权力中枢，在中共党国内部最蒙昧、最顽固的红二代极权派支持下开历史倒车，竭尽全力复辟极权专制。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暂时挫折，是中共政权灭亡之前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 二 极权主义红二代后继无人 第二个层面是代际政治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中共政权传不到红三代，必将随着红二代一起消失。我在《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中共党国传不到红三代》等文中一再强调，中共红二代集体接班，只能是昙花一现。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盛极一时，没有安排权力世袭。而且，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为了配合他和党内“走资派”的生死搏斗，还授意批判“血统论”。直到1989-1991年间苏联东欧共产党国政权以及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突然崩溃，中国部分红一代在惊魂初定之后，做出将权力移交给红二代以保住红色江山的战略部署，让红二代在党、政、军及其央企国企中纷纷上位、占据要津，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掌控关键资源。曾庆红、刘源、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俞正声等红二代骨干，正是在苏东剧变和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并全面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之后，跻身中共权力中枢。 但是，在民智已开的中国社会，太子党、红二代之类，早就是负面词汇，权力世袭广受诟病。红二代内部，也已经严重分化。固然有拥戴习近平的极权顽固派，也有实际上与他们处于对立状态的宪政派，比如胡德平、胡德华、戴晴、高瑜、李大同、任志强、蔡霞等人，还有以刘亚洲、马晓力、秦晓、何迪诸人为代表的现代派，以及众多袖手旁观的逍遥派。由于习近平霸王硬上弓而“定于一尊”，用黑帮手段野蛮确立与其他红二代之间的君臣关系，强迫其他红二代俯首称臣、不准“妄议中央”，顽固派中的诸多豪强现今也已经与他离心离德，背地里咬牙切齿。 对中国未来更有意义的是，红二代能够依赖父荫在各个系统占据要津并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却无力让他们的儿女复制这种权力网络。而且，他们的儿女所接受的是跟他们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成长，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都有别于父辈，向往自由自在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继承极权主义红色江山的内在强烈冲动。就力量对比而言，即使红三代有继承红色江山的心愿，也根本成不了气候，中国社会已不容他们像其父辈那样呼风唤雨，中国的仁人志士与已经觉醒的民主世界都会有效阻击他们集体世袭。 三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复辟造成内外交困 第三个层面，我们从现实政治的视角所观察到的现实是，习近平推行极权主义复辟的倒行逆施全面败坏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成果，已经使中共极权党国陷入内外交困、风雨飘摇。 笔者和很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上演的是一出闹剧，而且是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祸害的闹剧。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小人登上大位，其祸端不止于个人，而是连累整个社会。习近平本是当官几十年除工于心计外毫无突出表现和建树的平庸官员，阴差阳错而被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推上党国最高权位，立刻野心爆棚，真的是小人得志。用任志强的话说，那是一个“脱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习近平能够迅速集中权力，得益于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党国极权体制和中共官员的整体平庸。习近平如此平庸的一位政客，居然能够装扮和包装成“人民领袖”，堪称官场腐败之奇观。更有甚者，这么个无才无德、无知无能、无功有罪之人，居然能够凭借媒体宣传和信息控制而造就个人崇拜，居然能够笼络到那么多仆从跟班和鹰犬打手助纣为虐，居然能够用破烂的民族复兴谰言勾引芸芸众生登上他的专制和仇外贼船，居然有那么多投机分子和利禄之徒如此肉麻地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实是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中国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糟蹋蹂躏和奇灾大难记忆犹新，还要遭受又一位小人的个人崇拜，情何以堪？ 习近平给中华民族的带来的大灾大难，实在罄竹难书。习近平的最大罪恶，是使中国倒退到极权政治。他运用极权机制进行系统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清洗，全面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系统清除党内政敌，横扫维权律师以及依托非政府组织和网络从事各类维权和传播宪政民主理念的民间意见领袖；他通过“清网行动”等措施将互联网全面变成党国的宣传工具，利用数码通讯技术和社会信用机制实行全民监控；他用专制权力毁掉2003年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突发流行病即时报告和防范机制而导致新冠病毒的全球扩散，继而又以惨无人道的“清零政策”造成无数病人无法就医而死亡以及其它人道灾难；他摧毁香港的自治、自由、法治和民主而使“东方之珠”黯然失色，在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施行肉体和文化的种族灭绝而激化民族矛盾、加剧民族分裂。 在经济方面，习近平是野蛮地使用专制权力消灭财富的典型“败家子”，使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所积累的资本和财富，在其两个任期内快速流失殆尽。习近平沿着复辟极权的路子大踏步推进“国进民退”，通过“供给侧改革”将私企逐出上游产业、通过“混改”将优质私企纳入僵尸般的国企、通过在私企建立党组织和党书记参加董事会等方式控制私企的财务与人事、通过“打击资本无序扩张”收拾私企巨头；他为了满足个人的领袖欲和虚荣心，既将党国收割来的民脂民膏在世界各地“大撒币”、又劳民伤财兴办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一系列烂尾工程；他出台各种政策做大做实房地产泡沫、使系统性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不断加大；他拒绝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新冠疫苗、野蛮地推行使经济停摆的封城清零政策；他既自不量力与美国大打贸易战、又狂妄地利用中国的经济体量对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经济胁迫，毒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这些倒行逆施的综合后果是，当今中国经济凋敝、百业萧条、破产潮和失业潮接踵而来，亿万民众利益受损而怨声载道，“中国模式”在世人面前彻底破产。 在外交方面，习近平的虚骄和极权复辟也对中华民族造成无法继续承受的伤害、使中共党国四面楚歌。习近平政权与民主文明世界交恶，根源在于它在极权复辟的邪路上狂奔、公开向普世价值开战、公然挑战以人权、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为支柱的国际秩序。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明确将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已经被广大觉醒的中国人所接受和追求的观念和制度列为打击对象，以维护极权党国的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政策，在两个基本面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回归。一个基本面是政治挂帅、狂妄无知地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代价争当世界领袖；另一个基本面是将时势归结为“东升西降”（毛泽东时代的表述是“东风压倒西风”），进而与发达的民主世界为敌、与独裁政权以及怨恨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结盟，以营造有利于中国极权党国生存发展的国际环境和秩序。从这样的荒唐立场出发，习近平政权散布民族危亡的论调不断推高民族情绪；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及相应的军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申中国的海军力量并控制重要国际海运航道；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投资和贸易体系；摧毁国际条约和承诺强行将香港大陆化，并且不断派遣军舰和战机扰台而使台湾海峡剑拔弓张；将中国的国运与俄罗斯和朝鲜等流氓国家捆绑在一起而得罪文明民主世界；肆意违反国际规则和契约并明目张胆地偷窃西方先进技术，通过“战狼外交”的恶言恶语抢夺国际话语权，操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通过统战手段腐蚀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民主世界重新集结，对中共党国进行围堵。 四、中国宪政转型势在必行 坊间有一种说法，习近平入承大宝近十年以来在其它方面乏善可陈，“铁腕反腐”这一项政绩总该肯定。人们之所以走入认可或赞扬习近平反腐政绩这个误区，是因为错误定义腐败。腐败的确切定义是“以权谋私”。按照这个准确定义，毛泽东、习近平这一类独夫民贼是一国之中最大的腐败分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谁最腐败？当然是混世魔王毛泽东，他以中共党魁的名分，独霸党国。即使就钱财而论，毛泽东在当时也是中国首富。当今中国谁最腐败？当然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他以权谋私、铲除异己、任人唯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像历代专制帝王不断上演的“黑吃黑”把戏一样，毛泽东、习近平等人滥用专制权力反腐以巩固和强化其专制权力，是最黑暗、最高级别的腐败行为与愚民伎俩，其危害性远非贪恋财色所能比拟。贪财贪色该受惩罚，贪权贪位更该惩罚。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反腐，有权力制衡、公示官员财产、司法独立、依法办案、新闻独立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但是习近平坚决拒绝这些制度和方法，反而将提倡这些制度和方法的人治罪。习近平的所谓“反腐”，是与法治针锋相对的法外施法、选择执法，完全服务于他个人的政治私利。 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铁腕反腐”这个杀手锏，祸国殃民、到处烂尾的习近平仍然能够大权在握、令所有官员俯首听命。在极权党国逼良为娼的制度框架中，各级官员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违规动作，而在于是否被追究责任。而是否被追究责任，决定权在各级政权的一把手手中。省部级一把手这一级别以上干部是否被追究责任，决定权由中共党魁掌握。老朽昏庸的毛泽东到了气息奄奄的风烛残年，躺在病床上通过“陪睡丫头”（江青语）发号施令，仍能牢牢掌握党国大权，靠的正是党国潜规则给他的终极人事处置权。所有高官的个人档案之中，保存着所有高官被检举或自我检讨的罪错。依据这样的“生死簿”，毛泽东可以随时处置任何官员。党国极权制度中最高领导人所掌控的生杀予夺大权，确实荒唐而残忍。中共党国的庙堂中人，在毛泽东去世后痛定思痛，局部“去极权化”而走向后极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明文禁止个人崇拜，建立退休制度、任期制度、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等刚性约束和软约束来防范领袖独裁。遗憾的是，他们为认知所限，也为一党专政之私，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去极权化”的事业半途而废，遗患无穷。没有去掉的党魁终极人事处置权，落入习近平这一类权欲熏心的小人之手，举国朝野上下又重受极权之苦。习近平、王岐山等极权主义者，除了用严刑峻法戕害社会、毒化社会、毒化人际关系，也通过纪检部门及特务机构收集材料重修各级干部的“生死簿”，随时用腐败罪名整肃异己。这样一来，“反腐斗争”就发挥了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同样的功效，被习近平利用来迫使其他党国官员就范，使所有官员都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并滥施淫威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 要终结极权主义者习近平对中国造成的祸害，必须在根本政治制度上改变中国。2014年我结集出版《中国宪政转型》一书时，特别在封面上写明：“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早就不是党国体制框架内的改革，而是从党国体制到宪政民主的转型”。显而易见，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与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任务背道而驰。经历了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复辟回潮，中国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唯有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尽早结束习近平的闹剧，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国人前赴后继推进中国宪政转型，其义举之悲壮及代价之惨烈，足可动天地、泣鬼神。新近的范例有许志永、任志强、许章润等一身正气的忠勇国士，勇触逆鳞公开叫板习近平。刘晓波断言，“中国的希望在民间”，诚哉斯言！ 党国庙堂中人，也有充分依据出手阻击习近平。正像蔡霞 在《习近平诡诈而狡蛮的修宪及其影响》一文作罗列的那样，习近平为了连任所从事的一切动作，都是对文明规则的野蛮破坏。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中国人的血泪所换取的文明成果，198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任期限制；1982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特别写进了反对个人崇拜、废除终身制和党内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等重大原则。从那时起，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务上两届任期就在制度上确立起来了。为了杜绝“例外”，中共中央办公厅2006年08月还专门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写明“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习近平公然谋求违规连任，公然践踏“党纪国法”，公然制造个人崇拜，如此胡作非为、厚颜无耻，理应天怒人怨、众叛亲离。 社会各界合力合力实现宪政转型，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就赢过一回。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党国土崩瓦解，只在转瞬之间。环顾当今神州大地，人心思变。心存善念的各界人士，自当放手一搏，尽人事而听天命。世人所期待的壮丽时刻会如期而至，中共极权暴政在民变、兵变、政变相互呼应中灰飞烟灭，宪政中国在呼声、歌声、笑声相互激荡中横空出世。
六四屠城33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不允许有任何公开的纪念活动，坚持了30年的香港维园烛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继续为自由而战的华人，仍然举办规模不等的集会、游行及烛光晚会，缅怀六四英烈、继续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 人类的历史，由人类选择构成。33年前，觉醒的部分中国人，与其他共产主义党国觉醒的人群一样，选择与共产暴政抗争，选择与共产暴政强加给他们的命运抗争，纷纷通过语言文字和街头运动表达他们对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向往和诉求。 觉醒人群的这种勇毅行动，对掌权的极权主义者们带来挑战，也给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当年中共党国的极权主义者们本可以与苏联东欧的同类一样，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心民意，改邪归正而转变为拥抱普世价值的正常人，放弃专政特权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当时中共体制之内确实也有一大批有识之士朝着这个方向突飞猛进，包括党国上层的赵紫阳、鲍彤、李锐、李昌、朱厚泽、胡绩伟、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邓小平、陈云等人为首的中共顽固派却选择与人民为敌，与历史潮流为敌，继续充当为非作歹的恶魔。他们调动全国十分之一的野战部队，用坦克和机枪野蛮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继而全面清洗体制内外参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运动的志士仁人，将波澜壮阔的89民运扼杀与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当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于无知和贪婪，做出了与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选择。他们对中共政权进行的口头谴责和三心两意的制裁，实际上只坚持了两三年。在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战的结束，以便全面推进唯利是图、毫无原则的经济全球化，无视共产暴政在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老挝等5国的继续存在，无视共产暴政和自由民主两种制度、两种世界观和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根本冲突继续存在。这些根本冲突，正是冷战的本质特征，因而冷战实际上从未结束，只是民主世界无意正面迎战而已。 20世纪70年代开启去极权化、80年代已步入后极权主义轨道的中国党国，在血腥镇压89民运之后，意外地获得新的机会，得以寄生于世界资本主义肌体上吸血维生，正像恶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疯狂生长的宿主。中共党国不仅得到了巨大的贸易机会和市场，而且得到了滚滚而来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后极权主义党国，中共在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开放了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部分空间，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中共对政权的全面垄断、坚持党的政治控制和极权专政机制，从而使中共党国成为可以不计人文和环境成本发展经济、最大限度攫取利润的全球投资洼地。 共产党国和资本主义杂交，生成了中共党国资本主义这一怪物。这一杂交而成的制度因为更贪更狠、更黑更恶，以人权、环境和人间基本道德为代价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也为国际资本提供高额利润。中共党国正是凭借野蛮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找回了”自信”，甚至于无耻至极地到处炫耀血腥的、以专制暴政为基础的”中国经济模式”，不断挑战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对立面，觉醒的中国人仍然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的中国而战。而且，这支反对中共暴政的队伍，因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壮大。这些新冤民来自各个阶层，人数有两三亿之众，包括被党国以不同方式侵权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轮功信众、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被严厉打压的藏人和维吾尔人、被强制拆迁户、被无理开除的职工、被欺压的农民和农民工、被愚弄的退伍军人、被欺骗的金融难民、被迫害的维权律师及各类维权人士，等等。在经济增长中改善了经济状况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还有很多人因为权利意识和宪政观念的生长而与中共党国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即便是在中共上层，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个体自主和个人自由的现代派，与那些仍旧集主子与奴才与一身、人格严重分裂、视党权高于人权的极权派，也已经同床异梦、各自东西。在自由民主诉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像东欧原共产国家那样从后极权国家转型到民主国家的大趋势并未改变。 六四屠城33年之后，中国历史又到了新的拐点。中共政权所炫耀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百病缠身、难以为继。几十年竭泽而渔的野蛮掠夺，带来的是综合性衰败， 具体表征是资源枯竭、环境崩溃、贫富悬殊、债务危机、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资本利润率下降、大规模破产、大规模失业、投资边际效益在诸多行业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亚通过针对中共统战的《外国影响透明方案》，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对手，标志着民主世界终于从 “合作共赢”的迷梦中觉醒，决心放弃绥靖政策而正面反击中共党国的挑战。2021年12月”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政府主办全球民主峰会，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应邀参加，也标志着抗拒专制暴政的国际民主同盟初具雏形。 毋庸讳言，民主世界的这种新选择步履维艰。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任之时，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对峙的新国际格局中，必须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做出明确抉择，必须对中国人民和中共政权做出明确区分，必须下定决心改变中共政权。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俄乌战争的档口没有访问乌克兰而是造访韩国与日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俄乌战争的档口仍然将中国而不是俄国视为最大威胁，足以表明美国执政当局对中共党国这个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认知。但是，他们一再表示美国无意打冷战、无意改变中共政权，又表明他们仍然缺乏像彭佩奥等人那样的决战意志与切实可行的因应之道。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习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政领导职务两届任期的惯例和明文规定，确立他的第三届任期，甚至于恢复党魁终身制，天怒人怨。这无疑是中国朝野上下联手倒习、改变中国的契机。 中共建政73年，毛泽东是开国之君，坏事做绝；邓小平是中兴之主，行韬晦之计为中共续命；胡耀邦、赵紫阳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中国推上宪政民主的转型之道，被邓小平、陈云联手扼杀；此后靠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和胡锦涛的”不折腾”苟延残喘。在胡温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以”维权运动”的方式重现中华大地，而且借助互联网形成大象无形的协调系统和动员机制，与中共的”维稳”体制俨然对峙，此消彼长而逼近转型门槛。胡温的继任者如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朝野互动跨越转型之坎，只是举手之劳。中国国运是如此不济，继任者居然是无知、无能、无耻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不惜一切代价延续党国江山和专制暴政的新魔鬼。 习近平登台以来，一直倒行逆施、摧残中国公民社会和健康力量，使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极权社会倒退。但是，习近平无法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我一再强调，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终究心劳日拙、内外交困，无法将中共党国传给红三代，无法改变中共党国二世而亡的命运。习近平登基以来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极权主义者在穷途末路的垂死挣扎。 在中共政权崩溃、剧变到来之时，整个社会将急剧分化组合，以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和普世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将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或”苏东波”之后的原共产国家一样。届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贤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荡和内外互动中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和社会重建，也开辟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纪元。
物换星移，恒均系狱已整整三年，这两天澳大利亚及其它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他的现状与案情进行广泛报道。恒均蒙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备尝艰辛，因而深受世人同情。澳大利亚政府更是一再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杨恒均，因为拘捕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三年以来，中共当局既没有提供他的犯罪证据，也没有遵从正当的司法程序（特别是刑讯逼供和关押近两年之后才允许律师会见），按照国际标准属于典型的“任意拘禁”。 中国官方指控杨恒均涉嫌“间谍犯罪”，其实是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政治迫害。2019年1月中共当局拘捕杨恒均是为了达到两个政治目的：第一是打压民间意见领袖以防范“颜色革命”，第二是抓捕人质作为筹码以保护华为。在华为受到抵制、加拿大警方履行美加引渡条约于2018年12月1日拘押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据说习近平亲自下达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竭尽全力保护华为。外交部门和安全部门全力以赴，甚至于使出“人质外交”这一下策，于2018年12月10日将旅居中国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思巴夫抓捕。美国盟邦澳大利亚在抵制华为行动中冲在最前线，中共当局也急于制服澳大利亚。不受党国待见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国，正好碰在枪口上。 但是，中共当局抓捕杨恒均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维稳。防范2019年可能发生的“颜色革命”，或者习近平口中的“灰犀牛、黑天鹅”，是中共维稳部门全力以赴的头等大事。2019年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坊间有很多议论。这种议论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当时中共政权就已困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共面临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习近平的极权复辟、倒行逆施，不仅使中国经济持续下滑，而且使中国的公民社会受到严重摧残，中华大地怨声载道。其二，为了动员民族主义资源来强化极权统治，习近平在国际上推行“战浪外交”、咄咄逼人，公开挑战普世价值以及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从而造成中共政权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三，习近平在2017年取消任期限制，谋求终身掌握绝对权力以及对党中同僚的生杀予夺之权，使党国高层也离心离德，习近平也因为担心“祸起萧墙“而疑神疑鬼、寝食难安。2019年有“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镇压法轮功20周年等重要纪念日，中国朝野上下纷纷预言，当年会“出事”。 在当时，习近平全面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系统清除党内政敌、横扫维权律师和网络大V等民间意见领袖，已经达六年之久，公民社会中的“漏网之鱼”寥若晨星。因为拥有庞大的读者群，2011年杨恒均就因涉嫌发起“茉莉花革命”被国保抓了一回。2019年因为当局防范“颜色革命”又被国安抓捕，真可谓在劫难逃。如果他的身份是中国公民，当局很方便就会给他安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由于他是外国公民，“煽颠罪”无法安到他头上，所以只好选择“间谍罪”。 但是，要证明杨恒均犯有“间谍罪”，即便是以造假为职业的中国国安部门也非常艰难。按照中国法律，“间谍罪”的要件是参加外国的的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杨恒均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之前，一直在中国国安部门工作。如果在那段时间就犯有“间谍罪”，他离开中国之后岂敢再踏上中国土地半步？更不用说他还敢大半时间回中国居住，还如此放肆地上蹿下跳、指评时政、招惹党国。党国岂能不早就将他拿下法办？ 杨恒均是澳大利亚公民，系狱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确实有机会接触这两个国家的间谍组织。但是，我们可想而知，中国国安会不遗余力查获他与这两个国家情报部门的关系，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当今中美交恶和中澳交恶达到这种程度，哪怕是能找到任何微乎其微的证据，中国当局也会立马公之于众，不但严厉治罪杨恒均，也借此对美澳两国大加挞伐。中国当局拿不出证据来，还硬是用“间谍罪”惩办杨恒均，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专制政权没有底线，进行政治迫害的套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恒均的坎坷磨难，体现的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挫折。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苏东剧变，中共丧魂失魄、变成没有灵魂的僵尸，出走者众。有些人采取轰轰烈烈的方式离开，更多的人是平平淡淡地离开。官阶显赫的许家屯，当年也是淡淡而去。很多人留在体制内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体制内，思想信仰已经转向自由民主。杨恒均1999年才离开体制、作为随迁家属移民澳大利亚，已属后知后觉。但是，在中国经济起飞后离开中共体制，经济上放弃的更多。告别优厚的待遇和仕途，中年转道走上从头开始、自食其力、自谋生路的新征途，并不是一种容易做出的选择。杨恒均在香港和美国工作多年，有机会对专制暴政与自由民主两种制度、两种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因而他弃暗投明的选择淡定而决绝。道不同不相谋，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杨恒均服务于中国国安部门，但他既不是执法人员，也不是核心情报人员。无论是在海南省政府外事办为海南经济特区的对外关系做调研，在香港为香港回归中国做调研，还是到美国华盛顿为中国加入世贸做调研，他都只是从事普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涉密级别不高，因而仍能得到淡出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杨恒均从离开国安到成为“民主小贩”，中间隔着五年的作家梦。他来澳之初几乎与世隔绝，闭门写作他的“致命三部曲”，在2002-2004年间相继推出《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意欲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谍惊险小说的空白而走红文学界。他当时还积极联系香港的制片人和导演，想法将这些惊险故事搬上银幕。他在写作时除了努力开拓思想深度，还一应俱全地加入诸如卧底、策反、谋杀、色情等大众影视作品的刺激性标配。不过，因为题材过于敏感，这些小说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无法在香港搬上银幕，好梦难圆。 杨恒均2005年投入我门下读博士，并不只是简单的回炉求学，而是同时加入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我当时执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部，已公开亮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旗帜，连续几年举办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到悉尼相互砥砺、共襄盛举。会议的论文编为《中国自由主义论丛》分集出版，包括《宪政与中国》、《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等。我当时还和学生及友人办《悉尼时报》，这是一份有32版的大报，杨恒均在入学后也同时兼任这份报纸的总经理和副主编。 当时互联网问世不久，举世为之兴奋不已，中国自由主义学人更是对互联网抱有无限期待。杨恒均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互联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重点研究公民记者、自由主义学人以及其它民间意见领袖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里与压制言论自由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博弈。开博客，在网络上发表时评，通过实验积累第一手材料，起初只是杨恒均博士课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一发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无意间成为“卖文为生”的网络职业写手，活跃于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他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特别接地气，深受读者喜爱，因而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不厌其烦地向国人传播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在几年时间内，他本人也完成了思想飞跃，带着为大众和社会奉献的家国情怀和圣徒情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宪政转型事业。他的这种经历和成功，被陈行之总结为“杨恒均现象”。十多年来杨恒均贩卖民主自由的文章多达上千万字，结集出版的著作有《家国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过人间路》、《说中国》等。 从政治光谱和精神气质上说，杨恒均是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位以闻道为乐的谦谦君子。他坚定地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但他并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路径来实现这些理念。他所心仪的是朝野互动的和平转型模式，将宪政转型当成民主思想启蒙的逻辑结果。他发表在互联网上的启蒙文章，以温和理性为基调，而且精心拿捏分寸，以能够在”墙内”生存为前提，完全没有超出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 党国当局对这样一位为民请命的谦谦君子进行政治迫害，实在令人发指。有关部门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恶法条款滥用到极处来折磨他。他先是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单独关押6个月；然后是正式刑事拘留37天，到2019年8月23日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调查”，直到2020年3月23日才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准备起诉；检察院“准备”了近7个月，才于2020年10月7日送交法院准备开庭审理；法院又“准备”7个多月，终于在2021年5月27日开庭一审，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而且是不公开审理，不允许亲属、媒体或澳大利亚外交人员到庭旁听。按照《刑事诉讼法》，一审结束之后，两个月内就应做出判决，“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但是，这部法律还规定：“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对杨恒均的判决，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不知哪里是尽头。 三年的牢狱对杨恒均的身体造成严重摧残。酷刑逼供主要发生在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6个月期间，主要是剥夺睡眠、疲劳审讯和单独监禁三种方式。本来是很健康的一条汉子，三年下来成了一个重病号，出现高血压、高尿酸、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等症状，特别是肌酐指标迅速上升，有肾衰竭风险。 但是，杨恒均通过律师探访和领事探访两个渠道带出来的信息表明，他内心很强大，不屈不挠。他在口授的一封信中说：“我没有犯罪，更没有犯间谍罪。…… 推广、普及、践行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公正、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中国梦。我不会在任何势力压力下屈服。…… 我乐观地等待我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乐观地等待自由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一天，至死不渝。”在带出来的言谈中，他也一再感谢世人对他以及他的家人的关爱。 天佑恒均！天佑中华！ （全文转自光传媒）
习近平登基不久，我就发表《习近平的党国情结》、《红二代的信仰与认知错乱》等文章，论述习近平代表中共内部最落后顽固的红二代势力，由于价值观和认知上的双重错乱，蛮横地倒行逆施，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拖向极权社会。在后来的《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等文中，我也指出，由于世道人心的变迁，中共党国无法造就像红二代那样的红三代权力网络和权力格局，因而无论红二代如何折腾，都不会再有党国极权从红二代到红三代的代际传承。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共极权党国注定与红二代一起灰飞烟灭。应光传媒友人之邀，兹将一得之见再简要申述如次。 红二代之属性与特性 人们已经观察到，中共党国红二代集体接班，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是颇为独特之现象。苏联第一个共产党国苏联，并没有形成红二代集体接班，盖因苏联红一代遭受斯大林近四十年连续系统之清洗，其上层被消灭殆尽，子嗣只有受牵连之祸而无承接权力之福。作为苏联傀儡之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建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土崩瓦解、未及传到红二代便“一世而亡”。朝鲜倒是推行红色世袭之典型，但它是传统帝制一家一姓之世袭，也没有红二代集体世袭。 笔者1989年在香港出版《农民意识与中国》一书，就已论述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场现代农民战争，因而也论功行赏而形成古今中外最大的现代农民政权。满脑子农民意识的中共红一代权贵，自然会荫至子嗣红二代。红二代这一概念有两个不同含义和指称。一个是生物学和血缘上的含义，也就是广义上的红二代，指中共“开国元勋”的所有子嗣。1949年开国之前参加“打江山”的父辈是红一代，其子女便是红二代。 另一个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也就是狭义上的红二代，指的是那些党国“功臣”的后裔们由利益纽带和价值理念形成的特定政治派系。他们在价值理念上标榜共产主义正统，认同“确保红色江山万年红”的“江山意识”、“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认同集体世袭党国权力的血统论。严格意义上的红二代体现在价值理念层面，也就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教育纯正”和“思想纯正”。当然，他们对“思想纯正”的定义并不一致，大部分将“马列毛”和“邓三科”都视为纯正，更加原教旨的一小部分则将“邓三科”排除在外，只认“马列毛”为纯正。我主要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红二代这一概念。 这些红二代也不乏“忧患意识”，但他们思考的不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在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摆脱一党专政的魔咒，脱胎换骨而完成现代化的伟业，跻身人类大家庭的正常成员。恰恰相反，他们最大的忧惧是“江山易姓”，是中国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他们的最大的心愿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然崩塌、觉醒的中国人民渴求人权民主的历史条件下，守住风雨飘摇的党国江山和统治特权。 红二代之历史轨迹 太子毛岸英在1950年就命陨朝鲜，既给红二代“集体世袭”提供机会，也给红二代之崛起造成障碍。毛岸英之死，使得其它家族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冒头。红二代在中共建政之初就享受各种特权，诸如特供商品、子弟保育院、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中学等等。但是，直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初兴，红二代中才以成立“红卫兵”这一特殊方式登上政治舞台。1965年5月，当“五一六通知”刚传达给省部级干部的时候，红二代就相应号召率先成立红卫兵以掌握主动权。他们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并接受“自来红”的称号以区别于“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红二代们又牵头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组织，以维护父辈党政军当权派的权威，并将文革导向对“五类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那些在以往的共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所打击的“阶级敌人”。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并严厉教训因为“大跃进”的灾难而曾经对毛泽东有所不敬的所有干部。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指挥下，广大党政军干部在文革中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备受打击，很多红二代也跟着遭殃。 飞来横祸并没有促使红二代们觉醒，最新觉醒的反倒是在文革中红得发紫的红二代之魁，他便是林副统帅的儿子林立果。林立果及其秘书于新野于1971年起草的《571工程纪要》，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这份文献“恶毒攻击”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它指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毛泽东当时将孔孟之道定为反动思想 –引者），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不过，林立果策划的政变被毛泽东、周恩来联手粉粹，林氏父子丧命温都尔汗，红二代接班再次受挫。 1976年毛泽东离世之后，红二代时来运转。他们跟着被打倒的红一代，在“拨乱反正”中纷纷重回庙堂、重获特权，在“改革开放”中各显神通、占尽先机。但是，上个世纪由胡耀邦、赵紫阳在前台主政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民主思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寒门子弟在“去极权化”的历史进程中冲锋在前，“太子党”备受诟病和掣肘。到了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受到血腥镇压和摧残，红二代才在红一代的刻意扶持下真正崛起。红二代在当下中共党国的权力格局中崛起，有结构性根源。中共党国奉行政治忠诚优先的干部路线，再加上专制传统中的世袭观念，使红二代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优势。经历了几十年政治斗争和动荡，红一代之间龃龉和宿怨甚多，却有将权力传给子嗣的共同愿望。在当时所谓中国“双峰政治”中辅佐邓小平的陈云，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说过具有政治遗言性质的一句话：“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不然我们以后会被挖祖坟的”。 苏联东欧共产党国政权的崩溃，对中国红色贵族来说可谓天崩地裂。红一代在惊魂初定之后，做出极为自私的系统部署，向他们的后代交班，以保住红色江山。这种部署，使得红二代在党、政、军及其央企国企中纷纷上位、占据要津，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掌控关键资源。曾庆红、刘源、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俞正声等红二代骨干，正是在苏东剧变和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并全面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之后，跻身中共权力中枢。吊诡的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子女都选择投身商海，而没有进入政治权力中枢。 1991年9月9日，潘岳等人起草、以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名义向中共元老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当时坊间将这份报告称为“太子党政治纲领”，它确实体现了红二代当时的接班思路及中共党国的政治路线。第一，它判断“苏联事变主要是对中国造成巨大意识形态的深远冲击，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内尚不会有致命影响，不会出现大乱”。因而它建议中共要沉着应变，稳住阵脚、保住政权。第二，它提出要将民族主义揉进原教旨共产主义，借助“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来强化中共的意识形态，而且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中共的紧迫任务是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不能继续像革命党那样迎合民众的“革命”要求、热衷“群众运动”，而是确立旗帜鲜明的统治者意识，坚决防范政府的改革演变成为民众革命。 红二代是拥戴习近平的中坚力量 从1989年之后红二代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崭露头角，到2012年红二代正式掌控中共党国最高权力，又经历了20年的权力博弈。毛泽东将党国极权主义统治推向顶峰，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也最大。1976年毛泽东离世之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乃是物极必反而“去极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一元化的极权社会，演变为政治上依然一元化但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已半多元的后极权社会。就干部队伍而言，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寒门技术官僚的地位迅速上升并被推上党国最高权力的位置。“去极权化”过程中干部升迁任免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也延缓了红二代的升迁接班进度。更何况，红二代集体世袭，和中国在“去极权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习近平能够在政治角逐中入承大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二代已经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强烈要求接班掌权。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能凭借“重庆模式”在中国政坛掀起排空巨浪，显然有朝野上下红二代的紧密配合。刘源的心腹、同是红二代的张木生当时狂妄地指责在位的胡锦涛、温家宝“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显然是抱着党国主子的心态，认为他们作为长大成人的少东家，才真正有资格掌权来守护“党的家业”。早在2011年1月，由清一色红二代组成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就以公开信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向即将接班的习近平进言，“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 当时红二代整体上拥戴习近平上位。拥戴习近平的顽固派红二代，有朝野之分。在朝堂拥有特权的红二代顽固派，最热烈地拥戴习近平巩固既得利益并富国强兵；人生失意的红二代顽固派，则是拥戴习近平报复贪官并延续红色江山。令世人欷歔的是，这些顽固派红二代曾为薄熙来摇旗呐喊，而在薄熙来落马、习近平登基之后又大张旗鼓地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吆喝助威。甚至向往自由民主现代文明的红二代开明派，也拥戴习近平，因为他们把习近平当成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改革派。 开明派红二代当时将习近平误当改革派，实际上体现特定时局与机遇。2012年到2013年中共政权换届期间国人的乐观期待，既包含着人们的善良愿望，也体现在当时中国所出现的政治变革和宪政转型机遇窗口。当时，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和官府的维稳体制之对峙陷入僵局。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削弱法治、复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受到自由主义知识界和当年开明派的共同抵制而败北；由周永康主导的暴力维稳导致天怒人怨，因而这股顽固的维稳力量在政治上失势。 薄熙来、周永康的倒台，朝野上下渴求宪政法治，宪政转型成为热门话题，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等多种宪政思潮相互激荡。当时朝野上下推进中国朝健康方向发展的愿望，也曲折地体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习近平站稳脚跟之后，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转身向后、复辟极权主义。朝野上下初见端倪的宪政共识被击碎，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彻底逆转。 红二代的认知错乱与习近平的极权复辟 红二代所振振有词、念兹在兹的“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红色文化”，实际上充满毒素。特别是中共1927年落草为寇、沦为匪帮之后，这些毒素逐步成型，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这位混世魔王集其大成。在这些毒素之中，最狠毒的部分包括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灭异己、铲除异端的马列主义政治路线；定于一、用小人、任酷吏、立淫威、使阴招的专制权术；没底线、黑吃黑的黑帮手腕；兵不厌诈、愚民弱民的骗术；以及盲目抵制外来先进文明的农民蒙昧主义。习近平所代表的红二代顽固派遵奉毛泽东为教父、对毛泽东顶礼膜拜，自然也就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这些带有剧毒的基因和血脉，特别是痞子习气、阴谋手腕和霹雳手段。 习近平成功登基之初，有两个文本很能体现其执政理念。一个是2013年4月他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份文件要求根除七大危险，其中包括“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当代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中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另一个是2013年6月军方红二代所制作的政治宣传片《较量无声》。该片由秦基伟的儿子、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秦天牵头撰稿和编导，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军事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推出。它指责失去政权的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因而导致苏联解体；它指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施行“政治转基因”的战略，在政治、文化、思想、组织社会五条战线上全面渗透，试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共政权；它还指桑骂槐，暗示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放松了政治警惕，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得以用拉拢、收买、威胁、策反等手段将诸多中国官员及学者培植为代言人。因此，他们要求将治国理政的重心放在防止“和平演变”，实际上是要复制毛泽东时代的“反修防修”。 习近平登基以来，正是沿着红二代顽固派的思路重整朝纲，竭尽全力巩固和延续他们的“红色江山”，向极权统治复辟倒退。最突出的表现有三个方面。 其一，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习近平无功受禄、德不配位而全面接受党、政、军最高职务，个人野心随之全面膨胀。他得寸进尺，迅速设立十几个领导小组及委员会并自任组长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他不但制定不准“妄议中央”、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职等新“规矩”，提出不伦不类的“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等要求，以确保他“定于一尊”的地位，而且以“黑吃黑” 的方式运用不受制约的腐败专制权力“打击腐败”，实际上任意行使对他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以立威。更加无耻的是，他运作其跟班仆从肉麻地表忠劝进，将他的名字写进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彻底颠覆了“集体领导”原则，霸王硬上弓而成为货真价实的独裁者，还装神弄鬼制造令人恶心至极的个人崇拜。 其二，借助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话语，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正是党国意识形态那些似是而非的诡诈说辞和崇高话语，再度使“广大干部群众”在迫害无辜或相互戕害时理直气壮，也在极权暴政淫威中再度彻底毒化社会环境和风气。 其三，重建中共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的政治体制。习近平组建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统领一切专政机构和控制机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政、立法、执法、宣传各系统全方位协调行动，全面重启极权专政授权作恶机制，授权酷吏党棍对已具雏形的公民社会进行毁灭性打击、对整个社会和互联网实施全面管控，堵死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通道。 习近平红二代造孽作恶，那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显得那么理直气壮，既是因为他们的极权主义价值观，也是因为他们一系列的认知错乱（Cognitive Dissonance）。他们是党国宣传教育洗脑的精神产品，正是自幼接受的党国宣传教育洗脑，造就了他们畸形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也就是他们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充满悖谬。他们明明在追求和维护等级专制特权，却不停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并自我感动；他们明知中共建政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从未经过民选授权，却相信中共政权是“人民的选择”；他们明知中共极权主义统治中国人民带来奴役和贫穷，却相信中共“解放”了中国人民；他们明知国民政府已实现民族独立统一，却相信中共给中国带来独立统一的说辞；他们明知中共立国之后将中国的传统美德连根拔起，却自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明知中共政权打断了中国向世界主流文明学习以及实现宪政转型的历史进程，却自吹给中华民族带来文明进步。他们自欺欺人、误己误人的种种悖谬，实在不胜枚举。 红二代的内部分化 共产主义极权党国之生存，离不开政治清洗，全球共产主义政权都是如此，差别仅仅在于烈度和频率。毛泽东自以为是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具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因而对中国人折腾更甚，包括十年文革那种中共政权也自认不讳的“浩劫”。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清洗或政治运动，充满血雨腥风。很多在血雨腥风幸存下来的红二代，也与其他中国民众一样历尽沧桑。因而，不管是政治地位和思想观念，红二代一直在分化之中。特别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入后极权社会之后，人生选择复杂多样、信息来源异彩纷呈，红二代的分化更加明显。甚至有些红二代主动放弃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社会化”所形成的思想观念，通过学习和接受新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而完成“再社会化”。 红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死硬顽固派。习近平及其拥趸打手，以其红色血统为政治资本、以红色江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将统治特权视为天经地义、将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视为历史使命。与死硬顽固派势同水火的是红二代宪政派，有如凤毛麟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从共产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比如义无反顾地公开为宪政鼓与呼的胡德平、胡德华兄弟，戴晴、高瑜、李大同等媒体人，以及任志强等商界人士和蔡霞等学界人士。接近宪政派但避免与顽固派正面冲突的是红二代现代派，比如刘亚洲、马晓力、秦晓、何迪诸人，以及已故的罗宇、陈小鲁等人，他们明白不误地拥抱普世价值和“现代性”，实际上认同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但其政治诉求保持战略模糊。红二代中最纠结的是豪强派。他们起初支持习近平登基，为的是守护他们共同的江山。但是，习近平野心膨胀而定于一尊，与拥戴他掌权的豪强们确立君臣关系、掌控对豪强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就像当年毛太祖对他们的父辈那样，这些豪强们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暗地里咬牙切齿。习家在中共党国权贵家族之中本来只是旁支小宗，当今却大权独揽，受排挤冷落的豪强大族忿忿不平，也在情理之中。当然，红二代中人数最大的是逍遥派，包括数不清的商海游鱼和置身事外的闲云野鹤。 红二代与中共极权党国一起被历史淘汰而无法传权于红三代 按照陈云的说法，“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才安全。问题在于，当今之势，红三代已决不可能像红二代那样集体世袭党国权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共党国势必终结于红二代，红二代的垂死挣扎终归徒劳。 前文提到，红二代之崛起，是打下江山论功行赏的军功集团垄断了社会资源，荫及子嗣。因为文革以降对血统论的冲击，也因为后极权和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新的机会结构，红二代尽管能够在各个系统占据要津并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却无力让他们的儿女复制这种权力网络。而且，他们的儿女所接受的是跟他们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成长，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都有别于父辈，向往自由自在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继承极权主义红色江山的内在强烈冲动。 实际上红三代很少涉足政坛，毛新宇、李小鹏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商界发财的红三代倒不乏其人，诸如李小琳、曾伟、邓卓芮等，但他们饱受物议，影响力无从谈起。其他进入公共视野的红三代代表人物，如习明泽、薄瓜瓜、邓卓棣、叶丹丹、朱和平、彭宇，也根本不成气候。平心而论，即使红三代有继承红色江山的心愿，中国社会也不容他们像其父辈那样呼风唤雨，中国的仁人志士与文明世界都会有效阻击红三代集体世袭。 归根结底，中共极权党国已是违反世道人心之异类，早就完全丧失了政权正当性或合法性。中共建政在程序上没有经过民选，因而从未具备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长期封杀对它的批评和揭露，不断编造中共使中国获得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之类的弥天大谎来构建它的“政绩合法性”。当中共愚民政策所造就的广大民众愚不可及而普遍相信中共谎言的时候，当广大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时候，当广大民众都没有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来落实“主权在民”原则的时候，罪恶滔天的中共政权就仍然稳如泰山。但是，自从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后极权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具备了权利意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而奋斗，中共政权便深陷合法性危机而不能自拔。中共政权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并且成功寄生在世界资本主义肌体上求生存，也只是缓解合法性危机而无法克服合法性危机。 习近平被称为“总加速师”，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习近平的极权复辟显然延缓了中国中国宪政转型的进程。但是，称习近平为“总加速师”，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加深了中共合法性危机、加速了世人对中共的抛弃、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离德。就内政而论，且不说习近平处处突出政治、全面强化党对经济的控制以及对私营经济的打压，使本应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注入新活力的中国经济反而雪上加霜，他柄政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大面积滑坡，伤害了亿万民众的利益而怨声载道。也不说习家军对中国公民社会斩草除根式的摧残和对互联网水银泻地般的控制，使中国追求人权民主的进步力量与他不共戴天。就连习近平自鸣得意的反腐运动，也早就被世人识破只不过是运用专制权力以黑吃黑、通过选择性反腐铲除异己的伎俩。外交方面同样不堪，导致中国在世界上举目无亲。习近平大肆挥霍的“大撒币”外交造成国库空虚而没有收买到像样朋友；习近平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不顾国际舆论对台湾的恐吓和在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侵害，以及对新冠疫情的刻意隐瞒，在全球引起公愤；习近平明目张胆的“人质外交”，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鄙视。面对复辟极权统治而对普世价值公开宣战的习记极权党国，主要民主国家不得不放弃30年来的挂钩（engagement）战略，重建世界民主联盟与共产专制对垒。 习近平红二代已经走上穷途末路，而且习近平红二代之后再也没人有意愿和能力维持中国现在这种权力格局。如果要避免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唯一的选项是各派政治势力共商国是，实现宪政转型。与其窝囊殉葬，何不绝地反击放手一搏？在这种大势所趋的宪政转型中，红二代中也许还会有幡然醒悟、拥抱宪政将功赎罪的真男儿。
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随著白宫易主终于尘埃落定。挺川和反川者之间剑拔弩张的极烈争战，终于可以偃旗息鼓。此次选战之乱象横生、聚讼纷纭，为几十年来所仅见，其结果甚至导致一些人绝望美国、怀疑人生。明智的因应之道是，告别亢奋，静下心来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这一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是否像一些人所担心那样就此暗淡？世界大局的“时和势”，是否像中共党魁习近平所说的那样转到了中共党国一边？在这一场选战中进一步分化中国自由派，究竟应如何自处？ 美国这盏自由民主的灯塔并未黯然失色 美国此次总统大选，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邮寄投票，本来只是在万不得已情形下的例外，这次大选中一些州的行政部门则以新冠疫情为由临时改变投票和计票规则，使邮寄投票成倍激增，大大扩大了选举舞弊的空间。川普团队发现一些舞弊现象而怀疑选举结果，依法仓促向执法和司法机关投诉，可惜对川普怀有成见的法官们却拒绝立案，堵死了川普团队证据呈堂和法庭控辩的机会，司法救济付诸阙如。再加上诸多左翼主流媒体长期对川普及其支持者进行妖魔化而偏袒民主党，连社交媒体巨头们也运用其权力封杀川普。川普支持者投告无门，群情激昂。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于2020年1月6日达到顶峰。几十万人云集华盛顿游行示威向国会施压，更有上千名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包括挺川和倒川阵营双方的激进人士但所占比例仍待调查）在议员们正在对各州选举人票进行辩论认证时冲进国会，迫使议员们紧急撤离并造成5人身亡，举世哗然。 但是，通过选举产生合法政府的权力和平交替仍然顺利完成，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未崩溃。川普及其律师团队质疑选举结果而在法律框架内提起法律诉讼，直到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接受选举结果，谤议甚多。但是，这个争议与仲裁环节，本来就是选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份。川普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只要不诉诸暴力，也是在民主制度下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民意表达，完全无可厚非。至于川普本人，在众说纷纭、群情汹汹的复杂环境中，仍然保持冷静而坚决拒绝采用武力解决争议，严守民主政治家的风范与准则，也还可圈可点。在行政权力和平交替之后，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结构完整无缺，美国社会也恢复常态而疗治残酷选战所造成的创伤。纽约港自由岛的自由女神像，依然光彩照人；美国这座世界民主灯塔，仍然光芒四射。 时与势没有转到中共政权一边 正因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大本营，这场选情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举世瞩目。全球民主人士固然全身心投入关注这场选举，独裁政权对这场选举的关注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今之世界，有能力和魄力置独裁政权于死地者，非美国莫属。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在确认川普败选之后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启核计划。西朝鲜独裁者习近平，也迫不及待地在2021年1月11日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上宣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习近平幸灾乐祸可以理解，但他关于时来运到、福星高照的判断，却只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实际上，关于民主制度衰败和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衰落的论调由来已久，而且这种论调也并非空穴来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产业重组，造成了民主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壳化和制造业工人的结构性失业，给这些国家带来重创，美国中部传统工业城惨不忍睹的“铁锈带”最为典型；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又使社会结构恶化、分化和断裂，得益于全球化的信息资本、跨国财团、政治权贵、城市白领等踌躇滿志，而在全球化冲击下利益受损的本土工业资本、本土中小业主、本土白领、本土蓝领等满腹愁楚；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也步步加深并展现两极化新态势，以全球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左派为一方，以反思全球化和保守主义的右派为另一方，党同伐异、势同水火。在政治层面，民主政治的绩效严重垮坡，职业政客、顶级富豪和知识精英同流合污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为谋取私利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司法和媒体高度政治化而损害中立与公正，良性的政党竞争时常沦为只论输赢不问是非的政治恶斗；宪政民主制度受到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日益严重的内部质疑、侵蚀和挑战；政商学媒各界都有相当人群对后极权主义党国削弱自由民主秩序的胡作非为以及党国资本主义败坏道德规范的罪恶行径丧失了战斗意志，甚至于降志辱身，背叛自由民主价值和道德原则与后极权主义党国进行浮士德交易。 川普出任美国总统，是一个转折点。2016年揭橥“让美国再伟大”和“抽干华盛顿沼泽”两面大旗的川普，被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选民送上总统宝座。这位完全没有从政经历的异类“政治素人”横空出世，成为气势如虹的政治领袖，体现著美国朝野的新觉醒。川普政府的努力，在“让美国再伟大”和“抽干华盛顿沼泽”这两个方面都初见成效，尽管因为川普本人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等性格弱点和在执政过程中蛮横任性、简单粗暴而广受诟病。 为了“让美国再伟大”，川普政府确立了以资金回流和重建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在税收和福利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保守主义思想路线、回归体现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美国立国精神；确立了以中共政权为头号敌人的国际战略，扭转持续了几十年的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政策，并与中共政权展开硬碰硬的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而且，在执政后期由国务卿彭佩奥团队著手组建以对付中共政权和重塑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全球民主联盟。为了“抽干华盛顿沼泽”，川普政府以多种方式向朝野上下展示职业政客、跨国财团、科技巨头和左翼主流媒体使民主国家误入歧途的风险，并提出了有效约束这些不健康力量的有益构想。 川普及其保守主义支持者对左派“政治正确”的冲击也卓有成效，尽管有矫枉过正之嫌。这里所说的“政治正确”，当然不包括左右两派有高度共识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左派“政治正确”指的是因为对平等和正义的片面理解而走火入魔，形成反噬自由民主的政治禁忌。比如，将捍卫和增进族群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推向极端而陷入道德相对主义，贬低以自由、民主、法治为核心价值的现代西方文明；在保护弱势族群的旗号下袒护专制主义传统和陈规陋习，甚至于义正词严地压制言论自由；将经济平均和结果平等确立为优先目标，使国家福利蜕化成有利于懒汉们不劳而获的剥削机制和不堪重负的赤字财政；给全球化涂上神圣光环，将民主发达国家对民族工业、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就业机会的正当保护妖魔化化为“右翼民粹主义”。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回潮，其主流是对已被“政治正确”扰乱的世界拨乱反正，打破禁忌踏踏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回归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因为左派“政治正确”已经导致极右势力的反弹，回归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削弱激进左翼“政治正确”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冲击，也是抑制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有效途径。 川普团队所开创的事业，不会因为川普败选而终结。他们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会为新的执政党、在野党及美国社会所传承。对川普团队所开出的药方及其疗效，可以见仁见智，但川普团队能确诊病灶并获得社会认可，就已功德无量。过去几个周的政治局势表明，在有条不紊的政府权力交替完成之后，美国朝野上下只能直面川普团队所揭开的问题、努力完成川普团队未能一蹴而就的事业。自由世界和民主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本来就远超中共党国以及与中共党国同床异梦的其他独裁政权。川普团队所开创的新局，已经为重击极权党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试过了川普单挑中共的战法，当今换转为拜登拉盟友一起对中共打组合拳的新战法，但愿能别开生面。 新冠疫情和大选乱象对美国及民主发达国家带来的困扰，并没有撼动他们的根基。反观中共党国，其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基本运数并未改变。表面看来，美国的大选乱象似乎给中共党国提供了浑水摸鱼的难得机会。党国宣传机器和遍布全球的“五毛”们，也确实抓住这个机会疯狂诋毁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对美国大选投入这么多的关注、卷入这么多的讨论和争论，既体现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浓厚兴趣，也给他们提供学习民主制度和民主选举的难得机会，这本身就是对中共党国专制形成挑战。出手重击中共政权的川普在中国民众和全球华人中获得广泛爱戴，折射出他们对中共党国的深仇大恨。 中共执政七十年来，一贯将它所制造的灾难扭曲宣传成为它领导抗灾的无耻庆典。这次也不例外，中共党国似乎又一次成功地将新冠疫情的种种人为灾难，掩盖于对习近平英明决策的歌功颂德、肉麻吹捧之中。但是，对疫情防控“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封锁信息隐瞒疫情造成病毒失控而流行全球的罪错，早已使他的个人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无可挽回的损毁。习近平及中共政权毫无忏悔之心的虚假宣传，只能引起世人更强烈的反感和更大的追责决心。 习近平在登基以来，丧心病狂地系统迫害异议人士、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碾压香港自由民主、对特定族群施行文化灭绝，并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通过选择性反腐大规模清洗政敌，大开历史倒车，重演个人独裁及个人崇拜、妄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拖回到极权社会，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这些暴政恶政已经怨声载道。习近平从政以来从来就没有可资炫耀的政绩，登上大位之后也只是增添了雄安新区、一带一路之类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他倒行逆施不断加速国进民退并重启党组织对经济的直接管控，进一步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的经济滑坡越来越严重，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已经危如累卵。 习近平为了收割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支持来弥补执政合法性的缺失并巩固他个人及中共党国的专制统治，野蛮地推行战狼外交，在中国周边以及全球内张牙舞爪，特别是与美国交恶，使得外强中干的中共政权更加内外交迫、风雨飘摇。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中共党国被历史淘汰之步伐在日益加速。心智清醒、良知未泯的党国庙堂中人何尝不想使中共脱胎换骨、使中国和平演进到宪政民主，以偿还孽债自我救赎。习近平死不改悔，继续带著末日疯狂装神弄鬼，难逃祸起萧墙之噩运。 中国自由派唯有齐头并进 这次美国大选中的意外不幸，是中国自由派的又一次撕裂，而且是范围最广、裂痕最深的撕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本就庞杂。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至少有自由知识份子、中共党内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人士六路人马，在中国企业家阶层等其他社会群体中自由派人士也在所多有。中国自由派有捍卫人权、追求宪政民主的共识，但其内部的思想源流及思想成熟程度差异很大，更不用说他们在政治倾向、对中共的判断、对美国及国际社会的认知、对民主发达国家内部左右之争的体会、对保守主义及其他思想流派的取舍等议题上的种种分歧了。正因为如此，中国自由派一直为内部分裂和纷争所困扰。 中国自由派中的大部份人挺川，至少有两个很简单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他们支持川普团队对中共政权的有效打击。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共政权连续施行姑息和绥靖政策达几十年之久，使中共政权日益壮大成为全球专制主义大本营，并有足够的实力对内全面打压中国的自由民主、对外挑战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川普团队扭转了这种局面，正确地将中国政权确定为头号战略敌手，并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从点到面、由表及里对中共政权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打击。中国自由派挺川人士担心几十年来一贯亲共并与中共政权有利益勾连的拜登会重蹈覆辙、重走对中共政权姑息和绥靖的老路，甚至期待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再接再厉对中共政权施行致命打击。另一个理由是这些对左祸有切肤之痛的中国自由派，几乎对左倾思想深恶痛绝。他们对西左也深怀戒备，因而在美国内政方面支持川普团队的保守主义倾向，赞同他们在政府责任、市场规范、税务负担、公共开支、家庭传统、宗教传统、移民政策等方面的保守主义政纲。 中国自由派中一部份人激烈反川，理由也并不复杂。他们全盘接受西方媒体界和学界同行对川普的指控，将川普定性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偷税漏税的奸商、白人至上主义者、谎话连篇的流氓骗子、破坏美国民主的独裁者。平心而论，川普的政敌们依照门户之见给川普贴上的这些负面标签，言过其实，本不足为训。但川普在个人性格上的瑕疵和鲁莽任性的言行，确实授人以柄、树敌太多、自招其祸。 既然分歧和撕裂因美国大选而起，也应随大选尘埃落定而烟消云散。挺川派所托非人，反川派误判误伤，皆随历史翻篇而成过去。毕竟，双方都激情澎湃地捍卫自由民主，都热切期待中国的宪政民主。国运不佳，中国宪政转型大业一波三折。负重致远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其相处之道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超越内部分歧，同心协力勇往直前；中策是退而求其次，像“反送中运动”中的港人那样，“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最不济的下策则是横炮自戕、相互拆台。慎思明辨，中国自由主义同道没有理由选择自毁前程之下策。 2021年1月30日 来源:纵览中国 作者冯崇义是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
沉闷之极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于十月二十九日草草收场。当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毫无新意。有的只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这一类无聊之极的假话空话套话，以及”两个维护”、”三大攻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五位一体”、”六稳工作” 、”六保任务”之类俗不可耐的廉价口号。官媒上千篇一律刊载的那些木偶般齐刷刷的举手姿势，更是不堪入目。 当然，世人最感失望之处，还不在于此次会议之沉闷无聊，而在于会议再次显示习记中共中央反省纠错能力的缺失和怙恶不悛的顽劣蛮横。 中共政权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客观现实，世人有目共睹。冥顽不灵的习近平逐步将中国拖入绝境种种倒行逆施，早就招致天怒人怨。海内外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为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对习近平及中共顽固派的系统批判，自不待言。自从2016年3月国内官方网站”无界新闻”转载海外媒体敦促习近平辞职公开信，坊间一直流传体制内人士要求习近平下野谢罪的各种消息。每年7、8月间，关于邓朴方、李克强或汪洋在党内幕后势力支持下牵头倒习、带领中共改弦更张的美丽传说，不绝于耳。今年5月，网上甚至广泛流传假托邓朴方名义的《给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开列15个重大问题叫板习近平，并要求两会代表就制定”妄议罪”和”不知敬畏罪”、修宪取消任期制、定于一尊当皇帝、隐瞒疫情真相和拖延防控时间而导致武汉肺炎蔓延全世界、重拾早已被世界所淘汰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对外四处大撒币、破坏香港一国两制、驱使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造成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恶化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等等错误，追究习近平的责任。 这些中共高层异动的传言，未必都是空穴来风。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全线崩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告终结之后，中共政权早就丧魂落魄、风雨飘摇。习近平登基以来祸国殃民的各种折腾，对一心只想岁月静好的各级官员也是很大伤害。这些在改革开放年代沁润于欧风美雨、多少认同现代性和普世价值的官员们，本就不应任由习近平大开历史倒车、不应为习近平车毁人亡殉葬。 可悲的是，那些位高权重、能够使习近平”祸起萧墙”的党国要人，已经整体平庸到不可救药的程度。面对僭主暴戾、国事日非，他们丧失了放手一搏、为民请命的正常勇气和行动能力。他们甚至已经丧失了绝地反击、奋起自卫的一夫之勇。2012年习近平登基以来，走的是玩弄帝王权术、以黑治国的路径，抓住官员把柄以反腐名义各个击破、逐步专权。成为习近平打击目标的庙堂中人，各自打小算盘明哲保身，直到大祸临头也仍然噤若寒蝉、束手待毙，一个个身陷囹圄、灰头土脸。正是针对此情此景，资深中共党建专家蔡霞在今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叹息中共已是一具”政治僵尸”。 对于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人类而言，不幸之处远不是中共堕落腐化为一具”政治僵尸”，而是中共的魔怪之本性未改、继续造孽人间。1927年上山落草之后，中共的核心骨干本就蜕化为一群打家劫舍的山匪。他们”打江山、坐江山”，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所以将中共定性为魔怪，是因为中共干着”打江山、坐江山”的罪恶勾当，却理直气壮地打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解放全人类”的骗人旗号自欺欺人。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全线崩溃，得益于部分身居要津的共产党人的观念转变。他们经过长期的反省反思，认识到共产党人所实行的一党专整罪孽深重，在面对国民的强大民主诉求时良心发现、人性复苏，对大规模杀戮无辜平民以保卫已经失去民心的政权，有不忍之心。因而他们及时选择妥协退让，放下屠刀、将功赎罪。中共政权至今未倒，关键因素是中共魔性未改、保持着无底线的残忍凶狠。中国八九民运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苏联东欧各国的民运望尘莫及。这场波澜壮阔的民运，也曾促使包括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党政军一大批干部妥协退让，终因邓小平等顽固势力魔性大发、野蛮屠城而功亏一篑。 1989年6月的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大清洗，无情地打断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也无法完全阻止中国政治文明的向前发展。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去魔征程，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死亡之后。中共去魔征程晚了20多年，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毛泽东死亡之后。共产暴政之下，党开始去魔，也就是党国的”去极权化”。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在文革噩梦中觉醒的民族先驱已经庄严宣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再愚不可及，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伴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去极权化”为核心内容过程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从一个极权国家转变为一个后极权国家。一党专政还在，但领袖独裁和个人崇拜已被”集体领导”所取代；党对社会的控制还在，但是党被迫向个人自主和市场经济出让了部分空间；文化专制还在，但是思想界的党国意识形态痴迷信仰已被相互欺骗的犬儒主义所取代、马列毛的一统江湖已经让位于古今中外各种意识形态争奇斗艳的多元世界；枪杆子和刀把子依然掌握在专政党的手中，但是党国的镇压意志已在人性复苏和人权觉醒的大潮中大幅消退。 蒙受1989年6月的大挫败，中国民主运动沉寂了整整十年又以新的方式起死回生。其标志性事件包括：1998年，思想界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正式横空出世、政治界的民运人士正式组建”中国民主党”、宗教界的基督教 “家庭教会”从地下组织转为公开活动。1999年，法轮功信众在遭受镇压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奋起顽强抵抗。特别是到了2003年，以自由主义普世人权为思想支撑，遍及社会各界的公民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浩浩荡荡。 在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和公民维权运动相互激荡之下，中国公民社会迅速成长，草根非政府组织遍地开花而多达大约五百万个。”维权”与”宪政”成为强势话语，风靡网络、家喻户晓。以朝野互动落实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这一途径推动中国宪政转型的思路，变得越来越引人入胜。”宪政”话语变得如此时髦，它不仅被纳入了官方话语体系，而且使体制内也分化出”社会主义宪政派”和”儒家宪政派”，欲与自由主义主流宪政派争一高低。在2012年习近平无功受禄而登上大位之时，随着妄图复辟文革的薄熙来”重庆模式”的败亡和维稳沙皇周永康的式微，”维权运动”与”维稳体制”形成相持不下、一决雄雌之对峙，只要向前迈出一小步，便是中国宪政转型之新局。中国之国运坏到极处，党国大权在此关键时刻偏偏又落入极为阴险狡诈的极权主义者习近平之手。 我在《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一文中，系统分析了习近平复辟极权统治的主要表现和社会基础。必须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倒行逆施放在中国宪政转型的大格局中考察，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这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上文提到的假托邓朴方名义发表的《给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开列的十几条罪状都只是按照中共党内规矩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拿上台面说事的错误。习近平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是他以黑治国，摧残窒息初生的中国公民社会，堵死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道路，妄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从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 习近平一面高喊”肃清薄熙来、周永康的余毒”，一面继承薄熙来、周永康的路线，并且变本加厉地将血淋淋的”维稳体制”推向极端。周永康所推行的”政法委模式”，是在表面上承认公民维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偷偷摸摸的法外施法，对冒头的维权运动和维权人士实施”斩草”式镇压；习近平所推行的”国安委模式”，则是系统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规，实际上取消了公民维权的合法性，对冒头的和潜在的维权运动和维权人士理直气壮地实施”除根”式监控和剿灭。正是随着”国安委模式”的全面推行，习近平当局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剿灭了”新公民运动”；2014年基本摧毁了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2015年瓦解了以维权律师为核心的草根维权运动领袖群体；2016年完成报刊整肃和”清网”行动，民间自由派网络意见领袖全军覆没，在体制内追求新闻自由和专业化而独领风骚十余的南方报系彻底沉沦，连有党内元老广泛支持的体制内开明刊物《炎黄春秋》也未能幸免于难。实体的公民社会无法继续从事组织化行动，作为全国性公民社会替代物的互联网，也无法继续发挥其社会动员和组织协调功能。 还应指出，习近平所犯下的这一系列滔天大罪，他的那些党国同僚也是共谋共犯。正是他们在危亡之秋乞灵于极权专制，成就了习近平的狼子野心。他们与习近平之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但他们在打压人权民主、捍卫统治特权的种种恶行中，习近平共存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习近平与王岐山之间的关系，最具典型意义。王岐山一方面非常不满习近平对他的猜忌和防范，另一方面又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极权主义信念臣服于习近平助纣为虐，沦落为明代东厂厂公那样的酷吏角色也在所不惜。”习家军”是那些由习近平拉帮结派、施恩提拔上位的闽浙旧部以及军警官佐，与习近平一样德不配位。他们受宠若惊，借助极权机制作威作福、谋取荣华富贵，甘当鹰犬打手效忠习近平，与当年党卫军效忠希特勒可有一比。 庙堂中并非没有清醒之人，特别是那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官员，在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形成现代性知识结构、熟悉自由主义价值理念，显然有别于缺失现代教育及现代知识结构、浸淫于极权主义价值理念的习近平及其跟班们。他们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戕害国计民生的黑暗内政以及狂热民族主义的战狼外交，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对万马齐喑、百孔千疮的社会现状以及断崖式崩溃的险境，难免忧心忡忡；他们对习近平培植爪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种种胡作非为，更有切肤之痛。被边缘化和随意侮辱的李克强等人，偶尔会发发牢骚或者在内政外交上展现一些务实之举以示有别于习近平。困惑彷徨的各级官员，当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进行懒政怠工”软抵抗”也在所多有。但是，或者是因为党国利益共同体的纠缠和牵连，或者是因为眼界见识的局限，他们迄今为止没有能力超越体制或者舍不得与体制割席，下不了决心脱胎换骨、弃暗投明。宁可依附于党国体制，如履薄冰、朝不保夕，逆来顺受、窝囊透顶地苟且偷生，也不敢分道扬镳、拼死一搏、公开挑战习近平。 这样一来，世人是否只能对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前景悲观绝望？明显的答案是，历史和现实都激励世人保持乐观。中国走向共和之后，曾有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结果都是昙花一现。蒋介石醉心于”军政”和”训政”，为”攘外安内”疲于奔命，但终生不敢颠覆”宪政”的既定目标；其子蒋经国晚年大彻大悟，认识到”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而开放党禁报禁、完成中华民国的宪政转型。毛泽东背叛宪政和”人民共和国”庄严诺言，将一党专政加领袖独裁的极权主义统治推向顶峰，但在晚年只落得众叛亲离凄凉境地，与一群”妃子不像妃子宫女不像宫女”的晚辈女伴反复吟哦《枯树赋》：”既伤摇落，弥嗟变衰。······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权欲熏心、痞气十足的习近平装神弄鬼，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时下这股复辟极权之逆流，显然是重蹈独夫民贼袁世凯、毛泽东之覆辙。 缺乏法理合法性的专制政权，一旦遭遇部分觉醒民众的挑战，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败亡。在当前中国这场复辟极权和宪政转型的生死较量中，力量对比已经明显向后者倾斜。在国内已出现人心思变的新运道，由于”天下苦习久矣”，知识界恶心、企业界寒心、政界灰心、底层揪心，都与”习核心”离心离德。在海外已形成天下灭共的新格局，民主国家或者单挑或者联手，都在以不同方式围堵中共。当民变、兵变、政变相互激荡的时刻到来，党国镇压意志终会土崩瓦解，孤家寡人习近平终将一败涂地，届时再大声哀叹”竟无一人是男儿”，有识之士岂能为痞子陪葬？ （作者为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